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剪發、天足；三事：種棉、造林、畜牧。② 閻錫山在1921 年6 月至1923 年10 月所召開的一系列會議的總稱，這些會議因會址開始設在太原督軍署內一座名為“進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館”，故名之為“進山會議”。
③ 包括“資由公給、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旬公開聯合馮玉祥，極力擁護段祺瑞重新上台。為阻止湖北、河南的直系援軍北上，閻派兵占領石家莊，截斷京漢鐵路交通，解除北上增援的直系軍隊武裝。但馮玉祥國民軍勢力的迅速發展，對閻錫山統治山西和向外擴張都造成嚴重的威脅。于是，閻又采取聯合奉、直討馮的方針，派兵配合奉、直在晉北進攻國民軍。通過這次戰爭，閻不僅奪取了綏遠特別區，擴大了地盤，而且收編了部分國民軍，軍事實力也大為增強。1926 年秋至1927 年春，閻進行第三次擴軍，將晉軍改稱“晉綏軍”，自任總司令，並將步兵擴編為17個師。至此，閻的兵力已增至13 萬余人。
1927 年北伐戰爭勝利在望，他于1927 年6 月3 日通電就任北方革命軍總司令，改掛青天白日旗，服從三民主義。隨後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閻公開表示反共，積極執行“清黨”政策，成立自新院，專門管教所謂“政治犯”，迫害進步人士，致使山西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8 年2 月，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北上參加對奉系軍閥的戰爭。6 月，閻軍攻占京、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政治會議太原分會主席和北平分會代理主席，並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閻控制了晉、冀、察、綏4 個省區及平津兩大城市。1928 年10 月，國民黨政府任命閻錫山為行政院內政部長。
國民黨軍隊驅逐奉軍出關後，蔣介石為了削弱異己部隊而召開的“編遣”會議，激起各派新軍閥特別是閻錫山的不滿。1929 年，唐生智聯閻反蔣，閻先是同意，後又改變主意擁蔣反唐。1930 年1 月，他親赴鄭州自任討唐總司令，蔣委任閻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但又怕閻乘機擴大實力和地盤，遂授意韓複榘在鄭州秘密捉閻。閻得知後，倉皇逃回太原。
以後，閻繼續擴軍，兵力達20 多萬，並以討論“國是”為名，表示反對蔣介石。一時，國民黨內反蔣各派麇集太原，組成反蔣聯合戰線。1930 年4月1 日，閻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聯名通電反蔣。南京“國民政府”于4 月5 日下令免去閻本兼各職，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永遠開除閻的黨籍。蔣介石調集大軍討伐“叛軍”。這樣，以閻為首的中原倒蔣戰爭全面爆發。
戰爭進行期間，8 月7 日，國民黨反蔣各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發表宣言，組織與南京對抗的“國民政府”，推定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等7 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閻為主席。9 月9日，閻宣布就職。18 日，張學良突然通電擁蔣，出兵山海關，閻、馮軍敗退。閻遂宣布下野，隨後逃居大連，托庇于日本，但仍通過其親信，遙控山西的軍政大權。
1931 年8 月5 日，閻潛回山西。九一八事變後，太原學生舉行抗日示威游行，閻出于對蔣介石政府的忌恨，表示“支持”學生運動，並勒令解散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派兵逮捕黨部負責人。1932 年3 月，閻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的軍政。蔣為了爭取閻，恢複了其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閻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蔣、閻重新合流，閻再度統治晉綏兩省。
閻重新掌權後，繼續集中力量發展本省的經濟建設，積極擴充山西的實力。制訂《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將各項工礦企業統歸西北實業公司經營管理。另外，他還修建同蒲鐵路（窄軌），整頓山西銀行，成立山西實物准備庫和山西營業公社。為了發展官營資本，他拒絕給私營工業提供貸款；為了發展本地工業，又成立土貨商場，抵制外貨，成立“經濟統制處”壟斷全省經濟。由于閻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使山西的工業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
面對日益高漲的民眾運動，特別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閻提出“以組織對組織”的口號。他指使親信建立了“建設救國會”、“文山讀書會”、“民眾監政會”、“植社”等社會團體，企圖以這些組織來對付共產黨和民主力量。他從馬列主義學說中竊取某些詞句，杜撰成所謂的“物勞主張”，出版了《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一書，吹噓其主張是超越馬列、勝于孫中山的。1935 年又成立“主張公道團”，自任總團長。各縣則設立“防共保衛團”。他親自編寫《防共應先知共》、《共產主義的錯誤》等反動書籍，強迫人民唱《防共歌》，以實現他“思想防共”、“經濟防共”和“民眾防共”的目的。1936 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為防共的根本辦法。
1935 年華北事變後，日軍進窺綏東，為維護其政治地位和官僚資產，他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又擔憂中共力量久留山西，妨礙自己的手腳，1935年冬，拒絕紅軍通過山西開赴抗日前線的要求。
1936 年6 月，又將所謂的社會團體合並為“自強救國同志會”，自任會長。當時在閻面前有三種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領山西；共產黨要一致抗日；蔣介石要吃掉他。閻遂采取抗日和日、聯共反共、擁蔣拒蔣的兩面策略，周旋于三種力量之間。後迫于日寇進逼，在中共的積極爭取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采取“擁蔣聯共抗日”的路線。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1936 年9 月18 日，他支持進步青年學生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後邀共產黨員薄一波回省參與“犧盟會”的領導。隨後，他主持綏遠抗戰，在傅作義等將士的努力下，取得了紅格爾圖保衛戰的勝利，收複了百靈廟，給日偽軍以有力的回擊。接著，他掀起了廣泛的援綏運動，振奮了晉軍的抗戰意志。
七七事變後，閻與中共在一省之內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8 月2日，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國民政府任命其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在閻的同意下，“犧盟會”組建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四個縱隊、一個工衛旅、三個政衛旅，另外還組建了暫一師，統稱新軍。
日軍占領北平後，于1937 年9 月中旬侵入山西境內，閻赴代縣太和嶺口指揮作戰。平型關戰役後，為阻止日軍南下，閻組織忻口會戰。此戰中國軍隊給日軍以重大殺傷，打亂了日軍的作戰部署。後日軍從娘子關入晉，閻軍腹背受敵，放棄忻口，令傅作義退守太原。11 月8 日，太原淪陷。由于閻和中共實行了進一步的合作，進行了比較積極的抗戰，他領導的第二戰區在抗戰初期一度被譽為“模范戰區”。
1937 年11 月24 日，閻錫山退守臨汾，在喪師失地的情況下，他的抗日信心有所動搖。軍隊潰不成軍，原有組織名存實亡。為了繼續控制戰區，1938年2 月16 日他在襄陵縣溫泉村成立新的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自任會長。在喪失抗戰信心的同時，他又對八路軍等抗日武裝心懷疑懼。在日軍的政治誘降下，閻逐步采取“避日、反共、擁蔣”的路線，1939 年3 月25日至4 月22 日，在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的“第二戰區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①，把矛頭集中指向八路軍、犧盟會和決死隊。接著，解散了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恢複國民黨在山西的公開活動。1939 年12 月初，閻破壞統一戰線，充當反共的急先鋒，宣布決死二縱隊為“叛軍”，下令“討伐”，挑起山西新軍與舊軍的沖突，並下令進攻在晉東南的決死一縱隊，制造了反共的十二月事變。這是閻錫山改變“擁蔣、聯共、抗日”路線為“避日、反共、擁蔣”路線的轉折點。1940 年7 月，閻與中共代表談判，答應不再進攻新軍，雙方確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陽）離（石）公路為界，晉西南為舊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新軍和八路軍活動區域。從此，閻錫山在山西只控制著晉西南的十幾個縣。
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思想指導下，為保全自身，公然與日勾搭，于1940 夏，在吉縣克難坡與日本特務大矢晤商，確定“雙方在山西境內進入停戰狀態”。同年11 月，閻錫山派趙承綬到孝義縣白壁關與日軍“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雙方達成日軍為閻軍裝備30 個團的協議。1941 年3 月，閻又派趙承綬到白壁關與日軍駐汾陽若松旅團的宮內參謀會商，雙方口頭協議“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攜、共同防共”①；離（石）軍（渡）公路以北之“防禦進剿”由日軍負責，以南由閻軍負責，必要時雙方實行“會剿”。
在加強對山西軍事、政治控制的同時，他也加強了對各級干部的控制。
1941 年，在吉縣克難坡舉辦“干部暑期進步討論會”，後改稱“洪爐訓練”，對手下各級干部進行嚴格的集訓，灌輸反共思想，統一內部認識，以配合他的對日妥協活動。
1941 年8 月11 日，閻錫山指使趙承綬在汾陽城內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簽訂了《汾陽協定》。其主要內容是：日、閻取消敵對行動，共同防共；閻通電脫離國民政府；日將山西政權交閻，並為閻軍提供裝備等。10 月，雙方進一步達成履行《汾陽協定》的細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閻發現國際形勢對中國抗戰有利，加之，與日勾搭本屬互相利用關系，于是妥協活動有所收斂。但日軍卻急于要求閻履行《汾陽協定》。1942 年5 月6 日，閻錫山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岩松義雄、參謀長花谷正等人在吉縣安平村談判，閻鑒于國際形勢的變化，沒有答應任何條件。後日本對閻施加各種壓力，逼其就范，閻一直采取拖延對策。期間，閻錫山雖然口頭上對外聲稱要防禦日軍的進攻，但實際上仍與日軍保持了有間隙的聯系。
1943 年，偏安晉西南的閻錫山為解決糧食和兵源問題，在其統治區內推行“兵農合一”政策。他將17 歲到45 歲的役齡壯丁，每3 人編成一個互助兵農小組，一人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兩人各領一份“份地”耕種。當時，閻統區完整縣僅7 個，但閻利用這一政策，2 年時間內募集常備兵7 萬多人。抗日戰爭接近勝利時，閻錫山打出“開展政權”的旗幟，又加緊與日本勾搭，開始向共產黨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暗中派遣人員擔任偽山西省公署職員和縣長等職。1945 年他又對日偽縣區行政官員按現職發給委任狀，保證將來不以漢奸論處。日本宣布投降後，閻錫山派趙承綬火速趕往太原與日軍商談“接收太原”問題。1945 年8 月17 日，趙承綬與日達成協議：日軍聽① 也叫秋林會議。
① 趙承綬：《我參預閻錫山勾結日寇的活動情況》，《文史資料選輯》第54 輯，第218 頁。候閻錫山接收；八路軍如攻太原，日閻雙方共同阻擊。
8 月30 日，閻錫山回到太原。他委任一批漢奸為高級顧問，改編偽軍4萬人為省防軍，實行所謂“殘留運動”，改編留用日俘3 千人，積極准備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日本投降後，1945 年8 月中旬，閻錫山派其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部向上黨解放區進犯，結果被殲3 萬余人，史澤波被生俘。1946 年上半年，閻錫山又多方阻撓和破壞各地的軍調小組的調處活動，反對和平，窮兵黷武，在太原、大同、臨汾等地修築鋼筋水泥碉堡7 千余個。
1946 年6 月下旬，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閻錫山遂向山西各解放區發動瘋狂的進攻，但在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下，閻錫山發動的全面進攻徹底失敗，閻軍只能控制鐵路兩側的少數縣市。此時，他繼續推行其敲骨吸髓的“兵農合一”暴政，大肆搶糧抓兵，又在城市進行編組抽兵，同時加強特務統治。1946 年4 月，他成立特種警憲指揮處，10 月22 日，又成立太原綏靖公署諜報參謀訓練隊。閻錫山在太原和晉中各縣組成嚴密的特務網， 任意殘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在軍隊中由“政衛組”派遣特務，深入連隊進行所謂的“肅偽”。
1947 年至1948 年，閻錫山在晉中各縣和太原市推行“三自傳訓”①，目標為“十除一，一變九”，即在十個人中要除掉一個共產黨員或革命群眾，把十個人中原有一個擁閻的人變為九個。“三自傳訓”的結果導致殺人極多，從1947 年9 月至1948 年7 月晉中各縣在一年期間，前後被害的人共達3 萬之多。閻錫山將解放軍遣返釋放回的俘虜組成“返干團”和“雪恥奮斗團”，讓他們繼續為其反動統治賣命。
1948 年5 至7 月，臨汾和晉中相繼解放，閻錫山為困守太原，在太原城外組織“百里防線”，決心負隅頑抗，9 月，下令成立“山西總體戰行動委員會”，並親手制定和頒布了保衛太原的“十二條行動綱領”和“十二種方向”，組織“民衛軍”，驅趕市民為他賣命。面對人民解放軍的和平談判倡議，閻堅決拒絕，還將密謀起義的三十軍軍長黃樵松和解放軍某部參謀處長晉夫押送南京槍殺。當閻看到大勢已去時，遂于1949 年3 月29 日乘機逃往南京。4 月24 日，人民解放軍攻克太原，宣告了閻錫山在山西的38 年反動統治結束。
閻錫山逃到南京時，南京國民黨政權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949 年1 月21 日，蔣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但國民黨的軍政實權仍操諸蔣介石手中。在蔣、李的明爭暗斗中，閻錫山表面上以“調處”身份出現，實際上站在蔣介石一邊。
4 月22 日，閻錫山在南京解放前一天，乘飛機逃到上海，26 日又從上海飛抵廣州。為調和蔣、李矛盾，閻曾二次飛台謁蔣，又兩度飛桂見李。5 月20 日，何應欽辭去行政院長職，李宗仁在推薦居正出任遭到立法院反對後，不得不提名閻錫山出任。6 月2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閻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閻錫山組閣後，立即擬定了《扭轉時局方案》、《反共救國案》，提出成立“敵後工作委員會”，指令各省成立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派人潛入解放區組織地下武裝。此外還擬定了《加大地方職權案》、《收支適合的臨時① “三自”即自清、自衛、自治。
預算案》、《保衛華南西北大陸作戰方略》、《改善部隊及公務人員待遇案》、《保衛台灣海南島案》等。
廣州解放前，李宗仁下令國民黨政府遷渝。11 月11 日，閻錫山再赴台灣謁蔣，15 日返渝，18 日在出席重慶各界舉行的“慶祝政府遷渝”大會上，他提出“確定以寸土必爭為目標”，“走民眾路線”，“實行總動員”，“完成總體戰”。
12 月26 日，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閻被迫率國民黨政府由重慶遷到成都，在成都不及半月，又于12 月8 日遷至台灣。從此，結束了他在大陸的政治生涯。
閻錫山逃往台灣後，擬定了《保衛台灣海南島、收複大陸計劃方案》，提出“實行民眾路線”，“建立海陸兩個面的戰法”，以完成“收複大陸”。但他的妄想沒來得及實施，蔣介石就“複職”了。
1950 年3 月1 日，蔣介石“複職”後，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免去了閻錫山行政院長職。此後，閻僅保留了總統府資政和中央評議委員職務。
3 月16 日，閻由台北市繁華的中山北路移往麗水街8 號，深居簡出，從事人生哲學方面的研究，撰有《人應該怎樣》一文。
1950 年8 月12 日，閻由麗水街8 號遷往陽明山之菁山居住。這里原是一片廢耕的茶園，地處偏僻，交通不便。閻著人略加開辟，即偕舊部上山，從此開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組會，文武官員全部參加，由他講解古代“聖賢”義理。他的講話以後整理為《菁山草廬講學錄》一書。在菁山初期，他經常下山演講，一是總結失敗的教訓，二是作反攻大陸的精神動員，三是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四是研究傳統文化。中、後期主要集中精力從事著述。先後著有《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大同之路》、《中國政治文化與人生》、《道德重整會世界大會提案》、《恢複大陸與土地問題》、《怎樣勝過敵人》、《大同國際宣言草案》、《與慈航法師論道書》、《孔子是個什麼家》、《三百年的中國》等。
閻錫山到台灣後，先後患有多種疾病，1960 年5 月22 日病死，終年78歲。
第二十四章鄧演達鄧演達，字擇生，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3 月1 日出生于廣東惠陽縣永湖鄉鹿頸村。先世務農，父親鄧鏡仁于光緒年間考中秀才，後任中學教員。鄧演達青少年時期度過10 年軍校生活。他于1909 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堂，由于聰穎好學，志向遠大，很快受到擔任該校學長的革命黨人鄧鏗（仲元）（1886—1922）的重視，被吸收為同盟會會員。1911 年武昌首義後，鄧演達曾入伍隨軍北伐，1912 年返回廣東，被派送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13年畢業。1914 年又考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堂（即武昌南湖陸軍中學堂）學習，1916 年末畢業。接著入保定軍官學校，1919 年初畢業。10 年軍校生活，使鄧演達受到系統的軍事教育，這為他後來從事軍事活動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又努力學習社會科學知識，並兼修德文，學識日益廣博。
1920 年初，鄧演達應鄧鏗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參加孫中山所組織的援閩粵軍，任憲兵連連長。從此他便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積極參加者。在1920年驅逐舊桂系、1922 年北伐、1923 年攻打陳炯明和沈鴻英等的征戰中，鄧演達都出力甚大，屢立戰功，因而相繼升任為營長、團長。
從1924 年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到1927 年上半年，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蓬勃發展的幾年，也是鄧演達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幾年。
鄧演達積極參加了建設黃埔軍校的工作。軍校籌備期間，他是孫中山指定的籌備委員之一。因籌備工作開始不久，籌委會委員長蔣介石即離職而去，該職由廖仲愷代理，鄧與廖等人一起積極完成了軍校的籌備工作。待軍校成立，鄧演達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訓練部掌管學校術科教育和學生管理，主任李濟深時任粵軍第一師師長，該部工作主要由鄧負責。他為專心辦理軍校，辭去粵軍團長職務，遷住黃埔，與學生一起生活和操練，深受學生的愛戴。1924 年冬，因遭右派勢力的排擠，並為考察外國革命經驗，增長才識，鄧演達辭去軍校職務，赴歐洲游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國看到帝國主義者與廣大民眾對中國人民截然相反的態度，在蘇聯看到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熱心贊助，從而更增強了聯合蘇聯及世界各國被壓迫群眾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1925 年末，鄧返抵廣州，隨即出席國民黨“二大”，作《關于游歐的報告》。國民黨“二大”選他為候補中央委員。鄧重返黃埔軍校，出任教育長。1926 年3 月初，黃埔軍校擴大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鄧演達抨擊了蔣介石的行徑，引起蔣的不滿。4 月，蔣以何應欽代替鄧演達職務，鄧被調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長。
1926 年7 月，廣東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鄧演達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戰爭中，他除去主持軍隊政治工作以外，還直接參與北伐主力之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作戰指揮。9 月，北伐軍攻打武昌，鄧演達親臨城下督戰。時直軍將領劉玉春、陳嘉謨負隅頑抗，戰斗十分激烈，鄧的戰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彈打穿，他仍堅持指揮戰斗。10 月10 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鄧演達同時兼任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和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1927 年3 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鄧演達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中央農民部長，並再次被任命為總政治部（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他還兼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領導工作。鄧演達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繼日，充分顯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鄧演達對蔣介石的獨裁深惡痛絕。1927 年初，蔣介石為了達到以軍制黨、制政的目的，挑起了“遷都”之爭。他擅自改變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企圖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至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對此，鄧演達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在一次有蔣介石參加的武漢群眾集會上，鄧率眾高呼“中央黨部立刻遷駐武漢！”“國民政府立刻遷駐武漢！”據當時報載，與會群眾對鄧“一句百合，備極熱烈”。2 月，鄧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長文《現在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尖銳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眾們大家的事。”“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獨裁者們雖可“掙紮若干時”，但最終必將成為“群眾的反叛者”而走向“墳墓”。①3 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提高黨權，限制和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後，鄧多次發表講話，闡述反對個人獨裁的意義，主張“黨指揮軍事”，而不允許“軍事指揮黨”。
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前後的幾個月中，鄧以很大精力從事發動農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 可以說就是農民革命”，農民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是區分敵友的“量尺”，而“農民要解決的大問題，即土地問題”。他與共產黨人毛澤東等共同組織了一系列負責農民問題的重要機構，如陽新慘案查辦委員會、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等，大力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
1927 年4 月12 日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4 月18 日在南京另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鄧演達積極投入討蔣斗爭，由此愈加遭到蔣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發出的“秘字第一號令”中，鄧演達與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一同被列入“通緝”名單。之後，武漢政府舉行二期北伐，進軍河南。鄧演達率領總政治部工作人員500 余人隨軍出征。他出入火線，參與第四軍的作戰指揮。當時輿論盛贊鄧演達及所部人員“于軍事、政治兩方面之進展，卓著功績”。1927 年5 月以後，武漢汪精衛等人日益右傾和反動，終于同蔣介石一樣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這革命危急時刻，在聯共與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鄧演達不僅堅決反對與共產黨分裂，而且關心著共產黨人的安危。6 月中旬，鄧從河南返回武漢。他曾深夜走訪汪精衛，勸汪站在革命立場，與民眾站在一起，但汪決心在鎮壓工農、反對共產黨的路上走下去。鄧鑒于革命形勢急劇逆轉，而自己雖殫精竭慮也無法挽救革命的失敗，于是決定從武漢出走。行前他告訴共產黨人“何鍵一定開刀無疑”，因此希望共產黨“注意漢口馬日事變的來到”。6 月30 日他寫了告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員書，悲憤地指出：“前時主張討伐蔣介石的，現在忽然有投降妥協的要求；前時主張聯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現在忽然有與共產黨分裂的主張；前時主張擁護農工利益的，現時忽然反而要去屠殺農民和嫉惡工友。”而如果三民主義受了曲解，農工受了摧殘，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脅，“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結果”，“難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敗”。接著，鄧在《辭職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衛等人“向蔣圖謀妥協，並與共產黨相分離，而殘殺農工”的行徑。
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到達莫斯科，11 月1 日與宋慶齡、陳友仁共同署① 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鄧演達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表示要在孫中山革命精神領導下，“為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完全實現”而斗爭，並宣告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12 月轉赴德國柏林，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中外曆史、哲學、經濟學和經濟史、各國政治、中國經濟、農民問題、財政問題、外交問題等多方面內容，以從中探求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還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談，討論中國革命和中德關系問題。1929年4 月到德國南部各地參觀考察，10 月底赴法國巴黎，再渡海至英國倫敦，並在英國的一些城市考察。1930 年1 月離英返國。他取道意大利，經巴爾干半島、土耳其、伊朗、印度，5 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鄧演達回國後，曾尋求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反蔣，但未得到相應的回答。
