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近代後編(1919-194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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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22)丁編傳記第一章毛澤東毛澤東，字潤之，1893 年12 月26 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南岸上屋場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毛貽昌，為人精明，克勤克儉。母親文氏，樂善好施，篤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均在毛澤東影響下投身中國革命，並在革命斗爭中壯烈捐軀。

毛澤東的幼年是在湘鄉外祖家度過的。6 歲起在田里幫助勞動，8 歲起先後在韶山南岸等處私塾讀書。少年毛澤東深受《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1910 年秋，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開始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受維新思想影響。1911 年春，他步行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當了半年兵。退伍後，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不久退學。他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西方民主主義者關于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代表作，開闊了眼界。1913 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預科。1914 年2 月，第四師范學校並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湖南一師，他專心研修哲學、史地、文學等課程，勤學不倦。他還通過假期游學、舉辦工人夜學，廣泛接觸社會，增強救國救民的意識。他酷愛登山、游泳、日光浴等體育鍛煉，並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長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1917 年6 月，在湖南一師為考查學生德、智、體優秀情況舉辦的“人物互選”活動中，他得票最多，獨得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優秀。在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受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最大。經楊昌濟介紹，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

1918 年4 月，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同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不久，又共同發起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並于同年8 月第一次到北京。經已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介紹，他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並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他廣泛接觸各種進步思潮，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夕，毛澤東回到長沙。他以新民學會會員為核心，積極指導湖南學生聯合會的罷課斗爭，成為湖南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積極推動成立湖南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等組織，使反帝愛國斗爭迅速擴展為廣泛的群眾運動。同年7 月14 日，創辦《湘江評論》，該刊成為反帝愛國運動中的一面旗幟。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稱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提出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同年12 月，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斗爭，他第二次來到北京。1920年1 月，經李大釗等介紹，加入進步團體少年中國學會。在此前後，他讀到《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同年5 月到上海，會見正在這里籌建共產黨組織的陳獨秀。陳獨秀關于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的談話，對處在思想轉變關鍵時期的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 年7 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不久，他創辦了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同年11 月，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年秋冬之間，他同何叔衡等組織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同年冬，毛澤東同楊開慧在長沙結婚。1921 年7 月，毛澤東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擔任會議記錄。會後，著手籌建湖南黨組織，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先後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他還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導粵漢鐵路、安源路礦等地工人運動。1923 年6 月，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共三屆一次執委會上，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和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據中共三大的方針積極參加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工作，並受國民黨本部委托，回湖南籌建國民黨地方組織。1924 年1月，在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指定為大會章程審查委員，在會上多次發言，並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後根據國民黨一大的決定，參加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任執行部組織部秘書、文書科代主任。同年12 月，因病回鄉休養。在韶山，他廣泛進行農村調查，組織秘密農民協會。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國民黨區黨部。1925 年9 月，毛澤東來到廣州，參與國民黨二大的籌備工作。同年10 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創辦《政治周報》，積極參加同“西山會議派”和戴季陶主義的斗爭，維護孫中山生前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 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1926 年3 月，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毛澤東同周恩來等力主反擊。隨後，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推動南方農民運動。1926 年5 月至9 月，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延聘蕭楚女為教務主任，高語罕為政治訓練主任，並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等課程。他還指導學員從事農村調查，進行軍事訓練，為即將到來的南方農民運動高潮培養大批骨干。同年10 月，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各省區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在發言中提出“本黨最重要之政策為農民政策”。1926 年11 月，毛澤東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前往武漢，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同年12 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支持湖南區委關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提醒中央注意國民黨左派沒有掌握武裝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會後，為回答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1927 年1 至2 月到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廣大農民群眾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乃是完成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貧農是農民運動的先鋒和中堅。同年3 月，出席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同鄧演達等提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獲全會通過。同年7 月4 日，大革命失敗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後，在8 月7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奪取政權的重要思想。被會議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7 年8 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前往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前委書記。起義發動並遭受挫折後不久，他果斷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南轉移，于同年10 月到達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向井岡山地區轉移途中，領導實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在部隊建立民主制度，為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在領導井岡山斗爭中，又為部隊規定了三大任務：（1）打仗消滅敵人；（2）打土豪籌款子；（3）做群眾工作；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28 年4 月，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在井岡山地區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中共軍委書記。同年5 月下旬，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初步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明確肯定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同年6 至7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的指定，擔任重新組成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書記。1928年10 至11 月，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總結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經驗，論述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存在、發展的原因和條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在堅持井岡山的斗爭中，同朱德等總結游擊戰爭的經驗，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領導紅軍擊退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和“會剿”。1929 年1 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再次面臨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的嚴重形勢。毛澤東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主動出擊贛南、閩西，在當地中共組織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同年6 月，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岩舉行。會上，對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同軍事工作的關系等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被多數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毛澤東離開前委領導崗位後，到閩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幫助指導地方工作。同年12 月，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總結創建紅軍以來的經驗，起草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被大會通過。決議批評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等非無產階級觀點，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決議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1930 年1 月，毛澤東寫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進一步發揮“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指出要通過建立和發展紅軍、游擊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來促進全國革命的高潮。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後來進一步發展為完整的先占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

在鞏固和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毛澤東十分注意指導土地革命。1929 年4 月，主持制定江西興國《土地法》，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將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的規定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同年7 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區別對待大地主、小地主與富農，“集中攻擊目標于地主”，並提出“抽多補少”的土地分配原則。1930 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開地方黨和軍隊聯席會議，推動土地革命深入發展。在指導紅軍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調查研究，于1930 年5 月和9 月寫了《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兩篇重要的調查報告。前者著重考察了城鎮商業、手工業、舊有土地關系等情況；後者著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後農村土地關系和階級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同年5 月，為反對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撰寫《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篇文章包含著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雛型。

1930 年6 月，贛西南和閩西地區的紅軍第四、第六、第十二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同年8 月，紅一軍團同紅三軍團合編成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同年9 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 年10 月，蔣介石調集軍隊10 萬余人，對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所部近萬人。1931 年4 月，蔣介石又以20 萬軍隊發動第二次“圍剿”，改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隱蔽待機，然後由西向東橫掃七百余里，殲滅國民黨軍3 萬余人。同年6 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30 萬軍隊，發動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避敵銳氣，繞道千里，在敵軍背後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粉碎國民黨軍三次“圍剿”後，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基本形成。1931 年間，毛澤東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3 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1 年1 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王明等人反對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稱之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1932 年10 月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甯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專做政府工作。他顧全大局，以極大的精力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他在1933 年8 月所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中，以及1934 年1 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系統地論述了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1933 年10 月，為糾正查田運動中的“左”傾偏向，撰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主持制定《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闡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還深入調查農村的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撰寫著名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路上，毛澤東耐心說服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使他們從“左”傾錯誤中醒悟過來。同年12 月，在中央通道會議和黎平政治局會議上，力主放棄原定同紅二軍團、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得到多數同志贊同。1935 年1 月15 至17 日，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重要發言，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嚴重錯誤，闡明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支持。會後，根據毛澤東發言的主要精神，由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軍事行動。遵義會議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形成，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決定意義的轉變。隨即，毛澤東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行高度靈活的運動戰，四渡赤水，聲東擊西，迂回穿插于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乘蔣介石對紅軍的戰略意圖迷惑不解之時，又威逼貴陽，疾進云南，巧渡金沙江，將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甩在身後。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 年6 月，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毛澤東堅持中共中央關于北上創建新的根據地的方針，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一起，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行為作斗爭，並拒絕張國燾企圖脅迫中央南下川康邊界地區的冒險主張，果斷地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同年10 月到達陝甘根據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到達陝北，不久恢複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在毛澤東、朱德等的耐心說服和堅決斗爭下，張國燾被迫于1936 年6 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 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甯、靜甯地區會師，偉大的長征勝利結束。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新形勢，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擴大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報告，提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會後，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了系統的闡述。1936 年2 月，同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一舉突破閻錫山軍隊的黃河封鎖線，准備東出河北同日軍直接作戰。5 月初，由于晉、陝、甘的軍事形勢發生變化，東征紅軍主動回師河西，在回師通電中，向南京政府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年9 月，中共中央正式決定采取逼蔣抗日的新方針。毛澤東親自主持同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的統戰工作，指導同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談判。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經過反複研究，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派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換的樞紐。

1936 年12 月，毛澤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7 年1 月，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由保安遷往延安。在此前後，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認真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1936 年12 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全面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闡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1937 年5 月，毛澤東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指出當前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提出共產黨應當實現對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同年7 月和8 月，先後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原理，揭露黨內教條主義錯誤，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

1937 年7 月7 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7 月23 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的方針。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實際稱主席）。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提綱也在會上通過。會後，毛澤東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堅持敵後游擊戰爭，在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實行戰略展開。1938 年5 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闡明抗日戰爭“持久必勝”的基本規律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科學預測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同年9 至11 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指出要不斷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抗戰；批評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號召全黨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努力完成“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曆史任務。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戰區和敵後。

1938 年10 月後，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領導中國共產黨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並積極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0 月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的論斷。1940 年1 月寫成《新民主主義論》，闡明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必須屬于中國工人階級，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這兩篇著作表明他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基本政策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毛澤東及時總結經驗，寫出《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在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發展。1940年12 月，寫成《論政策》一文，指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闡述了抗日根據地內黨的各項具體政策。1941 年1 月，蔣介石集團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成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毛澤東起草《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接著，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和《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兩個黨內指示，全面分析蔣介石集團抗日和反共的兩面政策，重申對頑固派斗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1943 年5 月，國民黨頑固派乘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機會，叫囂解散中國共產黨，並調動軍隊，密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7 月，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題為《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頑固派的反共陰謀，要求撤退准備進攻陝甘甯邊區的國民黨軍隊，號召制止內戰危機。與此同時，毛澤東發起陝甘甯邊區大生產運動，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制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

從1942 年春開始，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1941 年5 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反對主觀主義，力倡實事求是的、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學風。同年9 至10 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其後期的曆史經驗，強調要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他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和《兩條路線》兩部重要的黨的曆史文獻集，對分辨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是非，統一全黨的認識起了重要作用。1942 年2 月，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重要講演，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切實開展普遍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運動，明確提出整風運動有兩條宗旨，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在同年12 月開始的審查干部工作中，一度發生“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毛澤東及時糾正這一錯誤，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1944 年4 月至1945 年4 月，毛澤東領導起草《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並對決議稿進行多次修改，加寫了一些重要的內容。1945 年4 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表明全黨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基礎上，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出現的各次“左”傾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達到了一致認識，全黨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代表的路線的正確性。1945 年4 至6 月，毛澤東在延安主持召開中共七大，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並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綱領和政策。大會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針鋒相對，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爭取國內和平與民主的方針。1945 年8 月28 日至10 月11 日，他親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國共雙方正式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將中國共產黨人實現和平民主的誠意昭示于全國。1946 年6 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同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指導全黨樹立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思想。在作戰原則上，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人民解放軍遵循這些原則，經過8 個月的作戰，迫使國民黨軍放棄全面進攻，轉為集中在山東和陝北實施重點進攻。到1947 年6 月，人民解放軍在一年內共殲滅國民黨軍112 萬人，打退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毛澤東抓住敵我力量消長的關鍵時機，果斷作出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決策，並令陳（賡）謝（富治）大軍挺進豫西，陳（毅）粟（裕）大軍進入豫皖蘇，以“品”字形陣勢實施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使人民解放軍主力轉入戰略進攻。同年10 月10 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同年12 月，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在向會議提交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中，指出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這是一個曆史的轉折點；總結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的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綱領，強調普遍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是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此後，毛澤東以相當大的精力研究解決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和策略，糾正“左”的偏向，先後起草《關于工商業政策》、《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等黨內指示。1948 年4月，在由陝北東渡黃河前往華北的途中，發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和《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強調正確執行黨的政策的極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1948 年四五月間，毛澤東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粟裕等的彙報和意見後，決定暫不渡過長江作戰，盡可能多地殲敵主力在長江以北地區。毛澤東還向全黨發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的號召。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殲滅國民黨軍主力、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這年9 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建設五百萬人民解放軍和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任務，要求各戰略區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在長江以北殲滅國民黨軍重兵集團。毛澤東運籌帷幄，從1948年9 月至1949 年1 月，同周恩來、朱德等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軍154 萬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在戰略決戰的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及時捕捉戰略決戰的時機，制定正確的作戰方針，把實行戰略包圍同實施戰役分割緊密結合，把大規模的陣地戰同大規模的運動戰緊密結合，把奪取大中城市同殲滅敵人重兵集團緊密結合，把軍事打擊同政治攻勢緊密結合，充分顯示出戰略家的膽略和高超的指揮藝術。

1949 年3 月，毛澤東在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的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了重要報告。提出全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他及時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會後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繼續指揮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實施戰略追殲，同時領導創建新中國的各項准備工作。1949 年9 月21 至30 日，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隨後，毛澤東又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0 月1 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揭開中國曆史的嶄新的一頁。

新中國成立後的頭三年，毛澤東在指導全黨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同時，精心領導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在1950 年6 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總任務，還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徹底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醫治了戰爭創傷，恢複了國民經濟。1950 年6 月，朝鮮戰爭爆發。由于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武裝侵略嚴重地威脅了我國的安全和經濟建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果斷地作出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決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三年時間的抗美援朝斗爭，並取得偉大勝利。1951 至1952年，他領導開展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嚴厲懲治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資產階級分子作斗爭。1952 年9 月起，毛澤東逐步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得到1953 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54 年2 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確認和批准。在實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澤東領導實行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創造出以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新經驗；他還創造出由初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後期，毛澤東在指導上發生急躁冒進的失誤，特別是1955 年夏季錯誤地批評鄧子恢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致使社會主義改造存在過急、過快，形式過于單一的問題。

1954 年9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前，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會上，毛澤東致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開幕詞。他在開幕詞中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並滿懷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共和國第一任主席。

從1955 年底起，毛澤東開始認真思考以蘇聯為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1956 年4 月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論述中國建設發展的十個問題（即十大關系），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若干新方針，並且指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1956 年9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指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大會選舉產生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57 年2 月，毛澤東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但在隨後開展的反右派斗爭，卻違背了正確處理兩類性質矛盾的學說，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也由此改變中共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58 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但在他指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發生以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很快便有所察覺，從1958 年底到1959 年7 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他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在糾“左”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要尊重價值規律，大大發展商品生產，要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的空想。但在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在黨內錯誤地開展所謂“反右傾”斗爭，中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並嚴重損害了黨內民主生活。面對1959到1961 年國民經濟發生的嚴重困難，在1961 年1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後，他立即直接組織和指導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的農村進行調查。經過調查研究，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他批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1962 年初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前幾年工作中的失誤主動承擔責任。國民經濟調整即將結束之時，毛澤東主持制定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提出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他還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頂住大國霸權主義的巨大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1962 年8 月和9 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 年反右派斗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同時，他也曾正確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變的危險，表現出戰略家的遠見。1963 年至1965 年，他發動和領導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觀點和實踐，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

1965 年11 月，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這篇文章的發表和隨之而來的在文學藝術領域里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運動愈演愈烈，遠遠超出毛澤東的預想，形成長達十年之久的動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失誤，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毛澤東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的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讓鄧小平等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還親自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始終不讓他們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

在這個時期，他仍然十分關心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對外關系，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構想，親自領導實現了中美、中日關系的正常化，推動了世界格局朝著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發展。

由于毛澤東的巨大作用和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艱辛努力，在十年動亂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

1976 年9 月9 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終年83 歲。雖然他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仍然贏得中國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 年6 月27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評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著作編有《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論文藝》、《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他的詩詞作品收入《毛澤東詩詞集》。第二章周恩來周恩來，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紹興，1898 年（清光緒二十四年）3 月5 日出生在江蘇淮安的一個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時在家鄉私塾就讀。12 歲隨伯父到遼東，1913 年在沈陽師范附小畢業，同年進入天津南開學校。在校期間，與同學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並創辦刊物《敬業》。1917 年6 月，以優良成績畢業。為探求真理，使中華民族“騰飛世界”，他于同年9 月赴日本求學。臨行，寫下“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詩篇，抒發他救國的抱負。周恩來在日本期間，積極參加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斗爭，觀察了日本社會，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1919 年4 月，周恩來離日本回國。5 月，即全力參加領導天津的五四運動。他參與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寫下題為《革心！革新！》的發刊詞，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舊社會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為喚醒學生和民眾的覺悟，周恩來與鄧穎超、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為基礎，組織了一個更嚴密的革命團體“覺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覺悟》，並為《覺悟》創刊號起草了《覺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它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

