題記本卷是中國近代史的後編，論述1919 至1949 年的中國曆史。
1919 至1949 年的中國曆史，在經濟形態和階級關系上，同近代前編（1840—1919）的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所不同的是，自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無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馬克思列甯主義傳入了中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革命面目煥然一新。中國的民主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本卷的編寫小組是于1987 年12 月成立的，主編為王檜林、郭大鈞、魯振祥三位同志。王檜林同志，1925 年生于河北省樂亭縣，1952 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後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名譽會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特別會員等。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戰爭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編《中國現代史》（1919—1949）、《中國現代史》（1919—1987），《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主編之一），《中國通史綱要續編》（參加撰寫）。主要論文有：《關于建立中國現代史科學體系問題》、《五四時期民主思想的演變》、《論“二次革命論”》、《從“九一八”到“雙十二”蔣介石的對日基本政策和處理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總格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程——三條路線、兩種斗爭、一個結局》等。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的第三章和乙編綜述。
郭大鈞同志，1935 年生于上海，1958 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參與編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三卷）、《中國現代史（1919—1949）》、《中國現代史（1919—1987）》、《中國通史綱要續編》、《中國現代史研究入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書，與人合著《浴血八年樹豐碑——受降與審判》；主要論文有《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演變》等。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六章。
魯振祥同志，1938 年生于河北省薊縣（今屬天津市）。1960 年畢業于河北師院曆史系，1963 至1965 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學習。先後任教于河北師范學院曆史系、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曾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主任，研究員。合作編撰《中國現代史》、《中國共產黨思想史》、《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內爭外患的交錯》、《百年國恥》，《中國現代史研究入門》等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論文有：《五四運動研究述評》、《近代愛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選擇》、《孫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理論探索》、《略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形成與確立》、《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的提出和中國革命理論的成熟》、《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若干問題》、《建國初期周恩來的幾次理論思考》等。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的第二章（與朱漢國同志合撰）；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六章（與巫紹泉同志合撰）、二十四章。
參加本卷撰寫工作的同志依次有：張憲文同志，1934 年生于山東省泰安市。1958 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曆史系，留校從事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任曆史系主任等職，現任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曆史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教委高等學校曆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等職。主編大型中華民國史叢書40 余種，主編和獨著的主要著作有《中華民國史綱》、《中國現代史史料學》等。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的第一章。
朱漢國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的第二章（與魯振祥同志合撰）；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九章。
楊直民同志，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一章。
劉先覺同志，東南大學建築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節的建築部分。
顏元亮同志，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二章第一節的水利部分。
黃晞同志，水電部科技情報研究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電力技術》主編。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節的電力部分。
李進堯同志，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開發科學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編輯。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國金屬學會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吳坤儀同志，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所教授。關錦鏜同志，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他們為本卷共同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節。
杜金銘同志，西南交通大學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節的鐵路部分。
席龍飛同志，武漢交通科技大學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節的造船部分。
張柏春、胡維佳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他們共同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節的汽車部分。
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節的航空部分。
鍾允若同志，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主任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節的通信部分。
柴文官同志，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節的兵器部分。
盛維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學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節的化工部分。
周啟澄同志，中國紡織大學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節的紡織部分。
王詩文同志，云南省設計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節的造紙部分。
張樹棟同志，印刷工業出版社副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節的印刷部分。
金德群同志，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教授、中國現代史學會當代方志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三章。
隆武華同志，財政學博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現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工作。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徐錫祺同志，北京教育學院曆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八章；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五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二章。李占才同志，江蘇蘇州鐵道師范學院曆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七章。
田百春同志，《求是》雜志社政治理論編輯部副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九章。
王永祥同志，南開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蔡德金同志，1958 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法政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抗日戰爭、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問題的研究，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專著多種。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五章。
馮蕙同志，1958 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編審。她與李捷同志為本卷共同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一章。李捷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助理、研究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秘書長。他與馮蕙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一章，並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
韓榮璋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馬列系主任、教授，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全國毛澤東思想專業委員會顧問。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或合著有《周恩來外交戰略》、《周恩來年譜》等，並撰有論文多篇。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二章。
陳紹疇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編著合著有《劉少奇在白區》、《劉少奇年譜》等著作，並撰有關論文多篇。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章、十一章。
王紀一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章。
朱志敏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章。
唐寶林同志，1964 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執行會長、《陳獨秀研究動態》主編。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章。
李少兵同志，曆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二章、四十五章。
羅敏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讀博士研究生。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三章。
李茂盛同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四章、二十三章。
耿向東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六章。
王宗榮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教授、解放軍出版社特約編輯。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七章。
郭曉合同志，廣西師范大學曆史系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十八章。
習五一同志，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岡山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一章。
李起民同志，北京鐵道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全國鐵路中共黨中會會長。