此時，一個由譚平山等人所組織、奉鄧演達為總負責人的第三黨——中華革命黨，已在國內存在了兩年。1930 年8 月，鄧演達召開干部會議，把第三黨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會議通過鄧演達起草的《政治主張》，選舉鄧為中央干部會總干事。鄧並負責主編《革命行動》月刊。
鄧演達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並把三民主義原則與現時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論。鄧演達認為，1924 至1927 年的“人民革命運動”失敗後，“整個的中國複由更反動更黑暗的勢力統治著”，南京政權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個政權下農工民眾的痛苦更為加深，因此必須“繼續中國革命，複興中國革命”，而所要“繼續複興”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鄧演達規定了平民革命的動力、對象、任務、直接目標和最後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者，無論是直接參加還是間接參加生產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小商人、青年學生及生產設計和管理人員等，他們也就是革命民眾，即革命動力。革命的對象有三個：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和反動資本家。革命任務包括三項：民族、民權、民生。直接目標是推翻南京反動統冶，建立平民政權。平民政權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消除帝國主義在華經濟統治勢力；消滅封建殘余，實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設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最後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
鄧演達否認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獨立的國家，帝國主義掌握著中國主要的經濟機關，“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許中國資產階級形成與帝國主義競爭的中國資本主義”；第二，中國資產階級“無獨立的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眾經過平民革命掌握政權後，絕不會再去“仿效歐美，形成近代的資本主義”。他並設想：平民群眾取得政權後，必能運用國家政權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產業建設，即發展“平民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進而“向著社會主義前進”。
鄧演達堅持平民革命主張，但他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才能成功，他也不贊成共產黨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主張。他的社會主義觀基本上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發揮，同共產黨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
為了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鄧演達不但大力進行反蔣宣傳，而且積極准備軍事倒蔣。他一方面在國民黨軍隊中廣泛開展聯絡和策反工作，“如對江西的陳誠、陳銘樞，陝西的楊虎城、鄧寶珊，山西的馮玉祥、閻錫山，河南的郜子舉、張軫，四川的孫震、鄧錫侯，武漢的胡伯翰，福建的盧興邦等，都以反蔣為基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系”，陳誠和鄧寶珊等還參加了第三黨。另方面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作為建立平民武裝的骨干。“這個革命同學會在十八個省市建立了分會或支部，從國民黨軍隊中吸收和聯系了黃埔學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會員參加了第三黨。①1931 年8 月，第三黨決定舉行武裝起義，計劃由鄧演達擔任起義總指揮，前往江西指揮陳誠的國民黨第十八軍在臨川、清江一帶起義，同時在武漢、陝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發動已聯系的部隊一齊響應。但決定做出未過幾日，鄧就在上海被捕，起義計劃不得不取消。
鄧演達被捕前，蔣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進行秘密活動，便派人赴滬勾通租界當局懸賞抓捕。1931 年8 月17 日，鄧出席在法租界愚園路愚園坊20號舉行的第三黨干部訓練班結業典禮，叛徒陳敬齋事先向蔣介石寫信告密，結果鄧被捕，21 日解往南京。蔣介石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而鄧始終不為所動，他堅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拋棄我的主張，那他拿刀子來好了！”表現了凜然的氣概和高尚的人格。蔣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 月29 日下令將鄧秘密殺害。12 月，宋慶齡到南京營救鄧，蔣介石才不得不承認殺鄧的事實。宋慶齡乃于12 月20 日發表聲明，贊頌鄧“堅（艱）苦卓絕，忠勇奮發”，痛斥獨裁者殺害“忠實革命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撥專款將鄧演達的遺骸由殉難處（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遷葬于紫金山南麓靈谷公園東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鄧演達以崇高評價。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鄧演達為領袖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派，始終反蔣不反共”。後來，毛澤東又曾把鄧演達與古代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和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愛國志士楊虎城、聞一多等一同論列，稱贊他們“以身殉志，不亦偉乎！”①鄧演達確實是一位“以身殉志”，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獻身的偉大人物。
遺著編有《鄧演達文集》。
①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斗曆程》；于剛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1987 年版，第281 頁。
①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7 頁。第二十五章李濟深李濟深，字任潮，廣西蒼梧人，1885 年11 月6 日（清光緒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個富農家庭。李濟深的青少年時期，正是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嚴重的時期。激于愛國思想，他立志學習軍事。1903 年由梧州中西學堂保送入廣東黃埔陸軍中學學習。不久，該校並入陸軍速成學堂。他入步兵科。1907 年畢業後，先在廣東新軍當見習官，後又入講武堂學習。1909 年被保送入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深造。1912 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戰參謀，1913 年重返學校學習。1914 年畢業留校任教官5 年。1920 年應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之召，到廣州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參謀長。1923 年3月升任師長。被孫中山委為西江督辦，揮師溯江而上占領梧州，支持李宗仁、黃紹竑等擊敗廣西軍閥陸榮廷、沈鴻英，統一廣西。1924 年1 月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缺席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時，任副校長兼訓練部主任。1925 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926 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6 年7 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他未到前方，任總司令部留守主任。1927 年4 月蔣介石叛變國民革命，李亦在廣州發動四一五事變，實行“清黨”反共。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李濟深卷入了國民黨派系爭斗之中。
1929 年1 至3 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編遣會議和國民黨三全大會，采取排除異己、削減其他派系勢力的方針，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蔣介石以調停湘事為由，電請李濟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與李宗仁晤談，後又回南京見蔣介石。事後李濟深對記者稱：湘事歸政治解決，一切聽中央辦理。但是，3 月16 日，桂系兩將領打電報給李濟深，謂蔣已決定用武力討伐。李即密電李宗仁，商討對策。兩電均被蔣介石的特務獲悉。21 日，李濟深即被軟禁于南京湯山。國民黨三全大會決定將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開除出黨，理由是他們“擁兵自重，割據地方，不服從中央指揮”。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濟深獲釋。11 月12 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宣布恢複李濟深等人的黨籍。
日軍侵占我國東北後，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1933 年11 月18 日，李濟深會同十九路軍將領、第三黨領導人章伯鈞、黃琪翔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舉起抗日聯共反蔣旗幟，成立新政府。11 月20 日上午在福州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開幕，發布《人民權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認南京反動政府；（2）號召全國反帝反國民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國民政府為中心之法西斯系統；（3）于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① 當日晚，大會主席團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1 月22 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濟深為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 月21 日組成了以陳銘樞為書記的生產人民黨。李濟深等宣布退出國民黨。11 月27 日，人民革命政府與蘇維埃政府訂立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福建事變發生後，蔣、汪控制的國民黨中常會于11 月23 日宣布永遠開除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黨籍。蔣派遣十幾萬大軍入閩討伐，軟硬兼施。由于一部分軍隊倒戈投蔣，1934 年① 《國聞周報》10 卷47 期，1933 年11 月27 日出版。
1 月蔣軍占領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蔣失敗。李濟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繼續從事抗日討蔣活動。
1935 年冬，李濟深與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組織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華滅華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賣國誤國的事實，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最大的仇敵，南京政府蔣介石、汪精衛是中國最大的漢奸，我們必須鏟除這兩大仇敵，才能完成中華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與反蔣，其中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兩大基本政治主張和八條目前行動綱領，即：（1）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民族戰爭；（2）策動全國海陸空軍，武裝全國民眾對日作戰，收複失地；（3）推翻南京漢奸政權，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4）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沒收一切漢奸財產；（5）聯合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6）凡同情及援助中國抗日戰爭及嚴守中立的國家視之為友，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抗日戰爭者視之為敵；（7）鏟除貪汙土劣，廢除苛捐雜稅；（8）爭取人民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之絕對自由①。1936 年西安事變發生時，李宗仁、李濟深等16 人于12 月16 日通電全國，反對內戰，主張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 年2 月，李濟深等發表《解決時局抗日救亡之意見》，痛陳危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開放政權，肅清親日派；召集救亡會議，實現民主自由；停止對日外交談判，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劃分國防區，布置國防等五項呼籲。在呼籲中強調“抗戰為統一之先決條件，統一則為抗戰之必然結果。..任何黨派若不欲自絕于國人，決不能違反抗日神聖命令，中共亦當以抗日為前提，履行其約言，改變蘇維埃之組織與紅軍之旗幟，使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之直接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戰開始後，李濟深等于1937 年8 月發表宣言，號召盟員擁護政府，抗戰到底。10 月25日決定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0 月30 日公布《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說：自蘆溝橋和上海抗戰發動後，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故解散同盟組織。號召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曆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又說：“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發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眾，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③抗戰時期，李濟深主張國共合作抗日。曾建議國民政府軍委會注重山西抗戰，以牽制日軍南下。在武漢東湖又寫長信給蔣介石，提出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兩大主張。由于李濟深在國民黨軍政界有一定聲望（曾有“全國陸軍皆後學，粵中名將盡門生”的說法），蔣介石對之總存戒心，所以始終未委以軍政實權。從1938 年底至抗戰結束，李主要擔任過三個職務，即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軍事參議院院長。
1940 年6 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營撤銷，新成立軍委會桂林辦公廳，由李濟深任主任，9 月，李離開重慶到桂林上任。該廳名義上管轄三、四、七、九4 個戰區，指導8 個省，實際只是承轉機關，無作戰指揮之權。該機構于1944 年春撤銷，李濟深改任為更無實權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事參議院院① 《救國時報》第5 期，1936 年1 月4 日第2 版。
② 《救國時報》第85 期，1937 年2 月28 日。
③ 上海《文彙年刊》，1939 年5 月出版。
長。衡陽陷落時，何應欽、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勸李濟深到重慶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職位。蔣經國也銜其父命來桂林促駕。但李還是決心不去重慶。在桂林，李濟深利用其職位和影響，展開了抗日與民主活動。他掩護了一批進步文化人的活動，並在香港淪陷後，在經濟上接濟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1944 年2 月至5 月，歐陽予倩、田漢、呂複等倡議、組織了規模宏大、盛況空前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李濟深被邀擔任大會名譽會長。他還捐款給大會作為活動費。6 月，由李濟深等發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擴大動員抗戰宣傳周工作委員會，展開抗戰宣傳活動。他還在桂林廣播電台播講《同志們，起來吧！》，號召八桂子弟組織和武裝起來，粉碎敵人的進攻。6 月18、19 兩日舉行了上萬人的國旗獻金大游行，李濟深、柳亞子等走在隊伍前頭。宣傳周和獻金大游行結束後，獻金和募集的錢物一部分送交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線的部隊。6 月28 日，成立了以李濟深為會長的桂林文化界抗敵工作協會。7 月，組織了以田漢為總隊長的桂林文化界抗敵工作隊，到湘桂路沿線的興安、全州等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不久，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壓制，該隊被迫解散。
桂林淪陷前後，在桂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工作者紛紛疏散、轉移重慶、貴陽及柳北地區。何香凝、梁漱溟、陳劭先等到桂東、賀縣、昭平。李濟深先到梧州，後又轉到家鄉廖純村。這時，他目睹國民黨統治集團日益反動和腐敗，他一面從事敵後抗日武裝斗爭，一面聯絡何香凝和在廣東羅定抗日的蔡廷鍇等，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的政治組織。並派朱蘊山同張瀾、馮玉祥及西南地方實力派聯系。日本投降後，李濟深加緊了這一活動。他派人草擬了組織章程，將章程與同時期何香凝擬的章程一起整理後交何香凝、蔡廷鍇過目。1946 年2 月下旬，李濟深經廣州去重慶，准備出席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廣州，他委托蔡廷鍇、李章達負責籌備工作。3 月12 日、4 月14日，蔡廷鍇、李章達在廣州集會兩次，正式組成中國民主促進會，推舉（一說由李濟深事前指定）15 人為中央理事會理事，李濟深為理事會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鍇代理。會議通過了宣言，5 月15 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宣言》宣告該會成立的動機和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齊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進中國之民主運動，共同完成建國大業，使和平統一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得以雄臨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條時局主張，主要是：政治上主張實行民主，國民黨自動結束黨治，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保證人民各項基本自由，一切民主黨派處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權制，各省省憲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長亦實行民選。經濟上實行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外交上積極參加國際安全機構，與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以平等地位切實合作，反對任何國家在我國土內駐兵及侵害我國家主權之特權。軍事上主張軍隊國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黨派及個人均不得擁有軍隊。5 月21 日，又以蔡廷鍇等的名義在《華商報》發表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政治主張》，更詳細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項主張。《宣言》和《政治主張》闡明了國民黨內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綱領。民主促進會成立後，還決定辦一種日報，作為與民盟共有的機關報。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報沒辦成，蔡廷鍇、李章達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總部由廣州遷往香港。
李濟深在重慶期間，表示堅決反對內戰，同時廣泛接觸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會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5 年10 月28 日在重慶成立）領導人時，表示支持民聯的活動。他還和馮玉祥、劉文輝、張瀾、龍云、陳銘樞、余心清、蔣光鼐等在聚興誠銀行聚會，分析國內形勢，相約一旦內戰爆發，“就聯合國民黨內部可以聯合的力量，組織團體，展開反蔣斗爭”①。同年5 月底，離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聯系，著手進行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他回憶說：當時，董必武給予我們七百萬元。王葆真帶了五百萬元，余心清帶了一百萬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來北方一行，..但那時，蔣介石已打了三封電報要我去廬山了。②在廬山因同蔣面談時間很少，便寫了一封長信批評蔣的政策。而後，離開廬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滬。1947 年2 月26 日，李濟深以回鄉掃墓之名，離滬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鍇等商定了七條綱領，3 月9 日以《李濟深對時局意見》在《華商報》發表。李濟深首先指出：“中國到了今天，無論就整個國家民族來說，或就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危機。我們對于這種危機..應平心靜氣，很客觀的診視病源，實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說：“使國家弄到這樣地步，我們的黨，當然要負相當責任。”“蔣主席應負主要責任”，這是“客觀邏輯必然的結論”。最後他提出七條挽救時局的意見：（1）政府必須放棄武力統一政策，雙方立刻停火。（2）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3）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重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國民意的憲法。（4）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軍、減政，切實複員，抑制物價，以安定民生。（6）保護民族經濟，取締官僚資本，實行保護關稅政策。（7）恢複孫總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國國民黨，廢除黨內獨裁，保證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建國。李濟深的離滬赴港和這個方案的公開發表，表明他又一次舉起了反蔣的旗幟。同時表明他實際上邁出了同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獲得各民主黨派的稱贊和國民黨民主分子的響應。蔣介石集團控制的國民黨中央于1947 年5 月召開緊急會議，以“有背黨紀”，“詆毀蔣主席及政府”為由，宣布開除李濟深黨籍。
從1947 年5 月開始，李濟深加緊了建立統一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籌備工作。當時在香港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除他領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1947年7 月1 日宣布同上海馬敘倫領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合並，1948 年3 月20日又分開，改稱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在上海者簡稱民進）外，還有民聯的地方組織。在李濟深組織、推動下，先後組成了民聯南方執行部、民聯粵港澳總分會和民聯、民促南方聯合執行部。1947 年5 月，李濟深、何香凝寫了致上海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的密信。信寫在不大的一塊白綢巾上，內容是：“國民黨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對內對外，緊要萬分。盼先生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一切。詳情由蘊兄面報。”（蘊兄即朱蘊山，原擬派他到上海，後未成行。另托人帶口信給譚平山等人。10 月初，柳亞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來）柳亞子、譚平山等人陸續由滬抵港。此時，中國勞動協會主席朱學范適出席國際工聯理事會後轉經美國舊金山回到香港，帶來了正在美“考察”的馮玉祥給李濟深等人建議成立國民黨革命組織的信，並作為馮玉祥的代表參與協商。關于新組織的名稱，曾有“民主和平運動大同盟”、“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和平運動聯盟”、“中國國① 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曆史道路》，三聯書店1979 年版，第21 頁。② 《文史資料選輯》第67 輯，第154 頁。