1919 年9 月，周恩來進入剛創辦的南開大學求學。他邊學習，邊從事革命活動。1920 年1 月，周恩來作為學生代表到直隸省公署請願示威，被當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據理答辯，揭露反動當局的罪行。同年7 月獲釋。在獄期間，他帶領被捕代表一面堅持斗爭，一面開展讀書活動，為被捕代表講述馬克思學說。半年的獄中生活，成為他從愛國進步青年到職業革命家的重要轉折階段。

1920 年11 月，周恩來為實地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國外各種改造社會的學說和主張，確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歐洲，12 月到達法國。他以法國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國之間。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察和對各種改造社會思潮的比較，即將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終生不變的信仰。就在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同時，1921 年，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2 年6 月，周恩來與趙世炎等人在巴黎發起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先後擔任支部宣傳委員、書記，並參與旅歐黨組織的領導工作。1923 年6 月，根據中共中央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又與旅歐國民黨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加速了國外國共合作的步伐。1924 年7 月，周恩來離開法國回國，9 月初到達廣州。當時正值國共合作，他相繼擔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在廣州的兩年多時間，工作的重點主要在軍事方面。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懂得武裝斗爭的傑出軍事家之一，還在旅歐期間，他就明確地認識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①。到廣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孫中山同意，籌組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以共產黨員為黨代表和正副隊長，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為後來組建葉挺獨立團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他在黃埔軍校內創建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對學員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這種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強了軍隊戰斗力，而且為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積累了經驗。

1925 年8 月初，鄧穎超從天津到廣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此時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1926 年12 月，周恩來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中央軍委委員。為組織領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 年2 月，周恩來又兼任上海區軍委書記和武裝起義總指揮。同年3 月，在周恩來等領導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有利時機，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擊敗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同年5 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當時周恩來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 月下旬到武漢後，秘書長一職由李維漢擔任，周恩來改任中央軍事部長，並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當時，國共合作即將全面破裂，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卻繼續實行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7 月12 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周恩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為了准備應付突然事變的到來，周恩來沉著果斷地指導黨的機關迅速完成了轉入地下的任務。

國共全面分裂後，為挽救革命，周恩來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1927 年8 月1 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起義軍攻占南昌後，周恩來等率軍南下廣東，准備舉行第二次北伐，後在潮汕失敗，保存下來的武裝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轉移到農村繼續堅持斗爭。同年8 月7 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檢討過去的錯誤，確定新的斗爭方針。周恩來在沒有出席會議的情況下，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長。11 月，周恩來從香港轉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又被增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央常委下設的組織局主任，分工領導中央組織、宣傳、軍事、調查、特務、交通、文書等部門的工作，擔當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

1928 年6 月，周恩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作了組織問題與軍事問題的報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會議上當選為常委，分工負責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並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和組織部長，稍後又兼任中央軍事部長。會後不久，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實際工作。在此期間，他著手整頓了黨的組織，恢複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區黨組織改變工作方式，實行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干部職業化的正確主張，建立了地下無線電台和通往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① 《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2 頁。

中央與地方黨的聯系和中央的安全。他還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導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幾個地區的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即《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的論斷和在紅軍黨內“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的正確主張。周恩來為開好古田會議和三大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0 年春夏周恩來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期間，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實際工作，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指令組織中心城市武裝暴動和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使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同年8 月，周恩來回國。9 月，與瞿秋白一道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央常委，並兼任中央軍委書記，分工負責軍事和蘇區工作。

1931 年12 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 年春，他依據實際情況，抵制了後方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大規模的大兵團伏擊殲滅戰法，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此時，臨時中央已由上海遷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傾盲動主義，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1935 年1 月，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在革命危急關頭，挽救黨和紅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會後，他與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指揮小組，共同指揮了紅軍一系列重大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率領中央紅軍北上，並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于同年10 月勝利到達陝北。

1936 年12 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拘禁了蔣介石。為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蔣介石轉向抗戰，周恩來與秦邦憲、葉劍英等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赴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此後，他又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同國民黨代表包括蔣介石本人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中，周恩來正確地把握局勢，恰當地處理兩黨關系中許多長期積累下來的複雜問題，終于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曆史從此進入全民族抗戰的新時期。1937 年9 至11 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地處華北抗戰前線的山西，統一領導中共黨、政、軍各項工作。他曾參與策劃發動平型關戰役，協助國民黨軍隊組織忻口戰役，從而實現了抗戰以後國共兩黨的軍事合作。同年12 月至抗戰勝利結束，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先後在武漢、重慶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做統一戰線工作，曾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此期間，他作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還先後領導了長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複和加強了中國南方各地黨的組織，成功地貫徹和組織實施了中共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使共產黨的工作在當地群眾中生根立足。在統戰工作中，周恩來堅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在廣大的國統區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廣泛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危險，爭取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勢力的高壓政策，周恩來敢于斗爭，善于斗爭。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對國民黨當局的憤怒抗議的態度。

1943 年7 月周恩來回到延安。8 月2 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晚會上發表演說：“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①。

在參加黨內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中，他正確地總結黨的曆史經驗，並嚴于解剖自己。1945 年4 月，他出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這篇發言科學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發展的曆程，從敵人、隊伍、領導者三個方面系統深刻地總結了黨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全面地發揮了毛澤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思想。在這次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爭取通過和平途徑實行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周恩來陪同毛澤東于1945 年8 月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後，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繼續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和南京就懸而未決的問題和維護1946 年1 月通過的政協決議問題，同國民黨進行艱苦的談判斗爭。1946 年6 月，全面內戰爆發，11 月，他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之後，他直接參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仍以很多精力繼續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運動。他依據形勢的發展，適時地提出正確的方針和斗爭策略，使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和群眾斗爭得到健康迅速的發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1947 年3 月，蔣介石軍隊大舉進攻陝甘甯邊區，占領延安。周恩來與毛澤東、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留在陝北堅持工作和戰斗。他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總參謀長，協同毛澤東不僅直接指揮了西北戰場的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等戰役，挫敗了蔣介石軍隊對陝甘甯邊區的重點進攻，而且指揮了全國各個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有效地殲滅了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打亂了國民黨的戰略部署，使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此間，他還協助毛澤東指導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制定推行新區的城市政策，糾正了工作中出現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進行。1948 年3 月，中共中央堅持在陝北的任務勝利完成，周恩來與毛澤東、任弼時率中央機關東渡黃河。4 月，同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到達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5 月，毛澤東亦到西柏坡。在這里，周恩來協同毛澤東發動和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了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基礎。1948 年① 《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說》，《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38 頁。9 月和1949 年3 月，周恩來在西柏坡先後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二中全會後，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入北平。

抵達北平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

由于國民黨方面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談判破裂，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此時，籌建新中國的工作正在進行，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負責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過多種渠道，熱情邀請和妥善安排在海內外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愛國民主人士到北平參加新政協，主持起草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 年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會上，周恩來作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就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新民主主義總綱問題、新民主主義政權制度問題、軍事制度問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民族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外交政策問題作了說明。在這次會上，他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主要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的召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周恩來對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曾兼任過外交部長，擔任過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曆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八屆、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屆、十屆中央副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

周恩來一直在第一線領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建國初期，為迅速恢複國民經濟和順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連續主持制定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幾個五年計劃，並領導組織實施工作。他主張經濟建設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積極穩步地前進。1960 年，他面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極大不平衡和困難，與李富春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些主張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後來經濟調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開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為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以個人所有制為補充等富有建樹的意見，為日後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斷地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根本任務。為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協調統一戰線中各階級、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和各界愛國人士之間的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大量工作。在長期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中，他始終堅持團結多數、廣交朋友、坦誠相見、平等待人、民主協商、自我改造的原則，並且身體力行，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面光輝旗幟。

他極端關心知識分子工作和科學文化工作，認為知識分子是國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1956 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正確論斷，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在實際工作中，他不斷排除“左”的干擾，熱誠地關心、尊重、愛護知識分子，循循善誘，多方幫助，促進知識分子的改造和進步，引導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他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必須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文藝、體育、衛生事業，而其中教育是基礎，科學技術是關鍵。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張既要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又要重視尖端科技的開發。他成功地領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試驗和發射工作，為改變我國科學文化的落後面貌作出了貢獻。

在國際事務中，他參與制定了中國長遠的外交戰略和政策，親自執行和領導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實施。在外事活動中，他善于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有效地維護了新中國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支持了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1953 年底，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關系的准則。1954 年參加日內瓦會議，為恢複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 年在亞非29 國舉行的萬隆會議上，堅持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促進了會議的成功。他先後訪問過歐、亞、非幾十個國家，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並為實現中美、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貢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破壞活動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為盡量減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愛國民主人士，為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爭取全國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1972 年發現身患癌症後，他仍然堅持工作。1975 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申中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6 年1 月8 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來一生勤奮工作，嚴于律己，善于團結群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書信選集》、《周恩來外交文選》、《周恩來經濟文選》等文集中。

第三章劉少奇劉少奇，原名紹選，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啟、劉湘、胡服等，筆名有趙啟、仲篪、劉祥、K·V·、陶尚行、莫文華、呂文等，劉少奇是1920年起用的名字。1898 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1 月24 日出生于湖南省甯鄉縣花明樓炭子沖的一個農民家庭。其父劉壽生是個忠厚老實而有一定文化教養的農民。其母劉魯氏是個勤勞儉樸的家庭婦女。劉少奇幼年在家鄉讀私塾。1913 年入甯鄉縣第一高等小學（亦稱玉潭學校），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曾參加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屈辱的“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1916 年夏考入長沙駐省甯鄉中學。1917 年3 月在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半年後，講武堂被軍閥解散，回家自修。1919 年初插入長沙育才中學畢業班。五四運動後奔赴北京，積極參加愛國學生的請願示威活動。9 月進河北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半工半讀，廣泛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1920 年秋返長沙，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

1921 年夏初，劉少奇赴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 年春回國，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先在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後調湖南領導粵漢鐵路工人運動。9 月，受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委派，去江西協同李立三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劉少奇作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全權代表長住俱樂部應付一切，並與路礦當局談判。經過一系列斗爭，迫使路礦當局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要求。罷工勝利後，劉少奇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1923 年二七罷工失敗後，全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劉少奇先後撰寫《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和《二七失敗後的安源工會》等文章，系統地總結了安源工人運動的經驗，引導工人群眾向勞工解放運動的正確道路前進，使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為當時全國組織最好的工會之一。

1925 年春，劉少奇代表漢冶萍總工會前往廣州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起草《工人階級與政治問題》等決議案。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會後，受全總的委派，去上海籌建全總上海辦事處，負責指導長江流域及北方的工會工作。其時適五卅慘案發生，劉少奇兼任上海總工會總務科主任，與李立三等領導上海20 多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反帝運動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國。9 月18 日，奉系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並下令通緝劉少奇。11 月，劉少奇回長沙養病。12 月，被湖南軍閥趙恒惕逮捕。經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各地工會、團體多方營救，1926 年2 月獲釋出獄，被驅逐出湖南，經上海抵達廣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會團體的熱烈歡迎。劉少奇接替因病休養的林偉民，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職務，與鄧中夏、蘇兆征等共同擔負起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任。劉少奇提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在于組織的思想，為促進廣州、香港各工會的聯合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說服工作和組織工作。

1926 年5 月，劉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會上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報告分析了五卅運動以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及其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闡明了職工運動的方針，強調工人階級在反帝反軍閥運動中應加強各種經濟斗爭，應與世界工人階級建立聯合。在這次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10 月，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昌後，武漢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劉少奇隨即抵武漢，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遷址作准備，並擔任全總漢口辦事處秘書長，直接指揮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運動。同時，參加湖北全省總工會的領導工作。他以相當精力去加強工會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撰寫了《工會代表會》、《工會經濟問題》和《工會基本組織》三本小冊子，闡述了工會的性質、任務和組織原則，指出工會是工人“群眾的奮斗的機關”，必須堅持“民主集權制”，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實現工人階級所擔負的曆史使命。1927 年1 月，劉少奇參與領導漢口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取得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史上的一次重要勝利。4 月，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5 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善于把黨的政治任務和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以正確的策略領導工人群眾進行有成效的斗爭，成為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7 年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 年3 月，他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名義到天津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的領導，並指導中共順直省委工作。6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1929 年春，奉調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領導職工運動。6 月，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8 月22 日，在奉天（今沈陽）被捕。他在敵人面前英勇不屈，堅不吐實，于9 月中旬取保釋放。他抓住工人群眾的迫切要求，領導中東鐵路工人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斗爭。1930 年3 月調回上海，指導滬東工人運動。6 月，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去蘇聯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 年1 月，劉少奇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部長。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提出了許多指導白區職工運動的正確主張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國職工運動，國民黨工廠法、工會法與赤色工會目前的任務》、《罷工策略》、《批評“退出黃色工會”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等文章中，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罷工策略的正確運用、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以及對待黃色工會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盡管當時曾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批評和壓制，但他仍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堅韌不拔地為黨工作。

1932 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領導蘇區和白區的工人運動。他闡述了蘇維埃政權下工會的作用與任務，強調要組織真正群眾的階級工會。工會應保護工人的經濟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眾的生活；應參加與協助國有工廠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為蘇維埃的勝利而努力生產。1934 年7 月，劉少奇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在動員工農群眾參加紅軍，支援革命戰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0 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籌糧委員會主任等職。1935年1 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劉少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繼續領導職工運動。

