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把“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同“對日宣戰”對立起來，用前者反對後者。
《紅旗周報》第21 期（1931 年10 月25 日出版）有一篇題為《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說：“在此次反日運動一開展時，明顯地便有兩個根本不同的中心口號。一個口號，是由南京國民黨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別——從國家主義到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擁護的；另一個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國工農兵貧民及革命學生所擁護的。前一個是對日宣戰，後一個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把這兩個口號對立起來、認定“對日宣戰”是反革命的口號，這是極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時國民黨政府是反對宣戰的。
第三，把國防政府與蘇維埃政府對立起來。認為國防政府是從買辦地主到小資產階級共同主張的反革命政權。
思美（洛甫）在《紅旗周報》第23 期（1931 年11 月20 日出版）發表《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一文說，各反革命派別都把“‘宣戰’與‘國防政府’當做了他們的中心口號”。認為反革命勢力“要鎮壓革命，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政府的形式，來團結反革命力量，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別所宣傳的國防政府”。他強調中國的政權只能是工農民主專政，即蘇維埃政權。
第四，所謂“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兩巨潮的彙合”的問題。
博古在《論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的口號》①一文中說：“中國革命目前階段的特點，是在兩個偉大的革命潮流的彙合，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內容。這一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正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開展著。”
這段話包含有許多基本錯誤觀點：（1）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彙合（結合）問題，從革命整體上說兩者是不能分離、互相促進的，但在具體階段上，則可以有先後、輕重、主次之別。為了抗日可以暫緩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與土地革命分開解決。但“左”傾教條主義者機械地認為兩者只能同時進行。（2）“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問題。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反封建，是反對國內的反動階級、反動制度，它只是間接地反對帝國主義，並沒有直接反帝的性質。“左”傾理論把土地革命說成是反帝的，強調了中國革命的反世界資本主義性質，這是“左”傾理論的基本觀點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問題。土地革命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左”傾理論將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對象和性質。
第五，“民眾革命推翻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
中共在《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1931 年4 月14 日）中，對此有明確的表述：“號召組織與領導無產階級與農民來消滅出賣中國汙辱中國的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消滅這個反革命的投降帝國主義的政權，建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打倒國民黨（包括其中的各個派別）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蔣”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邏輯的發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為抗日）是倒蔣的前提。
第六，實行“下層統一戰線”，打倒一切中間派別。
1931 年5 月1 日，在《中央關于全國組織報告的決議》中說：“對于國民黨改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組織影響下的群眾，必須應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分化和奪取他們到我們的領導下面。”1933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① 《紅旗周報》第29 期，1932 年1 月25 日出版。
《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中說：“集中黨的注意力，在最受資本主義進攻威脅的企業中去進行艱苦的群眾工作，組織工人階級的反抗，采取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與增強我們與群眾的聯系。必須具體的開始建立群眾的赤色工會與爭取國民黨工會工人的工作。”下層統一戰線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爭取黃色工會及落後的工人群眾，去消滅黃色工會，反對黃色工會的首領。（2）爭取中間派影響下的群眾，把這些派別打倒。（3）在軍隊中組織士兵反對軍官，把指揮權奪取過來。
1933 年11 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蔣抗日”的口號，並尋求與中共聯合。中共不僅拒絕合作，而且進行了揭露與批判。認為：“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什麼區別，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①“所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②從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變後，“左”傾路線控制的中共中央不是正面地對著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務，集中力量去反對、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把從小資產階級到帝國主義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國民黨，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這就偏離了曆史發展的主流，偏離了現實的革命的中心任務。
①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67 頁。②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569 頁。
第四節中間政派面向中國曆史的中心任務中間政派面向中國曆史的中心任務，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主張團結、抗日、民主，但無力聯合各派政治力量結成抗日聯合戰線。
九一八事變後，各中間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紛紛主張抗日救國。1931 年10月，青年黨領袖之一陳啟天在《民聲》上發表《對日作戰》一文，說：“自日本以武力占領東北以來，我們反對乞憐國際聯盟、乞憐美國。因為國聯已破產，中國不抵抗日本，美國也不會替我們乞憐。我們反對乞憐俄國，因俄國已與日本默契，平分滿洲和內外蒙古。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時，只有自救，實行抵抗主義，積極對日作戰。擺在我們面前的對日方略只有兩條：一條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國聯，出賣滿蒙，出賣中國；一條是主戰，可以保全國土和主權，改造國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識，也可以消除內戰，實行全國統一。主和不是賣國賊就是亡國奴的口號和法寶，主戰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寶。”青年黨在其《我們的主張》中明確提出：第一，對日應斷絕國交，立即宣戰。第二，廢除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只有這樣才能使四萬萬國民在精神上團結起來。
九一八事變剛一爆發，羅隆基就發表了題為《沈陽事件》的小冊子，提出“在目前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具體的救急辦法，是根本改組現在的政府”，仿照1870 年的法國組織國防政府。10 月，王造時發表名為《救亡兩大政策》的小冊子，其救亡兩大政策：一是“對外准備殊死戰爭，與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當時的《社會與教育》雜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並出版了“反日專號”，在當時影響較大。1931 年9 月26 日，陶希聖在“反日專號”上發表《我們應當覺悟的是什麼》一文說：“中國處金融資本主義的次殖民地地位。廣大民眾是民族的支持者。買辦階級是不會抗日的，只有工農大眾才能擔當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務。”又指出：“民眾要堅決反對所謂地方解決，即政府為本身利益而接受類似二十一條的行為。”此外，《社會與教育》上還發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謂不抵抗主義》、《不抵抗主義就是亡國主義》等抗日文章。
1933 年4 月8 日，章乃器在《申報》上發表《農村破產中之安內問題》，批評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來，一般人主張抗日與‘剿赤’並重，又說攘外必先安內，因循以至今日，..對外則三省淪亡之後，又失熱河，日寇所擊，冀察又告緊張。對內則駐贛大軍，屢折主將，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並重乎？攘外必先安內乎？..吾人認為安內非軍事進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環境，順應大勢。農村破產是因長期剝削而使革命條件成熟，除領導民眾與日帝做殊死戰外別無出路。作戰雖有目標，犧牲需有意義，倘政府能夠移剿共之師以抗日，其意遠矣。”1933 年10 月20 日，章乃器在《申報》上發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反對消極抗日，主張攘外先于安內。
總之，中間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變後積極主張抗日，實現民主團結，實現國內和平，並提出了國防政府的主張。他們面向了曆史發展的主流，順應了曆史的中心任務。客觀地看，中間政派是最早倡導團結抗日的，是抗日聯合戰線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間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裝，所以其主張不為國共雙方所重視，反而因為他們的主張與國民黨當權派和中共都不合，成為雙方打擊的對象。
中國的曆史，在九一八事變後革命中心任務發生重大變化之時，出現了非常複雜的情形。作為執政者的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違背了曆史的中心任務。作為中國革命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則堅持“倒蔣是抗日的前提”，也偏離了曆史發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務。中間政派堅決主張抗日、民主和團結，面向了曆史發展的趨勢；但由于它自身的軟弱性，很難產生太大的實際影響。中國曆史就是在這種複雜的矛盾中前進著。直到1935 年下半年，中共和國民黨開始轉變各自的方針政策，這種狀況才發生了轉變。
第十章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抗日問題上的彙流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迅速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中國出現了抗日民主的強勁潮流。
隨著日本侵略的加緊，民族危機的加深，抗日任務的更加迫切，中國曆史經過數年演變之後，共產黨逐步克服了“左”傾錯誤路線，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作為首要目標，國民黨的內外政策也有所改變，這樣，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軍事集團逐漸彙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敘述中國曆史的這種發展。
第一節中間集團積極推動團結抗日民主進程自九一八事變後，各中間政派便積極呼籲團結抗日；華北事變後，他們仍然堅持抗日民主立場，一方面抨擊國民黨內戰獨裁政策，另一方面響應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推進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和抗日民族團結的進程。
中共《八一宣言》發表後，國社黨首腦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發表《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敏感地意識到中共政策的轉變，贊同並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根據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立場上對中共的政策轉變作了評述。認定《八一宣言》是中共由階級斗爭理論“轉向”民族革命的標志。
他說：“一個向來主張廢除私產的黨現在居然說保護財產和營業的自由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現在居然說實行民主自由了。以一個向來主張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黨現在居然說為國家獨立與祖國生命而戰了。以一個向來受命于第三國際的黨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斗爭為推動力對于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其實這十年來我們就是為了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呼籲。到了現在，我們不願帶些刺激感情的口調，說民族主義已征服國際主義，民主主義已征服了共產主義。但在事實上即此卻可作一個極大的證明，即證明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對外為民族獨立與對內為民主自由。至于階級斗爭與一黨專政都是一些治絲益棼的東西。”①這里，張東蓀十分明確地斷定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反對中共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他歡迎中共政策的轉變，贊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但中共政策的轉變，只是暫時的政策、策略的改變，並不是對革命性質、基本革命任務的理論的轉變，更不是放棄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這一點是張東蓀沒有能夠認識到的。
1936 年9 月，《自由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統一》的文章，它贊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國民黨政府“反省”，改變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提出“攘外”是壓倒一切的目前中國的首要問題。它說：“我認為現在中國存亡的轉機，並不在于采取何種制度，實行何種主義，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圖存。..目前的問題，是中國人如何在中國境界之內，實行中國人自己的主張。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間接外來的障礙。換言之，就是攘外問題。我相信無論是在朝在野，何黨何派，‘攘外’的主張，總是一致的。”① 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 期，1936 年2 月7 日出版。第二，主張國內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它說：“假如我們認為‘攘外’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則大家應該能以‘攘外’為中心，聯合成統一的陣容。”又說，國民黨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幟之下與其他黨派聯合。
第三，國民黨應當開放黨禁、容納異黨異派。它說：“開放黨禁，容納異黨異派，並無損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籲說：“總之，中國目前的問題，是保持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問題。凡是擁護這個大原則者，都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其他政見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調整，都是以後事，都可姑置不論。我們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黨各派也是如此。”①如果說以張東蓀為代表的國社黨的言論體現了中間集團右翼的政治主張的話，那麼，以沈鈞儒等人為代表的救國會的言論，更多的是體現中間集團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張。
1935 年7 月15 日，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四人，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國會為代表的左翼中間勢力關于抗日民主問題的見解。在這一影響很大的綱領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又表明了誠懇的希望和擁護態度。他們在批評了國民黨的誤國政策以後說：“我們更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余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這民族解放戰爭達到完全勝利之後，蔣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而且將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們十二分誠意盼望的。”同時又說：“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曆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斗。”第二，在響應中共《八一宣言》的同時，也對中共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評，促使中共徹底改變“左”傾方針，把主要矛頭集中到抗日民主上來。他們說：“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出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擊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占領區域內，對富農、地主、商人，應該采取寬容態度；在各大城市內，應該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勞資沖突。這樣，救亡聯合戰線的展開，才不至受到阻礙。就我們個人參加救亡運動的經驗來說，救國會和其他群眾團體中間，往往發現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國的集會或游行中間故意提出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合戰線。還有少數青年，在抗日運動中，依然采取宗派主義的包辦方式。這種行動，我們相信決不是出于中國共產黨① 亦繩：《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統一》，《自由評論》第42 期，1936 年9 月1 日出版。的指示，因為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主張的。”
