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民政府時期的政府公報。
國民政府建立後，繼續出版發行政府公報，其重要者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這是一份發行時間很長的政府公報，自1925年7 月廣州國民政府建立後開始出版，至1948 年5 月19 日終止。它刊登各級政府的組織法，國民政府頒布的法規、訓令、布告、文電、公函及各種規章制度、人事任免事項等。這些材料對于研究國民政府的機構演變、政治制度及政治統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總統府公報》。1948 年3 月至5 月蔣介石召開“行憲國大”，蔣介石擔任了“總統”。5 月20 日，開始出版《總統府公報》。內容有特載、專載及各項法令、各院會組織法等。
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時期，不僅出版了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報，各院、委、部、局及地方省、市各級政府均出版了公報。通過這些公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們在各個領域的統治政策和活動。
第五節口述史料周恩來總理在1959 年4 月政協茶話會上，號召政協委員們：“將六七十年來看到的和親身經曆的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幾十年來所積累下來的知識、經驗和見聞掌故，自己寫下來或者口述讓別人記下來，傳給我們的後代。”自1960 年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相繼成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及其辦公機構，進行曆史資料的征集工作，並號召過去從事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科學活動的知情者，提供資料和撰寫回憶文章，予以出版。
這方面史料數量很多，內容豐富多采。這里僅就重要者，作一簡單的介紹和評述。
綜合性回憶錄這是一種內容涉及廣泛，作者眾多的曆史回憶錄。其中最具影響者有：《文史資料選輯》，這是我國當前最大的一套口述史料選輯。全國政協到各省、市政協甚至地、縣政協機關，都在編印《文史資料選輯》。據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全國各級政協文史資料篇目索引》的不完全統計，自1960年至1990 年底，全國就編印了2300 多種，13000 多輯（期），約收文30 余萬篇，總字數達2 億字。它的內容，包括自清末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諸方面，有對曆史的綜合，也有對人物、事件、政團的回顧，內容十分豐富，是一批很有學術價值的史料集。但是也有些回憶錄，寫作不夠嚴謹，甚至有誇張或隱瞞某些曆史情節的地方，因此使用時必須加強考證辨異。
《紅旗飄飄》，這是一套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曆史回憶錄，至1990 年共計出版31 集。它的內容涉及到革命曆史的許多方面，有建黨、建軍、政治事件、文化思想、人物傳記、烈士詩鈔等。
《革命回憶錄》叢書，1980 年由人民出版社分冊出版，到1987 年共出版21 集。
專題性回憶錄這類回憶錄主要集中在戰爭和重大曆史事件方面，其中重要者有：《星火燎原》。這是我國目前最大的一套戰爭回憶錄，1957 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委會編輯出版。共計出版10 集。第1、2、3、4 集，反映工農紅軍自1927 年至1937 年進行土地革命戰爭，反抗國民黨軍事圍攻的曆史；第5、6、7 集，反映八路軍、新四軍自1937 年至1945 年奮起抵抗日軍侵略及反對國民黨軍事摩擦的曆史；第8、9、10 集，反映解放戰爭的曆史。
有一批關于紅軍長征的回憶錄。如《紅軍長征》一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收集了解放軍高級將領劉伯承、徐海東、蕭華、楊得志、楊成武等的回憶錄21 篇。其中，劉伯承的回憶錄，是研究紅軍長征綱領性的文章。
由全國政協編輯，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叢書，計有《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晉綏抗戰》、《中原抗戰》、《武漢會戰》、《湖南四大會戰》、《閩浙贛抗戰》、《粵桂黔滇抗戰》及《遠征印緬抗戰》等12 冊。該叢書將全國政協及各地政協征集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抗戰的文章，經過選擇與核實後出版，因此有較大的准確性。
還有一套關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回憶錄，其中有《解放戰爭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英明的預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千里躍進逐鹿中原》（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偉大的戰略決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及一些重大戰役的回憶錄。
不少回憶錄，是關于重大曆史事件的。如1961 年中華書局出版一套《辛亥革命回憶錄》，這是一套很有價值的口述史料。1979 年集中出版了一批關于五四運動的回憶錄，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三集《五四運動回憶錄》，收集194 篇“五四”親曆者回憶材料。其他的還有棲梧老人著《二七回憶錄》、朱道南著《回憶廣州起義》、申伯純著《西安事變紀實》、孔祥熙著《西安事變回憶錄》、許克祥著《馬日鏟共回憶錄》等。
地區性回憶錄這類回憶錄主要回憶一個地區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較多地是回憶中共在一個地區發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活動。
各有關省出版了反映本省革命斗爭的回憶錄。如《河北革命斗爭回憶錄》、《山西革命斗爭回憶錄》、《安徽革命斗爭回憶錄》、《福建革命斗爭回憶錄》、《四川革命斗爭回憶錄》、《廣西革命斗爭回憶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戰爭回憶》等。
更多的是反映一個地區或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如《皖西革命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王首道著《回憶湘贛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楊尚奎著《紅色贛粵邊》（作家出版社）以及《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多種。
對曆史人物的回憶這一類回憶錄，異常豐富，有專書，更多的是單篇。特別是“文革”以後，發表或出版了大量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陳毅、賀龍、彭德懷、羅榮桓等革命家實踐活動的口述史料。如《回憶毛澤東》（人民文學出版社）、《偉大的曆程——回憶戰爭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毛主席在陝北》（中國青年出版社）、《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的好總理》（人民出版社）、《懷念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回憶少奇同志》（中國青年出版社），《戰爭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憶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橫刀立馬彭將軍》（人民出版社），《回憶陳毅》（人民出版社），《回憶賀龍》（上海人民出版社），《懷念羅榮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等。
此外，也有一些回憶著名的革命家的著作。如《回憶李大釗》（人民出版社）、《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回憶惲代英》（人民出版社）、《回憶方志敏》（江西人民出版社）、《回憶孫中山與廖仲愷》（三聯書店）以及《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等。
自傳式回憶錄1949 年以前，即有較多的這一類回憶錄。如黃紹竑的《五十回憶》、馮玉祥的《我的生活》、胡適的《四十自述》、《胡漢民自傳》、《蔡元培自述》、《陳布雷回憶錄》、鄒魯的《回顧錄》等。
台灣也出版了較多的自傳式回憶錄，如《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劉汝明回憶錄》、《蔣作賓回憶錄》、《李品仙回憶錄》、《吳鐵城回憶錄》、《秦德純回憶錄》、《施肇基回憶錄》、《龔德柏回憶錄》、《程天放早年回憶錄》、《郝更生回憶錄》等，反映了他們當年從事軍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活動。
“文革”後，有一些回憶錄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如《顧維鈞回憶錄》、《李宗仁回憶錄》、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等。顧維鈞的回憶，提供許多關于中國外交的重要史料。李宗仁、張國燾的回憶，都有粉飾自己之處，但也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還有《張治中回憶錄》，史料價值較大。
八十年代以來，自傳式回憶錄的寫作和出版有很大發展，特別是解放軍出版社有計劃地推進這項工作。在《彭德懷自述》、《聶榮臻回憶錄》、徐向前的《曆史的回顧》等幾部重要回憶錄出版之後，解放軍出版社又陸續推出一大批高級將領的回憶錄。如《粟裕戰爭回憶錄》、《黃克誠回憶錄》、《蕭勁光回憶錄》、《楊成武回憶錄》、《楊得志回憶錄》、《王平回憶錄》、《葉飛回憶錄》、《張宗遜回憶錄》、《陳再道回憶錄》、《呂正操回憶錄》、《程子華回憶錄》、《劉震回憶錄》、《曾生回憶錄》、《孔從周回憶錄》、《王首道回憶錄》、《何長工回憶錄》等。這些回憶錄從不同角度回憶了革命戰爭的曆程與民主革命的曆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回顧了作者從1925 年至1949 年的戰斗曆程，為研究這個時期的中共黨史和革命史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提供了許多關于中共黨史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重要資料。
訪問記錄式回憶錄這是有效地積累口述曆史資料的積極方法。台北近代史研究所，自1959年以來即不斷訪問當代一些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重要人物達70 余人，請其自述生平，並陸續刊印訪問記錄，列為口述曆史叢書。1982 年以來，已出版《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等30 余部。該所還成立口述曆史組，積極推進這一工作。
第六節人物研究史料曆史是人類進行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過程。任何曆史事件，都離開不了人類的活動。弄清曆史人物的活動，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其一生進行全面的、曆史的、辯證的分析，給予恰當的評價，是曆史研究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研究曆史人物，必須掌握有關這一人物的大量史料，特別是真實的史料。其中包括實物史料、口碑史料（如調查訪問、回憶錄等）和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中，文集、日記、書信、自傳、自述、家譜、族譜、年譜、墓志銘等，都是研究曆史人物的重要依據。
文集是人物研究的基本史料學者、名人，常把其一生發表的文章、講演、書信、電稿彙集一起，按時間順序加以分類，編輯成書出版，稱為文集或全集、選集、言論集。
文集是研究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從中可以了解一個人物的思想演變過程，也可以了解他的政治觀點及對各種問題的看法。
曆史上，文人、政治家十分注重編輯文集。近代史上許多政治人物都有文集出版。“五四”以後，就出版了《獨秀文存》、《胡適文存》、《飲冰室文集》、《總理全集》、《胡漢民先生講演集》、《蔣中正全集》、《汪精衛全集》、《鄧演達先生遺著》等多種文集。它曾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文化、思想及這些人物曆史的重要依據。如研究胡適、陳獨秀，無不參閱《胡適文存》和《獨秀文存》。
1949 年以後，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曆史人物的文集大量出版。中華書局還專門出版一套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
辛亥革命時期著名人物的文集，已出版的有《孫中山全集》、《康有為全集》、《章太炎全集》、《蔡元培全集》、《張謇全集》、《朱執信集》、《陶成章集》、《宋教仁集》、《蔡鍔集》、《雙清文集》（廖仲愷、何香凝文集）、《居正文集》等。
中國共產黨人的文集，有《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朱德選集》，《鄧小平文選》，《陳云文選》，《李大釗選集》、《李大釗文集》，《蔡和森文集》，《張太雷文集》，《鄧中夏文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趙世炎選集》，《惲代英文集》，《張聞天選集》、《張聞天文集》，《任弼時選集》，《王稼祥選集》，《董必武選集》，《林伯渠文集》，《彭真文選》，《陸定一文選》，《李富春選集》，《李維漢選集》，《吳玉章文集》，《謝覺哉文集》，《徐特立文集》，《方志敏文集》，《何孟雄文集》，《葉劍英選集》，《李先念文選》，《鄧穎超文集》，《薄一波文選》，《胡喬木文集》，及《宋慶齡選集》等。在《獨秀文存》的基礎上，又出版了《陳獨秀著作選》，內容增加許多。
其他著名政治人物、文人的文集有：《馮玉祥選集》、《張學良文集》、《邵力子文集》、《譚平山文集》、《沈鈞儒文集》、《張瀾文集》、《柳亞子文集》、《盧作孚文集》、《晏陽初全集》、《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聞一多全集》、《韜奮文集》、《鄭振鐸文集》等。
還出版了許多專題性的文集，如《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彭德懷軍事文選》，《聶榮臻軍事文選》，《劉伯承軍事文選》，《賀龍軍事文選》，《粟裕軍事文集》等。
台灣地區亦出版了許多政治人物的文集，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根據所藏檔案，出版了《國父全集》校訂本，是目前收錄文獻最多的一部孫中山全集。黨史會還出版了一套《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共40 卷，這也是目前最大規模的一套蔣介石全集。其他還出版了《胡漢民先生文集》、《胡漢民先生遺稿》、《林公子超遺集》、《吳稚暉先生全集》、《戴季陶先生文存》、《于右任先生文集》、《李烈鈞先生文集》、《王寵惠先生文集》、《孫科文集》、《李石曾先生文集》、《胡適選集》、《蔣廷黻選集》、《羅家倫先生文存》、《傅斯年選集》等，都是研究這些人物的重要依據。日記和書信自古以來，文人多作日記，記錄一日的起居生活、待人接物、思想言行、各種感想等，常常暴露別人難以知曉的內心活動及種種所為。因此，重要人物的日記是研究曆史及作者思想、政治活動的重要史料。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日記的記載也不都是真實的。特別是某些政治家，考慮到自己的日記日後可能會公布，故在日記中不完全暴露真實思想。還有的日記，是請下屬人員或親友代筆。因此，日記這類史料也需要利用其他可信的記載加以印證。
近代史上，政治家和著名文人的日記出版甚多。五四以後，多有文人日記出版，如《胡適留學日記》、《徐志摩日記》等。政治家的日記出版甚少。1949 年後，重視了日記的出版工作，但進展仍較緩慢。比較重要的有《魯迅日記》、《謝覺哉日記》、《林伯渠日記》、《惲代英日記》、《王恩茂日記》、《陳賡日記》、《馮玉祥日記》、《陳伯鈞日記》、《吳虞日記》、《宋教仁日記》等。蔣介石和陳布雷的日記，分別收藏在大陸和台灣的檔案館，人們期望出版，以供研究參考。前幾年，台灣出版了《王世傑日記》和《徐永昌日記》，對研究政治、外交、軍事，甚有價值。
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往來書信，也是研究曆史的重要史料。這些書信往往涉及到某些重大的政治活動或其他重要問題，其中記載著雙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態度。故近代史上，十分重視著名人物書信的編輯出版，且有不少書信收入全集、文集之中。
辛亥以後，重要政治人物的書信，單獨刊行者甚少。孫中山、蔣介石、陳獨秀等，與其他人士的來往函件，亦多編入他們的全集、文集或文存之中。近二十年來，較注意書信的編輯出版，但所見仍不多。重要者如《毛澤東書信選集》、《周恩來書信選集》、《陳獨秀書信集》、《胡適來往書信選》、《魯迅書信集》、《新民學會會員通訊集》等。
自傳與年譜自傳也稱自述，即由自己撰述一生或某一曆史時期的經曆和活動。這種材料，一般較翔實可靠，是研究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現代史上，有一些自傳史料，但為數不多。如陳獨秀的《實庵自傳》、胡適的《四十自述》、李大釗的《獄中自述》、《胡漢民自傳》、《蔡元培自述》、《蔡廷鍇自傳》等。也有一些口述自傳，是由本人自述，別人記錄整理而成。如《胡適口述自傳》，是由胡適自述，唐德剛記錄整理。
年譜是較為發達的人物傳記體裁。它是按照時間順序記載譜主的生平事跡。它不僅記載譜主的生平，而且涉及譜主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和國內外大事。它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譜主一生，是研究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年譜，出現于我國古代，民國建立後也有不少年譜出版。近二十年來，年譜出版更多。如《梁啟超年譜長編》、《孫中山年譜長編》、《黃興年譜長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瞿秋白年譜新編》、《梁漱溟先生年譜》、《蔣介石年譜初稿》、《毛澤東年譜》、《朱德年譜》、《劉少奇年譜》、《周恩來年譜》、《任弼時年譜》、《董必武年譜》、《宋慶齡年譜》、《賀龍年譜》、《魯迅年譜》、《郭沫若年譜》、《陳獨秀年譜》、《錢玄同年譜》、《沈鈞儒年譜》、《黃炎培年譜》、《陶行知年譜》、《鄭振鐸年譜》、《蔡元培年譜》、《王明年譜》等。
台灣也出版了一批年譜，如《國父年譜》、《吳佩孚年譜》、《于右任先生年譜》、《胡漢民先生年譜》、《譚祖安先生年譜》、《吳稚暉先生年譜》、《胡上將宗南年譜》、《陳副總統誠年譜》、《劉湘先生年譜》、《傅孟真先生年譜》、《朱紹良年譜》、《朱家驊年譜》、《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等。
除上述人物史料外，家譜、族譜、墓志銘等，也是研究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1995 年2 月，團結出版社出版了卞孝萱等編著的《民國人物碑傳集》，它是繼《辛亥人物碑傳集》之後出版的又一本有史料價值的碑傳記。它共計選錄260 余件碑傳，以碑、銘、表誄、行狀、行述為主，內容包括傳略、自述、墓志銘、行狀、述略、別傳等，可用作有關人物研究的參考。
第七節方志和外文史料以上各節分別介紹和評述了各類重要史料，它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基礎。但是，史料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基本史料外，方志史料和外文史料，也是不可忽視的，它們對深入研究中國現代史亦有重要價值。
我國自古以來，十分重視編纂地方志，直到民國時期，也未間斷修志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加重視編史修志。八十年代，各省、市、縣都建立了修志機構，新編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
地方志以地區為范圍，收錄該地區各方面的資料，它不僅包括該地區社會現象和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闡述曆史發展沿革，也詳細記載該地區的自然面貌、物產資源、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它是一個地區大量人文現象、自然科學和經濟資料的總彙。其中包含著大量第一手曆史資料，它是研究一個地區甚至涉及全國重大曆史問題的重要史料來源。
我國各地圖書館收藏著大量方志資料。據統計，約有8343 種，119687卷。各省、市、縣修志機構新編的省、市、縣地方志及各種專志，亦在陸續出版中。史學研究者應充分開發和利用這些寶貴的史料。
近代以來，因戰爭和各種原因使我國大量的曆史資料流落國外。在我國與各國的交往中，也形成許多涉及雙邊關系的新史料。因此，在許多國家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和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中，都或多或少的保存著中國的曆史資料。不少史料在國外已經公布或出版。如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東洋文庫等機構中，都保存著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史料。它們出版的《大日本外交文書》、《日本外交文書》和《戰史叢書》等，大量地涉及中國。日本一些軍政要人所寫的日記、回憶錄，戰後陸續出版，不少涉及戰爭年代的中日關系。美國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都收藏許多有關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原始文獻和口述史料。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務院和英國政府，都陸續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對外關系文書、外交政策文書，其中不少涉及英、美與遠東各國，特別是與中國的關系。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國際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學術事業突飛猛進，學術水平亦日益提高。我國史學研究必須十分重視使用國外的資料，將史學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第二章研究概況第一節學科發展概述本卷敘述的是1919 至1949 年的中國曆史。這段曆史，幾十年來習慣上稱作“中國現代史”。為了敘述方便，這里沿用這一稱謂。
中國現代史學科的建立中國現代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史學分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才建立的。其起步，是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開始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里，相繼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胡華著）、《新中國是怎樣誕生的》（廖蓋隆著）、《現代中國革命史話》（葉蠖生著）等一批中共黨史和革命史著作，邁開了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後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繼有《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何干之編著）、《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編著）、《中國共產黨簡要曆史》（繆楚黃編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簡編》（王實等編著）、《中國共產黨曆史講義》（討論稿、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史講義編寫協作小組編著）等較有影響的革命史、黨史著作出版。
隨著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的進展，編纂和研究中國現代通史的任務被提了出來。1954 年9 月，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關系科開設中國現代史。1956 年9 月，教育部又頒布了《中國現代史教學大綱》，並于同年年底開始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的教師著手編寫中國現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這些舉措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開展。在此後的十年中，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其成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起初還有王真）