1936 年春，劉少奇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堅定地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對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不僅在實際工作中，而且從思想理論上，為推動白區工作的徹底轉變作了不懈的努力。從4 月起，他發表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關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和《怎樣進行群眾工作？》等文章，在科學總結白區工作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闡述了白區工作的方針任務和策略原則。他主張黨在白區的工作應該實行深入群眾、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在策略指導上，應根據形勢的變化、運動的退潮和來潮，以及革命與反革命實際力量的對比，來恰當地組織革命防禦或進攻；必須從爭取勝利的觀點出發，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以及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口號、要求和斗爭方式，去發動和領導群眾斗爭；要正確把握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區別與聯系，應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二者嚴格分開，在內容上與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聯系起來；要充分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暫時的同盟者，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劉少奇用極大力量整頓和恢複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的黨組織，教育共產黨員和干部“學會領導群眾的藝術，學會策略的運用”。他在《火線》、《生活日報》、《長城》、《國防》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在華北以至全國廣泛地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11 月，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一文中，著重指出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必須正確處理戰略任務與策略轉變的關系、統一戰線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上層統一戰線與組織下層群眾的關系，必須對同盟者的錯誤和動搖給予高度的警惕與必要的批評，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爭策略。他為聯合華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爭取宋哲元、閻錫山等轉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運動的成果，開創了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面。1937 年5 月，在出席蘇區黨代表會議之後，同張聞天主持召開黨的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作《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這次會議系統地總結了十年內戰時期白區工作的經驗教訓，明確了革命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的策略任務，成為白區工作的一個重要轉折。後來，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方面所建樹的曆史功績作了評價，指出他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劉少奇抵達山西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他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敵人後方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作出華北黨的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中心任務的部署。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放在農村，號召城市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脫下長衫，到農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擊。在黨內提出了軍事化的口號，要求一切干部和黨員學習軍事，學習游擊戰爭，集中一切力量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他領導以薄一波為書記的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按照站穩腳跟，抓住實權，多做實事，反對空談，推進閻錫山抗戰的方針，利用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這個公開合法組織，組建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新軍）。9 月，八路軍總部一到太原，劉少奇即同總部主要領導人討論確定要廣泛地准備游擊戰爭，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強大的集團軍，要建立起很多根據地，擔負起獨立堅持華北抗戰的重大任務。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裝斗爭。10 月，劉少奇撰寫《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11 月，又為北方局起草《關于目前形勢與華北黨的任務的決定》，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戰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擊戰爭是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爭形式，強調要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必須建立鞏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眾基礎的抗日民主政權。太原失守後，指導晉察冀邊區著手進行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的籌建工作。1938 年3 月中旬，劉少奇回到延安，繼續負責指導華北工作。7 月，在劉少奇的組織領導下，中共冀熱邊特委在八路軍第四縱隊配合下，發動了冀東人民抗日武裝起義，為建立冀熱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1938 年11 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負責指導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1939 年1 月，抵達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確山竹溝鎮，貫徹中共中央關于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作出發展中原地區敵後抗戰的工作部署。12 月，率中原局機關進入華中敵後，抵達安徽定遠藕塘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多次主持召開中原局會議，討論發展華中的戰略方向、根據地建設的方針任務和統一戰線的策略等問題；決定執行向東作戰，向北發展，開辟蘇北的戰略任務；並建議中共中央從華北派一部分八路軍南下，協同新四軍發展蘇北抗日游擊戰爭。1940 年春，劉少奇與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人一起，指揮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的主力，挫敗了日偽軍對皖東的“掃蕩”，並在津浦路東半塔集地區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韓德勤部的進攻，開辟和發展了皖東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江北部隊和南下的八路軍部隊在蘇北勝利會師後，于11 月間組建了華中新四軍和八路軍總指揮部，劉少奇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後，劉少奇臨危受命，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同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等領導重建新的軍部，整編部隊，並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提出新四軍今後的任務是堅持華中敵後抗戰，阻止反共軍的進攻，迅速加強根據地各項建設，積聚力量，准備與敵偽軍和反共軍進行長期斗爭，一俟條件成熟即向西向南發展。5 月，中原局與東南局合並組成中共中央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並兼任中央軍委華中分會書記。他主持召開華中局高級干部會議，總結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著重檢查了新四軍成立以來的建軍工作，提出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劉少奇和陳毅等指揮新四軍粉碎了日偽軍對蘇北、蘇中根據地的“掃蕩”，鞏固和發展了華中抗日根據地。

1942 年3 月，劉少奇奉調回延安。在從蘇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檢查指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從1943 年3 月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參與全黨整風運動的領導。1945 年5 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即《論黨》）。6 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用了很大精力研究黨的建設問題，先後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論黨內斗爭》、《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和《論黨》等許多重要論著，豐富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他指出加強黨的建設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思想建設問題。黨的思想建設應從加強共產黨員的思想修養做起。黨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黨員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他對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與系統的論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他闡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系，指出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黨的組織建設必須遵循的規律，是達到黨內團結和統一的重要保證。他系統地總結了黨內斗爭的曆史經驗，提出了進行黨內斗爭的正確原則和方法。他論述了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系，指出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並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1945年9 月，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起草了《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國的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11 月，國民黨軍隊占領山海關、錦州，對東北即將發動大規模進攻。劉少奇根據當時東北敵強我弱的形勢，明確提出當今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作長久打算。要求東北部隊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速在各戰略要地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劉少奇堅持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正確方針，對于扭轉當時東北面臨的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6 年5 月，劉少奇主持起草《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指出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共產黨目前最基本的曆史任務，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環節。還規定了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各項指導原則。1947 年3 月，國民黨軍隊攻占延安，毛澤東等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朱德等前往華北，負責中央委托的工作。7 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次會議確定的方針，進一步推動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為加強華北解放區的建設，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劉少奇于1948 年5 月主持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戰略區及其領導機構合並，組建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和華北軍區，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9 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關于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講話。1949 年3 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參與制定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的戰略決策及新中國的各項方針政策。劉少奇在會上發言，強調要以城市工作為重心來領導全黨工作，努力學習解決接收後的城市管理問題，依靠工人階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會後，隨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4 月，赴天津視察，同工人、干部、職員、資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談，宣傳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在同年9 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 月，被任命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在制定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膽的探索。建國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恢複和發展中國的經濟，並系統地闡述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主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構成，在目前及戰後最初一個時期內，都應鼓勵其發展。但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並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范圍內發展，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1950 年，他寫了《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務；指出中國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首先要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在重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再大力發展輕工業，並使農業機械化。同年6 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劉少奇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劉少奇十分重視發展合作經濟。1950 年7 月在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上作報告，總結了解放區和建國初期合作社運動的經驗，指出當時主要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城市消費合作社和城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並為引導合作社走上正軌提出了明確的方針。隨後，又撰寫《關于合作社的若干問題》、《論合作社問題（初稿）》等著作。

1951 年2 月，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民主化與工業化”的基本口號，論述了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辯證關系，指出沒有國家的民主化，沒有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經濟事業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而經濟事業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基礎。五六月間，劉少奇在《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以後，國營工廠內部已經不存在工人同資本家之間的那種階級對抗和剝削關系，但是仍然存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一種在根本上非敵對的矛盾。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對的與非敵對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1953 年2月，劉少奇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領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工作。同時，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1954 年9 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對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作了完整系統的說明。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劉少奇十分重視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的建設問題。他在1951 年4 月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作《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報告，強調要對共產黨員進行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教育，必須繼續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提高黨的戰斗力。他提出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作為對黨員的明確要求和教育內容。1954 年2 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托，在會上作《為增強黨的團結而斗爭》的報告，指出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同一切破壞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作堅決的斗爭。1955 年12 月至1956 年3 月間，劉少奇先後約請國務院所屬30 多個部門負責人彙報工作，對我國各條戰線的實際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准備。1956 年9 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根據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提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曆史任務，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這次大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 年4 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以後，劉少奇針對當時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勞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許多的改革設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要利用價值規律，用價格指導生產；開放和利用自由市場；要增加地方和企業的自治權；允許個人有一定的經濟活動自由。他認為，在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按勞分配將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對于勞動者的分配，必須貫徹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他提出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產中的各種問題都會在流通中反映出來。因此，應當重視流通問題。強調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交換是社會主義再生產正常進行的必要條件。不但工農之間、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需要等價交換，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各個地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還提出改進工業管理體制，試辦托拉斯，打破地區限制，按行業組織各種形式的專業公司，促使專業化協作發展，把國民經濟組織起來，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以及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的觀點。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劉少奇敢于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措施。1962 年1 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1958 年“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產生的原因。報告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采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計劃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接著，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大幅度地調整國民經濟的決策，並提出了克服經濟困難的具體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于1969 年11 月12 日在河南開封病逝。1980 年2 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恢複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肯定了他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建樹的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劉少奇的主要著作，收入《劉少奇選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等文集中。

第四章朱德朱德，1886 年（清光緒十二年）12 月1 日出生于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一個佃農家庭。祖籍廣東省韶州府（今韶關市），明末清初遷入四川，定居儀隴馬鞍場。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師為他取字“玉階”。因家境貧寒，一面讀書，一面勞動，在塾師的影響和啟蒙下，開始接受革新思想。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使他萌發了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富國強兵”。1907 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年末，畢業回到家鄉，任儀隴縣高等小學堂的體育教習兼庶務。在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當地封建守舊勢力的反對，這使他感到“教書不是一條生路”。

1909 年1 月，朱德離開家鄉，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陸軍講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階。在講武堂期間，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經常秘密傳閱和摘抄一些進步書刊。1911 年8 月畢業，加入云南新軍，任副目（相當于副班長）。10 月，爆發了反對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軍積極響應，在農曆九月九日舉行起義。“重九起義”勝利後，云南宣布獨立。因作戰有功，朱德升任排長，授少尉軍銜。隨後，朱德隨援川軍進入四川，四川的反動勢力紛紛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連長。援川軍返滇後，在慶功大會上，他被晉升為少校。1913 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師第三旅步兵第二團第一營營長。秋天，調往云南邊境駐守，在深山密林中與法帝國主義扶持的武裝土匪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作戰，並從營長晉升為副團長、團長。1915 年12 月以後，他參加了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的護國戰爭，開始成為川滇軍界人人皆知的名將。1917 年，朱德任滇軍旅長，後被授予少將軍銜，在四川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朱德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學習俄國。1922 年，為尋求革命真理，他放棄了高官厚祿，離開云南，來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訪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陳獨秀認為像他這樣的舊軍隊的高級將領，要參加共產黨，必須經“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拒絕了他的請求。朱德沒有因此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決定到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去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同年11 月，在柏林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將自己的一生與中國革命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他表示：“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在德國的3 年時間里，朱德參加中共旅歐支部領導的各種革命活動，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注意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考察。1924 年在哥廷根的蓋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社會學專業注冊入學。同年底，為了從事革命活動，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 年，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被柏林警察當局逮捕，並被驅逐出境。隨後到蘇聯，下半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研究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地理。幾個月後，參加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任隊長。這期間，蘇聯教官問他回國後怎樣打仗，他說：“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1926 年夏回國後，受中共中央軍委的派遣到四川軍閥楊森部進行兵運工作。1927 年初，到江西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在教育團建立和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為黨培訓了一批軍事干部。

1927 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朱德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不久，任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准備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區被反動軍隊擊敗，朱德率領的起義軍一部苦戰三河壩三天三夜，後沖出敵人的包圍，向粵贛湘邊界轉移。此刻，干部、戰士思想異常混亂，一無糧草，二無援兵，失敗的陰影籠罩著整個部隊，離隊的人數越來越多。為了保存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朱德和陳毅在贛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領導部隊進行了三次整頓，他在全體人員大會上宣布：今後這支隊伍由我和陳毅領導，願意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國革命1905年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1917 年革命終于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現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實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隊整編為一個縱隊，並重新登記黨、團員，成立黨支部，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中去，加強黨在基層的工作。還加強部隊的軍事訓練和組織紀律性。為了隱蔽活動，采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軍事戰略上，開始從正規戰向游擊戰方向轉變。同時發動農民斗爭，把武裝斗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部隊在這一地區的活動，造成較大的革命聲勢。這時，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所部駐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帶，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講武堂同學，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蔣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鑒于當時起義軍物資和裝備供應十分困難，決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種，隱蔽待機。

1928 年1 月，朱德率領部隊在湘南的宜章縣發動起義，打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旗幟，任師長。一個月內，暴動波及了十余個縣。建立了湘南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農會和農軍。4 月，率部前往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5 月，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井岡山斗爭中，他和毛澤東把游擊戰爭的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形成了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1929 年初，和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在兩地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發展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1930 年8 月，成立紅軍第一方面軍，任總司令。8 月28 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9 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31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從1930 年10 月至1934 年10 月，國民黨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發動五次軍事“圍剿”。朱德同毛澤東一起，率領紅軍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粉碎了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後同周恩來一起，靈活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指揮部隊又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反“圍剿”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重要經驗。朱德曾撰寫《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驗與教訓》一文，對這次反“圍剿”戰爭進行了總結。1933 年9 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顧問李德抵達中央蘇區，掌握了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這時，朱德雖仍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軍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由于李德脫離實際的錯誤指揮，使得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失嚴重，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陷于被動，最後被迫撤出革命根據地，開始戰略大轉移。

1934 年1 月，朱德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參加長征。1935 年1 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他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會後，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四渡赤水戰役，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決定共同北上抗日，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決定，妄圖分裂黨和紅軍。朱德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而有理、有節的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當張國燾攻擊中央北上方針是“逃跑”，並要朱德對此表態時，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我舉了手的，我不能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決定的！張國燾不顧朱德等人的反對，另立“中央”，多次強迫朱德斷絕和毛澤東的一切關系。朱德說：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系。他團結廣大干部戰士，堅決維護中央的正確方針，為實現一、二、四方面軍會師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于9 月率領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他同周恩來與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達成協議，八路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配合友軍進行運動戰。他親自部署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與日本侵略軍作戰，取得消滅日軍一千多人的勝利。11 月，太原失守，華北抗戰進入了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為主的階段，朱德率領八路軍總部轉戰華北，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時機，積極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鼓勵閻錫山堅持抗戰，同衛立煌多次長談。衛立煌對八路軍十分欽佩，保持了友好關系。

1938 年初，朱德發表了《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意義、性質、作用及戰術原則等問題作了全面論述。這是指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篇名著。4 月，和彭德懷指揮根據地軍民勝利地粉碎了日軍3 萬余人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使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1939 年冬，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朱德率領山西和河北廣大軍民予以堅決的反擊，打退了這次反共高潮，穩定了華北局勢。從此，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支持長期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的重要戰略基地。1940 年5 月，朱德由華北前線返回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抗日戰爭。為了打破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甯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朱德參加領導大生產運動，親自到南泥灣勘察，提出“南泥灣政策”，指示部隊在不影響戰斗、訓練的情況下，實行墾荒屯田，發展生產。1943 年5 月1 日，朱德發表文章，號召建設“革命家務”。這一主張有力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發展。

1945 年4 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作了系統的總結，規定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和人民戰爭的作戰原則；規定了養兵、帶兵、練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還規定了人民軍隊今後的任務，指出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要准備在抗戰後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的轉變，以迎接抗日戰爭的大反攻。6 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針對國民黨反動派蓄意挑動內戰的陰謀，他參與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以及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實行戰略轉變等一系列重大決策。1946 年6 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朱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 年3 月，同劉少奇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達晉察冀後，介紹各個解放區戰場所取得的勝利和打勝仗的經驗，幫助晉察冀部隊整編，克服缺點，提高戰斗力，以適應戰略進攻的需要。他親臨前線，指導解放石家莊的戰役，這是自解放戰爭以來，第一個攻克的敵軍堅固設防的城市，為打攻堅戰開創了范例。這期間，他還對冀中地區的經濟工作進行了考察，撰寫了《對冀中經濟工作的意見》。在解放戰爭戰略決戰階段，他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949 年3 月，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後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4 月，和毛澤東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 年10 月，他參與制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並親自進行戰前動員。在他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期間，反複強調，不論在黨內，在軍內，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以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行。紀律檢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為主。1953 年11 月，在第二次全國紀律檢查工作會議上作《過渡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的報告，指出：“我們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處在同資產階級又合作又斗爭的複雜環境中，因此我們仍應時刻提高革命警惕性，並進一步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①在以後的許多重要場合，他多次指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性，要求黨的干部堅持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專斷的傾向；堅持發揚民主，反對壓制民主的傾向；堅持正確的黨內斗爭，反對過火的黨內斗爭。他特別強調“黨能否保持鞏固的統一和團結，實際上是一個關系到革命成敗的問題”。

1954 年9 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後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新的中央軍委，朱德任軍委副主席。1955 年9 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朱德對人民軍隊的建設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積極主張加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十分重視新的軍種、兵種的建設。他把加強軍事院校建設、搞好軍事訓練、掌握現代科學技術，作為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十分迫切的任務來抓。他反複強調，人民軍隊要堅持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但又不要受過去經驗的束縛，要努力使軍隊的建設適合現代化、正規化的新形勢和新要求。他指出：“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十分強大的，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進攻的現代化的國防軍。”①他還非常重視國防科技的發展和國防工業生產，非①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15 頁。

①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93 頁。

常重視後勤工作的現代化建設。當他在88 歲高齡的時候，仍親蒞海軍艦艇部隊視察。他對于人民軍隊的建設和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1956 年9 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1959 年4 月，朱德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此後又連任兩屆，直至去世。在長達17 年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期內，朱德主持了170 多次常委會會議，制定了幾十項重要法令，無數次聽取、討論各部門的工作報告。他曾多次率領代表團出國訪問，經常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和知名人士，加強了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他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全國除台灣、西藏、甯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都留下了他視察的足跡。