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陳興唐同志，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研究員、《民國檔案》雜志前任主編、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周天度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華民國史編委、蔡元培研究會理事。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九章、三十一章。
歐陽禮泉同志，北京商學院講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岳梅同志，北京市外國語學校一級教師。顏江紅同志，中國科學院中科集團人事處干部。她們為本卷共同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二章。
公茂虹同志，北京市委宣傳部干部，曆史學博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三章。
孫茂生同志，中國工運學院曆史系教授。孫向遠同志，武漢工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研究生、國家建材局機關黨委副書記。他們為本卷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
周暹同志，《北京日報》編輯。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三十八章。
耿云志同志，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章。
鄭大華同志，曆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一章。
葉麗瑹同志，中國工運學院副教授。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二章。
孫立峰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漢語中心教師。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李漢松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左玉河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六章。
段萬倜同志，1949 年7 月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1953年10 月至1964 年4 月，擔任李四光先生的秘書。現為地質礦產部地質力學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王元同志，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數學會理事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錢振綱同志，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李岫，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茅盾研究》雜志副主編。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章。徐慶平同志，中央美術學院外國美術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導師，徐悲鴻紀念館副館長，中國書畫家聯誼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1981 年至1985年曾在法國進行美術史研究，獲巴黎大學美術史博士學位。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一章、五十二章。
劉乃崇同志，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1948 年進入解放區，曾先後在華北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事業管理局、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編審。現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戲曲學會理事、北京京劇史研究會理事。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張奠宙同志，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五章。
丁蔚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程維樞同志（1914—1997），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氣象局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原中國氣象局總工程師、副局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王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張藜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五十九章。
張九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六十章。
羅桂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蔡景峰同志，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六十二章。
林文照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的第六十三章。
何紹庚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負責本卷科技部分的全部組稿審閱、定稿工作。
張皓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曆史學博士、曆史系教師。他為本卷做了圖版資料的搜集工作。
劉雪英同志，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為本卷做了編目及選圖工作。本卷圖版由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宮偉同志翻拍。
本卷的編撰是在幾乎全無依傍的情況下編寫的。在編寫過程中，遇到了不少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正常的。我們只有努力，盡先解決比較重要的問題，能解決多少寫多少。曆史上還有許多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做長期的打算，不能著急，更不能草率從事。我們的任務是還要和同志們一齊繼續努力研究下去。
蔡尚思同志和李新同志分別為本卷上、下冊題寫了書名，在此謹表感謝。
白壽彝1998.7 月于北京中國通史甲編序說第一章文獻資料第一節檔案檔案的典藏馬克思在《答布倫坦諾的文章》中說：“我的《資本論》一書引起了特別大的憤恨，因為書中引用了許多官方材料，來評述資本主義制度，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從這些材料中找到一個錯誤。”馬克思的話道出了檔案材料的重要性。
近百年以來，我國各時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視曆史檔案的整理與保存。
1912 年1 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3 月黃興、胡漢民、宋教仁等97 人，上書孫中山要求設立國史院，孫中山批示同意。其後，幾經周折，至1947年1 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國史館。1930 年5 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這兩個機構，典藏著民國時期絕大部分國家級的重要檔案。1949 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國民黨黨史會的檔案全部遷往台灣，而國史館的檔案均留在了大陸。
1951 年2 月，以原國史館的史料為基礎，並接收了原國民黨政權各部門殘留在南京等地的檔案，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1964 年4 月更名為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著從1912 年至1949 年中華民國時期各中央政權的大量檔案，其中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廣州大元帥府、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的珍貴檔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會、署、廳的檔案。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是該館典藏的主要部分，數量也最多，包括國民政府五院和各部、會、局、署的檔案。除此之外，還有汪偽政權和其他漢奸政權的檔案、著名人物的檔案等。如果將該館檔案排列起來，總長度可達40 余公里。顯然，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資料寶庫。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曆史檔案的整理與保存。在建黨初期，在十分艱苦的斗爭環境中，也保存下來一些珍貴史料。這些材料成為研究黨的早期曆史的重要依據。
1936 年後，中共中央和革命根據地的軍政機關，逐步建立檔案管理機構，進一步健全檔案管理制度，但是殘酷的戰爭也給檔案史料造成重大損失。艱難保存下來的一批革命曆史檔案，1949 年後運往北京。1954 年，設立了國家檔案局，1959 年又建立了國家檔案館。各省市也相繼建立了檔案局（館），從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個收集、整理、保存曆史檔案的完善的檔案事業體系，為曆史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其中中央檔案館存有檔案66 萬卷，資料150 萬冊，聲像檔案8500 余盤。其范圍包括：中國革命先驅者們在從事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等活動中形成的檔案資料；中共中央及其直屬機構和派出機關形成的檔案資料；蘇維埃紅色政權、抗日民主政權、解放區民主政權及政協、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形成的檔案資料；中央國家機關形成的檔案資料；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老一輩革命家、著名社會活動家的手跡、書信、日記等，還有與館藏檔案有關的聲像檔案、照片檔案及黨、政、軍、群機關編輯出版的報紙、刊物和各種文獻資料。
“文革”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又相繼建立了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機構，不僅征集了許多口碑資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貴的曆史文獻。
如前所述，國民黨當局去台灣時，也帶走一批重要曆史檔案。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據說它收藏的檔案有45 萬件以上，多是國民黨的原始檔案。如孫中山的手稿、墨跡、著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劄、日記、著作；國民黨各個曆史時期的史料及曆次曆屆全國代表大會、全會、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會議原始文件等。另一個收藏曆史檔案的重要機構，是在台北新建的國史館。據稱，它收藏的各種史料達400 余萬件（冊）。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自1927 年到1948 年間的檔案及一些人物專檔。近年，蔣介石的“大溪檔案”也移交到國史館保存。台灣近代史研究所保存著一批北洋政府的經濟和外交檔案。其他有關部門還保存著戰爭年代國民黨獲取的共產黨檔案以及軍事檔案。我們相信，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及海峽兩岸關系的不斷改善，兩岸的曆史檔案部門將會為中國曆史科學的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已公布的重要檔案近年來，檔案部門陸續公布、出版了一批檔案。這些曆史檔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六大以來》（上、下冊）和《六大以前》1942 年至1944 年，中共中央為了使全黨對曆史上所犯的幾次錯誤，統一認識，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因而對一些曆史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作出了《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為了幫助高級干部學習黨的曆史，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毛澤東主持下，編輯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兩部書。
《六大以來》是1941 年12 月在延安編印的有關黨內文件，1981 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內容包括1928 年至1941 年11 月間中共曆次會議的決議，中共中央的決定、指示、布告、宣言、聲明等，涉及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宣傳教育問題及工青婦運等。約收錄文件500 篇。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來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斗爭活動。這些文件，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價值。戰爭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來》中都保存下來。
《六大以前》是1942 年10 月編印的，1980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內容主要是中共創立至六大前一些黨的領導人的講話、文章，也有一部分黨的決議、宣言、政綱等。主要取材于中共的機關刊物《向導》和《中國青年》等。