主編，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參加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這是第一部關于現代中國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國現代史資料委員會，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國現代史研究資料。全國政協在周恩來的倡議下，也成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開始整理出版《文史資料選輯》。據粗略統計，1966 年前，出版有關現代史的資料50 余種，《文史資料選輯》55 輯。（3）開始進行專題性的研究討論。這突出地表現在關于五四運動的研究上。以1959 年紀念五四運動40 周年為契機，相繼出版了20余種專著，發表了50 余篇論文。就五四運動的性質、領導權等問題，還引發了中國現代史領域里的第一場學術爭論。不過，從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資料缺乏，總的來說，中國現代史研究水平不高，無論從研究的范圍，還是從研究內容來看，都囿于革命史或中共黨史的框架之內。
“文革”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以八十年代初為啟端，中國現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1.中國現代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突破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體系和結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近代史學界提出建立科學的中國現代史體系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場熱烈的學術爭論。在爭論中，不少人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即中國現代史“是中國通史的1919 至1949 年部分”，它敘述的是在這一曆史時期內的全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情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是中國現代史極為重要的內容，但決不是中國現代史的全部。這種共識，促進了對中國現代社會進行總體的綜合研究。八十年代以來，全國各地出版的現代通史著作已不下幾十種。在不同版本的《中國現代史》中，盡管在中國現代史的起迄時間上，在中國現代史的分期上，看法還不盡一致，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突破了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體系，開始勾劃中國現代史自身的體系。如王檜林主編的《中國現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出版），不再從革命史的角度把中國現代曆史劃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而是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把中國現代曆史劃分為六個時期，相應的六章標題是：北洋軍閥統治的繼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國民革命，北洋軍閥的末路；國民黨在全國統治的確立，蘇維埃革命的開展；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的過渡；抗日戰爭；國民黨統治的崩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2.傳統課題研究的加強與深化。
革命史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中開展比較早的一個方面。近年來，革命史研究無論外延，還是內涵，又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在外延上，革命史的范圍拓寬了。以往的現代革命史，一般局限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革命斗爭的敘述。現在許多學者已把視線伸向更廣闊的領域，並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如王金铻的《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史》，對資產階級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比較全面公允的分析。黃修榮的《國民革命史》，把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革命聯盟，細致而客觀地分析了這四個階級在1924—1927 年革命中各自的作用。過去一直被視為“禁區”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問題已被突破，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彙編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出版了多部同名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史》等。
在內涵上，革命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圍繞一些傳統課題，出版了一批頗具力度的佳作。如彭明的《五四運動史》、王宗華的《中國大革命史》、張俠的《南昌起義研究》、廖蓋隆的《全國解放戰爭簡史》等。尤其是對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研究，成績最為卓著。如中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各革命根據地，現在均有專著出版。
中共黨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更為突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代表了這個方面的新的水平。
3.新的研究領域的開辟和發展。
最近十余年，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領域，開辟到了民國史、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軍事史、文化史、社會史、民族史、地方史、華僑史、人物研究等各個方面。其中，以下幾方面的研究，成績尤為突出。
中華民國史研究1981 年9 月，李新主編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第一編出版。此後，民國史專著相繼推出。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稿》，反映了學術界對北洋軍閥的研究成果。張憲文的《中華民國史綱》，是國內第一部關于民國的簡明通史著作。劉繼增等著的《武漢國民政府》，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武漢國民政府的建立、發展與終結。
抗日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的研究，早在1949 年以前就有一些成果。
不過，作為一門專史，其發展還是近十年的事。以1985 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 周年為起點，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據初步統計，1985 至1994 年，10 年共發表關于抗戰的論文、回憶錄約3000 余篇。其間，出版了一批專著。如龔古今的《抗日戰爭史稿》、何理的《抗日戰爭史》、羅煥章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李振民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綱》、遼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一八事變叢書》、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的三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等。1995 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 周年；抗日戰爭史研究出現又一個高潮。各地出版的有關抗日戰爭的著作達200 種左右。王檜林主編的《抗日戰爭史叢書》，已出版專著30 余種。劉大年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叢書》，已出版20 種。還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陶文釗等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系》等。政黨史研究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已突破只研究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局限，把視野延伸到其他黨派。如對民主黨派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形成熱點，一方面在高校開設了“民主黨派史”課程，另方面不少學者開始編纂民主黨派史。經10 余年的努力，杭州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學者，都寫出了各自的《中國民主黨派史》。隨著海峽兩岸交流的發展，研究國民黨史的人也在增加，出版的著作有：劉健清等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彥奇等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綱》等多種。同時也有人開始把現代政黨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出版有邱錢牧主編的《中國政黨史》、朱建華等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政黨史》、朱漢國著的《中國政黨制度史》等。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1984 年出版了由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的這個專題的第一部專著《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此後，陳旭麓主編的《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高軍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以及各種版本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相繼出版。這些著作均詳細論述了“五四”後30 年中國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和主要問題。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成果更突出。如張靜如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思想史》、楊超主編的多卷本《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等，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地方現代史、區域現代史研究隨著各地研究人員隊伍的壯大，地方史、區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根據中國版本圖書館編輯的《全國新書目》記載，1994 年全國公開出版各類地方史方面的論著共252 部。地方史研究一般著力于三個方面：一是搜集各地的文史資料。這類成果，大多以內部刊印《文史資料》為主。二是編輯各種地方志。八十年代以來，各省、市、縣都成立了方志編輯委員會，開始編寫地方志，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據有關方面統計，至1995 年6 月，全國出版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市、縣三級志書共2100 余部。三是編輯各省、市的地方志。八十年代以來，還出版了一些地方現代通史，如王斌的《四川現代史》、陳傳海的《河南現代史》、林增平的《湖南近現代史》等。區域史是地方史的擴大，這方面的成績以東北地區最為突出。八十年代以來，出版了《現代東北史》、《東北大事記》、《東北地方史稿》、《東北近現代史綱》、《東北抗日義勇軍史》等，還相繼推出了《東北史叢書》、《中國東北叢書》、《東北文史叢書》、《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叢書》等大型書系。
現代人物研究八十年代以來，人物研究成為現代史研究最活躍的領域。一是多人物、多卷本的傳記著作相繼出版。如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已出版55 卷，1500 余萬字，收入人物680 余人，包括中共創建人，各個革命時期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著名革命烈士，長期同中共合作、為人民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民主黨派和愛國華僑領袖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主編的《民國人物傳》已出版7 集，收入人物數百人，全書計劃收入1000 人，包括政界、軍界、工商、金融、文教、科技等各界。星火燎原編輯部編的《解放軍將領傳》，已出14 卷，收入人物190 余人。南昌陸軍學院編撰的《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共7 集，收入中共以外的民國高級將領或有主要影響的將領249 人。此外還有《革命烈士傳》等多種。二是人物系列叢書的出版。如《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已出版《彭德懷傳》、《劉伯承傳》、《賀龍傳》、《陳毅傳》、《羅榮桓傳》、《聶榮臻傳》、《葉劍英傳》、《徐向前傳》及《張聞天傳》等多種。《中國大資本家傳記系列叢書》已出版《張謇傳》、《虞洽卿傳》、《榮宗敬榮德生傳》、《周作民傳》、《周學熙傳》、《范旭東傳》六種。還有成系列的《中國現代教育家傳》、《中國現代文學家傳》、《中國現代思想家傳》等。三是個人傳記大量問世。在現代曆史上作出傑出貢獻的共產黨人如李大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蔡和森、瞿秋白、蘇兆征、鄧中夏、張太雷、彭湃、王若飛、方志敏、劉志丹、向警予、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等；現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和思想家、藝術家如宋慶齡、蔡元培、魯迅、陳獨秀、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悲鴻等；國民黨方面的愛國將領如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等，以及社會上各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已有傳記或傳記性著作問世，總數很難統計清楚。有的人物，甚至有數種傳記。特別是為紀念毛澤東誕生100 周年，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毛澤東熱，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共出版毛澤東的傳記或研究毛澤東生平思想的著作近300種。過去被視為禁區的反面人物或有爭議人物的研究，現也為大家所關注。如漢奸汪精衛、陳公博等；國民黨上層人物蔣介石、胡漢民、何應欽等；還有諸如林彪、康生、江青等，也都有傳記出版。
現代外交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日關系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和資中筠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 年）等，是這方面的主要成果。關于中英、中法、中蘇、中德等外交關系史的研究也有論文近百篇。
此外，關于中國現代社會史和中國現代經濟史、軍事史等領域的研究，也吸引了許多學者，並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第二節主要研究成果以下分通史類、專史類對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一簡要介紹。
通史類《中國現代史稿》魏宏運主編，郭彬蔚、金普森副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10 月出版，1986 年1 月修訂再版。全書70 余萬字，分上、下兩冊。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公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現代通史。本書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澄清了極“左”思潮對中國現代史的隨意歪曲與篡改。關于北伐前奉、直軍閥的統治，關于抗戰時期國民黨愛國官兵英勇抗戰的事跡，以及關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狀況等，這些在極“左”年代很少涉及的問題，書中均有論述。該書的出版，在中國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不足之處，誠如該書的後記所說，作為一部通史，仍未擺脫中國革命史體系的局限。
《中國現代史》黃元起主編，王金铻、郭清樹、王文泉、海振中副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8 月出版。全書70 萬字，分上、下兩冊。1988年修訂再版，改為全書1 冊，主編李光一。修訂後的版本，在體系上，依據通史的要求，以現代中國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統治階級政權的變化為主要線索，從社會整體上去反映各階級、政黨、社會集團及各民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各領域的活動，展現了1919 至1949 年間中國社會的全貌。在內容上，根據新的史料，對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客觀公允的論斷。如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該書既肯定“這個綱領是一個比較好的綱領”，同時又指出它是“體現片面抗戰的綱領，具有兩面性”。該書的不足是作為一部現代中國的通史，其內容仍不夠廣泛。
《中國現代史》主編王檜林，編寫者有王檜林、郭大鈞、魯振祥、李隆基、李起民和李慎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年3 月出版。全書69 萬字，分上、下兩冊。1991 年曾修訂再版。該書緊緊抓住現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對現代中國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各政黨、各民族的活動，對現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等領域的狀況，作了較為系統、全面的論述。在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論上，也盡量做到了平實、公允，並提出許多新見解。該書的主要不足是對經濟的敘述，仍嫌單薄。《中國現代史》王維禮主編，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 年7 月出版。全書1 冊，56 萬字。該書作為自學教材，有以下特點：（1）為幫助讀者自學，每一曆史時期的開頭，都寫有“曆史線索”，勾劃這一時期曆史發展脈絡，以便于讀者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時期的曆史；同時，每一章開頭，還寫有“學習要點”，揭示本章的基本內容及需要重點掌握的問題，以便于讀者抓住中心，有目的地進行學習。（2）全書內容簡明扼要，重點突出。（3）書中附有許多圖表，為讀者自學提供了方便。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丁守和主編，陳文桂、唐寶林、魯振祥、郭德宏等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12 月出版。該書分四編：第一編“祖國在危機中”，敘述了1900 年義和團運動到1912 年清帝退位的曆史；第二編“救國道路的新探索”，敘述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曆史；第三編“兩種命運的較量”，敘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曆史；第四編“新中國的曆程”，敘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曆史。本書的特點主要有二：其一，作為一部通史，涵蓋面廣，信息量大。作者對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變遷狀況均作了具體的論述。對一般現代史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內容、如三十年代關于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爭論及關于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本書都有介紹。其二，所論問題，重點突出，體現了史綱特色。
專史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李新、陳鐵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共12 卷。該書詳盡地展示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具體卷目如下：第一卷《偉大的開端》，李新、陳鐵健主編；第二卷《國民革命的興起》，蕭超然主編；第三卷《北伐戰爭》，張靜如主編；第四卷《星火燎原》，時光主編；第五卷《抗日潮流的起伏》，馬模貞、匡珊吉主編；第六卷《從內戰到抗戰》，李義彬主編；第七卷《全民抗戰氣壯山河》，李良志、王樹蔭、秦英君主編；第八卷《堅持抗戰苦撐待變》，李隆基、王玉祥主編；第九卷《同盟抗戰贏得勝利》，李良志、李隆基主編；第十卷《爭取和平民主》，黃友嵐主編；第十一卷《戰略防禦轉守為攻》，邵維正主編；第十二卷《最後的決戰》，蕭甡主編。
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帶有長編性的革命史專著。書中彙集、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檔案、報刊記載、原著，以及有關回憶錄。但它又不是曆史資料的彙集，而是一部反映曆史實際與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史學著作，通過史料來具體說明曆史事件發生的原因、發展過程及其結局和影響。
《中國共產黨曆史講義》郝國興、賈蔚昌、徐樹績、韓泰華、蔣紹春、孫敦、張相鈞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3 月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下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曆史。上冊28 萬字，把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分為創立、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五個不同的曆史發展時期。本書的特點，不僅較詳細地敘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戰斗曆程，以及較詳細地論述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而且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組織的發展狀況。
《中國共產黨曆史講義》鄭德榮、朱陽主編，孫友葵、郭永鈞、任永祥、宋春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6 月出版。全書上、下冊，上冊時限為1919 年5 月至1949 年9 月，共30 萬字。該書與其他黨史著作相比有兩大特色：（1）注意全面反映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戰斗曆程。在介紹毛澤東的活動與著作的同時，增加了各個時期黨的其他領導人的活動。（2）為便于讀者學習，本書每章後有“本章小結”。“本章小結”用簡練的文字，論述黨在該時期的曆史地位，總結黨在該時期的曆史經驗教訓。這對讀者進一步理解和掌握該章內容，很有幫助。