朱德參與了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對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意見。他指出：“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他積極主張把工業、商業、財政和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和企業，改變中央集權過多的狀況，以利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建設速度，“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題為《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國眾多的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去開發我國的豐富的資源。..在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的基礎上，積極地發展生產，以便逐步地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力’和‘貨盡其用’，這應當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方針。”①他曾多次提出：應把軍事工廠和民用工廠的生產有效地、緊密地結合起來，主張軍事工廠“平時可以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使它們現有的設備力量盡量利用起來”②。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對發展手工業問題多次發表講話，強調手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國營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張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活躍城鄉經濟。主張打破地區間的經濟封鎖，真正做到貨暢其流。對1958 年“人民公社化”中大辦公共食堂，朱德是不贊成的。他指出：“吃飯不要錢不行。..過去我們說糧食問題不大，是因為把糧食分到社員家里，自己掌握。一辦食堂，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出口，換回來更多的鋼鐵、機器。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有的人怕因此發展了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中。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①他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是堅決反對的。他說：“發展生產力必須實實在在地實干，虛誇是有害無益的”；“要有實干精神，要鼓勁，但不要吹噓，辦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講”。當時，由于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他的這些正確意見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遭到錯誤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朱德對于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懷疑。1967年1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到破①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40 頁。

② 同上書，第352 頁。

①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71—372 頁。

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要注意解決。”“我們制止武斗這麼久了，可是有些人還在武斗，甚至還有砸爛機器、燒毀房屋的，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搗亂，要注意。”他還反對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後，朱德的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被調離，行動受到各種限制。康生等人將朱德等29 人劃入“有錯誤的或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擊朱德的大字報、大標語紛紛出現在北京街頭。面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朱德始終坦然處之，並始終關心著生產建設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難之際，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朱德時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沒有遭受到更殘酷的人身迫害。1969 年4 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被選為中央委員，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 年8 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畢生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處處顧全大局。對于個人受到的錯誤批判和不公正的對待，他從不計較，繼續勤懇工作。他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朱德經常用“革命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來鞭策自己，勉勵他人。1975 年初，在他89 歲高齡時，親筆寫下了“革命到底”的條幅，表示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決心。他始終不忘廣大勞動人民，保持著普通勞動者的本色。所有與朱德接觸過的人，都為他那平凡、樸素的作風所深深感動。

朱德于1976 年7 月6 日逝世，終年90 歲。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選集》、《朱德軍事文選》。

第五章李大釗李大釗，字守常，曾用名李釗、李龜年，筆名明明、常、孤松、獵夫等，在蘇聯期間化名琴華。1889 年（清光緒十五年）11 月29 日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他是遺腹子，出生不久母親亦去世，靠70 多歲的祖父撫養**。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過秀才，得過“從九品”官銜，又曾在東北經營雜貨鋪，回鄉後購得土地90 余畝，房屋20 余間，家境比較富裕。

李大釗3 歲起學識字，7 歲入私塾，15 歲考入河北省盧龍縣永平府中學。在他11 歲時，根據當地風俗，與本村姑娘趙紉蘭結婚。妻子比他大7 歲，在他讀書期間獨自操持家務，先後生育6 個子女。

1907 年7 月，李大釗考入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委人創辦的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政課程及英、日語言。在校期間，他參加過罷課請求政府開設國會的運動；參加了北洋法政學會，擔任該會刊物《言治》月刊編輯、編輯部長，並開始在該刊發表政論文章；加入陳翼龍組織的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擔任干事。

1913 年5 月，李大釗在法政學校學習6 年期滿畢業。7 月到北京，通過辦《言治》月刊時結識的孫洪伊介紹，接觸了湯化龍。孫、湯都是政黨要人、眾議院議員。李得到湯的資助，于同年冬東渡日本留學。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該刊主編著名報人章士釗的器重。章驚異李的文章“溫文醇懿，神似歐公”，遂同李結為友好。李又通過章結識了後來發起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陳獨秀、高一涵等。

1914 年9 月8 日，李大釗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學科。在該校一年四個月時間里，他學習了國家學原理、帝國憲法以及經濟、史學、法律等課程，並且接觸了日本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當時知名的社會學家安部磯雄，受到安部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此期間，李大釗還十分留意國內政治形勢，參加過留學生反對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斗爭，擔任斗爭組織——留日學生總會的文牘干事、編輯主任，編輯《國恥紀念錄》、《民彝》雜志，撰寫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國民之薪膽》、《民彝與政治》等政論文章。此外他還加入過從事反袁秘密活動的中華學會和神州學會及在留學生中成立的中國經濟財政學會，並從事翻譯出版外國學者著作事宜。

1916 年5 月，李大釗回到上海，參加了憲法研究會的活動，擔任湯化龍的私人秘書。7 月，應湯化龍邀請到北京主編《晨鍾報》，旋即辭職。接著又參加了《憲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創辦、編輯工作。1918 年1 月，經章士釗介紹，李大釗到北京大學正式擔任圖書館主任。他在這里工作近5 年時間，對圖書館進行了整頓、擴充和改革。他曾組織圖書館講習班，做過圖書館教育、管理、美國圖書館概況等方面的研究，參與發起了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協會——北京圖書館協會。同時，他還參與了大量社會活動，如加入北京大學進德會，為糾察員；參與發起北京大學公余法文夜校、學余俱樂部、教職員會、賑災社、新知書社、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俄國災荒賑濟會、非宗教大同盟等；還代理過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主席，參加教職員停職索薪運動。此外他還參與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成為其中骨干成員，先後任《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主任、發稿人、編譯員等；擔任北京大學學生團體國民社的導師和新潮社的顧問；指導過天津南開大學學生團體覺悟社；參與發起北京工讀互助團等。在此期間，他和年輕的毛澤東有較多接觸，介紹毛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並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同毛商議組織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以及當時活躍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李大釗的影響。1920 年7 月，李大釗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相繼在史學系、經濟系、法律系授課。他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師范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授現代政治、社會主義、社會運動、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社會立法、女權運動史等課程，並經常應邀做學術或社會問題講演報告。1922 年12 月2 日，李大釗正式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務。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早參與者和主要成員之一。還在1916 年9月，他就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青春》一文，號召青年“沖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縱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 年1 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組織。在此前後，他頻繁著文，介紹托爾斯泰、尼采、培根、泰戈爾、羅丹，宣傳思想自由、文化進步、社會改革，批判主張將孔子學說載入憲法的複古思潮，闡發民主政治原理，抨擊專制勢力，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組成了傳播新思想、開展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陣營。此時的李大釗在曆史與文化問題上持現實的、進化的、調和的觀點；在政治問題上，持非暴力、非強力的民主主義觀。他曾寫道：“今日之政治，固與強力不相容也。專制之世，國之建也，基于強力；立憲之世，國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為暴力之結果，暴力實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產出良政治，而惡政之結果則必召革命。”①從1918 年7 月開始，李大釗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贊揚俄國十月革命，宣傳民主主義、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的文章或講演，提出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主義“是二十世紀全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等觀點。1918 年12 月，李大釗和陳獨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國內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運動，創辦了批評時政、內容豐富，以短評精論為主要形式的《每周評論》。他在發表于該刊的《新紀元》一文中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德國、奧匈帝國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諾阿以後最大的洪水——洗來洗去，洗出一個新紀元來”，“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此後，他開始更多地注意勞工、農村、婦女、青年問題。他的文章說：“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德謨克拉西的表現”，“應該要求一種德謨克拉西的產業組織，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①。婦女參政運動也是本著“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而起的，“婦人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① 《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516、525 頁。

① 《勞動教育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632 頁。

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②。現在的文明，“非把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民主制度下，選民的“大多數都在農村”，廣大青年應當到農村去“安身立命”，一邊勞動，一邊去做“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③1919 年5 月，李大釗將其負責主編的《新青年》雜志第6 卷第5 號編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他依日本學者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為藍本，在該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分兩期刊載，實際出版日期分別為1919 年9 月、11 月）。這篇文章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的價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學說。此後，他又以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堺利彥的文章和譯作為材料，撰寫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並且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解釋曆史、政治、社會問題。此外，他還撰寫過介紹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闡述唯物主義在現代史學和社會學上價值的文章。④1919 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5 月8 日，蔡元培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北大教職員發起挽留蔡校長運動，李大釗是被推舉赴教育部交涉的8 名代表之一。5 月18 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強盜世界與秘密外交》一文，指出當時的群眾愛國運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號召人們“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他又發表《太上政府》、《新華門前的血淚》等短言，抨擊干涉中國政治的外國領事館，對罷課請願的學生表示同情①。6 月11 日，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李大釗因與陳關系密切，亦被京師警察廳秘密監視。

7 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了一場關于問題和主義的爭論。此時正回家鄉暫住的李大釗致信胡適，提出研究實際問題和宣傳理想主義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觀點，明確表示自己喜歡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態度，並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據，說明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情況下，對于社會問題實行“根本解決”的必要性。這場爭論在北京、長沙、南昌等地許多進步學生社團中都產生過反響，成為新文化陣營在對待社會改造問題上革命與改良兩種觀點傾向發生分離的起點。

② 《戰後之婦人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635、640 頁。

③ 《青年與農村》，《李大釗文集》（上），第648 頁。

④ 有材料說李大釗還曾于1919 年5 月協助《晨報》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見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75 頁。

① 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說李大釗參加了“五四運動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學生的請願活動”。見該書第75 頁。韓一德、姚維斗：《李大釗生平紀年》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之一，他指導社團的骨干分子確定斗爭目標和辦法，他的辦公室成為活動分子集會的中心”，又李大釗“為擴大五四學生愛國游行的影響”，在《每周評論》上寫了報道、評論。見該書第70 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又據高一涵回憶：“1919 年6 月，我們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守常（即李大釗）與陳獨秀都去散發，當場陳獨秀被捕..”見《五四運動回憶錄》（上），第341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3 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釗》一文說陳獨秀被捕後，李大釗“極力營救”，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第10 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自1920 年初起，李大釗先後與蘇俄鮑立維、荷荷諾夫金等人接觸。同年4、5 月間，李大釗在北京會見了受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領導人派遣的俄國人維金斯基（BoЙTИ-HCK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隨員馬馬耶夫（MamaeB）、譯員楊明齋。經李介紹，維金斯基赴上海與陳獨秀會晤。陳遂于同年8 月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史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0 月，李大釗同張國燾、張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亦為其中重要成員。同年李大釗還在北京大學參與發起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社會主義研究會。1921 年3 月，李大釗在《曙光》雜志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公開號召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與以第三國際為中心的“各國C 派（指共產主義派）的朋友相呼應”。在李大釗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指導、影響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發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張太雷等在天津發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李大釗先後參加了第三、第四次黨的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二、三、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為中共北京區委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四大任命他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共北京區委、北方區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勞動音》，在長辛店鐵路工人中舉辦了補習夜校、工人俱樂部，並陸續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爾、熱河及綏遠等地區建立起共產黨組織。到1926 年7 月，上述各地區加上北京市的中共黨員已經達到2069 人。從1921 年開始，中共北京（北方）黨組織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創建了京漢、京奉、正太、津浦、京綏鐵路以及開灤五礦等處的工會組織，領導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並且對南方、上海等地的罷工給予了有力支援。

1922 年5 月，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北京附近打敗奉軍，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複法統”主張。由于吳曾表示擁護民主，“保護勞工”，共產國際遠東局亦有聯合吳佩孚的策略，李大釗遂通過其在吳軍中任要職的同學好友白堅武做聯絡吳的工作。白堅武向吳推薦李大釗擔任其顧問，“贊助進行統一問題”。李大釗先後兩次與吳會面，並曾介紹俄國人霍德羅夫會見吳佩孚，又曾利用吳的關系介紹6 名共產黨員分別擔任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鐵路糾察員，暗中從事工人運動。

① 有材料說，1920 年2 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北京前往天津（陳從天津獨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換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李回京後便“積極創造條件准備建立共產黨的組織。他和鄧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經過多次醞釀，決定首先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為建黨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備。1920 年3 月，他們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組織了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第317 頁。）又有材料說，“1920 年2 月，李大釗在天津送走陳獨秀後，與章志、黃凌霜等和鮑立維會見，商討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即為後來的共產主義小組）”。（見《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版，第444 頁。）據羅章龍回憶，維金斯基在北京期間通過李大釗接觸了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羅章龍等。在他離京前，召開了一次會議，“這個會可說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大會”，維金斯基“以第三國際代表身份”參加會議。“同意應邀參加座談會的人是共產黨員，並表示要向共產國際彙報”。李大釗參加了會議，並講了話。（見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 年版，第77頁。）

① 李新《李大釗》一文說，李大釗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第117 頁。

同一期間，胡適起草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建議以“憲政的”、“公開的”，實行“有計劃的政治”的“好政府”作為政治改革目標，並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同意胡的主張，同胡一起聯絡蔡元培等共16 人在該宣言上簽名。由于“好政府”主張與其後不久中共發表的對時局的主張不相符合，李大釗又同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分會部分會員聯名向學會杭州大會提交題為“為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提案，主張以“鏟除國內的督軍制和國外資本主義..由中國人開發本國的實業”為“改良物質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導被壓民眾為有目的的政治斗爭”為“唯一解除苦厄實行的方法”。

1922 年7 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于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8 月，李大釗赴上海、杭州參加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在此期間，李大釗曾會晤孫中山，與孫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不久，他和陳獨秀等另外幾位中共主要領導人，經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決議。10 月，李大釗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改組成員和特派臨時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 年1 月，李大釗作為北京國民黨組織選定的代表赴廣州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出版及宣傳審查委員會委員，並被大會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有人提出在黨章中加入“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條款。李大釗代表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發言，指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于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于本黨的”，是經孫中山允許的，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大會最終否決了反對黨員“跨黨”的提案。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大釗受命組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並兼任該部組織部長。在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于1924 年4 月20 日成立，到1926 年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該部所轄北方10 余省區的國民黨員已達14 萬余人。1926年6 月至11 月，李大釗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他在莫斯科、列甯格勒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報》記者的采訪，在莫斯科“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組織的群眾大會上講了話，並為《紅色工會國際》寫了《中國內戰和工人階級》一文。1924 年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總統曹錕，電邀孫中山北上。11 月7 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于年底抵達北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了歡迎孫中山北上的活動和促成國民會議召開運動。李大釗多次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後援會、招待會，發表演講，並被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聘為國民會議運動委員會委員長。1925 年1 月，孫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釗被孫指認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3 月12 日，孫中山逝世。其後不久，在北京有反對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成立，後又出現了分裂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李大釗和國民黨左派一起與右派進行了斗爭。1926 年1 月16 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大釗再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北京政變”之後，段祺瑞和張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馮玉祥因受排擠于1926 年1 月宣告下野，後到蘇聯考察。馮玉祥的國民軍撤出北京，退往綏遠一帶。在此前後，李大釗曾參與了爭取馮玉祥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的活動。1926 年7 月，南方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之時，李大釗請國民黨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蘇聯做馮玉祥的工作，並數次電報催促，終于促使馮玉祥于當年9 月回國在綏遠五原誓師參加北伐。①1926 年3 月發生了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國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國內政的“最後通牒”。3 月18 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等200 余團體在北京天安門召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李大釗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發表了演說。會後，群眾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遭到府院衛隊的殘酷鎮壓②。第二天，執政府下令緝捕李大釗等人。李大釗遂攜妻子、兒女隨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舊兵營內居住。

1927 年4 月6 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300 多人包圍了俄國使館，將李大釗等60 余人逮捕，隨即進行了審問。李大釗在法庭上“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4 月28 日，李大釗等20 人被判絞刑。李大釗“首登刑台”，“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初期黨的重要領導者，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同時也是知名報人、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性格溫和、道德高尚、“好施濟眾”，曾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給黨組織作活動經費，多次將自己的圖書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又曾多次出資幫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學生，而自己“身後異常蕭條”。他被捕後，北京20 多所大學聯合發起過營救活動；逝世後，北京各報一致哀悼。1933 年北平各界為李大釗舉行公葬，他的靈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萬安公墓。他在《獄中自述》中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這幾句平凡質樸的語言表述出一位偉人公忠坦蕩的胸懷，令人敬佩。

