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編後記》，獨立出版社1938 年版，第61 頁。
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複興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個短暫的特殊曆史時期和政治協商會議第一節短暫的特殊曆史時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面臨著新的政治形勢，需要解決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建國”問題。這個問題在抗戰期間就提出來了，這時作為一個現實問題，擺在了中國人面前。要建立一個新國家，就必須實行和平民主團結統一，這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時又存在著戰爭獨裁對抗分裂的嚴重危機。但是在一段短時間內，全國各黨派畢竟在一起召開了正式的解決建國問題的政治會議，並且通過了決議。這是民國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短暫的特殊時期。共產黨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階段”。可惜這個“和平民主新階段”如“曇花一現”就消失了。
1945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提出：“在這個新的曆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為了奠定今後和平建設的基礎，宣言要求國民黨立即實施包括以下內容的措施：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實現和平，避免內戰；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複員，救濟難胞，減輕賦稅，以蘇民困；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礙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聲明“願意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努力求得協議，以期各項緊急問題得到迅速的解決，並長期團結一致，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1945 年8 月15 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十月，民盟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綱領、政治報告、宣言和章程。前三個文件體現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論和主張。政治報告認為戰後時期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家千載一時的機會”，民盟的任務就在“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它認為英美和蘇聯的制度各有優缺點，要“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這是民盟關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綱領主張“以漸進方式完成土地國有”；“國家確認人民私有財產，並確立國有及公有財產”。大會宣言就政治協商會議、民主聯合政府、國民大會、人民自由、軍隊、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提出了民盟的主張和政策。宣言說：“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
1945 年12 月16 日，胡厥文、章乃器、施複亮、李燭塵等在重慶召開大會，正式成立民主建國會。大會通過了宣言和政綱。民主建國會以“合力推進民主政治，並以互助方式發展各種有利建國之事業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項主張：在國際上，對美蘇兩國采取平衡政策。對于國內政治，主張和平統一；各政黨相忍相讓，通過政治的民主化，達成軍隊的國家化；直接普選產生各級議會，由議會行使各級政權。在經濟方面，主張要有民主的經濟建設計劃，與在計劃指導之下的充分企業自由；在目前階段，國家必須以全力培養資本，而不能以節制資本的名義消滅資本；用合理的手段解決土地問題。在社會方面，主張政府須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勞資合作的基礎；“工會農會應鼓勵其自由組織”，但“工農以外的政治社會力量”“不應加以控制與操縱”。宣言表示“願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和平奮斗的典型”。
此外，洪門致公黨在國外發表宣言，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等先後正式成立並發表政治主張。他們的共同願望是在中國保持一個和平的環境和實現民主政治。
這些黨派及其成員，為了把握千載一時的良機，建立長期追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作著不懈的努力。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他們同共產黨聯合。他們在促進政協召開，維護政協路線和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要民主的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決定中國政局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國民黨，實行專制統治、擴大官僚資本是它一貫的方針。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大量敵偽產業。至1946年8 月底止，經濟部接收的廠礦企業共2849 個單位，其中大部分由經濟部直接接管複工。國民黨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敵偽的正金、住友、朝鮮、中央儲備等銀行。通過接收，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空前膨脹，驟增至200億美元之多。維護這種經濟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國民黨政策的基本點。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旗號。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編的《戰後新中國》中說：“民主立憲乃國民革命之預定目標，外應世界潮流，內應國民要求，不可緩亦不能緩。戰後新中國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國、民主憲政的口號，不過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堅持反動統治的一種手段。蔣介石一方面說“民主憲政不容再緩”，但又提出種種“先決條件”，阻撓民主政治的實現。他在1946 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除了革命的責任不能放棄，國家的統一不容損害，根本大法不容變更，政府基礎不容動搖以外，其他無不可以容忍，無不可以協商。”這就是說，蔣介石集團是不容許改變買辦封建法西斯專政的國家實質的。這是國民黨對待戰後中國問題的基本立場。
戰後的中國政治同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是分不開的。美國要以國民黨政府作為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工具，蔣政權要以美國援助做靠山。在這個基礎上，美蔣進一步勾結起來。由于國際形勢、美國國內情況和中國內部矛盾發展狀況的制約，美國的援蔣反共政策有一個演變過程。戰後美國對華政策面臨著三種抉擇：一是完全擺脫一切牽連。這在美帝國主義是不會采取的，因為它不能放棄對中國的侵略。二是大規模地在軍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產黨。但美國懾于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對，也由于美國國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需要和平的時候，還不敢冒巨大風險，直接出兵進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一面鼓勵國共雙方從事協商，達成妥協。美國選擇了第三條途徑。在這條途徑上，美國企圖采取一種臨時辦法，以便將共產黨人以一種類似西歐共產黨所居的地位，納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軌道，使國共兩黨及民主黨派參加一個親美的、以蔣介石為首的、經過改組的聯合政府。當時美國估計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這種辦法和途徑，是不利于中國人民的，因而不斷受到共產黨的揭露和抵制；同時也不完全符合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國民黨內法西斯勢力的反對。美國預計的辦法無法實現。拋開蔣介石政府，由美國干預另外組建一個代表美國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對華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蔣介石反人民打內戰的道路。1945 年12 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表示贊成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的會議，“以促成中國之統一”；同時又說，共產黨軍隊的存在，是“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執行美國對華政策。他以“調處”為名，參與國共談判，支持國民政府發動內戰，1947 年1 月離開中國。馬歇爾的活動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實施演變過程。
蘇聯也是影響中國內政的一個重要國際因素。1945 年2 月美英蘇三國簽署的《雅爾塔協定》，規定蘇聯恢複日俄戰爭前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權益。同時三國達成協議一致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1945 年8 月14 日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國民黨承認了蘇聯要求在我國取得的權益，以換取蘇聯的支持。蘇聯領導人則一再向美國和國民黨表示：與美國一致支持由蔣介石統一中國，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同時又暗中支持中國共產黨。
在以上這些國際國內條件下，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斗爭尖銳而又曲折複雜的短暫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政治協商會議；而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是當時國內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
第二節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1945 年8 月28 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電邀，由赫爾利、張治中陪同，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毛澤東同蔣介石就和平建國大計進行了多次商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經過四十天的談判，于十月十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這次談判的主要成果是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建國基本方針。紀要中說：國共雙方“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雙方認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國民黨應該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軍隊國家化和解放區政權問題，是雙方談判斗爭的焦點。國民黨仍堅持“軍令政令統一”，拒不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合法地位。在軍隊問題上共產黨提出自己領導的抗日軍隊可以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並將散布在南方的部隊撤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國民黨對此未置可否。關于解放區政權問題，共產黨提出的方案都被國民黨拒絕。沒有達成協議的問題，雙方同意以後繼續商談或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雙十協定的簽訂是政治協商會議得以召開的先決條件。國共談判期間，內戰在局部地區相當激烈地進行著。1945 年9、10 月間，國民黨軍在平綏路、上黨地區、平漢路向人民軍隊發動進攻。人民軍隊進行自衛反擊戰並取得了勝利。從11 月起，在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大規模的人民反內戰運動。為鎮壓人民反內戰運動，國民政府制造了一二一慘案。人民軍隊自衛反擊戰的勝利和人民反內戰運動，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暫時的抑制作用。12 月間，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重申對華政策。這些因素使政治協商會議得以舉行。
1946 年1 月10 日至31 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參加會議的共有五個方面38 名代表，其中有國民黨的孫科、吳鐵城、陳布雷等8 人；共產黨的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7 人；青年黨的曾琦、陳啟天等5 人；民主同盟的張瀾、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等9 人；無黨派的“社會賢達”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等9 人。蔣介石為會議召集人和當然主席。參加政協的五個方面實際代表中國的三種政治力量。會議的過程，就是三種政治力量、三種國家政權主張、三條中國道路的一場尖銳複雜的較量過程。在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同中間勢力在一起，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會議圍繞改組國民政府、施政綱領、軍隊、國民大會、憲法草案五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
關于改組政府問題。國民黨主張“擴大政府組織”，不同意改組政府。
具體意見是：擴大國府委員名額。國府委員由主席提出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在委員名額中國民黨要具有“特定程度的多數”。國府委員會無用人權。國府主席有緊急處置之權。共產黨主張：承認蔣介石的地位和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但政府必須改組。改組政府要有共同綱領。國府委員會應有用人權。國民黨在政府中的人數不能超過三分之一。國府委員人選不能由國民黨中央通過。要防止“手令制”。民盟代表提出改組政府的三項要點：要有共同綱領，決策機關要真能決策，執行機關要真能執行。經過爭辯和協商，最後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其中規定：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有權議決立法原則、施政方針、軍政大計、財政計劃及預算，任免各部會長官及任用立法委員等。國府委員名額為40 人，國民黨占一半。重要議案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通過。這就基本上否定了國民黨的主張，體現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要求。
關于軍隊問題。這個問題是會上斗爭的焦點。國民黨堅持“軍令政令統一”的既定方針，一定要“軍隊國家化。青年黨強調“軍隊國家化為政治民主化的先決條件”，貫徹了國民黨的意圖。民盟則主張“全國所有軍隊應即脫離任何黨派關系，而歸屬于國家”。共產黨主張：要使軍隊國家化，必須首先國家民主化，就是說“軍隊國家化既須以國家民主化為前提”①。軍隊國家化就是要使軍隊成為人民的軍隊。經過爭論勉強達成了協議，通過了“軍隊屬于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等原則規定，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
關于國民大會問題。國民黨堅持1936 年選出的國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額。增加的名額中有將近一半為國民黨指定。這種意見遭到中共、民盟和進步的無黨派代表的強烈反對。最後達成的協議規定，國大代表名額共2050 人，包括新增台灣、東北地區的代表150 名，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700 名。“憲法之通過，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為之”。這就基本上打破了國民黨控制國民大會的企圖。
關于憲法草案問題。國民黨堅持1936 年制定的“五五憲草”仍然有效，多數代表強烈反對，主張對它作原則性的修改。共產黨代表提出制定憲法的四條原則：憲法應保障人民權利，不應限制人民權利；中央與地方權限應取均權主義原則；省為自治單位，省長民選，省自制省憲法；憲法上明白規定有關軍事、文教、經濟各方面的民主政策。經過爭論，決定了對“五五憲草”的修改原則。這些原則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其職權相當于各民主國家之議會。”“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省長民選。這就規定了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關于施政綱領問題。基本上按照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正式通過了一個《和平建國綱領》，作為憲政實施前“施政之准繩”。
① 延安《解放日報》1946 年1 月23 日社論。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共產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斗爭和國民黨內民主分子的努力，使會議通過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協議，會議決定實行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這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否定。由于這些成就和協商解決問題的做法，使它在中國政治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違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意志的。政協協議如果得到實施，就是對國民黨法西斯專政的否定。因此政協會議及其各項決議，必然遭到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的強烈反對。在會議進行期間和閉幕以後，國民黨特務和暴徒多次破壞在滄白堂舉行的演講會，打傷講演的政協代表郭沫若、張東蓀等；國民黨政府的警察憲兵非法搜查政協代表黃炎培的住宅；國民黨特務和暴徒制造了“較場口血案”，打傷知名人士李公樸、郭沫若、章乃器、施複亮、馬寅初等及群眾60 余人。從2 月22 日起，國民黨在重慶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陸續舉行反蘇反共游行。這些暴行和游行，目的就是破壞政協會議的正常進行和會議後一度出現的和平民主政治氣氛。
3 月1 日至17 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屆二中全會。會上法西斯分子猖狂反對政協協議，尤其反對關于憲草問題的協議。蔣介石宣稱憲草修改原則的若干點“與五權憲法的精神相違背”，要“多方設法來補救”。全會通過了一項《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提出五條憲草修改原則：（1）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依據；（2）國民大會應為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的方法行使職權；（3）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4）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5）省無須制定省憲法。這次全會還決定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導”國民政府的工作。又決定各黨推選的國府委員要拿到國民黨中常會去選任。這些都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做法。這就完全推翻了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的民主憲政原則。
接踵而來的是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戰。中國人的和平建國願望成了泡影，但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第十七章中間路線的破產和“南北朝”的幻滅第一節中間路線的主張及其破產1946 年6 月，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接著向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東北、海南島等解放區發動進攻，全國規模的大內戰爆發了。
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內，是國民黨軍進行戰略進攻、解放軍實行戰略防禦的階段。1946 年6 月至1947 年2 月，解放軍挫敗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1947 年3 月至6 月，解放軍又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北和山東兩個解放區的重點進攻。至此，戰爭轉入國民黨軍實行戰略防禦、解放軍進行戰略進攻的階段。
1947 年6 月底，劉鄧大軍突破黃河天險，開始進攻作戰。隨後，陳謝兵團渡過黃河，進入豫西；陳粟率領的解放軍越過隴海路，進入豫皖蘇平原。三路大軍經過一段時間的作戰，恢複和開辟了廣大的解放區，把國民黨軍和解放軍作戰的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北岸，解放軍直接威脅著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重鎮武漢。在此期間，其他各地的解放軍的作戰也取得了巨大勝利。這樣，戰局再發展下去就是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了。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破壞政協協議，召開一黨控制的國民大會，關閉和談之門，這一系列行動，使政協期間一度高漲起來的民主黨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是國民黨的壓力又迫使他們不得不抗爭。由于對形勢估計的錯誤，由于舊民主主義對人民民主主義的排拒性，某些黨派和個人更竭力地宣傳中間路線和其他資產階級政治主張，為實現中間路線擴大中間派勢力而奔走呼號。
1946 年11 月25 日，國民大會召開10 天之後，民盟負責人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等，在南京龍門酒家招待新聞記者，發表了書面談話，並由羅隆基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書面談話說：“中國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實現中國民主。但團結、統一、和平是國家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因此，民盟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決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努力調節國共的武力沖突。一個分裂的國家，一個繼續不斷從事內戰的國家，是不會有民主的。我們過去是這樣的看法，在今天還是這樣的看法。”“從今年2 月政協閉幕後直到今天，民盟始終堅守兩個原則：第一擁護政協，第二反對內戰。”“中國當前有無數個問題待解決，但最緊要的問題是停止國共兩黨的武力戰爭。我們民盟認清了這個重大關鍵，因此我們願保持在內戰環境中超然獨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調節武力黨爭上繼續盡其最大的努力，以爭取國家的真和平，促成國家的真統一，建立中國的真憲政，實現中國的真民主。”以上書面發言的主要內容歸納起來就是：站在超然獨立的第三者地位，調節國共的“武力黨爭”，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民盟的基本立場和主張，也是其他許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場和主張。