《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 月出版。56 萬字。該書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集體勞動的成果。內分五編，系統論述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曆史。這五編分別為：第一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1919 年5 月—1923 年6 月）；第二編黨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1923年6 月—1927 年7 月）；第三編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 年8 月—1937年7 月）；第四編黨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 年7 月—1945 年8 月）；第五編黨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 年8 月—1949 年10 月）。該書的特點，一是內容全面，材料豐富。該書既系統地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戰斗曆程，又較詳細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由數十人發展成擁有數千萬成員的光輝曆程。二是評價黨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比較客觀，既高度頌揚了黨在現代中國曆史上的豐功偉績，同時也不隱諱黨曾有過的失誤。該書的出版，代表了國內黨史研究的新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48 萬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8 月出版。這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 周年而編寫的一部黨史讀本。該書的特點，一是簡明，適合廣大干部、黨員閱讀；二是實事求是，如實地論述了黨在曆史上所犯的曆次錯誤。縱觀全書，確如胡喬木所指出，“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讀者讀了會覺得是在讀一部明白曉暢而又嚴謹切實的曆史，從中可以吸取營養，引發思考，而不是讀的某種‘宣傳品’”。《中國國民黨史》劉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編，64 萬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 月出版。這是一部比較完整地敘述中國國民黨曆史的專著。其完整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從時間上說，本書起筆于1894 年興中會的出現，收筆于1988 年國民黨“十三大”，敘述了國民黨90 余年發展、變化的曆史。其中，不僅包含了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曆史，而且較詳細地敘述了國民黨遷退台灣後的情況。第二，從內容上說，除敘述國民黨曆史上的人物、重大事件、主要會議等，還注重把國民黨發展變化的過程放到整個中國社會現實中加以考察，反映了中國政治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系，顯現了國民黨史的全貌。
《中國政黨史》邱錢牧主編，78 萬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12 月出版。該書涉及的范圍，幾乎包括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所有的政黨。書中對中國曆史上各政黨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社會曆史條件，組織的建立與發展變化情況，政治主張、綱領、政策與策略，奪取政權、參加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實踐活動，各政黨間錯綜複雜的關系以及各政黨在曆史上不同的作用，均作了詳細的論述。作者認為，自中國出現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起，至1949 年中國革命勝利，中國政黨的發展經曆了三個不同的階段，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產生與早期活動”階段（1894—1912）；“中國政黨的勃興與分化組合”階段（1912—1921）；“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與分裂，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階段（1921—1949）。書中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中間政黨的活動，並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它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中華民國史綱》張憲文主編，共55 萬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10 月出版。該書為國內第一部全面敘述中華民國由興而亡的著作。該書在政治方面對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南京政府推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政策，作了無情的揭露；在經濟方面，以相當的筆墨論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軍閥內戰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破壞和影響；在軍事方面，全面敘述了民國時期名目繁多的各種軍隊和頻繁發生的各種戰爭；在文化思想方面，不僅論述了新文化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文化事業，而且還較詳細地論述了國民黨對文化事業的控制及其對進步文化的摧殘等。該書的出版，有力地推動了學術界有關中華民國史的教學與研究。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42 萬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6 月出版。該書為第一部較系統地論述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專著。該書共分七章：第一章，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理論和主張；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主張；第三章，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思想，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第四章，蔣介石集團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的形成，中國共產黨關于工農民主共和國的理論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張；第五章，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其他黨派的抗戰主張；第六章，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科學闡述，中國法西斯主義理論的系統化；第七章，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其他黨派在建國問題上的主張，人民民主專政思想的勝利。該書堅持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系統論述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高軍、王檜林、楊樹標主編，67 萬字，華夏出版社1990 年3 月出版。該書與其他有關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論著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它以紀事本末的編撰體例，論述了中國現代史上20 余種最具影響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國無政府主義、胡適實用主義、中國空想社會主義、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孫中山三民主義、國家主義派的政治思想、戴季陶主義、西山會議派的政治思想、中國法西斯主義、國民黨改組派的政治思想、第三黨政治思想、人權派政治思想、鄉村建設派政治思想、中國托派政治思想、戰國策派政治思想等等。此外還系統而全面地論述了思想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全過程。其二，該書對現代政治思想的論述，不是簡單地停留在對其產生、發展過程的敘述，而是突出“評要”特色。作者對各種政治思想的具體內容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作了較深刻的分析和實事求是的評價，不乏新的見解。
《中國共產黨思想史》張靜如主編，張靜如、魯振祥、王章維、李起民、陳明顯、郭德宏編著，青島出版社1991 年7 月出版。全書一冊，54 萬字。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論述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史的專著。作者根據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的具體內容，把中國共產黨自1921 年成立後70 年的思想發展曆程，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思想”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思想”三個發展階段進行論述。書中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界定為“中共中央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包括“已經形成理論體系的正確指導思想”；“尚未形成理論體系的正確指導思想”；“‘左’的和右的錯誤指導思想”。關于中國共產黨思想產生的源流，作者認為，一方面根源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思想的形成，也沒有中國共產黨思想的發展。但另一方面，認為中國共產黨思想，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同時還受中國傳統的社會意識的影響。《毛澤東思想史》楊超、畢劍橫主編，劉平齋、姜忠、李聲祿副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四卷，前兩卷于1991 年5 月出版；後兩卷于1993年5 月出版，共120 萬字。該書系統地敘述了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產生、形成、發展的曆史。前兩卷闡述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一過程中，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其中著重論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關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這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經驗；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轉變，以及關于“一化三改造”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後兩卷則分別闡述了1956—1992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曲折發展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作者既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而有益的探索，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中國曆史發展中的主要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又不諱言毛澤東晚年在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中的失誤，並把這種失誤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嚴格地區分開來。
《中國現代經濟史》董長芝、李帆著，22 萬字，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 年出版。這是一部比較全面反映1919 至1949 年間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全過程的專著。第一章論述了從1919 年五四運動到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第二章是全書的重點之一，論述了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至1937 年抗戰爆發前的中國社會經濟，其中包括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財政經濟制度、關稅和稅收政策、內外債政策以及十年間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第三章論述了九一八事變至抗戰爆發前日本占領區的經濟情況；第四章論述了抗戰期間大後方的經濟狀況；第五章論述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情況；第六章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及其在全國確立主導地位的過程。在論述各種經濟現象、經濟問題時，引用了大量的數據。
《中華民國文化史》史全生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4 月出版。
全書分上中下三冊，共92 萬字。該書從實例上探索了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從內容來看，該書所講的文化史，包括思想、宗教、文學、音樂、舞蹈、電影、戲劇、美術、教育、新聞出版、體育、醫療衛生和民俗等文化領域。書中根據文化史自身發展的特點，把中華民國文化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十個發展階段：第一時期，1912 至1927 年，是“民國文化史的開始和形成時期”。內分五個階段：（1）1912—1913 年，民國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潮；（2）1913—1915 年，封建舊文化向民國新文化的第一次反撲；（3）1915—1919 年，新文化運動階段；（4）1919—1924 年，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階段；（5）1924—1927 年，新三民主義的形成和國民革命的宣傳階段。第二時期，1927 至1937 年，是“民國文化的緩慢發展時期”，內分二個階段：（1）1927—1931年，民國文化初步發展階段；（2）1931—1937 年，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為反對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和日本侵略東北而開展的文化運動。第三時期，1937至1945 年，是“一切愛國文化工作者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投降論調，而開展一系列抗日文化宣傳運動的時期”，內分三個階段：（1）1937—1938年，抗日文化運動的高潮階段；（2）1938—1942 年，抗日文化運動的低潮階段；（3）1942—1945 年，解放區文藝工作的新局面和國統區文化界民主運動的新高漲階段。第四時期，1945 至1949 年，是“國民黨統治區文化的衰落和解放區文化事業的勝利時期”。
《中華民國外交史》石源華著，58 萬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12月出版。該書認為中華民國外交史，經曆了5 個發展階段：（1）晚清外交格局的勉力維持和對日外交地位的上升（1912 年1 月至1918 年12 月）；（2）各國在華“均勢”的重定和中國政府的外交（1919 年1 月至1931 年9 月）；（3）日本再破列強在華“均勢”和國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1931 年9 月至1937 年7 月）；（4）戰時抗日外交和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1937 年7 月至1945 年8 月）；（5）對美外交地位的上升與民國外交的終結（1945 年8 月至1949 年9 月）。
《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楊云若、楊奎松著，39 萬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6 月出版。該書依據大量文獻資料，比較完整地論述了曆史上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書中不僅客觀地論述了共產國際在幫助籌建中國共產黨，幫助中共制定革命綱領和統一戰線策略原則等方面的功績，而且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失誤。如該書對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寫道：“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在初期和中期基本上是正確的。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及時幫助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和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提出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和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對于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的高漲，起了促進作用。”“但是，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尤其在後期，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失誤，其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上的右傾思想。共產國際對國民黨估計過高，對中國共產黨估計過低。這種傾向，在整個大革命時期一直影響著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這樣的評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書中還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有關共產國際的文獻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共產國際問題提供了方便。
《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史》王金铻主編，55 萬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9 月出版。該書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現代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曆史過程。第一章為“現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從經濟上揭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發展的原因與特點；第二章為“護法、國憲、省治和廢督裁兵運動”，論述了民國以後中國資產階級發動的護法運動、國憲運動、省憲自治運動、廢督裁兵運動等一系列旨在爭取“民主”的運動；第三章為“國民革命”，通過對1924 至1927 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論述，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同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聯合的必然性；第四章為“平民革命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論述了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第五章為“抗日救亡運動”，論述了九一八事變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第六章為“抗戰和民主憲政運動”，論述了抗戰期間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民主派關于抗戰與民主的主張，以及抗戰時期的民主憲政運動；第七章為“第三大黨運動和第三條道路的破產”，論述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該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專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著，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年7 月出版。全書三卷，共114 萬字。第一卷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戰史，主編莫陽、張要先、沈宗洪、李紹群、仲兆良；第二卷為抗日戰爭時期戰史，主編張一民、蔡田夫、傅吉慶；第三卷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戰史，主編莫陽、姚傑。該書是一部經數十年努力才完成的軍史巨著，它有以下特點：第一，它是目前最詳盡地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的戰斗曆程的史著。第二，內容充實，評論客觀，不僅詳細地論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長達22 年的革命戰爭中為推翻三大敵人的統治，創建新中國立下的赫赫戰功，而且客觀敘述了在“左”傾錯誤路線指揮下的嚴重失利。第三，為便于讀者閱讀，該書在每章之後均有“本章小結”；在每卷之後都有對每一時期經驗教訓的總結。第四，資料豐富，史料價值高。該書不僅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珍貴資料，為人們進一步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奠定了基礎，而且在各卷正文之後，附有各革命戰爭時期的形勢要圖、重要戰役戰斗經過要圖以及敵我雙方的序列表、人民解放軍戰績統計表、重要戰役戰斗一覽表等圖表。
《五四運動史》彭明著，52 萬字，人民出版社1984 年4 月出版。全書一冊，該書為作者多年潛心研究五四運動史的成果，全面而系統地論述了五四運動發生、發展的全過程。第一至第七章，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論述了五四運動爆發的曆史條件；第八至第十三章，具體敘述了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及其過程；第十四至第十九章，敘述了五四愛國運動後至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整個中國思想界的情況；第二十章論述了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結束語部分系統闡發了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為方便讀者檢索，書後還附有1912 年1 月中華民國成立至1921 年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大事記。
《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王宗華主編，馬菊英、顧群、曾憲林副主編，人民出版社1990 年9 月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共92 萬字。與以往有關中國大革命的論著相比，該書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內容廣泛。不僅論述了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軍事斗爭，而且論述了這一時期的經濟、文化思想斗爭；不僅論述了國共合作的革命活動和人民群眾運動，而且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北方國民軍等友軍的活動。第二，評價客觀。這突出地表現在對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評價上。該書既肯定了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大力幫助，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蘇共與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失誤。
《國民革命史》黃修榮著，49 萬字，重慶出版社1992 年9 月出版。該書以豐富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描繪了1924—1927年這一時期多彩多姿的曆史畫卷。對這一時期的軍事斗爭，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狀況，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國共兩黨在國民革命洪流中創立的業績和它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共產國際和蘇、美、英等國的對華方針及其對國民革命所持的態度等，都有詳細論述。