這兩部文件資料彙編，來源可靠，內容准確，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依據。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五十年代，在一個相當時期內，中共曆史文件公布甚少，給教學研究帶來一定困難。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了適應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教學需要，1957年印刷了一套《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共三批，均活頁文選。其內容主要是中共曆次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後幾次全會、政治局會議的決議，還有中共對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這批材料，除《六大以來》，在五十年代是選印黨內文件最多的一套資料彙集。由于它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因此材料來源可靠，內容准確。但它主要選編了一些黨內會議和黨內斗爭的文件，取材面不廣，有較大的局限性。該套資料，1978 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1980 年至1981 年間，由中央檔案館選編，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內容包括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和中央檔案館館藏的一大至六大的決議、宣言、黨綱、黨章等。這些文件雖然有的曾經公開發表過，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檔案館根據檔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為研究中共曆史的基本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在原《中共中央文件彙編》（59 卷）基礎上選編，並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1983 年開始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陸續出版，共計16 冊，內部發行。1989 年至1992 年再版公開發行，改16 開本16 冊為大32 開本18 冊，總計800 萬字。它是當前規模最大的一套中共中央文件選輯，選材范圍自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內容包括中共中央各個時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報告、文章。涉及的面較為廣泛，反映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斗爭曆程。其中許多文件首次公布。由于“選集”是中共中央檔案文獻部門編選的，因此這套史料的准確性、權威性和學術價值是很高的。
《中共黨史資料叢書》為了配合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教學與研究，八十年代以來，由中央檔案館陸續編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其內容主要是現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問題。如《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 年至1926 年）、《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7 年至1933 年）、《北伐戰爭——資料選輯》、《南昌起義——資料選輯》、《秋收起義——資料選輯》、《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和《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曆史檔案。如《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對時局的分析，並由此提出了黨的斗爭任務和策略方針，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檔案文獻，是研究這一時期革命運動的重要依據。
《革命文獻》1949 年以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曾在南京編印出版過《革命文獻叢刊》。到台灣後，1953 年繼續出版，稱《革命文獻》，由羅家倫主編，將黨史會收藏的檔案史料選編出版，目前已經出版117 輯。它是目前台灣地區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檔案史料彙編。它按照時間順序，選印興中會史料、同盟會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討袁史料、護法史料、中華革命黨史料、中國國民黨改組史料、國民革命軍統一兩廣史料、國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戰史料等。它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五十年代，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曾挑選一批民國時期重要檔案，彙編成《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共244 冊，2190 萬字。七十年代末，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在上述彙編基礎上，編選《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由江蘇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輯45 冊，並繼續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選自南京臨時政府、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它的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眾運動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華民國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套檔案史料彙編，是研究中華民國史的必備參考書。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在編選《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的同時，又編輯了專題性的檔案資料叢刊，分別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經出版的有《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直皖戰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兵變》、《善後會議》、《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周佛海日記》、《中華民國金融法規選編》、《民國外債檔案史料》、《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等。“叢刊”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檔案史料，對推動這些專題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共同編輯，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它按照專題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偽滿和汪偽政權”、“東北曆次大慘案”、“偽滿警憲法西斯統治”、“華北大掃蕩”、“日軍在各地暴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經濟掠奪”、“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軍自1931 年至1945 年間對中國的侵略、掠奪和殘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檔案館館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華史料彙編。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這套資料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根據典藏檔案，由秦孝儀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內容包括抗日戰爭的背景、作戰經過、戰時外交、戰時建設、抗戰時期的中共活動、偽政權偽組織和戰後中國等方面。編者在“前言”中說：“所收史料，絕大多數為未經發表之檔案，一般性之史料及業經公開發表者，不予收錄。”可以說，這部檔案彙編，對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正面戰場、蔣介石的政策、中外關系、國統區和淪陷區，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地區或專題性的檔案史料除上述大型檔案資料彙編外，近二十年來我國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較重要的地區性或專題性的檔案史料。如：各省市檔案館，編輯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區曆史的檔案材料。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檔案史料叢編》，由上海檔案館編選，內容有《1927 年上海商業聯合會》、《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運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由山東省檔案館等編選，共出版23 輯，反映了1923 年至1949 年10 月間中共山東地方組織、群眾團體和地區行署的各方面活動，為研究山東地方曆史提供了可靠依據。其他的還有《河北省檔案史料集》、《遼甯省檔案館檔案史料專輯》、《江蘇革命史料選輯》、《浙江革命曆史檔案選編》、《安徽現代革命史料叢書》、《福建檔案史料叢書》、《福建省檔案史料集》、《廣東檔案資料叢刊》、《民國時期廣東省政府檔案史料選編》、《廣西曆史檔案資料選編》、《云南檔案史料叢編》等。這些檔案史料均由有關省區的檔案館選編出版或內部發行。對相關省區的曆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專題性的檔案史料，各檔案部門則不斷選編出版，數量很多，不勝枚舉。如由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聯合編輯、檔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變檔案資料選編》，選錄了有關西安事變的史料約321件。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華日報》，輯錄了重慶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成都市檔案館、昆明市檔案館的檔案，對國民黨如何迫害《新華日報》提供了確鑿史料。由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和南京市檔案館合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為中外學者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提供了可靠依據。由檔案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系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聯合編選，對深入研究紅軍長征的艱難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檔案館還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將檔案做成縮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做的縮微品有《南京臨時政府檔案》137 卷，《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檔案》138 卷，《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檔案》475 卷。第二節資料叢刊除上述重要的檔案史料外，還有一些內容廣泛、真偽混雜，需要認真考訂的史料叢刊，由于這類史料十分龐雜，只能就其中一些基本的史料作些介紹和述評。
《民國叢書》該叢書由上海書店于1989 年開始影印出版。叢書主編周谷城在“序”
中說：“民國叢書的編纂出版，從根本上說，正是為了保存史料、搶救文獻、了解時代，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他認為資料大彙，便是書籍，民國時期出版的各類圖書，是中華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民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新舊思想沖突，產生了許多學術著作和曆史資料。“民國時期出版的各類圖書，總數約在10 萬種以上。其中雖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認，確有許多精華及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傑作”。
該叢書從10 萬種書籍中，精選3000 種左右編成10 輯，陸續出版。目前已出版5 輯。分為11 大類，即哲學、宗教類；社會科學總論類；政治、法律、軍事類；經濟類；文化、教育、體育類；語言、文字類；文學類；美學、藝術類；曆史、地理類；科學技術史類；綜合類。該叢書，目前為國內影印出版的規模最大的一套書，它為中國現代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這是台灣出版的最大的一套近現代史史料叢書，由沈云龍主編，由文海出版社自1966 年10 月開始影印出版。到1973 年末，出版史料100 輯，1278冊。主要為清末至民國初年的史料，也有不少關于北洋軍閥和國民政府時期的史料。其中有關于曆史事件的記載，有中外交涉史料，有各種考察和游記，有各種會議記錄，有關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史籍，更多的是著名人物的文集、全集、信劄、日記、年譜等。整個叢書內容極其廣泛，反映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由于它收錄的書刊面廣量大，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也有些書刊，內容龐雜，甚至觀點荒謬，史料不准確。如沈云龍撰寫的《中國共產黨之來源》，其所用史料，均不可信。
1974 年後，沈云龍又主編出版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已出版93輯，1006 冊。近幾年陸續出版第三編。
