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 年開始，國民黨的政策重心逐漸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轉向反共反人民，抗戰初期人民群眾和各抗日民主黨派爭取到的一些權利，又被取消。9 月，在重慶舉行的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上，各抗日黨派的參政員紛紛提出有關憲政問題的提案。章伯鈞和左舜生、張君勱等聯名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和《改革政治以應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內頒布憲法，結束黨治，全國各黨各派一律公開活動，平流並進，永杜糾紛，共維國命。他們把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看成是當今“扶危救急之道”，說：“國家應付此非常局面，首在收拾人心與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國人‘國家為公’。所謂國家為公者，即明示國人，國家者全國國民之國家，而非一黨一派之國家，政府者全國國民之政府，而非一黨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國唯政治上之徹底開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徹底開放，人人為國，勝于為黨，人人愛國，勝于愛黨，而後國家各真才始能真為國用。”①這些要求在參政會提案審查委員會討論時，遭到國民黨參政員的強烈反對，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參政會閉會後，成立憲政期成會，章伯鈞是委員之一。
1939 年11 月下旬，章伯鈞和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青年黨的左舜生，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鄉村建設學會的梁漱溟以及無黨派人士張瀾等，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並定有信約十二條，要求成立憲政政府，一切抵觸憲法之設施和法令，應即中止和宣布無效；凡遵守憲法之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②。由于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堅持團結抗戰，要求實行民主憲政，主張與共產黨密切合作，反對國民黨倒退，在1941年3 月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時，章伯鈞被國民黨除名。第二屆、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均沒有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代表參加。
皖南事變發生後，參加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各黨派負責人為了加強團結合作，爭取民主，以求各自黨派的生存和發展，並調解國共沖突，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一個第三者的政治團體。1941 年3 月19 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特園秘密成立，章伯鈞被推為常務委員和組織部長。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集體參加了同盟。1944 年9 月10 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章伯鈞繼續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並任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後並任民盟重慶市支部主任委員。他為發展民盟組織，擴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 年1 月，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創辦的《中華論壇》出版，章伯鈞任主編。他撰寫的《發刊詞》說：“中國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侵略的長期苦戰中，犧牲了無數量的生命和財產，正為著民族解放與社會解② 《對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抗戰行動》第6 期。
① 《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記錄》，第94 頁。
② 《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第2 頁。
放的偉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的曆史任務徹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對于這個重大的曆史任務，努力盡責。”隨後又著文指出：“中國根本問題之正常的解決，在于有民主的憲政，有全民負責的統一政府。”“現時中國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實際的民主權利，言論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決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慳而不予。”他要求國民黨對執行孫中山所手訂的三民主義革命政策，“切實檢討，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與不順于人心之政事，皆須及早變革，自動維新。所謂結束黨治，歸政人民，正是振奮人心，刷新黨國之第一要義”。由于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反對共產黨提出的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聲稱“各黨派會議，等于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于推翻政府”，章伯鈞在文章中反駁說：“政權是應當屬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黨，都可說是不正當的‘贓’；如認為是‘贓’，就得有分的結果。所以我們反對這種說法，主張黨派會議或聯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團結全國打開時局的第一步驟。”①為了促進國內團結進步，他隨同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 月1日赴延安訪問，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商恢複國共和談問題，5 日返回重慶。解放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月7 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章伯鈞的國民參政員席位得到恢複。
抗戰勝利後，章伯鈞積極主張全國各黨派共同和平建國，實現民主，反對內戰。1945 年9 月15 日，他發表對時局談話說：抗戰8 年，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最終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今後民主建國大業，必須“全民合作，黨派團結”，反對“任何形式之內戰及軍事行動”。他再次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給人民以民主權利，承認現有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求全國之真正統一。他特別指出，解放軍的軍隊及政權，“有功抗戰，不能視為化外，予以敵視的態度”①。還說：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內戰不得人心，“是招致滅亡自殺的途徑”②。
1946 年1 月，章伯鈞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政協憲草審議會和憲法小組的工作。5 月，由重慶到上海。12 月，他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召開一手包辦的“國大”，並由這個“國大”制定的所謂憲法，說：“在軍閥集團統治中國的情形下，是絕對談不到憲法的。自從袁世凱到今天，情形始終如此。軍閥集團所需要的只有三種：一是戒嚴法，二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三是盜匪懲治條例。他們是不需要憲法的，但是為了粉飾裝點，又為了對付外國，有時又是需要憲法的，曹錕要憲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複如此。”他還著重指出：中國固然需要憲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統一。民主就是各黨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平是不打內戰，不拉壯丁，沒有外國駐軍；統一就是不開分裂的“國大”。“有了這三個事實，憲法才有基礎，沒有這種基礎，就是曹錕的憲法。”①1947 年1 月初，民盟召開二中全會，決定加強組織，擴大民主運動，會① 《紀念國父》，《中華論壇》第1 卷第3 期。