《武漢國民政府史》劉繼增、毛磊、袁繼成著，43 萬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7 月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從多角度，多側面論述武漢國民政府曆史的專著。是書不僅系統地敘述了武漢國民政府從建立到終結的全過程，而且詳細敘述了武漢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群眾運動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偽滿洲國史》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著，50 萬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10 月出版。這是學術界第一部論述偽滿洲國史的專著，主要論述了四方面的內容：即偽滿洲國從出籠到垮台的曆史過程；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權；日本帝國主義通過偽滿政權對東北人民實行的法西斯統治和犯下的滔天罪行；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繼《偽滿洲國史》之後，1995 年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學詩的《偽滿洲國史新編》，反映了學術界研究偽滿洲國史的新進展。
《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著，王道平主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于1991 年10 月出版，共50萬字，記述了自1931 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 年7 月間，中國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由分裂到團結、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戰爭、由局部抗戰走向全國抗戰的曆程。中卷于1994 年4 月出版，共55 萬字，記述了自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開始，至1940 年底的全國抗日戰爭的曆程。下卷于1994年12 月出版，共52 萬字，記述了全國抗日戰爭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進攻，最後取得勝利的曆程。
這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國抗日戰爭曆史的著作。是書不僅內容翔實，資料豐富，而且觀點平實公允。如對中國抗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的劃分，作者認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既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起點，也是中國人民進行曲折的抗日戰爭的序幕。”“‘七七事變’，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同時也標志著中國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實現，標志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的開始。”再如對中國抗日戰爭曆史地位的認定，作者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因此，“它不論在中國近代史還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極其重大的事件”。為便于讀者閱讀，該書的每編均有“小結”，在每卷之後，附有重要戰役示意圖和中日戰爭大事記。
第三節學術觀點與問題討論舉要中國現代史體系問題中國現代史是中國通史的現代部分；中國現代史必須擺脫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框架的束縛，確立自身的學科體系。這是近年來學術界的共識。但是如何來構築中國現代史體系呢？仍存在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兩個方面：1.中國現代史的體系應以什麼為主要線索來構建的問題，有五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以中國革命史為主線。這種意見認為，中國現代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斗爭，不僅表現在政治領域，還表現于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正是這種革命斗爭，才使中國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
第二種，以中國現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轉化和消失為主線。持此觀點者指出，在現代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代表反動落後的生產關系，它們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著全國性政權，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是革命的對象；而與此相對的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是革命的動力。這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關系構成中國現代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起著支配作用。
第三種，根據結構論的方法來構建中國現代史的體系。這種意見認為，中國現代社會主要存在著五種政治勢力，即帝國主義、地主買辦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五種力量在政治上表現了三種不同的方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新民主主義方向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向；在經濟領域里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經濟結構，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民族資本經濟；在文化領域里表現為帝國主義封建買辦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三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上述不同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和運動規律，實際上就構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及其運動規律。
第四種，中國現代史應采取與中國古代史基本上一致的體系。持此觀點者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現代史以“一個運動”、“兩個過程”、“四次戰爭”為基本體系。這種體系割裂了數千年中國曆史體系的系統性，把占社會支配地位和統治地位的主要方面置于一個不重要的地位，不符合曆史實際，也不利于人們全面了解曆史。中國現代史的學科體系，應是中國古代史學科體系的延續。
第五種，以“社會現代化”理論來重新架構中國現代史的基本體系。
2.中國現代史的起始時間和階段劃分。
關于中國現代史的起始時間，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大多數學者認定中國現代史即是1919 至1949 年的中國史。但也有人（如榮孟源、李新等）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劃分曆史時代的標准應是社會形態，“從鴉片戰爭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社會性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這110 年的曆史應該作為一個曆史時期，叫做中國近代史”1。他們主張中國現代史應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問題再次展開討論。主要觀點仍是上述兩點：一是主張從1919 年五四運動開始；二是主張從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此外，還有人提出了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現代史應從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或從1911 年辛亥革命）開始。理由是：“1912 年資產階級建立起中華民國，推翻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從政治上結束了封建帝制，開始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民主政體，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具影響的劃時代的事件之一；從中國現代化自身發展的過程看，1912 年前一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也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不過，在實際的教學與研究中，比較多的還是把中國現代史界定成1919年至1949 年的中國曆史。
關于1919—1949 年30 年曆史的階段劃分，在八十年代前，基本上沿用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中的分期。具體說，劃分為四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19—1927）、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27—1937）、抗日戰爭（1937—1945）、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1945—1949）。近年來出現多種劃法：第一種仍沿用胡喬木的劃法。第二種也劃為四個階段，起止時間是：1919 年5 月至1927 年7 月；1927 年8 月至1931 年9 月；1931 年9 月至1945 年8 月；1945 年9 月至1949 年9 月。第三種劃為五個階段，起止時間是：1919 年至1923 年；1924 年至1927 年；1927 年至1937 年；1937 年至1945 年；1945 年至1949 年。第四種劃為六個階段，起止時間是：1919 年至1923 年；1924 年至1927 年；1927 年至1931年；1931 年至1937 年；1937 年至1945 年；1945 年至1949 年。
從目前學術界的情況看，如何具體而又完整地構建中國現代史的科學體系，仍是一個有待繼續探討和實踐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兩大部分。近年來，學術界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輪廓已經清楚了，但在其中的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著意見分歧。1 ①參見《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57 年版。
1.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時間和標志。
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一種意見認為， 1925 年中共四大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標志。理由是，中共四大解決了以前黨的曆次代表大會所沒有解決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進一步解決了中共二大已提出的革命同盟軍問題，基本上明確了革命的領導、動力、對象等問題。第二種意見認為毛澤東1925 年12 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理由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辯明了中國革命的敵人和朋友，從而集中了當時黨內的正確主張，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無產階級應團結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一切半無產階級（主要是貧農）、小資產階級（主要是中農），爭取中產階級（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買辦階級以及中產階級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統治，反對在中國建立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第三種意見認為，自中共成立後，經過全黨5 年多的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到1926 年（春夏），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這時，在黨中央的文件和黨的許多領導人的著作中，已對中國革命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看法，包括：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實行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特色的國民革命；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無產階級不但要參加而且要爭取對革命的領導；無產階級要同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同時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聯合戰線；革命的結果不是建立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而是要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統治的國家。這些就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第四種意見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于1927 年春。理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核心內容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理論，政權理論的形成應以全黨的共識為標志。1927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慕饈汀罰 敖賢暾 乇硎雋誦旅裰髦饕逭
ㄋ枷氳幕 灸諶藎 侵泄 膊 忱 飛鮮狀我災醒刖鲆櫚男問獎澩锪巳ǖ扯悅裰髡 ㄎ侍獾惱感氯鮮叮 曛咀胖泄 膊 橙妨⒘誦旅裰髦饕逭
ǖ惱鉸閱勘輟薄Ｍ 保 鋇*1927 年春，才在全黨明確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問題。
2.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內涵。
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內容，目前也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應包括以下幾個基本點：其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的時代。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已經取得勝利和國內無產階級已經覺醒的新時代，它與發生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同的。其二，革命的領導者。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其三，革命的動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以工農為主體，同時有其他廣大社會階層參加。其四，革命的對象。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其五，革命的目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有各民主階級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即革命的領導力量、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前途。第三種意見認為，“關于革命的領導、動力、對象等問題的思想，就是黨的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基本思想。這三個問題基本明確了，便可以認為黨的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了”。第四種意見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應包括六個內容，除了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的時代、領導、動力、對象、目的和前途外，還應包括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3.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這是近年來人們研究的一個新課題。過去一般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就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近年來人們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應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解決的是如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問題；二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解決的是奪取全國政權後，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並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問題。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基本內容，有人概括為六個方面：其一，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准備；其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其三，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的國家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幾個民主階級聯合專政；其四，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其五，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結合體；其六，新民主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的各種階級矛盾可以獲得調解。有人概括為五個方面：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特征；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是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八十年代以來，對其研究逐漸展開。
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論者大多贊同如下觀點：在黨的創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幫助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幫助了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綱領和國共合作的方針，幫助了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確定三大政策，對創建黃埔軍校、東征和北伐，也都作出了貢獻。但此時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也有過失誤，如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上的妥協退讓，對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力量估計不當等。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內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曆次“左”傾錯誤，都與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有密切關系。當然，即使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也起過好的作用，如幫助中共實現向土地革命的轉變，停止瞿秋白、李立三“左”傾錯誤的推行等。最後，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也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又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作用，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
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學術界意見還不盡一致。如在共產國際與陳獨秀右傾錯誤的關系問題上，就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主要來自共產國際，他個人不應負主要責任。其理由是：第一，陳獨秀在1922 年前是重視工人階級力量的，但在是年底參加共產國際“四大”後，他開始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表現右傾。這種變化是受共產國際影響的。第二，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三次大退讓，都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首先實現了退讓，陳獨秀只是步其後塵。第二種意見認為，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正確的，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應由其本人負主要責任。第三種意見則認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同共產國際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誰負什麼責任，應作具體分析，既不能把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完全歸之其本人，也不能完全歸罪于共產國際。此外，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共產國際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國際與第一次大革命，共產國際與中共黨內三次“左”傾錯誤，共產國際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與西安事變等問題上，學術界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意見。
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研究得較深入的一個課題。早在五六十年代，學術界就五四運動的性質問題和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問題展開過討論。近年來，學術界對該課題的討論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1.五四運動的領導權。
大致有如下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是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認為李大釗等人不僅為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和組織上的准備，而且直接參加運動的行列，指導運動。第二種意見認為是無產階級領導。理由：五四運動是以無產階級世界觀，即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推動、指導和組織作用，是無產階級領導運動的集中體現；工人階級在運動中“起了決定作用”，“支配著運動的發展方向”。第三種意見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領導。理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運動前的宣傳鼓吹，“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素質，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運動爆發後，他們推動了工人、學生運動“向縱深發展”，並為運動的發展制定了策略、方法和目標。因此，“五四運動的真正推動和領導者應該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第四種意見認為是國民黨領導。持此觀點者認為，“國民黨當時作為中國社會的唯一革命政黨，其成員在五四運動中，不僅從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從組織上，對運動的興起、發展乃至取勝，均起了重要作用”。“盡管當時曾起過領導作用的，還有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及研究系的部分重要成員”，然而，就各自在整體上對社會實際影響的大小而言，“國民黨人的領導作用是最主要的。特別是上海的五四運動，可以說幾乎完全是由國民黨人領導的”。還有一種意見反對籠統地提領導權問題，認為“不存在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組織領導核心”，“運動中的各黨派各團體都在某種程度上領導、推動了其成員和群眾投身反帝救亡斗爭”。