1946 年6 月出版的《再生》第118 期上，發表了張東蓀的《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一文，這是這一時期正式提出中間路線的較早的一篇文章。張文說：“中國必須于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這個中間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調和美蘇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采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采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爭。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不要斗爭故不要階級斗爭。”以上說的是“資本與共產兩主義之中間”。
接著他論述“國共兩黨之中間”。他說：“國民黨雖沒有明明白白主張資本主義，但現在的官僚資本的實況卻是國民黨一手造成，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至于共產黨用斗爭的方法來平分土地，當然不能不說是過左的舉動。我們既不贊成官僚資本，亦不贊成這種報複性的土地政策。我們主張應當有一個全國適用的土地改革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實現。我們同時主張根本鏟除官僚資本，務使工商業依國家所定的全盤計劃得由個人努力以發展之。這便是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所謂中間性的路線乃是要各黨共同來走，並不是由我們國共以外的第三者單獨來走，須知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並無第二條道路。這真是康莊大道。”“這條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純粹英美式的，至于蘇聯式的，當然更不必說了。”總之，張東蓀的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就是一條介于美蘇之間、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間、國共兩黨之間的路線。
“站在第三方面”，極力鼓吹“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的人，是施複亮。
他是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之一。他在中間派的政治地位趨向沒落的時候，連續發表文章，加緊進行中間路線的宣傳。綜觀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間路線的輪廓和各個方面。他所闡述的中間路線主要內容如下：第一，中間派的社會基礎。
施複亮說，中國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占優勢的小生產制的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十分尖銳，中間階層還占著全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民族企業家、手工業者、工商業從業人員、知識分子（公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小地主、富農、中農（自耕農和一部分佃農）等，都是今天的中間階層。簡單說，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是今天中國的中間階層。這些中間階層，都是中間派的社會基礎。他認為中間派的政治基礎是很廣大的，也就是說中間派是廣大中間階層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間派代表中間階層，中間階層又很廣大，所以施複亮認為中間派的立場是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中間派的主張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中間派對于下層勞苦民眾——工人、貧農和一切失業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態度。①第二，中間派的政治理論和主張。
施複亮說：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在政治上必須實現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決不能為少數特權階級（在今日中國是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縱。在經濟上必須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中間派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一黨獨裁或階級獨裁，也不贊成依賴任何外國；在經濟上反對殖民地化，也不贊成在客觀條件尚未成熟的時候來實行社會主義。中間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義的（某些個人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反對任何思想上的統制和清一色，沒有教條主義的信仰。中間派在行動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贊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動”①。這就是一條“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認為，目前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間政治集團都想走這樣的道路。施複亮說：使中國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達到“國際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經濟地位的平等”，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建國目標。要達到這一目標，在政治上必須民主化，在經濟上必須工業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經濟的工業化，是我們建國的兩大基本方針，也是我們當前奮斗的兩大具體任務。②施複亮提出：“中國中間階層的曆史，是要建設一種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而其斗爭的方法和態度又是和平的、漸進的，在本質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間派政治路線的“三個基本原則”，它們是：“第一，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決不許它成為少數特權階級所獨占的民主政治，必須把它變成為多數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進一步且須變成為全體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主張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優點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工業化，在調整生產關系方面，主張盡量革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弊端，采用進步的社會政策以保障勞動大眾的職業和生活。同時，為著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民的購買力，主張立即實施進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階級關系上，主張跟工人貧農合作，共同反抗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壓迫；在黨派關系上，主張跟左翼黨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黨派的反動政策，但須保持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不可無原則的附和左翼黨派的主張。”“只要中間派能夠始終堅持這三個基本原則，我相信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定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成為當前中國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線。”①施複亮主張擁護政協道路，呼籲回到政協路線。他說：“堅決擁護和平、① 施複亮：《何謂中間派？》，上海《文彙報》1946 年7 月14 日。
① 施複亮：《何謂中間派？》，上海《文彙報》1946 年7 月14 日。
② 施複亮：《兩條道路，一個動力》，《周報》第48 期，1946 年8 月3 日出版。① 施複亮：《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時與文》創刊號，1947 年3 月14 日出版。民主、團結、統一的政協道路，努力促其實現。政協道路是符合全國多數人民的利益，特別符合于中間階層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應為‘第三方面’的黨派和群眾所一致擁護。”中間派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獨攬政權和偽裝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現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奮斗的方法去喚醒並組織民眾，迫使國民黨當局，重新走回政協的道路”。②第三，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複亮十分強調中間派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這種看法是同他對整個中國形勢的估計分不開的。據他估計，在最近的將來，國民黨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國，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國。即使將來共產黨統一了中國，那時的中國必是一個“糜爛不堪的中國”。內戰有長期化的可能，“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而國際形勢也不許可有一個完全右傾的國民黨政權或完全左傾的共產黨政權。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確道路，就是恢複中間性的政協路線，由國共兩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種種改革。但要走回這條道路，首先必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獨立于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取得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認為中間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獨立的地位，發揮決定的作用”，“而且應當做人民的發動機”，意思就是領導者。
施複亮也看到，“內戰對于中間派最為不利，如果長期繼續下去，可能使中間派歸于瓦解”。因此必須制止內戰。“但要制止內戰，尤其要在最短期內制止內戰，倘若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便可能發生決定的作用。在和平恢複以後，推行民主政治的時候，中間派更是一個重要的決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強中間派的力量，才能使國共雙方不能不互讓，從而“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①第四，在組織上建立強大的中間派。
施複亮認為，要實現中間性的改良路線，即實現政協路線，必須全國的中間階層在政治上形成一個強大的中間的政治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在國共之間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以外的一切民主黨派（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和民主人士，應當趕緊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擔負起自己的神聖使命。
他說，除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及共產黨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間階層及中間黨派的政治力量都屬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及許多以和平奮斗的方法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民團體，甚至那廣大無組織的反對內戰獨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屬于“第三方面”。這些力量必須在組織上形成強大的中間黨派，以便領導② 施複亮：《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上海《文彙報》1947 年1 月8 日。① 施複亮：《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時與文》第一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一切中間群眾積極參加當前的民主運動。
他主張“把民盟變成整個‘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組織”。他說：民主同盟，無疑地是當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組織，自政協舉行以來，已成為第三方面的實際領導者。但在組織上它還沒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黨派和人士，既不夠廣大，也不夠健全。“民盟應當成為一切‘第三方面’的黨派和人士協力推動民主運動的公共組織。”“在民盟旗幟之下，分別組織，聯合行動，這是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最正確的組織路線。”①他積極推動第三方面的聯合行動和聯合組織，使它形成一個足以同國民黨和共產黨抗衡的力量，以實現中間路線的主張。
其他中間派的人，他們的主張同施複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論述最多和最為完整。他是鼓吹中間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
誰知曆史竟是這樣的：當中間派奔走呼籲“調和國共”，努力實現中間派的大聯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的時候；當中間派的理論綱領政策闡述得更完備的時候，竟是中間路線破產的時候。1947 年10 月21 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登出南京衛戍司令和南京市長的布告，要“共產黨工作人員及關系人不論過去或現在概須辦理登記手續”，如不照辦，“一經查覺，立予逮捕法辦”。布告表面上是針對共產黨，實際上是針對民盟，因為這種辦法對共產黨是不起作用的。10 月28 日，國民政府內政部發表宣布民盟為非法的聲明。聲明稱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非法團體”。今後對該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11 月6 日由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署名發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後，其他民主黨派的活動都受到極大限制。
同一天（11 月6 日），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新華社發表時事評論《蔣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蔣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須堅決用武力來打倒蔣介石，就必須堅決擁護人民解放軍的武裝革命斗爭，而決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于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消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至此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已經基本上歸于破滅。
這樣，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單純的國共兩大集團武力對抗的局面。這樣，也就接近了中國政治上的統一。
① 施複亮：《“第三方面”的組織問題》，上海《文彙報》1946 年12 月23 日。第二節“南北朝”議論的出現及幻滅與中間派人士大力宣傳中間路線同時，中國輿論流行著關于“南北朝”
的議論。這種議論的出現既有國際背景，又和當時中國軍事政治現狀分不開。內戰進行到1947 年上半年，國民黨軍的進攻已被解放軍挫敗。6 月至9月，解放軍三路大軍轉入外線作戰，並在黃河、長江之間實現了戰略展開。國民黨企圖以武力打垮共產黨、穩定自己的獨裁統治已經不可能了。同時國民黨政治腐敗、官吏貪贓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人心浮動，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斷掀起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關心國民黨勝敗的人對此憂心忡忡。
但從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雖在日益增長，但在三大戰役結束前，國共兩黨誰將成為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還未最後確定。雙方各自擁有強大的兵力，兩軍鏖戰正酣，一時看不出戰爭何時才能結束。在國共兩黨之外，關心中國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樣憂心忡忡。
上述情況是決定因素，同時曆史也給人們以啟發。戰局政局的觀察家們在想：中國過去不是有過“南北朝”嗎？現在是否也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呢？輿論界關于“南北朝”的議論就是這樣發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說的是王芸生。1946 年9 月1 日他在《觀察》周刊第1 卷第1 期上發表《中國時局的三個去向》一文，認為當時中國時局的前途有三個去向：第一是“以江淮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協協議之路”。他認為第三“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他的這種推測似乎沒有引起反響。
內戰打了一年之後，到了1947 年夏天，“南北朝”的議論流行了起來。
1947 年6 月25 日《大公報》登載一條“伍憲子擬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時發表一篇社評，題為《政府先要堅定信心》。消息說：“伍氏頃針對當前時局擬就和平方案一篇，認為實現和平政府應首先表示誠意，如廢除統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稅、釋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辦法中有召開和平大會，蔣主席辭去國民黨總裁職務，以超然地位做國家領袖，共黨現役軍人亦應脫離黨籍，達成軍隊國家化，完成聯合政府體制，達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項辦法萬一不獲實現，則應畫地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畫地為界”應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報》社評首先指出國民黨政府面臨的危急形勢，它說：“近來的時局，正在加甚動蕩之中。民窮財盡，戰亂不已，本來不是了局。”接著說：“現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亂步驟”，“盡其在我”，采取有效辦法，“國事前途絕對尚有可為”。采取什麼辦法呢？社評說：“國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謂“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政府仍要堅定信心，一片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之誠，掬示和平誠意，以求內戰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誠懇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為對方所拒絕，則曲在對方，政府還可獲諒于國人。這是一點。這一點，政府必須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響。同時更基本的，政府必要嚴肅自己，不貳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嚴格整飭庶政，忠誠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則本身有為，民心不去，大局還不至糜亂。政府年來常說‘盡其在我’，今日才正是盡其在我之時。”這里沒有明確說出“南北朝”，但對時局的分析和解決國民黨危機的辦法與“南北朝”論是相同的，無非是停止軍事行動，恢複和談，穩定經濟，刷新庶政，整治貪汙腐敗，實行民主等等。總之，是維持一個“南北朝”局面。這樣國民黨可以穩定大局，徐圖恢複實力，再與共產黨作斗爭。不幾天之後，6 月29 日《大公報》發表一篇重要論文，即徐炳昶寫的《試為政府借箸以籌》。文章首先指出時局的嚴重性，它說：“抗戰勝利以來，轉瞬就要兩年。兩年之間，內亂不已，民生日艱，物價高漲，貪汙遍地。今日不須遠慮之士而皆繞屋興嗟，憂喪亂之無日矣。”在軍事方面，國共“兩方均無辦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無限度的延長”。“我民族的奇災巨禍遂似有無法幸免的局勢”。那麼國家民族是否就絕望了呢？作者認為“不然”。作者設問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對和平的呼籲？”作者說：“否否，不然”。作者解決時局的辦法是什麼呢？也就是說他為政府怎樣籌謀呢？他的辦法概括起來就是：國民黨改變戰略，停攻為守，整頓自身。對此作者有大段論述。
文章說：“今日在政府統治下的地帶，不下全國四分之三，而且這些省份，比較富庶。雖說是瘡痍滿目，而地方既豐，恢複自易。所擁有的，是極端厭戰，急求小休的人民。靠著這樣的憑藉，除卻對方消滅，就沒有其他的辦法，那豈不是有點太奇怪了麼？錯誤的根源，就是太急著求統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難的確實把握，遂致欲急反緩，善後甚難。今日政府的軍隊，據政府在參政會所報告，尚有280 萬。至共產黨之軍隊，則據政府所估計，共有七十七八萬人。這樣的估計，大約相差不會過遠，政府因為急著平亂，所以就是養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覺捉襟露肘，如果不急著平亂，改取守勢，則百萬左右，盡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據點及境域，自動放棄；調整兵力，據守重要據點；各據點間的間隙，就訓練民眾，督其修築堡寨，以資防守；堡寨被攻，則軍隊加以救援；軍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軍之流竄。軍額減少，不急進攻，財政赤字即可彌補，鈔票即可停發，物價即可穩定，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合理調整，而貪汙的風氣稍加努力，也就不難遏止。此時減租減息的溫和社會主義，也就不難實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經清明，社會已經安定，共產黨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這時期也不需要過長，三兩年內一定可以辦到。在這三兩年之間，共產黨一方面感覺到國民黨並不一定要消滅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覺國民黨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已經有辦法，把他們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經絕無實現的可能性，恐怕就會覺悟他們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實在渺茫。那時候想商議，才容易商議。不等三兩年完畢，而已和平成功，絕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著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從國民黨自己方面看，這樣的轉變，也可以說改變戰略，穩紮穩打，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立于萬全不敗的地位。較之張脈僨興，恃勇躁進，火藥散布遍地，卻宴然弄火于其上者，當不可以道里計。如果此時共產黨仍負固不服，則政治清明的政府，絕不難以實力制止。”