李大釗一生寫下文章、書信、詩詞、通訊雜文等共500 多篇，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史學和黨的建設、革命戰略與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義》、《史學要論》兩篇長文分別于1923 年1 月和1924 年5 月作為《百科小叢書》第15、51 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平民主義”是五四時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釗的《平民主義》繼承了這個思潮，發展了這種思想。它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寶貴文獻。李大釗自稱“夙研史學”，發表了許多關于史學的演講和文章。《史學要論》是他關于史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它被公認為是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開山之作，在史學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遺文被編成《守常文集》（未發行）。195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選集》上、下冊，共39 萬余字。1984 年人民出① 有材料說李大釗在此期間還曾給閻錫山寫信，策動閻支持並參加北伐。見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280、281 頁。

② 有材料說，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會後分兩組分別到外交部和國務院請願。“李大釗率領一百人到國務院去見段祺瑞和賈德耀（國務總理），守衛不許進門，並用刀刺傷多人。”見李新：《李大釗》，《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 卷，第33 頁。又許毓峰《李大釗年譜》說，當請願隊伍向鐵獅子胡同行進時，李大釗“親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當府院衛隊和軍警鎮壓時，“大釗同志的臉和手雖負了傷，但他卻從容鎮靜地指揮和掩護群眾退卻”。“大釗同志最後從東口退出後，立即到中共地委會去，當晚召開了黨、團地委聯席會議”，部署了慰問傷員，為死難者開追悼會和進一步堅持斗爭的問題。見該書第127 頁，信陽師范學院學報編輯部1985 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釗文集》上、下兩冊，110 萬字，1989 年10 月又出版《李大釗文集》（續集）一冊。此外，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李大釗詩文選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史學論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雙、霜，族譜中排名懋淼，原號雄魄、鐵柏、鐵梅、滌梅等，後改名爽，改號秋白（亦說秋白為字）。五四前後發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過的筆名和別名有一百多個，如巨緣、維它、史維它、屈維它、史鐵兒、易嘉、何凝等。1899 年1 月29 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誕生于江蘇常州一個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補知縣。父親瞿世瑋長期無業，擅長山水畫，通醫道。母親金璿，通曉史書，長于詩詞。

秋白很小即開始學畫和背誦唐詩名句，5 歲入塾館，6 歲入小學堂，10歲跳級考入常州府中學堂。12 歲時辛亥革命爆發，他決然剪掉辮子，表示對推倒清皇朝的擁護。

秋白上學後，家境日趨衰敗。1911 年因擔負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從1914 年起，開始靠借債和典當家產維持生活。1915 年夏，秋白終因學費拮據而輟學。母親經受不住家庭破產、愛子失學的痛苦折磨，于1916年初服毒自殺。秋白在《哭母》詩中寫道：“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饑寒此日無人管，落上靈前愛子身。”這年，秋白在無錫鄉下楊氏私立國民小學任職半年，隨後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純白，並考入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次年春又隨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學旁聽。9 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設立的俄文專修館，主修俄語，同時自學英語、法語，還研究文學和哲學。他學習刻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這期間他對俄羅斯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並已試著翻譯托爾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秋白開始注意閱讀有關方面的新書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運動爆發，秋白的思想仍是龐雜而混沌的，今文經學、佛學及改良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對他都有影響。由于對現狀極度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悶彷徨達到了極點，他自稱這段時間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產生了悲觀厭世的思想。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使秋白的思想發生重大改變。他積極投身于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帶領俄文專修館學生參加了五四大游行，並作為俄專代表參加了北京學聯，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6 月3 日，他在街頭講演時被捕，6 月7 日被放出。出獄不久，因勞累過度而得了肺病，此後就再也沒有治好。1919 年11 月，秋白與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等創辦《新社會》旬刊，進行改造社會的宣傳。他是該刊的編輯和主要撰稿人。1920 年春，秋白參加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學習和研究科學社會主義。

1920 年10 月，秋白在俄文專修館還未畢業，即應北京《晨報》館的聘請，以該報特約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為有機會實地研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共產黨和俄國文化而高興，希望借此“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

經過3 個月的艱苦跋涉，秋白于1921 年1 月到達莫斯科。此後在蘇俄的兩年間，秋白撰寫了大量通訊，通過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向中國人民報道了十月革命後蘇俄的實況，寫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本有名的散文集，敘述他在蘇俄的觀感，介紹蘇俄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1921 年3 月，他以記者身份參加了第十次全俄共產黨代表大會。9 月，除擔任記者外，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講授俄文，並擔任該校俄國教官的翻譯，由此他多次會見列甯、托洛茨基等蘇俄領導人。他還忍著疾病的折磨，頑強研究和介紹俄國文學，並開始研究中國文字拉丁化問題。1922 年1 月，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擔任大會翻譯工作。2 月，經張太雷、張國燾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 年1 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後專門從事黨的工作，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不久離京赴滬，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編，同時參加中共另兩個機關刊物《前鋒》和《向導》的編輯工作。1923 年6 月15 日，《新青年》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秋白翻譯的《國際歌》歌詞。那時，《國際歌》已有三種中文譯詞，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邊彈唱，一邊翻譯，苦心斟酌，始將《國際歌》成功地譯了出來。同期《新青年》季刊還發表有秋白所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該文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隨後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發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強調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導權”。秋白在上述三個刊物上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和譯作，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階級關系，探討和總結中國革命中的根本問題，如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並宣傳中共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在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方針、政策以及武裝工農群眾的思想。他還在文章中批駁胡適、張東蓀、梁漱溟、吳稚暉、戴季陶等人，逐步成為中共早期最卓越的理論家和宣傳家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從1923 年1 月至1927 年7 月，他所寫的政治理論文章達100 多萬字。

1923 年6 月，秋白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並為大會起草了黨綱草案。在中共三大和1925 年1 月召開的中共四大上，他均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三大後，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 年1 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參與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譯）。國民黨一大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3 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學任教，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講授《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等課程。11 月，他發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當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玄學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觀和所謂科學派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及胡適的實用主義，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觀點。1925 年，秋白與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了五卅愛國運動。6 月4 日，中共中央第一個日報《熱血日報》創刊，秋白擔任主編。他在報上先後發表數十篇社論和短文，分析形勢，提出對策，指導革命運動的進行。其中《誰是敵誰是友？》一文，尖銳地提出“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的問題，要人們拋棄對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幻想，團結一致，堅持斗爭。《熱血日報》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出完24 期後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後，秋白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斗爭》、《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等，總結五卅運動的經驗教訓，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重要。五卅運動前後，秋白還積極參加了反擊國民黨右派反共逆流的斗爭。他所寫的《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等文章，對國民黨右派理論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義、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反對國共合作的反動觀點，給以狠狠一擊。

1926 年7 月，北伐戰爭開始，農民運動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秋白非常重視農民問題，8 月發表了《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的講演，強調了農民對國民革命的重大意義，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與農民結成聯盟，國民革命將不可能取得勝利。秋白還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具體辦法：耕地農有、組織農民自衛軍、農民參加政權、嚴厲地無情地鎮壓買辦地主階級的反革命活動。1927 年春北伐革命達到高潮，農民運動更加風起云湧，沖擊著封建統治的基礎。農民運動遭到反動派的瘋狂攻擊，中共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也認為農運“過火”。3 月，毛澤東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高度贊揚農民運動。這個報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上全文連載，但在中共中央機關刊《向導》上刊登時，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發。秋白讀了毛的文章，深表贊同，他將毛文易名《湖南農民革命》，改出單行本，並于4 月11 日深夜為毛文寫序，指出：“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後，中共為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的革命任務，于1927 年4 月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秋白將他幾個月前寫成的長文《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發給每個代表。文中對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作了詳細分析，論述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和統一戰線等根本問題，點名批評彭述之，系統地批判了當時中共黨內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中樞問題是農民問題，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文章堅決主張無產階級必須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國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聯系的“二次革命”觀點的同時，卻犯有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論的錯誤，認為中國革命將“不能不超出資產階級性的范圍，而過渡于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直達社會主義”。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國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繼續發展，武漢汪精衛集團繼蔣介石之後亦走上公開反共的道路，終于導致大革命的慘痛失敗。在革命失敗的緊要關頭，秋白參加了南昌暴動的決策，主持了八七緊急會議的籌備工作。八七會議上，瞿秋白代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了《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報告提出中共要燃起農民暴動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並“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開展“獨立的工農階級斗爭”。八七會議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作了徹底清算，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是中共曆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在這一挽救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秋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八七會議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糾正右的機會主義，而沒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傾向很快發展起來。八七會議後，以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繼續堅持中國革命的斗爭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錯誤也在發展。1927 年11 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左”傾觀點，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使“左”傾錯誤第一次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這次“左”傾盲動主義，在理論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中國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轉直下”而進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無間斷”革命；在革命形勢的估計上，認為中國革命仍在繼續高漲，因而反對組織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在武裝暴動中執行燒殺政策。“左”傾盲動主義的推行，招致了實際工作中的許多損失，1928 年2 月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久即基本上停止執行。這段時間，秋白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提出過一些有益的意見，如主張發展游擊戰爭、“創造革命地域”等。他還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布爾塞維克》。

1928 年4 月底，秋白離開上海前往蘇聯，參加籌備中共六大，5 月中旬抵達莫斯科。6、7 月，在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下，同周恩來等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中共六大。他向會議致詞，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長篇報告，並在會上多次發言。中共六大正確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策略是爭取群眾。大會既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秋白以坦蕩的胸懷檢查了自己的錯誤，分析了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危害及其錯誤的根源。秋白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繼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中共六大以後，秋白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28年7 月中旬至9 月初，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甯作《關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報告》之後，秋白作補充報告及關于這一問題的總結發言。會上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成為由布哈林等人組成的政治秘書處的成員。由此秋白直接參加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

這時他的身體更加虛弱，但他仍然廢寢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領導工作之外，他還與吳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並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組織過拉丁文研究小組。1929 年10 月，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化的字母》一書，于次年出版。1931 年9 月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根據此書制定了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並在僑居蘇聯的華工中用來掃盲。

1929 年秋，蘇共中央發動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當時米夫和陳紹禹（王明）等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學）大搞宗派活動，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誣蔑秋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1930 年6 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左”傾冒險主義再次統治了黨中央。共產國際遂決定派秋白和當時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的周恩來回國召開會議，糾正立三路線。

1930 年9 月，秋白與周恩來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七月決議，會議通過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會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指出前一時期犯有冒險主義的錯誤。三中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基本上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對黨中央的統治。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從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糾正，反而強調要反右傾。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實際上由秋白主持黨中央的工作。

1930 年10 月末，共產國際發出《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一反過去的基調，把李立三的錯誤定性為反國際、反馬列主義的“政治路線”錯誤，並指責按共產國際指示糾正李立三錯誤的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幾名長期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奪取中央領導權的留俄歸國學生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早于中共中央得到了這封信。他們搶先打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的旗號，把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置于非常被動的地位。12 月中旬，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到達中國，指令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的一手操縱下，經過1931 年1 月的六屆四中全會，秋白同李立三、李維漢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實際奪取了中共中央領導權。會後秋白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示對四中全會對自己的批評“完完全全的接受”，對決議“完完全全的擁護”，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趕下中央領導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從此他對政治的興趣大大減弱，轉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秋白的文學翻譯和創作活動，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蘇俄的兩年時間中，他以很大精力實地研究俄國的文學和文化，並克服種種困難寫成《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文學史》三本文學著作。回國後，同著名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建立了密切聯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擊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後，他便集中精力從事文學工作。他同魯迅一起，領導了當時中國革命文化運動。

秋白大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翻譯了恩格斯、列甯、普列漢諾夫等論文藝的經典著作和蘇聯著名作家的文藝作品，寫了許多具有指導性、戰斗性的論文和雜文，積極開展文藝批評和倡導大眾文藝，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在從事翻譯和著述的同時，秋白同種種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文藝思潮進行了堅決斗爭。對于由國民黨官員、特務和反動文人發起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秋白尖銳指出：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即是“屠夫文學”。在關于“文藝自由論”的爭論中，秋白發表受到魯迅高度贊揚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評了自詡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稱作家為“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的文藝觀，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學與階級、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觀點。

秋白撰寫大量文章參加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確提出這樣的觀點：為工農大眾服務，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是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他在1932 年4 月以史鐵兒筆名發表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一文，比較全面地討論了大眾文藝問題，指出普洛大眾文藝應當“首先是描寫工人階級的生活，描寫貧民、農民、兵士的生活，描寫他們的斗爭”。但秋白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五四後新文學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夠的估計。

1933 年秋，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向秋白發動了新的攻擊。9 月22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即秋白），在全黨范圍內對秋白進行了公開的批判，指責秋白“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犯有“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要求全黨對秋白“開展最無情的斗爭”，責令他在黨內公開檢查“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秋白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達五天後，寫了《我對于錯誤的認識》的檢討，按“左”傾領導人的調子，全盤承認了“錯誤”。1934 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調他去中央蘇區工作的通知，他因身體極差，需家人照顧，要求偕夫人楊之華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許。1934 年1 月，秋白告別魯迅、茅盾等戰友，離開上海，于2 月5 日抵達江西瑞金。

在中央蘇區期間，秋白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同時他還是藝術局負責人，蘇維埃大學校長，並主持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的編輯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軀，頑強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蘇區文盲多，師資不足，他重點抓了師范教育。對《紅色中華》報，他撰寫文章，提出改進方案，並對黨的報刊新聞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提出指導性意見。在文學藝術工作方面，他倡導成立了中央蘇區第一所戲劇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並親自指導戲校所屬的中央蘇維埃劇團的工作。1934 年秋主力紅軍長征後，秋白把劇團一分為三，由他直接領導，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創作和演出。

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裝待命，准備隨軍出征。但中央主要負責人不同意他參加長征。主力紅軍撤走後，中央蘇區成立了以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辦事處，秋白被任命為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中央辦事處教育人民委員。不久，項英、陳毅決定疏散負責干部，送秋白回上海養病。

1935 年2 月11 日，秋白同何叔衡、鄧子恢等化裝成商人，離開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處的山區轉移。2 月26 日，秋白等渡過汀江，到達福建省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徑村附近時，被地主武裝包圍。何叔衡壯烈犧牲，鄧子恢突圍，秋白與張亮（項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體力不支，在敵人搜山時被俘獲。①3 月9 日和4 月15 日，秋白在上杭監獄中先後寫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釋的“呈文”。他為了脫身，化名林祺祥，謊稱自己原來是國民黨軍醫，與紅軍作戰時被俘，幫紅軍做事。他還寫信給魯迅：“你是知道我的，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釋放我。”魯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後，與楊之華等多方籌資，設法營救，但正在此時，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認，敵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這時他已被解到長汀。

秋白被敵人認出後，抱定必死的決心。5 月13 日他在長汀獄中，寫下一份“供詞”，真實地反映了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文教方面的成就，熱情歌頌中國共產黨，同時譴責國民黨在蘇區的暴行，駁斥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誣蔑和誹謗。

在長汀獄中，秋白寫了一篇總結一生曆史的自傳性文章《多余的話》。

內分《何必說？（代序）》、《曆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七個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內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點，歌頌革命，在《告別》部分中表示了准備就義的決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傾中央的無理打擊，精神一直很痛苦，現在面臨死亡，想傾訴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讓敵人得知中共內部的斗爭，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傷感的消極情緒。

敵人對秋白軟硬兼施，用盡威脅利誘的種種手段。在決定槍殺秋白的前幾天，還專門派中統特務和中共叛徒前往長汀勸降，並以顧順章為例加以誘惑，但秋白不為所動，莊嚴宣告：“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我情① 關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 月24 日和2 月26 日兩說，這里從後說。

願作一個不識時務的笨拙的人，不願作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表示“縱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勸降、誘降失敗，國民黨最高當局決定殺害瞿秋白。6 月18 日，秋白赴刑場，一路上神態坦然，用俄語吟誦《國際歌》，在“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聲中，飲彈灑血，從容就義。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卓越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理論家和文藝理論家，犧牲時只有三十六歲。