2.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
縱觀目前史學界關于五四運動曆史意義的論述，大致可歸納如下幾點：（1）五四運動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2）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4）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于上述幾點，學術界的分歧主要是第二點，即五四運動究竟是不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關于這個問題，多數學者持肯定的態度。他們從各自的認識角度陳述了理由，有的強調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賦予它“新民主主義的色彩”；有的強調無產階級或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對它的領導；有的強調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和運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的則把“五四運動”擴展為“五四時期”來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內涵上陳述了四點理由：其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不等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不等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不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其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時期”。也有的論者明確表示：“五四運動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也是中國現代史研究開展得較早的一個課題。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問世，如《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等。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問題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並對其中的一些問題展開了討論。討論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1.關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史實。
在六十年代初，學術界已形成這樣的觀點：在中文記載中，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名字的，是梁啟超1902 年10 月發表于《新民叢報》上的文章《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但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標志，是李大釗于1918 年下半年寫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三篇文章的發表。近年來一些學者發表了不同的看法，並對有的問題展開了討論。有人指出，在中文報刊上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名字和學說的，不是1902 年梁啟超的文章，而是1899 年出版的《萬國公報》刊登的《社會演化》。還有人進一步指出，在中國文字里最早提到馬克思學說的，是1898 年在上海由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書，該書為英人克卡樸所著的《社會主義史》的中譯本。關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標志，大多數人認為應明確區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介紹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這樣兩個不同的階段，因而仍堅持這樣的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從五四時期起，以‘北李南陳’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說，指出：首先把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火種傳播到中國大地的，是中國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孫中山、朱執信，時間是二十世紀初年。“北李南陳”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工作中有其獨特的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確性等方面要超過資產階級思想家，但在時間上，他們要晚于孫中山、朱執信十幾年。
2.關于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三次論戰。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在斗爭中實現的。從五十年代起，人們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的過程中，逐漸把當時發生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爭論概括成“三次論戰”。六十年代初，學術界還專題討論過三次論戰的性質問題。當時一般都持這樣的觀點：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胡適派之間的論戰；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同情者）同地主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右翼代表人物的斗爭；關于同無政府主義的斗爭，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小資產階級反動政治思想的斗爭。近些年，人們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討論的著力點主要是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和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
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有人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在社會、政治、曆史、哲學諸方面的觀點的全面較量；是兩種敵對思想體系的斗爭”。也有人認為，這次論戰是“一場被誤解的學術爭鳴”，胡、李之間“純粹是學術界內部就如何用西方先進文明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學術爭辯，決不是兩條根本對立的政治糾紛”。“胡李之說異曲同工，實無本質區別”。還有人通過對這次論戰具體過程的詳細考察，指出胡適那篇挑起論戰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批評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其根本原因在于無政府主義者運用實驗主義詮釋無政府主義。
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長期以來，史學界在評論這次論戰時，幾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態度。近幾年，學術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氣、科學地評價這次論戰的意見。持此觀點者指出：“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論戰，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理論探討。”“我們在評論這次論戰雙方時，都必須曆史地看待他們，在充分肯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知識分子的曆史功績時，對張東蓀、梁啟超等人在討論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隨意否定。”
中國共產黨“一大”
中共“一大”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近年史學界對“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仍存有分歧。
1.關于會議時間。
史學界已排除7 月1 日開幕說，確認7 月23 日為“一大”開幕日，但在會議的時間安排和會議結束的時間上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7 月23 日為開幕日；24 日、25 日舉行第一、二次會議；26 日、27 日休會起草文件；28 日、29 日每日上下午舉行第三至第六次會議；30 日舉行最後第七次會議。第二種說法是：7 月23 日會議開幕；24 日舉行第二次會議；25 日、26 日休會起草文件；27—30 日舉行第三至第六次會議；7 月31 日舉行最後的第七次會議。第三種說法：7 月30 日以前的安排與第二種說法相同，但認為7 月30 日舉行第六次會議後就休會，至8 月5 日才舉行最後的第七次會議。
2.關于會議代表。
有兩種說法：一說12 人，另一說為13 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說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資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個地方選派無材料證明：一大會務經辦者李達否認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證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開會的記者。後說承認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其理由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記載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單中有包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 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參加了“一大”，其中有6 人認為他是正式代表。
3.關于陳獨秀、李大釗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曆史上長期存在“南陳北李”的說法，這表明他們在中共創建過程中是起著主導作用的。他們為何均未出席中共“一大”？學術界習慣的說法是兩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現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陳獨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認為主要是馬林要召開中共“一大”，有包辦傾向；陳獨秀性格倔強，又有家長作風，故以爭取一筆修建校舍款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國際代表。“一大”前，陳獨秀為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接到李漢俊受馬林囑托寄來的召開“一大”的通知，自然產生人格尊嚴被輕視之感而產生抵觸情緒。
李大釗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認為不是因為他負責籌備“少年中國學會”的會議，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學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 年3 月14 日至7 月28 日，北京八所大專院校教職工代表聯席會議（簡稱教聯）正在組織一場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黑暗統治，爭取教職員工生存權利的總罷教斗爭。此間，李大釗除擔任“教聯”新聞股辦事，還一度擔任“教聯”的代理主席，幾乎天天參加各種會議，而且還曾于6 月3 日被打傷。這是李大釗未參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視為中共成立的標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標志中共成立的觀點，認為中共創建于1920年，即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應視為中共成立的標志。持此觀點者指出，不能將黨的代表大會與黨的成立混為一談。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無法解釋“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中共黨員身份。
中國國民黨“一大”
1924 年1 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關于這次大會，學術界的討論主要在三方面：1.新、舊三民主義問題。
1940 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以國民黨“一大”宣言為標志，把三民主義區分為新舊兩個時代。認為在國民黨一大前，三民主義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在此之後，三民主義是新范疇的三民主義。毛澤東這一論斷，多年來成為學術界研究三民主義的一個指導意見，並為大多數人所采用。近年來有人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無什麼新舊之分，也不能作新舊之分。“改組前的三民主義與改組後的三民主義沒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僅僅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作了系統的發揮和補充。”必須分清“主義”與“政策”的不同含義，不能因為某一時期的政策有了新的變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義之上，而說主義有了新舊之分。否則，就會出現“新馬克思主義”或“新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2.改組後的國民黨性質問題。
一般的觀點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成為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組織，或稱為四個階級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但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依然是資產階級政黨。理由是：改組後的國民黨仍以孫中山手創的三民主義為綱領，而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因此，國民黨也就改變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另一種意見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具有兩重性。從性質上說，是資產階級政黨；從成員構成上說，是四個階級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3.關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學術界有不少人發表文章論述孫中山確定“三大政策”的曆史過程及其意義。在此基礎上，有人進一步探討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體過程，指出應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這個概念的形成區別開來。國民黨“一大”雖有了制定“三大政策”這件“事”，但還沒有形成“三大政策”這個“詞”。通常所說的“三大政策”這個概念，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領導人嗣後根據國民黨“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來的。這個概括完全符合曆史事實，較准確地反映了孫中山晚年思想的偉大轉變。1926 年夏，黃埔軍校黃埔同學會機關刊物《黃埔潮》，便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字樣的文章。同年11 月4 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使用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 月召開的國民黨廣東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漢國民政府的性質大革命時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漢國民政府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政府的觀點。1944 年周恩來在《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的報告中指出：“武漢政府當時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府，還有譚延闿、孫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衛則代表資產階級的。當時我們應把改變武漢政府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當作努力的方向，當時實現這一種方向也是可能的。”①目前學術界關于武漢國民政府性質的討論，分歧較大，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一種意見主張分兩個階段來規定武漢國民政府的性質。武漢國民政府從成立到1927 年5 月21 日馬日事變前，是革命的政權。它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參加領導的、以國民黨左派為主的、國共合作的、執行三大政策的政權。這個政權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質，是參加當時民族民主革命各階級的聯合政權，具有新民主主義的因素。但馬日事變後，由于資產階級的相繼背叛，使得武漢國民政府迅速變質解體，變成反動政權。
第二種意見不同意把武漢國民政府說成是新民主主義政權。持此觀點者從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漢國民政府人員的構成和階級結構、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論述、武漢國民政府執行的政策等幾個方面，論證武漢國民政府不是國民黨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因素，不屬于新民主主義政權范疇，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
第三種意見則認為，武漢國民政府既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完全意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而是具有兩種性質政權的某些特征，是一種正在過渡的政權。它既可以向右轉成為比較純粹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又可向左轉成為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由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新民主主義政權。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①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5 頁。
關于1924—1927 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曾作過分析。認為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1927 年叛變了這個革命”；其二，“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其三，“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①。這成為中國現代史（包括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長期沿用的觀點。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圍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關于共產國際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
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一觀點近年來已為學術界大多數人所認可。但在如何表述這一觀點上仍存在著兩點分歧：第一，共產國際對大革命的失敗究竟負主要責任還是次要責任？一種意見認為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是中國大革命的最高決策者，中共不可能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從實際情況看，正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大革命的緊急階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錯誤，從而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只是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另一種意見雖承認共產國際對大革命失敗負有責任，但仍主張主要責任應由陳獨秀承擔。第二，共產國際對大革命錯誤指導的原因，一種意見認為，共產國際過低估計中國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和農民的力量，過高估計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各階級關系，從而導致了在農民問題上、在對待國民黨左右派問題上、在對待武裝問題上等許多方面的右傾錯誤。另一種意見認為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可歸結為戰略失誤。那種既改造國民黨的性質又發展國民黨的力量，既保持統一戰線又開展工農運動的策略，是兩對無法實現的矛盾政策。同時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又顛倒了國共兩黨在大革命時期的主從地位，把國民黨作為中國革命的主體，把中共置于從屬地位。正是共產國際這種戰略意義上的失策，最終導致大革命的失敗。
2.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內的錯誤路線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這是不爭之事實。
但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內的錯誤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在學術界卻頗多爭議。一種意見，仍堅持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指導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另一種意見，不主張把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認為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戰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誤，是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的不成熟所致。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犯有右傾錯誤，而且犯有“左”的錯誤，這種“左”的錯誤也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因素之一。① 《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53—954 頁。