文章又說：“此外在軍略方面，必有疑改攻為守等著挨打為不智之舉動者。但弱方坐著挨打，固屬不智，強方不能急切消滅對方，以靜制動，乃屬良謀。共產黨雖有內線作戰優點，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種交通工具，只要建樹大據點數處，中等據點若干處，組織民眾守小據點。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黨不能坐大，尚不甚難。他們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統一，才能真正得到統一；社會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點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難又極複雜，既無法快刀斬亂麻，即不可治絲愈棼。既無法立時滅火，則事之最急，無過于掃除內部的導火線者。此情此理，願政府諸公及全國之賢士大夫均一細思。”徐炳昶這篇文章是闡述“南北朝”主張的比較詳盡的一篇。1947 年至1948 年間出版的《時與文》，是當時一個重要刊物，“南北朝”問題是它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在1947 年7 月4 日出版的《時與文》第l 卷第17 期上，發表了《大局的現狀與前途》一文，討論的中心是“南北朝”問題。作者說：“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會改變它的政略和戰略。這才與它有利。”作者分析說：“在政府方面，前線後方互為累贅，兵力虧損了，經濟簡直到了絕路，因為它所采用的戰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勞師傷財的。在共黨方面，前線後方凝為一體，兵力強大了，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建立而發展了，因為它的戰略正抓住政府的弱點，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勞的，是以戰養戰的。政府現在已動員的程度，實際上至少達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舊法，采用原來的政略和戰略，恐怕戰場上的形勢最初不會發生什麼大變化，仍然打不垮共軍，到後來卻會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損耗下去。”政略戰略究竟怎樣變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滅共軍，戰略上改攻為守。”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
關于“南北朝”的文章還有不少，這里不多舉了。
關于“南北朝”的意見，在國民黨統治區一度十分流行，國民黨的軍界政界也有持這種主張的人，但沒有被最高決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論盛行的時候，1947 年6 月25 日，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表示。1947 年7 月4 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案”，並公布了“總動員令”。7 月5 日行政院長張群對中央社記者發表了“共匪叛國，逆跡昭彰，政府戡亂，吊民伐罪”的談話。7 月6 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戡亂建國”的廣播詞。他對國民們說：“我們要毫無遲疑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國家救同胞戡亂定變的戰事。”“凡我愛國同胞，務必萬眾一心，團結一致，認清目標，積極努力，乃可以加強軍事力量，縮短戰禍日期，及早達成戡平叛亂的目的。”同日陳誠在“告全國官兵書”中說：政府已“下令動員全國力量，戡平叛亂”，全國官兵要“徹底奉行政府戡亂政策”。7 月18 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總動員令”發布後，國民黨在許多城市舉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7 月20 日，在南京召開的戡亂救國運動大會上，喊出了“消滅共匪”、“槍斃毛澤東”等口號。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南昌、漢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開了戡亂救國運動大會。
國民黨的“戡亂總動員”，表明了它要把與共產黨的戰爭堅決打下去的決心，這也就是對“南北朝”論的回答。
至于共產黨方面則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說法。三路大軍南下作戰以後，仗打得非常順手，是更加不願意出現“南北朝”局面的。與國民黨政府發布“總動員令”、大搞“戡亂救國運動”同時，1947 年7 月7 日中共中央為紀念“七七”抗戰發布的對時局口號的第1 條說：“全解放區軍民團結起來，發展正義的愛國自衛戰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1947 年9 月14 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其中說：“蔣介石在以往還處于戰略攻勢地位，還能以進攻一地來鼓勵他的士氣，但是從今以後戰略攻勢既然屬于人民解放軍方面，蔣介石的崩潰必然加速。”“人民解放軍偉大的反攻已經開始，長江以北各省偉大的解放戰爭已經開始。爭取這個大反攻的勝利，把解放的旗幟插到全中國，把民主的聯合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1947 年10 月10 日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沒收官僚資本”等項政策。同一天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口號有：“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打倒反革命的蔣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等。
從以上中國共產黨的有利形勢和政策來看，中國能出現“南北朝”嗎？
不可能。
“南北朝”本來就是一種對時局的估計，當然持“南北朝”論者認為它是可能出現的，但是這種設想很快就在現實面前破滅了。
第三節中間派政治地位的變化中間政派的政治主張的大力宣傳和“南北朝”問題的提出與議論是同時出現的。前者是從中間集團的政治理論、路線、綱領、政策方面著眼提出問題，後者則是從當時的戰爭態勢、政局演變趨向提出問題的。二者著眼點不同，卻有著內在聯系。
中間集團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比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論的人則比較複雜。國外的人姑且不說，國內的人持此論者固然有中間派，同時也有國民黨軍政人士，但因最高決策者不同意這種意見，這類人似乎沒有公開發表政見。有的人雖然是從國民黨面臨的不利局勢出發，提出“南北朝”的設想和倡議，但他們的用意還在于為整個中國前途謀出路，因此不能把他們的言論完全看成維護國民黨的統治。他們實際上是站在超黨派的立場觀察問題的，把他們歸入中間派中似乎更為恰當。
中間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現象。中國中間政派的產生、發展和歸趨，有其社會基礎和政治環境，有其時代性。現代中國的中間政派是存在于國共兩大政治集團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在中國政壇上，他們所起的作用有時相當大，特別是在政治思想的影響方面；有時又是軟弱無力的，眼看中國政局演變違背他們的意願而又無可奈何。但越是在這種時候，他們往往又深感宣傳自己的主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爭取實現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 年和1947 年這一段時間內，關于中間路線的宣傳和關于“南北朝”的議論，都可以作如是觀。
中國政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國共兩黨左右的局面。中間政派的政治活動和發展前途不能不受兩黨的制約，受兩黨關系的制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是軍閥專政體制，戰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手段，軍事實力是決定哪一派政治勢力掌權的主要憑藉。中間政派是在軍事勢力之外的政治空間生存與活動的，當然它也是一種政治勢力。這種中間勢力既是國共兩大勢力反對的對象，又是兩大勢力爭取的對象。當兩大勢力進行你死我活的戰爭時，由于他們政治主張的中間性和政治活動的中立性，就成為雙方攻擊的對象，這時他們的活動空間就極小，以至于無。當兩大政治集團以和平方式為主進行斗爭時，同樣由于他們的中間性和中立性，則成為兩派爭取以壯大己方聲勢的對象，這時他們的活動空間就比較大，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較重要。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政局長期處于後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即將消失的時候，他們為之奔走呼號就是當然的了。
這種狀況中間派觀察家是了然的，有人這樣說：“中間階層的‘政治路線’，成為時下熱烈討論的一個題目，是一點也不古怪的。停止內戰，是中間階層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協，亦是中間階層所夢寐求之的。中間階層停戰談和的呼籲，此刻雖然不為掌握‘中國之命運’的人物所重視，可是到了內戰打得雙方精疲力竭的時際，仍將發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後看，共產黨所提出的和談兩條件畢竟只能算作和談的基礎，而和談的本體則還是前文所說的‘根本目標’①以及達成這些目標所必要的保證。試想國共猜忌若是之深，沒有一個中間人從事拉攏，兩方意見南轅北轍，又怎麼碰得了頭？總之，世間決無不和之戰，不是屈敵而和，便是妥協而和；在屈敵而和的局面下，勝方的意志貫徹到底，別人無話可說，但在妥協而和之情況下，中間階層卻大有一番事業可做。要創立民主政治，擬訂‘根本目標’，中間階層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優勢，不是它去遷就左右兩方，而是左右各改調門，使‘高調’和‘低調’合拍而和諧，走中庸之途，來順從它的主張。目前國共兩黨磨拳擦掌，糾打一團，中間派人士插足不進，只怕中了‘流彈’；可是到了和平時期，大家又做起君子來，動口不動手，那末，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虛位以待’中間派的！所幸中間派對此也的確力能勝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當前這漆黑時期，中間黨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來，固屬勢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絕對不能因此氣餒，小視它未來的神聖使命，而目前這時機，也就應該力事團結，擴大基礎，加強准備工作。法國社會黨盡管在抗德時期少有貢獻，此刻在制憲會議中的席數，也遠落在左方共產黨和右方人民共和黨之後，可是三黨聯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卻遵循著社會黨的‘中間路線’，而國務的重任也就落在社會黨的肩上。這是值得我們體會的。”①這些是中間派人士對局勢的分析和願望，至于願望能否實現就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了。
如果說抗戰期間和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他們是國共雙方爭取的對象，而在1947 年時他們的中間立場和中立性言論就成為打擊的對象了。國民黨在大力推行“戡亂總動員”的同時，也嚴厲地抨擊了“‘第三者’的騎牆論調”。1947 年7 月5 日的《和平日報》上說：“今天，漢賊不兩立，順逆已判然，這其間，決無‘中立’可言，更無‘調和’可能，不愛國，即叛國，不為志士，即為漢奸，無所謂‘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內亂，間接防禦外患的救國工作，是為保障民主憲政實施的先決要務，誰要假藉‘民主’煙幕，誣政府的戡亂為‘內戰’，誰要懷著‘誇父死權’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騎牆論調，都是‘漢奸’的動機與行為，應為全民所共棄。不從賊便殺賊，只問是非順逆，沒有瞻顧徘徊，玩弄花槍的余地。”②7 月21 日的《中央日報》上說：“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國家”。“那些自外于國家的人們，往往戴著一副假面具，裝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樣子，呼籲停止‘內戰’，以為只有停止‘內戰’，國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實，這是抗戰期間漢奸理論的重演”。又說：“此時假如國內有自命中立反對戡亂剿匪的人，那這人① 按：這里說的“根本目標”是指“和平建設”。
① 程桯：《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時與文》第1 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② 《有共匪無中國、剿共匪救中國》，《和平日報》1947 年7 月5 日。就縱令不是國際盜匪的第五縱隊，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國家游離分子，如果是第五縱隊，我們固必須深切了解姑息養奸的非計，予以適當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國家的分子，我們也應該剝奪其為一國民的權利。”①在國民黨決心把戰爭進行下去的時候，它是不能允許中間派存在的。此後不久，它就下令取締了民主同盟。
中國共產黨和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對此時的中間路線一直持否定抨擊態度，曆史事實早為史學界所熟悉，不必多說。這里只說兩點：其一，1947 年7 月14 日新華社社論中還提到“恢複政協路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②，在10 月10 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則改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其二，國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後，1947 年11 月6 日新華社發表一篇時評，它說民盟應該得到教訓，放棄對美蔣的幻想，“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道路是沒有的”③。這兩條是說中共不允許中間政治路線存在了。
在兩大政治集團的壓力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間政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政治生涯即將走到盡頭。
① 《漢奸理論的重演》，《中央日報》1947 年7 月21 日。
② 新華社社論《總動員與總崩潰》，《人民日報》1947 年7 月16 日。
③ 新華社時評《蔣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報》1947 年11 月7 日。
第十八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第一節國民黨南京政權的覆滅經過兩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到280萬人，其中正規軍149 萬人，軍政素質和戰術技術大為提高。已經有了相當強大的炮兵和工兵，並且掌握了攻堅戰術；已經組成了西北、華北、中原、華東、東北5 支強大的野戰部隊。在兩年作戰中，蔣軍被殲260 余萬人，總兵力下降到365 萬人，其中正規軍198 萬人。蔣軍雖然精銳尚存，仍有相當大的實力，但在戰略上已被解放軍分割為6 個孤立的集團，即東北、華北、徐州、華中、西北、山西這幾個軍事集團。這種力量對比和軍事態勢表明，解放軍同蔣軍進行戰略決戰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綜觀戰爭全局，正確地判斷形勢，果斷地作出了進行戰略決戰的決定。
由于戰局的發展日益不利，蔣介石集團也在謀求軍事上的出路。1948 年初，蔣軍內部議論過東北撤守問題，但懸而未決。八月初國民政府在南京軍事會議上決定實行“重點防禦”，對東北決定“原則上不放棄沈陽，同時亦做撤退准備”。正在蔣介石集團舉棋不定的時候，遼沈戰役已經打響了。1948 年9 月12 日至11 月2 日，林彪、羅榮桓所部東北野戰軍70 萬人進行了遼沈戰役。1948 年11 月6 日至1949 年1 月10 日，陳毅、粟裕、譚震林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和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原野戰軍及軍區部隊60余萬人進行了淮海戰役。1948 年11 月29 日至1949 年1 月31 日，東北野戰軍80 萬人和華北的楊得志、楊成武兩個兵團，共同進行了平津戰役。總計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曆時4 個月零19 天，共殲敵154 萬余人。整個東北完全解放，華北地區除太原、大同等幾個孤立據點以外，都解放了。國民黨反動集團被徹底打敗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和國民黨在軍事上遭到致命打擊、在政治上走到絕路同時，國統區的財政經濟也陷入總崩潰的境地。自抗戰後期以來國統區經濟的衰敗就日益加緊，發動全面內戰以後，大量的軍費開支已使國民政府的財政到了不堪負擔的程度。1948 年財政赤字達到900 億元。以這年6 月為例，收入僅為支出的5％。為了彌補赤字，只有大量發行紙幣。法幣發行額至1948 年8 月已達6636900 余億元，比1937 年6 月增發了47 萬多倍。法幣與美元的比價，1月為178000 元比1 元，8 月為11088000 元比1 元。法幣購買力急劇下降，物價飛漲，以米價為例，上海每市擔白米，1 月為150 萬元，8 月為6500 萬元。法幣的價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紙張和印刷費用了。由于惡性通貨膨脹、美貨傾銷、官僚資本吞並和繁重的捐稅，民族工商業紛紛停產或倒閉。1948 年上海3000 多家大工廠開工率只有20％。正常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都無法維持。國民政府為了挽救財政經濟的崩潰，1948 年8 月19 日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及四項挽救辦法。辦法的要點是：（1）發行總額為20億元的金元券作為本位幣，限期以法幣300 萬元折合金元券1 元的比價收兌法幣。（2）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及外國幣券，過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內兌換或存儲者，一律沒收。（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存放在國外的外彙資產，違者予以制裁。（4）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1948 年8 月9 日各該地各種物品貨價依兌換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當地主管官署嚴格監督執行；所有按生活指數發給薪資辦法一律廢止；禁止工廠罷工怠工。這就是所謂“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國民政府在全國設上海、廣州、天津等管理區，派蔣經國、宋子文、張厲生為上述三地的經濟管制督導員或副督導員。為了推行“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反動政府派出大批特務、警察，設立特種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槍斃等野蠻手段，壓迫人民就范。這實際上是對各階層人民進行大掠奪、大洗劫。在物資極端匱乏的情況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業者所造成的“平價”局面，是維持不住的。從10 月初開始，搶購風潮很快普及到國統區各大城市。“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 月國民政府宣布取消“限價”，宣布金元券大量貶值，撤銷金元券發行20 億元的限額。此後金元券大量印發，飛快地貶值，1949 年4月15 日一天之內貶值40％。金元券也成了廢紙。物價的狂漲更加驚人，以1948 年8 月物價總指數為准，11 月上漲25 倍，12 月上漲35 倍，1949 年1月上漲128 倍。國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完全破產。經濟的總崩潰促進了國民政府的滅亡。但國民黨掠奪了大量金銀外幣運往台灣。
時局發展到1948 年下半年，蔣介石南京政府徹底失敗的命運已無可挽救。這時，美國迫使蔣介石辭職、支持李宗仁出面進行和談的暗中策劃便公開化了。在美國和桂系的壓迫下，蔣于1949 年元旦，發表了一個表示要“和談”與“引退”的文告。他聲稱願意同共產黨“商討停止戰事恢複和平的具體方法”，但必須以保存法統憲法和軍隊為條件。如果和平實現，他可以“引退”。這個和談建議遭到共產黨的嚴厲拒絕。1 月21 日，蔣介石以“因故不能視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總統職務交給副總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總統以後，即電邀李濟深等共同策動和平運動，並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但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名義“以黨控政”，並指揮著軍隊與特務系統。國民黨中宣部曾發指示反對和談。3 月8日孫科提出辭去行政院長職務，李宗仁以何應欽為行政院長。3 月24 日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後又加派劉斐）組成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代表團與中共談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戰”和與中共以同等名額組成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實現“劃江而治”和“體面的和平”。中共沒有同意和談條件。3 月26 日，中共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後又加派聶榮臻）為和談代表。4 月1 日雙方開始談判。經過反複協商終于達成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協定對戰犯問題、國民黨軍隊官兵、政府工作人員，都做了寬大處理。對其他問題也做了適當的解決。上述協定，中共代表宣布以4 月20 日為最後簽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絕在協定上簽字。4 月21 日凌晨，人民解放軍開始渡江。
1949 年春是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為了解決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于1949 年3 月5 日至13 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出席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會議討論了最後摧毀國民黨統治爭取全國勝利的戰略安排、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革命勝利後國家的政治經濟基本政策、勝利後黨的思想建設等重大問題。全會指出，過去黨的工作重心在鄉村，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了全國勝利後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會議考慮到今後階級斗爭形式和共產黨地位的變化，及時提醒全黨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情緒的滋長和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會議的一個突出內容是對國家經濟形態的分析和經濟政策原則的議定。在此以前中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經濟工作。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張聞天對經濟問題作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在1948 年9 月寫成《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這個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它成為這次會議分析中國經濟構成和制定基本經濟政策的基礎。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懸殊，即工業生產的極端落後，是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報告說：國家經濟成分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及其相互關系“就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對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一方面要容許它存在和發展，一方面要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這些都是隨後制定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指導思想。會後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到北平，加緊進行新中國的籌建工作。