《近代稗海》榮孟源、章伯鋒主編，1985 年8 月陸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輯出版。其內容包括自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多年間，有關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資料。編者表示，《稗海》“選材都經過鑒別，不收偽品；盡力在各篇資料之前說明其來源、版本、階級性及可注意之處..至于考訂記事，一因編輯能力有限，二因資料書中難容考訂的文字，所以必須等待史學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寫文章，這里一般只提供資料”。如第14輯選錄了《北伐陣中日記》，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編寫，從1926年7 月至1928 年5 月逐日記載，基本上反映了北伐戰爭各次戰役的概況，記載甚詳。《稗海》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集。
《北洋軍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武漢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共6 冊，反映1912 年至1928 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曆史，內容包括北洋軍閥的由來，北京政府及民初政黨，袁世凱及其嫡系直皖軍閥的政治統治與內政外交、各派政治勢力與軍閥派系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全書史料，主要來源于文獻檔案、未刊稿本、政府公報、有關專著、回憶錄、文集、報刊中的文電記載及外文史料等。有的全文輯錄，有的選錄。這是一部研究北京政府與北洋軍閥的重要史料集。
《北洋軍閥》來新夏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5 冊，亦是研究北洋軍閥的一部大型史料集。反映1912 年至1928 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曆史，內容包括北洋軍閥建軍、袁世凱的統治與洪憲帝制、皖系軍閥與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與直奉軍閥，並設有軍閥人物志、大事記、論文索引等。本書選錄的范圍，涉及檔案、傳記、專集、雜著、報刊等。作者表示“盡可能選錄一部分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始資料和流行較稀的成書”。如“從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選錄的第一次直奉戰爭資料，比較完備地反映了戰前的輿論准備、戰事中直系的財政支出狀況等”。本書與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北洋軍閥》一樣，都是研究北京政府與北洋軍閥的重要史料集。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197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開始編寫《中華民國史》。為了積累編寫這部巨著的資料，由近代史研究所編輯、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其內容包括大事記、人物傳記和專題資料三方面。大事記詳細地記述了自1905 至1949 年間重大曆史事件。人物傳記就民國時期近千名重要人物生平事跡，作了實事求是的敘述。專題資料，涉及的面廣泛，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如已出版的有《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閻錫山與山西銀行》、《馬歇爾使華》、《中國農民銀行》等多種。其中，有些譯稿甚有價值。如《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根據大量日本參謀本部的檔案文件編寫的。它雖然公開為日本侵華辯護，但該書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對研究抗日戰爭有較高學術價值。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自1968 年9 月開始在台北影印出版。先後由羅家倫、黃季陸、秦孝儀擔任主編。是一部較大規模的史料叢書，主要選錄一些辛亥革命後比較少見的報紙、期刊、政府公報，以及軍事、經濟史料和專著。如1915 年出版的《中華新報》，抗戰時期的《戰時交通》、《戰時中國報業》、《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報告》以及《長沙會戰紀實》，都是比較罕見的孤本。該叢編對保存史料，推動學術研究是有益的。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這是在台北出版的一部大規模的史料集，由“國史館”編纂。它的體例，是按照年、月、日順序，記述曆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問題。從形式上看，它類似大事記，但它的最大特色是對每件大事都輯錄了許多相關史料，這對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編者在“凡例”中稱：“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庫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采當時之報章、雜志及專家著述。”該紀要記述的范圍，始自1894 年興中會成立，分年編次，舉凡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活動與變遷，無不廣為搜羅。該紀要確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
《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人民出版社自1978 年開始陸續出版。先後有《新民學會資料》、《一大前後》、《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馬日事變資料》、《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資料選輯》、《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回憶錄》、《一二九運動資料》、《西安事變資料》、《百團大戰史料》、《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概況》等問世。該叢刊對所列專題，均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以使人們對該專題的概貌有所了解。在這套書出版之後，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與之相類似的叢書，即《中國共產黨曆史資料叢書》。該叢書也按專題整理，如《共產主義小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蘇南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南京局》等。這兩套資料可以互為補充。《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8 冊。它所選輯的文件，凡能找到原件的，均與原件核對過，史料比較准確可靠。該資料按照曆史進程，對每個重大曆史事件，都選錄了一二篇代表性資料或代表人物的文章，有助于讀者了解基本的曆史事實。但該書不足處，是取材于報刊資料較多，新的檔案材料甚少。八十年代後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1919 至1949），共6 冊，可以與上述資料集互補。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曾在1979 年編輯了一套《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先出11 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又續編7 冊（改名《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該書除民主革命時期總計18 冊外，另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若干冊）。內容十分豐富，對教學科研影響甚大。惜為內部交流使用，未公開出版。《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1955 年開始主編這套大型資料叢刊，它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後出版的有：陳真、姚洛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李文治與章有義編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嚴中平等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編》、徐義生編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千家駒編的《舊中國公債史資料》、彭澤益主編的《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及《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等。該叢刊取材廣泛，有報刊、專書、檔案、企業賬冊和調查報告，內容十分豐富具體。它為經濟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至今仍是經濟史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
《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五十年代開始，陸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中國最早的一家棉紡織廠》、《大隆機器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從一個民族企業看中國機器制造業》、《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與改造》等。這些典型的企業史料，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和曆程。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諸種“文革”後，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一個新方向是大力開展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為此也編輯出版了許多資料彙編。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陝甘甯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陝革命根據地曆史文獻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等。這些史料的出版，為深入研究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各方面史料。
中央革命根據地財經史料諸種“文革”後，中國革命史研究的另一個新方向是學者們較多地對革命根據地財經史的研究。他們深入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革命紀念館，獲取了大量檔案、文件和其他各種文獻材料，為拓展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貢獻。八十年代以後相繼出版了一批革命根據地的財經史料集。如《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長編》（人民出版社出版）、《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湘贛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摘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出版）、《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出版）等。
中外關系史史料中外關系史，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領域。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日益頻繁，以及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成為熱門學科，這些年來也出版了許多史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輯錄了中外關系中的許多重要文件，以及當事人的筆記和回憶錄等，是研究中外關系的基本史料。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中美關系資料彙編》，其內容包括雙方政府的文件，政府領導人的講話等，直接涉及雙邊關系的材料較為齊全，是研究中美關系的必備參考書。在中日關系方面，先後出版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滿鐵史資料》等，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此外，還出版了《中蘇關系史資料彙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德外交密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等，均有一定學術價值。
工、青、婦運動史料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促進這方面研究的開展，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如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工會曆史文獻》，檔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工會曆次代表大會文獻》。這些史料集均由中華全國總工會選編，其內容包括中共中央自1921 年至1949 年間關于工人運動的決議、指示、通告、函件以及全總發布的決議、宣言、通電、告工人書，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重要文件等。這些文件都是研究中國工人運動不可缺少的指導性材料。共青團中央經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還與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內容包括1921 年至1949 年間中共對青年運動的基本方針、政策及中央領導人對青年運動的講話等。婦女運動方面，有全國婦聯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婦女運動重要文獻》，它彙集了1943 年以後中共對婦女運動的指導文件及一部分關于保護婦幼權益的政策、法令等。