3.關于國共“黨內合作”形式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
這是近年來提出的新問題。有人認為“黨內合作”這種國共合作形式雖在一定時間里壯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敗有關。理由是：第一，“黨內合作”這種形式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共產黨爭取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第二，束縛了共產黨的手腳，客觀上限制了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因而使共產黨始終未能建立起獨立領導和指揮的軍隊；第三，“黨內合作”形式本身就內在地決定了這一合作的暫時性。許多人反對這種意見，認為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是有客觀基礎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沒有國共“黨內合作”，就沒有中國的大革命。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黨內合作”過程中戰略和策略的失誤，而不是“黨內合作”這一形式本身。
南京國民政府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來隨著中華民國史研究而發展起來的一個熱門課題。這一課題范圍很廣，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國民政府有關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這里所述的是學術界關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幾個問題的討論情況。
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質。
長期以來的觀點是：南京國民政府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權。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資產階級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層資本家及其政治代表獲得了相當的政治權力，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確實撈到了不少實惠。因此，“可以肯定，這一時期的南京政權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政權”。
2.關于改訂新約運動。
近年學術界經過討論，對此問題基本上達成了這樣的共識：這一運動“恢複了中國一些長期喪失的主權，減少了帝國主義在中國長期享有的特權，否認了領事裁判權的合法性，增加了國家關稅的收入，在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利益，是曆史的進步，具有一定的曆史意義”。但這種“進步”和“積極意義”是有限度的，“與中國人民關于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的要求，還相差很遠”。
3.關于“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這也是近年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討論要點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時間。目前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策是九一八以後提出的，根據是1931 年11 月30 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外長宣誓儀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第二種意見認為早在1931 年7 月23 日，蔣介石就在南昌發出《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種意見認為，蔣介石雖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但並未形成一個基本的政策。作為國民政府的一項基本政策，是1932 年3 月上海停戰之時確定的。1932 年3 月14 日，即上海停戰的同一天，蔣介石給國民黨宣傳人員發出手令，內稱“吾人攘外，必須安內”。結合蔣介石後來所說：“于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個手令可以看作是蔣介石正式確定“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具體標志。
其二，政策轉變的時間。目前大多數人傾向于1936 年12 月的西安事變和1937 年2 月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是其轉變的起點。理由是五屆三中全會“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建議，確立了‘和平統一’，‘共赴國難’的內政方針，並表示‘如果讓步超過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戰之一途’的對外政策”。也有人認為，1935 年11 月的國民黨“五大”應是國民黨政府“攘外安內”政策重點轉變的起點，國民黨五大後其政策起了下列變化：對日態度逐漸強硬；親日派遭到冷落；對抗日言論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種種跡象說明國民黨政府“確已開始向團結、民主、抗日的方向轉化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關于紅軍長征的原因，一般都認為是王明“左”傾錯誤的指導，致使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而被迫開始長征。近年有人認為，如果僅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應該既看到它的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曆史必然性。紅軍長征的原因，一是由于軍閥混戰的漸趨平息、蔣介石政權的逐漸鞏固，這就潛伏著紅軍戰略轉移的客觀趨勢；二是由于當時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織，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觀上也要求中共制定正確的策略，包括紅軍作必要的轉移；三是由于中共自身的不成熟，決定紅軍的戰略轉移只能是被動的。所以，紅軍長征是曆史合力的結果。
關于紅軍長征出發前的准備，即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是不是有計劃、有准備地進行的？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認為長征是“倉促決定”的；二是認為：“中央紅軍長征是有計劃、有目的、有准備的，絕非‘倉促決定’、‘倉促轉移’”。從1934 年4 月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央紅軍為了突圍轉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包括迅速擴大紅軍，建立新的兵團；籌集糧款，准備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進行軍事部署，選擇突破口；進行組織安排等。
關于紅軍長征的曆史意義，毛澤東曾形象而生動地作過高度評價。學術界基本上是在毛澤東觀點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闡發。歸納起來，論點是：第一，紅軍長征是中國革命化險為夷，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轉變到抗日戰爭興起的關鍵；第二，紅軍長征鍛煉了中國革命的領導骨干，為以後革命形勢的展開和奪取全國勝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備；第三，紅軍長征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長征的勝利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影響；第四，紅軍長征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頑強拼搏的象征；第五，紅軍長征的影響已突破時代和國度的界限，在人類曆史上樹立了一座無與倫比的豐碑。
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研究和整個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近年來學術界除對遵義會議的一些具體史實作了考證外，還著重討論了以下兩個問題：1.遵義會議的曆史地位。
長期以來人們的評價是：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近年有人對此“成熟”說提出異議，認為這種觀點與事實不符。理由是：遵義會議只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沒有批判政治路線的錯誤，它的功績主要在于確立了代表正確軍事路線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使黨和紅軍在非常情況下死里逃生。而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成熟的標志應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備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體制、組織機構和領導管理制度；第二，有相當完備的、發展著的黨的理論體系，有符合時代要求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及一系列方針政策；第三，全黨的政治素質從理論到實踐上的成熟。從遵義會議的情況來看，它還沒有完全具備這些要素。
2.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對此學術界一直持肯定態度。近年有人認為，“這一說法不甚確切”。
指出“確立”意味著穩固地建立和樹立，而當時“恐怕還不能這樣說”。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只是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在軍事指揮方面成為周恩來的幫助者。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總負責。至成立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毛澤東才開始執掌最高軍事指揮權。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有一個逐漸鞏固的過程，直到1938 年六屆六中全會，才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因此，“毛澤東同志進入黨中央執掌重要權力，遵義會議只是開始，而不是確立”。還有人經過考證指出，遵義會議後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或稱三人團），其成員順序是：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毛澤東後來曾說過，“三人團”的團長是周恩來。論者認為，毛澤東在組織上成為軍事的主要負責人，大約是在1935 年8 月周恩來因病不能理事之時。①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制定這是學術界研究得較早，也是研究得較深的一個問題。
①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8—149 頁。1.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提出。
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醞釀的時間很長，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共“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提出是在1935 年遵義會議後。比較多的人贊同第二種意見，主張應以《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作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提出的標志。認為這個宣言與以前中共中央發表的團結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層聯合，而是擴大為各黨各派各團體各軍各界各個民族的聯合，包括國民黨在內；過去講聯合，有三個條件，現在只有一個條件，即“停止進攻蘇區”；宣言雖仍然將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但沒有把推翻國民黨政府看作是抗日的先決條件；宣言的主張不再停留在宣傳階段，而是真誠地要求付諸實施，提出各界立即進行協商、談判，討論抗日的實際工作。因此，可以說，這個宣言初步克服了“左”傾關門主義，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標志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提出。
2.共產國際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制定。
史學界的分歧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是中共中央在長征到達陝北後獨立自主制定的，還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制定的。在這個問題上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共統一戰線的方針影響作用不能低估。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制定的。如1935 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思想對中共有直接影響作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指導下，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共產國際七大後，共產國際派張浩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會議精神等。當然，將抗日統一戰線內涵具體化，並結合中國實際予以貫徹的是中共中央。
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的。持此觀點者指出，中共中央在長征到達陝北後，立即著手研究黨的策略路線問題，1935 年10 月便發出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提出了黨的策略總方針是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而且對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對象、領導權以至具體方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作出了比較完整的規定。而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張浩11 月7 日才到達瓦窯堡，張浩帶回的國際指示及“八一宣言”主要點，如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十大綱領等，在中共的“指示信”中均無反映，由此證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是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制定的。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在要不要搞統一戰線問題上，共產國際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統一戰線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影響中國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來學術界就西安事變的一些問題展開了討論。
1.關于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變以來，對于其成因，世人發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較一致的認識是：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當時，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國內一切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驅逐日寇出中國。其時，當權的蔣介石卻堅持對內戰爭、對外退讓的誤國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而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順應了曆史的潮流，具有偉大的感召力。因此，事變的發生，既是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屬官兵愛國**的總爆發，也是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2.關于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確定。
曾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受“斯大林電報”
的影響而決定的。學術界大多數人不贊同此種觀點。現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決定的。有的學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與“斯大林電報”的關系後指出，事變爆發後，中共確曾多次致電共產國際，但直至12 月16 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產國際複電，而複電又因電碼差錯無法譯出。在中共要求“檢查重發”後，12 月20日複電收到。此時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四項基本方針，並正在付諸實施。
3.關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中各種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論者大多只強調中共的推動作用。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單強調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實際。有人從七個方面探討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因素：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事變中的主體作用；蔣介石被迫反省，客觀上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促成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對事變和平解決也起了促進作用；各地方實力派的牽制有利于事變的和平解決；強大的國內輿論推動著事變的和平解決；國際反應對事變和平解決有著間接作用。
4.關于張學良陪蔣回甯的評價。
以往史學界對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見解，認為張學良此舉是一項愛國的壯舉，應當予以基本肯定。張學良的重大曆史功績，不僅在于捉蔣，而且在于放蔣，在于他為了抗日救國這一崇高目標，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親自陪蔣回甯，以一人的失換來了全民族的得。從某種意義上說，張陪蔣回甯是西安事變最好的結局之一。
5.關于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
一種意見認為西安事變是由楊虎城和張學良共同發動的，因而主張楊、張齊名。另一種意見認為，雖然楊虎城的部隊數量和職務都不及張學良，但他與中共的聯系比張早得多，本人還曾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年長于張，成熟老練，在發動和解決事變中，楊起了主導作用。有人把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集中歸納為五點：第一，楊首先提出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第二，西安事變是在陝西各界人民積極支持下發生的，這種群眾基礎的形成，是與楊虎城長期積極支持和保護當地的抗日愛國運動，一貫堅持進步與民主的立場不可分；第三，八項主張是張、楊義舉的政治綱領，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楊虎城在兩廣事變間與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項主張；第四，整個西安事變期間，楊虎城始終顧全大局，求同存異，充分尊重張學良和周恩來的意見，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作出了寶貴的讓步，維護了三位一體的團結，保證了三方的一致行動。第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基礎奠定于釋蔣前，而其最終完成卻是釋蔣後。張學良被扣後，楊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號召力，力撐危局，為最終實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或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日戰爭？對此，學術界近年來爭鳴熱烈，主要有下列幾種不同觀點：1.中國共產黨領導。持此觀點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采取三種形式，經過三條渠道實行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其一，對全國人民來說，尤其是對國統區的廣大人民來說，是實行政治領導；其二，對抗日根據地軍民來說，是實行直接的具體領導；其三，對國民黨頑固派來說，則是通過實行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營壘里。正是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從而使之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有的論者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表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表現在共產黨的先鋒模范作用上。具體地說，第一，中共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確的政治主張和軍事戰略策略，為中國抗戰勝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第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開辟了敵後戰場，抗擊了大部分日軍和全部偽軍，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對抗戰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第三，中共發起、領導和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
2.國民黨領導。台灣學者和大陸個別學者持此觀點。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合法政府，國民黨是當時唯一的執政黨；第二，中共領導的軍隊當時一系列作戰方針、作戰計劃及作戰命令等均須交國民政府批准同意後方能實施；第三，中共領導人的一些言論也承認蔣介石為抗戰的領導者，國民黨屬于領導地位。
3.國共兩黨各自獨立實施領導。持此觀點者認為，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存在著兩個領導，一個是共產黨的領導，一個是國民黨的領導，他們都在組織上保持了對自己的軍隊和政權的領導。抗日戰爭是在統一戰線的形式下進行的，但確實存在著兩個領導中心，兩個指揮系統。國共兩黨是獨立領導著自己的力量，合作進行抗日戰爭的。
4.國共兩黨分階段領導。持此觀點者指出，如果對國共兩黨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與關系及其在整個八年抗戰中的軍事活動加以考察，便可發現如下事實：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態度是鮮明的，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是主導性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是居于領導地位的。但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共產黨逐漸取代國民黨而成了抗戰領導者。因此，如講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應該說，在抗戰初期，是國民黨領導；相持階段到來以後，是共產黨領導。