民黨民主派同盟”、“中國國民黨（左派）”或“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等。宋慶齡建議叫“革命委員會”，何香凝堅持加“國民黨”三個字，以便團結更多的國民黨人，孤立蔣介石。最後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關于領導者，多數人推李濟深擔任。李提議請孫夫人宋慶齡蒞港出面領導。大約在10 月底，由柳亞子執筆，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六人簽名寫成了《上孫夫人書》，書中說：“自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被蔣介石及其爪牙黨內頑固分子推翻後，中國人民渴望的民主與和平便不能早日實現，且深陷于慘酷的內戰災禍中。本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我們應海內外大多數黨中同志的要求，特發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紀念日，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我們以夫人二十余年來一貫之主張為主張；我們認定只有第一、第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由此兩次代表大會產生的中央執行機關，是本黨的合法領導機關；只有此兩次代表大會決定的政綱政策，是本黨黨員真實的奮斗目標。我們擬于代表會議中指出蔣介石背叛總理，背叛遺教，出賣革命，迫害同志，殘殺人民的罪行，否認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動中央，並召集繼承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革命黨統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正式中央指導機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斗。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之前，先設立一臨時中央指導機構，肩起當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如因扼于環境，行動不便，不能于會前趕來主持開會，亦請順應海內外同志一致之請求，接受擁戴，來函指示進行方針，並于會後以領導人之地位，發表談話，宣示本黨重建之必要，與同意大會之決議。萬一發表談話亦有不方便之處，便只來函指示方針，對于新聞記者之詢問，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項請求，甚望夫人斟酌環境及時局發展情形，決定選取其一。現在各地代表已陸續來到香港，開會各種准備工作，亦已大體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①11 月初，李濟深委托朱學范將書信轉交宋慶齡。朱學范通過中國勞動協會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章漢夫彙報此事，章漢夫告訴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 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
經過一個多月的協商，于1948 年1 月1 日在堅尼地道52 號召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過了宣言、行動綱領、組織總章、告本黨同志書，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宣言》分為六部分，是一個“兼容並包”的文件，體現了李濟深的思想和主張。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發出了五一號召。5 月1 日，毛澤東寫信給李濟深、沈鈞儒，謂“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已成熟，應先開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毛澤東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① 《革命文物》1980 年第1 期。
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抑或不限于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並派當時中共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斗爭和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潘漢年同他們面議①。5 月5 日，李濟深、何香凝同其他黨派一起發出了致毛澤東電及對國內外通電。6 月25 日，民革單獨發表聲明，表示願為新政協的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時提出：“不但要覆滅今日的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尤要使今後永無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產生”；對于“美帝國主義，必須堅決反對，直至它完全放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而後已”。最後說：“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機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于民主，自絕于人民的死路。”①1948 年8 月，毛澤東複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歡迎他們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國大計。
李濟深在香港，一面領導民革討論新政協各項問題，另一方面親自派人做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1949 年初北上之後，他們所聯系的各種關系交中共南方局處理。同時，他還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發表了對國內局勢、新政協的內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 年11 月2 日，有記者問：外間所傳李將軍將被選為臨時聯合政府主席，李將軍接受否？李答：一切決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實言之過早。新的聯合政府是必須經過政治協商會議，和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程序的。問：近傳蔣介石將劃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將軍以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蔣政權的崩潰一定是全面的崩潰；因為這一個戰爭是全國人民對獨裁的戰爭，一定是劃時代的變革，蔣政權既不能立足于東北華北華中，在華南西南，甚至于台灣，亦決不能維持其統治，因為全國人民都反對這一個反動政權的。問：新的聯合政府對于美國人來中國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國變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蔣介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在兩國平等的基礎上，我們歡迎美國人來做生意。問：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國借款嗎？答：我們素來主張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友好的，將來新中國需要美國經濟與技術的援助，不過必須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12月8 日，又有記者向他提出說中共不能與民主黨派合作，中共將實行一黨專政，他回答說：各民主黨派與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謂中共將實行一黨專政之說完全是一種惡意的挑撥，我堅信中共將誠意與各民主黨派合作①。這期間，他在同國民黨各派政治勢力代表人物的接觸中，保持了相當的警惕性。1947 年11 月在美國人授意下，宋子文當了廣東省主席，派人向李濟深游說，提議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給李以主任名義，聯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諸省的地方勢力，組成“西南大聯合”，妄圖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勝利。李濟深斷然拒絕。1948 年6 月，宋子文親自到香港，電話約李面談，希望與李合作，疏通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龍云以及原十九路軍舊部和桂系地方勢力，在廣東另組政府，重舉孫中山旗幟，推翻蔣介石，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宋的一番話，對部分民革成員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絕②。1949①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01 頁。
① 《華商報》1948 年6 月26 日。
① 邱錢牧等編：《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6—157 頁、162 頁。② 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團結出版社1990 年版，第204—205 頁。年初，李濟深離港北上不久，黃紹竑又帶著李宗仁、白崇禧給李濟深的親筆信到港，表面上是請李濟深到武漢“主持大計”，實際是由桂系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由于黃到港撲了個空，目的未能達到。
不論從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還是從李濟深的個人安全考慮，李宜盡快離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于1948 年12 月26 日晚登船離開香港，1949 年1 月7 日抵大連，1 月10 日到達沈陽。此時，李濟深對民革“接受共產黨領導”問題，作了明確表態。據朱學范回憶，1 月8 日晨，李濟深同他談話時說：香港民革內部對此有爭議，有人認為接受共產黨領導很重要，有人認為黨派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什麼誰領導誰的問題。我既下決心來到了解放區，這一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其實，反帝反封建也好，一邊倒、反對第三條道路也好，核心問題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原則是一致的，但要付諸實行，全國也要步調一致，顯然這也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①。1 月12 日李濟深在沈陽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稱：“貴黨領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洽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之成就，無任欽佩。濟深當秉承中山先生遺志，勉盡綿薄，為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而努力。”1 月22 日，李濟深與54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了《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1 月27 日，民革發表《對時局聲明》，強調根據過去的曆史教訓，必須對中國革命有一個基本認識，即：“中國革命，為國際反法西斯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一環，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農大眾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而三反斗爭的進行，又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②《聲明》還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革命而玩弄的“企圖在革命陣營中組織所謂反對派”等政治陰謀，表示完全支持1 月14 日毛澤東的時局聲明和八項條件，將革命進行到底。2月25 日，李濟深由東北到達北平。1949 年9 月，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年11 月12 至16 日，他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把民聯、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來進行北平和平談判的張治中等人及一些起義將領）團結起來，組成了統一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當選為主席。
1954 年9 月，李在全國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 年9 月17 日，作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詞，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與鞏固、運用與發展，是中國革命中一個十分寶貴的經驗。”表示：“我們各民主黨派願意長遠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不斷地加強團結，相互監促，各盡所能，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1959 年10 月9 日，李濟深在北京病逝，終年73 歲。
① 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第206 頁。
② 民革中央宣傳部1959 年1 月編印：《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要文件彙編》，第264—265 頁。①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1065 頁。第二十六章馮玉祥馮玉祥，字煥章，譜名基善，1882 年（清光緒八年）9 月26 日，出生于直隸青縣興濟鎮北街（現為滄縣興濟鎮），祖籍安徽省巢縣西北鄉的竹柯村。馮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遷居保定城東的康格莊。由于家境貧寒，馮只讀了兩年多的私塾。為了維持生活，父親馮有茂為剛滿10 歲的馮玉祥在兵營中補了名額，以便領些銀子糊口。1894 年，清政府對日宣戰，馮玉祥與其父隨保定練軍開赴大沽口，親眼目睹了日本軍艦的罪惡行徑。
1896 年，馮玉祥剛滿15 歲，正式入營當兵。他在父親的指點和管教下，開始“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不久，馮有茂因病被裁。馮玉祥為了掙錢養家，愈發刻苦操練、學習，開始閱讀《操法》、《陣法》等兵書。他看到淮軍暮氣沉沉，便于1902 年2 月20 日離開淮軍，改投袁世凱的武衛右軍第三營左隊右哨六棚。1903 年4 月，馮升為四棚正目。12 月中旬，又被提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1905 年武衛右軍改為第六鎮，馮任司務長，隨後又升為本連排長，深得協統陸建章和標統王化東的器重。不久，馮玉祥成為陸建章的內侄女婿，得到了陸的提拔和幫助。191O 年9 月升為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11 月30 日，同盟會員白亞雨赴灤州，聯絡馮玉祥、王金銘等，策動革命。第79 標官兵起義後，于1912 年1 月3 日成立了北方革命軍政府，馮為總參謀長，王金銘為大都督，正式宣布獨立。不久，起義軍因張建功叛變，損失嚴重，王金銘、施從云遭通永鎮總兵王懷慶伏兵殺害。馮得陸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袁世凱編練備補軍時，陸建章任左路備補軍統領，任命馮玉祥為前營營長。1913 年8 月，左路備補軍改編為“京衛軍”，馮升任第一團團長。1914年春，馮隨陸建章入陝。途中馮改任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後馮部擴編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馮為旅長。此時他開始注意培養軍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鳴鍾為首的模范連。
1915 年夏，馮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擁護袁世凱稱帝的電文，馮反對帝制，沒有簽名。護國軍進攻四川後，馮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隊與護國軍對抗，並力勸四川都督宣布討袁，終于促使陳宦宣布四川獨立。袁世凱死後，馮部移住川北劍閣。不久，他致電陸軍部要求“回京就醫”。段祺瑞為使北洋勢力進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馮部離川。馮毅然率部離開劍閣，最後到達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馮的職務。1917年7 月1 日，張勳擁溥儀複辟。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討伐張勳。他深感軍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馮玉祥。馮玉祥于7 月6 日，發表了討伐張勳的通電。反複辟之役中，馮立了大功。
1917 年11 月，孫中山舉起“護法”大旗後，段祺瑞調馮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馮同情並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但又不敢公開反段。當部隊開拔到浦口時，即滯留該地。1918 年2 月14 日，馮在武穴發表主和通電，18 日，又發通電，主張恢複國會。段祺瑞于2 月25 日再次將馮免職，交曹錕查辦。這時曹企圖拉攏馮部，遂請政府准許馮免職留任。從此，馮投向直系，但始終未成為直系的嫡系。
1918 年3 月下旬，馮率部離開武穴，進駐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 月14 日，進駐常德。馮曾于1913 年在北京時開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間，在軍中設教堂，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並為100 多名官兵施行洗禮。
1920 年6 月，直皖戰爭爆發，駐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應詔部及湘軍趙恒惕部直逼屬于直系的馮部，馮被迫北撤，移駐河南信陽。
直皖戰爭中直系打敗了皖系，皖系的陝西督軍陳樹藩被撤職，直系的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任陝督。閻于1921 年6 月初，令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與吳新田的第七師同時發動對陳樹藩的進攻。此時，閻電請北洋政府將第十六混成旅改為陸軍第十一師，馮升任師長。不久閻死，北洋政府任命馮玉祥為陝西督軍。
進駐陝西是馮部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馮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塊大地盤。他統一軍政，收編了胡景翼等雜牌軍，加緊整頓和訓練軍隊；同時為地方選賢任能，築路辦廠，在省政上頗多建樹。
1922 年4 月29 日，直奉戰爭正式爆發。4 月19 日，馮玉祥率領第十一師全部由陝出發，向洛陽集中。當直軍在長辛店一帶戰事吃緊時，馮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鳴鍾部增援。馮親自督戰，大敗河南督軍趙倜。直奉戰爭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馮因戰功被任命為河南督軍。他頒布《治豫大綱》，懲辦貪官，提倡節儉，改良社會風尚、重視教育、發展交通事業。這些政績為中原百姓所稱道。同時他又擴充部隊，增強了自己的勢力。
1922 年10 月31 日，北洋政府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並授予揚武上將軍稱號。陸軍檢閱使是個虛銜，但馮卻利用這一時機大力練兵，在兩年時間內，練就了3 萬名精兵，為馮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馮玉祥在治軍中注重向官兵灌輸愛國主義教育，曾把帝國主義強迫中國割讓領土的史實編為《國恥歌》，他還提倡官兵同甘共苦。馮駐南苑期間，元配妻子去世，1924 年2月19 日，與李德全結婚。
1924 年9 月，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組成反直三角同盟。孫中山方面的國民黨人士徐謙、鈕永鍵、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時常與馮聯系，勸馮聯合奉、皖，推翻直系軍閥。馮玉祥積極訓練部隊以加強軍事力量，並爭取同盟者，與北方將領孫岳、胡景翼等秘密聯盟，決心倒戈。1924 年9 月18 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馮在古北口與奉方代表達成協議：約定事成後，請孫中山北來，奉軍不得入關。馮軍與奉軍在熱河停戰。10 月19 日，馮召集部下舉行秘密會議，宣布倒戈計劃，改部隊名稱為國民軍。20 日清晨，鹿鍾麟指揮部隊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錕被監視在中南海延慶摟內，旋即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稱為北京政變。10 月25 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討論政府改組，決定推翻賄選總統曹錕。曹被迫于11 月3 日宣布退職。馮等于10 月31 日組織了以黃郛為首的“攝政內閣”。但是馮為北洋軍閥各實力派所忌，長江流域各省的直系軍閥，公開反對北京攝政內閣，于是馮決定聯皖制直。11 月10 日，馮玉祥、張作霖分別到天津會見段祺瑞，決定推段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總執政，同時歡迎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11 月21 日，段祺瑞通電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孫中山到北京後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馮玉祥親筆信到孫下榻處看望。孫中山將6000 本《三民主義》、1000 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贈送給馮。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逝世，馮令全軍悼亡舉哀。此時他開始認識到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
此時1925 年1 月，馮受到段祺瑞、張作霖的排擠。段任命馮為西北邊防督辦，並要他將部隊整編為6 個師，人數在15 萬左右，取消國民軍番號，稱為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3 月，馮赴張家口就職。
到西北之前，馮經徐謙介紹認識了李大釗，並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會晤，蘇聯軍事顧問開始進入西北軍。
1925 年5 月五卅慘案發生，馮玉祥聯合西北軍各將領致電段祺瑞，要執政府“嚴重對外，不必顧慮”，表示“為國赴難，願效前驅”。他幾次召開張家口各校學生、各界民眾反帝示威大會，親自帶頭高唱《國恥歌》。6 月13 日，馮令所部一律臂纏黑紗，為上海烈士致哀，並號召西北軍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罷工工人，馮個人捐大洋1 萬元。他主張以武力反擊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
1925 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魯聯軍聯合進攻西北軍的形勢。
馮玉祥見形勢不利，于1926 年1 月1 日，通電下野。3 月20 日，馮赴蘇聯考察，會見了蘇聯的許多重要領導人。5 月10 日，馮宣布參加國民黨，要為國民革命而戰，並要求共產國際派劉伯堅隨他前往西北軍。不久，馮啟程回國。
此時，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節節勝利。1926 年9 月16 日，馮到達五原後發表了五原誓師宣言。17 日，國民軍各部將領公舉馮玉祥為國民聯軍總司令。馮宣布國民軍全體將士集體參加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馮玉祥被委任為廣東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馮指揮國民軍解了西安之圍。此役吸引了劉鎮華的10 萬鎮嵩軍，分散了吳佩孚的兵力，在戰略上配合了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
1927 年1 月26 日，馮玉祥返抵西安。此時有200 多名共產黨員在國民軍中擔任重要職務。馮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在陝甘等地頒布治理條例，改革地方行政機構，扶助工農運動。這時，甯漢對立已經形成，馮極為憂慮。武漢政府于4 月18 日決定舉行第二期北伐，馮決定向東進軍與武漢北伐軍會師中原。3 月11 日，馮發布討奉檄文，對鄂、豫、察、綏等地三路出師，自兼中路軍總司令。1927 年5 月1 日，馮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漢政府任命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
正在此時，馮得到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營救。5 月6日，馮赴潼關督師時，得知李大釗遇難的消息，立即在潼關總部召開追悼大會。
馮到潼關督師後，連續攻占陝南各地。6 月1 日，馮軍與武漢北伐軍會師于鄭州，史稱“中原會師”。6 月10 日，馮與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徐謙、譚延闿、鄧演達等人舉行“鄭州會議”。雙方在“分共”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馮不同意討蔣，主張甯漢聯合，繼續北伐。會議決定將豫、陝、甘三省黨政大權交給馮；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馮為主席；第二集團軍改編為7個方面軍，人數達四五十萬。6 月20 日，馮又與蔣介石等在徐州花園飯店舉行“徐州會議”，雙方達成了聯合“清黨”和繼續北伐的協議。徐州會議後，馮追隨蔣介石，在自己統轄的地區實行了“清黨”，將他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和他管轄地區內的共產黨員干部全部“禮送”出境。為拉攏馮，蔣于1928年2 月18 日親臨開封，與馮“義結金蘭”。
1928 年4 月10 日，北伐軍下達總攻擊令，第二集團軍在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與孫傳芳軍作戰，大獲全勝。馮、閻、桂三位集團軍首領都認為北進搶先占領京、津對自己發展實力極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關者為王”的打算。結果馮軍率先攻占京、津。但在蔣與閻錫山秘密達成政治交易後，卻將京、津和河北省的軍政大權交給閻，讓閻接收京、津地區。馮表面同意，但內心頗不愉快。在蔣、馮、閻、李四派聯合打敗各派軍閥的過程中，馮軍戰斗力最強，付出的代價最高，然而最後僅任北平特別市市長，轄崇文門統稅局一所，“每月收入約二十萬元”，這對地處貧瘠、人員龐大的西北軍，只能算杯水車薪。因此，馮耿耿于懷。接收北平後，蔣介石准備召開善後會議，馮“托病”不參加，經蔣一再電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孫中山之後，蔣、馮、閻、李等在碧云寺旁舉行湯山軍事善後會議。蔣在會上先後拋出《軍事善後案》和《軍事整理案》，而馮卻在“時局通電”中唱反調，馮、蔣矛盾步步加深。
1928 年8 月8 日，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開幕，通過了實行五院制的決議案，發表馮玉祥為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並要求馮、閻、李3 人長期駐在南京。實際上是要這3 人長期脫離他們的軍隊。1929 年1 月1 日，全國編遣會議第一次會議開幕，閻錫山的編遣提案得到多數贊同，這一方案是抑馮、擁蔣、利閻的方案。馮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離開南京。從此，蔣、馮之間由合作轉向分裂。
1929 年初進行的蔣桂戰爭以蔣勝桂敗而告結束。5 月7 日，蔣發表《和平統一為國府惟一之政策》，稱“欲消弭內亂，非鏟除軍閥不可”。蔣、馮戰爭勢不可免。1929 年5 月22 日，被蔣介石收買的韓複榘、石友三聯合發出“甘棠通電”，擁蔣叛馮。5 月23 日，蔣操縱中央常會決議，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其黨籍。5 月25 日，國民政府下令討馮，5 月27 日，馮通電下野。