現代思想史書目現代思想史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其史料是豐富多采的。蔡尚思主編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5 卷），收錄了自1919 年至1949 年間我國180 多位代表人物的論著520 多篇，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史料。鍾離蒙主編的《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彙編》和《補編》，共49 冊，約2000 余萬字，材料更為豐富。
現代軍事史料現代軍事史方面的資料，規模最大的是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資料叢書》。叢書為多卷本，每卷分別由綜述、曆史文獻、回憶史料、大事記、表冊、圖片、參考資料等部分組成。已出版《八路軍》、《新四軍》、《後勤工作》、《紅軍初創時期游擊戰爭》、《紅軍長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戰略防禦》、《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等10 多卷，80 多冊，6000 多萬字。編者計劃編纂43 卷、225 冊、2 億字左右。
第三節報紙近代以來，我國到底有多少家報紙，至今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更沒有一份完整的報紙目錄。現僅就一些在各方面影響較大的著名報紙作些介紹和評述。
《申報》《申報》是我國發行時間最長、社會影響也最大的一份報紙。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創辦于上海，至1949 年5 月在上海停刊，曆時78 年。
《申報》初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創辦，後轉售中國商人經營，1913 年才由史量才接辦。
《申報》在初期實際上是列強在中國的喉舌。後來，隨著報社所有權的轉移，《申報》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著名報紙。《申報》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政治局勢不斷動蕩的情況下，《申報》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不斷變化。一方面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對政治腐敗的不滿；另方面也表現了他們政治上的不堅定性。它體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近百年來奮斗、前進的艱難曲折曆程。
《申報》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軌跡。它不僅記載了各個曆史時期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也記載大量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它的觸角觸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因而它被稱作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寶庫，不可多得的曆史百科全書”。它的商業新聞和《經濟專刊》，是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新聞報》《新聞報》1893 年（清光緒十九年）創刊于上海，初由英商主辦，1899年轉由美國人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接辦。福開森是著名的“中國通”。他著力經營《新聞報》，使之日漸發達，成為上海著名的四大報紙之一。這四大報紙是《申報》、《新聞報》、《時報》和《時事新報》。二十年代末，福開森又將股權售于中國商人，後大部分股權落入史量才手中。抗戰開始後，《新聞報》沒有內遷，繼續在淪陷的上海出版。1949 年在上海停刊，並改組為《新聞日報》。
《新聞報》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報紙，不但報道一些政治性消息，體現了他們對各種政治事件、政治形勢的基本立場和態度，而且還長期大量報道各地經濟新聞和商業貿易的消息，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脈搏，它為研究中國工商經濟和財政金融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大公報》《大公報》也是中國近代曆史上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它創辦于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最初在天津發行，以後輾轉在上海、漢口、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出版。1949 年在上海改組新生，改變報道方針。
《大公報》與《申報》、《新聞報》等大報相比較，它的政治色彩較為濃厚。二十年代以後，《大公報》主要由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經營，而主要由吳鼎昌投資。《大公報》曾標榜“超黨派”、“為新聞而新聞”，以民間報紙的姿態出現，事實上《大公報》在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對南京政府“小罵大幫忙”，客觀上支持南京政府，故人們常以“大公報大不公”譏諷《大公報》。《大公報》的“政論”聞名報界，其“社評”是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
《晨報》《晨報》創辦于1916 年，在北京出版。是以梁啟超等為首的進步黨的機關報，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北方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晨報》最初稱《晨鍾報》，李大釗曾受聘擔任總編輯，後《晨鍾報》被皖系政府查封，1918 年更名《晨報》，維持至1928 年停刊。
《晨報》每天以大量篇幅報道國內外政治新聞，特別較多地反映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動和人事變遷，因而它為我們研究北京政府、北洋軍閥，提供許多系統史料和線索。
《晨報》的另一特色是較多地傳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學。《晨報副刊》曾刊登過許多傳播十月革命影響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刊登過許多屬于新文學的詩歌和小說。《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被譽為五四時期著名的“四大副刊”。
《民國日報》1912 年民國建立後，政權逐漸落入袁世凱集團手中，他們爭權奪利，踐踏民主共和制度。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對袁世凱的斗爭，並于1916 年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作為斗爭的陣地。1924 年國民黨“一大”後，該報成為改組後的國民黨機關報。
《民國日報》一方面揭露北京政府的腐敗政治，另一方面繼續宣傳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主張，從而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幟。孫中山發表的討袁護法文告、函電、談話、演說等，不少登載于《民國日報》。五四運動前後，《民國日報》曾創辦《覺悟》副刊，刊登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俄國革命和勞工運動的文章。這一時期，《民國日報》也發表一些其他政治觀點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文章。1925 年《民國日報》右轉後，發表了戴季陶的《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等。《民國日報》于1932年停刊，後雖一度複刊，但影響已遠不如以前。
《益世報》《益世報》是天主教會出版的報紙，1915 年創刊于天津，創辦人雷鳴遠。抗日戰爭時期先後遷昆明、重慶出版。1945 年4 月後增出西安版、北平版、上海版。1949 年1 月天津解放時停刊。上海版至1949 年4 月停刊。這是一份出版時間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報紙。
《京報》《京報》是由邵飄萍于1918 年在北京創辦，終刊于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這是一份二三十年代在北方影響很大的著名報紙。《京報》在邵飄萍的主持下，揭露北京政府依靠帝國主義爭權奪利的罪行，譴責北洋軍閥鎮壓群眾運動，熱情歌頌“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等，因而《京報》受到北京政府的敵視，1926 年4 月邵飄萍被逮捕殺害。
《京報副刊》是著名的新文學研究的園地，發表過不少新文學作品，推動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京報》為研究北洋軍閥政治和愛國群眾運動，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
《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它于1928 年2 月創刊于上海，後遷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曾遷往內地，在各地出版。《中央日報》堅定地宣傳國民黨的方針、政策，發表對各種政治事件、國內外大事的政治主張和基本態度。它是國民黨的政治喉舌和輿論工具。1949 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黨遷往台灣，繼續出版。研究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曆史，《中央日報》可以提供許多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掃蕩報》1932 年6 月創刊于南昌，前身為《掃蕩三日刊》。1935 年遷至漢口。
抗戰期間在桂林、昆明、重慶同時出版。1945 年11 月更名《和平日報》，在南京、上海、蘭州、漢口等地出版。它是國民黨軍事系統的報紙，是研究國民黨軍事的重要資料。
《字林西報》《字林西報》是一份英文報紙，即《North China DailyNews》，原名《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創辦于1850 年（清道光三十年），1864 年始更名為《字林西報》，並由周刊改為日報。由英國商人創辦于上海，是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最著名的、影響最大的一份外文報紙。它是列強在中國的重要侵略機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言論機關報。《字林西報》為帝國主義侵華活動唱贊歌，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的正義行動大肆誣蔑。1949 年上海解放時，《字林西報》繼續與中國人民作對，受到上海軍管會的嚴重警告，被迫于1951 年3 月停刊。《字林西報》在中國發行101 年，經曆了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全部曆程。它是研究帝國主義侵華的重要史料。
《中華日報》汪精衛政治派系曾在三十年代初先後創辦《南華日報》和《中華日報》，宣傳該派的政治主張。抗戰開始後，《中華日報》一度停刊，1939 年7 月再次複刊，成為汪精衛漢奸政權的機關報。《中華日報》極力鼓吹汪精衛集團的“和平、反共、建國”的漢奸謬論，為汪偽政權的統治吶喊。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汪偽政權的垮台，《中華日報》亦被迫停刊。《中華日報》是研究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重要史料。
《新民報》1938 年1 月1 日創刊于北平，是抗戰期間漢奸組織新民會的機關報，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報導部直接掌握。該報大力宣傳日本侵華政策和華北偽政權的活動，是研究日本侵華史和華北偽政權的重要參考資料。
《大同日報》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建立了偽滿洲國這一傀儡政權。1932 年在長春創辦《大同日報》，後改稱《康德新聞》，直至偽滿洲國垮台始停刊。《大同日報》是偽滿洲國政權的言論機關，它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宣傳日本軍國主義種種侵華謬論，宣傳所謂的“共存共榮”、“建設東亞新秩序”及“中日提攜”、“日滿經濟一體不可分”等，在輿論上為日本侵華張目。《大同日報》和以後的《康德新聞》是研究偽滿洲國和日本在東北統治的重要史料。
《救亡日報》、《生活日報》、《抗戰日報》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人民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全國各界人民、各社會團體積極開展救亡活動。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為了動員人民起來抗戰，激發人民的救亡熱情，于1937 年8 月在上海創辦《救亡日報》，一批著名的學者、作家郭沫若、夏衍、茅盾等參加了編委會的工作。上海淪陷後，該報輾轉在後方城市繼續出版，在知識界、文化界和廣大青年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皖南事變發生後，由于該報抵制國民黨的反共活動，1941 年被迫停刊。抗戰勝利後，曾一度更名為《建國日報》在上海出版。但不久即被國民黨查封。
抗戰期間，1936 年6 月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1938 年1 月，一批文化、新聞界人士在中共支持下，在湖南長沙創辦《抗戰日報》。這些報紙以豐富多采的內容，積極宣傳抗日救亡運動，揭露國民黨的各種弊政，因此深受後方群眾和進步人士的歡迎。
《救亡日報》、《生活日報》、《抗戰日報》等，都為研究抗日救亡運動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