在李宗仁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第二天，即4 月21 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1949 年4 月，解放軍開始渡江和向全國未解放地區進軍的大規模作戰。
從4 月21 日起，解放軍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 余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國民黨軍的千里江防全線崩潰。
解放軍大軍渡江成功後，南京的國民黨大員紛紛向外地逃跑。4 月23 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在蔣介石的總統府插上了解放的紅旗。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國民黨南京政權的滅亡。
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人民解放軍掃蕩殘敵摧毀國民黨各級反動政權的同時，作為新國家標志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籌建工作，正在加緊進行。1949 年6 月15 日至19 日，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籌備會的任務是為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作好准備。這次會議通過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和《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選出了以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的籌備會常委會。在常委會下設立六個小組，加緊進行各項具體籌備工作。
一個新國家即將誕生了。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各個階級在這個國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是怎樣的？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是怎樣的？政治的經濟的基本政策是什麼？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早就有過論述，但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還有進一步闡述的必要。1949 年6 月30 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論述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即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的理論和基本政策，為討論新國家的重大問題和確立國家制度，提供了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
在文章中，毛澤東首先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前途和國家消亡問題。接著論述了中國人民如何找到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個革命指導思想和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過程，闡明在中國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必然性。他論述了民主和專政這個國家學說的中心問題。這個國家對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是人民。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基礎。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有很大的重要性。國家在將來要消亡，但是現在必須強化。中國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國家這個條件是不行的。這些是《論人民民主專政》闡述的一些基本問題。
新國家的經濟制度怎樣，這是決定國家性質、為各階級人民普遍關心的大問題，也是政協會議中討論最多的問題。共產黨人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闡述了這個問題。6 月劉少奇在共產黨內講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他說，新中國的經濟主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種國民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都應加以鼓勵，使其發展，但要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並使它同國營經濟密切地結合起來。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並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范圍內，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帶有壟斷性質的經濟，則逐步地收歸國家經營，或在國家監督之下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在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地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過渡要經過長期的激烈的艱苦的斗爭過程。9 月22 日，周恩來在政協會議上談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基本精神。
南京政府的垮台，新中國的籌建，說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破產。這個事實震驚了美國統治者，引起統治集團內部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爭吵。麥克阿瑟等一些人攻擊當權的杜魯門、艾奇遜等的對華政策。杜魯門等為了替自己辯護，于1949 年8 月5 日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它敘述了從1844 年美國強迫中國訂立《望廈條約》至1949 年中國全國基本解放期間的中美關系，著重敘述了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遭到失敗的經過。這樣，白皮書就在客觀上成為美國侵華罪行的自供狀，就成了中國人民揭露美國侵略的有用材料。
1949 年8 月12 日，新華社發表《無可奈何的供狀》，開始了對白皮書的批判。接著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五篇批判白皮書的社論。在新華社的發起和帶動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發表了許多聲明談話和文章。討論的范圍涉及中美關系，中外關系，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系，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系中應取的態度，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在這許多重大問題上展開這樣廣泛的討論，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空前的。白皮書的發表和對它的批判，宣告了100 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終結。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主要標志之一。這是對親美崇美思想的一次大掃除，也是對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的又一次批判。這場批判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時建立掃除了很多思想障礙。
1949 年9 月21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會議代表共662 名。其中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各黨派的代表，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區域代表，人民解放軍代表，人民團體代表，少數民族代表，愛國華僑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他說：“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經過充分的討論協商，9 月29 日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9 月30 日選出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出了63 名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周恩來、陳毅、董必武、賀龍、林伯渠、葉劍英、陳云、鄧小平、陳嘉庚、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鈞儒、沈雁冰、黃炎培、張治中、傅作義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代表們一致通過了宣言、向人民解放軍致敬電和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辦法及碑文。會議還決定：（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于北平，並把北平改名為北京。（2）采用公元紀年。（3）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4）國旗為五星紅旗。
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及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總原則，是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件。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調劑各種社會經濟成分，使之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外交政策以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為原則。會議規定人民政協是全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仍將長期存在，成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協商機關。10 月1 日下午2 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布就職。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毛澤東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下午3 時，首都30 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第十九章三十年的基本總結：三條路線、兩種斗爭、一個結局1919 年至1949 年這30 年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曆史時期敘述的。這30年的曆史，理所當然地是古代中國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的繼續和發展。但它既然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曆史時期，就會有它獨具的特點，有它展現出來的突出問題，有屬于這個時代的人物；它既為未來開辟道路、提供條件，也為未來設置局限。因此這段曆史和任何一段曆史一樣，是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去總結的。這里只從曆史發展曆程及其歸趨上作一個扼要的回顧式的總結。
中國共產黨在1921 年成立後不久，就廣泛深入地領導和發動起中國革命運動，很快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重要政治力量。從此中國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新的政治分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貧苦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是最進步的革命的集團；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的自由職業者，構成了一個中間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結合為一個反動集團，他們掌握著、控制著中央和地方政權，是當權派。這樣三個集團的分野在二十年代初開始形成。那時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民主革命綱領和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主張。與此同時，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學者和政治活動人物，大力宣傳“省自治”和“聯省自治”、“和平統一”、“廢督裁兵”、“好人政府”、制定憲法等主張，提出了比較完備的政治方案。他們的主張集中起來就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軍閥官僚們則以國家政權為工具，剝削和壓迫全中國人民。這樣，中國政治舞台上就明顯地出現了三個集團和三條路線。從此，也就出現了三條政治路線的斗爭。
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學說，制定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即社會主義綱領和民主革命綱領。但是在當時國際國內條件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在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後就不再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性質，而是新民主主義性質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在1927 年已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的“左”傾路線用蘇維埃共和國代替了民主共和國。1935 年瓦窯堡會議後又重提民主共和國口號。到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完備了起來。毛澤東提出一個公式：“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此後，這個理論在具體闡述上更加完備，到1948 年，毛澤東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①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 年12 月），《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47 頁。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曆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1949 年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指出我們要建立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路線。這條路線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國國情，因此它能夠消除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也能夠克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路線，使中國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
1927 年以後，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代替了北洋軍閥政府，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具體的掌權人物變了，但政權反人民的根本性質沒有變。1927 年至1935 年，中國共產黨犯了“左”傾路線錯誤，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目標沒有變，依靠被剝削被壓迫人民進行革命的基本方針沒有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路線是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這時出現了一些明確聲明既反共又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政黨和政派，它們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改組派、人權派等。當時人們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第三黨，他們似乎也樂于接受這種稱呼。這清楚地表明了他們是國共兩黨之外和之間的一種政治勢力。除了這些有組織的黨派以外，中國社會上的許多人，有同他們一樣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政治集團以外還有一個中間集團，這是客觀存在。當時中共是看到了這一點的。例如一個文件上說，國共分家以後，一部分政治活動人物“一方不滿意C.P.的革命策略，深恨工農運動過火，一方受國民黨在朝派之壓迫，沒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動”。但認為“革命已經進到工農民主獨裁制的直接革命階段，客觀上不容許中間階級的存在”①。因此中共對他們采取了打倒的策略。但中共主觀主義的政策不可能消滅客觀上存在的中間集團。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社會政治力量明確地劃分為三個集團：（1）頑固集團，即抗日陣營中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蔣介石集團為代表。（2）中間集團，包括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3）進步集團，包括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根據這種劃分，共產黨的基本策略方針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日矛盾的解決，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頑固集團轉變為反革命集團，共產黨對它的策略也就由孤立頑固勢力，轉變為打倒反革命勢力了。
這種三個集團的劃分，是中共策略總方針的階級基礎，這個策略總方針的明確規定和正確執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到1949 年，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在統治全國。
這個政府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閥官僚掌權的軍事獨裁政府，一① 《中共通告第四十六號》，1928 年5 月11 日。
般說是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政府。蔣介石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民治主義”（即民主主義），在他的思想里根本沒有民主的影子，他推崇的是“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②。蔣介石靠軍隊實行統治。他說“國家之生命力”有三，即教育、經濟、武力。但認為：“廣義的‘武力’不僅是教育與經濟皆包括在這武力之中，凡是學術、政治、外交、文化、軍事、思想，尤其是主義和其他一切精神與物質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又說：“人類一切文明，就是由戰爭而發生，因戰爭而進步”①。可見在他的思想中武力就是一切，戰爭就是一切。他對蘇維埃區域實行武力進攻，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實行白色恐怖。有時蔣介石也說要實行憲政，但“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②。蔣介石南京政權在本質上是一個十分反動的政權。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集團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抗日，另一方面又反共反人民。因此中共對他們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但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是全體中國人的敵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那時對蔣介石集團的斗爭還不是要消滅他們，也不是要把他們趕到敵人方面去。共產黨的策略原則是以斗爭求團結。
抗戰勝利後，中日矛盾解決了，國內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就是蔣介石統治集團同人民大眾的矛盾。但是在抗戰剛剛結束時，由于國際國內各種條件的促使，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內的階級斗爭主要采取了和平斗爭的形式，具體表現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三個集團的三條政治路線主要表現在建國問題上。蔣介石集團的政治路線是如何保持並鞏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反動統治。蔣介石說是要實行“民主”，但是民主必須以“統一”為前提，說要促成民主憲政的實現，但又說“政府的基礎不容動搖”，國民黨“對革命的責任不能放棄”①。所以蔣介石說要實行民主不過是個幌子，實質上他要維持的是獨裁政權。蔣介石集團力求在政協會議上貫徹這個方針，但在會上由于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斗爭，由于人民的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方針未能實現。政協會議達成五項決議，決定實行內閣制、國會制、省自治制的制度。這樣就和國民黨的方針相違背。所以政協閉幕後，蔣介石集團馬上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國規模的大內戰。
中共對蔣介石集團的斗爭又分兩方面：一是戰爭。這是主要斗爭方式，依靠武力打倒蔣政權。這是打倒蔣介石的第一條戰線。二是國統區的群眾運② 蔣介石：《國民會議開會詞》。
① 蔣介石：《現代國家的生命力》。
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 年2 月20 日），《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36 頁。