① 《中華論壇》第1 卷第9 期。
② 《中華論壇》第1 卷第10、11 期合刊。
① 1946 年12 月15 日《文彙報》。
後章伯鈞在上海繼續從事民主運動，並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員。月底，在上海主持召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規定，該黨是代表農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終目的是徹底完成民族解放，實行民主政治，達到社會主義。鑒于該黨認為農工是社會的骨干、革命的基礎、平民政權的重心，因此決定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正式易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並決定以1930 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制定的政治主張為自己的基本綱領。章伯鈞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國共和談破裂後，國民黨在發動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反革命內戰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厲行白色恐怖，加緊鎮壓民主運動。1947 年10 月27 日，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決定予以取締。民盟中央部分負責人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總部，停止盟員一切政治活動。章伯鈞不贊成解散民盟，秘密離開上海到香港繼續活動。蔣介石曾派高級官員對他進行威脅利誘，遭到他的嚴厲斥責。
1948 年1 月，章伯鈞和沈鈞儒在香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會議通過的宣言和政治報告，鮮明地提出了反蔣、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裝斗爭，擁護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張，並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轉向同共產黨“實行密切的合作”①。這樣，三中全會就成為民盟的轉折點。這次會議決定章伯鈞和沈鈞儒以中央常委名義，負責領導全盟盟務。
同年5 月，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與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發表通電，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隨後在香港參與發起新政協運動。
9 月1 日，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隨同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離開香港，乘海輪前往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29 日到達哈爾濱。
11 月16 日，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發表時局聲明，重申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立場，說：“對于人民與人民公敵之爭，對民主與反動獨裁之爭，我們的態度應該堅決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這一方面，跟人民公敵反動集團斗爭到底，決不動搖，決不妥協，決不對反動集團存有絲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國，在徹底摧毀反動獨裁的統治集團以後，才能獲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國，非堅決徹底鏟除內戰的根源，掃除和平的障礙不可；第三，統一的新中國，只有消滅統一障礙的反動獨裁集團之後，通過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完全實現。②1949 年1 月北平和平解放後，章伯鈞由哈爾濱抵達北平。3 月5 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鈞被推選為委員，並由他和沈鈞儒負責主持中央盟務，同時宣告民盟香港總部結束。
6 月，章伯鈞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民盟籌備的《光明日報》創刊時，他任社長。9 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章伯鈞曆任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長，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屆常委和第二屆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五、第六屆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秘書長、副主席等職。1957① 《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第395 頁。
② 《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第486 頁。
年反右斗爭中，他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受到很大沖擊。1969年5 月17 日，章伯鈞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羅隆基羅隆基，號努生。1896 年8 月14 日（清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縣。其父是前清秀才，後以教私塾為業。受父親的影響，羅隆基自幼愛好古文及古典詩詞。
1912 年夏，羅隆基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羅隆基曾任清華學生會主席及學生刊物《清華周刊》的主編。他擅長政論，立論獨特，文筆犀利，很早就顯露出政治家的鋒芒。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羅隆基積極參加並成為該校領袖人物。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一書中曾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際，清華的學生領袖最初是陳長桐..繼起的是和聞一多同班的羅隆基，他思想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于縱橫捭闔。”①由于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至在校完成學業的時間由八年延長至九年。羅隆基本人曾自嘲地歸納為：“九年清華，三趕校長。”②1921 年，羅隆基自清華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出于對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羅隆基又前往英國，就讀于拉斯基教授門下，後又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大量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並且信仰“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參加了由清華的留美學生組織發起的國家主義社團——“大江會”。他們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實行自由民主體制，擁護人權；主張由國家倡導工業化，反對以階級斗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但是，“‘大江會’沒有堅固的組織，亦沒有活動綱領，..等到大部分人回國後各自謀生去，團體也就解散了”。①1928 年，羅隆基回國後，曾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任教。同年3 月，與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志。自第二卷第二期開始，《新月》的編輯方針有所改變，由純文學刊物轉為兼論時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羅隆基主編，更增加了政論文的分量。由于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對人權問題看法一致，他們以《新月》為陣地，高舉“人權”、“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權與約法的討論，因而被稱之為“人權派”。