《民主報》1941 年9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創辦機關刊物《光明報》，宣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政綱和對時局的主張。抗戰勝利後，中國民主同盟改《光明報》為機關刊物，曾為月刊或半月刊。1946 年2 月，又在重慶創辦《民主報》，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民主報》在抗戰勝利後堅持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和平，反對內戰。《民主報》在“發刊詞”中宣稱，它是“一切民主信徒共同的工具，我們願努力擔負起代表民主信徒意見這個責任”。
由于《民主報》堅持揭露國民黨特務破壞民主運動的罪行，大量報道民主運動的活動，因此遭到國民黨的仇視、恫嚇， 1947 年最終被國民黨特務搗毀，被當局查封。《民主報》為民主運動作出了貢獻，它的史料也是有價值的。
《熱血日報》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義義革命運動中，也創辦許多報紙，以便指導革命運動，動員群眾起來斗爭。但是，從1921 年至1949 年總計創辦了多少報紙，目前很難作出准確統計，特別是在早期，報紙和刊物很難區分。據李永璞主編《中國共產黨曆史報刊名錄》（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記載，自1919年至1949 年，中共報紙與刊物大約有4500 多種。
據目前所知，中國共產黨中央最早創辦的一份日報，當推《熱血日報》。它于1925 年6 月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編。該報在《發刊詞》中說：“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熱血日報》創刊于五卅運動的高潮之中，它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工人運動一邊，深刻揭露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的暴行，鼓舞了中國工農大眾的反帝斗志。《熱血日報》的鮮明政治態度遭到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的仇視，因而，它只存在不到一個月時間，便被迫停刊。但它卻給中國革命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紅旗日報》《紅旗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1930 年8 月創刊于上海。在此之前，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出版《上海報》，是指導上海工人運動的一份有力工具。在艱苦斗爭環境中，雖幾度易名，仍不斷遭到國民黨迫害，1930 年8 月被迫停刊，與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周刊合並，改出《紅旗日報》。
《紅旗日報》作為中央機關報，它一方面報道國內外大事，另方面也不斷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紅旗日報》大量報道了各地工農運動的情況和紅軍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消息。由于當時正值“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籠罩中共中央，因此《紅旗日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方面的影響。由于國民黨的不斷破壞，《紅旗日報》被迫于1931 年3 月停刊。《紅旗日報》成為研究中共在國統區斗爭的重要史料。
《紅色中華》《紅色中華》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創辦的機關報，1931 年12 月在江西瑞金出版。它全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建設革命根據地和領導紅軍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詳細情況，以及根據地軍民的生活情況。還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面對國內外的政治變動，所奉行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紅色中華》是研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曆史的基本史料。
《新中華報》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1937 年1 月，《紅色中華》更名為《新中華報》繼續出版，先後成為陝甘甯邊區政府和中共中央的機關報。
《新中華報》主要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以及團結抗日的政策。對邊區人民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熱情也作了大量報道。《解放日報》1941 年5 月在延安創刊，1947 年3 月在子長縣終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兼西北局的機關報。它跨越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時期，是這段時期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輿論工具。它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和國內戰爭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反映了陝甘甯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軍事斗爭、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也刊登了不少文藝作品，體現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毛澤東經常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無疑，《解放日報》是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
《新華日報》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抗日戰爭開始後，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經過與國民黨的多次交涉，1938 年1 月，《新華日報》在武漢正式出版。《新華日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初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一份機關報。這是一份有重大影響的報紙。它不僅面臨艱巨的抗日戰爭，也要與國民黨展開複雜的斗爭。
《新華日報》在“發刊詞”中說：“本報願在爭取民族生存獨立的偉大戰斗中作一個鼓勵前進的號角。”“更將盡其所能為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效力。”
《新華日報》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積極宣傳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報道新四軍、八路軍英勇抗日的戰績，無情地抨擊了國民黨一切有害抗日和反共的行為。《新華日報》在動員和團結各階層人民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及抗戰勝利後爭取國內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方面作出了貢獻。由于國民黨的迫害，《新華日報》于1947 年2 月停刊。《新華日報》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第四節期刊期刊早在清末即已發展，至民國後則更如雨後春筍，紛紛創刊。中國近代後期的雜志數目亦無精確統計，僅上海圖書館館藏1949 年前出版的各類雜志，即達8000 多種。這是比較多的館藏。
本節僅就中國現代史上一些影響較大的期刊作些介紹和評述。
北洋政府時期的期刊1.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促進了民主精神的高漲。但是，革命很不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得而複失，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中國的出路何在？人們開始新的探索。1915 年後，一個以《新青年》雜志創刊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蓬勃興起。
《新青年》是五四時期最著名的、也是影響最大的雜志。它于1915 年9月在上海創刊，初名《青年雜志》，後更名《新青年》。它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在中國掀起了一個反封建主義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它激烈地抨擊了中國封建的倫理道德和專制主義制度，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運動。陳獨秀、魯迅均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著名文章。1918 年以後，《新青年》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十月革命和歌頌勞工運動，先後發表了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庶民的勝利》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名著，標志《新青年》雜志向社會主義方向跨出一步。1920 年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後，《新青年》雜志成為其機關刊物。1921年底出版九卷五號後一度停刊，1922 年7 月出版九卷六號後休刊。1923 年6月改為季刊出版，實際並未能按季出版，至1924 年12 月只出4 期。後不定期出刊，又出版5 號，于1926 年7 月終刊。《新青年》雜志在五四前後影響和培養了一代知識青年。
五四時期又一個重要刊物為《每周評論》。它于1918 年12 月在北京創刊，至1919 年8 月被北京政府查封為止，共出版37 期。《每周評論》先後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編輯。前期主要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報道愛國運動的消息，激發群眾的愛國熱情。後期在胡適控制下，極力宣揚實驗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發表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每周評論》不失為研究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重要史料。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是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學生中的三大社團，即“國民雜志社”、“新潮雜志社”、“國故雜志社”，反映著不同的政治思想觀點。
《國民》月刊于1919 年1 月出版，受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社會進步人士的廣泛支持。當時，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學生不斷進行示威游行，並組織了全國性的愛國團體——學生救國會。該會以《國民》雜志進行反帝愛國宣傳，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團結廣大愛國青年，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起到了推進作用。《國民》雜志社社員有200 多名，思想觀點複雜，但愛國是一致的。後來成員走向分化。
北京大學另一個著名刊物為《新潮》月刊。它是1919 年1 月由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創辦的，由胡適的主要弟子傅斯年、羅家倫等主持，受到胡適、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的積極支持。《新潮》雜志高舉“倫理革命”旗幟，反對封建的倫理道德，提倡個性解放，婚姻自由。同時高舉“文學革命”旗幟，反對封建舊文學，積極響應《新青年》雜志發動的白話文運動，成為五四時期著名的白話文刊物之一。五四以後，新潮社的社員紛紛出國，《新潮》雜志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積極作用日益減弱。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顯示的光輝仍不可磨滅。
五四時期一個著名的社團叫“少年中國學會”，它存在六年多，社員有110 多人，分布于全國，由王光祈發起建立。成員有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人；也有日後國家主義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學會于1919 年7 月在北京創辦大型綜合性刊物《少年中國》月刊。該刊宣稱：“欲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最終目的，即為創造‘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到底什麼樣，提倡者們也很模糊。許多社員在《少年中國》月刊上發表文章，闡述見解。由于學會成員複雜，思想分歧，少年中國學會日益走向分裂，1925 年遂停止活動。《少年中國》月刊反映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演變。
1919 年7 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具有重大影響的《湘江評論》。在這個刊物上，毛澤東發表了許多文章，熱情歌頌世界潮流和俄國十月革命。在他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號召工人、農民、各階層人民群眾聯合起來，向統治階級展開斗爭。《湘江評論》只出版了4 期加一個增刊即停刊，但它對湖南革命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由周恩來、鄧穎超等建立的“覺悟社”，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探索改造中國的道路作為宗旨。1920 年1 月，他們在天津創辦了《覺悟》雜志，宣稱“凡是不合于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他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覺悟》雜志指導了天津愛國學生運動的發展。可惜由于周恩來等被捕入獄，《覺悟》只出版一期即被迫停刊。