秋白著作極豐，遺著編有《瞿秋白文集》文學編6 卷、政治理論編8 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農志等，1899 年（清光緒二十五年）11 月18 日生于湖南省醴陵縣陽三石，乳名鳳生。父親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為業。母親何氏略識文字，經常給李立三講《水滸》、《三國演義》、《精忠傳》和武俠故事。1905 年，入蒙童館讀書。在這里，他從比他年長9 歲的同學孫小山那里第一次聽到秋瑾、徐錫麟英勇就義的故事，內心受到極大震動。1908 至1914 年，李立三先後在淥江小學和淥江中學讀書。在淥江中學，他常以“憂國子”的筆名寫牆報，對辛亥革命後封建軍閥統治表示極大的不滿。1915 年，李立三來到長沙，先在長郡中學讀書，後轉入廣益中學就讀。經羅璈階（章龍）介紹，他結識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毛澤東。

1918 年春夏間，李立三中學畢業，回鄉當小學教員。不久，他目睹社會的種種不平，決心投筆從戎，到衡山加入程潛的護國軍。臨行前，留詩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氣橫牛斗，如焚痛國仇。詩書從此別，投筆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聽從程潛的勸告到北京求學。不久加入赴法勤工儉學的行列。同年12 月抵達法國，在蒙達尼公學補習法語，後到三俠孟一家工廠做工。在這期間， 李立三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對法國工人運動有所了解，思想發生急劇變化，逐步擺脫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後來回憶說：“一九二○年我在法國一個鐵工廠做工，受當時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並與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有接觸，逐漸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以前，他曾相信工讀主義，以為通過勤工儉學可以克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界限，進而造就新人，改造社會。如今，他認定要改造中國社會，必先要促成知識階級的猛省和勞動階級的覺悟，而勤工儉學就是促成兩階級接近的好機會。從1920 年底起，李立三同趙世炎等人開始醞釀籌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 年中共一大召開後，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同陳獨秀建立了通信聯系。同年8 月，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發起爭回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並率先進駐由吳稚暉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學，後被法國警方扣押。10 月14 日，李立三同其他103名中國學生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同年12 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回到湖南從事工人運動，被派往湘贛邊界的安源路礦開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和國民學校，一面教工人們識字，一面講階級斗爭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運動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間紮下了根。1922 年春，安源路礦相繼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和中共支部，李立三任中共支部書記。5 月1 日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當選為俱樂部主任。俱樂部的成立，在礦內產生很大影響，到這年8、9月間，加入俱樂部的工人已有700 多人。俱樂部的擴大，引起安源路礦當局的恐懼。8 月，李立三到長沙彙報工作。路礦當局乘機圖謀封閉俱樂部，激起工人的憤慨。9 月，毛澤東來到安源，認為舉行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還派劉少奇協助李立三領導罷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對斗志昂揚的工人，斬釘截鐵地表示“誓死不離安源”。9 月12 日晚，李立三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立即舉行罷工，並成立罷工總指揮部，李立三任總指揮。他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哀兵必勝”的策略，同劉少奇商定，將“從前是牛馬，現在要作人”作為罷工口號。1922 年9 月14 日凌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爆發。在同路礦當局的談判中，李立三據理力爭，迫使路礦當局在18 日接受了工人的條件。曆時5 天的安源路礦大罷工勝利結束。它成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點。1923 年3 月，李立三被調往在二七慘案中損失最嚴重的武漢，負責恢複黨組織工作，並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 年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立三作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會。大會閉幕後，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上海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矛盾激烈的地方。當時，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中夏也在上海，他們配合默契，從創辦平民學校、職工夜校入手，紮紮實實地提高工人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他們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寶平民教育促進會，以合法身份在滬西、滬東、浦東、吳淞、南市、閘北、虹口等地辦起職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紮下了根。

1925 年5 月15 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殺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成為五卅運動的導火線。5 月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30 日在租界組織反帝示威運動。中央還決定在6 月1 日成立上海總工會，由李立三、劉華等負責。會後，李立三根據中央決定，在二馬路秘密設立總指揮部，統一負責示威的組織工作。5月30 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國主義的恐懼，外國巡捕悍然下令開槍，造成死16 人、重傷10 余人的慘案。消息傳開，上海為之震驚，全國為之憤怒。當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號召上海罷工、罷市、罷課，實行市民總聯合的反帝大運動。李立三出席了會議。接著，他又在寶山路召開工會干部會議，具體部署三罷斗爭。6 月2 日，上海實現罷工、罷市、罷課。4 日，李立三又以總工會名義召開各界團體聯合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統一領導三罷斗爭。6 日，李立三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工商聯合會提出同帝國主義交涉的17 項條件，並被推選為交涉條件審查員。由于李立三在五卅運動中的突出表現，成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0 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報告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情況。會後，他還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出席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 年春，李立三到廣州參加籌備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組織部長。隨後，他應毛澤東之邀，到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職工運動》和《蘇俄狀況》課程。北伐軍攻克漢口後，李立三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該辦事處實際代行全國總工會職權。在武漢期間，李立三成功地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萬縣慘案後，全國反英情緒高漲。1926 年12 月26 日，漢口舉行20 萬人參加的反英大會，李立三任大會總指揮。大會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號。1927 年1 月3 日，漢口再次召開10 萬人反英反奉示威大會，李立三繼續任總指揮。當游行隊伍經過英租界時，英國水兵突然上岸鎮壓，造成一三慘案。1 月5 日，在李立三等指揮下，漢口又召開30 萬人反英群眾大會，並在游行中一舉占領英租界，迫使英國當局承認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實。漢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爭，把全國的反帝斗爭再次推向高潮。

在1927 年4、5 月間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李立三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還兼任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負責人。隨後，他寫成《中國職工運動概論》一書，在武漢出版，著重闡明工人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國工運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敗前夕，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于7 月12 日改組，將陳獨秀停職，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 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李立三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前往九江了解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動向。在認真調查之後，李立三同鄧中夏、瞿秋白等建議臨時中央立即舉行南昌起義。他還作為前敵委員會成員，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

在1927 年8 月7 日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 年1 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5 月赴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並參與大會領導工作。在六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常委。會後，回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由于當時片面強調工人成分，使水平較低的向忠發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從而使李立三逐漸起到主要負責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後，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職務。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李立三根據六屆二中全會精神，積極領導同托派的理論斗爭。斗爭焦點集中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問題上。他撰寫《中國革命與取消派》一書，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統論證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批駁托派的取消主義主張。他還指導“左聯”工作，領導文化戰線的反“圍剿”斗爭。1929 年9 月，陳毅到上海彙報紅四軍工作。李立三同周恩來認真聽取彙報，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肯定“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他還參與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即“九月來信”）的討論。這一時期，由于認真貫徹中共六大決議，黨的工作顯著改善，城市和農村的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城市工人支部1929 年發展到229 個，工農紅軍發展到近10 萬人。1930 年6 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過高地估計革命形勢和自身力量，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會後，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主義口號，使好不容易積蓄起來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損失。他後來檢討說，這個決議表現了十足的主觀、武斷、狂熱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 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漢暴動和上海總同盟政治大罷工，還調動紅軍攻打長沙、武漢。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親自兼任江蘇省總行委書記，結果全市15 個支部全部遭到破壞，被捕黨員100 余人。同時，各地暴動也相繼失利。蘇區紅軍在一克長沙之後，又傳來二攻長沙失利的消息。黨內要求停止冒險計劃的呼聲越來越高。8 月間，共產國際發出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瞿秋白、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開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9 月24 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正式結束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李立三也在會上承擔了主要責任。會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被調離主要領導崗位。同年12 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從此開始旅居蘇聯15 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間，李立三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 年1 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李立三、瞿秋白等開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中共八大上發言回顧這段往事時說：“我在王明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盡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堅持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俄文，並努力為黨工作。1935 年至1936 年間，他積極參與恢複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1935 年秋，擔任國際工人出版社（後改名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負責翻譯出版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共產國際文件，包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還參與主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刊物《救國時報》，負責起草過大量的社論和政論文章，並發表《論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等文章，闡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蘇聯肅反期間，李立三于1938 年2 月被捕，蒙冤度過1 年零9個月的鐵窗生活。出獄後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黨籍。他在共產國際秘書曼努依斯基的幫助下，回到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部當校對員，一直工作到1945 年底。這期間，他翻譯了俄國文學作品《考驗》和《俄羅斯人物》。

1945 年4 至6 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缺席選舉李立三為中央委員。1946 年1 月，李立三回到祖國。在哈爾濱，他通過東北局北滿分局書記陳云了解到延安整風情況和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及中共七大的精神，認真反省自己的主觀主義和革命急性病的錯誤。同年4 月，化名李敏然，參加東北軍事調處三人小組工作，先後擔任政治顧問和中共首席代表。6 月，他到延安彙報東北工作，會見毛澤東，認真檢討“立三路線”的錯誤，彙報在蘇聯的工作和學習情況。1946 年秋，他擔任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長和東北局敵工部長。1947 年春，改任東北局城工部長，為爭取國民黨軍第六十軍在遼沈戰役中起義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他還負責東北局俄文編譯小組的工作，主持《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中國土地法大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重要文獻的翻譯，為在國際上宣傳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起到重要作用。1948 年，李立三負責籌備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起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會後，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1949 年2 至3 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再次檢討“立三路線”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高度贊揚。會後，他隨同中共中央進入北平，擔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1949 年9 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李立三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還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建國初期，李立三主要負責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 先後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關于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勞動保護條例》等重要法規條例。他在領導工會工作中，注意緊緊圍繞恢複和發展生產這個中心環節，一面通過以工代賑、生產自救、還鄉生產等辦法逐步解決大批失業工人的就業問題，一面提倡企業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 年2 月，李立三為《人民日報》起草題為《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

這時，黨內圍繞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發生意見分歧。1951 年12 月，全國總工會黨組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對李立三主持總工會工作提出批評，在會議的結論和決議中錯誤地認為李立三在工會和黨的關系問題上犯有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甚至是家長制的錯誤。李立三被迫離開總工會領導崗位。1981 年3 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重新作出結論，決定撤銷上述結論和決議，給李立三恢複名譽。

1955 年春，李立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負責工業工作。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參與統一工資制度的工作，還參與制定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領導體制的工作。1956 年9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議前夕，他經過長時間認真思考，寫了一份長篇發言稿，對自己的曆史錯誤進行“總清算”。毛澤東閱後，特地在發言稿上批了一個“好”字。1958 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共中央工業部長。他先後到黑龍江的部分工廠調查，又召開部分省市工業部長會議，提出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工業的思想，報告中共中央。隨後，又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1960 年，毛澤東把這一經驗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推廣到全國。1960 年後，中共中央工業部撤銷，李立三調任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此後，隨著黨內“左”傾錯誤的擴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難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無產階級黨性嚴格要求自己。他主動請求免去部長級的物質待遇，在三年困難時期更拒絕一切特殊照顧。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鄉的房子過于破舊，他知道後立即寫信制止了修繕工程。1964 年，他主動申請到河北霸縣董家鋪和固安縣公主府、天津電子儀器廠蹲點，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立三受到沖擊，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監禁。但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決不說假話牽連他人。一些專案人員向他了解劉少奇的所謂“曆史問題”，他詳細回顧安源罷工、五卅運動直至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同劉少奇領導工人運動的曆史，對劉少奇的曆史功績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次點名批判李立三，誣陷他是“里通外國的特務”。1967 年6 月5 日，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各地造反派組織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連續召開14 次大型批斗會，使李立三的精神和肉體受到極大摧殘。6 月20 日晚，李立三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還沒有寫完，就被造反派拉去開批斗會。在批斗會上，他同夫人李莎見了最後一面。1967 年6 月22 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辭世，終年68 歲。

1980 年，中共中央重新審查李立三的曆史，決定為他平反昭雪，並于同年3 月20 日召開隆重的追悼會。王震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詞中高度評價李立三是“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 年3 月致毛澤東的信中曾經表示：“我希望將來被蓋棺論定的時候，能夠博得黨的一句好評：李立三雖然犯過嚴重錯誤，還算是一個能夠改正錯誤的忠實黨員。”23 年之後，曆史終于作出公正的評價。

第八章張聞天張聞天，原名張應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劉夢云等，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8 月30 日誕生在江蘇省南江縣張家宅（今屬上海川沙縣）一個農民家庭。6 歲開始讀書，聰穎好學。1916 年到南京，在水利局開設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1918 年為反對父母包辦的婚姻，同家庭發生沖突。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投身于反帝愛國運動，在南京學界聯合會主辦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題為《社會問題》的長文，明確地用“馬克思唯物的曆史觀”論述中國社會問題。全文列舉了《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同年8 月27 日，他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新詩《夢》。不久，張聞天加入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並到上海在分會成員惲代英、楊賢江等主辦的《少年世界》任校勘。還在華法教育會留法預備班學習法語，准備赴法勤工儉學。這一時期，張聞天在《覺悟》、《學燈》、《少年中國》等報刊上發表許多評論、通信、散文、雜感、詩作，對勞工、農村、青年、婦女等社會問題發表意見。

1920 年，張聞天赴日留學半年。1922 年赴美國勤工儉學。1924 年回國後，在中華書局任編輯。還在1922 年初，張聞天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夠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曆程中做一個小卒。”經過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堅定了社會主義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篇小說《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曆程。還發表劇作《青春的夢》。這兩部作品被張聞天稱作他在人生戰場的最初奮斗中獲得的“深刻的印象與個人經驗的產物”。1924 年秋，張聞天應邀赴重慶，先後在第二女子師范和川東師范任教，主編《南鴻》周刊。他同蕭楚女一道，熱情宣傳革命思想，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後被四川軍閥驅逐出川。張聞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他從中看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思想發生極大變化。1925 年6 月，張聞天經沈澤民、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到蘇州樂益女中做地下工作。1925 年10 月，張聞天被派往蘇聯學習，先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留蘇期間，曾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些工作。當時，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也對張聞天產生了不良影響。1931 年2 月，張聞天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主編《紅旗周報》。同年9 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和黨的中央機關報《斗爭》。為指導宣傳理論工作，張聞天撰寫了大量文章。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駁托派關于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誤論點，闡明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當時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正在進行著關于中國社會史問題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此文是中國共產黨人直接參加論戰的重要文獻。在《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斗爭》一文中，他批評了“本黨在反帝國主義斗爭中的深沉的關門主義”。他還以“歌特”的筆名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兩篇重要文獻，對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反文化“圍剿”斗爭起了積極影響。同時，作為被共產國際迅速推上領導崗位的張聞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他寫下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宣傳中共臨時中央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寫了《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煙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間政派作為重要敵人進行批判和斗爭。1933年初，張聞天進入中央蘇區。在1934 年1 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隨即又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他在參與中央蘇區的領導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思想開始轉變。1933 年秋福建事變發生後，他主張聯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上層，切實在軍事上與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負責人發生分歧。隨後，又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方針上提出不同意見。這些變化為他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裂奠定了思想基礎。紅一方面軍長征前夕，張聞天同毛澤東談了他對博古、李德等人領導工作的不滿，同毛澤東日益接近起來。在長征路上，他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行軍、宿營。毛澤東對他們說明中央負責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張聞天很快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開始反對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主張，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了重要作用。1935 年1 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受會議的委托，根據毛澤東的發言精神，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指出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它們是：以單純防禦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代替運動戰，以“禦敵于國門之外”的戰法代替誘敵深入的戰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方針。這就為紅軍長征勝利確定了正確的軍事指導思想。隨後，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的責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堅決維護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與張國燾的右傾分裂錯誤作堅決斗爭。6 月25 日，他在《前進報》上發表《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做斗爭，是目前整個黨與工農紅軍的嚴重任務”。9 月，當張國燾企圖以武力脅迫中央執行其南下的錯誤主張時，毛澤東同張聞天等緊急磋商，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一、三兩軍單獨北上，張聞天親自向部隊作解釋工作。9 月12 日，他在俄界會議上作批評張國燾的總結發言，贊成毛澤東的報告，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右傾軍閥主義”，“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張聞天率中共中央機關先行進入瓦窯堡，著手調整各項政策策略，以適應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新形勢。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關于如何運用統一戰線策略問題的報告，反對關門主義。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還作出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個決議和毛澤東在會後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成為中共的政治路線轉變的標志。1936 年8 月，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9 月1 日，又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將“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的過程中，張聞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中，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于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的確定和貫徹，也作出重要貢獻。事變後，當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大兵逼近西安，東北軍內部矛盾加劇的緊要關頭，他于1937 年1 月27 日親赴西安，同周恩來、博古共商解決內戰危機問題。1937年5 月，主持召開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做了必要的准備。