第三，極力倡導建立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他們認為：“抗日救國這一件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包辦的。脫離了民眾，單是政府，抗日必然失敗；但是沒有一個政府的領導，單靠民眾自動作戰，也決不會有勝利的前途。”抗日救國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所以各黨派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必要。“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以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為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①這些議論，集中體現了中間政派在民族危機面前抗日救國的主張。從總體上看，他們反對內戰和獨裁，要求抗日和民主，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是一致的；對中共“左”傾錯誤的批評是對的，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批評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這些民主進步人士和中間政派的主張以及為實現他們的主張而進行的活動，大大推進了團結抗日的實現和中國政治的進步。
① 沈鈞儒等：《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1936 年7 月出版。第二節中共政策的轉變中共是一個偉大的政黨，其偉大之處的表現之一，就在于能夠自覺地修正錯誤。它曾犯過不少錯誤，甚至十分嚴重的錯誤，但一旦認識了以後，就會自覺地加以克服和糾正。九一八事變後，嚴重的“左”傾錯誤使中國革命陷于危機之中。嚴重的挫折迫使中共反省並改變自己的“左”傾政策及方針，逐步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1935 年8 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各界“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提出了各種抗日力量聯合起來的方針。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雖然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並列為主要敵人，但明顯地將日本帝國主義作為首先要打倒的對象，統一戰線也由“下層的”擴大為“最廣泛的”。
瓦窯堡會議確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會議後，中共逐步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這主要表現在：（1）由“倒蔣”是抗日的前提，轉變為聯蔣以實現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武裝保衛蘇聯，轉變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眾（工農和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外的一切人，轉變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4）由民族革命戰爭與土地革命絕對不可分離地進行，轉變為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調整國內階級關系；（5）由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再改為民主共和國；（6）由下層統一戰線，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種轉變是根本性的轉變。中共政策和方針的轉變，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步實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這種轉變牽涉到深層的認識問題和中國革命基本理論問題，對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窯堡會議的成績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錯誤的或基本錯誤的認識。這些錯誤認識，我們可以從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于1937 年1 月27 日發布的《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看出來：第一，把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作為打倒的對象之一，並且沒有放棄“下層統一戰線”口號。文件說：“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展團結和組織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打倒的對象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正確的，是認識上的進步，但打倒的對象還有“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顯然是還沒有放棄“反蔣抗日”口號。它又說：“不管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最廣泛的下層的、各階層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統治。”這里，一方面說不管什麼人、派別、武裝隊伍、階級，“都應該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說建立“下層的”統一戰線。這表明此時中共沒有完全放棄“下層統一戰線”政策。
第二，仍然堅持“彙合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兩巨潮、結合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的理論觀點。文件說：“因此目前宣傳工作最中心、最緊急的任務，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凶暴侵略行動，與蔣介石無恥的賣國政策及欺騙，去說明日本強盜與蔣介石是滅亡中國的當前最主要最凶惡的敵人，去煽動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聯合起來，去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彙合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兩大巨潮，結合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去戰勝日本強盜及漢奸賣國賊蔣介石，爭取中國的獨立與解放。”這里，又一次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兩個基本觀點，即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彙合和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的結合。瓦窯堡會議後突出了“民族革命戰爭”，但它卻是“兩個結合”的民族革命戰爭。
第三，沒有再強調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加緊反對一切妥協的黨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動派這種策略，但仍然說“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絲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動搖妥協以至叛變投降的傾向。我們一定要大大的以黨的主張去和一切改良主義傾向對立，要鮮明的去揭發一切其他派別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與代表敵對階級利益的主張，去奪取廣大群眾，去孤立那些改良主義者”。以前把主張國防政府的人，把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張，都說成是民族改良主義，把他們統統打倒，現在把他們放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中了，這是很大的策略改變。但對他們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團結合作的政策。
這些情況表明，瓦窯堡會議是中共改變自己方針政策的開端。中共對“左”傾錯誤理論的糾正，對方針政策的調整，經過了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1936 年5 月5 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再次表示願與一切進攻紅軍的武裝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開始由“抗日反蔣”向聯蔣抗日轉變。8 月25 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一方面嚴厲批評了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政策，一方面對國民黨政策的變化表示歡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的建議，指出：“只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表示：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和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呼籲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標志著中共對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國民黨政府態度的重大改變。1936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已不適應民族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這個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無疑是中共政策上極為重要的轉變。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有轉向抗日運動的可能，改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為民主共和國。同時強調了保障中共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和內部團結一致的重要性。1936 年12 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了蔣介石。中共在對事變進行深入討論後，否定了殺蔣的意見，確立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12 月19 日，在《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確定自己的基本方針是：（1）反對新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基礎上和平解決；（2）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3）同情西安的行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援助，使之徹底實現抗日主張；（4）切實准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促其反省，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共“逼蔣抗日”的目標初步實現，為國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中共隨即進一步提出了“聯蔣抗日”的口號。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對自己的方針政策作了更大的改變，在作出重大讓步的條件下，力促第二次國共合作早日實現，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共提出的五項要求是：（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准備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夠實行這五項要求，中共為了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向國民黨作出四項保證：（1）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張，表達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並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斗爭。
中共方針政策的轉變，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保障。這樣的轉變，只是適應曆史發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並沒有改變革命的根本性質和革命的基本任務。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要保持，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起中堅作用；革命的武裝力量（紅軍）雖然改變了名稱，蘇區政府也改為邊區政府，並接受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指導，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對它們的絕對領導，而是保持了獨立自主的權利，保持了共產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和統一性。這是共產黨實力大大發展的基本條件。第三節國民黨政策的轉變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外一味妥協退讓，對內堅持獨裁內戰，與曆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
全國民眾愛國救亡意識的日益覺醒，廣大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掀起，各界聯合抗日呼聲的不斷高漲，構成了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巨大威脅。蔣介石采取的對日妥協政策，並沒有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諒解，也沒有換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的收斂。相反，它不斷擴大侵略，繼占領中國東北、熱河後，又向察北、綏東和河北擴張，並企圖占領華北。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此外，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浪潮推動下，兩廣的地方實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號，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
國內這三方面勢力的壓迫，加上國際上英美勢力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個因素，國民黨政府開始轉變政策。
1935 年11 月，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政治、軍事報告中，仍頑固堅持“鏟除殘余之赤匪”的反動方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蔣介石發表的對外關系演詞中，國民黨的政策開始發生某些微妙的變化。他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便“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①。蔣介石的這個演說，表明國民政府開始改變一味妥協的外交政策。大會後國民政府進行了改組。此後，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逐漸強硬。
1936 年7 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上，蔣介石對國民黨五全大會確定的對日外交方針做了如下解釋：“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又說：“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做最後之犧牲。”①這里，蔣介石明確表示了不能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的協定，並對“犧牲的最後關頭”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釋。此後，國民黨在對日談判中態度逐漸強硬，開始據理力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味妥協退讓的外① 《蔣介石對外關系演詞》，《國聞周報》第12 卷第46 期，1935 年11 月25 日出版。① 《國聞周報》第13 卷第28 期，1936 年7 月20 日出版。
交方針。
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對日外交方針上作了某些調整的同時，也開始改變對中共斗爭的策略。由過去單純的武力“剿共”改為“剿”“撫”並用。在武力圍剿的同時，又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共接觸，進行秘密談判，企圖兵不血刃地“收編”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盡管如此，蔣介石並沒有根本改變它的獨裁內戰政策，所改變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 年10 月，蔣介石平息兩廣事變後，便調集大軍集結在隴海鐵路沿線，並親赴西安，部署“剿共”軍事，壓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12 月12 日，張、楊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及隨行的軍政要員，發表了抗日救國八項主張。西安事變，是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產物，是他違背曆史潮流而遭受的嚴厲懲罰。在張、楊及中共代表團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答應中共提出的六項條件，加快轉變自己的內外方針。這六項條件是：（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6）其他救國的具體辦法。此後，國民黨被迫放棄了“剿共”的內戰政策，逐步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
第四節各派政治力量彙流後新形勢下的政治斗爭如上所述，在滾滾向前的抗日大潮沖擊下，國民黨不得不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方針，采取聯合拒日政策；中國共產黨也改變“反蔣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間政派的政策。本來就主張抗日的政派和人們也更加向前邁進。這樣各派政治勢力就彙合在抗日旗幟之下了。這是1931 年九一八到1937 年七七這段曆史的巨大變化。在新的形勢之下，各派政治力量進行著新的活動，他們之間也展開了新的斗爭。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共產黨和紅軍由“圍剿”政策改為“和平統一”政策。它一方面與中共聯合，與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備抗日；另一方面並沒有放棄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場，企圖利用“和平統一”的方式瓦解共產黨，消滅紅軍。