五四以後，戴季陶和沈玄廬在孫中山支持下，于1919 年6 月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周刊。該刊曾大量地介紹過社會主義學說和蘇聯情況，刊登過國內外勞工運動的消息。但是如戴季陶本人所說，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勞工運動在中國發生。《星期評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還是起了作用的，因而該刊也受到人們的重視。一年後，《星期評論》停刊。
2.共產黨早期刊物。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報刊的宣傳教育作用，早在1920 年11 月，就由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了《共產黨》月刊。該刊譯載了列甯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紹過十月革命和歐美各國共產黨的概況以及俄國的建黨經驗。《共產黨》月刊還發表文章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展開論爭。月刊的出版，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准備。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 年9 月在上海創辦了《向導》周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刊物。它到1927 年7 月停刊，經曆了黨的創建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曆程。它著重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多次刊登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張，大量報道了工農運動的消息，對推動和維護第一次國共合作、發展革命形勢作出了貢獻。
1923 年7 月，中國共產黨又在廣州創辦另一個中央機關刊物《前鋒》月刊。該刊在“發刊詞”中說：“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因此，“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願當前鋒，只願打頭陣”。《前鋒》月刊創辦于中共三大之後，因此它著重宣傳了中共三大以後的方針、政策，介紹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情況。由于《前鋒》至1924 年2 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導》影響大。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個機關刊物為《先驅》半月刊。它于1922年1 月在北京創刊。該刊在“發刊詞”中說：“本刊的任務是努力喚醒國民的自覺。”“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該刊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介紹蘇聯、國際共運情況的文章。《先驅》多次出版專號，刊登青年團的有關文件和討論團的建設問題。《先驅》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動青年運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先驅》停刊兩個月之後，1923 年10 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在上海創辦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由中國青年運動的領袖惲代英主編。該刊出版過許多專號，介紹俄國革命，幫助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共關于青年運動的理論與方針。《中國青年》後曾遷廣州、漢口出版，至1927 年10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覺悟，組織工人運動，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是建設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上海、廣州、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分別創刊《勞動界》（1920 年8 月）、《勞動者》（1920 年10 月）、《勞動音》（1920 年11 月）。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指導工人運動的刊物。它們以通俗的語言，向工人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使廣大工人群眾認識自己的處境，明確本階級的曆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為了更有效地指導工人運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 年8 月在上海創辦機關刊物《勞動周刊》。次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往北京，又將北方地方黨主辦的《工人周刊》轉為自己的機關刊物。這兩個刊物的出版發行，都是處在中國工人運動逐步走向高漲時期，它們以大量史實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剝削壓迫，不斷報道各地工人罷工的消息，激發了廣大工人群眾的革命熱情。1924 年10 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又創辦《中國工人》月刊。這是中共指導工人運動的重要刊物，半年後又成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刊物。該刊報道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內外工人的生活和斗爭狀況。鄧中夏、趙世炎、劉少奇等，都在該刊上發表文章，論證工人階級在革命斗爭中的領導作用和強大力量，從而批判了黨內忽視工人階級力量的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國早期工運的重要史料。3.反映其他社會政治與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一份發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刊物，即《東方雜志》。它于1904 年3 月在上海創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1948 年它已出版44 卷。之後，移台灣繼續出版。《東方雜志》是一份大型的綜合性刊物。它的內容，可以說無所不包，既有政治新聞，也有軍事、外交、教育、財政、實業、交通、商務、宗教方面的內容介紹，以及翻譯小說或圖畫等。《東方雜志》早期傾向保守，以其主編杜亞泉為代表，在東西方文化派關于新舊思潮的論爭中，支持舊派主張。《東方雜志》由于內容豐富，反映了中國近現代史各個曆史時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問題，因此它是一個豐富的史料寶庫。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反映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種社會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學三大學生社團之一的“國故雜志社”，于1919 年3 月創辦《國故》月刊。該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實際上是宣揚封建文化，反對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對白話文，與《新青年》雜志抗衡，與《新潮》雜志論爭。
1922 年1 月在南京東南大學由吳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編輯出版了《學衡》雜志。它也以“講究學術、闡明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在整理國學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們盲目崇古，主張恢複舊傳統。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間，沒有中斷對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發表許多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研究系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于1919 年9 月，在上海創辦《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後更名為《改造》半月刊）。這個刊物刊登了許多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和譯文，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被人們普遍關注的情況下，從另一個角度曲解社會主義，阻止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興起。《解放與改造》雜志挑起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
“五四”以後，胡適日益背離新文化運動，他在失去對《新青年》的控制以後，1922 年5 月在北京創辦《努力周報》，以與《新青年》相對抗。胡適在他寫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流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不滿。胡適還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等文章，提出了他的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還開展過“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
在各種新舊思想、東西文化的激烈沖突中，在護法運動失敗以後，孫中山埋頭于革命和建國理論的研究，1919 年8 月在他的指導下，在上海創辦了《建設》雜志，由朱執信、胡漢民等主編。這個刊物宣傳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主張。孫中山在刊物上發表了《建國方略之一——發展實業計劃》。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也在《建設》雜志上發表文章。這個刊物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繼續探求中國革命的出路。
1924 年1 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5 年12 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在廣州創辦《政治周報》，由毛澤東擔任主編。《政治周報》發表許多文章批判西山會議派及國民黨右派否定國共合作的謬論，維護了革命統一戰線。
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後，為大力開展農民運動，中國國民黨農民部先後于1926 年1 月和8 月在廣州出版《中國農民》和《農民運動》兩個刊物，刊載介紹各地農民群眾的悲慘生活，各地農民運動的狀況以及廣東革命政府指導農民運動的方針、政策等。
大革命時期，各種社會思想的沖突更加激烈，各種思想都有所表現。1925年7 月，章士釗複刊《甲寅》雜志，反映了思想領域中複古思想的猖獗。它以讀經複古，提倡文言，反對新文化運動為宗旨，配合北洋政府譴責學生愛國反帝運動。
在革命運動漸入高潮的形勢下，1924 年10 月，曾琦、李璜等中國青年黨人，在上海創辦了《醒獅》雜志，鼓吹國家主義。實際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國共合作，扼殺正在蓬勃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
胡適等人，1924 年12 月在北京創辦《現代評論》周刊，鼓吹學生應埋頭讀書，脫離現實政治斗爭，起著破壞革命運動的作用，因而受到共產黨人的批評。
北京政府時期創辦的刊物中，還有《國聞周報》和《生活周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國聞周報》于1924 年8 月由胡政之在上海創辦，屬于政治類的雜志。它大量地記載了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並加以評論。它的專欄《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記》、《一周簡評》等，為史學研究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史料。
《生活周刊》于1925 年10 月在上海創辦，先後由黃炎培、鄒韜奮主編。該刊以豐富的材料介紹了各省市，尤其是江浙地區勞苦大眾的職業、生活、民俗、民情。這對于研究近現代社會史提供了許多生動而具體的材料。
4.北洋時期的政府公報。
政府公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刊物，它由政府機關編印發行，基本上是定期的。政府機關通過政府公報，公布國家法令、方針、政策、宣言、聲明、施政計劃、規章制度、辦事細則，以及人事任免、獎勵懲罰等。北京政府時期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發行政府公報。這些材料也是我們研究這段曆史的重要依據，它的史料價值亦不可忽視。
重要的政府公報有：《臨時政府公報》。是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公報，1912年1 月29 日創刊，1912 年4 月5 日停刊。它“以宣布法令發表中央及各地政事為主旨”。是今天研究中華民國創建時期的重要曆史文獻。
《臨時公報》。是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後，于1912 年2 月13 日停辦原《內閣官報》而發行的政府公報。內容有通告、命令、布告、咨劄、批呈等。
《政府公報》。在《臨時公報》之後，1912 年5 月1 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報》，至1928 年6 月北京政府潰敗時停刊。共計印行5663 期。它刊載了大量文件，內容涉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有各種法律、法令、條例、規章、制度、獎懲、任免事項、各機構辦事細則；有財政經濟、工礦農商、交通航運、文教衛生、軍事邊防資料；有與各國簽訂的條約、來往照會；有地方經濟、生活方面資料。是研究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重要史料。