① 蔣介石：《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動。這是反對蔣介石的第二條戰線。這樣從前方和後方兩方面向國民黨的統治發動進攻。這種進攻很快取得勝利，1949 年推翻了南京政府，蔣介石集團的一部分殘余勢力退到台灣，中國大陸全部解放。這種用暴力推翻蔣介石統治的斗爭，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種方式的斗爭。這種斗爭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
中共同中間集團的矛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以中共為代表的革命集團同中間集團的斗爭屬于人民內部斗爭。在抗戰期間形成了一個新的具有中間集團特點的政黨——中國民主同盟。這個黨在開始成立時，領導人就宣布他們站在國共之間，力圖調和國共兩黨的矛盾。他們努力爭取在中國建立一個“實足道地的民主國家”。他們的基本口號是“調和國共”、“兼親美蘇”，主張用蘇聯的“經濟民主”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主張“多階級融合的民主”。總之，這個黨要求在中國實現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他們的建國方針，他們在政協會議上竭力宣揚這個方針。但國民黨很快撕毀了政協決議，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內戰。中共不得不采取武裝斗爭同國民黨對抗。但就在這時，一些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大力宣傳中間路線，宣傳只有他們的路線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以前，他們有人還幻想中國出現一個以黃河為界或“劃江而治”的“南北朝”。這種幻想由于人民解放軍的進攻和蔣軍迅速潰敗而破滅。在這期間，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其他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第三條路線破滅了，但是仍然有人懷著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中國共產黨對中間集團的政策，在改變了“左”傾錯誤以後，一直采取團結的態度，同他們的斗爭是人民內部斗爭。到解放戰爭中後期，采取政治思想批判的方式使他們放棄走第三條道路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美國發表“白皮書”以後，共產黨在全國發起了一個批判民主個人主義的思想運動，同時團結他們同他們一起為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而奮斗。1948 年4月30 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這個號召獲得了廣大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贊同和響應。中共動員他們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他們進入解放區後，受到了現實的教育。1949 年1 月，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聯合發表《對時局意見》，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為籌建新中國而努力。這樣在共產黨的爭取和幫助下，他們逐步放棄中間派立場，歸屬到新民主主義政治路線上來了。中共采取的人民內部政治思想斗爭方式，是實現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的第二種斗爭方式。這種斗爭方式是完全正確的，它的運用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成功。
中共成立以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三個政治集團和三條政治路線，即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資產階級共和國路線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路線，也就是人民共和國路線。中共的政治路線與其他兩條政治路線進行了長期的斗爭，這種斗爭直到解放戰爭進入最後決戰階段終見分曉。中共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團，除了外國強敵侵入中國的時期以外，雙方的斗爭是敵我性質的斗爭，通過這種斗爭把蔣介石集團從中國大陸趕走，在大陸上清除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通過人民內部的斗爭，中共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路線克服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路線，使中間集團歸屬到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之下。現在一般的黨史、革命史和現代史書上對于第一種斗爭敘述的比較明確，但對第二種方式的斗爭敘述的不夠突出，實際上人民共和國的路線不克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路線，也不能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徹底勝利。
1949 年9 月，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共同舉行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制定了《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的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經濟政策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的終結，標志著三條政治路線斗爭的終結。新中國的成立，使國家前途展現了光明的前景。從此，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中國在總體上實現現代化有了可能，中國出現了由落後變先進的轉機。中國曆史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丙編典志第一章農業和農業科技第一節近代農業科技的起步近代農業科技的策源地1919 年以後，中國各大學開始設立農學院，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都設有農學院，此外，還出現了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後改北京農業大學）這樣的專科學校。在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國一批最早從海外學成歸來的農科專家。當時，在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中就有許璿和梁希。許璿（1876—1934）于1913 年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士學位，歸國後任農專教授，講授農政學、土壤學、畜產學等課程，後曾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在中國農業學科的創建上曾作出過重要貢獻。梁希（1883—1958），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林科，1916 年回國後被聘為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 年又赴德國薩克森林學院研究林產化學，為中國森林開發、林產化學學科建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曾任過浙江農校校長的陳嶸（1888—1971），1913 年從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農科畢業後回國在金陵大學林學系任教。從教數年後又去美、德再攻林學。1917 年中華農學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他被推選為第一屆會長。他曾編寫了中國樹木分類學專著。丁穎（1888—1964），1924 年從日本帝大農學院畢業歸國後，曾在中山大學農學院、華南農學院任教授、院長。他于1926 年在廣州石牌中山大學農學院創辦稻作試驗場。同年，在廣州東郊犀牛尾沼澤地發現野生稻，用它與農家品種竹粘雜交，育成“中山1 號”水稻品種。這是在世界上進行的將野生稻的種質成功地轉移給栽培稻種的首例科學試驗。曾任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的鄒秉文（1893—1985），1915 年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畢業後，繼續在該校研究院攻讀植物病理學1 年。1916 年回國後在金陵大學擔任植物學、植物病理學、植物育種學教授。1917 年轉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籌建農科並擔任主任。1918 年該校改為東南大學，1921 年又改為中央大學，他繼續任教授兼農科主任、農學院院長。他曾撰寫了中國農科大學的第一部植物學教材，並指明“此書具改制之志，凡舊日因襲日本而不合學理之名稱，概予改定”。他還曾撰著《中國農業教育問題》一書，力陳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重要。那一時期的農科大學、學院，曾是當時全國農學發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種的選育改良由于工業原料需求和對外貿易的推動，棉花品種選育原理及選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較快發展，且得到實業界和國外的支持資助。最早從事棉花品種選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 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學農科。他們與早期來華的美國棉花改良專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風（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關系，以金大農科為研究中心。他們的研究在十數年間曾影響著中國棉花主栽品種的選用方向。
1917 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組織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淺說》，購備、推廣美棉種子，優價采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 年，上海組織紗廠聯合會，其中設植棉改良會，穆藕初被舉為委員長。同年，穆代聘過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廣事業，在江蘇、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設場16 處。從1921 至1924 年，改由紗廠聯合會每年捐洋2 萬銀元資助東南大學農科，由鄒秉文教授和過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廣項目。這是由中國企業界資助農科大學從事棉業研究的開端。東南大學、金陵大學兩農學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稱：“我國植棉事業，迄今尚有可觀者，皆賴鄒、過二君及東大各農學專家熱誠任事之結果，與紗廠聯合會諸會員熱心贊助之賜也。”①而穆藕初等人資助植棉研究，有其振興棉紡業的深遠目的。
糧食作物品種的改良1922 年以後，華北連年大旱，長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頻仍，糧食缺乏，大量輸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農業領域曾突出抓小麥、大麥、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種改良。1925 年，金陵大學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立合作改良華北糧食作物，訓練遺傳育種人才的項目，後又與紐約洛氏基金世界教育會（InternationalEducation Board）及康乃爾大學建立中國作物改良合作項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種教授至金大協助指導作物改良。金大供給試驗場與研究室設備，世界教育會則津貼康大教授旅費。隨之，H.H.洛夫（Love，H.H.）、C.H.馬耶思（Myers，C.H.等教授相繼來華指導作物育種。此一時期，中國育種、栽培、病理諸學科有著迅速的進展。這是我國國際農業技術合作的創舉，對中國農學發展有重大影響，並取得了糧食作物增產的顯著效果。如自1931 年起，由純系方法陸續育成多個小麥新品種，每畝產量較普通品種約增產15—30％。
從1919 年起，我國開始采用科學方法進行水稻品種選育的試驗。試驗由南京高等師范農科（後改稱東南大學農科）農事試驗場原頌周主持。由各省征集多個優良水稻品種，經過嚴格比較選育，得出“江甯洋籼”、“東莞① 李靖主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46 頁。
白”兩個純系優良品種，並在生產上得到推廣。這一時期，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還先後自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廣東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國收集47 個水稻品種進行品種比較試驗，曾選出數個畝產250 公斤以上品種。1924 年，周拾祿（1897—1979）教授提出：中國稻麥育種以采用穗行純系育種法為宜。
第二節農業分支學科研究的開展和近代農業科技體系的形成中央農業實驗所等單位的建立1931 年，國民政府實業部設立中央農業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派實業部副部長、1914 年獲美國農科碩士學位的棉業專家穆藕初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曆史博物館館長錢天鶴（1892—1972）為副主任，鄒秉文、沈宗瀚等共16人為委員，擬設植物生產、動物生產及農業經濟三科。該會選定南京孝陵衛所址，草擬工作規程，確定中央農業研究所（後改稱中央農業實驗所）主管全國農業技術改進。中央農業實驗所占地面積2400 余畝，規模宏大，實驗設備完善。這一時期，全國經濟委員會設立中央棉產改進所，行政院設立全國稻麥改進所，實業部設立全國稻米檢驗監理處與全國小麥檢驗監理處，均設在孝陵衛中央農業實驗所內，人員互相兼職，工作密切配合，稻麥棉改良工作日臻完善。農業科學實驗和技術推廣逐漸由中央農業研究機構領導起來。
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等廣延中外專家，改良全國農業，同時各省均設農事試驗場，各大學多設農學院，對于稻、麥、雜糧、棉花、園藝、土壤、肥料、昆蟲、病害、獸醫、蠶桑、森林樹木、農情報告、土地利用、農場經營、倉儲、農產運銷、稻麥棉的分級檢驗等，多方面研究改良，理論與應用並重。這一時期已能運用溫室、細胞室等條件設備，進行誘致棉花突變與雜交小麥細胞遺傳的研究。各大學農學院亦多參照中央大學與金陵大學農學院的組織、教學、研究及小規模推廣結合方式，作物育種、土壤、肥料、植物病蟲害、園藝、獸醫、造林、農業經濟等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此時期進展明顯。
征集作物品種資源，倡行農業科技交流1.征集作物品種資源。
1931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為充實過去農業院校研究單位征集作物品種的工作，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各省采集小麥單穗3959 種份，又征集當時蘇聯小麥202 種份，美國小麥207 種份。1932 年秋，中央農業實驗所與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農學院合作，購得英國里丁大學J.潘希維爾（Persival，John）教授征集的全套世界小麥品種1700 種份。彙集較多的育種原始材料，為小麥育種技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1933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組織專家分赴蘇、浙、皖、贛、湘、鄂6 省農田中采選籼、粳、糯稻單穗4 萬余，並向國內外征集水陸稻優良品種664 個，進行稻作育種、生態、生理、細胞、遺傳、田間技術以及分類等項試驗研究。1935 年底，全國稻麥改進所成立，趙連芳（1894—1968）博士任稻作組主任，內則充實人才設備，並與中央農業實驗所土壤肥料、病蟲害、農業經濟各系聯系合作，外則在蘇、浙、皖、贛、湘、鄂、川、粵、桂、閩、豫、陝等12 省合作改良水稻。這一時期，我國品種資源的征集、整理、分析、利用達到了較高水平。
2.倡行農業科技交流。
1931 年，金陵大學農學院舉辦農作物討論會，聘請中央農業實驗所總技師、美國作物育種學博士H.H.洛夫主講生物統計方法，將運用生物統計分析的田間試驗新技術傳播給中國作物育種界。1934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邀請英國生物統計專家J.韋適博士（Wisharf，John）來華主講田間技術及生物統計。1936 年又邀請美國作物育種專家H.K.海斯（Hayes，H.K.）博士講授作物育種方法。這些，對提高我國稻麥育種技術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國外農學一些新進展也更引起人們關注。
1934 年，由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沈宗瀚等負責籌備，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共同協作，全國作物改良研究會議于11 月17—19 日在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河北、河南、廣西、廣東、陝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東、江蘇、安徽等地代表83 人，其中教授、技正級20 人。會上演講的論文28 篇，內容多為研究各種作物（小麥、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粟、高粱、蔬菜、果樹、甘蔗、茶及華南特種作物）育種，涉及育種與病害、抗蟲育種、試驗標准及統計分析、細胞遺傳與育種的關系等方面。
這次會議可以視作中國作物改良研究邁向新階段的起點。會上沈宗瀚發表題為《中國作物育種事業之過去、現在及將來》①的演講。就作物育種方法而言，他將1915—1924 年劃為第一期，這時以棉作為主，稻麥為副；育種方法以選種及引種為主；比較試驗以田間觀察及室內考種為主，“產量計算及生理遺傳等問題，則非所注意”。這是育種事業的“幼年時代”。將1925—1934 年劃為第二期，這時試驗以稻、麥、棉、豆、高粱、粟為主，改向來注重觀察以選種的舊法，一變而為應用統計及利用遺傳以改良品種的方法。沈氏稱第二期為“少年時代”。隨著金陵大學農學院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合作項目期滿，1934 年洛夫教授離華返國，“故今茲之育種事業，全在國人之努力”。沈宗瀚認為以育種事業之年齡而言，到了1934 年，“亦達**時代，獨立奮斗，為中華育種前途創造一新紀元，責在吾兆”。他提出當時育種事業的要務為：（1）集合國內研究人員，分工合作。（2）協助優秀農業機關，經費缺乏時，予以相當補助，俾內部充實，而得盡量發展。（3）聘請世界育種專家來華講學，以介紹新學識而訓練人才。（4）促進種子推廣事業，使優良之種子為農民所樂用，故主持育種事業者，選種務極精當，推① 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編印：《中國作物改良研究會議演講集》第3—6頁。1934 年11 月。廣務極普遍，以增社會對于育種事業的信仰。沈宗瀚的文章反映了當時中國對農業科學技術內外交流已達較深的認識程度。
農業技術改進從多種分支領域呈現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稻米檢驗及小麥檢驗監理處等單位在農業技術改進上作出許多貢獻。在土壤肥料方面，中央地質調查所自1930 年起調查全國土壤，于1936 年由T.梭頗（Thorp，T.）撰寫成《中國土壤》專著，並制成全國土壤分類圖。廣東土壤調查所1930年成立，鄧植儀（1888—1957）所長于1934 年曾彙總該所曆年調查所得編著《廣東土壤提要》一書。1935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土壤肥料系張乃鳳（1904—）等在江蘇、安徽、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貴州、四川、廣西、陝西等14 個省68 個地點進行156 個氮磷鉀三要素肥效試驗，1942 年發表了《地力之測定》論著。在作物方面，中央棉產改進所孫恩麟（1893—1961）所長根據氣候、水利及運輸等條件，提出將棉花增產重心放在陝豫魯冀等省，推廣美棉品種。中央農業實驗所總顧問美國育種學家洛夫于1933年提出征集中美棉31 個品種，在蘇、浙、鄂、陝、魯、豫、冀等省舉行區域試驗，以資選種。1935 年，馮澤芳（1899—1959）繼之主持此項試驗，確認“斯字4 號棉”（Stoneville）宜于黃河流域各省種植。“德字531 棉”（Dolfose）在長江流域種植產量甚豐。金善寶1936 年指出：斯字棉和德字棉是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中央棉產改進所最近對于棉作育種的極大貢獻。①金善寶（1895—1997）搜集全國小麥900 余品種，經過精密觀察，1926 年曾作出檢定與分類。沈宗瀚從1932 年至1935 年，以征集到的100 個農家小麥品種，根據氣候的差異及改良時應注意的條件，在冀、晉、豫、魯、浙、鄂、陝等省區進行試驗，劃分出冬小麥幾個不同適應區域和春麥區域，為我國作物區域劃分的最早研究，並開始按區域協調全國小麥改良工作。在病蟲害防治方面，俞大紱（1901—1993）、陳鴻逵等選出小麥、大麥、粟、高粱、蠶豆等抗病品系多種並研究植病生理小種。戴芳瀾繼續中國真菌的調查工作，寫成了《中國真菌名錄》。中央大學鄧叔群（1902—1976）發表《中國真菌志》，開展水稻、棉花病害研究。吳福禎（1898—1996）研制藥劑防治棉花、蔬菜蚜蟲的藥劑藥械，于1935 年取得成功，投入生產，開始了大規模藥劑治蟲，華北美棉由此得以大量推廣。在林業方面，陳嶸教授于1934 年寫成《中國樹木分類學》專著。在蠶桑方面，孫本忠（1897—1968）以諸桂蠶與黃皮土種雜交而育成黃皮諸桂種。黃皮為顯性，將其自交多代，成為黃皮自交種，再與任何優良品種交配而得第一代優勢黃皮雜種，在蠶區推廣飼育。① 金善寶：《中國近年來作物育種和作物栽培的進步概況》，《金善寶文選》，中國農業出版社1994 年版，第78—81 頁。
在畜牧獸醫方面，1921 年南京東南大學農科畜牧系開始引入乳牛、豬、雞並進行飼養試驗及牧草栽培研究。1925 年，陳宰均（1897—1934）在山東青島李村農場對不同豬種進行甘薯葉、谷豆、青粗飼料的飼喂試驗。1926 年，在他主持下，北京農業大學興建動物營養研究室，進行動物營養及維生素的研究，為中國農業院校最早建立的動物營養科研機構。1934 年，國民政府軍政部于江蘇句容建立種馬牧場，遴選、購進國內外優種馬，進行中外種馬雜交至第五代，再與國外純血種公馬交配，將其後代橫交固定，培育新型良馬，肇始了我國軍馬采用近代家畜育種方法和人工授精的技術。1920 年，上海龍懷皋從美國引進低溫巴氏殺菌設備，生產消毒牛奶。1924 年北京中央防疫處和青島商品檢驗局的血清制造所生產了獸用血清、疫苗及馬鼻疽診斷液。農副產品檢驗和動植物檢疫也是在這一時期興起的。1928 年工商部籌建上海商品檢驗局，鄒秉文任局長。該局主要檢驗出口的生絲、畜產品、桐油、茶葉、蜂蜜、蠶種等。該局的設立，結束了中國農副產品檢驗長期由外籍人員把持的局面。實業部鑒于許多國家很重視牲畜入口檢疫，為避免進口牲畜帶進疫病，1929 年決定由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上海商品檢驗局聯合建立獸疫檢驗所，由程紹迥為主任。1935 年8 月，上海商檢局正式對進口牲畜進行檢疫，由此，中國誕生了進口家畜檢疫制度與技術。
這一時期由農學各分支學科專家發起建立的農科許多分支學會先後建立並開展了一定范圍的學術交流。從1917 年6 月，陳嶸等在南京發起建立中華農學會起，至1947 年，已有中華林學會、中國園藝學會、中華昆蟲學會、植物病理學會、中國作物改良學會、中國土壤學會、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國農業經濟建設協會、中國水土保持學會等17 個農業學術團體參加農學聯合年會。各學會在出版學術刊物、叢書、審定農業科學名詞和農業學校課程、組織科學試驗、調查研究、技術推廣、咨詢建議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業、農業科技出現順暢前進的形勢。
① 參見華恕：《我國農業學術團體之沿革與現狀》，中國農學會，1985 年。第三節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農業農業機構的調整1931 年日軍侵占我國東北，1937 年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東部糧棉產區淪為戰區。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的大學農學院、農業科技推廣機構、農業領導機構隨政府西遷。為了實施戰時後方農業政策，增加生產，支援抗戰，國民政府對農事機構進行了多次調整，農業工作被迫納入戰時軌道。1937 年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立了農產調整委員會。1938 年1 月，國民政府實業部改為經濟部，農產調整委員會改組為農產調整處並隸屬于經濟部農本局，並在經濟部中設置了主管農、林、蠶、墾、漁、牧等業的農林司。稻麥改進所、棉業統制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合並歸入中央農業實驗所，由經濟部領導。1939 年國民政府設立農產促進委員會，1940 年又成立農林部，直屬行政院，管理全國農林事業。各省的農業行政則集中于省政府建設廳，縣則由建設科主管。中央農業實驗所劃歸農林部，並進行擴充，作為全國農業技術的中樞，在後方各省設立工作站，協助各省進行農業改進工作。後方各省設立農業推廣繁殖站，各省將農業實驗機構集中于省農業改進所，各縣設農業推廣所，以實地指導扶助農民改善耕地技術和經營方法。1941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獸醫系單建為中央畜牧獸醫所。不久，林業系也分出建為中央林業實驗所。1945年初，在農業促進委員會等單位的基礎上，成立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國民政府中央和後方各省地方農業機構的調整、建立、健全，對于農業科技工作一向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區有相當的組織、示范和督導作用。