1937 年初，蔣介石集團的要員吳鐵城撰寫《中國統一運動之途徑》一文，闡述了國民黨的“和平統一”方針。吳在文章中說：第一，目前國民黨努力的方向是完成並鞏固國家的統一。他說：在當前，“最值得我們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並鞏固我們國家的統一。我們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國內一切殘余的惡勢力作最後的掙紮，破壞國家的統一；一方面還要加緊努力于根本上掃除一切的統一障礙”。蔣介石的“統一”就是消滅中共和其他異己勢力。
第二，國家的統一以“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為最關鍵。他說：“從積極方面說，我們要鞏固國家的機構，要齊一全民的意志，要統一全民的行動，要推進國家的建設，要集中國家的力量，要加強對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軍令政令的統一，是國民黨打著“複興民族”旗號推行國家統一的著力點，也成為此後國民黨“統一”、“溶化”共產黨政策的基本點。
第三，必須掃除中國統一的障礙。他認為，阻礙國家統一的有三種政治理論，即“聯省自治論”、“階級斗爭論”和“人民陣線論”。除聯省自治論外，後兩種實際上是中共的主張。
第四，實現中國統一的具體辦法。它們是“啟發民族意識”；“確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義；“發展經濟建設”；“擁護最高領袖”。①他列舉的實現統一的四條辦法，雖然打擊的對象是中共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但沒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這便說明，一方面國民黨消滅共產黨的既定方針未變；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滅共產黨的策略方式的確發生了變化，由武力“圍剿”轉變為“和平統一”，在“和平統一”旗號下，借推行“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辦法來消滅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
與此同時，另一國民黨要員潘公展寫了《統一與和平》一文，對國民黨① 吳鐵城：《中國統一運動之途徑》，載《救國論文集》，1937 年4 月出版。的“和平統一”政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該文說：第一，“統一”不同于“聯合”，國民黨的“統一”不同于中共的“聯合”。他說：“聯合之前，一定有許多單位，起碼有兩個以上的單位，才把他們聯起來合起來，但是無論怎樣聯合，內部的單位仍存在。這叫做聯合。所謂統一，是把原有的單位經過統一運動之後融化為一個整個的單位，原有的單位完全分不出來。這才是統一。”他所主張的“統一”，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統一”于國民黨之下。
第二，“達到統一的途徑”有兩條：和平與戰爭，但在必要時仍可使用武力來“勘亂”。他說：“要統一，須消滅割據勢力，那是毫無疑義的。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須知不一定用戰爭，也不一定不用戰爭；需要戰爭的時候則戰爭，不需要戰爭的時候則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統一，這是一定的，而要求統一則不一定專用和平或專用戰爭。..所以到了必要的時期，用盡和平的方法還不能得到統一的時候，不得不用武力來戡亂，來討逆，來懲治破壞統一的罪人，否則要武力有什麼用？”
第三，“先統一後抗敵”，統一的關鍵在于消除“軍隊系統”。他說：“敵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敵，一定要全國一致的抗敵，要在統一命令之下的抗敵才可以有效。..我們始終承認：唯有統一才能真正抗敵，亦唯有統一，對外才能有真正的戰爭。”
第四，“保全軍隊”，“化除系統”。這是說軍隊可以保全，但非蔣系統的軍隊系統如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系統必須消除。“說到這一點，先要明白統一之梗是在于軍隊系統，故如果能夠保全軍隊而同時化除系統，則割據勢力必于不動干戈之中消滅，而和平統一于焉實現。”為此，他提出了三條“化除軍隊系統”的辦法，即“地方政治與軍人完全脫離關系”、“軍隊應與駐在地脫離關系”、“軍隊應與統率的將領不發生絕對關系”。①以上是國民黨“和平統一”策略的主要內容。
1937 年2 月，國民黨為了商討如何在新形勢下對付中共，進一步調整自己的內外方針，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國民黨確定了與中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針，完成了其內外政策的重大調整；另一方面又確立了“和平統一”方針，作為此後對付中共的主要斗爭方式。全會發表的宣言承認“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表示“此後惟當根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且以奠長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統一”原則指導下通過了《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該案提出的“根絕赤禍”的四項最低限度的辦法，明確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平統一”政策的實質。
它說：“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① 潘公展：《統一與和平》，載《救國論文集》，1937 年4 月出版。
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斗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于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甯，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斗爭。”
由以上可見，三中全會後，國民黨對中共的政策和方針發生了明顯轉變，由武力“剿共”轉為“和平統一”。但這種改變僅是策略上的改變，是斗爭方式和手段的改變。它的消滅中共的根本方針、反人民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樣，國民黨“根絕赤禍”的根本立場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統一”策略，決定了以後國共兩黨關系的複雜性，決定了以後國共兩黨斗爭方式的特殊性。
面對國民黨“和平統一”的新策略，中共提出了爭取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反對黨內的尾巴主義和無原則讓步的傾向。
1936 年11 月，劉少奇寫了題為《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的黨內教材，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進行了闡述，領導權問題是闡述的重點問題之一。他認為，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提出，是1927 年以來中共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反對和懷疑這個轉變的思想是錯誤的；但這種轉變，並沒有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基本任務。在統一戰線中，中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一方面聯合各黨派為民族獨立而斗爭，但同時也不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他指出：“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當現在民族統一戰線還沒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主要危險。但是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所以，在統一戰線實現後，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不應充當資產階級的幫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領導。”①1937 年5 月，毛澤東在中共蘇區代表會議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尖銳地提出了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中共必須通過各種途徑來實現對統一戰線的政治領導。
總之，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改變了自己的內外政策，到1937 年三中全會時，正式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沒有改變，因而采取了“和平統一”方針，就是用“和平統一”方式消滅中共。中共在西安事變後，由“逼蔣抗日”發展為“聯蔣抗日”，促成① 《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46、47、49 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但馬上便面臨著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出現的可能性和國民黨“和平統一”策略的新問題。因此堅持和加強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便成為此後中共對付國民黨的“和平統一”的主要原則立場。中間勢力始終堅持主張抗日與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和對日妥協政策，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但在國民黨政策發生轉變、國共合作實現後，在他們中間產生了無條件擁護蔣介石的傾向。這又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中共堅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這樣，一方面國共兩黨為主體包括各中間政派在內的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幟下彙合起來，向著實現武裝抗戰的方向發展，這是曆史發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國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國共兩黨的性質沒有改變，尤其是國民黨並沒有放棄消滅共產黨的根本方針，致使國共合作形成後，國共兩黨的斗爭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政治斗爭方式，便是國民黨的“和平統一”策略與中共“獨立自主”方針的斗爭。抗日戰爭實現後，國共之間複雜而特殊的矛盾和斗爭，帶到了抗日戰爭之中，並貫穿于抗日戰爭的始終。
第十一章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總格局的形成1937 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中國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同年8月13 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從此全國進入了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之中。中國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出現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總格局可以這樣概括，即一個戰爭、兩個戰場、三種政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經過一年多的劇烈變化，這種總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戰敗投降，這個格局才消失。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內部的演變，是在這個總格局中進行的。
第一節一個戰爭所謂一個戰爭，就是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種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它制約著各種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動。戰爭的勝敗決定國家的前途。它是觀察當時中國問題的總前提。
在論述史實之前，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說明。
為什麼提出一個戰爭這樣的問題呢？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史上，對這樣一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人這樣說：“從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我國東北的時候起，國民黨在長時期內采取了不抵抗主義。在抗日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它的軍事優勢，長驅直入，占領了半個中國。在日本侵略者大肆進攻和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國民黨被迫參加了抗戰，但是，不久以後，他們就采取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抗日戰爭的重擔，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人民身上。”“為什麼一個弱國能夠最後戰勝強國呢？為什麼看來似乎弱小的軍隊能夠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實行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八路軍和新四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實行了毛澤東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戰爭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我們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①有人這樣說：“武漢失守之後日寇與蔣介石的作戰重心同時指向共產黨。”“自從武漢失守之後，蔣日之間，已經沒有進行過真正的戰斗。那時日寇‘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文件稱：‘剿匪的重心必須指向共產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成為主要的戰場，八路軍、新四軍成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擊的目標就是解放區和八路軍、新四軍。”“蔣介石由消極應戰的政策轉移到觀戰與求和的政策，因此，重點也就由對外轉移到對內，由聯共的政策轉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①有人這樣說：“抗日戰爭八年，國共合作八年，也是蔣家王朝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人民武裝、抗日民主根據地進攻的八年。”②大陸上的政治人物和曆史學家作這類論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舉了。
台灣出版的抗日戰爭史著作，則往往從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樣的問題，例如有人這樣說：“共軍改編後，即蓄意擴充實力，避免作戰，不打敵人，專①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2、14 頁。①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第4 章第5 節。
② 榮孟源：《蔣家王朝》，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9、220 頁。事襲擊友軍，據統帥部的統計，共軍第十八集團軍自29 年11 月至30 年10月止，在一年之內，因襲擊友軍引起之戰斗次數，即達395 次之多。”③“真正的抗日戰爭，一共是十四年，這十四年中，我們的國力、人力、經濟資源，損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憤慨的，我們中國的內奸和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軍閥內外勾結，互相利用，狼狽為奸；共同顛覆我們的國家，破壞我們的政府..”④上面摘錄的材料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否認了從1937 年7 月至1945 年8月，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個包括各民族、各階級、各政治派別（只有少數漢奸親日派除外）共同進行的戰爭。仔細分析起來，那些資料中含有的對抗日戰爭的看法，有以下幾種：1.半個戰爭論。此論認為當時中國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在抗戰。
此論又分兩種：第一，一派觀點認為：抗日戰爭完全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進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戰的大部分時間內是如此。“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我們黨（指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這個戰爭的勝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就是說，進行抗日戰爭的只有占中國少部分地區的解放區戰場，而統治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失守之後，“蔣日之間，已經沒有進行過真正的戰斗”。這是一種半個戰爭論。
第二，另一派觀點認為：八路軍、新四軍“避免作戰，不打敵人”。甚至無根據地惡意中傷，說中國共產黨“一直和日本軍閥內外勾結，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進行抗日戰爭的只有國民黨。這是另一種半個戰爭論。
2.兩個戰爭論。上面兩種不同的意見各自承認自己在抗戰。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那麼中國就存在著兩個戰爭了。此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著兩個戰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抗日戰爭，一個是中國國民黨進行的抗日戰爭，各自打各自的。兩個戰爭之間沒有任何的關聯和戰略配合。這樣中國也就不存在一個各民族各階級共同進行的戰爭了。
3.三個戰爭論。兩個戰爭論認為，一個是共產黨進行的抗日戰爭，一個是國民黨進行的抗日戰爭；但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應再加上一個國共之間的戰爭。這第三個戰爭如有的書上所說：“抗日戰爭八年，國共合作八年，也是蔣家王朝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抗日民主根據地進攻的八年。”這樣抗日戰爭期間就存在著三個戰爭了。
上述各種意見認為：1937 年至1945 年間，中國不存在一個各民族各階③ 何應欽：《對日抗戰與台灣光複的經過》1962 年3 月6 日，見何應欽《為邦百年集》，台灣1987 年版，第29 頁。
④ 何應欽：《再斥中共破壞抗戰罪行》1972 年8 月，見何應欽《為邦百年集》，台灣1987 年版，第449頁。
級共同進行的抗日戰爭，而是存在著半個戰爭、兩個戰爭或三個戰爭。我們當然不是說抗日戰爭期間不存在兩個戰場（這一點下面就要說到）及其對立，甚至發生過武裝沖突（如皖南事變）；也不是說國共之間沒有原則分歧和斗爭；也不是說蔣介石集團沒有與日本謀和和反共活動，但不能說得過分，違背史實。