5.國共兩黨共同領導。持此觀點者認為：第一，在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政治上各自發表了自己的綱領，其內容有共同之處；第二，在抗日戰爭中，存在著兩個戰場、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在相持階段起了主要作用，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在防禦階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認為，抗日戰爭從政治上說是共產黨領導；從組織上說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
除上述幾種觀點外，還有人主張不要籠統地提誰領導，而應具體分析各方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
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評價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戰場，由兩個戰場，即國民政府軍隊擔負作戰任務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擔負作戰任務的敵後戰場所組成。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抗戰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敵後戰場方面，對正面戰場的研究幾乎是空白，評價也欠客觀。近10 年來這種情況有很大改變。一批專題研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論著相繼問世。
學術界對戰略防禦階段（從抗戰爆發到1938 年10 月武漢失守）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評價基本是一致的，即認為：這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是抗戰的主戰場，國民黨軍隊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滬、徐州、武漢等會戰，都打得非常艱苦、激烈，台兒莊一戰，取得重大勝利。正是這一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消耗了日軍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計劃，對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現了喪師失地的局面，其客觀原因是由于敵強我弱，國力相差懸殊；主觀上則是由于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采取單純防禦的作戰方針，以及戰爭准備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對如何評價相持階段到來後的國民黨正面戰場，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種：一種意見認為，在這一階段，由于國民黨執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軍隊雖然在某些戰役中取得了一些小勝，但總的情況是節節潰退。“避戰”、“逃戰”是這時正面戰場的特征。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分兩階段來評價相持階段到來後的國民黨正面戰場。從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黨基本上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此時，國民黨集團發動了兩次大規模反共高潮；但國民黨軍隊同時又對日軍發動了“冬季攻勢”，並在正面戰場抵抗了日軍的多次進攻。這時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可以說是利害參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幾年，國民黨集團的指導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勝利。此時，雖在正面戰場也有過某些局部戰斗，並派部隊出國作戰，但卻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敗。所以此時的國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極作用。第三種意見認為，相持階段到來以後，國民黨軍隊仍在積極抗日。持此觀點者指出，“從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進行大小戰斗近500 次，占全部抗戰時期戰斗次數的44％，軍隊傷亡人數達137 萬，占整個抗戰時期的43％。可以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的抗日與反共都是‘積極’的”。第四種意見不同意相持階段中正面戰場地位日益下降、敵後戰場成為抗日戰爭主戰場的觀點。認為：“無論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前，還是相持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和共產黨敵後戰場，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戰場和次要戰場之分。”
抗戰期間中國軍民的傷亡數目和財產損失關于抗戰期間中國軍民的傷亡數目和財產損失，曆來說法不一。1947 年國民黨政府提供的中國軍民傷亡數為1200 多萬人，財產損失（直接損失）為500 多億美元。後經研究考證，發現這一數字存在著很大的誤差。1985 年，大陸學者根據抗戰勝利後40 年間發現的資料，曾指出抗戰中中國軍民傷亡數為2100 多萬人，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共計1000 多億美元。
從1988 年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組織專家對在日軍侵華戰爭中我國軍民傷亡人數進行了專門研究。經過查證大量原始資料，深入各地進行調查，廣泛搜集國內外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並運用科學方法計算，最後得出了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日軍侵華戰爭中我國軍民傷亡3500 多萬人的結論。1995 年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莫斯科偉大衛國戰爭紀念館揭幕式上發表講話，正式公布了這一數字：“在東方，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日戰場作為東方的主戰場，抗擊和牽制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國軍民傷亡3500 多萬人。”同期中國的財產損失，除直接損失和戰爭消耗1000 億美元外，間接損失更達5000 億美元。
抗日戰爭的曆史地位和偉大意義這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最受重視的課題之一，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和50 周年之際，有不少論者都著文加以論述。意見基本一致，只是論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1.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具體說：第一，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戰爭中第一次贏得完全勝利的戰爭，是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轉折點；第二，經過8 年抗戰，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被動搖，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發展，中國共產黨達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戰爭又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轉折點，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基礎；第三，抗戰期間，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面前，在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全民奮起一致抗戰，形成了全民族的團結與統一，這不僅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為中華民族由渙散、分裂到團結、統一的轉折點；第四，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對中國的重視，中國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國際地位大為提高，因而抗日戰爭又成為中國由封閉而走向世界的轉折點。
2.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戰勝世界法西斯勢力作出了偉大貢獻。第一，中華民族的持久抗戰，挫敗和打亂了日本帝國主義“北進”和“南進”的戰略計劃，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第二，中國戰場是東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戰場。中國的抗日戰場開辟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牽制和消滅日軍人數最多。日軍在中國戰場被殲150 萬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70％。第三，中國還直接支援鄰近國家抵抗日軍侵略的戰爭，中國遠征軍的入緬作戰，譜寫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篇章。
關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事實和評價關于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口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為“修正主義路線”加以批判，並加罪于劉少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開始為“和平民主新階段”辨正。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不是劉少奇個人的創造，從1945 年8 月至1946 年春，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許多談話中，都使用了這一提法。毛澤東就曾多次用過這一提法或類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評價“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上，意見還不盡一致。
有的論者認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中共在抗戰勝利後作為爭取革命和平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策略口號。“和平民主新階段”不是幻想。當時中國政治形勢存在著出現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由于曆史發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局面曇花一現，但這個口號在當時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有的論者認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中共在抗戰勝利後一段時間里的一個策略口號，目的是為武裝奪取政權服務。中共在提出這一口號時，一天也沒有放松對戰爭的准備。這個口號是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爭取勝利發展的革命口號。
有的論者則認為，“中國已經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是中共對國內形勢發展的一種估計，並且是中共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階段”也是中共中央對政協會議結果的概述。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間路線”
“中間路線”，是民主革命時期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因不滿國民黨一黨獨裁，又不贊成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而提出的政治路線，其核心是主張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條政治路線，開始提出于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到解放戰爭時期，形成較為完備的形態，並得到大力宣揚。學術界對“中間路線”的研究，是近年開展起來的，爭論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1.關于中間路線與民主黨派的關系。
一種意見不同意把中間路線說成是民主黨派的政治路線。認為民主革命時期，民主黨派只有同共產黨合作、逐步接受共產黨領導的不斷進步的政治路線，根本沒有什麼中間路線問題。在民主黨派中，確實有一些人鼓吹中間路線，有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但只是民主黨派中的極少數人，沒有形成主導地位。另一種意義則認為，中間路線，就是民主革命時期民主黨派的政治路線。持此意見者指出：“說所有的民主黨派都主張‘中間路線’，不符合實際；但僅僅把它歸結為少數右翼分子的主張，也不盡妥當。”在民主革命相當長的時期里，不少民主黨派確實向往、追求過中間路線。有人舉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論證了這一點。認為民盟在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政治綱領、宣言、政綱，勾畫了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完整方案，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為代表的相當一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走中間道路的心願。
2.關于中間路線的評價。
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對中間路線的評價應根據具體的曆史條件來考察。當反動力量占優勢時，中間路線實際上是對反動勢力保持“中間”，起到了牽制反動勢力的進步作用；而當革命力量占優勢時，中間路線實際上是對革命勢力保持“中間”，客觀上起到了牽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見者進一步分析，即使中間路線在主導方面起積極作用時，也應看到，這條政治路線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一種總體方案，仍然是不合時宜的，其宣傳也不利于尚未覺醒的群眾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間路線起消極作用的情況下，也不能簡單地把鼓吹中間路線的人們一律視為國民黨的幫閑。另一種意見雖然也分析了中間路線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作用，但主要強調其積極作用。認為中間路線的部分主張符合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務完成前，中間路線否定國民黨政權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國共兩黨勝負未卜的形勢下，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盟等民主黨派一度追求中間路線是可以理解的。還有一種意見則認定中間路線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潮，是“開倒車”的現象。持此觀點者曆數了中間路線的種種錯誤表現，如散布對美蔣反動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陣線，與中共爭奪對中間階層的領導權等，認為中間路線這種種表現在客觀上起到了中國革命的絆腳石的作用。
關于“官僚資本”問題“官僚資本主義”，簡稱“官僚資本”，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三大敵人之一。對“官僚資本”的性質、作用和對它應采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澤東的著作中，都有明確的論斷和規定。毛澤東為它下的定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近年一些論者從史學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資本”這一概念是否確切的問題。認為這個概念較為含糊、不易掌握。因為官僚辦企業都和國家政權有不同程度的結合，但官僚辦的企業哪些屬于官僚資本，哪些不是，難于區別。而政府辦的企業屬于國家所有，並不是某個官僚所私有。具體意見有以下幾種：一種意見認為“官僚資本”作為通俗名稱，原義並不明確，但已為群眾所接受，並載于黨的文獻，因而主張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另一種意見認為，“官僚資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經濟概念，使用這種術語去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是不無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經濟問題就將導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張在經濟研究上，使用“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這種概念。還有人明確表示不贊成使用“官僚資本”這一概念。理由是，雖然這個通俗名稱已為群眾所接受，並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獻，然而，既已覺察到它的缺點，且已認識到它的實質就是不同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那麼我們就有責任正確使用科學的經濟概念。
討論中總的趨勢是，除少數學者堅持“官僚資本”傳統觀點外，一般都主張以“國家資本”代替“官僚資本”這一概念。認為這樣可使概念更為准確，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資與之混淆。
第三章本卷編寫旨趣1919 至1949 年這一段曆史，通常稱作中國現代史。在這部多卷本《中國通史》的體系中，它是中國近代史的下段。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續編·題記》中說：“這個時期曆史也屬于中國近代史的范圍。因為這個時期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時期的革命性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個時期的革命因有了共產黨領導，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與前一時期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相區別。”這個意見是史學界不少人所同意的。只是在高等學校曆史系的課程中，這段曆史現在仍然稱中國現代史，而與1840 至1919 年這段中國近代史相區別。
中國現代史（按習慣稱法，下同）是一門新建立的曆史學科，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史學中沒有這一門學科，高等學校曆史系也沒有這一門課程。1949 年以後，這門學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是不夠的，並存在著若干空白，在學科體系上是不完備的，在史料的來源上是有空缺的（許多檔案沒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資料還未被利用）。這樣，本卷的撰寫在主觀上和客觀上局限是很大的。
整個《中國通史》各卷的體例，按總主編白壽彝先生的指導思想，分為敘說（包括史料介紹、研究概況、編寫要旨）、綜述、典志和人物傳記四個部分。這在中國現代史的撰寫上是一種新的體例。這個體例的優點是在一定規模和字數的限定下，增加了曆史知識的容量，也突顯了典章制度的分量和曆史人物的地位；同時也增加了寫作的難度。
在中國現代史這門學科發展史上，是先有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後有現代史的。因此，不論在研究者的視野上、思路上，還是在科學體系上，後者都受前者的影響。近些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者對此作了很大努力，大大擴展了現代史的內容，建立了中國現代史體系。本書所寫的內容是按著中國現代史的要求確定的。
政治方面寫什麼是經過了一番考慮的。一般中國現代史書上寫的主要是政治斗爭、各派政治勢力的狀況、政治趨勢的演變、政權的更替等，而本書的綜述也不可避免地著重寫這些。那末典志上的政治寫什麼呢？過去史書典志部分大都有禮志、官制之類的專目。參照舊例，我們決定寫政治制度，這樣也可顯出本書的某些特點。
傳記中的許多人物寫起來並不難，但要寫好、寫出特點來很難。
適當地改變某些舊說，對中國近代後期曆史作較為准確的論述，這是本卷編寫中努力去做的。
乙編綜述按照我們關于中國通史的分期，公元1919—1949 年的中國史屬于近代後期。這是因為，在這個階段里，中國社會的性質和近代前期相比沒有變化，但是由于新的政治力量的成長，中國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新的前景。
從國際地位上看，中華民國的建立沒有改變中國的屈辱地位，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干預，使中國更深地卷入了列強們操縱與控制的世界體系，成為它們共有的半殖民地，部分地區還一度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從經濟與政治結構看，中國近代工業有了初步發展，交通、通訊和近代文化教育事業開始興起，但是軍閥割據的封建統治依然存在，國家政權在頻繁的更迭中沒有得到民主化改造，封建軍閥的統治和封建地主的剝削繼續阻礙著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所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實現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創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仍然是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
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引起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和政治力量對比的重要變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化，為近代中國提供了新的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前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它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壯大，使中華民族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出現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我們在綜述中所要考察的，就是這30 年里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以及每一個小的曆史階段和每一個大的曆史事件後曆史發展的主要方向，以便人們從宏觀上把握近代中國曆史揭示出來的主要規律。
第一章近代世界曆史進程向中國提出來的主要問題在世界各地，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是英國、法國。隨後是歐洲的其他地區和北美、日本。當宣告世界跨入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鍾聲敲響的時候，那里的許多國家，走到了世界曆史的前列。而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後面。