《軍政府公報》。1917 年9 月17 日在廣州創刊，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民國軍政府的公報。它刊布軍政府的各種法規、公牘、命令、布告、咨文、函電等，反映了孫中山等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及西南政局。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1921 年5 月4 日軍政府撤銷後，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並以大元帥名義在桂林設大本營，准備北伐。1922 年1 月30 日開始出版《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內容有大元帥發布的命令、訓令、人事任免事項以及一些法規等。
國民政府時期的期刊1.中國共產黨辦的刊物。
1927 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均轉入地下活動。這時候中共在國統區辦的刊物也多是秘密出版。
1927 年7 月《向導》停刊後，10 月中共又在上海創辦《布爾什維克》雜志。這是中共在國統區創辦的最主要的中央機關刊物，它以種種方式秘密發行。它大量報道了各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消息，刊登各地武裝起義的情況，轉載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許多指示，揭露國民黨迫害人民的暴行。《布爾什維克》在極艱苦的環境中，發揮重要的輿論作用。1932 年7 月停刊。
1928 年11 月，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創辦另一個機關刊物《紅旗》周刊。
這個周刊內容豐富，有時事、國際政治、世界革命以及工青婦運等方面的消息，也有各省的通訊。該刊後與《上海報》合並，改出《紅旗日報》，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
1931 年3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再次創辦機關刊物《紅旗周報》。這個周報除刊登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政策、宣言外，還大量報道了根據地的發展面貌及紅軍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消息。這在國民黨的嚴密統治下是異常艱難的。《紅旗周報》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份重要的黨刊。
為了指導國統區的工人運動，1928 年12 月中共在上海複刊《中國工人》雜志，仍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刊物繼續發揮作用。為了指導國統區的青年運動，繼《中國青年》停刊後，中國青年團1927 年11 月創辦《無產青年》，1928 年10 月又改稱《列甯青年》。這些刊物在國統區均秘密出版發行，對國統區工人運動、青年運動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紅軍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勝利抵達陝北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為了指導根據地工作及抗日活動，新創辦了一些刊物。
1937 年4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解放》周刊，這是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要的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主要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和政策，發表了中共許多指示、宣言、通電和領導人的文章，在指導抗日根據地建設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 年6 月以後，中國共產黨從飛速發展的抗日形勢出發，決定停辦《解放》周刊和小型的《新中華報》，集中力量辦好大型報紙《解放日報》。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分散在華北各根據地的抗日前線，為了指導八路軍的抗日游擊戰爭，1939 年1 月在延安創辦了《八路軍軍政雜志》。它以刊登軍事問題的文章為主。許多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的將領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它以大量事實揭露日軍的侵華暴行，激發了敵後軍民的抗日斗志。該刊在軍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是研究解放區戰場和八路軍抗戰的重要史料。中共在東南各省的游擊隊，在抗日戰爭初期受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進行抗日活動。為了指導軍民的抗日斗爭，1939 年2月，新四軍軍部創辦了《抗敵》半月刊，葉挺、項英、陳毅等都曾為該刊撰稿。這個刊物對華中敵後戰場的游擊戰爭及反對國民黨的摩擦活動，發揮了指導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動員工人、青年、婦女積極投入抗日運動，加強這方面的宣傳鼓動工作，在延安于1940 年2 月再次複刊《中國工人》月刊。毛澤東為複刊寫了《發刊詞》；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于1939年4 月在延安再次出版《中國青年》雜志；1939 年6 月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在延安創辦《中國婦女》月刊。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經過談判，國民黨同意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創辦一報（《新華日報》）一刊（《群眾》雜志）。1937年12 月，《群眾》雜志在武漢正式發行，後遷重慶，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後轉香港出版，至1949 年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終刊。這個刊物在國統區發行時間甚久，在宣傳中共抗戰路線，團結各階層抗日以及反對國民黨的反共內戰政策諸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45 年10 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萃》雜志在上海出版。該刊發表許多文章，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揭露國民黨制造的一些慘案和美軍在華暴行。在國民黨的高壓下，《文萃》曾轉入地下秘密出版，但是仍不斷遭到國民黨迫害，不久即被迫停刊。
全面內戰爆發後，戰爭形勢瞬息萬變，出版周期甚長的刊物已經滿足不了戰爭的要求，因此，中國共產黨集中少量辦好各根據地的報紙，新出版的雜志已經不多了。
2.其他各類重要期刊。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隨著國共兩黨斗爭的日益尖銳，文化思想領域內的壁壘亦日益明顯，如何改造與建設中國，亦產生不同認識。學術界對中國社會經濟與社會性質問題產生意見分歧。1929 年11 月在上海創辦的《新思潮》雜志，分析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指出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他們的觀點，受到嚴靈峰等人的反對。嚴靈峰等在《動力》雜志上著文，認為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因而兩個雜志展開了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志》出版了中國社會史論戰專刊，其中不少文章談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它是研究中國社會史問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重要刊物。
三十年代，許多人關注于中國農村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個解決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道路。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1931 年10 月，以設在鄒平縣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名義，創辦了《鄉村建設》雜志，宣傳他們的鄉村建設理論，實際是行不通的改良主義道路。1934 年10 月，在上海出版《中國農村》雜志，是一個以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為主的刊物，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等均在該刊發表文章，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
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日軍的不斷入侵和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國統區各界人士也創辦許多刊物投入抗日宣傳。鄒韜奮主辦的《生活周刊》于1933年被國民政府查封後，即更名為《新生》周刊，由杜重遠接辦，繼續從事抗日宣傳，揭露日本侵華行為。該刊曾因刊登《閑話皇帝》一文，受到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干涉，南京國民政府向日本方面屈服，造成轟動一時的“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後，1935 年11 月鄒韜奮在上海再辦《大眾生活》雜志。
該刊大量刊登抗日救亡通訊和評論，支持學生運動，對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貢獻。1936 年2 月，《大眾生活》被國民政府查封。
《新月》是1928 年3 月在上海創刊的一份文藝和政論刊物，由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羅隆基等先後編輯。該刊在文藝上主張“純粹的文藝”，曾受到革命文學派的批判。胡適、羅隆基在該刊上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向國民黨當局要求民主自由和爭人權，因此有人權派之稱。它也批評中國共產黨。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刊物。1933 年6 月停刊。
1932 年5 月，胡適、蔣廷黻等在北京創辦《獨立評論》雜志。該刊是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創刊的，在當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時事評論雜志，一直發行到七·七事變爆發。該刊表現了一定的自由主義色彩，發表過一些要求自由民主、抵制獨裁政治的文章。也發表了主張“新式獨裁”的文章。該刊還發表了不少關于中西文化、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方面的文章。1932 年4 月，以張君勱、張東蓀為首的中國國家社會黨宣告成立。5 月出版機關刊物《再生》，內容以政論為主。這個黨主張民族主義，反對階級斗爭；主張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1937 年抗戰爆發後，先後遷至漢口、重慶出版。1946 年9 月遷至上海出版。1949 年4 月停刊。該刊是研究國社黨和中間性政黨的重要資料。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內派系斗爭，始終沒有停止，各個派別都創辦一些刊物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主張。屬于汪精衛系的國民黨改組派，其代表性刊物是1928 年5 月由陳公博創辦的《革命評論》和1928 年6 月由顧孟余創辦的《前進》雜志。
國民黨政治實力派胡漢民，與蔣介石既有權力沖突也有政見的分歧。胡被蔣軟禁再放回廣東後，長期與蔣對立。1933 年1 月，胡在廣州創辦《三民主義月刊》，通過這個刊物發表他的政見及對時局的看法，並以抗日為號召進行反蔣宣傳。
蔣介石也通過嫡系陳立夫等，加強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以複興民族文化為借口，來抵消馬克思主義新文化的影響。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1934 年10 月，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創辦《文化建設》月刊，大力鼓吹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為鞏固國民黨政權服務。
抗日戰爭時期，林同濟、雷海宗、陳銓等人，于1940 年4 月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同時又在重慶《大公報》上開辟《戰國》副刊。這一思想政治派別，被稱為“戰國策派”。《戰國策》是一個綜合性刊物，內容包括哲學、政治、曆史、文藝諸方面。他們所宣揚的暴力主義、英雄史觀，實際上迎合了當時的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因而受到了中共《群眾》等雜志的批評。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各民主黨派陸續創辦一些刊物，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
1944 年12 月，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創辦中央機關刊物《民主周刊》。
羅隆基、潘光旦、費孝通等經常為該刊撰寫文章。1946 年停刊後又在香港改出《光明報》，繼續宣傳民主同盟的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1949 年9 月終刊。
中國民主建國會于1946 年1 月在重慶創辦《平民》周刊；中國致公黨于1947 年在香港創辦《公論》季刊；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于1947 年9 月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粵港澳總分會于1946 年9月在香港創辦《民潮》月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新台灣叢書》。一些民主人士還辦了《觀察》、《時與文》這些甚具影響的刊物。九三學社由于沒有自己的中央機關刊物，因此常在《觀察》上發表重要文告。
張君勱為首領的中國國家社會黨，早在1932 年創辦《再生》雜志，一直到1949 年4 月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