只有一個戰爭的論點是正確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里說的中日戰爭是“中國”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不是哪一部分中國人同日本的戰爭。又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①這里說的都是全體中國人。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又說過：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建立起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黨派，不同階級，不同軍隊，不同國內民族之一個最廣大團體”。朱德也說過：“我們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不分階級貧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信仰，一致奮起，義無反顧，與日寇做生死的決斗。”②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共同進行的戰爭，這在那時是一種普遍的看法，許多報刊書籍大量宣傳這種看法，例如當時廣泛發行的《救亡手冊》就這樣說：“在民族危機高于一切，亡國奴的威脅要降臨到每個中國人的頭上時，不僅是廣大的工農大眾，就連資產階級甚至封建軍閥也發生了他們的存亡問題，而逐漸改變他們猶疑畏縮的態度，走到救亡陣線中來。”“不分階級、黨派、信仰，也不分上層下層，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最凶惡的死敵，這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①在一個整體的抗日戰爭大前提下，中國各階層的人們最廣泛地動員了起來，形成了規模空前的抗日運動和抗日戰爭。這樣在抗日戰爭的敵我力量對比上，“敵小我大”更加突出，“敵強我弱”則被大大減弱。
這個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共同進行的戰爭，在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存在了。
抗日戰爭是全國一致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它表達了一個曆史時期全體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實，它表明了中國格局的整體性，它以我為主包括了戰爭雙方，整體制約局部。在抗日戰爭期間，各種政治紛爭都受它的制約。盡管國共之間的斗爭很尖銳，但都沒有超出這個整體所制約的范圍。它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又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表現形態。這個“一個戰爭”最大限度地動員了集中了全中國的抗戰力量，這個事實是中國勝利、日本失敗的根本原因。
① 《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47、455 頁。
② 朱德：《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解放》第131、132 期合刊，1941 年7 月7 日出版。① 錢俊瑞、姜君辰等編《救亡手冊》，生活書店1938 年1 月發行，第6、7 頁。第二節兩個戰場抗日戰爭期間存在著兩個戰場，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大特點之一。抗戰期間之所以存在著兩個戰場，是由于解放區戰場的存在。它的存在是決定因素。
解放區戰場的存在、兩個戰場的存在，是1927 年以來，中國政治軍事在抗日戰爭時期延續和發展的結果，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國特點的進步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戰期間中國曆史的複雜性，是我們考察抗戰時期中國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極大地影響了戰爭勝利後的中國政局和中國前途。
解放區戰場的形成，也就是兩個戰場的出現，過程如下：根據國共談判達成的協議，8 月22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軍部下轄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 個師。8 月25 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紅軍改編命令，隨即出發開赴前線。1937年10 月，南方八省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7 年12 月軍部在漢口成立，隨即赴前線作戰。
1937 年10 月下旬，第一一五師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區展開。
11 月7 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1938 年1 月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4 月建立了冀中軍區，廣泛開展平原地區的游擊戰。同年夏開辟了冀東游擊區。
1937 年9 月下旬，一二○師進入晉西北地區，1938 年初，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初步形成。9 月初，一二○師一部進入大青山地區，隨後開辟了綏中、綏南、綏西3 個游擊區。
1937 年11 月，一二九師主力一部在晉冀邊區開展游擊戰。4 月下旬成立了晉冀豫軍區。與此同時，一二九師一部和一一五師一部挺進冀南，8 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晉冀豫部隊還向豫北、冀西、晉南發展，開展游擊戰。在山東，1938 年12 月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軍。同月一一五師一部開赴山東，加強了該地的游擊戰。
新四軍組建以後，第一、二支隊進入蘇南開展游擊戰，到1938 年12 月底初步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第三支隊進入皖南抗日前線。第四支隊進入皖東，以藕塘為中心開展游擊活動。
在日軍戰略進攻、國民黨軍戰略退卻階段，從1937 年9 月到1938 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同日軍作戰1600 余次，斃傷俘敵54000 余人。八路軍發展到156000 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5000 多人，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蘇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到1938 年末，敵後解放區戰場已經形成。這樣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就存在著兩個戰場。
兩個戰場的存在表現在以下諸方面：第一，兩個戰場的戰略地位不同。國民黨軍處在日軍戰略進攻的正面，負責正面戰場作戰；八路軍、新四軍處于日軍的後面或側面，負責敵後戰場的作戰。解放區戰場是獨立存在的。國民黨軍在敵後也有游擊軍，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兩個戰場是各自獨立的。解放區戰場形成後，兩個戰場在戰略上互相配合，戰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兩個戰場的敵人是一個，作戰目的相同。兩個戰場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主要是各自與日軍作戰，各有各的作戰區域，總的說是一個戰爭的兩個部分。
第三，兩個戰場實行不同的戰略戰術。國民黨軍作戰，主要是正規戰、陣地戰，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戰原則和戰術。八路軍、新四軍則以游擊戰為主，把游擊戰提到戰略地位，由此而產生一套作戰原則和戰術。國民黨軍事當局未嘗不想擴大敵後的游擊戰，但由于它的軍隊的反人民性質，而未能長久堅持。
第四，解放區戰場的獨立性隨國共關系的惡化而加大。國共兩黨關系惡化以後，國民黨政府斷絕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供給，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由解放區政府籌集和仰賴人民直接供給。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區戰場的困難，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區戰場的獨立性。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戰場。二者存在著矛盾與斗爭，有時斗爭很尖銳，發生過華北的武裝沖突和皖南事變。但在整個抗戰時期，中日矛盾是決定一切的。兩個戰場雖有沖突，但未完全決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從整體上和抗戰全過程來看，中國是進行著一個全民族的戰爭，而不是同時存在一個外戰，一個內戰。過分誇大二者的對立是不正確的。
兩個戰場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斗爭，難免要消耗一部分中國軍隊打日軍的戰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兩個戰場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特殊形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①這種特殊的戰爭形態的出現，主要是由于解放區戰場的存在。由于這種情況就使敵我之間，作戰的內線外線不分明，出現了幾重包圍與反包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非常困難，不論前方或後方都處于中國軍隊的攻擊之下和困擾之中，日夜疲于奔命。這是日軍失敗的重大因素之一。這種犬牙交錯的包圍與反包圍的戰爭形態，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一大優點，是中國勝利的一個重大軍事因素。
① 《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71 頁。
第三節三種政權抗戰時期中國國土上存在著三種政權：國民黨政權、解放區政權、淪陷區政權。
中國領土上存在著三種政權，在七七事變以前已經出現了。1927 年以後，中共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塊蘇區政權，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塊陝甘甯蘇區，面積不大。1932 年3 月9 日日本在東北建立了“滿洲國”，它的范圍是相當大的。但中國絕大部分地區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在1932 年“滿洲國”建立之後，雖然中國國土上存在著三個政權，但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並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還不需要從三種政權並存的角度去觀察中國的總形勢和總格局。三種政權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變以後形成的。
1.淪陷區政權。
1937 年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占領大片中國領土，並且是重要地區，在這些地區相繼建立了偽政權。
1937 年12 月14 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 年3 月28 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 年7 月1 日，“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在歸綏成立。
1939 年9 月1 日，“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
1940 年3 月30 日，以汪精衛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偽政權的統治區域到1938 年冬就基本上定下來了，偽政權的權力機關也建立起來了，以後的變化是在這個基礎上的變化。
1940 年以後，偽政權名義上有三個，一個是南京汪偽政權，華北偽政權在汪偽政權建立後名義上歸屬汪偽政權，實際上汪偽政權是管不著的。二是“滿洲國”。三是偽蒙疆政府。三個政權名稱雖異，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權，性質是一樣的。多個傀儡政權並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產物。它們統治的地區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淪陷區政權的日本統治性質、傀儡性質、殖民地性質，在那些偽政權偽組織發布的文件中說得非常清楚。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宣言”聲稱，該政府的成立“旨在恢複民主國家，湔滌汙穢黨治，同時絕對排除共產主義，發揚東方道義，輯睦世界友邦”。1937 年12 月24 日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新民會”，該會成立時發布《新民會大綱》五條，它們是：“一、護持新政權以圖暢達民意；二、開發產業以安民生；三、發揚東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滅黨旗幟之下參加反共戰線；五、促進友鄰締盟之實現以供獻人類之和平。”南京“維新政府”于成立時發表宣言說：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領土主權恢複戰前狀態，與鄰邦折沖樽俎，以期敦睦，使國民脫離兵燹之苦、同種息阋牆之爭”。
如果說那些宣言大綱只規定了一些原則，並羼雜著冠冕堂皇的言詞，那麼一些闡釋性的文章就更為露骨了。例如《新民會大綱說明》中這樣說：“人民呻吟暴政之下，十年之久，欲推翻之而苦壓于暴力不能得伸。今也友邦舉兵西來，在友邦則謂為吊民伐罪，在吾輩民眾觀之，勿甯謂為友軍代吾人而舉政治革命之義幟。故七月七日夜盧溝橋之事變，與法國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爾之性質略同，不啻中國人民對黨府革命之開始也。人民雖痛恨黨府，如不藉友軍之助，實無自行革命之實力。今友軍西來甫及半年，華北華中相繼肅清，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政府聯合委員會先後成立于北京，五色國旗飄揚于各地，民國由此蘇生，民意由斯得伸，是以民國新政權，雖由于友邦之協助，亦合于人民之期望，謂為友邦膺懲黨府之成功也可，謂為吾輩政治革命之成功也亦可，即謂之為友軍將黨人竊據之民國複取而還之吾輩人民亦無不可。此一般民眾所不可不深切認識之事實也。新政府既成立于此種形勢與意義之下，其必能體友邦之善意，依人民之期望，以樹立其建國之新猷，可斷言也。其必本諸東方之文化，王道之正軌，力圖振奮，痛除積弊，刷新庶政，與民更始，亦可預卜也。是以吾輩人民于黨府十年暴政之後，今乃得于新政權下而見光明之來臨，誠有撥云霧而見天日之感，此一般民眾所以應竭誠擁護新政權也。”“今日渝漢之黨政府，其軀殼雖為國民黨，其靈魂則已變為共產黨矣。是以吾輩民眾，尤須認清，剿共即須滅黨，滅黨即須剿共。吾親愛之民眾乎，如欲免除赤禍，複興中國，其速加入反共戰線，而負起神聖之使命來。”“親人善鄰，古有明訓，唇亡齒寒，勢所必至。日本吾國之仁鄰也，吾國唇齒之邦也，黨府竟忘親善之義，而昧唇齒之勢，豈不謬哉。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同教，同立國于亞洲之東，相距不過一衣帶水之隔，此天然應互相提攜之兄弟邦也。”①這里偽政權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
2.解放區政權。
七七以後，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敵後抗戰，到1938 年冬已經開辟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蘇南、皖中、豫東等解放區，建立了新的政權。這些地區的政權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權。各個解放區政權，在名義上是隸屬于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的地方政權，但實際上不存在隸屬關系，只是在施政綱領上不超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允許的范圍。各解放區的上面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機構，從這一點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們都在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之下，各解放區的基本政策是統一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確規定：“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① 宋介（新民會中央指導部教化部長）：《新民會大綱說明》，1938 年1 月初版，第4—5頁，第18、19、20 頁。
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規定必須嚴格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②。因此解放區政權實際上是用共產黨的組織和政策聯結在一起的統一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之下的解放區政權，不論在對敵斗爭上還是在國內政治斗爭上，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和作用。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當時是中國一部分地區存在的政權，但卻是整個新中國的雛型。毛澤東曾說：“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①3.國民黨政權。
由南京遷到重慶的國民政府，統治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掌握著大量軍隊。它是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盡管它不能對解放區政府直接發號施令，它是世界各國承認的政府。在抗戰期間它的國際地位有很大提高，這個國民政府由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所把持。“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麼‘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麼‘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②這個政府，不管多麼不得人心，在抗戰期間仍然堅持著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是這個政權的經濟支柱。這個政權在本質上是虛弱的。
抗戰期間中國國土上存在著三種政權，基本上形成一個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種政權的存在首先表現為各有各的統治區管轄區，同時也表現在它們各自的根本性質不同上面。三者的並存和相互間的矛盾與斗爭是抗日戰爭史的基本內容。
在近代中國曆史上，在中國內地以完全的形態存在著三種不同性質政權的局面，只有抗日戰爭時期才有。三種政權代表了三種不同性質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政策。它們的性質不同，作用和命運也就不同。國民黨政權和解放區政權之間既統一又對立，關系非常複雜。國民黨政權、解放區政權同偽政權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關系，但後者對前兩者的政策則由“剿共滅黨”② 《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1942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第124—125 頁。① 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85頁。
②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45—1046 頁。變成只“剿共”不“滅黨”。各種複雜的關系交織在一起，這種情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將是絕後的。
第十二章歐洲戰爭、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的先後爆發與國共兩黨世界戰略的變化1939 年9 月歐洲戰爭爆發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了兩大戰場，一個是歐洲戰場（包括北非），一個是中國、東南亞，西南太平洋戰場。蘇德戰爭爆發後，極大地改變了歐洲戰場的態勢，也改變了整個世界大戰的態勢。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東西兩大戰場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三次戰爭的爆發與中國的抗日戰爭關系極大，對國共兩黨的世界戰略有很大影響。而這些又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密切相關。下面做一些考察。
第一節中國國民黨世界戰略的變化先說中國國民黨。