此時，閻錫山以蔣、馮之間調停人的面目出現。三番五次約馮到太原面談，意在“挾馮以自重”。1929 年6 月25 日，馮抵太原之後，被閻軟禁起來。8 月1 日，編遣會議在南京重開，閻因對中央編遣會議不滿，遂聯馮反蔣。馮決定發動反蔣戰爭。10 月10 日，馮部將領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27 人通電反蔣，擁戴閻錫山、馮玉祥為總、副司令。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一面對馮用兵，一面拉攏閻錫山。26 日，閻錫山突然聲明主張以政治手段解決時局，勸馮令西北軍各部停戰，並將“國民軍”的軍事秘密向蔣報告。28日，蔣親赴漢口督師，並任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2 月1 日，馮軍反蔣戰爭失敗。馮對閻的背約痛心疾首，密召鹿鍾麟到建安村（馮被軟禁之處），命鹿到潼關主持軍事並佯裝與蔣方往來，造成欲與蔣聯合之假象。另外，蔣打敗桂系和馮玉祥後，即騰出力量對付閻，先接收了天津海關和長蘆鹽運使署等稅收機關，拒絕支付閻的平津衛戍司令部所轄軍政費用。這時，閻一則深怕蔣、馮聯合，二則受蔣鉗制日重，因此堅定了反蔣的決心。1930 年3 月14 日，閻親自送馮返回潼關。馮抵潼關的當天，即號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57 人，發表請蔣下野的寒電。1930 年4 月1 日，閻錫山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軍總司令，馮玉祥在潼關、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總司令，蔣、馮、閻、桂大戰隨即爆發。
大戰開始後，馮軍在隴海路、平漢路連連取勝，8 月初，馮組織了大規模的八月攻勢，以徐州為目標，兵分7 路猛進，蔣軍岌岌可危。此時，蔣軍從晉軍手中奪回濟南，晉軍退回山西。馮軍發動的八月攻勢因晉軍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閻錫山為了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晉軍全部退回到黃河以北，使馮軍陷入孤軍作戰局面。9 月28 日，張學良發出籲請罷兵的巧電，派兵進入平津及河北省。這時馮的部下龐炳勳、劉春榮、石友三等被蔣收買。10 月初，蔣軍直攻開封、鄭州。11 月4 日，閻、馮在太原通電下野。西北軍全部瓦解。馮從此失去了與蔣對抗的實力。但這也成為他轉向民主派的起點。戰敗後，隱居汾陽城郊峪道河的馮玉祥埋頭讀書，閱讀了社會、政治、曆史及文藝等方面的書籍。此時，馮與中國共產黨加強聯絡。
1931 年7 月，馮策動石友三反張學良，被東北軍打敗。同年下半年馮策動甘肅舊部反蔣，被蔣軍打敗。
1931 年9 月20 日，馮玉祥得知九一八事變消息，于23 日發表通電，指責蔣政府“壓制民眾、誠心媚外”，要蔣介石“認罪”和“停職”。10 月21日又發表著名的馬電，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 項主張，其中有“充實國防”、“恢複民眾運動”、保障人民的自由、懲罰貪汙等。馮玉祥又和廣東方面南北呼應，促蔣下野。
1931 年12 月，蔣介石下野後，馮離開峪道村去南京。馮向正在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提出三個抗戰救國的方案。1932 年1 月下旬，蔣、汪重新合作，聯袂登台。馮決定支持蔣汪政府。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他大力支持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敵。12 個月之內，馮在南京、上海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但毫無結果，于是他于1932 年3 月23 日離開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 年6 月初，南京國民政府由顧維鈞出面，致電馮玉祥，稱國聯李頓調查團要到泰山來看他，馮斷然拒絕，認為會晤國聯調查團是恥辱。
馮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請社會名流進山授課，課程有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發展史等，並利用學習間隙，調查周圍貧苦農民的生活狀況，對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33 年5 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成民眾抗日同盟軍，于24 日發表通電，就任總司令。同盟軍的主力是馮玉祥的舊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組織的抗日救國軍，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裝、原防守長城各口的愛國軍隊、東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義勇軍及從平津華北等地來的愛國青年，達10 萬之眾。同盟軍成立後，全國各地紛紛致函電支持。6 月15 日，民眾抗日同盟軍召開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確定了否認一切賣國協定，以武力收複失地的方針。6 月20 日，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率軍收複察東失地。6 月22 日，攻克康保城。7 月1 日，收複寶昌、沽源。7 月12 日，克複多倫，察哈爾全省光複。
正當同盟軍抗戰節節勝利之時，7 月28 日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發電，向抗日同盟軍提出4 項通牒，同時讓何應欽調16 個師兵力“圍剿”抗日同盟軍。同盟軍陷入困境。8 月7 日，馮被迫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總司令職，于8 月17 日重返泰山。
1933 年11 月20 日，李濟深等在福建組成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馮派余心清參加，並被選為經濟委員會主席。馮積極聯絡韓複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應的反蔣之勢。1934 年1 月，福建政府失敗，馮的反蔣活動再次失敗。
1935 年11 月2 日，馮出席國民黨六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並向大會提出救亡大計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獎勵抗日精神，精誠團結等各款，獲得大會通過。不久，馮當選為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2 月18 日，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936 年6 月2 日，兩廣事變發生。馮玉祥深怕內戰再起，一面與蔣介石商議調解，一面連日致電陳、李、白，力勸停止軍事行動。馮為兩廣事變的平息盡了斡旋之勞。
1936 年11 月23 日，宋慶齡致函馮玉祥，請其援救“七君子”。馮隨即為營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斷向蔣介石和陳布雷發出函電，直至“七君子”出獄。
西安事變爆發後，馮玉祥竭力主張和平解決。12 月13 日，馮致電張學良，勸張以“同挽國難”為重，自己願為人質，請張“釋回介公”。同時力勸舊部宋哲元、韓複榘擁護中央，對新聞界表示“保護最高軍政領袖之安全，實為全國軍民最大之責任”。馮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盡了全力。1937 年初，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馮玉祥同宋慶齡等提出了《提議為外患日急請討論擴大總理三大政策團結禦侮案》，積極主張國共合作。
七七事變爆發後，馮致電第29 軍將士：“抗敵守土之責，斷不容絲毫退讓。”7 月10 日，馮發表《對蘆溝橋事變談話》，指出全國軍民應團結一致，為民族生存，為國家複興而堅決奮斗。8 月15 日，馮在蘇州就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1937 年9 月，國民政府劃津浦線為第六戰區，改任馮為該戰區司令長官。不久，蔣又將馮調到平漢線。10 月20 日，馮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到南京後，即被免職。
1937 年11 月中旬，滬甯線戰情惡化，蔣介石命馮玉祥到平漢線南段視察國防工事。未幾，馮抵達武漢。在武漢的一年中，馮編寫了《民眾救國問答》、《抗日的偉大民眾》、《抗日游擊戰士問答》等小冊子，在民眾中廣為散發。馮還創辦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傳品和列甯、毛澤東的著作。1938 年3 月27 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馮玉祥以“丘八詩人”身份參加，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1938 年春夏之際，蔣介石委派馮玉祥到豫西、豫南、鄂東等地視察國防工事。9 月，被任命為督導長官，負責檢閱和督練新兵。1939 年5 月，督導工作結束。
馮玉祥回到重慶後，投身于各項進步文化工作。1940 年10 月19 日，魯迅逝世4 周年，重慶文化界300 余人舉行紀念大會，馮玉祥任大會主席。他發表演說，號召學習魯迅的“真”、“硬”、“韌”的精神，爭取抗戰的勝利。
1942 年12 月19 日，馮玉祥在重慶主持成立了“全國基督徒節約獻金總會”，以後各地逐步成立分會。馮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獻金運動，到1944 年9月，按照當時的黃金價格計算，捐獻金額達黃金23000 余兩。
1945 年8 月28 日，毛澤東抵重慶，當天即去看馮。馮也回訪毛澤東。
馮還多次出席有國共雙方領導人出席的集會、宴會。
1945 年12 月，馮玉祥發表了《建國問答二○四問》，集中闡述了他的民主建國思想。他認為“抗戰勝利以後，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國”。他提出要實行以下各事：“發展科學，民主政治，經濟建設，國防軍事，解放婦女及兒童，健全國際關系，建立工業基礎，改良農業及造林畜牧，扶助商業，普及教育，改造社會，改良人種，發展交通，提倡漁業。”在政治上他認為人民應有自由，即“發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免于恐懼”。經濟上他認為“應該實行計劃經濟”。
1946 年初，馮玉祥提出出國考察的要求，至4 月7 日，國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 月2 日，馮玉祥啟程赴美。在美國期間，馮日夜關注著國內形勢。此時，全面內戰已經爆發，蔣介石政府大肆鎮壓國統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馮于1947 年5 月26 日在舊金山《世界日報》上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即日停戰議和，由張表方、李濟深、宋慶齡等主持和議大計”，“成立真正的聯合政府”。
1947 年10 月10 日，馮玉祥應邀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俱樂部舉行的中國學生歡迎慶祝會上發表《國慶演詞》，呼籲實現和平民主，抨擊政府的暴行。馮為表明自己的主張和態度，于1947 年11 月5 日發表《我為什麼與蔣介石決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與蔣介石的分歧，指出“蔣介石政權是中國所有腐敗政府的頂峰，外國的金錢是無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947 年12 月26 日，蔣介石勒令馮玉祥于12 月底回國。馮于12 月30日發表聲明，予以嚴厲抵制。蔣吊銷了馮的護照。1948 年1 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馮被選為常委和政治委員會主席。馮即積極發起組織民革駐美總分會籌備會，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種文件，分贈美國國會、國務院、各大學、各圖書館及華僑社團，努力擴大民革的政治影響。
1948 年1 月7 日，蔣介石宣布開除馮的黨籍。馮為防不測， 于1948 年2 月10 日寫下最後一份遺囑，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顧。馮玉祥受到美、蔣反動勢力的逼迫，在美國的生活難以為繼。經周恩來、前蘇聯駐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馮于1948 年7 月31 日離美，登上前蘇聯“勝利”號輪船，准備經前蘇聯回中國解放區參加新政協。9 月1 日中午，“勝利號”在向前蘇聯敖德薩港行進時，船上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終年66 歲。為了紀念這位中國共產黨的盟友、著名的愛國將軍，1953 年10 月15 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過的泰山西麓。
第二十七章張瀾張瀾，字表方，四川省南充縣人，生于1872 年4 月2 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隨其父（張文倬，塾師）讀書，1894 年中秀才，1897年補廩生，1902 年到成都尊經書院學習，1903 年被選送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書院師范科，1904 年因發表要西太後退朝還政于光緒的言論被清駐日公使送回國內。由此開始了他畢生從事的教育事業與政治生涯，曆經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不同時代，當過學校校長、國會議員、省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席等職務。張瀾的經曆，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縮影。
1904 年留日歸國後先在四川辦教育，擔任過順慶府官立中學堂正教習、四川省游學預備學堂學監、順慶府中學堂監督等職務，並在南充創辦了民立兩等小學堂、南充縣立高等小學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動，則從1911年的四川保路運動開始。
保路運動，也稱鐵路風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粵、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對清政府向列強出賣鐵路主權的愛國運動。20 世紀初，中國人民強烈要求收回被外國人奪去的鐵路修築權和經營權，自辦鐵路。清政府也在1903年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准許華洋官商集股築路。于是，各省紛紛成立商辦鐵路公司。但是，腐敗的清政府懾于外國人的壓力，竟于1911 年5 月9日頒布了“干路均歸國有”的諭旨，宣布1911 年以前各省集股商辦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國家辦理。5 月20 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湖北省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將粵漢、川漢鐵路的修築權賣給了外國人。清政府這種以“國有”之名行賣路之實的行為，激起了四省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破約（要求廢除賣路合同）保路（保護路權）運動，而四川人民的反對最為激烈。張瀾作為川漢鐵路股東會副會長，積極參加和領導了保路運動。6 月17 日，他作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開的川漢鐵路股東代表會。會上成立了保路同志會。8月2 日，他在保路同志會會員大會上發表演說，強調“今吾愛國，必破約以保路”①。8 月5 日，在川漢路股東特別大會上，他被推為副會長（會長顏楷），在演說中再次強調必須“破約”，駁斥了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會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籌款困難，故借外債來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籌款來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說破約”的說法。8 月間，他還幾次為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寫呈文，請趙爾豐代奏川路仍歸商辦和糾劾盛宣懷與李稷勳（李稷勳時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9 月7 日，趙爾豐將保路同志會和鐵路公司領導人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等8 人誘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鎮壓風起云湧的群眾運動。張瀾等被拘禁三個多月，至四川宣布獨立始釋出。他隨即又參與四川獨立活動。
辛亥革命爆發後，四川獨立較晚，先後出現過重慶蜀軍政府（張培爵為都督）、成都四川軍政府（先由蒲殿俊為都督，實為趙爾豐操縱，後革命黨人尹昌衡殺掉趙爾豐，繼任都督）兩個主要政權。1912 年2 月，成、渝兩軍① 《張瀾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 頁。
政府合並，成立了統一的四川軍政府，尹昌衡為都督，張培爵為副都督。張瀾任軍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 年4 月，張到北京任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並由蒲殿俊介紹加入進步黨。1914 年1 月袁世凱解散國會，張瀾回到南充。在南充，與地方人士一起創辦南充實業學校和果山蠶桑社。袁世凱恢複帝制時，他響應蔡鍔的討袁活動，聯合駐南充的川軍混成旅旅長鍾體道起而反袁。1916 年3 月28 日宣布順慶獨立，成立川北護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為鍾體道），張瀾任政務長。8 月，被任命為嘉陵道道尹。此時，入川的滇、黔軍及四川各軍混戰不已，張瀾多方調解無效，便致電北京政府，請求解決川局之亂。1917 年10 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四川省省長。為戰亂所迫，張瀾于1918 年5 月離川抵京，在京設四川省長行署，至1920 年9 月為奔母喪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長任。
在北京期間，張瀾曾任北京《晨報》董事，並主持《晨鍾報》。他曾設法資助赴法勤工儉學的川籍學生。他初步接觸了社會主義學說，贊成改良，不贊成社會革命。1919 年4 月28 日，在《答梁喬山先生書》中說：“為今之計，政府所執之政策，應急傾注于社會方面，力為民眾謀裕其生計，毋使不均。並須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眾關于生計得有相當之智識，自由發展。而先知先覺諸人，則將公平正確之國家社會主義著為書報，發為演說，介紹于我國民，使咸曉然于社會主義之真，非同于強盜土匪之掠奪。蓋必先求避去無意識之社會革命，使社會秩序不至大破壞。而民眾之智識足以赴其途，則公平正確之社會主義自可徐見于事實。”①張瀾最關注的是川事的解決。他曾為停止戰亂、恢複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籲。回四川後，他提出“四川為獨立自治省，廢督裁兵，實行民治的主張”。他說：“四川為獨立的自治省，則無論或南或北，或徐或段，兩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牽連受禍。廢督軍，則內爭之目標失。裁兵，則民困可以漸蘇。實行民治，則地方實業既可發展，尤不受全國政治革命影響而複起變亂。..且不急行民治，則主張社會主義之過激者，必將起而先之，地方將不免愈增擾亂。故與其拖泥帶水，貽誤川局，何如快刀斬亂麻，使所謂轇輵糾紛一齊立解也。”②他不僅有主張，而且付諸行動。1921 年4 月，與川北24 縣代表開“川北善後會議”，被推為會長。1925 年又發表通電，提出解決川事辦法，即不能專聽命于執槍之軍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應由督辦召集有每縣一人及職業團體所推代表和各軍將領參加的會議，議定裁兵標准及辦法、組織制定省憲之機關，以體現主權在民精神。當年12 月17 日，以個人名義出席了督辦劉湘和省長賴心輝召集的四川善後會議。
1926 年4 月6 日，張瀾就任成都大學校長。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提倡思想和學術研究自由。允許共產主義者的社會科學研究社、三民主義者的健行社、國家主義派的惕社同時在校內存在和講學。1927 年國民黨執政後，他發布布告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眾有，學生對于各種主義之學說，均可盡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論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種主義之學說，而輒牽入政治問題，攻訐其不當，違反學府性質，損失學者態度。”①正當張瀾苦心經營之① 《張瀾文集》，第35 頁。
② 《張瀾文集》，第40—42 頁。
① 米慶云：《國立成都大學興廢記略》。
時，1928 年春，成都“軍警團聯合辦事處”借口省一中學生毆斃校長楊廷銓一案，逮捕並殺害了成大等校中的中共黨員及進步師生多人（內有成大學生6 人）。慘案發生後，張瀾憤而辭職，發表鄭重申明：“我之決心辭職..不只是為成大及成大學生而言，實在見得此次慘案之關系極為重大。以前軍人之橫暴，尚不敢公然無故殺人。試問以最高學府之大學，尚且突然派兵圍搜，以後更何有于其他學校不可以任意蹂躪；以大學之學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審訊，供證俱無，立予槍斃，至今不知其所犯為何罪，以後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惡例一開，以後慘死枉死的人，不知道還有多少。我之所以決定辭職，就是不忍見四川的人民，從今以後要接接連連的枉死慘死。”②經師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頓，他答應在新校長到任前，暫負責任，至1930 年冬自動離職。1931 年1 月，複任南充中學校長。此後，他受劉湘委托，率考察團出川考察教育、實業和地方自治情況，並在1934 年任四川安撫委員會副會長。他也不斷和共產黨人有所接觸。1935 年，促成了劉湘派人與陝北中共中央的聯系。1937 年，掩護和協助中共川北工委書記于江震在川北恢複和發展地下組織①。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瀾主張長期抗戰，以對付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1937 年7 月，列名發起“華北抗戰四川民眾後援會”，被推為會長。1938年，國民參政會成立，被遴選為參政員。從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戰、民主、團結的事業。當汪精衛在越南河內發出“豔電”公開投敵時，他和黃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1939 年1 月3 日發表了“討汪通電”。在第一屆參政會上提出了《抗戰建國之後方政治必須選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種種弊端，又提出了選任縣長至中央大員的四條資格。1939 年冬，參與發起各小黨派負責人參加的統一建國同志會。接著又參與發起成立各小黨派的統一政治組織。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張瀾的好友鮮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張瀾作為無黨派人士參與發起，並在1941年下半年接替黃炎培擔任了民主政團同盟主席職務（他終生擔任此職）。之所以推舉張瀾為主席，是因為他“德高望重，公正剛直，主張正義，愛國愛民，在這一三黨三派聯合政治組織中眾望所歸；同時也因他與當時抗戰大後方的地方實力派的曆史關系，有利于在當地開展民主運動；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經考驗、堅貞不屈的民主戰士”。②張瀾任民盟主席後，首先于1941 年11 月16 日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召開茶話會，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鈞、羅隆基四人名義公開了民盟的組織。接著在11 月25 日領銜與張君勱等12 人聯名提出（沈鈞儒等11 人副署）致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的提案《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共十條辦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時期間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成立戰時正式中央民意機關，其職權必具備現代民主國家民意機關最基本之實質”；“為節省抗戰時期財政支出..任何黨派不得以國庫供給黨費”；“政府一切機關，應發揮天下為公之精神，實行選賢與能之原則，尤以戰時如然，不得歧視無黨、異黨之分子，及利用政權吸收黨員並強迫公務人員入黨”；“政府明令禁止任何黨派利用政權在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推行黨務，並嚴厲② 《張瀾文集》，第83 頁。
① 張喬嗇：《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張瀾先生》，《人民日報》1982 年3 月4 日。② 史良：《與日俱進奮斗不息》（紀念張瀾110 周年誕辰文章），《人民日報》1982 年4 月1 日。禁止青年學生參加黨派斗爭以飭學風而固國家元氣”；“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體、信仰、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入黨、看報、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務機關對內之一切活動，並禁止一切非法特殊處置”；“實現經濟民主化之原則..嚴禁官吏利用政治權力實行壟斷投機之商業行為”；“軍隊國家化，停止軍隊中任何黨派之黨團組織，藉以防止以武力從事黨爭”①。這個提案，實質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團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張。由于議長蔣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會討論，蔣介石派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勸張瀾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團名義擬了一個四條內容的提案《促進民治與加強抗戰力量案》，交大會討論。張瀾拒絕出席參政會，以示抗議。
1943 年，張瀾根據對國內政治形勢的觀察，認為國內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張，黨爭不能消弭，關鍵在于未能實行民主。7 月6 日，他致書蔣介石，反複申明實行民主的必要性。9 月， 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和戰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的決議。針對國民黨的假民主、真獨裁的實質，張瀾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紀念日發表了一本小冊子《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從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的消長、什麼叫民主政治、什麼叫黨治、訓政與憲政、中國今天需要從速實行民主政治五個方面，對他所主張的“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論述。他認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備下列幾個必要條件：主權在全體國民手里而不是在一個人一個黨手里；眾人的公事要由全體民眾直接討論處理或選舉代表組織議政機關討論決定；民眾代表應由民眾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選，不得由一黨的黨部人員會同政府官吏來指定人選；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參與中央政事者，應能自由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決不可削弱其權力，尤不得有利誘威脅之事；一個國家應有民主憲法，全國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國之元首，亦不得以自我意志變更法律。他認為，黨權與國權同時使用，竟至黨權超過國權，會使民主變得名存實亡。在中國，舍即時放棄一黨專政，結束黨治，取消黨化外，所謂真正民主政治，便永遠無從談起①。蔣介石看見這本小冊子後，“當面威脅他‘不要上共產黨的當！’同時下令禁止發行。但此書在秘密傳播中不脛而走，影響很大”②。延安《解放日報》在1944 年2 月22 日以“參政員張瀾著文抨擊一黨專政，要求實行真正民主政治”為題，對它作了詳細介紹。