資本主義國家強盛起來以後，對外展開了侵略和擴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指出：“它（指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①這種所謂的“創造”，是通過侵略、剝奪、奴役其他民族或國家來完成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地區進行軍事的征服、政治的奴役、經濟的掠奪和文化的輸出的結果。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②用恐怖的方法、對外擴張的方法去改造世界，這就是侵略。資產階級對外侵略的目的是征服和掠奪，但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不可避免地給落後地區和國家帶來許多新的因素，使那里的社會、思想、政治、經濟發生變化。從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來說，人類世界由此開始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或叫近代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世界走向一體化的過程。在人類生活的許多領域，開始打破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例如在生產方式、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會習俗等許多方面，發生了從未有過的廣泛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在當時，使世界走向資本主義化是進步的社會發展趨勢，但訴諸武力的恐怖手段受到人們的普遍厭惡和排拒。資產階級把他們用恐怖方法改造世界的活動推行到中國，表現為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遭到破產。中國人以天朝大國自居，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局面無法繼續維持了。封閉型的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被打破，中國被迫地開始了痛苦的近代化過程。從此以後，中國曆史與世界曆史更緊密地融合起來。
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以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仍然是落後的國家。與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後起的強國日本相比較，逐漸暴露出中國社會存在和發展中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客觀地說，這些問題也就是世界曆史或世界曆史新時期向中國提出來的主要問題。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侵略的加緊和中國在抵抗外國侵略中的屢戰屢敗，這些問題日益被人們更深切地感受到。從總體上說，這些問題也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255 頁。
現代化是人類曆史上一場深刻、劇烈而又無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不管是福是禍，這些變革終究會波及到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接觸的一切民族。就近代中國而言，現代化所要解決的主要是三大問題，即三個方面的現代化：（1）政治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反對和消除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樹立民主的社會觀和人生觀，實行民主的政治生活。同時，現代化的國家還必須是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國家。
（2）經濟現代化：包括生產技術、生產方法、生產組織形式、經濟制度、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等的現代化。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變革生產關系，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3）思想和生活現代化：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的現代化。從整個社會來說，現代化要求創造一代新人，具有新的思想、新的知識、新的技能的人，從事新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生活。
以上是現代化應包括的主要內容。
實現了上述現代化的社會是一個新社會，這樣的國家是一個新國家。近代中國的曆史就是中國人民為建立一個新國家、形成一個新社會而奮斗不息的曆史，現代化始終是先進的中國人追求的目標。
但是，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是世界曆史發展進程向中國提出來的，而不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自身產生的，這個事實對中國人影響巨大。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發展遠遠落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後面，還沒有產生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距離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門還很遙遠。這樣，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侵略，打在中國人頭上，壓在中國人身上，滲透進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造成了對中國封建皇朝的極大沖擊。這種沖擊使整個中國社會的運行軌道發生錯位，中國社會在非常不利的國際環境下被迫轉軌；尋求新的生存形式。這種情況可稱為曆史的斷裂，它是中國人感到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因而“創巨痛深”。
為什麼說這是中國人感到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呢？我們可以追溯一下中國曆史自古及今的發展過程，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從人類社會出現以來，自無階級社會到階級社會的轉變，曾是一次根本性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完成經曆了千萬年的時間。家庭形態的改變，私有財產的產生，政治權力的確立，國家的出現，都經曆了長期的漸變過程，以至于我們甚至無從確定曆史上是否曾有一個發生這種轉變的關鍵時期，或者是否有一個過渡時期。雖然人類社會發生了極大變化，但是這個轉變是不自覺的，是當時人類感受不到、認識不到的。和後世相比，這次轉變完全是一個自發的過程。
中國社會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是由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的轉變。中國的史學界曾有人很強調新興地主階級同奴隸主階級的斗爭，強調法家和儒家的斗爭，並大量寫入史書。這種曆史描述有很多誇張不實的地方，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著作。至于中國何時由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史學界有西周說、春秋戰國之際說、秦漢說、魏晉說。從西周到西晉，時間跨度約1300 年。各種說法都沒有充足的依據否定對方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後出土了許多文物，但仍不能為解決社會曆史分期問題提供足夠的材料。這里的核心問題是，中國至今沒有發現肯定奴隸制社會何時確實存在的充分根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千耦其耘”等史料記載，甲骨文、金文中關于賜予奴隸的記錄，多人殉葬墓的發現，都是零碎的，不能證明一種完整的社會形態的存在與否。關于中國是否經曆過奴隸制社會形態的爭論由來已久，這些問題我們不去討論。舉出以上問題，用意在于說明：今天的史學家對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的轉變，尚看不清、說不明，可見這種轉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如現在有些人所說的社會大震蕩。曆史材料的缺乏正是這種轉變很不顯著的有力證明。
近代中國社會的轉變與前兩次轉變不同。它不僅是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是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是人們感覺到的最大最深刻的變化。
先進的中國人不僅感覺到這種變化，而且認識到非變不可。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非常明確地說：“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曩代四夷交侵，以強兵相凌而已，未有治法文學之事也；今泰西諸國以治法相競，以智學相上，此誠從古諸夷之所無也。”①康有為認為，中國非變革不行，“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②。這些思想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深刻覺醒。
“值四千年之變局”，是近代中國曾經面臨的真實情況。在康有為之前，王韜、郭嵩燾、曾紀澤等已有見于此。毛澤東在1957 年也說：“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③這個大變動從鴉片戰爭開始，時至今日還沒有結束。
社會變革有多種形式。在階級社會里，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的變革，有的直接表現為階級斗爭，有的受階級斗爭的支配、制約和嚴重影響。變革一旦實現，就會有人失去統治權、經濟特權，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力量執掌統治權、經濟權，因而這一過程充滿了斗爭。在近代中國，廣大人民要求建立一個新國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要維持一個舊政權。雙方展開的尖銳斗爭，開始了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進程，同時也開始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這樣，近代中國的階級斗爭出現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內容。過去國內階級斗爭主要是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斗爭，現在除了①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Ⅱ），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版，第175、197 頁。②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Ⅱ），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版，第175、197 頁。③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403頁。
這種斗爭以外，又出現了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的斗爭，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還有國內各階級同帝國主義的斗爭。在這紛紜複雜的矛盾斗爭中，使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一個總的社會發展趨勢。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建立資本主義社會，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總任務。這樣一個觀點，在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有清楚明確的論述。中國史學界關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線索問題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斗爭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主線，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主線。其實，按照我們的看法，這兩個過程是統一的、一致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
但是，中國曆史的這個發展方向在五四運動以後發生了變化。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這對中國影響極大，從此中國現代化的內容和性質都發生了變化。中國從五四運動到共產黨成立，再到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了。盡管如此，我們認為前面提到的三個方面的現代化的任務，是貫穿在整個中國近代史（1840—1949 年）之中的，並且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整體上說，從曆史發展的長過程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為中國在整體上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政治的經濟的前提，從而使中國整體的現代化真正成為可能。但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的中國現代化曆史從此開始。
關于政治民主化問題：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問題，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民主派，他們的目的都是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國家，也是為了實現中國曆史上提出來的民主任務。不過這個民主是人民民主，同資產階級的民主有著根本的區別。今天，人民民主國家早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但是民主制度還不完善，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還要經過長時間才能養成。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培養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學會運用民主的方法組織社會生活、處理各種關系，仍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問題。
關于經濟現代化問題：鴉片戰爭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教訓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他們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師夷之長技”，造武器、開礦藏、練新軍、修鐵路，創辦了一批近代企業。隨後，民辦的資本主義工業艱難起步。由于受到封建地主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緩慢。中國國民黨政權建立後，官僚買辦資本的擴張又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收官僚資本，國民經濟出現了迅速發展的前景。但是，由于指導方針錯誤，經濟現代化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國民經濟、實現經濟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的一項主要任務。
關于思想和生活的現代化問題：從開展洋務運動到變法維新，再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至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大變革，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鴉片戰爭前，清皇朝的統治者自居天朝大國，對西方各國蔑稱“西夷”；洋務運動中，一些較開明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開始籌辦工業，學習西方的器物制造；變法維新時，資產階級改良派進一步提出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主張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革命派公開打出“天賦人權”旗號，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這是一個文化思想不斷前進的過程。在此期間，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也發生了變化。
現代化並不等于單純地學習西方，“全盤西化”在中國行不通。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立足于自己的基礎之上，吸收外國的長處，加以改造和創新，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也就是說，要建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社會。這是一項長期的曆史任務，需要所有中國人為之作出長時間的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過程就這樣開始了，中國曆史發展總趨勢就這樣確定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總任務就這樣被客觀地規定了下來。中國曆史隨著世界曆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第二章新的政治分野的出現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①這是近代中國政治史上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由于這種變化，出現了新的政治集團的劃分，形成了新的政治分野。這是我們觀察近代後期中國曆史發展必須注意的基本事實。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來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政治集團由兩分變為三分，最後又由三分歸為一統。近代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是從鴉片戰爭以後發端的。在此期間，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了戊戌變法，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了同盟會的革命運動和辛亥革命。戊戌變法是要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國家，同盟會的政綱和辛亥革命則要求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建立民國”。
孫中山領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和美國總統林肯主張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多黨政治、議會政治等等。所謂“民有、民治、民享”，即權力歸民眾所有，國家由民眾治理，福利歸民眾享受。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模式。所有這些在當時都是非常流行的思想。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政治活動人物，是革命的鼓吹者和領導者。他們揭起的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旗幟，要建立的國家是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這個時期里中國政治的分野，政治集團和政治路線的劃分，基本上是這樣：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集團；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地主階級和封建統治者以及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的買辦，是反動的集團。這是互相斗爭、互相對立的兩大集團，在它們中間是否有中間集團，不那麼明顯。當然，任何時候政治上的騎牆派都是有的，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有改良、革命之分，但沒有形成過有力量的中間集團，在這個時期改良派也屬于革命的集團。兩大政治集團的矛盾與對立，是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政治的基本格局。
從五四運動起，這種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表現了巨大作用，1921 年7 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新的政黨不僅代表著新的政治力量，而且提出了新的政治理論、新的政治路線，並且准備著左右中國革命。1922 年7 月中共召開“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明確、堅決、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是中國資產階級所沒有的。盡管中共也主張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但這個民主共和國要有無產階級參加領導，與資產階級所主張的歐美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相比，性質顯然不同。
① 《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5 頁。
共產黨成立以後，積極領導了工人運動，領導了新式農民運動，領導了學生和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到1925 年，中國出現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全國革命高潮。在這個過程中，中共組織起工人、農民、小資產者、學生等廣大社會階層，形成了一股浩大的政治力量。若干階級和階層團結起來，在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形成一個最進步、最革命的政治集團。與此相對立的，侵華的帝國主義、中國的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的買辦以及他們的政治代表軍閥、官僚等，是反革命的集團。他們仍然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在新的曆史時期到來之際，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在近代前期，他們組織了政黨，領導過革命，但是由于自身的軟弱性，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了。這個失敗表明，資產階級無力獨立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同時，無產階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表現了領導革命的能力。民族資產階級從此由革命領導者的地位退了下來。
1924 年1 月國民黨“一大”是中國革命領導者地位交替的一個關鍵。當然，這不是說中國政治從此全在中共領導之下了，共產黨領導作用的發揮是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與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地位的喪失相一致的。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領導發動的，它因袁世凱複辟帝制而歸于失敗。政權被袁世凱奪取後，民國空有其名。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宋教仁積極爭取實現議會民主政治，孫中山對此是支持的。袁世凱的個人獨裁和帝制活動，宣告了民主政治的失敗。此後，孫中山又領導了護國斗爭、護法斗爭，但是從建立民主政治的意義來說，這些斗爭都是失敗的。孫中山自己多次講，民國已不存在，要改造中國，要進行革命，建立一個新民國。如何進行革命？他從屢次失敗的教訓中看到，必須喚起民眾，發動民眾。1923年是孫中山一生奮斗中關鍵性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他一方面“聯俄”、“容共”，壯大革命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尋求美國、日本援助，致力于“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經過多方探求，孫中山最後正式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
國民黨“一大”宣言中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段話在文法上是混亂不清的，因為“制度”無法“專有”，“主義”也無法“共有”。它的確切意思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國家政權應為“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所代替。這種思想意義重大，它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依據。
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容納共產黨參加中國革命領導機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