1939 年9 月9 日，歐洲戰爭剛爆發之後，蔣介石在第一屆第四次國民參政會開幕詞中說：“中日戰爭問題，就是世界問題，而且是世界最大的問題，須知今日世界的戰亂，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國，破壞國際公約，擾亂世界和平的強暴行為所引起的。”
“中日戰爭就是世界戰爭的起點，亦就是世界戰局的重心。”按蔣介石所說，歐洲戰爭是中日戰爭引起的，中日戰爭是世界戰局的重心。中日戰爭的戰略地位在歐洲戰爭之上。
1939 年11 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抗戰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現在歐戰既起，促進遠東問題解決的中國抗戰，已與促進世界問題解決的歐洲戰爭，在東亞、西歐同時並進。我們已經獲得一個中國問題將隨世界問題之解決而解決的基礎。”“我們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戰下去，以承接中國問題隨世界戰爭結束而解決的自然機運。那時候水到渠成，敵人當然消滅，抗戰必達目的，中國更必然得到獨立自由與平等。我所說抗戰到底的真意，也就是如此。”①蔣介石在這里表述了他的政略戰略思想，即中國抗日戰爭與歐洲戰爭“同時並進”，中國問題將隨世界問題的解決而解決，中國持久抗戰就是要等待這種“自然機運”的到來。“因此，我們的戰略亦就是要使中國抗戰能達到與世界戰爭同時結束的目的。”②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月15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屆第九次中央全會開幕詞中說：“敵國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我中國抗戰與世界反侵略戰爭業已聯成一片。”1942 年10 月22 日，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開會，蔣介石在會上致詞說：1941 年12 月8 日敵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我國接著就對日寇宣戰，同時對德意宣戰，從此我國就與世界上擁護和平正義的盟邦，並肩作戰；我從前所預測的中日戰爭必將與世界戰爭聯結起來，也于此實現。這一年來內外局勢的變遷，就以這一件大事為契機而發展”。“世界上所有歐亞美非各戰場，完全是利害成敗絕對一致”。蔣介石國民黨對太平洋戰爭極為重視。蔣把這個戰爭的爆發看作他的預見的實現，他的戰略政略的成功。按他所說，歐亞美非各戰場的利害成敗是“絕對一致”的。
上述蔣介石的政略戰略思想成為國民黨人士關于抗日戰爭的重要觀點和結論。何應欽論述說：“由于領袖堅持‘抗戰到底’，不為日本誘和謀略① 蔣介石：《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台灣版《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6，第577、578 頁。
② 蔣介石：《第二次南岳軍事會議訓詞》，同上，第425、426 頁。
所動，日本乃進軍越南，企圖徹底切斷中國國際補給線，迫使中國屈服。中國改由滇緬公路輸入軍用物資，仍未屈服。而日本卻因進軍越南，引起美國禁止石油輸往日本，遭到經濟制裁。日本如無石油供應，則其凡需石油作動力之生產與戰爭工具，皆將成為廢鐵，必然喪失持續作戰能力。日、美談判，日本拒絕自中國撤兵，不願放棄在華奪得之利益，必須繼續對華作戰。而繼續作戰非有石油供應不可，因此決心奪取南洋戰略資源。日本為謀‘南進’戰略翼側安全，須先擊滅美國太平洋艦隊。故于民國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奇襲珍珠港，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從此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合，由孤軍奮斗，演為聯合盟邦，共同擊敗日本，獲得最後勝利。”①根據上面的材料，蔣介石等論述的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歐洲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中國抗日戰爭引起的，是蔣介石堅持“抗戰到底”戰略方針的結果。第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戰局的重心”，其戰略地位比歐洲戰場更為重要。第三，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侵略戰爭結為一體，在戰爭中中國的利害成敗與其他對德、日、意作戰國家的利害成敗“絕對一致”。第四，“中國問題將隨世界問題之解決而解決”，持久抗戰的目的就是實現“中國問題隨世界戰爭結束而解決的自然機運”。以上四點，第一、二兩點是過分誇大的。第三、四兩點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中日戰爭中，蔣介石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是堅持持久抗戰以等待中國問題隨世界戰爭之解決而解決的“自然機運”。他對歐洲戰爭、太平洋戰爭的論述，往往是從他的戰略政略出發而不是從事實出發的。因此他的論點有的是不正確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在全國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和之後，蔣介石一直企望美、英、蘇干涉、抑制日本侵略，以致把他們（或其一）拉入戰爭。因此蔣介石等人把歐洲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看成蔣的戰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而這一點與抗戰時期蔣集團的命運的關系是巨大的。① 何應欽：《抗日禦侮·序》，見蔣緯國：《抗日禦侮》第一卷序言部分，台灣1978 年4 月版，第6、7頁。
第二節中國共產黨世界戰略的變化再說中國共產黨。
歐洲戰爭、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三次大戰的爆發極大地影響了中共對世界形勢的看法，對世界前途的看法，對世界戰略的看法，對國際統一戰線如何執行等等，同時也間接影響到與國民黨的關系。中共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曾有過曲折的複雜的變化過程。
1935 年8 月1 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號召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同時，提出“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作同盟，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系”。這是國共合作破裂後第一次作這樣的表示。
1937 年7 月23 日，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對法西斯侵略陣線，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抗日救國的協定。”這是號召國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中共對英美等國的態度。1938 年2 月，毛澤東在與美國合眾社記者談話中說：“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抗日斗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而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①因為這些話是通過美國記者對美國人講的，所以爭取美國援助的語氣更懇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複雜的。由于種種原因，中共在爭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國抗戰並與之聯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在下面加以分析：從客觀方面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英美對華實際援助不多，而張伯倫又執行對德日妥協的政策。國際上曾有所謂遠東慕尼黑會議的醞釀，所以中共特別警惕英美犧牲中國與日本妥協。這是中共不看重外援的客觀原因。從主觀方面說有三個原因：第一，中共有一條根本原則，就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是它對人民解放事業有勝利信心的表現。第二，共產國際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估計和推行世界革命戰略的要求。具體內容後面再談。第三，從階級分析出發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分開，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國家的人民；但人民是無權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國家的統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毛澤東的話中得到證明。他在《論新階段》中說：“過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國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國，蘇聯的援助則更加積極。現在，由于日寇進攻的深入，① 毛澤東：《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3 頁。又加深了英美法蘇對日本的矛盾。雖然英國在西方的妥協政策可能搬到東方，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領地區的商業，為了幻想減輕日本對南洋的威脅，英國有可能同日本進行某種程度的妥協，但根本妥協是困難的，至少暫時有困難，這是日本獨占政策的結果。東方問題與西方問題在當前具體情況上有某種程度上的區別。日本的深入進攻，進一步加深了日美間的矛盾，蘇聯與中國的友誼是增長的，中美蘇三國有進一步親近的可能。但是我們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的區別；第三，更加不可忘記現實與將來的區別。我們對前者不應寄以過高的希望，應該努力爭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實，但過高希望則不適宜。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進國家與全世界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松爭取外援的方針，應該放在這種基點之上。”①從這些可以看出中共對英美法政策的內涵及限度。1939 年9 月1 日，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3 日英法對德宣戰，歐洲戰爭爆發，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6 年春），列甯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斷定並預言，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垂死”階段，世界面臨“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列甯的思想和戰略被定為共產國際的指針。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共產國際又一次判斷並預言，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崩潰，當前世界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推進社會主義革命。9 月10 日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大意是：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的非正義的戰爭，交戰國資產階級的罪惡都是一樣的，任何一個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尤其是共產黨，都不能贊助這個戰爭。中國共產黨贊成這個方針。
1939 年9 月14 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報告，其重要內容是：（1）歐洲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非正義的戰爭，是“一群瘋狗打架”，完全應該反對。（2）歐洲戰爭爆發之前，世界分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營，後者中包括“各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戰爭爆發之後，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的劃分已不適用了。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成了兩大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個，應把戰爭的雙方“看成一樣的強盜”。（3）現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政策應該是：在各交戰國，是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向人民宣傳變帝國主義戰爭為革命的國內戰爭，建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民統一戰線”。在各中立國內，如在美國，是揭穿資產階級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民族統一戰線，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對宗主國。總之，中國、蘇聯、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應該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用① 毛澤東：《論新階段》，《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639—640頁。
以對抗反革命的統一戰線。（4）對世界前途的估計是：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走到盡頭，大變化、大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現在的時代就是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把黑暗世界整個兒的改造為光明世界的時代。我們正處在這個時代中”。
但是，共產國際的戰略原則和具體部署與中國現實是矛盾的。當時的中國是：中日兩國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但還沒有力量把它趕跑。在這個時候，英國對與日本結為同盟的德國作戰，美國支持英國對德作戰，並有限地援助中國，對中國抗日是有利呢？還是不利呢？非常明白，當然是有利的。當中共、毛澤東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闡述共產國際戰略的正確性時，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實。在這種地方我們看到了中共對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0 年12 月25 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一份黨內指示中說：“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①毛澤東說要在這些區別的基礎上建立中共的政策。在這里可以看出，中共對英美的政策與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是不合的。
1941 年6 月22 日，希特勒德國大舉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打亂了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世界革命陣營的劃分，坐待兩群瘋狗打架、兩敗俱傷而乘機推翻整個兒資本主義制度的設想被現實否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戰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國攻蘇後，中共很快作出反應。1941 年7 月7 日，中共在《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的偉大斗爭時代。”聲明“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擁護國民政府對德、意絕交的正確行動。”緊接著在1941 年7 月14 日中共中央政治情報中更具體地說：“在目前條件下，不論在英、美，在奧、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國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國，那里共產黨的國內任務，均是動員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和我們中國一樣，不分階級黨派，為組織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各國共產黨對于組織民族統一戰線或國際統一戰線，其唯一標准就是：凡是幫助毀滅法西斯軍事政治機構和有利于蘇聯打勝仗的人們和行動都是好的、正確的，應該聯合的。凡屬妨害達到這個目的的人們和行動，則都是壞的，不正確的，應該反對的。”由此可見，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和蘇德戰爭爆發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① 毛澤東：《論政策》，《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4 頁。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中共中央對黨內發出《關于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對外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在這兩個文件中，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又有了進一步的重大變化，要點如下：（1）對戰爭的性質作了規定。文件說：“這一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了侵略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而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則是為了保衛獨立自由與民主的正義的解放的戰爭。”“英美對日的勝利就是民主與自由的勝利”。（2）在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問題上，闡述了許多新觀點、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說：“這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反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黨派及一切階層的人民，日本國內的反戰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越南的人民在內。這個統一戰線，應當是上層的，同時又是下層的，是政府的，同時又是民眾的聯盟。應當實現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國的反日軍事同盟。應當建立宗主國政府與土著民族的親密合作，..並開展一切日本占領區內的游擊戰爭。”又說：“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在與英美合作之下，消滅日寇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國內部團結一致，改革政治軍事，積極牽制打擊敵人，積極准備戰略反攻，又是英美戰勝日寇的重要條件。為此目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這些是中共國際統一戰線策略在抗戰時期的重大發展。
至此，中共與英美政府正式結成了統一戰線，中共的抗戰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中並結為一體。在這一點上，中共的國際戰略與國民黨的政略戰略歸于一致。新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結成，是中共走出中國的范圍和共產國際的圈子，面向世界的開始。中共的這種戰略在抗戰後期有些變化，但基本上未變。