西南、西北地區的開墾與農業的發展西南、西北各省的農業，1937 年以前曾長期處于封閉和落後的狀態。這些區域，在東南沿海農業主產區相繼淪陷後，成了後方軍民衣食所寄和易貨償債物資所出的根據地。國民政府頒布“九省荒地開墾計劃”、“非常時期難民移墾規則”，組織大片開荒，促進省營、縣營及民營墾殖，鼓勵回國華僑從事墾殖。同時還竭力提倡擴種冬作物和夏季雜糧，推廣雙季稻、再生稻的種植，限種煙草等。這些措施以法令的形式強制推行。如在“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中規定：“土地之使用，應受國家之限制，政府並得依國計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農地之耕作種類。”農林部1940 年訂出的推廣冬耕辦法，曾以通令的方式加以貫徹。戰時強制性推行農業技術措施對提高後方農村的土地利用率，改變沿襲已久的耕作習慣，增加糧食產量有直接的效益。1941 年，西南5 省推廣冬耕面積為847 萬余畝，利用荒隙地243 萬余畝，利用夏閑田315 萬畝，減糯改粳139 萬畝，推廣再生稻306 萬畝，總計相當于擴大耕地面積1548 萬畝左右①。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戰前全國人均擁有糧食為250.5 公斤，除去牲畜、種子和其他用途外，人年均食用糧為193公斤；戰時後方年人均擁有糧食為322 公斤，人平均食用糧為236 公斤，均不低于戰前。②抗戰時期後方生產的糧食，不但維持本地區民眾的口糧，還為軍隊及內遷工廠、機關等提供所需的糧秣。這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同心抗戰創造的奇跡，其中農業科技改進起著巨大作用。
陝甘甯等邊區大力發展農業抗日戰爭時期，陝甘甯邊區及其他邊區為打破封鎖、支援前線，農民群眾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技術。1940 年2 月，陝甘甯邊區政府創立延安光華農場，該場在作物栽培、培育推廣優良品種、防治病蟲害方面作出顯著成績，並取得了馬鈴薯、青貯玉米輪作複種一年兩收等試驗的成功。同年，陝甘甯邊區森林考察團提出《陝甘甯邊區森林考察報告》，其中有開墾南泥灣以增產糧食的建議。後八路軍總司令部調120 師359 旅進駐南泥灣，一面墾荒種糧，一面進行軍訓。當時，南泥灣曾是陝甘甯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基地。1941 年春，延安自然科學院設立生物系，1943 年上半年改為農業系。該系與光華農場合作，就當地重要害蟲粟灰螟進行研究，曾選育出抗螟品種“狼尾谷”加以推廣。還曾努力提倡種植棉花和栽桑養蠶。1943 年秋，由樂天宇（1907—1984）、李世俊、陳凌風、方悴農等發起，成立了延安中國農學會。晉冀魯豫和晉察冀等邊區在發展農業技術，引進、推廣金皇後玉米等優良作物品種方面，也曾作出過可貴的努力。
日軍占領區的農業科技1931 年日軍侵占東北，1937 年進而侵入華北華南，他們給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日軍在侵占的一些地方，也曾建起了若干農事試驗場。早在1913 年，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就在吉林公主嶺設立農事試驗場。1931 年後，在黑龍江克山、哈爾濱、佳木斯，遼甯熊岳等地建立農事試驗場。據1933 年《克山農事試驗場概要》載，其試驗場對具有特產意義的大豆的品種改良、小麥栽培育種、農業機械化等進行試驗研究。出于進一步侵華的目的，1936 年春日本外務省便決定修正“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將每年600 萬元預算，增加到700 萬元，著重在華北數處成立農事試驗場，重點試驗日本最缺乏的棉花和羊毛。1936 年7 月，日本外務省文① 參見吳偉榮：《論抗戰期間後方農業的發展》，《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221—243 頁。② 參見吳偉榮：《論抗戰期間後方農業的發展》，《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221—243 頁。化事業部正式在青島成立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後遷北京，1938 年在北京西郊白祥庵村建立中央農事試驗場①，1940 年6 月改名華北農事試驗場。經過不斷的接管和擴充，華北農事試驗場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包括我國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北京、天津、江蘇7 個省市、擁有5 個支場、1 個分場、2個試驗地、13 個原種圃，共有600 多名職員的龐大的農事試驗網絡，主要從事華北農林畜產的改良。其項目涉及小麥、水稻、玉米、粟、高粱、大豆、甘薯、棉花、煙草、麻類等農作物的育種和栽培法，蔬菜、果樹試驗，土壤研究，施肥，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農田水利改良，育苗造林，家畜家禽育種和繁育，家畜傳染病調查，獸疫血清類的制造和應用等。當然，日本在華設置農業科研機構和進行農業科學試驗，是為了進一步實現經濟掠奪、侵占中國人民的權益。但作為生產力因素，其在農業技術改良方面，亦曾起到一定作用。
① 郭金如：《北京近代農業史話》，《農林辯證法》，1987 年第4 期，第54—59 頁。第四節抗戰勝利後農業逐漸恢複農業教學、科研管理機構的複員抗日戰爭勝利後，農林部、教育部複員，分別接收淪陷區的農學院和農事試驗場。華北農事試驗場分別由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中央畜牧實驗所接管，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中央林業實驗所華北林業試驗場，中央畜牧實驗所華北工作站，以後又另外成立農林部華北獸醫防治處。這些機構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和進行農林牧獸藥各方面的科學試驗。如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在農業科學實驗方面增加了“抗病育種”、“蔬菜品種整理”等項目。又如，充分應用田間試驗的新技術，重視應用生物統計原理，糾正了日占時期那種試驗項目過于複雜而設計又過于簡單、試驗重複太少以及小區排列不合理的缺點。在小麥育種、小麥耐寒性、抗病性檢定、大麥育種、棉花雜交育種、美棉栽培試驗、美棉病蟲害防治試驗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績。此外，植物保護全國性機構和幾所大學農學院遷回南京、北平，恢複了全國蝗患旬報制度，刊行全國蝗患調查報告。1947 年，農林部在上海新設中央水產實驗所，在南京設中央農業經濟研究所、全國煙產改進處，並恢複中央棉產改進所。在這種形勢下，我國的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有了一定的開展。
一些地區、領域引進開發農業新技術取得成績1933 至1940 年間，歐美殺蟲藥劑已有重要發展。戰爭結束後，曾被視為軍事秘密的藥劑合成公式逐漸解密，提供農用，使害蟲防治進入一個新時代。1946 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等在666 粉劑與毒餌誘殺蝗蟲方面的試驗取得成功，完成了滴滴涕的合成與魚藤精乳劑研制。同時還致力于引進最新藥劑防治害蟲，如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得到大量D.D.T，666 等農藥供應，在防治蝗蟲及水稻、棉花、蔬菜等害蟲方面，收效甚為顯著。1945—1946 年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合作辦理戰區善後救濟事宜，曾為發展華北乳業，引進大批乳牛，為適應黃泛區及鹽墾區墾荒的需要，輸入各式農業機械等。美國W.韓丁（Hinton，W.）等曾為我國農墾系統培養了農機技術骨干和不少農用拖拉機駕駛人員。
發展農業國際合作，培養技術人才1945 至1946 年間，鄒秉文多次與美國康乃爾、密西根、愛渥華等大學，以及萬國農具公司聯系，募得獎學金名額，由中華農學會分批選派學生前往留學。這些人勤奮攻讀，熱愛祖國，後來多成為我國農業科技各部門的學術業務帶頭人和新領域的開拓者。戰後，中國農業雖有一定恢複，由于當時政府的腐敗，搜刮人民，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農業科技尚不具備順暢發展的條件。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業科技才邁向現代型的發展階段。第二章工業工程技術第一節土木工程建築（一）各種建築形式與建築思潮的流行從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的這段時期，中國近代建築已進入了它的繁榮時期，但是它的發展又是曲折複雜的，除了一些偏僻地區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做法外，一般城市的建築都在探求著新的發展道路。尤其是在大型建築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古典與折衷主義建築形式的移植，也湧現了一批建築師在致力于發展西方現代建築風格；既可以看到應用現代建築技術繼續發展中國宮殿式與傳統建築形式，也出現了一批中國傑出的建築師對創造新民族形式建築的探討。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時，中國近代建築曾在繼承與革新方面作過大膽的嘗試，中西建築文化趨于交融，形成一些新的特點，無疑對後來建築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抗日戰爭時期，建築活動幾乎瀕于停頓，少數新建房屋規模都不大，且多為臨時性的建設，建築質量也比較低劣。抗戰後，少數大城市雖然也搞過一些長遠的建設規劃，但都是紙上談兵，根本沒有付諸實踐。如“上海都市計劃草案”，“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等均是。只有南京，為恢複首都面貌，作過一些官方的建設。在建築設計思想與建築教育方面，總的來說，則已普遍流行現代建築思潮，但許多建築師崇美思想甚為嚴重，甚至盲目追求美國建築方式，而對中國建築特點的考慮則趨于淡漠。
1.西方古典與折衷主義建築。
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築形式與折衷主義建築思潮在我國的流行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這一方面是由于外國建築師在華大量開展設計活動，直接輸入了西方國家當時的建築風格，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國留學歸來的近代建築師主動引進了西方建築形式與設計方法的緣故。這類例子當時在全國各地均可見到，其中尤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廣州、漢口、沈陽、長春、大連等大城市更為明顯。
1921—1923 年建造的上海彙豐銀行大樓可算是這類建築的傑出代表。該建築位于福州路外灘，規模龐大，造型宏偉，是外灘一帶最引人注目的建築之一。大樓主體高六層，底下有一層半地下室，樓頂中部還突出一個二層帶穹頂的塔樓。建築造型采用西方古典複興式，比例嚴謹，外牆表面用石砌，上下分為三段處理，下面兩層用粗獷的花崗石砌築，中間三層應用了羅馬科林新柱式與平整的石砌牆面，再上面為簷部和處理成女兒牆似的頂層。銀行正立面朝東，有三個圓券形大門，門前設有一對青銅臥獅。建築物內部用鋼骨架結構外包混凝土，牆體也很厚實，最厚處達1.40 米。底層室內有兩個營業大廳，大廳內部柱子、牆面與地面均采用意大利云石裝修，尤其是科林新柱頭部分還特別用了銅質裝飾，給人以富麗堂皇、資產雄厚與安全可靠之感。彙豐銀行是英國在華的金融中心，是其在遠東的據點，大樓的建築充分表達了當時的建築思潮和建築水平。
1924—1930 年建造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校園內的中心建築群是當時另一組傑出的西方古典建築。其中較早的兩座為1924 年由帕斯卡爾（J.Pascal）設計的孟芳圖書館和由上海東南建築公司設計的科學館（現名江南院）。圖書館建築高二層，外觀系采用標准的羅馬愛奧尼柱式構圖，入口有突出的宏偉柱廊，外牆全用水刷石粉面，內部結構采用鋼筋混疑土梁板結構，整個建築造型十分嚴謹，酷似歐洲學院派的手法。科學館建築為四層，外觀只在柱式與簷口、基座部分用水刷石粉面，其余外牆則用青磚砌築。1929年由李宗侃設計的生物館（現名中大院）高三層，外觀也采用西方古典建築手法，但造型處理已較圖書館略遜一籌。1930 年大禮堂的建成，則為校園內這組西方古典建築群確立了中心。大禮堂系由英國公和洋行設計，造型宏偉，外牆用水刷石粉面，內部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上部正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八角穹窿頂，屬典型的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古典建築形式，整座建築從基座、線腳、柱式到穹頂都表現出建築師具有西方古典建築手法的高度素養，是我國近代建築中非常可貴的傑作。
當時由中國建築師自己設計的西方古典建築也已達到很高水平，例如由沈理源設計的天津前鹽業銀行（1925 年）和前浙江興業銀行（1925 年），由貝壽同和關頌聲設計的北京大陸銀行（1924 年）以及1923 年在上海香港路建成的舊銀行公會大廈等，都是很好的實例。
這時期采用西方折衷主義手法的建築在各地比比皆是，較為著名的例子如公和洋行設計的上海沙遜大廈（1925—1928 年，今和平飯店），由哈沙得和飛力柏斯二建築師聯合設計的上海永安公司（1916—1918 年）、上海先施公司（1915—1917 年），上海前正廣和汽水廠大門（1937 年），以及上海舊法國學堂等等。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內，除了大禮堂與清華學堂等少數幾座建築具有較嚴謹的古典手法以外，這時期的其余建築基本上都是采用折衷主義建築手法。
2.西方現代派建築。
三十年代初，有一部分在華開業的外國建築師和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中國近代建築師，他們受到西方現代建築思潮的影響，不滿于在建築上進行繁雜的複古裝飾，也開始在我國一些大城市中作過不少現代建築的嘗試，其中尤以上海最為突出，比較著名的例子有國際飯店（1931—1933 年，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設計）、大光明電影院（1932 年）、百老彙大廈（今上海大廈，1933 年）、畢卡第公寓（今衡山公寓，1934 年）、百樂門舞廳（1933 年）等等，其中不少建築已基本達到了國際水准。
國際飯店是這一批現代建築中的佼佼者，代表了三十年代我國建築技術的最高水平。它于1933 年正式落成，造型仿美國早期摩天樓形式，外觀高聳，並逐漸向上收縮，形成塔狀。建築號稱24 層，實際是地面以上為22 層，地下室2 層，總高86 米，是五十年代前我國最高建築。樓內有快速乘客電梯三部，另有為服務用的電梯三部。建築結構為工字鋼骨架外包混凝土，是西方摩天樓常用的方法。大廈地基為了堅實和減少沉降，由丹麥人開的康益公司承包打樁工程，梅花樁深達36.6 米。建築平面布置甚為緊湊而實用，樓內設備完善，裝修精美，立面造型簡潔，基座部分為黑色花崗石貼面磨光，上部牆身全用褐色泰山面磚貼面，整座建築富有高層建築和垂直線條韻律，成為上海標志性建築之一。
南京曾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我國不少近代建築師也曾在這里作過一些現代建築風格的嘗試，如由李錦沛設計的原最高法院大樓（1933 年），現為江蘇省商業廳，其外觀就帶有歐洲新藝術運動的特點，立面上運用了許多粉刷的豎線條裝飾，中部還有意地做成塔狀，這種立面處理手法在南京近代建築中也能見于其他實例。在建築物的內部則為磚木結構，木樓梯木樓板。在這座建築落成後不久，1935 年由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實業部地質礦產博物館，它是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的早期現代建築造型。立面仍保持對稱布置，設有踏步直通二樓，紅磚外牆，不加粉刷，但磚工精細，並在入口兩側牆上做有一排凸出的磚塊裝飾，整座建築既簡潔大方，又有豐富的細部點綴，頗為耐人尋味。在三十年代建造西方現代建築風格的典型實例還有李錦沛設計的新都大戲院（1935 年），今勝利電影院；楊廷寶設計的大華大戲院（1935 年）；梁衍設計的國際聯歡社（1936 年），今南京飯店前樓；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首都飯店（1932—1933 年）以及福昌飯店（1932年）等。這幾座建築大多是既造型簡潔，又同時保持豎線條或橫線條的裝飾，只有首都飯店已基本將造型加以淨化，而且平面根據功能與基地的特點做成不對稱形式，是同期建築中手法較新穎的一座。由于這種形式的建築符合現代建築功能的需要，又便于應用新的材料與結構，而且工程造價經濟，建築造型新穎，因此在商業性和公共性建築中很快得到發展，而且逐步形成一種潮流。除南京之外，在廣州、武漢、天津、北京等地的現代建築也方興未艾，尤其是廣州成為南方新思潮的先驅，1936 年建造的愛群大廈高18 層，平面成熨斗形，內部能適應多功能需要，立面造型簡潔新穎，並以豎線條強調高聳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近代南方建築的一朵新秀。
本時期各城市的居住建築也普遍有所改進，里弄住宅、花園新村、集體宿舍樓、單元式公寓樓、花園洋房等已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院落式或天井式的民居，在平面布置上比較緊湊、實用和舒適，結構上是用磚木混合結構，以磚牆代替過去的立帖式木梁架承重，設備也已現代化，一般都有水電設備和衛生間，建築造型比較簡潔。三十年代以前多為清水外牆，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已有不少居住建築在外部使用各種粉刷飾面，這些做法都為後來住宅建設開辟了現代設計的道路。
3.近代宮殿式建築。
五四運動後，逐漸出現了一批“宮殿式”建築形式的公共建築，這類建築應用新技術建造仿傳統宮殿式的屋頂，內部用磚牆與鋼筋混凝土結構；平面完全按功能需要布置，不拘傳統舊制；立面多為二、三層，經常做有裝飾性的壁柱，柱間布置著一個個長方形的窗戶。這種形式的建築當時一般通稱為“宮殿式”建築。
上海聖約翰大學懷施堂是現存這類建築中最早的實例之一，建于1879年，內部用磚木結構，平面為四合院式，入口處有高聳的鍾樓，頂部為中國傳統的重簷翹角，外牆用西式券廊，顯然是中西混合手法，造型比較生硬，表現了早期不成熟的特征。
由美國基督教創辦的南京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的建築，是應用新技術建造這種“宮殿式”建築較為典型的例子。美國芝加哥的珀金斯與漢密爾頓建築師事務所（Perkins Fellowsand Hamilton Architects）于1917 年曾應用這種方法建造了金陵大學的禮拜堂，外牆用城磚砌築，不施粉刷，內部用木結構，屋頂為傳統飛簷與灰色筒瓦，造型樸素無華，平面則按禮拜堂功能布置。1919 年美國建築師司馬（Small）又為金陵大學設計建造了北大樓，也是應用同樣方法。同時北大樓在外觀上突出中部五層塔樓，可能是受歐洲中世紀市政廳構圖的影響。此後，由司馬在1925 年設計的西大樓以及1926 年齊兆昌設計的東大樓（1956 年被燒後已按原樣重建）、科學館等建築雖仍用傳統形式，但內部已改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了。
金陵女子大學略晚于金陵大學，該校籌建于1918 年，1921—1923 年先後落成七幢主要建築，形成一組完整的宮殿式建築群，其中包括會客廳與健身房、科學館、教學樓、宿舍等。1932 年，又增建圖書館（樓下為教室）及大禮堂（樓下為音樂室）。此後又陸續建有許多附屬建築。金陵女大建築群的主要設計人為美國著名建築師茂菲（Henry K.Murphy，1877—1954），中國建築師呂彥直（1894—1929）為助理。這組建築的總平面仿照了中國建築的傳統布置，對稱嚴謹，並且還考慮到采用中國廊廡的聯系方法，建築物的形體不大，均為二層，平面依照功能需要進行設計，材料完全現代化，並全用鋼筋混凝土結構，而立面則為中國宮殿形式，柱子、斗拱、梁枋、獸吻等一應俱全。由于門窗受立面限制，故光線與通風較差。另外，某些細部也處理不當，例如教學樓簷下斗拱不置于柱頂之上而放在柱頭兩邊，既不合傳統習慣，也不能形成象征主要支撐構件的作用。但它應用現代建築技術來發展中國傳統建築形式，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同時也為呂彥直後來設計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奠定了基礎。
此外，茂菲又于1925 年在北京開始設計建造了燕京大學校舍，同年美國建築師安那（C.W.Anner）也設計建造了協和醫學院，1926 年德國建築師格里斯尼特（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設計建造了北京的輔仁大學，其他還有廣州的嶺南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等也都作了類似的探索。
中山陵是近代宮殿式建築最傑出的代表，也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最重要的建築之一。陵墓位于紫金山中部茅山南坡。1925 年9 月，呂彥直的應征中山陵墓設計圖案獲頭獎，被定為陵墓實施方案，呂彥直也被聘為建築師。中山陵于1926 年3 月12 日舉行盛大的奠基典禮，至1929 年初步建成。陵墓建築群所用的材料大部分為蘇州金山之花崗石，或為香港之花崗石。當時全部建築造價共為150 萬元。
陵墓共占地8 萬余平方米，總平面范圍“略呈一大鍾形”，象征著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于喚醒民眾，反抗壓迫，為拯救國家、民族奮斗不息的偉大精神。中山陵的創作思想是把建築與環境融為一體，總體規劃吸取中國古代陵墓總體布局特點，采用了軸線對稱的平面，陵墓建有牌坊、甬道、陵門、碑亭、祭堂和墓室，所不同的就是甬道兩旁沒有石象生，並打破了傳統神秘、壓抑的基調，代之以嚴肅開朗又平易近人的氣氛，反映了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性。
陵墓甬道長375 米，寬40 米，墓室位于海拔158 米高處，由陵園入口至墓室距離700 米，高差70 米，連續的空間序列與軸線上一系列的重點建築，創造出了莊嚴雄偉的氣魄。
陵墓的單體建築造型亦基本上采用傳統帝王陵寢的形式，但不同的是，不用紅牆黃瓦而用藍色琉璃瓦屋頂，花崗石的牆身，內部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要建築造型嚴謹，尺度、體型、材料、表現和細部傳統花紋的應用均較成功，具有穩重、純樸的莊嚴氣氛，比傳統帝陵更顯得清高肅穆。入口的“博愛”牌坊完全是傳統的三間石牌坊形式；陵門為清式歇山頂三拱門石建築；後面的碑亭則為典型的重簷歇山頂石建築。而主體建築祭堂的平面為方形，並將四個角墩突出，以適應功能需要，使建築形式突破傳統舊制，但仍不失傳統建築風格。外觀用重簷歇山藍琉璃瓦頂，簷下施以石斗拱，祭堂內部的黑色花崗石立柱和黑大理石護牆襯托著中間孫中山的漢白玉坐像，構成甯靜肅穆的效果。而其不足之處是建築群的組合較分散，台階坡度遮擋祭堂下部視線。但總的來說，中山陵的落成，仍不愧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除陵墓主體建築之外，在周圍尚有一系列傳統形式的紀念建築，這是當時各界人士和海外僑胞緬懷孫中山先生而捐資修建的。其中仰止亭、光化亭（1935—1936）為劉敦楨設計，行健亭為趙深設計。
4.新民族形式建築。
三十年代初期，中國近代建築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看到傳統建築形式與現代技術、現代功能結合的矛盾，並且也考慮到宮殿式建築造價昂貴，于是大膽探索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築”。這類建築一般采用現代建築的平面組合與體形構圖，並多半用鋼筋混凝土平屋頂，或用現代屋架的兩坡屋頂，但在簷口、牆面、門窗及入口部分則重點施以中國傳統構件裝飾，並輔以適當的傳統花紋圖案。在室內也采用類似的傳統裝飾，有時還應用傳統的平棋天花做法和彩畫等等。這種設計實際上是希望兼顧新的建築功能需要與現代技術特點，又能帶有民族風格的一種嘗試。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現代化民族形式建築”或“混合式建築”。它為中國建築的現代化與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並對解放後民族形式建築的設計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三十年代，南京對這類建築的探索在全國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它已突破了單純對傳統形式的模仿而進入了創造的領域，其中有不少建築不失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重要范例。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趙深、陳植、童寯合作設計的前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1932—1933，今江蘇省人大常委會辦公樓）；由奚福泉、李宗侃合作設計的國民大會堂（1935 年，今南京人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館（1935 年，今江蘇美術館）；新街口的中國國貨銀行（1936 年，今新街口郵局）；由基泰工程司楊廷寶設計的中央醫院主樓（1933 年，今南京軍區總醫院）、中央體育場一組建築（1930—1933 年）、中山陵音樂台（1932年）、紫金山天文台（1931—1934 年）等等，其中尤以外交部大樓與中央醫院主樓最為典型。