1944 年9 月，張瀾到重慶主持召開民盟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民盟綱領草案。同時出席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會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召開國事會議、成立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各民主黨派的贊同。張瀾認為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民主政治的開步走，就是聯合政府”。1944 年10 月10 日，民盟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中，明確提出了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的主張。1945 年1 月15 日，針對蔣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說的不等戰後就可召開國民大會問題，民盟發表《時局宣言》，指出：“如僅僅將二十五六年所選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無法選舉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額，更益以數百名國民黨中委及候補中委為當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① 《張瀾文集》，第136—137 頁。
① 見《張瀾文集》，第185—196 頁。
② 史良：《與日俱進奮斗不息》（紀念張瀾誕辰110 周年文章），《人民日報》1982 年4 月1 日。國共遵之憲法，以此而居然‘還政于民’，並欲以此而成就全國的團結統一，吾人認為必將適得其反。”①3 月10 日，民盟發言人對國內民主與團結問題發表談話，提出“目前中國之迫切需要，不僅須切實做到‘還政于民’，更須切實做到‘還軍于國’”②。
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中國建設什麼國家的斗爭突出起來了。民盟也形成了國共以外的第三個大政黨的地位。1945 年7 月，黃炎培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促成了國共兩黨的重慶會談。中共正式向國民政府提出了由國共兩黨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數量的代表組成政治會議的建議。8 月3 日，張瀾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張就是抗戰、民主、團結三層，民主一層又是中心的中心。並提出了戰後立國的“兩個根本原則”：“一、對社會各階層都保障其應得權益，力圖階級諧調，防止階級斗爭，而求社會的和平順遂地發展。二、切實推進國家的現代化，普遍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國各方面的落後狀態。”①8 月15 日，民盟《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中提出了“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8 月28 日至10 月10 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同國民黨談判期間，多次會見張瀾等民盟領導人，坦誠交換對時局的意見。8 月30 日、9 月2 日、9 月15 日，毛澤東三蒞被譽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園，同張瀾面談。張瀾為毛澤東的安全擔憂，表示不相信蔣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誠意，是假戲。毛澤東說，我們就來一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辨是非，這場戲就大有價值了。當毛澤東向張瀾介紹國共雙方會談情況時，張瀾建議將已談攏的問題公之于眾，免得蔣介石將來不認賬。還說如你們不便說，我可以采取給兩黨寫公開信的方式，把問題攤開來。毛澤東贊同這個意見。9月18 日，張瀾在《新民報》發表了《給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除要求商談內容隨時公諸國人外，著重提出政治必須徹底民主和軍隊國家化問題，批評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統一必賴武力始能維持”兩種觀點。國共談判臨近結束時，10 月1 至12 日，民盟在特園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1956 年2 月8 日民盟中央將它定為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宣言、綱領和組織規程、組織發展方針。政治報告闡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論。大會選舉了以張瀾為主席的領導機構，為民盟投入戰後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的斗爭作了政治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的准備。1945 年10 月10 日，根據簽字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決定召開有國、共、民盟、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每方出9 名代表。在中共的支持與幫助下，民盟頂住了國民黨假手青年黨拆散民盟的壓力，組成了統一的以張瀾為首席代表的9 人代表團①，出席了1946 年1 月10 至31 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俗稱舊政協）。
會議前夕，張瀾致函國共雙方，要求1946 年元旦雙方停止武力沖突。在會議過程中，張瀾本著民盟“以民主來求得統一，以和平來完成建國”與“政① 《民主同盟文獻》1945 年12 月出版。
② 《中華論壇》第9 期，1945 年9 月15 日出版。
① 《中華論壇》第9 期，1945 年9 月15 日出版。
① 舊政協由國民政府主席召集，國、共、民盟、社會賢達四方各9 名代表，共36 名。在國民黨指使下，青年黨提出單獨參加政協並要求9 名代表。經國共妥協：共產黨讓出2 名，國民黨讓出1 名，會議再增加2名，共給青年黨5 名。這樣，政協參加者變成五個方面38 名代表。民盟與社會賢達名額不變。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一貫主張，首先提出了《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案》，並在協商過程中，堅持實行普選的議會制（兩院制）、內閣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堅持各黨派協商、制定共同綱領、成立聯合政府、由聯合政府從事制憲和整軍的原則。民盟的主張在政協五項協議中得到了體現。
在舊政協召開期間，民盟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達成了一項諒解，即雙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張之前，事先彼此協商。這一諒解，開創了中共與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 年維護政協協議與堅持政協路線的過程中，雙方有成功的配合與合作。第一、在爭取兩項否決權問題上實行了合作：為了保證政協通過的憲法修改原則不致在國民大會上輕易被改變，雙方共同要求在國民大會代表名額上合占1/4 強；為了保證和平建國綱領在國府委員會上不致被輕易改變，雙方共同要求在國府委員名額上合占1/3 強。這兩項要求，國民黨政府始終未予答應。第二、在抵制國民黨違背政協協議召開的非法國大問題上實行了合作。按照政協協議，國民大會必須在停止內戰、政府改組、完成憲法草案的修改、各黨一致參加的條件下召開。但國民黨已經發動了內戰，並在1946 年10 月11 日國民黨軍隊侵占張家口的當天由蔣介石宣布當年11月12 日召開國大。中共當然堅決反對。民盟亦早在9 月30 日就致電蔣介石表示了反對國民黨一黨召開國大的立場。10 月14 日，張瀾在重慶發表談話稱：“國民黨以一個‘戰勝者’的姿態來召開國大，是威脅！是利誘！我們民盟不能放棄自己的意見和立場，不怕一切威脅和利誘，絕不參加”。“我們一貫主張：和平、民主達到統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黨獨裁，實現聯合政府”。“國共雙方現在誰也打不倒誰..武力不能解決問題，還得必走政治協商的路。”①11 月12 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藍家莊民盟總部作出不參加國大的決議。當晚，張瀾從重慶打電話給民盟總部，叮囑“我們同盟必須在政協決議程序全部完成後，才能參加國大，否則，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場，希望大家要萬分慎重，絕不可稍有變動”②。11 月14 日，張瀾又同記者談話，表示“民盟立場是要調和國共關系，爭取和平、民主，達到統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調人態度，實現和平、民主、統一，所以民盟絕不參加一黨國大”③。非法國大召開和制定了所謂憲法後，民盟發表聲明予以譴責，拒絕承認。在1947 年1 月民盟在上海召開的一屆二中全會上，張瀾指責國民黨憑藉“超法律”的權力，撕毀政協決議，片面地制定所謂“憲法”，是企圖以“法治”之名來保“黨治”之實。接著，民盟又譴責了國民黨的所謂“政府改組”。
國民黨對民盟一向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隨著內戰的發動，加緊了對民主勢力的鎮壓。1946 年7 月，在昆明暗殺了李公樸、聞一多。8 月18 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烈士時打傷了張瀾。1947 年10 月7 日，在西安殺害了民盟西北總支部主委杜斌丞。5 月31 日至6 月1 日，在重慶、成都大批逮捕盟員。7 月間，在桂林、南甯、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為此，張瀾三次致函行政院長張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壓迫在野合法黨派行為，釋放被捕盟員。10 月23 日，南京民盟總部開始被特務包圍監視。10 月27 日，內① 《新華日報》1946 年10 月15 日。
② 《民主報》1946 年11 月18 日。
③ 《新華日報》1946 年11 月15 日。
政部發言人以所謂“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的罪名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在上海的張瀾即派黃炎培等赴南京同國民黨交涉。結果，國民黨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動，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員之登記手續可予免除，並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後如有假借名義作非法活動者，各地治安機關仍當依法處理”。11 月5 日，張瀾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決定。11 月6日公布了張瀾署名的《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①。公告發出後，張瀾口述、葉篤義筆錄了如下的書面談話，並公之報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 月6 日通告全體民主同盟盟員，停止政治活動，並宣布民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我希望以往之全體盟員，站在忠誠國民之立場，謹守法律范圍，繼續為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而努力，以求達到目的。”①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沒有被壓垮。從11 月下旬起，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等秘密離滬抵香港，于1948 年1 月5 至19 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員一起召開了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領導機構，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線，號召和領導盟員更堅強地站在革命陣線一邊，展開了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政府、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的新斗爭。張瀾雖未去香港，但支持這一新的斗爭，並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 年4 月，他和羅隆基等被國民黨軟禁于虹橋療養院。上海解放前夕，經中共地下黨營救而脫險。
1949 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5 月28 日，張瀾與羅隆基、史良等發表聲明，祝賀上海解放。29 日，張瀾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表示願去北平共同籌劃未來建設。6 月1 日，毛澤東等複電表示歡迎。6 月24日，張瀾等由滬抵北平。9 月，張瀾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 月21 日政協開幕會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齡，身著布衣長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中國人民政協的召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時代的開幕，從今天起中國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民主集中制。“這個新的政治制度，將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現有制度。我們的新制度，當然放棄了舊民主主義中所謂的總統制、內閣制那一套陳腐的舊東西。同時我們亦不同于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政權治權合一的制度。根據我們的民主集中制，中國人民把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確確實實有了一個集中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是理論和實際一致的一種制度。這個制度一定能夠充分發揮新民主主義的精神，一定能夠充分提高中國的行政效能。有了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建立我們的新國家和新社會。”“我今天願與在座的諸位代表相約，我們全體代表更應與中國全體人民相約，我們應立下宏願，抱定決心，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共同起來擔負實現這個綱領（指共同綱領）責任。”①這個講話，是他對數十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深刻總結，表達了他對新中國充滿希望的心聲。10 月1 日，張瀾登上天安門，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5 年2 月9 日，張瀾病逝于北京，終年83 歲。
① 上海《申報》1947 年11 月6 日。
① 上海《申報》1947 年11 月7 日。
① 《張瀾文集》，第364、365 頁。
第二十八章黃炎培黃炎培，字任之，別號抱一，江蘇省松江府川沙廳（今上海市川沙縣）
人，生于1878 年10 月1 日（清光緒四年九月六日），卒于1965 年12 月21日，享年87 歲。
黃炎培生在一個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塾師家庭。其父黃叔才，本地庠生，先在鄉設塾授徒，後到吳大澂（曾做廣東、湖南巡撫，東河道總督）幕府當秘書，1894 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彙地主孟蔭余之女，1891 年病故。黃炎培自幼隨母認字，9 歲起到外祖父家讀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韻家豐富的藏書廣讀博覽。1898 年讀了嚴複翻譯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初步接觸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後，為生活所迫，他作過百貨店的臨時售貨員、塾師，一面勞作，一面讀書和習作詩文。由于詩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鎮王筱云賞識，王將女兒嫁給他為妻。1901年秋，黃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首屆），選學外交科。特班總教習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學生讀書、作文，還教學生日文和練習演說。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給黃很大影響。1902 年秋，黃炎培到南京應鄉試，中了舉人。不久，學校發生風潮，學校總辦將南洋公學解散。黃遵照蔡元培的教誨回川沙辦學，1903 年春他主辦的川沙小學堂開學。他一面辦學，一面作“喚醒民眾”的工作，每周舉辦公開演說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還時常到別處講演。1903 年6 月18 日，黃炎培等應邀到南彙縣新場鎮演說，由于地方痞棍誣告他們毀謗皇太後、皇上，南彙縣知事于6月23 日將黃等4 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營救，在6 月26 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聯署“就地正法”的電令到達前被保釋出獄，隨即乘船離開上海，亡命日本。
1904 年亡命歸來。1905 年秋在上海由當時任中國同盟會上海分部主盟員的蔡元培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次年因蔡赴德國留學，黃接任了蔡的職務。1907 年有人密告兩江總督端方，謂黃炎培潛回上海運動楊斯盛辦浦東中學，宣講排滿革命。端方飭江蘇提學使毛慶蕃徹查。由于毛看重黃的才學，又有楊斯盛的擔保，便下發公文，說不准“再有人根據舊案控告黃炎培革命”①。1909 年，黃任江蘇省諮議局常駐議員。1910 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議董、江蘇地方自治籌備處參議。1911 年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後，黃在蘇州任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1912 年冬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1914 年張勳任都督，黃辭職離南京返上海，任《申報》記者，始號抱一。
川沙辦學是黃炎培教育生涯的開始。1904 年亡命歸來後，先在上海南市城東女學和麗澤小學任教，後應愛國實業家楊錦春（斯盛）之聘辦廣明小學和廣明師范講習所。1905 年與張騫等人組織江蘇學務總會（江蘇省教育會的初名），任常務調查干事。1906 年得楊斯盛出資銀12 萬兩在浦東六里橋創辦浦東中學和浦東小學。他認為“要救中國，只有到處辦學堂”，“教育為救國唯一方法”①。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在省教育司長任上，擬定了《江蘇教育行政五年計劃書》，其中不但規劃了各縣小學、師范學校、中學、農校、工校的校數和辦學地點，而且還有關于大學、留學生、圖書館、博物館設立① 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年版，第48 頁。
① 《黃炎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316、126 頁。與建設的規定，還把江蘇歲額240 萬元的教育經費從財政廳劃出專門成立獨立的管理機構，並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幾種地方稅充當，使教育經費有了保障。
辭司長職以後，黃炎培定居上海，潛心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說，考察國內外教育狀況。1914 年2 月至1917 年春，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隨中國游美實業團體在美國考察了25 個城市52 座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還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記錄，並結集出版。他認為辦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開好藥方，做到對症下藥。“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國內考察，尋病源也。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②所以，他都是從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察。1916 年1 月，他在《東西兩大陸教育不同之根本談》一文中說：“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蓋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為我也，非為他也。以故足跡所至，苟有咫聞尺見，其所發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對此當如何’。”③考察結果，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乃純乎為紙面上之教育。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改良之道“不獨須從方法上研究，更須在思想上研究”①。他的結論是采取實用主義，發展職業教育。
黃炎培關于職業教育的理論和實踐，集中體現在他首創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活動中。1916 年9 月，黃炎培在江蘇省教育會內設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會。經多方聯絡，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資助（從1917年起5 年內，每年1000 元），于1917 年5 月6 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被推任辦事部主任。在7 月由教育界實業界名流馬相伯、蔡元培、張元濟、宋漢章、聶云台、穆藕初、黃炎培等48 人聯名發表的《宣言書》、《組織大綱》中提出：“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問題，厥惟生計。曰求根本上解決生計問題，厥惟教育。曰吾中國現時之教育，不惟不能解決生計問題，且將重予關于解決生計問題之莫大障礙。”“而求根本上解決此問題，舍溝通教育與職業，無所為計。”“同人認此為救國家救社會唯一方法。”②同時宣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學校無不用之成才，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為實施職業教育，1917 年10 月25 日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志。1918 年8月20 日，在上海南市陸家浜創立了中華職業學校，設木工、鐵工、琺琅、鈕扣四科，並附設工廠。後來又添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范、商業等科。學生實行半工半讀。黃炎培親訂了“勞工神聖”、“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辦學方針和“敬業樂群”校訓，並進一步明確說明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黃炎培是第一個提倡“增加生產從教育入手”的人。
黃炎培在實施職業教育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1925 年12 月13 日，② 《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14 年版，第1 頁。
③ 《教育雜志》第8 卷第1 號，1916 年1 月。
① 《黃炎培教育論著選》第37 頁。
② 《黃炎培教育論著選》第81、84 頁。
他在《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征求同志意見》一文中提出，只從職業學校、只從教育界、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必須實行“大職業教育主義”，即“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的溝通和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須分一部分精力，參加全社會的運動”①。1926 年2 月，又在職教社專家蘇州會議上提出，“本社以後應加入政治活動，以增實力，並與職業社會做實際之聯絡，以期合作”②。“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提出，說明黃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職業教育論職業教育的圈子和只著眼于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國”的局限，認識到教育與政治的關系。這也是爾後職教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思想基礎。
隨著指導思想的變化，職業教育有了新的開展。1925 年10 月創刊的《生活周刊》，經鄒韜奮接辦後，逐漸關心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由每期印數只有2000 份的刊物變成了很受讀者歡迎的發行數萬份的刊物。職教社在城市辦了職業補習學校，在鄉村也辦了職業學校。1926 年6 月與其他單位一起在江蘇昆山徐公橋試辦了鄉村改進試驗區。但1927 年4 月國民黨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職教社遭受打擊。5 月19 日，黃炎培以“學閥”罪名被通緝，避居大連。後經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蔣介石說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 年6 月，辭去職教社辦事部主任職。
黃炎培辭辦事部主任職後，繼續辦職業教育，並到日本、朝鮮考察。1931年5 月29 日，到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訪日時的見聞，談日將對我侵略的預感。九一八事變後，9 月27 日偕江恒源（接任辦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蔣介石陳述對時局意見。12 月23 日，職教社創刊《救國通訊》（1934 年1 月改名《國訊》），刊頭揭示了“干救國工作須有四種根本上之修養”：高尚純潔的品格，博愛互助的精神，俠義勇敢的氣概，刻苦耐勞的習慣。1932 年淞滬抗戰期間，黃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層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為會長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後改名上海地方協會），任秘書長兼總務主任，負責支援十九路軍和穩定金融與地方秩序。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他同江恒源等致電宋哲元，支持二十九軍抗戰。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黃炎培任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主席團主席，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防參議會參議。他不顧個人安危，致力于組織運輸、支援前線、救護傷員、內遷工廠等事宜。1938 年初，在武漢被國民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為職教社同人確定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氣，支持抗戰”的16 字工作方針。這時，他的職業教育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發展。1941 年紀念職教社成立24 周年時，他同江恒源、楊衛玉、孫起孟發表的《從困勉中得來》的長文中，認識到“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受著種種枷鎖的國家，所謂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統一于國家、民族的解放。..吾們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個合理的政治主張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麼成效的。..吾們確信，職業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社會里，才能實現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本此認識，黃炎培在抗戰期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堅持抗戰、維護國共兩黨合作和爭取民主的實踐中。