第十三章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被徹底打倒，是在1949 年。但這個勝利的基礎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奠定的。國民黨南京政權的被推翻，是在1949 年，但它走上下坡路則是從抗戰中期開始的。所謂國民黨走下坡路，第一是從政治上著眼的，第二是從國共兩黨所代表的力量對比而言的。如果從軍事力量上著眼則是一直上升的（解放戰爭後期除外）。它的統治地區在抗戰結束後也比抗戰期間擴大。但這些都沒能阻止國民黨統治在大陸的最後覆滅。所以說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所代表的力量消長的關鍵時期。
第一節國民黨政治地位的降低作為中國中央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是1927 年4 月開始建立的。蔣介石集團在1930 年中原大戰中打敗馮閻兩集團以後，在國民黨各派軍閥中和各派政治勢力中，占了明顯的優勢。正當蔣介石躊躇滿志，高喊消滅兩廣軍閥和“撲滅赤匪”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國東北地區。全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中國領土和蔣介石集團實行“不抵抗主義”義憤填膺。全國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在革命浪潮沖擊下，國民黨統治陷入極大的困境之中，蔣介石又一次被迫下台。蔣重新上台以後，為了穩定國民黨反動統治，立即確定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政外交的根本政策。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潮被鎮壓下去了。但由于蔣介石堅持對日妥協退讓、對內專制獨裁，他除了得到本集團的人和以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為代表的一小部分政界知識界人士擁護以外，真心擁蔣的人是不多的。1936 年12 月發生的西安事變，使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遭到破產，蔣被迫接受並實現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從此中國人民開始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共產黨人也表明態度說：“蔣氏倘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汙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軍事上政治上俱能實際采取救國步驟，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①七七事變，特別是八一三事變以後，蔣介石國民黨采取了積極抗戰的態度，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938 年3 月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決定召集國民參政會。這些雖然還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但畢竟是國民黨一種進步的表現。這時一些黨派和政治活動人物，普遍地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形成了一面倒的輿論。中間黨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戰初期有一個共同的政治主張；就是“加強政府中樞”。這就是加強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1937 年10 月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組織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動解散，以表示“擁護政府”，“增強全民族團結”。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致書蔣介石，或表示“對于國民政府一致擁護”，或表示“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因從事抗日民主活動而被捕入獄的章乃器，剛一出獄就于1937 年9 月發表文章，反對“標新立異”，要人們“信仰舵師”，“信托”政府，一致聽從蔣介石①。抗戰前因進行抗日活動而一度被捕的張申府，在抗戰開始後說：“我常說，蔣先生只要發動抗戰，全國必然景從。我深慶今日已經完全實現了。”②以上這些不是個別① 毛澤東：《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1936 年12 月28 日），《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 頁。
① 章乃器：《少號召，多建議》，《申報》1937 年9 月1 日。
② 張申府：《目前的根本要務》，濟南《實報》1937 年10 月11 日。
人的表現，而是一種普遍的傾向。這些反映了蔣介石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論到全國一致擁護國民黨蔣介石抗戰的時候，必須考察共產黨的態度。1937 年9 月22 日，共產黨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發表。宣言宣布“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斗”。次日，蔣介石發表了談話。他以政府的名義“接納”共產黨，“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公開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實現了兩黨特殊形式的合作。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致電大會，建議發布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建立一種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這些建議表達了中共對加強國共團結、加強全民族團結的願望。1938 年11 月《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再次聲明“建立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並表示“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
總之，根據事實來考察，當蔣介石國民黨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進行比較積極的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和蔣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確實是大大提高了。這種地位和威望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前後，達到了最高峰。蔣介石從他叛變革命以後，南京政府從它建立以後，這時是最受人民擁護的時期。人民的是非判斷是清楚的，曆史的潮流是不可違抗的。
但是過了一個短暫的時期以後，大體上從1939 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起，國民黨政府和蔣本人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對他們的某種好感就開始下降了。毛澤東曾指出過這種事實：國民黨在1937 年和1938 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①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秘密發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等。這時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挑起了規模相當大的同共產黨的武裝沖突。在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同時，國民黨于1939 年9 月到1940 年4 月玩弄了一次憲政騙局。國民黨的假憲政曾引起某些進步民主人士的巨大希望，但結果是國民黨在他們頭上潑了一瓢冷水，希望變成了失望。
1940 年底到1941 年初，國民黨又制造了“皖南事變”。這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的政治的反共反人民活動。從此國共關系大大惡化。抗戰前途蒙罩了濃厚的陰影。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政府加強了對抗日民主運動的鎮壓。當時的進步人士揭露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轉直下之勢。即以中外觀瞻所系的陪都重慶而言，就有許多無辜而告‘失蹤’的①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 年4 月24 日），《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7 頁。
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僅知識青年的自由安全毫無保障，甚至年高望重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發國難財者的罪惡，堅持‘有錢出錢’的戰時經濟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經濟’。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訊杳然。”①這里揭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事實。國民黨越是反動就越是失掉人民的擁護。
在皖南事變之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于1941 年3 月成立。這個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一種表現。前面說過，抗戰開始後，中間黨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地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為了團結而解散了自己的組織。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皖南事變前後國共關系十分緊張，抗日陣營出現了巨大危機。這時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梁漱溟等認為“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他們要“不畏強梁，挺起身來，代表民眾說話，並見出真是無所偏倚的精神”①。這種立場和態度和“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的立場和態度是大大不同了。這表現了一種廣泛的社會力量的政治傾向。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作了這樣的估計：“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②“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將產生嚴重的意義。它象征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動。”③從以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蔣介石政治地位開始上升的關鍵，那麼皖南事變就是他的政治地位開始下降的關鍵。
1941 年以後，國統區的經濟、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開始陷入困境，1943年以後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而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卻大大加強，這就使人民對國民黨統治更加不滿。這成為國統區民主運動高漲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最後勝利，太平洋戰爭也勝利進展的時候，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到慘敗。國民黨政治上軍事上的腐敗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不久以後，抗日戰爭勝利和國民黨宣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很短時間內國民黨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但很快蔣介石國民黨發動了全面內戰，又把全國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難之中。
沒有多久南京國民黨政府就被中國人民推翻了。
以上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力量變化的過程。
① 韜奮、茅盾、金仲華等九人：《我們對于國事的態度和主張》，《大眾生活》（香港版）第4 期，1941年6 月8 日出版。
① 梁漱溟：《中國民主同盟述略》。
② 毛澤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1941 年3 月18 日），《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8 頁。
③ 《中央1941 年3 月政治情報》，1941 年3 月22 日。
第二節共產黨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國共產黨有一個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只有投身到偉大的抗日斗爭中去，黨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得到發展。它不是離開國家的民族的曆史任務，而是滿腔熱誠地去完成這個任務。任何避開或偏離革命中心任務去謀求革命力量發展的意圖，都是不能實現的。這樣一個堅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完滿體現，因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極大的發展。在七七事變前夕，中共中央就“號召全黨同志發揚過去15 年來英勇無比與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去迎接將要到來的民族抗戰，每一個同志應該深入到農村、城市、工廠、兵營中去，喚醒千千萬萬的同胞們到抗日戰爭中來，並成為他們的領導者。沒有千千萬萬人民的參加，抗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①。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後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②中國共產黨投入民族解放戰爭，黨員作為革命先鋒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斗爭。群眾發動起來了，人民革命力量壯大起來了。
抗戰開始的時候，共產黨有黨員4 萬，軍隊有4 萬多人，根據地人口150多萬。到1940 年黨員發展到80 萬，軍隊近50 萬人，根據地人口約1 萬萬，開辟了廣大的解放區。中間雖然經過挫折，但到抗戰結束時，有黨員120 萬，軍隊120 萬，民兵200 多萬，建立了19 個解放區，人口12000 余萬。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發展。這時國共兩黨掌握的軍事力量，在絕對數量上，解放軍不如國民黨軍多，並且相差還很大；但相對來說，同抗戰以前相比，兩軍的差距是大大縮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共產黨大大上升，國民黨大大下降，這雖然不能具體地比較，但事實是確實存在的。
綜合以上所述，從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考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戰爭時期是國共兩黨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長的關鍵。
① 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1937 年4 月15 日。
②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 年10 月），《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21 頁。
第十四章世界戰局的根本轉變和各黨派對建國主張的闡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1943 年，整個戰局發生了根本變化。1943 年2月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轉折點。從此德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蘇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1943 年7 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十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德意同盟，向德國宣戰。同一期間被德國占領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有了很大發展。在太平洋戰場，1942 年6 月日軍和美軍進行了中途島海戰，日軍遭到慘敗。中途島之戰成為太平洋戰場戰略轉折的開始。從1942 年8 月到1943 年2 月，美軍和日軍進行了瓜達爾卡納爾島爭奪戰。日軍戰敗退出瓜島。從此日軍在西南太平洋由攻勢轉為守勢，美軍由守勢轉為攻勢。太平洋戰場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1943 年6 月起，美軍先後從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向日軍展開反攻，日軍節節敗退。總之，1943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至此世界法西斯集團必敗，反法西斯集團必勝的形勢基本上確定了。當世界戰局已經明朗化的時候，在中國戰場上，日本的軍事實力還是強大的，打敗他還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勝利是肯定的。在這種時候，中國的各黨派都從兩方面觀察中國的形勢，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和目標：一方面要努力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在打敗日本的過程中，都為自己在戰後中國政局中獲得有利的地位而做准備。戰後中國的總任務是什麼呢？就是建立一個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過去各黨派雖不斷有所闡述，而這時需要更加詳明地說明自己的總體構想和各項方針政策，擴大宣傳，爭取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以便那時按自己黨派的意圖左右政局，實現自己的主張。抗戰後期各黨派對建國問題的闡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第一節民主黨派的建國主張中國的民主人士民主黨派及時地觀察到了上述變化。1943 年9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發表小冊子《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其中說：“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十余年和戰爭的初期，有些人因為被軸心國表面上短期的軍勢聲勢和軍事勝利所震撼搖惑，遂認為民主政治，已屆沒落的時期，以為獨裁政治，行將成為今後世界政治演進的一種合理新形態，于是相率效尤，一黨專政，領袖獨裁，厲行黨治的風氣，張甚一時。年來保障人類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國，逐漸勝利，聲勢日振，正義日張，民主政治乃為世界各國所重新認識，加強重視，均認為此次世界大戰，完全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戰爭，也就是自由平等獨立和奴役壓迫侵略的戰爭。近年在意大利創行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勢，驟然坍台，其所領導的法西斯黨，也就隨之解散，而意大利終于向同盟國投降。..一般人均認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響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將較其影響于歐洲戰事者為多，從此獨裁政治將日趨于崩潰，民主政治更將普遍地成為世界各國政治形態的唯一極則。”民盟重要領導之一張申府在1943 年10 月寫的《民主原則》中也說：“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所表示。”《大公報》1944 年9 月16 日社評《中共問題之公開與民主統一的進步》說：“民主是世界的大潮流。”以上是政界和輿論界對世界形勢和民主潮流的普遍看法。