1937 年7 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張聞天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做了大量具體工作。8 月，他在中央會議上作《平津失守後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提出既要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又要反對遷就、投降傾向；提出共產黨獨立的主張，“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11 月太原失守後，他發表《把山西成為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一文，闡明中共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正確主張。1937 年11 月王明回國，提出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在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中，張聞天站在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一邊，對全黨貫徹正確的抗戰路線起了有力的保證作用。1938 年9 至11 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通過政治決議案，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會後，張聞天實際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論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干部教育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中央馬克思列甯學院院長等職，主持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為馬列學院的學員講課、編寫教材，還撰寫出一批理論和宣傳文章，如《在民族自衛戰最前線的崗位上》、《略論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提倡樸素與切實的工作作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等，宣傳黨的各項政策。他主持起草《發展文化運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等黨內文件，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起到積極作用。他在陝北公學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的《論青年的修養》和《論待人接物問題》等講演，在廣大干部和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當時反對反共頑固派和漢奸汪精衛之流的尖銳複雜的政治理論斗爭中，張聞天撰寫了《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等文章，旗幟鮮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義變成反共武器的假三民主義，捍衛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原則。

1941 年9 至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黨在曆史上特別是十年內戰期間的路線問題。張聞天在會上兩次發言，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1942 年初到1943 年3 月初，張聞天率領調查團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城鎮進行一年零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全面考察當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等各個方面的狀況。隨後，向中央寫了《出發歸來記》的工作報告，著重從思想路線上作了總結，以親身體驗肯定從實際出發是唯物論的基本要求。這時，張聞天正式離開了中央核心領導成員的崗位，從事陝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國內外問題， 主編黨內刊物《參考資料》，並繼續參加整風學習。1943 年4 月，他在陝甘甯邊區政府直屬工廠會議講話，提出經濟核算是建設公營工廠的基本原則，並要貫徹工廠管理一元化的方針。1945 年4 至6 月，在中共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擔任牡丹江地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初到東北，在建立東北根據地問題上，他堅持正確意見，同陳云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應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建議得到中央批准。1946 年5 月起，張聞天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他注重調查研究，為省委起草指導文件，抵制了1947 年土地改革高潮中的“左”的偏向，並十分注意保護和發展工商業。1946年11 月7 日，他根據合江的實際情況寫成的《發展工商業的若干政策問題》，是解放戰爭時期比較全面闡述工商業政策的較早的文獻。在他的正確指導下，合江這塊地處邊陲的戰略要地成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解放戰爭。1948 年6 月，張聞天調任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2 月又兼任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這時，東北全境先後獲得解放，經濟建設的任務迫在眉睫。張聞天一面組織干部准備入關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訂經濟建設方針。

1948 年8 月，東北局召開城市工作會議，他受東北局委托作總結報告，提出黨的工作重點需要由農村轉向城市。9 月，他在對東北各種經濟成分的曆史和現狀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東北局起草了《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較早作出關于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及其相互關系的科學概括，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吸收了這篇提綱的重要思想。隨後，張聞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銷合作社等問題，並為東北局主持起草《關于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1949 年2 月，張聞天調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他繼續關注供銷合作社問題，在同年5 月致東北局並報毛澤東的電報里，明確提出“供銷合作是今天促進農村生產的發展與准備農村集體化的中心環節”。同年7 月，他還就東北私人資本主義問題寫報告給東北局，詳細分析東北私人資本的曆史和現狀，提出必須認真糾正在私人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左”的偏差。

1950 年起，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他注重研究國際形勢的新特點和新變化，提出許多重要觀點和建議。1956 年3 月，他向外交部使節會議提交《關于執行我國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問題》，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了全面論述，並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觀需要同客觀可能結合起來，反對主觀主義和急躁冒進。他倡議創辦《國際問題研究》和《國際問題譯叢》，籌建國際問題研究所，還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學院，成為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者。1956 年夏，張聞天經過認真思考，寫出《論和平共處》的長文，提出和平共處作為世界總的趨勢有它深刻的曆史根源，“新的世界戰爭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 年11 月2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為和平奮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在1956 年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嚴重失誤作長達3 小時的系統發言，以共產黨人堅持真理的坦蕩胸懷闡明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強調從指導思想上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性，強調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性，是當時少有的一篇糾正“左”傾錯誤的馬克思主義重要文獻。但在當時，卻因此被毛澤東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同彭德懷等一起作為“反黨聯盟”遭到錯誤的批判。廬山會議後，他被撤銷了外交部領導職務，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他身處逆境，卻堅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在這段時間里，他寫出《關于按勞分配提綱》、《當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點》、《不能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一分為二”的說法有缺點》等筆記和文稿，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左”傾錯誤，提出一系列看法，顯示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真知灼見。1962 年4 至6 月，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進行社會調查，深入工廠、農村了解情況，並認真研究列甯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隨後，他向中共中央寫了《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提出進一步開放集市貿易的正確建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寶貴的建議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納。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遭受殘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為了徹底搞垮劉少奇，派人威脅張聞天，要他證明劉少奇要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負責。張聞天凜然不屈，說明61 人出獄是經中央批准的事實真相，使康生等的陰謀未能得逞。不久，張聞天被隔離審訊，肉體和精神備受折磨，身體每況愈下。1969 年10 月，張聞天被遣送到廣東肇慶，軟禁在市郊牛崗軍分區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嚴重的冠心病和白內障的折磨，重新閱讀馬恩列斯著作，寫下大量筆記和若干文稿。1971 年9 月林彪事件後，張聞天萌發了在理論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傾論點的念頭。從同年10 月12 日起，他先後寫下8 萬多字的文稿（也稱“肇慶文稿”），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系統總結十年動亂的沉痛教訓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 年9 月寫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一文，張聞天批駁了所謂“政治掛帥”和“窮過渡”的觀點，指出當前無產階級政權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同年12 月8 日，他還寫成《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即《論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一些問題》的第七部分），針對“文化大革命”中亂揪亂斗、殘酷迫害的錯誤現象，指出黨內的錯誤和缺點，只能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爭的方法來解決。他還對“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質疑。他明確提出不能“為革命而革命、為專政而專政”；黨內矛盾“決不能用鎮壓的辦法去解決”；上層領導者不應“喜歡人們講阿諛奉承和歌功頌德的話，而不歡迎人們講不同意見的話”。1975 年，張聞天被轉往無錫。這時，他得知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奮。但不久又開始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形勢急劇逆轉，張聞天憤然表示：“沒有安定團結，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光講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能建設起來嗎？”從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 年7 月1 日，張聞天因心髒病猝發，在無錫病逝，終年76 歲。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重新審查張聞天的曆史，于1979 年8月25 日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對張聞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評價，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黨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

一生論著頗豐，編有《張聞天選集》出版。

第九章宋慶齡宋慶齡，祖籍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1893 年1 月27 日（清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樹，早年僑居美國，回國後長期在上海傳教、經商。母倪桂珍，為明代科學家徐光啟之後。共有姐妹兄弟6 人，排行第二。姐宋靄齡，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齡，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等職；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為金融界巨商。

1900 年，宋慶齡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1908 年15 歲時，偕妹宋美齡離滬赴美國求學。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英語，後考入佐治亞州梅肯市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文學系學習。1913 年畢業，獲學士學位。

宋慶齡自幼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愛國者。求學期間，她就著文發表對中國前途問題的看法，深切關懷祖國的命運。她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興。1912 年，在收到她父親寄來的新國旗（五色旗）後，立即撕掉清朝的龍旗，踩在腳下，高呼擁護共和的口號。1913 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發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稱這一事件“意味著四萬萬人已從極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 “此後四萬萬人民將無複為專制政體之奴隸，一改四千年來之桎梏，而恢複人類應有之自由平等”。

大學畢業後，宋慶齡滿懷革命理想到達日本。在東京，遇見了她非常愛戴和仰慕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隨後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 年10 月25 日，宋慶齡力排家庭和親友的阻撓，和孫中山在東京結婚。婚後不久，就陪同孫中山回國，直接投入反袁（世凱）和護法斗爭。從1916 年至1919 年，她不斷往來于上海、廣州之間，協助孫中山處理大量機密書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她和孫中山一起，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並代孫中山起草了“學生無罪”的援助電報。

1921 年5 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翌年6 月，軍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在危急形勢下，宋慶齡拒絕先行撤離，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堅持先送孫中山撤離險境，才在衛士的保護下沖出重圍，表現了她獻身革命事業的無私精神。

1922 年之後，孫中山在艱難困境中，吸取曆史教訓，決定重振旗鼓。宋慶齡參與了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林祖涵等人以及列甯所派的使節馬林、達林、越飛等人的會談。在改組國民黨和醞釀國共合作的過程中，她協助孫中山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1924 年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宋慶齡堅決擁護大會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堅決擁護孫中山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

1924 年11 月，宋慶齡隨孫中山北上。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慶齡接受孫中山臨終前的遺囑和要求代他訪問莫斯科的囑托，並強忍巨大的悲痛，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的遺囑。

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積極投身于中國的大革命之中，堅決地為維護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宋慶齡十分憤慨，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

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出現了急劇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極力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1925 年11 月，右派分子集會于北京西山，公然進行背叛孫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陣營的活動。面對右派分子的進攻，宋慶齡挺身而出，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團結國民黨左派，聯合共產黨人，予右派分子以迎頭痛擊。1926 年1 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在會上，她發表演說，號召革命黨人要團結奮斗，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她的政治立場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贊同。在這次大會上，她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26 年7 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同年10 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廣州的國民政府准備北遷武漢。12 月，宋慶齡與國民政府先遣人員陳友仁等人到達武漢。在武漢，她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委員，作為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成員，參與了中央重大方針的決策；她與何香凝一起，組織了紅十字會，開展慰問傷兵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她還為當地婦女創辦了第一個政治訓練班，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

正當革命迅猛發展之時，1927 年4 月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宋慶齡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屠殺革命志士的行徑無比憤恨。4 月22 日，她和鄧演達、何香凝、毛澤東、董必武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斥責蔣介石是“叛徒”、“敗類”、“民眾之蟊賊”。當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公然決定“分共”之時，宋慶齡堅決反對，拒絕參加他們的“分共”會議，並于7 月14 日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聲明》。《聲明》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嚴正宣布退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和背叛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叛徒同流合汙。她指出：“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于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為了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為了實現孫中山的未竟宿願，于1927 年8 月下旬離開上海出訪蘇聯。行前，她又一次發表聲明，闡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孫中山的堅定信念，指出：“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並聲明，她這次訪問莫斯科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使蘇聯深深地相信，雖然有些人已經投靠了反動勢力與反革命，但是，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于孫中山為指導並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訪蘇期間，她發表一系列宣言、聲明與文章，表明她繼續革命的決心。

1929 年5 月，宋慶齡在蘇聯住了將近兩年後，經柏林回國，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國葬儀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國旅行。在此前後，她積極參與一系列國際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的運動。1927 年12 月、1929 年8 月，在比利時和德國召開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上，她先後被選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其後，又成為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1931 年7 月，母親倪桂珍病逝于青島，宋慶齡結束在歐洲的旅行回國參加葬禮。兩個月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宋慶齡開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運動之中。同年12 月19 日，她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義正辭嚴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進行的投降主義活動。她大聲疾呼：“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更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于帝國主義”。翌年1 月，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宋慶齡高度贊揚了十九路軍的抗戰，稱“十九路軍衛國抗戰之英勇，實為真正之民眾武力”，“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范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宋慶齡與楊銓、何香凝等人創辦了一個擁有300 個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並常到病房慰問抗日將士。1932 年12 月，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楊銓等人在上海組織進步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主席。該同盟把保障民眾正當權利和營救被捕革命者的斗爭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保護和營救了大批中國共產黨員和反蔣愛國民主人士，為革命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1934 年，她與何香凝等1779 人聯名發表了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這個綱領主張“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成立全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並強烈要求“把一切海陸空軍立刻開赴前線，對日作戰，立刻停止一切內戰，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

1935 年，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發表後，宋慶齡聯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率先響應。此後，她為實現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斗爭。1936 年11 月，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時（時稱“七君子”）。宋慶齡隨即發表聲明，“提出抗議，反對這種違法的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的罪名橫加在他們身上”。為了營救七君子，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她曾親赴蘇州，向“高等法院”要求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1936年12 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宋慶齡主張事變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條件是蔣介石必須答應停止內戰，實行抗日。1937 年2 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她聯合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馮玉祥等13 人，向大會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議案，力促國民黨改變立場，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同年9 月，當國共兩黨為抗日大業再度合作實現後，她感奮異常，寫下了《國共統一運動感言》一文。她寫道：“這幾天讀了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團結禦侮的談話，使我異常地興奮，異常地感動。”“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鄭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同年11 月，又發表《關于國共合作的聲明》，再次表達了她擁護國共合作的立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宋慶齡移居香港，積極致力于抗戰宣傳和戰時救援工作。1938 年6 月，她邀請中外著名人士賈·尼赫魯、保羅·邏伯遜、馮玉祥等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後，出版《保衛中國同盟通訊》，向全世界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同時積極地向全世界募集醫藥和其他物資。在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國際友人組織醫療隊，參加中國的戰時救護工作，如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愛德華等都是保衛中國同盟介紹到中國來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慶齡在日軍侵占香港前6 小時才乘最後一架飛機飛往重慶。此後，她在重慶聯絡國際友人馬海德、史沫特萊、斯諾、艾黎等人，繼續開展保衛中國同盟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身居險境，堅持不懈地為抗戰事業做貢獻。她常利用各種可能的條件，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 年12 月，宋慶齡自重慶回到上海。她將保衛中國同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 年8 月改稱中國福利會），致力于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福利基金先後創辦了兒童福利站、醫院、識字班及兒童劇團等機構，為婦幼事業作了許多有益的事情。

1946 年6 月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後，宋慶齡旗幟鮮明地開始從事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同年7月23 日，她在上海發表《關于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指出：內戰“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內戰不能促成團結和解放，不能解決民生問題。內戰帶給中國人民的只是混亂、饑餓和破壞”。

1949 年7 月1 日，宋慶齡發表《向中國共產黨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熱情寫道：人民的勝利已在眼前，我們要“歡迎我們的領導者——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江西的叢山里，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難困苦中百煉成鋼，在農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領導者。向中國共產黨致敬！”

同年9 月，宋慶齡受中共中央邀請，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她說：“讓我們現在就著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富強的新中國。”在這次會上，她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此後1959 年4 月和1965 年1 月，兩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75 年1月和1978 年2 月，相繼當選為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1 年5 月16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8 次會議通過決定，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稱號。

宋慶齡作為新中國的一位重要領導人，進行了大量的國務活動。她曾先後出訪蘇聯、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 年11 月，她隨毛澤東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建設好自己的祖國，是宋慶齡的畢生願望。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經常深入各地基層，視察各項建設事業。1950 年10 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東北三省視察。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她調查了7 個城市、11 個工廠、4 個村莊、1 個農場以及許多文化福利機構。視察後，欣筆寫下了《新中國向前邁進——東北旅行印象記》，稱贊東北所取得的成績。為了向全世界宣傳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1952 年初，她創辦了《中國建設》雜志。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她不僅親自過問雜志的編輯方針、稿件內容，而且經常為雜志撰稿，歌頌祖國的建設成就。1955 年1 月她撰寫的《第一個五年》一文指出，五年來，“在整個國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戰爭和紊亂”。“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間的關系，從未像今天這樣的和睦相親”。“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時候都更美好”。1979 年10 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 周年而撰寫的《致〈中國建設〉讀者》一文，贊頌30 年來我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中國建設》雜志，在宋慶齡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種文版，廣泛發行到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世界人民了解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慶齡畢生追求和平，反對戰爭，早在三十年代，宋慶齡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就領導召開過“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新中國成立後，她仍把爭取世界和平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1950 年11 月在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她被推選為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執行局委員。1951 年9 月，她獲得1950 年“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1952年10 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她當選為亞太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