1938 年10 月，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在重慶舉行。針對汪精衛等人① 《教育與職業》第71 期，1926 年1 月。
② 《教育與職業》第74 期，1926 年4 月。
① 《國訊》第268 期，1941 年5 月5 日。
的妥協投降言論，有參政員從新加坡打來一個11 字的電報提案：“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照規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須有12 人聯署。黃炎培立刻與之聯署，很快聯署者即超過20 位。議長汪精衛只得向全會高聲朗讀。1938年底，汪精衛出逃河內發表“豔電”。黃炎培于1939 年1 月3 日起草斥汪宣言，與張瀾等聯名在《新蜀報》發表。1939 年9 月，中共及其他抗日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上，掀起了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的運動，共提出了七個提案，與會者爭論不休。黃炎培作為“內政提案審查組”主席，竭力調和周旋，于9 月15 日通過了“治本”和“治標”兩種辦法。這些辦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實際上把“結束黨治”的具體要求抽象化，變成了八面玲瓏不著邊際的東西。黃炎培認為此提案的通過是“建國之根基，民治之起點”②。黃被議長蔣介石指派為憲政期成會三個召集人之一。從1939 年10 月起，各小黨派負責人鑒于國共兩黨關系緊張，經常一起研究時局。黃炎培提議在適當時機，邀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共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勸各黨派竭誠合作， 任何不同意見在法律常規上解決。11月13 日，梁漱溟提出各小黨派有實行統一的必要。11 月23 日，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光升、張瀾等十多人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信約》12 條。一年以後，國共關系更加緊張，各小黨派負責人認為“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緊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①。于是從1940 年12月至1941 年3 月，黃炎培等人經多次商談，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公推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大約在8 月間，黃炎培因個人處境關系辭去了主席職務，由張瀾接任。11 月16 日，張瀾、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四人出面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舉行招待會，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組織。11 月25 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張瀾、黃炎培等23 人聯名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實際表達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的主要精神。但這一提案未被參政會主席交大會討論。1944 年9 月，民主政團同盟決定取消“政團”二字，改名中國民主同盟。黃炎培作為民盟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始終參與民盟的活動，對民盟的成立和發展是盡了心力的。
從抗戰後期起，發起民主憲政運動和調和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成了黃炎培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
黃炎培認為，中國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②。1943 年9 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提出“實施憲政，還政于民”，黃聞之甚喜。他被蔣指定為11 月12 日成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常務委員和召集人之一（另兩個召集人為王世傑、孫科）。他在工作中強調人民與政府合作、各省與中央合作、各黨派彼此合作。1944 年1 月創辦《憲政月刊》，在第二號發表《願全國上下盡力奉行約法來練習奉行憲法》一文，主張政府先訓練一批守法人員。由《憲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實業界人士及參政員參加的憲政座談會。1944 年9 月以後，這種座談會擴展為有數百人、上千人參加的講演會。成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講壇。1944 年9 月② 《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1 頁。
① 《中國民主同盟述略》，載《和平民主統一建國之道》一書，民憲月刊社1945 年編印。② 《黃炎培年譜》第142 頁。
和1945 年1 月，黃炎培等人發表的《民主勝利獻言》和《為轉捩當前局勢獻言》，表達了國民黨統治區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聲。
黃炎培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始于1937 年12 月28 日在長沙會見徐特立和1938 年5 月19 日在漢口會見周恩來。作國共之間的調人則始于參加國民參政會。1940 年6 月14 日，他向周恩來提出兩條建議：（1）希望中共在與國民黨利害不沖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2）以所有實力盡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以所有實力為國家民族表現切實偉大之貢獻。7 月1 日同蔣介石談中共問題。蔣囑其以公正人資格參與①。1941 年皖南事變前後，黃炎培就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事，數次見蔣及周恩來，力圖以在參政會中組織特種委員會予以解決。在抗戰與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黃炎培逐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萌生了親赴延安考察的願望。
1945 年6 月1 日，黃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澤東、周恩來電文。6月2 日，以褚輔成、黃炎培、冷禦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人署名托張治中發出。6 月18 日，毛澤東複電表示歡迎。6 月26日，七位參政員共議三條意見：（1）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會議；（2）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3）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蔣介石表示同意。7 月1 日，黃炎培等六參政員（王云五未成行）飛抵延安。7 月5 日返回重慶。他們是為恢複國共和談而去的。短短4 日，了解了延安的風土人情，廣泛會見了中共領導人。7 月2 日下午、7 月3 日晚上、7 月4日下午與毛澤東長談。一致認為，國共雙方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擋住了去路，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商談結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會談紀要》（一稱《延安會談記錄》）交他們帶回重慶。內容是：“來延六參政員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兩點：一、停止國民大會進行。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中共方面建議：為著團結全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共商國是，以便在民主基礎上動員、統一和擴大全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起見，並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並提議在召開前須確定下列各點：（1）政治會議之組織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數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數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數）並經他方面同意之無黨派代表人士共同組成之。（2）政治會議之性質：公開、平等、自由、一致、有權。（3）政治會議應議之事項：一、關于民主改革的緊急措施；二、關于結束一黨專政與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三、關于民主的施政綱領；四、關于將來國民大會的召集。（4）政治會議召開以前，釋放政治犯。（5）為使政治會議順利進行起見，在政治會議召開前，應由各方面先作預備性質的協商，以便商定上述四點及其具體內容。①7 月7日黃炎培見蔣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談結果，並將《會談紀要》交王世傑。在延安，黃炎培同毛澤東暢談了中國曆代興亡的經驗教訓。他說：“有一次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① 《黃炎培年譜》第136 頁。
① 金城：《六參政員的五日來去》，《人民政協報》1985 年1 月25 日。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回到重慶後，黃炎培將在延安的活動與見聞寫成《延安歸來》一書，8月7 日由《國訊》書店出版發行，成了大後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黃炎培還以此書的出版，在重慶掀起了一個不再將原稿送交政府審查的“拒檢”運動。迫于形勢壓力，國民黨中央中常會通過了從10 月1 日起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志檢查的決議。
黃炎培回重慶不久，日本投降。國內和平希望與內戰危險並存。黃炎培積極投入了反內戰、爭民主的活動中。他推動民盟並聯合重慶各界人士于1945 年11 月19 日在西南實業大廈禮堂召開反內戰大會，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他主持大會並**地朗誦了他的長詩《一線希望在那里？》。從1945 年8 月21 日起，黃炎培就同楊衛玉、胡厥文、章乃器、施複亮等人商討組織工商界新的政治團體問題。9 月29 日定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12月16 日正式宣告成立。黃炎培等11 人當選為常務理事。從此，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前夕，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出現了一個以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為主體包括一部分與之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在內的新政黨。它以1946 年1 月8 日宣布的《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和1 月12 日《平民》周刊的創刊為標志，登上了戰後的政治舞台。
1946 年1 月10 日至31 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黃炎培作為民盟9 名代表之一出席會議，參加了施政綱領組的討論。他主張將施政綱領稱為和平建國綱領，並批駁了國民黨有人把政協會議說成“分贓會議”的謬論。他推動民主建國會倡議組織了“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並到協進會組織的報告會上講演。1 月26 日，黃炎培的住宅“菁園”被非法搜查。經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議，國民政府不得不向黃道歉。政協閉幕會上，黃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權治罪法，並發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政協會議後，黃炎培往來滬甯間，協助國共兩黨南京和談，維護政協五項協議，抵制國民黨一黨召集非法國民大會。1946 年7 月27 日，陳立夫派杜月笙勸黃脫離民盟，黃當即拒絕，說：“（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統一、不團結之下通過憲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脫離民盟，我不能自毀人格。”①11 月11 日，黃炎培為民盟中央起草了① 《八十年來》，第148—149 頁。
① 《黃炎培年譜》，第190 頁。
《民盟對參加國大問題之態度》：“民盟曆次宣言維護政協決議，一切行動以此為唯一依據。同人當竭盡最後一切努力，以求政協決議關于國大開會以前各項手續之完成。完成以後，即一致參加國大，未完成以前暫不參加。”12 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員以此為決議拒絕參加國大。接著民盟及黃炎培又譴責了非法國大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
1947 年下半年，蔣介石在發布“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的同時，加緊了對民主勢力的鎮壓。10 月27 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發言人以所謂“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的罪名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次日又明令“嚴加取締”。在此困難條件下，黃炎培同葉篤義由滬到南京，代表民盟臨時中常會同張群等交涉。最後，黃炎培擬出民盟總部解散的“善後辦法”，經張群認可後于11 月4 日返滬。11 月5 日張瀾召集非正式常委會作出決定，11 月6 日公布了《中國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員一律停止活動，總部同人總辭職，總部解散。黃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 月15 日發表《我與民盟》一文，說：“民盟已矣，自我發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①民盟總部解散公告發表後，以沈鈞儒等為首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恢複活動，展開了新的反蔣斗爭。黃炎培在上海亦領導民主建國會轉入地下斗爭。到1948 年，黃亦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年底，中共中央邀請他赴解放區共籌新政協會議。1949 年2 月15 日，經中共地下黨安排，避開國民黨特務跟蹤，黃乘船離滬，19 日抵香港。3 月14 日又乘船離香港北上抵天津，轉乘火車，于3 月25 日抵達北平。當日下午，即去西郊機場歡迎從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員和毛澤東。
1949 年6 月，黃炎培作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被推為負責草擬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小組副組長（組長董必武）。8 月，組織民建成員批判美國公布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9 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0 月9 日當選為常務委員）。10 月19 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在1954 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委員長。1959、1964 年繼續任此職。1954 年至1965 年任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49 年至1962 年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委員。他又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隨著民建中央機構的演變，先後任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召集人、總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職期間，黃炎培勤政廉潔，努力為人民服務。他和毛澤東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坦誠相見，時有書信往還。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亦時有建議。如，關于土地改革的實行，他主張先試點後推廣，1950 年6 月與李濟深、陳叔通、沈鈞儒聯名提出“請先就各大行政區，各擇若干縣或鄉實行土地改革案”；1954 年討論憲法草案時，提出了國家元首仍稱主席不稱總統、以中央人民政府為最高執行機關、中央以下各級一律稱人民政府的建議；1958 年1 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費案”；1959 年12 月22 日在人大常委會談話會上提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要變動的意見，等等。1965 年12月21 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中國教育史要》、① 《國訊》第439 期。
《八十年來》及詩集《斷腸集》、《苞桑集初稿》、《紅桑》等。
第二十九章沈鈞儒沈鈞儒，字秉甫，號衡山，原籍浙江嘉興，1875 年1 月2 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蘇蘇州的一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進士，曾任刑部江蘇司主事、鎮江府知府等職。祖父沈瑋寶曾任江蘇海防同知、蘇州府知府等職。父親沈翰，任江蘇候補知縣。叔父沈衛以甲午翰林簡放陝西學政使。沈鈞儒3 歲由母課讀識字，5 歲延師來家授學，受了系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5 歲考取秀才。戊戌維新運動前後，他開始留心時務，閱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籌洋芻議》和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等書刊，並接受了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主張變法圖強。1900 年，父親病故後，他離開蘇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當文書。1903年赴順天鄉試，中了舉人。次年參加會試，得中進士，被簽分刑部貴州司主事。繼之在當時留日高潮中，前往日本留學，于1905 年10 月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速成科學習。
在留日期間，沈鈞儒雖然與在日的浙江革命黨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傾向還是改良主義的，並參加了楊度、熊范輿等君主立憲派的活動。1907 年10 月5 日，沈鈞儒和熊范輿、雷光宇、恒鈞四人領銜寫了一份《民選議院請願書》，懇求朝廷速頒詔旨，“發布選舉制度，確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開設民選議院”①。這份請願書成為日後國內興起的國會請願運動的先導。沈鈞儒于此時回國，從事立憲運動，曾與楊度等一道在北京設立憲政公會。
清廷鑒于各省立憲派都活動起來，遂于1908 年8 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同時開始籌備立憲，在各省開辦咨議局。9 月，沈鈞儒被浙江巡撫增韞委派為浙江咨議局總參議。1909 年夏，浙江咨議局舉行選舉，他當選為嘉興府咨議員，10 月被選為浙江咨議局副議長。立憲派隨後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清廷一年之內召集國會。沈鈞儒是浙江赴京請願代表之一。朝廷以籌備不及，國民知識程度不齊為由，堅持依原定9 年的期限，後被迫改為3 年，聲稱這是最後的“確定年限”，“萬不能再議更張”。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均遭失敗，使立憲黨人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深感失望。沈鈞儒從實踐中認識到清政府預備立憲不過是一個騙局，便離京回浙江，開始轉向革命。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光複會在杭州發動新軍起義，11 月5 日浙江宣布獨立，成立都督府，沈被任命為警察局長。1912年5 月，由褚輔成介紹參加同盟會。同年8 月，參加柳亞子等人創辦的南社。辛亥革命後，沈鈞儒曾在浙江任教育司長。任內對全省教育進行了整頓和革新，淘汰了一些無能的校長，並對學生品行和成績進行考核，頗具成效。同時，在國會議員選舉中，沈鈞儒在浙江被選為參議院候補議員（1918 年遞補為參議員）。1913 年，孫中山舉行的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同年10 月，沈鈞儒和國民黨中的一部分溫和派張耀曾、谷鍾秀等，聯合進步黨的丁世嶧、李國珍等共同組織了民憲黨。其宗旨是“貫徹民主精神，厲行立憲政治”。為了實行憲政，沈鈞儒曾參與《天壇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袁世凱的高壓下，民憲黨無法進行活動，很快便解體。袁世凱複辟帝制時，沈鈞儒在南方和張耀曾等一些歐事研究會的人士從事反袁活動。袁死後，黎元洪繼任大① 《沈鈞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 年12 月版，第31 頁。
總統，張耀曾出任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1916 年冬，沈鈞儒應張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書，參加了張耀曾等歐事研究會人士所組織的政學會的活動。1917 年，孫中山到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軍政府，沈鈞儒隨同國民黨國會議員南下到了廣州，曾任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1921 年，他由廣州到上海，擔任政學會的《中華新報》主筆。沈鈞儒在該報上寫了30余篇社論，呼喚法治，反對人治，要求廢督裁兵，主張聯省自治救國。他還寫了《家庭新論》一篇長文，在《中華新報》上連載。該文主張對舊時家庭習慣及現時一般社會家庭的惡俗進行“根本改革”，認為家庭應以兒童為主體，因為兒童代表未來；要提倡優生優育，對兒童實行學校家庭共育。文章還提出，在家庭和社會中，應徹底改變婦女的從屬地位，而要做到這點，只有實現婦女的經濟獨立。婦女應和男人一樣有財產繼承權，社會對于各種事業，必須不分男女，一律開放。《家庭新論》于1923 年出版了單行本（1927年重印），蔡元培、張季鸞、朱希祖等名家為之作序。
1922 年夏，經過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權。曹錕、吳佩孚為籠絡人心，恢複了舊國會，沈鈞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參議院秘書長。1923 年10 月，曹錕賄選總統，沈鈞儒出京到上海，與旅滬拒賄議員百余人聯名發表宣言，反對賄選。隨後，參加浙江省自治法會議，推動自治運動。1926 年7 月，廣東國民政府舉行北伐，沈鈞儒與褚輔成等將全浙自治會擴大為蘇浙皖三省聯合自治會，反對盤踞浙江的軍閥孫傳芳，支持北伐戰爭。他根據“民國主權在民”的精神，主張將“自治”改為“民治”，開展民治運動，認為這樣能使省治基礎更加鞏固，同時可以杜絕軍閥官僚代謀自治。北伐軍攻克浙江後，成立國共合作的浙江省臨時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務委員兼秘書長。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浙江省政府被國民黨反動派強迫解散，沈鈞儒和褚輔成一度被拘禁，不久獲釋。隨後出任上海法科大學（後改名上海法學院）教務長，同時執行律師職務，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成為一位著名的有正義感的律師。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沈鈞儒在上海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曾發起成立浙江省國難救濟會，被選為理事，並是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的發起人之一。12 月中旬，國民黨在南京鎮壓為救國而請願示威的學生，造成流血事件。對此，沈鈞儒痛切地指出：“民國五四以還，每遇一次國恥，必有一次學生慘案發生，國人久為痛心。..夫東北不戰而喪地千里，未聞戮一誤國人員，學生何辜，罹此重戾。”“堂堂天日之下，覯此現象，真有人間何世之感。”要求“力加糾正”①。此後，他還運用法律手段，積極營救被捕的愛國青年和學生，並要求國民黨廢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他作為上海律師公會代表之一，參加了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為抗日救國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 年初，參加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上海分會的執行委員和法律委員，曾參與營救被國民黨非法逮捕的陳賡、羅登賢、廖承志等人。
1933 年6 月，全國律師協會在青島召開第五屆代表大會，沈鈞儒和陳志皋等3 人作為上海律師公會代表出席。為了徹底維護人權，澄清吏治而免冤抑，他在會上提出《請立法院即行頒制冤獄賠償法案》，主張：凡民事使人無故蒙受損害者，應負法律的責任和賠償的義務；刑事捏詞告訴他人者，應① 《沈鈞儒文集》，第208 頁。
受誣告之罪；偽詞指證使他人不利者，應處偽證之罪。提案經大會一致通過後，轉呈國民政府，但被政府束之高閣。1934 年，全國律師協會在廣州召開第六屆代表大會，沈鈞儒被選為主席團成員。鑒于國民黨司法當局對冤獄賠償法案采取冷漠態度，大會議決組織冤獄賠償運動委員會，擴大有計劃的宣傳。隨後推聘冤委41 人，沈鈞儒是委員之一。1935 年5 月5 日，冤獄賠償運動委員會在蘇州召開第一次會議，沈鈞儒任主席。會議討論通過了冤獄《賠償法草案》，並決定每年6 月由律師公會擇日舉行冤獄賠償運動。此後，沈鈞儒為推動冤獄賠償運動的開展，又做了不懈的努力。