世界的政治形勢如此，中國的政治形勢又怎樣呢？張申府在《民主原則》中說：“說到中國，民主幾乎已成了今日的萬應丹。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至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定，而完全無可懷疑了。”1944 年5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表的《對目前時局的看法與主張》說：“中國必須成為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這已經超過了理論的階段，而須從事實上予以切實的表現，並且民主體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緩，萬萬不可向戰後推宕。我們在這里要正式警告國人：假定在戰時不能實現民主，我們在戰後所得的將不是民主，而是國家的分裂與毀滅，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以上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對中國政治形勢的一個基本看法。這也是他們對中國前途的希望之所在。
根據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和認識，他們提出了對抗戰後期的主張。昆明的憲政研究會于1944 年5 月發表的《我們在實施憲政以前的要求》中說：“經過七年抗戰，今日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有了嚴重的危機，中華民族的生命到了一個危險的關頭。”“中國國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實現民主，不是預備立憲，更不是一紙空頭支票的憲草。今日的憲草不是將來憲政的保證，將來的憲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證，一分行動比十分言詞更為重要。”1944 年9 月19 日，民盟總部制定了一個《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草案》，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社會六個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國原則和具體主張，其中有：“民主國家以人民為主人，國家之目的在謀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權屬于人民全體。”“國家應實行憲政，厲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不得處于超法律之地位。”“國會為代表人民行使主權之最高機關。”“國家實行普選制度。”“經濟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榮與安定，及國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漸進于社會主義之實行。”“確認人民私有財產，並確立國有及公有財產，全國經濟之發展，由國家制一統一計劃，由公私兩方分別實現之。”“軍隊屬于國家。”“現役軍人絕對不得干預政治。”“應保障學術研究之絕對自由。”“建立公醫制度，擔負人民醫藥及休養之供應。”如此等等。
同年10 月10 日，民盟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五條三十五款。五條是：（1）貫徹抗戰國策，切實整理軍隊，以期加強反攻，爭取最後勝利。（2）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3）確立親睦之外交政策，加強英美蘇及其他盟邦之聯系，以期徹底合作，並把握當前之勝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確立戰時經濟財政之合理機構與政策，以期對內對外樹立政府與國家之信譽，並奠定和平建設之堅實基礎。（5）徹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證思想學術之自由發展，並迅速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准。三十五款之主要內容有：全國一切派系不同之軍隊，應本平等待遇之原則，統籌裝備、給養、訓練、補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戰指揮之統一，並漸進于軍隊國家化之正軌。召集各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各黨派公開合法地位。迅速籌備實施憲政，立即召集全國憲法會議，制頒憲法；在憲法頒布前，付予國民參政會以各民主國家議會具有之主要職權，並擴大省市參議會之職權。充實一切地方自治基層組織，普遍實行民選。廢除特務及勞動營等類組織。促進中蘇邦交，以期實現英美蘇中四國之團結。立即停止黨化教育，保障講學自由及從事教育職業自由。
為了完成上述任務，實現上述主張，根據中國的政治環境，民主黨派的某些領導人認為“中國需要第三個大政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包括了國共兩黨以外的中國主要的政黨和政治派別，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到了抗戰後期，組成第三個大政黨的要求更迫切了。羅隆基為此發表了專門的文章。他說：“假使中國要走上真民主的軌道，中國目前迫切需要第三個大政黨。”“以當前中國實際的情況來說，假使沒有一個相當有力的第三大政黨產生，中國希望走上真民主的軌道，前途的確有許多困難。”他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擁有武力，這個既成事實是“中國問題的症結”。中國要實現民主，必須“大家放下武力”。“在一個國家政黨可以保持武力，這國家就絕對不會有真民主”。所以“目前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兩黨擁有武力對峙的局面”。“在今後的中國，應該用一切的代價，以防止內戰”。中國要防止內戰，“唯一辦法，只是第三個有力的大政黨產生，以緩沖國共兩黨的武力對峙與沖突”。這是第三個大政黨的巨大作用之一。它的第二個作用是“團結國共兩黨以外的進步人士，促進民主”。“這政黨以實現民主為他的唯一目標”。羅隆基最後總結說：“依據現實談政治，我堅信只有產生第三個有力的政黨，國家目前許多困難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需要第三個大政黨。”①綜觀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這些主張，其主要內容是，在國共兩黨之外組織中國第三個大政黨以左右中國政局，廢止一黨專政，建立民主國家。他們的具體主張是圍繞這一目的的。這些主張在當時能否實現，他們並未肯定，也不一定能作出肯定的估計。除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以外的建國主張，其實際意義還在戰後。
① 羅隆基：《中國需要第三個大政黨》，《民主周刊》（昆明）第1 卷第16 期，1945 年4 月9 日。第二節共產黨的建國主張中國共產黨向來十分重視世界和中國的戰局與政局，並把二者聯系起來加以考察。1942 年末《群眾》的一篇社論中說：“1942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艱苦的一年，是中國抗戰各方面困難日增的一年。現1942 年已經終了，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艱苦尚未完全成為過去，尤其是中國抗戰的困難且在繼續有加，然勝利已經在望。..我們確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盡管來年仍有艱苦的時日，中國抗戰盡管來年困難更多更大，而其驚濤險浪，其煙霧迷蒙，則將隨1942 年而具逝。1943 年的來到，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一個簇新的年頭的來到。隨著對整個民主陣線有決定作用亦即對全人類命運有決定作用的斯大林城保衛戰的輝煌勝利，德必敗蘇必勝的前途，軸心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前途，法西斯帝必敗民主制度必勝利的前途，已經不是理論上的而是事實上的了。”①這里明確指出了世界形勢的變化。
到了1943 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勝敗的形勢進一步明朗化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明確地說：“自從萬惡的法西斯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我們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久經艱苦斗爭，但是一向處于劣勢地位的這種不利情況，現在已經根本改變了。這是一個國際范圍內的有決定意義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蘇聯第二個冬季攻勢的勝利，英美在北非的勝利，中國的六年抗戰與英美過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對于日寇的打擊所造成的，其中特別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起了轉變整個戰爭形勢的主要決定作用。由于這些偉大的勝利，就在過去一年中造成了極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極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國的世界局面。”“在抗戰第七年中，我們又將遇到新的有利的變化，各同盟國對于西方法西斯最後決定性的打擊實現之時，就是整個法西斯失敗與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實現之時。”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都有此看法，但對民主的性質的理解卻有不同，抗戰七周年時，《群眾》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確地談到這個問題。文章指出：“這七年中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國際形勢起了一個大的變化。那就是民主主義戰勝了法西斯主義，民主勢力粉碎了法西斯勢力。法西斯主義及其流派將從世界每一個角落完全被徹底肅清，全世界將形成一個‘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而這一個‘民主國家的大家庭’又決不是一座古廟，而是一所新屋。在那里，孫中山先生所指摘的政權為資產階級所專有的舊型的民主主義的成分並不占支配的地位；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政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各革命階層聯合執政的新型的民主① 《群眾》社論《送1942 年寄讀者》，《群眾》第7 卷第24 期，1942 年12 月30 日出版。② 《解放日報》1943 年7 月2 日。
主義的成分是日益成長、發展，而成為它的中心了。”文章敘述了在法國、南斯拉夫、希臘、波蘭、捷克等國，新的民主主義勢力正在發展，並說“這樣的新的民主主義勢力的普遍而有力的發展，就保證了戰後的世界將是一個新的民主主義的世界”。談到中國，文章說：“法西斯主義就要被肅清，法西斯勢力就要被粉碎，我們就要生活在自由、和平、繁榮、幸福的‘民主國家的大家庭’中了。這是全世界民主國家堅決進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收獲，也是我們艱苦抗戰的收獲。但是，今天，法西斯主義的惡勢力還在做最後的掙紮，民主陣營中的一些保守勢力也在固守殘壘，新的中國新的世界的建造，還需要我們作最大的努力。”①這篇文章不僅指出了世界和中國民主發展的趨勢，也指出了共產黨所主張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主義在性質上的不同。
1944 年4 月中旬至12 月初，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這次戰役，國民黨的兵力，國統區的經濟、文化設施，中國人的生命財產，遭受到極大損失。當日軍追擊國民黨軍隊到貴州獨山時，重慶為之震動。國民黨的大潰敗，使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腐朽在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國民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抗戰時期的最低點，國統區人民改變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要求，空前高漲。中國共產黨因勢利導，向國民黨向全國人民明確地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1944 年9 月，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在重慶召開。參政員林伯渠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上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但是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這個提議未能在會上鄭重討論。
1944 年10 月10 日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時，周恩來發表了題為《如何解決》的講演。他說：“為挽救目前危機，為配合盟邦作戰，並切實准備反攻起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主張由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方代表，開緊急國事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改弦更張，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國共產黨把“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昭告于全國人民。1945 年4 月至6 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從這個報告的題目和它所論述的主要內容可知，聯合政府問題對全國和中共的重要性。這個報告和大會的開幕閉幕詞對有關聯合政府的原則問題和具體問題都做了闡述，它們是：1.兩種國家命運的抉擇和中國人民的任務。
① 香丁：《新的世界，新的中國——紀念七七抗戰七周年》，《群眾》第9 卷第13 期，1944 年7 月15 日出版。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中國有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這樣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
既然這樣，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總任務，是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2.中國共產黨關于聯合政府的一般綱領。
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也不應該是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在現階段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中國需要建立的是“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或政權形態。
在經濟上，中國共產黨主張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在土地問題上，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主張“節制資本”。在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國家，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文化上，中國共產黨主張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它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
3.中國共產黨關于聯合政府的具體綱領。
聯合政府的具體綱領，體現了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這種要求主要有以下這些：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治；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權力；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障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取締官僚資本；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工業生產；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等等。
建立一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中共一貫的主張。在抗日戰爭將要勝利，建立新中國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時候，中共提出了關于聯合政府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詳細地闡述了關于新中國的原則問題和具體政策，至此關于聯合政府的主張完備了。以後，中國共產黨就依據這樣的原則和政策行動，為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曆史進入1945 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益臨近了。在世界的東方，在中國，日寇雖未被打垮，但它的徹底失敗只是時間問題了。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以後，中日矛盾就解決了，國內階級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這樣的事態發展，共產黨在抗戰勝利之前，已經做了比較明確的表述。《解放日報》社論說：“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快要誕生了。當此民族抗戰進入第九年時，中國人民正以不勝不休的堅強意志，必勝必成的勝利信心，繼續八年來的英勇奮斗，以求這個嶄新的局面完全實現。”但是建立新中國的道路上還有重大的困難和阻礙。建立新中國最大的困難與阻礙在中國內部，“這便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寡頭專制統治及其消極抗戰摧殘人民的政策。這一集團的統治與政策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徹底打敗日本建設新中國的根本障礙。”八年抗戰的經驗證明：中國存在著兩條抗日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與中國人民覺醒與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不克服第一條路線和不采用第二條路線抗戰就不能勝利，建國就不能成功。中國人民已經從慘痛的經驗中認識了這點，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廢除反人民集團的一黨專政，廢除它的失敗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路線；一致要求組織聯合政府，要求實行積極抗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路線。“但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卻至今深閉固拒，壓制人民的要求，堅持專制獨裁，堅持反動禍國政策，拒絕聯合政府，拒絕作任何民主改革。且更進一步玩弄名詞以淆觀聽，挾外人以壓迫同胞。口頭上玩弄‘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的欺騙，實際上積極勾引國際間的帝國主義反動分子准備大規模的內戰。不廢止這個反人民的專政，不實行全國范圍內的民主改革，則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人民在為爭取抗戰勝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國的斗爭，應當再接再厲，為廢止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而斗爭”①。在抗戰勝利的前夕，國內階級矛盾取代中日矛盾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的形勢日益明顯，成立聯合政府的斗爭① 《解放日報》社論《紀念抗戰八周年》，《解放日報》1945 年7 月7 日。即將成為現實的斗爭。