1932 年，以“趙深建築師事務所”名義提出的外交部大樓方案，當時是以所謂“經濟、實用又具有中國國有形式”的特點，擊敗“基泰建築工程司”設計的中國宮殿式屋頂方案而奪標的。當然，這也與當時外交部經費的限制有關。
外交部大樓于1933 年落成，平面呈“T”字形，入口有個突出的門廊，主體建築為四層，另有一個半地下室。整座建築的平面設計與立面構圖基本采用西方現代建築手法，但卻結合中國傳統建築的特點與細部，因而體現了新民族形式的精神。立面上下劃分為三段，即勒腳、牆身和簷部。牆面用褐色面磚貼面，平屋頂簷口下部用同色玻璃磚做成簡化斗拱裝飾，底層半地下室部分的外牆用水泥粉刷，象征基座。內部大廳天花飾有清式彩畫，室內牆面亦做有傳統牆板細部。該幢建築具體方案的設計指導思想是既不完全抄襲西方樣式，也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中國宮殿式傳統做法，而是根據現代技術與功能的需要安排平面布局與造型，同時又具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以達到新民族形式的目的和反映建築的時代性。
位于南京中山東路的原中央醫院也是新民族形式建築的一個重要傑作，1931 年由楊廷寶設計，1933 年建成。醫院主樓平面按現代功能布置，立面在西方現代建築構圖的基礎上裝飾有傳統的細部與花紋，並在入口部分重點加以傳統處理手法，簡化了傳統建築形式，又能獲得新穎穩重的民族風格。立面構圖仍為三段式，左右對稱，細部還做有仿傳統構件的裝飾，如花紋、梁枋、霸王拳、線腳、滴水等等。
除南京之外，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效仿，比較著名的有上海江灣體育場，董大酉建築師設計，1934 年建；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廈，建于1936 年，英國公和洋行（Palmer＆Turner Architect’s）與中國建築師陸謙受合作設計；北京交通銀行，建于1931 年，楊廷寶設計。其中上海中國銀行大廈是應用新民族形式手法探討高層建築的先例，但造型比例欠妥，在建築藝術上並不成功。
5.西方現代建築思潮。
1937 至1949 年，西方現代建築思潮對我國有很大影響，西方的建築理論，建築設計方法，建築表現技巧，建築教育制度，建築雜志，建築書籍都在中國建築界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時期建造的房屋，除少數例外，如南京中央研究院內繼續興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1947 年建，楊廷寶設計），為了與環境協調仍采用宮殿式建築，其他新造建築大都采用西方現代建築手法，已很少有人再去考慮“中國固有的建築形式”了，對于創造結合中國特點的新建築思潮已逐漸淡薄。
這一時期，比較典型的建築有：重慶國民政府大廈（建于1938 年），重慶美國顧問團招待所（建于1942 年前後，李惠伯設計），重慶嘉陵賓館（建于1942 年前後，基泰工程司設計），重慶的孫科住宅，南京傅厚崗前公路總局大廈（建于1946 年，華蓋建築事務所設計），南京中山東路前中央通訊社大樓（建于1948 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下關火車站（建于1946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中山陵5 號孫科的別墅“延暉館”（建于1946—1948年，楊廷寶設計），南京北極閣的宋子文寓所（建于1946 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中山北路馥記大廈（建于1946 年，李惠伯設計）等。
馥記大廈高三層，平面為一長條形，建築正立面由于偏西，外表應用了連續的豎向混凝土遮陽板，並有橫線條間隔，在兩個主入口處將體形加高，並將豎板貫通，造成有強烈的重點和節奏感，是典型的西方現代派手法，也是四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新建築造型。整體造型簡潔，立面以橫線條為主，窗戶也拉成長條狀，形成牆與窗的虛實對比效果。中山陵園區的延暉館，是高級別墅比較典型的例子，四周有圍牆，占地約40 余畝，建築面積約1000 平方米。住宅前院空地設有警衛室、車庫和等候室等附屬用房，住宅東南面是大片綠地和樹叢，環境幽深恬靜。住宅平面略呈不規則的十字形，高二層，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住宅主入口朝北，用玻璃磚作牆面，使過廳光線明亮而柔和。室內各種房間及公共服務部分的空間均較一般私人住宅高大，用材比較考究，鋼窗與木結構做工精細。
在租界區內這時期興造的建築，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為上海的美琪電影院，由范文照建築師設計，建于1940 至1941 年。入口設在街道的轉角處，因地制宜做成弧形，進門有一圓形門廳，與兩邊的售票處和內部休息廳相連，交通路線與平面功能布置均較合理。在休息廳內有一寬敞明亮的曲線樓梯直通樓層，不僅滿足使用要求，而且起到很好的裝飾效果。建築主體用鋼筋混凝土結構，沿街立面用金山石及斬假石飾面，造型簡潔活潑，內部裝修淡雅，是西方現代建築思潮在上海的典型作品之一。
（二）建築技術近代建築技術的發展是近代建築發展的物質基礎，它為近代建築出現的新類型與新形式提供了必要條件。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西方建築的新材料、新結構、新的施工技術，新的建築設備陸續傳入我國，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建築師來我國開業以及我國留學歸來的建築師登上曆史舞台，近代的科學設計方法也已在許多大城市的建築中普遍應用。
1.建築材料。
鋼材是近代建築中最重要的新材料之一。二十世紀以前由于我國鋼鐵工業落後，大部分建築鋼材都要依靠從國外進口，本世紀初已有少數工廠能制造部分建築型鋼，例如山海關橋梁廠、唐山橋梁廠、上海新興和鋼鐵廠都能為橋梁、工廠生產型鋼構架，並能供應大型建築的建築鋼材。到三十年代時，鞍山鋼鐵廠有了較大的發展，逐漸形成為我國的鋼鐵基地，生產多種建築型鋼。至于一般建築上用的鋼筋，以及瓦楞鐵、鋼絲圍籬和小型鋼軌等，大部分已能由一般鋼鐵廠供應；鋼門、鋼窗也已能自行制造，當時許多產品都是由上海的勝利、東方、標准等鋼窗廠生產的。水暖器材方面，到三十年代許多大城市也能夠自行制造。
水泥是近代新建築的重要標志。1876 年由英商創辦的開平礦務局附設的唐山細棉土廠在中國最先生產水泥，1907 年轉給中國商人，改名為啟新洋灰廠，以後又合並了湖北大冶水泥廠，每年可產水泥250 萬桶（每桶170 公斤），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水泥企業。1920 年上海開設了華商水泥公司，1923 年投產，年產量為64 萬桶；1921 年在南京創立了中國水泥公司，1924 年正式投產，年產量90 萬桶。當時啟新、華商、中國三家是國內最大的水泥生產企業，它們都設有比較完整的軋石、磨碎、運輸、燒窯、裝桶等設備。1932年在廣東又成立了西村士敏土廠，1934 年在太原建立西北水泥廠，1935 年在南京棲霞山開始建設江南水泥廠。此後，在廣西、云南、四川等地均陸續有所興建，為我國近代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以及各種水泥砂漿外粉刷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近代的玻璃工業在國內始于十九世紀末葉，當時少數城市已有手工玻璃作坊。1904 年最先正式成立了山東博山玻璃公司，此後在江蘇的宿遷、上海、香港、漢口、重慶等地均陸續有玻璃工廠建立，生產各種平板玻璃及燈罩、器皿等。1912 年以後，上海的玻璃工業發展較快，在二十年代前已有20 家左右廠家可以生產平板玻璃、花紋玻璃、燈罩等。到二十年代時，廠家增到100 多個。至于建築上所用的屋頂玻璃磚、玻璃地板磚、天窗鋁絲玻璃、各種門窗花玻璃等都已能在某些工廠生產。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城市均有玻璃工廠建立，其中以天津躍華機器玻璃公司規模最大，該廠設于秦皇島，建于1922，每年可產平板玻璃15 萬箱（每箱100 平方英尺）。
機制磚、瓦業在本世紀初開始興起，天津的意商義品公司及漢口的德商德隆磚瓦廠是最早的兩個廠家。1906 年以後，在南京、南昌、嘉興、蕪湖、北京、吉林等地已陸續開設有自辦的機制磚瓦廠，1910 年前後，全國各大城市幾乎都已能生產，其中以上海最為發達。1935 年前後，國內絕大部分建築用磚瓦已全部為國產，種類與規格很多。此外，各種石料的開采與加工也都已開始機械化，至于人造大理石、水磨石許多廠家也能夠進行預制生產，為近代許多大型工程的內外裝修工程創造了條件。
2.建築結構與施工。
近代新建築的主體結構已完全脫離了中國傳統的木梁架體系。十九世紀後期，新建築一般均采用磚牆承重，木梁板結構，在一些早期“殖民式”與西方古典式建築中，還較多地在外觀上應用了券廊結構形式。立面多為青磚砌築，有的在重點部位用紅磚帶裝飾，外部一般不加粉刷。這類例子如1852年建的上海英國領事館，十九世紀末建的北京各公使館，1888 年建的南京彙文書院，1908 年建的江蘇省咨議局大廈（外表已重新粉面）均屬此類。由于這種結構方式取材容易，施工方便，造價經濟，後來逐漸得到普及，一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還廣泛應用。
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了磚牆和鋼梁、混凝土相結合的做法。樓層結構中通常用工字鋼作密肋小梁，或用三四根工字鋼並列外包混凝土作大梁，梁上再放工字鋼密肋，密肋上鋪地板。這種結構耗鋼量大，造價也較高，只有在少數外國人建造的大型建築中采用，如1901 年建的上海俄華道勝銀行，1905 年建的青島德國總督公署等都是這種做法。
自本世紀初開始，也已有許多新建築用磚牆和鋼筋混凝土梁板的混合結構，包括樓梯、大梁、過梁、樓板全用鋼筋混凝土，使建築的內部空間布置比較自由。同時，還有少數高層建築應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1908 年建的上海電話公司大樓就是我國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此後，1920 年建的上海卜內門公司7 層大樓，1921 年建的字林報社8 層大樓等也是早期現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實例。1930 年建的中央大學大禮堂則是應用鋼筋混凝土整體結構的典型，建築高3 層，內部容有3000 座位，而頂部為鋼結構。另外在本世紀初建的上海阜豐面粉廠已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做到8 層。
鋼框架結構最早見于1916 年建的上海天祥洋行。此後大多數高層建築均應用這種結構，1921—1923 年建的上海彙豐銀行，鋼框架已做到8 層。1925年始建的上海華懋飯店用鋼框架做到14 層，高57 米。1926—1928 年建的上海沙遜大廈用鋼框架做到13 層。1930—1934 年建的上海百老彙大廈高20層，1931—1934 年建的上海國際飯店共有24 層，高達86 米，也都是應用高層鋼框架結構。鋼框架結構，一般常在梁柱外包混凝土，樓板與樓梯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這不僅可以增加建築的剛度，而且有利于防火。內部隔牆常用空心磚或煤碴磚砌築，以減少荷載。從本世紀初開始，工業廠房也有許多應用鋼結構的例子。如1904 年建的青島四方機車廠廠房即已采用鋼架結構。近代新建築的屋頂結構是區別于中國傳統屋頂最明顯的部分。十九世紀後半葉新建造的建築屋頂多用三角形木桁架結構，這種結構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其中有些工業廠房和大空間的公共建築，則常用鋼木組合屋架，如南京的前金陵機器局機器大廠（1886 年）、南京前中央大學體育館（1922年）都是在木桁架中應用鋼拉杆，使得受力與施工都比較合理。二十世紀初有一部分仿法國孟薩式屋頂的建築應用了兩折形的木屋架，由于這種屋架坡度較高，故常在屋架間作閣樓層，屋頂上開老虎窗。如青島原總督公署、原清華學堂、上海舊法國學堂的屋頂均是二折形的例子。另外有些高坡屋頂，雖不做成二折形，也有在屋頂上開老虎窗的，這樣不僅可以充分利用屋頂空間，而且也可使屋頂構圖增加變化。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已有不少新建築應用了鋼筋混凝土平屋頂結構，例如上海的百老彙大廈、國際飯店、南京前外交部大樓等均是如此。從本世紀初到三十年代期間，還有不少建築應用木構架或鋼結構仿西方穹窿頂做法，外包銅皮、鍍鋅鐵皮或掛瓦，以取得異國建築情調。1930 年建造的南京原中央大學大禮堂就是應用鋼結構做成穹窿頂外包銅皮的典型例子。1928—1931 年建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屋頂則用四個三角形桁架成45°角相交，組成八角形錐尖頂，跨度約30 米，內部容納6000 座，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會堂建築。另外，在許多仿西方古典形式或殖民式的建築中，還常常用瓦楞白鐵作屋頂的鋪蓋材料，並且可以根據建築需要漆成紅色、灰色或綠色，以取得豐富的藝術效果。
近代新建築的基礎也逐漸進行了科學設計。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建築基礎，大多應用磚石砌築的大方腳與墊層相結合的帶形基礎。本世紀以後逐漸在高層建築與大型建築中發展了樁基與鋼筋混凝土基礎，早在1900 年建造的北京飯店舊樓高達7 層，就已應用了這種樁基的做法。當時一般采用進口松木樁，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後也有少數高層建築應用鋼筋混凝土樁基。鋼筋混凝土滿堂紅基礎最早應用于1908 年建的上海電話公司大樓中，1925 年建的上海華懋飯店14 層高樓也是應用整體的鋼筋混凝土滿堂紅基礎，雖地基已下沉2 米，但卻無任何裂縫情況。這種基礎適用于土質松軟的地基，可以防止建築的不均勻下沉，因此在沿海許多城市中也常被采用。三四十年代時在地基基礎與上層結構方面均已有進一步的發展。
（三）建築教育與學術機構、刊物建築教育是培養建築師的搖籃。本世紀初我國近代的建築師大多是從國外學習歸來的，並設計建造了一批著名建築，如1908 年建的江蘇咨議局等。二三十年代時更是人數激增。他們成為我國第一批近代建築師，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呂彥直、莊俊、李惠伯、楊廷寶、梁思成、劉敦楨、趙深、童寯、陳植、奚福泉、李錦沛、陸謙受、徐敬直等人。1923 年，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正式設立了建築科，1927 年並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建築系。1928 年在沈陽的東北大學、北平的藝術學院也設置了建築系，但不久均因戰爭關系而停辦。此後陸續設置建築系的高等學校有中山大學、廣東襄勤大學、重慶大學、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工商學院等（解放後已有幾所學校合並）。這些新設立的建築系為我國培養第二代建築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為新中國輸送建築專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1912 年成立了中國工程師學會，1927 年成立了中國建築師學會，形成為我國建築學術的主要機構。同時還出版了《中國建築》雜志、《建築月刊》及《土木工程》、《市政建設》等雜志。1928 年還在北京創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經過十余年的工作，對中國古建築的調查研究與史料考證方面曾作過不少貢獻，同時還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彙刊》7 卷及《清式營造則例》、《古建築參考圖集》等著作，對活躍學術思想與提高建築設計理論水平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水利1919 至1949 年間，水利科學在我國不斷進步，內容也日趨豐富，主要表現在測量學、水文學、水力學、泥沙科學、灌溉、治河等方面。
（一）測量技術的進步二十年代，精密水准測量逐漸應用于水利，在測量的精度上有很大的提高。1922 年，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設立測量處，聘請美國人史篤培為總工程師，首次對揚子江漢口至江陰段航道實施精密水准測量，施測了向前、向後的精密水准並做了精密水准與普通水准的比較測量，還在湖口、漢口等地設立測站。此次測量的范圍包括流速、流量、泥沙含量，江、岸、堤的縱、橫斷面，河底縱坡等，並繪制了漢口至海的揚子江圖，注明重點修治的河段。此後，1927 年太湖上也實施了精密水准測量。
海拔標高的使用，在測量上是一個重要進步。1916 年，江淮水利測量局正式以廢黃河口平均水位為假定海平面零點，至1946 年，淮河流域基本實現以廢黃河口零點為准的統一標高。
長江上，清末已有吳淞零點水尺的設定，1922 年起才用于水利測量的統一標高。海河和黃河流域多采用天津海河大沽口零點。民國年間的水准零點還有鎮江海關水尺零點、京滬鐵路水尺零點、上海海關水尺零點、膠濟鐵路水尺零點等。1930 年，已有各種水准零點的高差比較。
航測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用于大地測量的新技術。我國于1928 年開始引進這一技術，首先在水利、鐵道等部門運用。1930 年浙江水利局航攝錢塘江圖片失敗。1931 年航攝浦陽江至錢塘江段，面積約60 平方公里。這是我國最早的水利航測圖。同年江漢水災，1933 年黃河長垣、東明潰決，均派飛機航攝圖片。1937 年在南京成立水利航空測量隊，購置飛機及航空測量儀器。七七事變後航測隊遷往長沙。
（二）水文測驗技術的發展這一時期，流量、流速的測量受到重視，測量儀器設備等也有了很大的改進。1922 年，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對長江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觀測，測驗設備有專用的機器測量船二只，測驗的內容包括水位、流速、橫斷面、流量、泥沙等。這次測量，考慮了不同深度的流速分布，根據測驗成果，繪制成各測站的流速曲線圖、流量曲線圖、流速同速線圖等，這些都是長江上寶貴的早期水文資料。1923 年，太湖流域的水文測量采用美國潑來司電氣流速計，在水深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八處施測。降雨量觀測則采用仿制美國測量局的測雨器。1932 年，又改用美國標准式雨量計，並制定出雨量測量細則。水深測量技術的進步也很明顯。早期測水深主要用竹竿，以後開始用鉛錘法。1933 年記載的測深法就有壓力管測深法、反響測深法、鋼絲浮子測深法等。對于水深的位置測定，則有用岸上經緯儀測角法、行列式測量法、六分儀測量法、無線電傳音測量法等，以適應野外各種條件下的測量要求。1943年，長江上的測深采用了較為先進的回聲測深儀。
在水文理論方面，1932 年開始研究降雨量與流量的關系。三十年代初，概率論中的最小二乘法用于雨量的研究。四十年代後期，引入水庫洪水演算及圖解法。
水文站的設置，表明水文測驗事業的逐步發展。民國初期水文站的布點仍然很少。二十年代初，各河流域機構相繼建立，水文站的設立有了較大增加。1941 年，在流經一省以上的河流上設水文總站，為整理水文資料、提高資料精度發揮了較大作用。1948 年據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水文測驗》的資料統計，全國有水文總站18 處，水文站191 處，水位站245 處。1928 年，開始編制水文測驗規范，1945 年，中央水利實驗處刊行了《水文測驗規范》一書。
（三）河道查勘及規劃設計水利規劃是實施江河治理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古代，一般只是憑經驗進行定性估計，近現代，由于有了定量的測量和水文測驗，規劃工作逐漸科學化。
水利規劃較早是在淮河上。1913 年，張謇督辦導淮局期間，就一面搞測量，一面積極進行導淮計劃。1917 至1921 年，張謇三次發表治淮計劃書。1920 年，美國工程師費禮門撰《治淮計劃書》。但是，當時對于這樣大規模的江河治理還缺少經驗和實踐，還需經過一定時間的醞釀和准備。1929 年，導淮委員會成立，對基礎測量資料補測、抽測。1931 年在水利專家李儀祉主持下“導淮工程計劃”得以公布，第一期分五年施工。1933 年又公布導淮入海水道計劃。至1937 年，導淮工程初步建成，但經過1938 年花園口決口，導淮工程大部分被破壞。
長江的開發，經過二十年代一段較長時間的測量和勘測工作，1929 年提出了初步的“揚子江整理意見”，至1937 年，制定的工程規劃有“淞漢間揚子江水道整理計劃”、“太湖流域水利初步整理計劃”、“湖北金水流域整理計劃”等10 項。三十年代，還開展了對長江流域的水電開發計劃。1932年，組織了對長江上游的水力勘測，擬定了水利開發初步計劃，並擬定黃陵廟和葛洲壩兩個壩址。規劃中的葛洲壩高于宜昌海關水尺零點42 英尺（12.8米），壩高105 英尺，設計水頭42 英尺，洪水流量65000 立方米每秒，滾水壩寬1670 英尺，裝機容量32 萬千瓦。黃陵廟方案，設計水頭也是42 英尺，洪水流量與裝機容量均與葛洲壩同。三峽的開發，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中曾提出過設想，1944 年美國工程師薩凡奇來華考察水利，提出了《揚子江三峽初步報告》，擬定由南津關至石碑18 公里間的5 個開發方案。抗戰勝利後，長江上又分別制定了岷江、嘉陵江、金沙江等河道整治計劃，並積極進行長江治本研究。1948 年，發布了“長江治本計劃大綱”。此外，海河流域、運河流域、東北各河、珠江流域等都有河道整治計劃。但是，由于國家的貧弱，社會的動蕩不安，科學還不夠進步，缺乏必要的物資和技術基礎，也由于政府的腐敗，人才的匱乏，以致大部分工程都停留在勘測和規劃、設計階段。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配合水利規劃，主要在西南地區開展了水道查勘工作。1939 年，出版了《水道查勘報告彙編》第一集，包括川黔、川滇、湘桂、黔湘、粵桂、贛粵、川江、漢江、嘉陵江9 個水道查勘報告。1941 年，水利委員會又出版了《彙編》第二集，包括岷江、大渡河、馬邊河、金沙江、沱江、赤水河、紅水河等20 個水道查勘報告，查勘的主要內容有：水道情況、物產流量、河道比降、水文記錄、水力蘊藏、灌溉狀況、堤防狀況等。（四）基礎水利科學的引進和進步近代，隨著西方水利科學的進步，科學研究的內容逐漸豐富，分支越來越細。這一時期，我國基礎水利科學如水力學、土力學、水文學、泥沙運動力學等作為獨立的研究項目，越來越受到重視。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些學科的形成已漸趨明顯。
1.水力學。二十年代，關于水力學的各種條件計算方法已經引進。1926年，汪胡楨介紹美國水力學的研究項目，有29 項之多。其中一些題目的計算方法已經介紹進來。1929 年，李儀祉發表《水力學之大革命》一文，介紹了更新後的堰上水流算式，包括滾流、自由跌流及出流算式。最遲在1933年，計算河槽流速的滿甯公式已經引進。
在消能防沖方面，1935 年，介紹了德國人雷濮克的水躍及齒形坎消能防沖辦法，包括閘底出流和滾壩下游的消能防沖，並給出了發生水躍的尾水深度計算公式。
在河工模型理論方面，1935 年，關于模型與原型的相似理論已有相當研究。
1936 年，李儀祉先生翻譯的德國人彭胄氏的《實用水力學》一書出版，標志著水力學這一學科在我國基本形成。四十年代，又有譯著《流體力學概論》發表，把水力學研究推向深入。
2.水工模型實驗。水工模型實驗的創始及發展是近代水利科學的又一次重要進步，為應用水力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1932 年和1934 年，受我國委托，創辦世界上第一個專業水工實驗室的德國人恩格斯在慕尼黑的奧貝那赫試驗場兩次進行了黃河治導實驗。但是得出的結論與我國傳統的理論及李儀祉等人的觀點大相徑庭。雖然如此，這兩次試驗使對高含沙水流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並促使我國水工試驗的誕生。
1935 年11 月12 日，中國第一水工實驗所在天津成立，主要的儀器都從德國進口。1937 年七七事變後，試驗所毀于戰火。1935 年2 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借用中央大學“臨時水工試驗室”創辦了中央水工試驗所。1937年後，中央水工試驗所遷往重慶。1946 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水利實驗處”。3.泥沙研究。泥沙研究在我國早已有之，但多屬于簡單的描述，清末民初，泥沙研究才進入科學的軌道。二十年代後期，關于泥沙運動的力學特性的描述和泥沙顆粒狀況的分析已有相當的研究。1931 年徐世大發表《永定河之泥沙》一文，比較了中國的多沙河流與世界上多沙河流的含沙量，認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為黃河與永定河。
對于黃河泥沙的研究也在積極進行，在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有：美國人斐禮門的《黃河含沙量之研究》以及《黃河含沙量特性之研究》、《黃河下游之泥沙》等。至1947 年，泥沙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主要在三個方面：（1）沖刷問題：清水與不含凝聚性砂礫之沖刷問題，對各種組合、比重、形狀之砂礫的臨界推移力，及推移量與水流因子之關系均由實驗予以確定，可以定量地計算沖刷及推移情形。關于清水與含凝聚性泥土之沖刷問題，即水流推移力與泥沙之凝聚力、顆粒組合、密度等准確關系，已有研究但尚未有系統成果。（2）懸移問題：其成果有二元水流之垂直線上含沙分布定律、二元水流在平衡狀態下水流底層含沙量與河床組合關系。對于水庫淤積中的異重流問題，當時已提出，亦尚未有研究成果。（3）沉澱問題：在平衡狀態下，水流各層向下沉澱之泥沙量與向上擴散之泥沙量相等，如平衡受擾動，則發生沖刷或沉澱。
4.土力學。自1917 年德國工程師沙太基首創土工實驗室後，土工實驗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我國于三十年代開始把土力學應用于實際工程。1935年導淮委員會勘定三河壩壩址，隨即進行土壤載重力試驗，作為設計依據，當時采用了直接載重力試驗和蘭金公式計算土壓力兩種方法。直接載重力試驗是在實驗地點挖一方形坑，往坑內增加一定壓力，觀測其沉陷度，結果，兩種方法所得結果大體相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還大量引進和介紹國外的土力學理論及研究試驗狀況，如滲透系數的試驗、滲透模型試驗、應力與強度的關系、基礎上應力的測定等。1942 年，我國第一個土工試驗室在石門誕生，儀器大多仿制國外產品，有土壤剪切儀、土壤流限儀等。1945 年，翻譯了《土力學理論及原理》一文，土力學作為一門學科已初步形成。