沈鈞儒倡導冤獄賠償運動的目的是維護人權，澄清吏治。這既有人道主義的思想因素，又有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推進抗日救國的曆史背景，應當說它是當時整個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冤獄賠償運動對國民黨司法制度的弊端和官吏因嗜貨瀆職、貪贓枉法而造成冤獄的行徑，進行了揭露和鞭撻，從道義和法律上保護了正直無辜，是中國法制史上有意義的一章。但國民黨為維護其統治，從根本上說不可能平反冤獄，制定有關賠償冤獄的法律條文。就在冤獄賠償運動開展時，發生了震動一時的《新生》周刊事件，愛國民主主義者杜重遠無辜被判入獄。杜重遠無辜被判入獄後，沈鈞儒寫了一首題為《我所愛之國》的詩，充分表達了對這場冤獄的憤懣和激越的愛國主義情懷，其中前兩節云：一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濤深。
嗚呼嘻兮！
我所愛之國兮，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尋。
二國之為物兮，聽之無聲，捫之無形，不屬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萬民之心。
嗚呼嘻兮！
我所愛之國兮，求此心于何從兮，我淚淋浪其難禁。①他還積極進行營救杜重遠的工作，曾親自到南京與最高司法當局交涉，要求無條件釋放杜重遠。
九一八特別是1935 年華北事變後的嚴酷現實，使沈鈞儒認識到指望國民黨抗日是不現實的，必須團結同胞，奮起自救，才能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① 沈鈞儒：《寥寥集》，第34 頁。
1935 年12 月12 日，沈鈞儒和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王造時、周新民、錢俊瑞等文化界人士在上海發表救國宣言，征集簽名者280 余人。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1936 年1 月上旬，沈鈞儒等又發起成立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1 月28 日，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5 月31 日，沈鈞儒、章乃器等和華南、華北、長江流域各省及其他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或救國會），沈鈞儒被選為常務委員。他參與起草的全救會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重要文件中，提出救國陣線當前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徹底團結、共同抗日，要求各黨各派立即派遣代表進行談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統一的抗敵政權。7 月15 日，沈鈞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 人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只對敵人有利；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戰線的立場上，不動搖，不退讓，直到中華民族取得完全勝利。從這時起，沈鈞儒從實際政治生活中，逐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正確，從而向中共靠攏。
救國會的主張，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共同願望和迫切要求，因而獲得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毛澤東曾致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高度評價並表示贊同他們的抗日救國主張，認為“這是代表全國最大多數不願作亡國奴的人民之意見與要求”；申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並願意在你們這些綱領和要求下面，同你們同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和個人誠意合作與共同奮斗！”①救國會成立後，抗日救亡運動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開展。救國會有許多革命知識分子參加，共產黨員起了骨干作用，進步力量占了優勢，在抗戰前後，對推動抗日民主運動，有重要貢獻。救國會領袖們雖然一片愛國赤忱，其活動也完全是采取合法斗爭的方式，但這些愛國活動一開始就遭到國民黨的壓制和打擊。1936 年11 月23 日凌晨，在日本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鈞儒和救國會其他負責人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7 人。隨後移解蘇州，羈押于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之獄。沈鈞儒被捕入獄後，始終堅持真理，堅持愛國立場，團結其他被捕戰友進行斗爭。1937 年4 月3 日，江蘇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並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羅織成“十大罪狀”，向被告7人提起公訴。隨後，國民黨又由其中央秘書長葉楚傖出面，通過杜月笙等人，向他們進行勸降迫降活動，要他們寫具悔過書，進反省院反省出獄。沈鈞儒等斷然拒絕這些無理要求，駁斥了對他們的指控。6 月7 日，沈鈞儒等和他們的辯護律師，針對江蘇高等法院起訴書，發表長篇答辯狀，義正詞嚴地指出：“以被告等愛國之行為，而誣為害國；以救亡之呼籲，而指為宣傳違反三民主義之主義，實屬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殘法律之尊嚴，妄斷曆史之功罪。”答辯狀以大量事實徹底駁斥了起訴書對他們的誣陷，要求司法當局“秉公審理，依法判決，諭知無罪，以雪冤獄，而伸正義”。①6 月11 日，江蘇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審理，沈鈞儒第一個受審，他在法庭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5 頁。① 《救國會》，第249、270 頁。
上大義凜然，同審判官進行了說理斗爭。當審判長問他：“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麼？”沈鈞儒從容堅毅地回答說：“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②6 月25 日，第二次開庭審理，沈鈞儒等7 人再次用堅定有力的語言，簡單明白的道理，申辯了他們救國無罪，一一駁回了法官提出的問題，使檢察長和審判官理屈詞窮。
國民黨對救國會的迫害，激起了人民的義憤，全國各方面人士紛紛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1937 年6 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 人，發起救國入獄活動。由于沈鈞儒等7 人的堅強斗爭和全國人民的有力聲援，加之七七抗戰爆發後，國內政治形勢有了很大變化，7 月31 日，在蔣介石的電令下，江蘇高等法庭裁定對沈等停止羈押，交保釋放。
沈鈞儒出獄後，決心獻身偉大的抗日救國事業。他在《決念》一文中表示：“抗戰一定要到底，..凡游移餒怯妥協諸理論，我誓必反對之。”“即使我不幸而為此抗戰中的犧牲者，亦無所恤。”①8 月，他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防參議員，參加了在廬山召開的國防參議會。12 月，他由南京到漢口，與各黨派人士籌組了抗敵救亡總會；同時，創辦了《全民》周刊，任社長。1938年7 月，《全民》周刊與鄒韜奮創辦的《抗戰》三日刊合並，在漢口出版了《全民抗戰》三日刊，由鄒韜奮任主編，沈鈞儒任編委。這時救國會已被公認為一個政團，沈鈞儒和鄒韜奮、史良、陶行知等救國會負責人被聘為國民參政員，出席了在漢口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他在會上提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的重要提案，獲得許多參政員的贊同。10 月，他由武漢到達重慶。
抗戰開始後，由于形勢的改變，救國會原有的組織形式已不複存在。1939年，在重慶成立了一個“十七人座談會”，由各代表一個方面的“救國會朋友”參加，實際上是救國會的核心，沈鈞儒仍是總負責人。9 月，在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各抗日民主黨派參政員針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政策，紛紛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實施憲政，保障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沈鈞儒除予以積極支持外，還在大會上提出《請政府重申前令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這次大會通過了實施憲政案。為了促進國內統一、團結和實施憲政，11 月下旬，沈鈞儒和黃炎培、章伯鈞等人在重慶發起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隨後便在重慶、桂林等地開展了憲政運動，沈鈞儒和救國會是這一運動的積極宣傳者和推動者。他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實施憲政的文章和演講，還往桂林推進憲政運動。但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打算真正實行憲政。1940 年4月1 日，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召開，由憲政期成會多次研究，提出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修正草案》。對此重要議案，根本未經認真討論，蔣介石即作出結論，送交政府參考，從此便無著落。9 月1 日，國民黨中央宣布，原定本年11 月12 日召集國民大會，因故改期。這次憲政運動開展不及一年，即完全消沉。事實說明，蔣介石聲稱要行憲，不過是敷衍輿論的欺騙宣傳。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在對共產黨實行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的同② 《沈鈞儒文集》，第300、302 頁。
① 《沈鈞儒文集》，第332 頁。
時，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壓政策，肆意摧殘民主。黃炎培等一部分小黨派參政員，為了加強團結合作，適應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經過多次會商，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一個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團體，並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沈鈞儒原為創議人之一，但一部分發起人認為他和救國會同共產黨關系密切，思想左傾，擔心國民黨反對，不贊成他參加。到1942 年，沈鈞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黨同盟，救國會同時成為盟內政團之一。沈鈞儒及其所領導的救國會在爭取民主憲政斗爭中表現出鮮明堅定的立場，使國民黨十分惱恨，因此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名單公布時，沈鈞儒、鄒韜奮、史良、陶行知等全部被除名。1944 年9 月，民主政團同盟為了擴大組織，發展無黨無派的個人盟員，以便能讓更多的愛國和進步人士參加進來，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議決取消“政團”二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這次會議上，沈鈞儒被選為中央常委。1945 年10 月1 日，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綱領，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沈鈞儒繼續當選為常委。同年冬，救國會在重慶的會員開會，鑒于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救亡的政治任務已經完成，決定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仍簡稱為救國會），並制定了新的政治綱領和組織規程，沈鈞儒被推選為中央主席。
抗戰勝利後，沈鈞儒要求實現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內戰陰謀。1945 年一二一流血慘案發生後，他寫詩憤怒譴責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血灑昆明市，心傷反戰年。座談詎有罪，飛禍竟從天！魑魅食人日，鴟梟毀室篇。防川終必潰，決勝在民權。”①1946 年1 月，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2 月中旬，他離開重慶回到上海。為了貫徹政協決議，爭取國內和平，夏秋間，他和黃炎培等民盟政協代表往來于京滬間，促進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7 月，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沈鈞儒憤怒寫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殺一二人而要天下再不會有三四人以至百千萬人，那真是夢想。”②11 月，國民黨違反政協決議，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偽“國大”，制定偽憲法，沈發表談話予以譴責。隨後，他在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同時參加民盟總部領導工作。
1947 年1 月，沈鈞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會，被推為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瘋狂進行反革命內戰，另方面對其統治區加強法西斯專政，殘酷鎮壓民主運動。民盟被誣為“奸盟”，各地民盟所辦報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員和地方負責人被捕被殺。10 月下旬，國民黨派軍警特務包圍民盟南京辦事處，同時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負責人被迫宣布總部同人總辭職，總部解散，並停止盟員一切政治活動。沈鈞儒雖曾提出異議，但終因大勢所迫，無法改變。隨後不久，他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沈鈞儒到香港後，與前不久抵港的民盟中常委章伯鈞共同主持，于1948年1 月5 日召開了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當日發表緊急聲明，不接受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決定，否認民盟總部在被威脅劫持下發表的總辭職、總部解散和停止盟員政治活動的聲明。沈鈞儒在開幕詞中說：“我們① 《寥寥集》，第138 頁。
② 《沈鈞儒文集》，第524 頁。
要檢討過去的政綱政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重新估計，而後確定當前應走的政治路線和新的工作方針，來加強本身力量，完成政治任務”；並提出全會的使命，是“恢複本盟總部，繼續進行艱巨的政治斗爭”①。三中全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宣言兩項重要文件，其主要內容有：（1）指出南京政府“是當前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對象”，表示要堅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場，跟這個反動集團斗爭到底，積極支援人民武裝革命。（2）認定美帝國主義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支持者和靠山，必須“堅決驅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出中國，毀滅美蔣所訂的一切新不平等條約”。（3）堅決擁護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4）指出中間路線行不通，表示“堅決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對中國共產黨為民主事業奮斗的曆史，為實現國內和平所做的努力表示敬佩，聲明要“與中國共產黨實行密切的合作”。這次會議還決定主席一職暫時由沈鈞儒、章伯鈞輪流代理。三中全會是民盟新的曆史轉折點，使民盟從此拋棄了不切實際的所謂中間路線。
1948 年5 月1 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勞動節口號中，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沈鈞儒和章伯鈞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致電毛澤東，積極予以響應。隨後在香港開展了新政協運動。9 月，沈鈞儒和章伯鈞離開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代表民盟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
1949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行政委員會在沈陽舉行歡迎前來解放區的各黨派及各人民團體民主人士大會，沈鈞儒代表民盟講話，熱烈贊揚解放區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的反動統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曆史大變化，指出這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英明領袖毛澤東領導的結果。他在會上還宣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總部已決議遷入解放區，決心為全部、徹底、乾淨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完**民民主革命而奮斗。
北平和平解放後，2 月25 日，沈鈞儒由沈陽到達北平。3 月5 日，民盟中央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成立。6 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會議，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被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9 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會上發言，表示毫無保留地贊成和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草案。在這次會上，他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後任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沈鈞儒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12 月18 日，沈鈞儒領導的中國人民救國會在北京開會，鑒于14 年來國家發生了偉大的變化，人民已經翻身作主，救國會的政治主張已經全部實現，遂發表宣言，宣告救國會結束。12 月20 日，民盟舉行五中全會，他當選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4、1958 年，沈鈞儒先後被選為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張瀾逝世後，1956 年2 月，他繼任民盟中央委員會主席。1963 年元旦，全國政協招待70 歲以上老人，為他們集體祝壽，沈鈞儒抱病參加。周恩來總理在講話中說：“沈鈞儒老人今年九十歲，我們為他祝賀。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他曾經為民主主義，為社會主義奮斗到老。”① 《沈鈞儒文集》，第553 頁。
周恩來的高度評價和親切關懷，使沈鈞儒非常激動，他即席講話表示感謝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這年6 月11 日，沈鈞儒在北京病逝。
第三十章譚平山譚平山，原名鳴謙，別號聘三、誠齊、誠齋。1886 年9 月28 日（清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于廣東省高明縣（今高鶴）明城鎮新元坊。出身貧苦，其父為裁縫。早年就讀于高明縣東洲書院和肇慶廣肇羅中學。1908 年，譚考進兩廣優級師范，並開始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1909 年，加入同盟會，秘密開展反對清皇朝的宣傳活動。
1910 年，譚平山師范畢業後，在雷州中學任教，同時積極進行反清宣傳。辛亥革命後，被推選為代議士，參加省臨時議會的活動。1912 年，廣東同盟會更名為國民黨，譚以同盟會會員身份轉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較早的黨員之一。
1916 年，譚到陽江中學任教。翌年，考上北京大學。在北大，譚廣泛接觸新思想和新知識，積極參加各種學術組織。1918 年與羅家倫、傅斯年等發起組織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為《新潮》撰寫論文多篇，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在十月革命影響下，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五四運動中，譚參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陸宗輿、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斗爭，曾被反動軍警逮捕關押。經過五四運動，譚的思想有所變化，開始從舊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靠攏。1920 年初，譚和陳公博、譚植棠創辦《政衡》雜志，主張政治根本革新，社會根本改造，各種問題根本解決。他翻譯外國進步書籍，撰寫專論和時評，宣傳馬克思主義，探討改造中國社會的途徑。1920 年夏，譚大學畢業後回到廣州，在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任教，開始了他在廣東的革命活動。10 月，又與譚植棠、陳公博創辦《廣東群報》，大量報道各國共產黨及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活動，介紹宣傳蘇聯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支持和指導廣州工人的革命斗爭。
1920 年8 月，上海等地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譚平山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代表到廣東，協助開展工人運動和建立廣東共產黨組織。由于廣州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勢力較大，因此，此時廣東黨組成的成員大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年底，陳獨秀來廣州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譚任副委員長。譚在陳獨秀的幫助下，清除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重新整頓和建立了廣東共產黨組織，正式稱為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
1921 年8 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譚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譚領導的中共廣東支部積極工作，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促進了廣東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1922 年1 月，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中共廣東支部發表了《敬告罷工海員》的聲明傳單，號召海員工人團結一致，堅持到底，動員組織在廣州的黨團員，接待回廣州的罷工海員，並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在領導廣東工人運動的同時，譚加強了對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1922年3 月，譚重新組建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被選為書記。
1922 年6 月，由于陳炯明叛變，廣東黨團組織轉入地下活動。譚平山被派到北京，以警監學校教導主任為職業，進行革命活動。7 月，到上海參加了中共二大。1923 年2 月，孫中山驅逐陳炯明出廣州，譚從北京回到了廣州，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為了集中力量做好黨的工作，譚專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區黨的工作。1923 年6 月，譚參加中共三大，擁護和支持關于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合作關系的主張，被選為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以後又被任命為中央駐粵委員。
中共三大後，譚平山堅決貫徹執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協助國民黨進行改組。1923 年10 月，他參加了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被孫中山指定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9 個委員之一，並被選為該委員會書記兼組織員，負責國民黨改組的具體工作。1924 年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譚出席大會，並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向大會做了報告。會上，譚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後，被推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譚和廖仲愷、戴季陶3 人主持中央秘書處日常工作。譚成了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
國民黨一大後，為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譚平山領導的中共廣東區委派遣一批黨員干部，到國民黨中央機關各部工作。譚還通過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派出一批特派員、改組員、籌備員奔赴各縣，協助建立和健全各縣、區黨部的基層組織，將國共合作發展到基層。為培養農民運動干部，推動農運發展，在譚建議下，國民黨中央成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舉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譚經常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身份，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作報告。1924 年10 月，廣州發生了商團反革命叛亂。譚積極組織工人、農民支援，配合軍隊鎮壓叛亂，為鞏固廣東革命政權作出了貢獻。
1925 年1 月，譚平山到上海參加中共四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為加強對廣東工作的領導，5 月，中共中央決定譚為中共在國民黨中央的黨團書記，成立了以譚為首的中共中央廣東臨時委員會。譚和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密切合作，使國民黨中央下定決心武力平定了楊希閔、劉震寰為首的滇、桂軍閥的叛亂。10 月，譚動員組織各種力量，支援廣東革命政府東征陳炯明，南討軍閥鄧本殷，有力地推動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發展。