宋慶齡作為一代女傑，一直致力于中國的婦女解放事業。還在美國求學時期，她就發表文章，滿懷信心地表示，將來“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發達的國家，而其婦女將與男人並駕齊驅”。新中國成立後，1949 年12月，她被推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後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後在1953 年、1957 年和1978 年的全國婦聯大會上，都被推選為全國婦聯名譽主席。

宋慶齡十分關懷青少年和兒童的健康成長。她從1951 年11 月26 日當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後，一直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她經常撰文和題詞，希望少年兒童成長為既有豐富的文化科學知識，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身體健康的新一代。她還多次捐錢贈物，支持兒童事業。1951 年，她把獲得的“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10 萬盧布全部捐出，作為發展中國的兒童事業之用。

宋慶齡一生追求進步。她的思想經曆了由愛國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再躍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進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曾為外國友人組織過《共產黨宣言》學習小組。她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鑒于她對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 年5 月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981 年5 月29 日，宋慶齡以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同年6 月4 日，根據她的遺願，骨灰安葬于上海萬國公墓。

宋慶齡一生發表許多文章、演說，著作編有《為新中國奮斗》、《宋慶齡選集》和《永遠和黨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陳獨秀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另有三愛、只眼、頑石、雪衣等三十幾個筆名、化名。1879 年（清光緒五年）10 月9 日，生于安徽安慶（又稱懷甯）一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資聰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讀，18 歲考中秀才。轉年到南京參加鄉試，結果落榜。這時，他已讀到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崇信維新思潮，與安徽維新派人士交往。他對康梁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于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遂亦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康梁維新運動失敗後，陳獨秀也被追捕，逃到東北嗣父處。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他親眼目睹了沙俄在我東北燒、殺、淫、掠之暴行，猶如見到母親遭凌辱，受此刺激，開始思考個人、國家與世界問題。1901 年赴日留學，曾參加勵志社及留學生中最早的革命團體青年會，與激進分子交往，閱讀大量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書刊，迅速成長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一次，鑒于清政府委派的學監姚煜阻礙中國留學生的正當要求，陳約同張繼、鄒容等人闖入姚宅，張抱姚腰，鄒捧頭，陳揮剪，割發代首，使其威信掃地。陳等3 人即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

1903 年，沙俄背約，拒從我國東北撤兵，並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陳獨秀即回安慶發起組織“安徽愛國會”，號召人人“執干戈衛社稷，以恢複國權基礎”。5 月17 日，他們在藏書樓召開演說會，宣傳群眾。演說畢，決定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先謀南方獨立，不受異族之欺凌。此活動震動當局，陳被通緝，連夜逃亡上海，與章士釗等合作創辦《國民日日報》。年底，該報停刊，又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他在該報發表50 多篇文章，以白話文議古論今，宣傳愛國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學和民主。

1904 年秋，陳獨秀應邀到上海，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章士釗、楊篤生、蔡元培等試驗炸藥，研究暗殺。翌年，還參與吳樾謀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劃。這時，他為急于組織革命行動，停辦了《安徽俗話報》，只身遍訪江淮義士，在蕪湖發起成立了“岳王會”，任會長。後來在安慶、南京還設立了分會，勢力一度相當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培養了許多堅貞革命、至死不屈的領導骨干，為日後同盟會在江淮地區的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安徽巡撫恩銘聞知陳的活動後大怒，欲窮治之。陳再次亡命扶桑。接著傳來國內同盟會組織的起義不斷失敗、戰友犧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悶、彷徨和孤憤之中，寫下不少詩作，記錄下這無限的惆悵。1911 年，新的革命高潮終于到來。這年10 月，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的陳獨秀，得到武昌起義消息後，即推動當地黨人響應，並寫革命檄文多篇，到處張貼，使官吏聞之悚然。杭州光複後，他又參加安徽的斗爭，並在勝利後先後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秘書、顧問等職。

在任秘書長期間，陳獨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鏟除舊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圖以猛藥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敗。二次革命起，他協助都督柏文蔚制訂反袁大計，起草安徽獨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敗，他被通緝，再次亡命上海，其安慶的家被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也逃到滬上，投靠父親。這時的陳獨秀由于不斷遭到挫折和失敗，陷于彷徨和苦悶之中，生活也幾近“靜待餓死”的境地。

1914 年7 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去日本協助編輯反袁雜志《甲寅》。11 月，他在該刊第一次用“陳獨秀”筆名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文認為近世國家是“為國人共謀安甯幸福之團體”，而如今中國，民無建設這種國家的“自覺心”，袁政府又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害民的罪惡活動，因此，他認為“惡國家甚于無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急切盼望出現一個“為國人謀幸福”國家的心情，闡述了建設近世國家關鍵在于提高國民“自覺心”的觀點。但是，由于該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達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誤解。他們紛紛投書《甲寅》詰問，“以為不知愛國，甯複為人，何物狂徒，放為是論”。陳獨秀不屑回答讀者的責問，但是他卻從中悟出幾年來革命屢起屢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國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後，中國的出路，首先要進行一場文化思想革命。從何入手，應該從辦一份鼓吹新思想的雜志入手。而這個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國家繁榮富強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他十分自信地對人說：“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

1915 年9 月15 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他在發刊詞中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向傳統儒家倫理宣戰，以圖從改變國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條標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從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個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爭取個人自由權利為中心，以振興中華為目標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

由此陳獨秀名聲大作，1917 年1 月，蔡元培三顧茅廬聘其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以幫助他對這個封建文化堡壘進行改革和整頓。陳獨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為陣地，先後聯絡有文學改良思想的胡適，提出“打倒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錢玄同，有辯證法思想呼喚“青春之國家”的李大釗，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稱的吳虞，被魯迅稱為“好伙伴”、“活潑、勇敢的戰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標點符號的劉半農，以及魯迅等人，組成一個以他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的強大陣營。他們在批判儒家綱常學說、進行倫理革命的同時，還進行了文學革命和教育革命。陳獨秀在胡適文學改良倡議的基礎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更加激進的反封建的文學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別是陳獨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批判摧殘青年身心健康、只顧個人升官發財而與社會脫離的舊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實行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獸性主義（意志頑狠，體魄強健，獨立自主、順性率真） 的教育方針。

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五四時，受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幫助和影響而出現的宣傳新思想、批判舊傳統、謀社會改造的刊物達數百種，進步社團也有三四百個。

但是，陳獨秀指導這個運動的哲學思想是“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和形而上學，認為中國衰落是自己不長進，與帝國主義無關，因此他們不提反帝口號。運動初起也不干涉現實政治，企圖把運動局限在文化領域里。然而，政治卻要來干涉它。首先是受到沖擊的保守勢力孔孟之道的衛道士們勾結反動政府，對陳獨秀和《新青年》橫加壓迫。陳迎接挑戰，堅決反擊，並表示為了擁護民主和科學，“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同時，圍繞著1918 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的召開，維護中國權利的斗爭尖銳起來。于是，陳獨秀把文化運動與政治斗爭結合起來，由啟蒙走向救亡。

1918 年12 月，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一起創辦了直接干預政治的《每周評論》，並把收回戰敗國德國在我國山東的權利問題，作為報道和評論的重點。他寫的發刊詞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確提出了外求獨立，內反軍閥獨裁的主張。大戰結束時，他曾對西方民主國家特別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則來處理國際問題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抱有很大的幻想，認為“公理戰勝強權”的時代到來了。但是，1919 年4 月，當聞知巴黎和會在英法美操縱下決定把原德國在我國山東掠奪的權利交給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備接受時，陳獨秀無比憤慨，怒質“公理何在”，嘲笑威爾遜是“威大炮”，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行動”，捍衛國家主權。

5 月4 日，一個以收回山東權利、懲辦三個賣國賊為目標的愛國運動，終于在北京爆發，很快席卷全國。反動政府嚴厲鎮壓，愛國學生前仆後繼。6月9 日，在斗爭最激烈的時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草擬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進的口號，指導運動向縱深發展。

11 日，陳獨秀帶著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門鬧市區散發，被暗探逮捕。這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許多團體和名流紛紛奔走營救。毛澤東在他主辦的《湘江評論》上撰文，稱陳是“思想界的明星”。9 月16 日，陳獨秀終于被釋放。

當時，隨著巴黎和會的召開和五四運動的掀起，中國人民對西方民主主義的熱情正在消退，而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卻挾著十月革命勝利的聲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進。陳獨秀過去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宣傳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現在認識到沒有階級的解放，個人的解放是不能實現的，因此首先要求階級的解放。過去他熱衷于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如今他說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也不過“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他還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並明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這表明陳獨秀已開始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即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出獄後，行動仍受監視。翌年，他化裝後，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擺脫監視，移居上海。兩人分手時，相約分別在南北籌備革命黨。陳到滬後，以主要精力從事調查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創辦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勞動界》和店員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真相，啟發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負的曆史使命。

由于中國的五四運動引起了列甯等剛剛建立的共產國際的注意，俄共遠東局維經斯基等一行人，于1920 年4 月奉派來到中國。他們在北京與李大釗等人聯系座談後，提出幫助中國建立革命政黨問題。李介紹他們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絡。他們到上海後，陳獨秀即召集周圍熱心宣傳社會主義的李漢俊、李達等人，座談了幾次，最後決定醞釀成立政黨，並確定名稱叫“共產黨”。8 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正式成立，設臨時中央局，推陳為書記，並約請各地社會主義者組織支部。于是北京、濟南、長沙、武漢、廣東、巴黎、東京等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後成立。

與此同時，陳獨秀等人對當時影響較大的所謂“社會主義新思潮”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進行了論戰。通過論戰，爭取了許多青年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

當時在廣州的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堅聘陳獨秀到廣東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為了把馬克思主義宣傳擴大到廣東，並推行他多年來教育改革的主張，1920 年12 月前往應聘。他上任後，利用職權，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廣東教育，開辦“宣講員養成所”，發展各種專業教育、**補習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在這個過程中，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大批黨、團、工會干部，並幫助譚平山、陳公博等人，與占優勢的無政府主義者劃清界限，重建了廣東共產黨。所有這些，遭到各種保守勢力的強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陳獨秀頓萌退志。正在此時，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連連催促他迅速回滬主持中央工作。馬林一行早在1921 年春來華，他們認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于7 月下旬幫助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陳獨秀在廣州忙于教改，沒有出席。但鑒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籌建黨的工作中的作用，大會推舉他為中央局書記。他于9 月回滬。

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滿懷**地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各項工作，工作重點是發動工人運動。中央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各地設立分部，具體領導工運：創辦工人刊物，在工人區開辦補習學校，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等。陳獨秀坐鎮中央，指導全國工運。除了及時發出中央文件之外，他從1921 年11 月到翌年5 月，發表了十多篇專門論述工運的文章，指明工運的主要對象和最終目的，解釋工人階級對各黨派應取的不同態度及對招牌工會的斗爭策略，克服工人群眾中的幫派觀念等，從而使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熟起來，很快掀起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但是，由于當時陳獨秀和黨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國十月革命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把資產階級當作革命對象，也不把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廣大農民又尚未發動，因此工人階級在城市里實際上陷于孤軍作戰的境地。1923 年二七慘案開始，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工人後，工運很快轉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錨後，面臨著一個選擇正確航道的問題。

列甯領導的共產國際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1922 年1 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指出中國等被壓迫民族國家當前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列甯在病中接見了參加大會的國共兩黨代表，希望兩黨合作，推進中國革命。中共接受列甯的思想，在7 月舉行的“二大”上，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宣言”，明確了中國革命應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段進行的認識；制訂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提出了反帝反軍閥的口號和與國民黨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方針。陳獨秀在大會上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然而，馬林在考察國民黨影響較大的南方並與孫中山交談後認為，共產黨的力量還太小，只有通過國民黨的組織和影響，才能迅速走出狹窄的知識分子小圈子，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孫中山也不答應黨外聯合的方針，只希望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新鮮血液來挽救正在“死亡”的國民黨。為此，馬林向國際提出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共產國際批准了他的建議，並作為決定派馬林到中國執行。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和全國各區委，起先幾乎一致反對加入國民黨，認為兩黨的宗旨、性質、基礎、政策“太不相容”，“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 月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馬林拿出共產國際訓令後，陳獨秀等表示服從，但要求孫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黨辦法，並按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孫接受了這些條件。于是陳獨秀首先由孫中山主盟，加入國民黨。

然後，陳獨秀積極貫徹共產國際方針，撰寫一系列文章，闡述國共合作的意義，並認真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正式通過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針。在會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長。翌年1 月，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大，改組國民黨，李大釗、林祖涵、譚平山、瞿秋白、毛澤東等共產黨員參加，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國共合作終于實現。

但從此陳獨秀又走向另一極端——右傾並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思想明顯受到馬林抬高資產階級國民黨、貶低無產階級共產黨觀點的影響，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視民主革命為資產階級為主導為基礎的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只有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我們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那末我們共產黨就來當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幫助國民黨把當前的國民革命搞好，但我們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准備下一個革命上。這種思想是當時全黨的認識，並在中共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現。瞿秋白和鄧中夏等少數人曾發表文章，批判這種思想，強調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共產國際也派維經斯基及中共旅莫支部負責人之一彭述之回國，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精神，並寫進了1925 年1 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決議。陳獨秀也表示接受這個精神，並被選為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後的實際工作中，從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到他們在中國的代表，都對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集團的反共活動采取退讓政策，所以這個問題在大革命中始終沒有解決好。

盡管如此，當時的形勢是革命正走向高潮，特別是中共四大通過了工、農、青、婦等一系列群眾運動的決議，為黨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揭開了序幕，從2 月開始，上海的黨組織就在工廠中廣泛發動罷工斗爭。而曆次罷工最高的指揮者是陳獨秀，各個重要事項，如應否發動，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都是工運干部與他共同開會決定。同時，他還不斷寫文章進行宣傳和指導。在日、英帝國主義先後制造槍殺中國工人、學生的血案後，終于爆發了以上海為中心、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從運動開始到9 月基本結束，陳獨秀發表了11 篇文章指導運動：論述運動的性質、任務和策略，揭露批判敵人的破壞陰謀，批評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言論等，不僅有力地配合運動打擊敵人，還有效地幫助群眾提高覺悟，使他們樸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的認識。陳獨秀親自做總商會長虞洽卿的工作，傾聽他對運動的意見，請他代籌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對大資產階級在斗爭中的動搖，陳獨秀也多次在《熱血日報》上發表不署名文章進行批評，還通過他的一個同鄉的關系，把廣東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

1925 年3 月，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斗爭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動激烈起來。老右派公開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領袖廖仲愷，又在北京西山召開非法的“中央全會”，通過反共決議；以蔣介石、戴季陶為代表的新右派，因還要依靠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取代北洋軍閥，不公開反蘇反共，但也宣揚“共信不立”，竭力打擊和限制中共的力量。1926 年3 月和5 月，蔣介石先後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向共產黨發起嚴重挑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陳獨秀原打算組織力量反擊，但又從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觀念出發，提議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被共產國際拒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對老右派堅決反擊，促使國民黨將他們開除；但對新右派，則要利用他們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積極性”，采取退讓的政策，滿足他們的要求。于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陳獨秀在他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被否定後，更加消極，自覺地以“在野黨”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政策。

1926 年7 月，蘇聯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但是，陳獨秀主持黨中央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他從以往孫中山及西南軍閥多次北伐的曆史經驗出發，斷言這次北伐也是“軍人政客爭權奪利的軍事投機”，沒有革命的意義；而且，“北伐軍能否打到武漢大有疑問”。更主要的是陳獨秀堅信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農群眾，“由宣傳到組織，再到暴動”，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從而把它與正規軍隊進行的革命戰爭對立起來。因此他以中央名義，發出一系列指示，不准黨的優秀干部參加黃埔軍校、北伐軍和北伐軍占領區的政權機關。于是蘇聯提供的大量軍火都落到了蔣介石集團手中，使整個革命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