第三節國民黨的建國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性變化，國民黨人也看得很清楚，他們也在根據這種變化考慮安排抗戰結束後的事情。他們考慮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保持和鞏固買辦地主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權。1943 年9 月，國民黨召開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說：“最近抗戰的局勢，尤其是太平洋形勢的演進，我可以斷言，我們最後勝利的時期，快則就在這一年之內，遲則或要在一年以後。”“我們要在此時期格外勤勞奮勉，一面加強抗戰力量，一面積極准備建國的工作，這是此次全會最重要的任務。”又說：“由于這六年來全國軍民同志犧牲奮斗的結果，我們民族生命的危機確已渡過，國家基礎亦已穩定。當然，我們以後要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還需要經過更大的犧牲和努力，然而我們現在已經臨到勝利的前夕了，所以各位同志在這次全會期中，特別要集中心力于建國的問題，以期得到一個圓滿的方案，將來抗戰結束之後，立刻可以付諸實施。”“這一次全會我們討論的重點，應該特別注重于建國的問題。”所謂建國主要是干什麼呢？蔣介石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要先確立我們的政治建設，而政治建設的基礎，就在憲政的實施。”①為此，這次中央全會通過了一個關于實施憲政的決議案，其中規定：“國民政府應于戰爭結束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布之，並由國民大會決定施行日期。”“凡前次依法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除因背叛國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喪失其資格者外，一律有效。”加緊推行地方自治，確立憲政基礎。國民黨的所謂實施憲政，就是召開由它控制的國民大會，制定一個憲法。關于將來國家政權的性質，他不想做任何改變。
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改變了在抗戰結束之後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主意，于1945 年元旦提出“將抗戰勝利與憲政實施畢其全功于一役”的意見。他說“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①國民黨關于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施行憲政，還政于民一套作法的真實意圖，1945 年3 月1 日蔣介石在憲政實施協進會的演說中作了表述。他說：“共產黨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黨治，將政權交給各黨各派組織的聯合政府；而我們政府的立場，是准備容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與全國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參加政府。但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政府不能違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後決定權，移交于各黨各派，造① 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屆第十一次中央全會上的開幕詞，1943 年9 月6 日。《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年10 月版，第827、828 頁。① 《蔣主席勖勉全國軍民》，1945 年1 月1 日。見《抗戰第八周年紀念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與理論事實兩不相容的局面。”“國民政府如將一切政權或責任交給于各黨各派，則中央政權勢必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結果必使抗戰崩潰革命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怖的變亂，而陷民族于萬劫不複的境地。因為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我國便無一個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詢民意之負責團體。所以吾人只能還政于全國民眾代表的國民大會，不能還政于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其聯合政府”。“中國國民黨已負起了偉大艱難領導全國的責任，所謂還政于民，就是交付這樣巨大的責任于全體人民。故必須經過國民大會的一個機構，始可有所諉付”②。蔣介石在會上正式宣布定于1945 年11 月12 日召集國民大會。從以上所述不難看出，所謂召開國民大會、施行憲政、還政于民這一套作法的用意，是在抵制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主張的聯合政府，從而保住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在當時特別是戰後，抵制聯合政府、鞏固一黨獨裁，于1945 年5 月5 日至21 日在重慶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召開，不是偶然碰在一起的。這是中國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的一種表現。
國民黨這次大會的中心問題，就是決定堅持獨裁統治，拒絕聯合政府。
它做出“還政于民”的姿態，決定在1945 年11 月12 日召集國民大會，並由這個大會通過一部憲法。國民大會的代表，是國民黨在1936 年由一黨包辦產生的。所要通過的憲法是以1936 年公布的《五五憲草》為根據的。國民大會的職權及其他有關問題，都得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說：“本黨遵奉總理遺教，在訓政時期對于保育民國的一片耿耿精誠，在還政于民之後，決不是棄置而不顧。本黨已往所以忍辱負重，為國民盡忠，為國家負責者，原所以防止野心家假借民主名義，僭竊民權，便利私圖，陷國事于紊亂無主的狀態。”又說：“在實施憲政以後，本黨的責任不但不因之減輕，而無甯更為加重。”①這是表示國民黨統治集團決不肯放棄對于整個國家政權的壟斷。
在國民黨的這次大會上，通過了《本黨政綱政策》、《土地政策綱領》、《農民政策綱領》、《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則》①等。國民黨的綱領里規定：“都市土地，一律收歸公有。”“一切山林川澤礦產水力等天然富源，應立即宣布完全歸公。”“凡私有土地，應即速規定地價，照價征收累進稅，並② 《蔣主席于憲政實施協進會致詞》，1945 年3 月1 日。《抗戰第八周年紀念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① 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1945 年5 月5 日。《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年10 月版，第905 頁。①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抗戰第八周年紀念冊》和《光明日報》出版社版《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執行漲價歸公。”國民黨所說的“公有”就是買辦封建法西斯國家所有。因為國民黨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限制地主剝削的征收累進稅和土地漲價歸公的辦法，雖然一說再說，但從來沒有實行過。國民黨的政綱規定“農地除公營者外，應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實行耕者有其田”。這種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國民黨也是不知說過多少次，但從來沒有准備施行。
國民黨政綱里規定：“凡有獨占性之企業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均歸國營或公營。”“原屬民營之事業產量未足定額時，由政府籌措。”這是規定要發展官僚壟斷資本，限制或吞並民族資本。國民黨還規定它的政府要“節制”“一切剝削行為”。這種規定的用意在于壓迫民族資本家，擴大國民黨政府的“國營”經濟。因為按國民黨的說法，“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沒有剝削的。國民黨又規定“以資金彙兌之便利，水陸運輸之協助，機器材料之分配”等辦法，“扶助民營企業”。官僚壟斷資本正是利用它在金融、運輸、物資掌握各方面的特權，卡住民營企業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業據為己有。
大會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則》中，說要進行經濟建設，並說要為此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技術等。國民黨的經濟建設主要是擴大國家壟斷資本和大官僚大買辦的私人資本。國民黨政府反對改革土地制度，侵吞民族工商業，擴大官僚買辦資本，是和發展經濟背道而馳的。
國民黨這次代表大會主要是為戰後做准備的。這次大會所制定的國民黨的政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堅持法西斯獨裁，二是在經濟上擴大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私人資本，維護封建土地制度。這是國民黨過去的既定方針的繼續，它還想把這種方針堅持到將來。
第十五章抗日戰爭勝利結束1943 年，墨索里尼的垮台標志著世界法西斯勢力走上了下坡路。此後世界戰局朝著更有利于盟國、更不利于法西斯國家的形勢發展。
1944 年6 月6 日，美英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從此德國在歐洲西部戰場節節敗退。
1944 年6 月23 日，沖繩戰役結束。盟軍下一步的作戰目標就是日本本土。
1945 年5 月4 日，蘇軍占領德國首都柏林；5 月8 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歐洲戰爭結束。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要消滅的目標只有法西斯日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就存在著歐洲戰場（包括北非戰場）和東亞西南太平洋戰場。東西兩個戰場哪個更重要？盟國舉行戰略反攻的話是先打敗德國還是先打敗日本？在中國一直有不同意見。蔣介石一派主張“先亞後歐”，美英蘇則主張“先歐後亞”。中共同意後一種意見。後者一直占據上風，並得到了實現。
1945 年7 月17 日至8 月2 日，美英蘇三國首腦杜魯門、丘吉爾（ 7 月28 日後為艾德禮）、斯大林在柏林近郊舉行了波茨坦會議。7 月26 日發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中有關對日作戰的主要條文有：“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爭。”“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為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日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終歸全部摧毀。”“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波茨坦公告》申明了中美英蘇消滅日本法西斯的一致意見。
波茨坦會議後，馬上進入了盟國對日作戰的最後階段。1945 年8 月6 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8 月8 日，蘇聯對日本宣戰，蘇軍很快殲滅了日本關東軍。8 月9 日，美軍在日本長崎又投下一顆原子彈。原子彈的巨大殺傷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驚。蘇聯對日宣戰以後，解放區軍民展開對日大反攻，很快收複了大片國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國內外軍隊立即終止戰斗。9 月2 日，在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徹底失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
9 月3 日被中國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9 月9 日，在南京舉行了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中國代表何應欽，日本代表岡村甯次在投降書上簽字。簽字後何應欽發表廣播講話說：“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斗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的紀元。”
1945 年8 月11 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為抗戰結束發表談話，其中說：“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殘酷的世界大戰結束了。從此以後，整個世界是進入了另一大時代中了。尤其中國，每一個人民得著這個喜訊，更有著逾越恒情以外的歡欣。在中國，更是進入了另一個大的時代了。”“我們感到中國今天更迫切需要統一、團結、民主。必如此則能使全國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濟，以盡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擔負起一切建國工作。這是政府與全國人民共有的責任，不能絲毫放棄。假如我們國家在勝利之後，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統一建國，那真太不成話了。要求統一，必須團結，要求團結，必須民主，這是真理。我們要想在這新的大時代中立國，也非真正民主不可，這更是真理。”
1945 年9 月5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其中說：“日本帝國主義給予我中華民族的損失和恥辱，實在是書不勝書。現在這個萬惡的敵人，已被中蘇美英的聯合力量所打倒了。中華民族已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中華民族獨立生存的嚴重威脅已被消除。半世紀來，我中國民族所受到的奇恥大辱，血海深仇，現在報仇雪恥了。這的確是我中華民族百年來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國同胞的熱烈慶祝。”“經過八年的戰爭，全中國創痍滿目，百廢待興，全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團結與民主，以便同心協力，建設新中國。”“讓我們全中國人民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大纛下，萬眾一心，邁步前進，掃除一切障礙，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地結束了。新的前景展現在中國人面前。
但中國的問題是極其複雜的。中國人在充滿著勝利的喜悅和對前途抱著美好希望的情況下，在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多種未知數的情況下，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深遠的影響，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這里只從中國近代曆史發展過程上看一看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抗日戰爭是中國反帝斗爭史上由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諸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中國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國人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進行了許多次的斗爭，但都失敗了。而1937 年至1945 年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由于中國人民打倒了侵略中國最凶的日本帝國主義，也由于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這就為修改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消除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創造了條件。抗戰勝利以後，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的斗爭是勝利的斗爭。所以它成為中國反帝斗爭由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
第二，抗日戰爭為全部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創造了條件，推進了民主革命進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進入了民主革命時期。反對封建主義清除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是這個革命的兩大基本任務。從整個民主革命時期來說，兩大任務的完成是同時並舉的；但在某一個小的曆史階段，這兩大任務的完成在時間上步驟上是可以分開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帝任務，這就大大削弱了反革命陣營的力量，為消滅封建勢力完成全部民主革命任務，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從而大大推動了民主革命向前發展，縮短了民主革命的進程。
第三，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複興的關鍵。近百年來，中國在受盡列強侵略勢力欺凌、處于極端貧困落後境地的時候，也一直醞釀著民族複興的潮流。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立國幾千年，有恢宏的立國規模，有廣大的版圖，有世界各國中最多的人口，有古代世界上十分發達的經濟和高度繁榮的文化的國家。只是在近代，中國才衰敗了，受人欺侮了，貧窮落後了。但是古代中國的輝煌業績，記錄在中國曆史上，保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優秀的文化精神遺產，中國人視為榮耀。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近代的中國雖然落後了，衰弱了，但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振興中華民族，使中國富強起來，使它進入世界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一直是中國人奮斗的目標。這是中國存在複興問題的根本原因。
但是只有上面的根本原因還不夠，中國要真正複興，還必須有實現複興的機運。抗日戰爭就是這樣的機運。中國有句古話：“多難興邦。”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民族振興的機會，當時就有人說：“一個國家可因戰爭而滅亡，但也可因戰爭而複興。中國的兵家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一個無敵國外患的國家，因為缺少刺激，不求進步，故最易滅亡。反之，一個有敵國外患的國家，因為有不斷的刺激，不斷的進步，倒反易複興。”①又有人說：“我國民族，自1842 年鴉片戰爭以來，已受了百年鐐銬的痛苦生活，現在正是一個回複到自由獨立的好機會。在這個時期中，我們雖不免受到一點痛苦，但在整個民族看來，這正是一個幸運的時期。”①正是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期，複興問題閃耀在中國人眼前，顯現在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之中。
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情況極為複雜，既有深厚的複興底蘊，又有眾多的抵制複興的消極因素。中國要複興必須具備多種條件，進行長期的努力。抗日戰爭及其勝利為中國複興創造了某些條件，但要真正實現複興，還必須具備其他必不可少的條件，當時中國還缺少那些條件。因此，抗戰的勝利結果並未直接帶來中國的複興，而是為複興的實現開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① 羅家倫：《建國在作戰的時候·代序》，獨立出版社193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