1925 年3 月，孫中山逝世，國民黨右派分子活動加劇。5 月，譚平山寫了《中山先生逝世後之國民黨》，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活動，號召人們“要明白的認清楚國民黨中，誰是革命派？誰是反革命派？更要認清楚國民黨員的意見中，那種是革命派的主張？那種是反革命派的主張？尤要認清楚國民黨中革命派與反革命派那一派是真正的能夠代表國民利益而奮斗？”①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害犧牲，革命政府組織特別法庭審判廖案有關人犯，譚等5 人任審判委員。11 月，“西山會議派”出籠。譚團結國民黨左派，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擊“西山會議派”的斗爭浪潮。1926 年1 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譚出席大會，並向大會作《黨務報告》。大會重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維護了革命統一戰線。大會決定開除鄒魯、謝持等“西山會議派”首要分子出國民黨，加強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團結。譚再次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秘書長。1926 年5 月，蔣介石繼中山艦事件後，拋出整理黨務案，不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機關擔任部長職務。譚只好離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秘書處。
1926 年11、12 月，譚平山代表中共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譚代表中共在大會上致詞，並系統地彙報和論述了① 《革命》周刊第1 期，1925 年5 月2 日。
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和策略，重點談了同國民黨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問題和農民問題。並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中國委員會主席。
1927 年2 月，譚平山從蘇聯回到廣州。3 月，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譚缺席，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4 月，譚到達武漢，他在武漢中央農講所發表演說，強調“中國革命就是要解決農民問題”。4 月27 日至5 月10 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任大會政治委員會和農民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多次在會上發言，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民部部長，參加了由毛澤東、瞿秋白等9 人組成的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繼續擔任中共在國民黨中央的黨團書記。這時，國民政府已從廣州遷到武漢。譚仍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和政治委員，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農政部長、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這一時期，譚主要負責有關農民運動的工作。
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民黨中地主、資產階級和官僚們的恐懼。他們極力誣蔑、阻撓農民運動。譚平山領導的農政部，要在農村推動農民運動，必然引起地主豪紳及其國民黨右派的攻擊和誣蔑；要維護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糾正農民運動中某些“幼稚行為”，又會遭到黨內一些同志和共產國際的指責和批評。1927 年6 月，譚平山辭職不成，遂以因病請假就醫為名，離開了農政部。6 月29 日，反動軍官何鍵在汪精衛等人授意下，宣布與共產黨分裂，拘捕共產黨員。7 月13 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公開揭露汪精衛等人的反革命行為，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譚隨即發表公開辭職書，指責國民黨已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由革命變為反革命。
大革命失敗後，譚平山積極主張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斗爭，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爆發後，譚以國民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名義，主持召開了在江西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委、特別市、海外黨部等代表聯席會議。會議選舉產生了革命政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譚平山為委員，並任該委員會7 人主席團主席。不久，起義軍撤離南昌，譚平山隨軍南下。9 月下旬，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一帶失敗。中共中央指示譚放棄革命委員會領導職務。10 月，譚和吳玉章等人到達香港。
南昌起義失敗後，譚平山從潮汕經香港到達澳門。此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左”傾盲動主義的指導下，處分了大批黨內干部。譚受的處分最重，被開除了黨籍。關于譚被開除黨籍一事，周恩來曾經說過：“他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張國燾反對南昌起義，譚平山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當時我任前委書記，這個師長來征求我的意見，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這樣做。後來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代表就決定把譚平山開除了。今天看來，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的。”①1928年初，譚從澳門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被開除了黨籍。他不服氣，多次寫報告要求複議，請求黨組織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決心克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然而，這個願望未能實現。但譚仍關心著黨的工作，關心中國革命的進展。譚給中共中央寫信，指出“左”傾盲動主義統治著的中央的一些過“左”政① 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73 頁。策及其危害，提出了對于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正確看法。②譚的信不僅沒有引起領導的重視，相反卻被當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譚十分痛苦、灰心，失去了重新回到黨內，繼續為黨工作的希望。
譚平山被開除出黨後，重新考慮自己今後的去向。他首先聯絡國內一些既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又不滿共產黨現行路線的人，在上海成立國民黨左派聯合辦事處。後又組織中華革命黨，出版《突擊》、《燈塔》周刊，進行宣傳活動。1929 年3 月，譚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發表《中華革命黨對時局宣言》，揭露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軍閥拋棄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號召人民起來革命，“和新的軍閥拼個你死我活”；同時也批評中國共產黨“盲目暴動，不顧事實，一味孤行，更且強迫罷工，誤施恐怖”等等。1930 年春，鄧演達回國後，和譚平山一起，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稱第三黨），繼續從事反蔣活動。8 月，在上海召開十省、區代表參加的全國干部會議，通過了該黨的綱領《政治主張》，出版《革命行動》月刊，主張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由于和鄧演達在黨的綱領和名稱以及反蔣的方法上有分歧，譚離開上海到香港。1933 年11 月，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譚在香港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動。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譚退出了第三黨。
1935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發表抗日救國宣言，號召各黨各派聯合抗日。譚平山積極響應，在各地奔走呼號，推動團結抗日。1938 年春天，被蔣介石召見，征詢施政意見，並參加了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起草工作。1938年4 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譚被恢複國民黨黨籍，任曆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還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政治部指導委員和設計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干事。1938 年10 月，武漢失守後，譚到重慶。隨著蔣介石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真面目的暴露，譚對蔣介石政權的幻想破滅了。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關心和幫助下，譚在政治上逐漸站在共產黨一邊，並積極投入國統區的民主運動。1942 年底，譚聯絡國民黨上層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談會，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1943 年8 月，譚平山、陳銘樞、楊傑等人在民主同志座談會的基礎上，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5 年10 月28 日，“民聯”正式成立。譚是“民聯”中央臨時干事會常務干事之一，是常務干事會的實際主席。
抗戰勝利後，譚平山在重慶參加集會，發表演講，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有力地配合了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談判斗爭。1946 年1 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譚和馮玉祥、陳銘樞等在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特地發表《對政治協商會議之意見》，要求釋放政治犯，撤銷特務機關，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結束國民黨的訓政，組成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①1946 年秋，譚平山從重慶到上海。他拒絕參與國民黨的一切活動，繼續公開抨擊國民黨反動派。1947 年2 月，譚主持召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臨時中央干事會，指出，“國民黨建立的革命政府，變成反動政權”，號召全體成員“為著實現三民主義、實現和平、實現民主而奮斗”②。1947 年5 月，② 《團結報》，1956 年4 月25 日。
① 重慶《新華日報》1946 年1 月26、27 日。
②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第四次政治會議政治報告》，《民潮》第6、7 期合刊，1947 年4 月5 日出版。國民黨加強對民主黨派的迫害，造謠說“民聯”受中共控制，准備加害譚平山。1947 年秋，譚被迫到香港。他以香港為基地，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譚和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王昆侖等人聯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主同盟會和其他國民黨民主派分子，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1948 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公開宣布脫離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決心“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③而斗爭，號召各地同志率部武裝起義，參加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並呼籲成立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對中國民主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
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國民黨統治搖搖欲墜之際，國內資產階級右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右翼，在人民中散布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幻想，阻止人民革命戰爭。譚平山在香港團結各民主派分子，揭露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實質，號召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1948 年5 月1 日，中國共產黨發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譚平山發表通電、文章和演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認為“中共的五一節口號，就是適應人民要求的號召”①。9 月15 日，譚與其他民主人士響應中共號召，離開香港。10 月，從丹東進入解放區，進行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譚負責領導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9 月21 日，譚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參加大會的領導工作。在政協會議上譚平山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並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會委員及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譚平山積極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1951 年底到1952年10 月，全國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譚領導的人民監察委員會，全力投入了這一場運動。譚總結人民監察工作的經驗有三點：一是堅持了人民的立場和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二是堅持了監察工作的群眾路線；三是堅持了監察糾舉與改進工作相結合，教育改造與紀律制裁相結合的方針②。1954年9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譚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這時，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監察部，譚因年老有病不再負擔繁忙的行政事務工作。1956 年2、3 月，譚平山抱病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屆代表大會，鼓勵“民革”的同志們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而奮斗。譚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和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 年4 月2 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彭真致悼詞，高度評價和贊揚了譚平山為中國革命奮斗的一生，指出譚平山“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者，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堅決擁護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①。譚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有貢獻、有影響的革命家。198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譚平山文集》。
③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華商報》1949 年1 月4 日。① 香港《華商報》1948 年5 月23 日。
② 《人民日報》1952 年9 月22 日。
① 《人民日報》1956 年4 月5 日。
第三十一章章伯鈞章伯鈞，1895 年11 月17 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安徽桐城縣。父章揚清，略有田產，28 歲時因乘船遇大風，落水淹死。當時章伯鈞只有7 歲。父歿後，其母變賣田產供其兄弟三人上學。
章伯鈞幼年念過幾年私塾，繼入桐城中學讀書，受到桐城派的影響，喜好“考據”、“詞章”之學。辛亥革命後，複受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學說的影響。1916 年考入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英語系，1920 年畢業，回到安徽任宣城師范學校校長。此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在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啟迪下，他積極主張革新進步，聘請了惲代英等革命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任教員，因不為當局所容，一年後被解除校長職務。1921 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錄取。時任安徽省教育廳長的許世英對章頗器重，給以公費派赴德國留學。次年章由上海啟程，與高語罕、朱德、孫炳文同輪前往柏林。
到德國後，章伯鈞入柏林大學學習，攻黑格爾哲學。他在柏林大學學習3 年，政治上頗為活躍，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1925 年與到達柏林的鄧演達相識。
1926 年春，章伯鈞回國抵達當時處于革命高潮中的廣州， 其時郭沫若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經孫炳文介紹，章被聘為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後，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之邀，章伯鈞從廣東到達武漢，任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 年3 月，鄧演達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章伯鈞被任命為農民部設立的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他積極支持農民運動，反對蔣介石叛變革命，成為鄧演達的得力助手。
1927 年7 月，武漢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大革命失敗，鄧演達離開武漢前往蘇聯，章伯鈞則到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並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8 月5 日，起義軍撤離南昌，章伯鈞隨軍南下。部隊進入廣東後，與國民黨軍隊交戰失利，他經潮州乘船到香港，後又轉至上海，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27 年11 月1 日，鄧演達與宋慶齡、陳友仁3 人在莫斯科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表示要繼續與新舊軍閥勢力作斗爭，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並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國內的章伯鈞予以積極響應。1928 年，章在上海與譚平山、鄭太樸、朱蘊山、鄧初民等發起組織了中華革命黨。他們認為叛變革命後的國民黨，“已成為新舊軍閥官僚買辦豪劣以及投機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勢力的集合體”①，是人民的仇敵，革命的對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並恢複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改組建立的中華革命黨，繼續民族民主革命；同時，又不同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聚集發展革命力量的主張。他們與在國外的鄧演達取得聯系，得到鄧的支持。人們從此把這個介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派別稱之為第三黨。
1930 年5 月，鄧演達回國。8 月，鄧在上海主持召開全國干部會議①，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過了由鄧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性文件《政治主張》，選舉了領導機構中央干部會，鄧被推為總干① 《中華革命黨對時局宣言》，原件存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
① 該黨以後即把這次會議看作是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
事，章伯鈞任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臨時行動委員會主張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國民黨對鄧演達的反蔣活動深為忌恨，1931 年8 月17 日將鄧逮捕，11 月予以殺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被迫轉入地下，由章伯鈞、黃琪翔、彭澤民、季方等列名負責中央工作。
1932 年，十九路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淞滬抗戰，黃琪翔曾參與策劃，章伯鈞則在北方從事反日軍事活動。1933 年11 月，章伯鈞和黃琪翔參與了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等發動的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章伯鈞被任命為福建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並兼任所屬的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在“閩變”期間，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聲明脫離國民黨，參加陳銘樞組織的生產人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于此時宣布解散，章伯鈞和黃琪翔等也參加了該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不到兩個月即宣告失敗。1934 年初，章伯鈞在香港與黃琪翔、彭澤民等召開臨時代表會議，宣布複黨。隨後，章伯鈞去日本，除與各方面愛國人士聯系外，並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支部，與留日同志經常開會，交換意見，從事抗日反蔣活動。
1935 年11 月10 日，章伯鈞和彭澤民在香港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鑒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實現民族解放，已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決定將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從此成為與國民黨完全割斷了聯系的獨立政治集團。會議通過《臨時行動綱領》，並發表對時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華北，目的在滅亡中國，中國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發動民族革命的戰爭，以求完全的解放”。認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民族革命戰爭沒有廣大的農民參加，便無勝利的希望，因此，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與反日戰爭是不可分離的。”要求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之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線，組織統一的行動指揮機關”①。《綱領》認為：“中國現有蘇維埃的政權，和幾十萬紅軍的存在，這是一個為世人所驚駭的事實。”②要求承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恢複大革命時期的聯俄、聯共政策。這次會議新選舉了章伯鈞、彭澤民、黃琪翔等19 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章伯鈞成為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1937 年7 月10 日，章伯鈞和彭澤民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共同遵守的綱領，實現民主政治，改善勞動人民生活，釋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裝指導機關，組織抗日志願軍等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③。七七事變後，國民黨設立國防參議會，邀請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出席會議，報告國際形勢和前方戰事情況，征詢與會者意見，由于歧視和壓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防參議會沒有邀請章伯鈞及其他負責人與會。1938 年3 月1 日，章伯鈞在武漢主持召開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次代表會議，通過《抗日時期的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個地掃除官僚主義的毒害，切實實行民主政治”①。他並著文說：“抗① 宣言原件存農工民主黨中央。
② 中華論壇》第1 卷第10、11 期合刊。
③ 《中華論壇》第1 卷第10、11 期合刊。
① 《中華論壇》第1 卷第10、11 期合刊。
戰與民主不可分離，曾經是我們一貫的主張，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戰力量，保證抗戰勝利。”②為了實現民主政治，他主張建立民意機關，使人民有參政的機會。3 月末，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6 月，章伯鈞被聘為國民參政員，代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參加了在漢口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不久和其他國民參政員一同去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