5.灌溉水量的研究。二十年代，廣州中山大學農科院首先對東莞白、竹粘兩類水稻進行試驗，灌溉水量的研究內容日趨豐富，包括灌溉水量與天時（即雨量、雪量、溫度、風速）等的關系，灌溉水量與土地（即土壤情形、作物種類）的關系，灌溉水量與人事（即耕作、灌溉方法、農民素質及智能等）的關系。
此後不久，我國北方、東南太湖流域相繼建立本地區的農田水利試驗場。1934 年，在河北甯河縣渤海邊建成崔興沽試驗場，後毀于戰火。另外，1931 年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主持興辦了“模范灌溉試驗場”。試驗場建立了完整的灌排系統，配備了當時先進的抽水機，建立了戽水站，推廣電力排灌，也開展灌溉定額、水稻栽培、良種選育等工作。
（五）水力發電這一新興的水利行業，也在這一時期緩慢發展起來，雖然水電建設的規模很小，但它是一個重要的開端。1925 年開始籌辦，1928 年建成的西藏奪底溝水電站，水頭落差達210 米，在當時世界引水式電站中也屬先進。它也是當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電站。隨著電力事業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建成一批水電站，多是徑流引水式電站，裝機容量100 千瓦左右，較大的有四川長壽縣的桃花溪水電站、下峒水電站、重慶高坑岩水電站、貴州桐梓境內的天門河水電站、四川江津白沙鎮高洞水電站等。這一時期興建的規模較大的水電站為吉林省境內的豐滿水電站，1943 年第一台機組發電。該電站設計規模約56.3 萬千瓦，在當時世界上屬大型電站，但由于戰爭影響沒有全部完工。據統計至1949 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為36 萬千瓦，年發電量12億度，居當時世界第21 位。
（六）新型水利工程的興建民國時期，隨著新建築材料水泥鋼材的應用和施工技術的進步，新的施工機械的引進，興建了一些新型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雖然為數不多，但標志著我國水利建設的一個重要飛躍，即由傳統的工程向現代水利工程的邁進。
民國年間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水閘，包括泄水閘、船閘、節制閘等。較著名的有潮白河上的蘇莊節制閘和泄水閘，北運河節制閘和泄水閘、捷地閘、土門樓閘、馬廠新閘、蘆河新閘、金鍾河閘等。導淮委員會在抗戰開始的前幾年，興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代表了當時的工程建設水平。如導淮的樞紐工程三河活動壩，最大泄水量可達9000 立方米/秒。淮揚運河上修建的邵伯、淮陰、劉老澗船閘，是當時新式船閘的代表。這些船閘淨長都超過100 米、淨寬10 米，以木樁鋼板為基礎，上下游均設鋼閘門。在引水工程中，涇惠渠是成功的典范，此後開工興建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所謂關中八惠，均以新法興建，但有些沒有完工。另外的重要工程還有：綏遠民生渠、甘肅兆惠渠、甯夏云亭渠、云南甸惠渠、福建長樂連柄港工程、滹沱河黃壁莊引水工程、台灣嘉南大圳和桃園大圳等以及甘肅境內的鴛鴦池水庫。
（七）學術活動與水利教育的興起1917 年9 月，為統一規劃及測量工作，促進水利進步，“江蘇水利協會”成立。1931 年4 月22 日，“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宣告成立，它是水利界第一個具有學術權威性的群眾組織，在國內水利界具有很大影響。李儀祉、李書田、沈百先、張含英、須愷、孫輔世等水利界前輩都是學會的創始人及學會的積極組織者。中國水利學會成立後，召開了11 次年會，就中國的水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水利期刊的創辦和發行對促進水利學術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水利》月刊共出版十五卷八十三期，刊登各種文章近500 篇。
1924 年，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改名為河海工科大學，此後一些綜合性大學也開始設立水利工程系和水利組。1934 年，北洋工學院、清華大學土木系分設水利工程組。1938 年，北洋工學院和中央大學分別設置水利工程系。四十年代遷往西南的大學如同濟、武漢、湖南、中正、中山、浙江、西南聯大等相繼設立水利系或水利組。1943 年，教育部要求已設土木系的20 所高等院校一律增設水利組，可見當時對水利教育的重視和對水利人才的需求。
民國年間開創的水利科研的風氣和一批新型水利工程的興建在中國水利發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雖然由于各種原因這一時期的水利事業未能有大規模發展，但它畢竟為後來的水利事業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能源電力1919 至1949 年，國家長期處于戰爭動亂中，電力事業未能正常發展。
由于世界大戰的影響，帝國主義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民族資本電業有了一定進展；可是到了七七事變後，被日軍侵占的淪陷區電力設施受到嚴重破壞；唯有工商經濟重心由沿海轉移到西南地區的電力和電器工業有一點建樹；而被日軍作為後方的東北，日本為了加快掠奪豐富資源，大力開發水電和興建火電，有了獨特的發展。從1945 年到1949 年全國解放，中國電力事業和電器制造業，又經曆了艱難歲月，雖有一些恢複和發展，但更多的是遭破壞，尤其是全國發電設備與電力生產，呈現出負增長局面。
（一）電力工業的發展中國電力事業，自世界大戰結束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的這段時間，有較快發展，據國民政府全國電氣事業指導委員會統計：1925 年，全國發電廠已有456 座，其中公營23 座，民營414 座，官商合辦5 座，中外合資4 座，外資10 座。總發電設備容量585424 千瓦，其中公營61343 千瓦，民營210676千瓦，官商合辦6150 千瓦，中外合資31500 千瓦，外資275755 千瓦。外資經營占總容量的47.1％。另據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1929 年11 月統計資料，不到4 年時間，全國發電廠已從1925 年的456 座猛增到724 座（其中企業自備電廠149 座，占20.6％），發電設備容量達835366 千瓦（其中企業自備電廠308126 千瓦，占36.9％）。到1936 年，中國發電設備容量增加到1365792 千瓦，年發電量44.5 億千瓦時，如果不計及日本侵占的東北地區，則為872813 千瓦和31 億千瓦時，其中外資經營的275295 千瓦（占31.5％），企業自備電廠241648 千瓦（占27.7％）。當時中國發電設備容量占世界第14 位①。
1937 年，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大片國土淪陷，大量發電設備遭破壞。其時西南的川、云、貴三省電力工業雖有一定發展，但到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全國（東北三省除外）發電總容量僅71 萬千瓦，比1936 年還少16萬千瓦，可見破壞的嚴重性。而此時日本卻在東北開發水電，興建火電，不遺余力。1937 年，日本侵略者同時開工興建水豐、鏡泊湖、豐滿3 座大中型水電站和建設阜新、撫順等大型火電廠。到1945 年日本投降前，東北發電設備容量增到179 萬千瓦，占全國裝機總容量（包括台灣省43 萬千瓦）293萬千瓦的61％。至1949 年，全國年發電量為43.1 億千瓦時，發電設備容量為184.86 萬千瓦，退居世界23 位。
1.火力發電。
① 1936 年美國和蘇聯發電設備容量分別為4358 萬千瓦和753 萬千瓦。
這一時期，中國的電力發展還是建設燃煤的火電廠為主。
外資經營的上海楊樹浦電廠，幾經擴建，到1923 年，已安裝了12 台機組，總容量達12.1 萬千瓦。1929 年8 月8 日，美國國際電氣債券股份有限公司（EBASCO）所屬美國和國外電力公司（AFPC）出資8100 萬兩白銀，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買下全部電力資產和營業權，成立美商上海電力公司（ Shangshai PowerCompany）。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結束了36 年經營電氣事業的曆史。1929 年和1934 年，楊樹浦電廠相繼新裝2 台2 萬千瓦和1台2.25 萬千瓦中壓汽輪發電機組，其中2.25 萬千瓦機組是當時中國容量最大的火電機組，發電煤耗每千瓦小時1.37 磅。1947 年，該廠還安裝了中國首台高壓高溫鍋爐，汽壓86.1 公斤/平方厘米，汽溫496℃；配裝1 台1.5萬千瓦背壓式汽輪發電機組，這是舊中國僅有的1 台高壓高溫汽輪機。1949年，楊樹浦電廠共有16 台機組，總容量19.85 萬千瓦，占上海總裝機容量259631 千瓦的76.5％，占上海公用電廠裝機容量244900 千瓦的81.1％，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火電廠。1949 年，上海全市共有8 座發電廠，分別歸7 個電力公司和工業企業所有。
1920 年，江蘇民族資本家施肇曾等前往德國考察西門子公司等電工制造企業，回國後籌建震華發電廠。該廠于1921 年開工興建，1924 年2 月13 日正式發電，初期安裝2 台德國進口的3200 千瓦汽輪發電機組，由4 台10.5噸/時鍋爐供給蒸汽。1928 年10 月，震華發電廠由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接收，更名戚墅堰發電廠。1949 年，該廠裝機容量達17100 千瓦。
1919 年，北京京師華商電燈公司在西郊石景山另建新廠，1922 年2 月建成發電，安裝一台1000 千瓦汽輪發電機組。隨後又相繼增裝330①、5000、1 萬和1.5 萬千瓦機組各一台。1936 年，該公司擁有發電設備35035 千瓦，是當時中國自行經營的第二大電燈公司，僅次于青島膠澳電氣公司（38800千瓦）。1949 年前，石景山電廠總容量5.5 萬千瓦，成為華北最大的火電廠。1949 年前，中國東北最大的火電廠是遼甯撫順電廠。該廠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建，早在1930 年已裝有1 台5000 千瓦、2 台1.25 萬千瓦和1 台2.5 萬千瓦機組，總容量5.5 萬千瓦。九一八事變後，再多次擴建。1941 年投入運行的第一台5.3 萬千瓦中溫中壓汽輪發電機組，是日本制造的技術最先進、容量最大的火電機組（撫順電廠連續安裝了3 台），到1945 年日本投降時，全廠裝機容量已達28.5 萬千瓦，一度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火電廠。但是後來，東北的電力設備相當大的一部分被進駐的蘇軍拆往蘇聯，因此，到1949年，該廠裝機容量僅為9.5 萬千瓦。
據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統計，1949 年初，全國發電設備容量達184.86 萬千瓦，其中火電168.52 萬千瓦（占總容量的91.2％）。從地區分布看，火電廠主要集中在華東的沿海省市和東北三省，廣大西北地區僅占全國總容量① 由前門順城街電廠拆裝于該廠。
的0.8％，分布極不平衡。
2.水力發電。
1919 年後，中國出現自行設計、施工的第一座水電站——洞窩水電站。
該電站位于四川省瀘縣龍溪河上，于1925 年建成發電。
1926 年，云南昆明市郊石龍壩水電站新建的二廠竣工發電，1943 年又建成三廠。直到1949 年，石龍壩水電站共裝機組7 台，總容量2920 千瓦。1926 年，四川成都市郊南洗面橋建成一座10 千瓦小型水電站。1927 年，福建南平建成夏道水電站。1928 年，福建古田縣古田溪上的平湖水電站建成發電。同年，西藏拉薩市郊的奪底溝水電站建成發電。1930 年，成都市猛追灣建成興業水電站。同年，福建順昌縣富屯溪上建成順昌水電站。1933 年，四川金堂縣岷江上建成玉虹水電站。至1937 年，全國建成的上述9 座水電站，總容量僅約3000 千瓦。
1938 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成立龍溪河水力發電工程處，負責開發四川長壽附近的龍溪河和桃花溪的水力資源。同年11 月，桃花溪水電站開工，1941 年建成發電，安裝了3 台292 千瓦機組（水輪機英國古柏公司制造，發電機美國西屋公司制造），總容量876 千瓦。1939 年10 月，龍溪河最下游的一級下硐水電站開工興建，第一台1550 千瓦機組于1944 年1 月投入運行。1948 年3 月2 台720 千瓦機組建成發電，總容量2990 千瓦。這是國民政府投資興建水電站中規模最大的一座。1949 年11 月底，國民政府潰逃前夕，將上述兩座水電站炸毀。
四十年代，西南、西北以及國民政府管轄的福建、浙江等地區，相繼開工建成40 余座小型水電站，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941 年建成的福建永安水電站（2×132 千瓦）；1942 年建成的云南天生橋水電站（2×150 千瓦）；1943 年建成的貴州桐梓水電站（2×288 千瓦）；1945 年建成的云南南橋水電站（2×289 千瓦）；1948 年建成的四川仙女洞水電站（1×160 千瓦和1×360 千瓦）以及康定水電站（1×500 千瓦）等。總容量約4000 千瓦。四十年代，在解放區晉察冀和冀魯豫邊區興建了4 座水電站：1942 年2月，建成裝機容量為10 千瓦的河北涉縣赤岸水電站；1944 年7 月，在河北涉縣西達村建成西達水電站，裝機容量28 千瓦；1945 年3 月，在山西遼縣（1942 年已改名左權縣）建成茅嶺底水電站，裝機容量10 千瓦；1948 年1月河北平山縣沕沕水電站建成，由朱德總司令剪彩，親自開閘發電。這座水電站安裝1 台155 千瓦水輪發電機組，水輪機是自行設計的臥式單噴嘴沖擊式，由中國人民解放軍33 兵工廠制造，發電機是戰利品。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地區以後，1937 年同時動工興建中朝界河鴨綠江上的水豐水電站，牡丹江上游的鏡泊湖水電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豐滿水電站。這3 座電站分別于1941、1942 和1943 年開始發電。3 座水電站投入運行的總容量63.4萬千瓦，使當時的東北水電裝機容量比重達到35.4％，水電年發電量比重達到59％。
日本侵占海南島後，于1943 年建成東方水電站，安裝了1 台5000 千瓦機組。1948 年8 月洪水入侵廠房，機電設備被淹損壞，停止發電。
日本侵占台灣期間，1905 年建成第一座龜山水電站，直到1934 年，第二座水電站——日月潭一級水電站建成發電，裝機容量10 萬千瓦；1937 年日月潭二級水電站投入運行，裝機容量4.35 萬千瓦。四十年代還陸續建成小型水電站26 座。台灣在1945 年前，水電裝機容量曾達38 萬千瓦，占總裝機容量的88％。1945 年我國收複台灣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收台灣電業，成立電力公司，對戰爭空襲和台風破壞的水電站進行修複。1948 年水電容量恢複到22.1 萬千瓦，占台灣總發電容量的80％。
3.輸電線路。
中國的輸電線路，最早出現在上海。1897 年，上海建成供路燈用的5 條輸電線路，1900 年全長已達18 公里，輸電電壓最高2500 伏（每條線路實際電壓視串接電弧燈盞數有所不同），用鉛包橡膠絕緣電纜架空敷設。1912 年，云南省石龍壩水電站到昆明市萬鍾街水塘子變電所的23 千伏輸電線路，是中國第一條遠距離輸電線路，全長34 公里。隨著電力工業的發展，陸續出現各種不同電壓的首條輸電線路。1921 年，石景山電廠至北京城區33 千伏線路建成，長20 公里。1933 年，遼甯撫順電廠至楊柏堡，楊柏堡至石油一廠的44 千伏線路同時建成，長18.5 公里。1934 年，吉林延邊至老頭溝的66千伏線路建成，長34 公里。1935 年，撫順電廠至鞍山的154 千伏線路建成，長79.9 公里。1941 年，天津至塘沽的77 千伏線路建成，長45 公里。1943年，鏡泊湖水電站至延邊（192 公里），水豐水電站至鞍山（205 公里）的110 千伏線路建成。同年，水豐水電站至遼甯丹東（73 公里），丹東至大連（274 公里）的220 千伏線路建成。1945 年日本投降時，東北地區110 千伏及以上輸電線路有2500 余公里；33—66 千伏輸電線路有3800 余公里。
1949 年，全國35 千伏及以上的輸電線路共有6475 公里。
4.電力網。
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早創建發電廠的國家之一，但在漫長的68 年（1882—1949）時間里，電力網的形成和發展非常緩慢，只有在工業較發達的上海形成一個城市電網，在日本侵占的華北地區出現京津唐電網和東北地區電網。
上海市自從1882 年創建發電廠初期，以100 伏直流電供電弧燈照明用電，隨後以100 伏交流電供白熾燈照明用電。到1903 年，供電電壓從100伏上升到200 伏、220 伏（交流），通向市中心的5 條輸電線相繼投入運行，最高電壓2500 伏。1904 年向工廠動力供電，全市建有12 個配電站，線路大部分分布在現在的虹口區及黃浦區外灘一帶，最遠的延伸到靜安寺路，形成中國最早的一個城市電網。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到1949 年，上海電網的最高電壓為33 千伏，次為5.2—6.6—13.2—23 千伏。輸電線路全長551公里，其中23—33 千伏線路130 余公里，全網共有公營和自備電廠8 座，發電設備容量19.85 萬千瓦。
京津唐電網形成于日本侵占華北地區時期的四十年代初。1941 年12 月，天津到塘沽的77 千伏輸電線路建成。1942 年2 月，天津第一發電廠到北京南苑變電所的77 千伏線路建成，天津向北京送電；接著石景山發電廠至南苑變電所兩條77 千伏線路也建成投入運行。1944 年11 月，塘沽變電所到唐山線路改造升壓為77 千伏運行。至此，京津唐電網形成。1949 年，全網共有公營和自備電廠16 座，發電設備容量25.9 萬千瓦，其中石景山電廠、天津第一發電廠和唐山電廠裝機容量分別為5.5 萬、3 萬和2.5 萬千瓦。
東北電網是1949 年前唯一跨省的大區電網。它也是在日本侵占時期形成的。1935 年，撫順火電廠至鞍山之間架設了154 千伏輸電線。隨後，水豐、豐滿大型水電站和撫順、阜新大型火電廠的陸續建成以及220 千伏高壓輸電線路的架設，電網迅速發展擴大，以水豐水電站為中心的南部電網和以豐滿水電站為中心的中部電網，在撫順火電廠互聯，實現並列運行，形成中國跨省電網。日本投降前，電網裝機容量達120 萬千瓦。但由于進駐的蘇軍把相當多的發電設備拆運蘇聯，1949 年，東北電網的發電設備容量驟降到64.6萬千瓦。
（二）電器工業的發展從1919 年到1949 年，民族資本電工企業主要集中在上海。日軍入侵，有的電工廠內遷，恢複生產；勝利後返滬，重新開業。這些廠家克服重重困難和險阻，頑強奮斗，為戰時提供電工產品作出貢獻。國家資本電工企業，主要是1936 年籌建，1937 年以後才發展起來的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器材廠所屬各廠，在抗戰後方生產軍用民用電工產品，占有較大比重。抗戰勝利後大部分廠遷往沿海地區。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電工企業，先後在延安、東北和華東3 個地區建立為戰爭服務的電工廠，這些廠雖然設備陳舊簡陋，但對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民族資本電工企業。
1916 年創建的上海華生電器廠進入三十年代後，在制造電機、變壓器方面取得成果。三十年代初，該廠制成2 台75 千伏安三相同步發電機，與1925年創建的新中工程公司制造的柴油機配套，安裝在南翔電廠發電。1936 年，為漢口恒順機器廠制造1 台500 千伏安交流三相發電機，這是當時國產最大的發電機。不久，又制成2 台33/3.3 千伏電力變壓器，安裝在南翔鎮變電所使用。1937 年，華生電器廠部分遷重慶，成為重慶最大的私營電器制造廠。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與原來未遷部分合並。1948 年後，受外國產品的傾銷影響，營業日趨衰退。
另外，1919 年創辦的上海華通電器機械廠，主要生產開關和變壓器。1932年創辦的上海華成電器制造廠主要生產蒸汽機和電動機。這兩個廠在抗戰時期都受到很大損失。抗戰後，生產有所恢複。
1940 年，留美歸國的胡汝鼎工程師等與金融界人士，集資在上海租界創建公用電機廠。1942 年開始制造20 馬力以下電動機。1945 年曾銷售大小電動機2000 台，並制成1949 年前國產容量最大的300 馬力、4 極滑環防滴式電動機。
1946 年，工程師何其義集資在上海創建了大成電機廠，擁有一些精密儀器設備，生產全封閉布機電動機（500 瓦）、細紗機電動機（7500 瓦）等專用電工產品。同年，工程師孫鼎在上海組建新安電機廠，翌年以測繪仿制一台英國B.T.H.40 馬力多速電動機而贏得信譽，該廠還在天津設立了分廠。2.國家資本電工企業。
1936 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籌設中央電工器材廠，總管理處下設4 個工廠，其中電工四廠生產電力機械，原選廠址在湖南湘潭，抗日戰爭開始後遷往桂林，兼並了遷往桂林的上海電機制造廠。1939 年，又分別在桂林、昆明建成兩廠，規模基本相同，僅能生產100 千瓦以下的電機和3000 千伏安以下的變壓器等產品。1941 年，昆明電工四廠將一台變頻機改制成1940 千伏安（1550 千瓦）發電機，與民生機器廠生產的2 台1000 馬力水輪機配套，安裝在四川下硐（下清淵）水電站投入運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最大容量水電機組。1944 年，桂林電工四廠遷重慶。1945 年，昆明電工四廠與電工一廠（電線電纜廠）合並，改組成昆明電工廠；重慶電工四廠與二廠（生產電子管和白熾燈）合並為重慶電工廠。
抗戰勝利後，中央電工器材廠接收了上海、天津、東北等地的敵偽工廠和其他地區國家資本的電工企業。1948 年，中央電工器材廠改組為公司，下屬9 個電工廠，其中生產電機產品的有湘潭制造廠、上海制造廠、天津制造廠、沈陽制造廠。
3.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電工企業。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電器工業，是從制造軍事通訊器材開始的。1938年在延安建成通訊材料廠，1944 年試制成小型短波報話機，1946 年開始生產手搖發電機。1948 年，該廠在東北發展成東北軍區軍工部直屬二廠。1949年5 月，直屬二廠遷沈陽，並入1949 年3 月成立的東北電工局，統管東北地區電工企業，編成13 個電工廠，其中電工二廠即大連電機廠，生產小型電機；電工四廠，是後來籌建的哈爾濱電機廠，生產大型電機。1948 年，華東軍區由膠東軍區電器廠等3 個廠合並成立華東軍區總廠，下設3 個分廠，其中二分廠修造手搖發電機。1949 年，總廠撤銷，改為3 個廠：山東電機廠、山東電器修造廠和山東電池廠。
煤炭二十世紀以後，隨著中國和世界煤炭市場的迅速擴大，中外資本大量投入中國煤礦業，中國煤炭工業發展相當迅速，先進的煤炭技術在各大煤礦普遍得到應用。但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煤炭技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畸形性。
（一）煤業的發展與技術的更新近代中國自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國勢日衰，采礦權逐漸被列強所攫取，外國資本以獨資方式或中外合資名義，開采中國煤礦，中國大型煤礦差不多都控制在外資手中。所謂“中外合資”不過是當時外資為攫得開礦權的一種手段。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外資煤礦的產量占全國煤炭產量一半以上，其比重是逐年增加的，1913 年外資煤礦產量為704 萬噸，占全國煤炭產量1280 萬噸的55％，1942 年（日帝侵華期間）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煤炭產量最高年份，外資煤礦產量高達5961 萬噸，占全國煤炭產量6568 萬噸的90％。外資為在中國開采更多的煤炭，獲取更多的利潤，煤炭生產的關鍵環節都盡量采用最新的機器設備，而對一些使用人畜力不致影響產量的生產環節則盡量不使用新的機器設備。所以，在某些外資開辦的大型煤礦，生產技術的發展表現畸形，一方面某些生產環節采用當時最新的技術設備，另一方面有的生產環節又保留乃至擴大最古老的生產方式。例如，中英合資（實由英國人經營）的開灤煤礦，礦井提升機器是當時最新最好的，而礦井大巷運輸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都采用人力推車和騾子拉車。在西方，二十世紀初礦井巷道運輸已普遍采用電機車，即便在中國，萍鄉煤礦（民族資本經營）1907 年也已大量使用電機車運輸。又如，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華北煤礦期間，一方面建設特大型礦井，采用最新最大的提升機提煤（1936 年日本經營的撫順龍鳳礦安裝了一台5395 馬力的電力提升機，日提煤能力5000 噸，其設備之先進，當時堪稱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采取普遍挖小斜井、小立井的方式，用人力絞車提煤，或用人力背煤。據統計，東北淪陷區小斜井就有252 個，華北淪陷區，僅淄川礦區就有小斜井、小立井20 余處。外資煤礦的這種技術反差，是由帝國主義的掠奪本性造成的。從總體上來看，中國近代煤礦，無論是外資經營的煤礦，還是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煤礦，技術裝備水平都比古代煤礦有很大提高，有了質的飛躍，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1.采煤方法得到改進。
由單一的殘柱式采煤法發展成多種采煤法，有厚煤層切塊陷落法、急傾斜引柱采煤法、急傾斜厚煤層上向梯段采煤法、厚煤層分層水砂充填采煤法，以及走向長壁采煤法。回采、掘進工具也有了明顯的改進。1905 年前後萍鄉煤礦開始使用風鑽掘進岩石巷道；1914 年前後中興煤礦在沙岩巷道掘進中，開始應用400 磅大型電鑽打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東北一些煤礦中開始應用電鑽打眼放炮；1931 年中興公司棗莊煤礦開始應用電動割煤機采煤，這是中國煤礦最早使用割煤機采煤，它標志回采工作面開始步入機械采煤的新階段。此外，露天采煤也由手工開采進入機械開采，1915 年撫順古城子露天礦正式用蒸汽鏟進行剝離並開始使用穿孔機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