羅隆基成為人權派的代表人物。人權派針對國民黨的現實政治，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人權派的“保障人權”，“確定法治”，“思想言論自由”，“實行專家政治”，“要求財政管理權”等主張。1929 年12 月，羅隆基與胡適將有關文章編輯成《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其中羅的主要文章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這些言論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較為集中地抨擊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一黨專政”政策，特別是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因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國民黨政府“明令徹查胡適”②。教育部長對胡適簽發了“警告令”，並以教育部的名義勒令光華大學解除羅隆基的教授職務。1930 年11 月4 日，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國家主義的領袖”，“共產的嫌疑”為由，將羅隆基拘捕。後來，為胡適和宋子文所保釋。在國民黨的壓制下，羅隆基仍堅持自己的一貫① 梁實秋：《談聞一多》，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版，第6、3 頁。② 梁實秋：《談聞一多》，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版，第6、3 頁。① 梁實秋：《談聞一多》，第50—51 頁。
② 《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大事記》第15 輯（1929 年），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192 頁。主張，他先後發表了《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我們要財政管理權》、《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什麼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抨擊國民黨的現實政治。他始終堅持：“《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①這時的羅隆基，一方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統治，另一方面又反對共產黨的主張。他主張用改良主義“代替”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暴力革命。1930 年12 月，羅隆基發表《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的長篇文章，“忠告”國民黨當政者，對于共產主義思想，不能“壓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並說“這種剿共鏟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聰明的方法”。人權派作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出現的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別，他們自己標榜的政治態度是：“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誠意地認定國民黨的一黨專制，不能把中國政治引上常軌。共產黨一旦得勢，政治上‘黨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們愛護自由、崇敬平等、堅信民主政治的人，對國共兩黨的黨治，最少是一視同仁，無所偏愛。”②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羅隆基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裝抗日，宣傳抗日救國主張。9 月21 日發表《沈陽事件》一文，抨擊蔣介石國民黨勇于私斗，怯于外戰的虛弱本質，認為在目前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當局要有“舉國一致，抵禦外侮”的誠心，“根本改組現在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作為政治上的應急的過渡辦法”。呼籲：“如今黨國的人員，給我們四萬萬的國民，一個共赴國難的機會。”①同時，他表示：“在國事危機存亡的時候，我們決不願拿‘言論自由’作幌子，來與當局為難”，“內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張，可以暫時擱置，一切的政治意見，可以暫時犧牲。”②但是，羅隆基要求民主與人權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放棄。1931 年底，新月書店編輯出版了《政治論文》一書，收集了羅隆基從1929 年人權運動以來陸續發表的政論文章。他在該書的序中寫道，這些文章雖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現在，我感覺著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說的話依然是我已經說過的那些”。
為了擴大宣傳武力抗日和實行民主政治的主張，羅隆基堅決辭去了《新月》雜志總編輯的職務，于1932 年1 月間離滬北上，就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論題為《一國三公的僵政局》（1932 年1 月12日），抨擊國民黨內蔣、汪、胡三派置國難于不顧，仍紛爭不休。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兩天，他在《益世報》發表題為《可以戰矣》的社論（1932 年1 月26 日），主張武力抗戰，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1932 年4月，羅隆基與張君勱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 月20 日，出版再生社機關刊物《再生》月刊。該刊創刊號上發表《我們要說的話》，正式提出他們的政綱和具體方案，即絕對的民族主義、修正的民主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1933 年5 月，塘沽協定簽訂以後，他在天津《益世報》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政權是“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福建事變發生以後，羅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張，並堅決反對內戰，主張對福建事變和平解決。他的這一系列言論引起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仇恨。1933 年秋，國民黨藍衣社暗殺羅隆基①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76 頁。
② 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新月》3 卷10 號。
① 羅隆基：《沈陽事件》（1931 年9 月21 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② 羅隆基：《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第3 卷12 號。
未遂，接著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益世報》給予“嚴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報》在羅聘約期滿後暫不續約。羅隆基被迫離開了《益世報》。
1933 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國社黨的決定。1934 年7 月，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天津召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總務委員兼宣傳部長。1934 年秋，羅隆基應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與蔣介石會晤。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里，他每日為蔣介石講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等國家的戰時行政組織。此外，他還為在峨嵋山受訓的軍官作了幾次演講。臨行前，面對蔣介石的拉攏利誘，他坦率地表示：“我沒有參加實際政治的才能和興趣，仍願意回南開大學教書並從事寫作。”①羅隆基回到天津後不久，宋哲元代替黃郛掌握了平津政權，在取得宋哲元的諒解後，他又重返《益世報》。1936 年3 月，羅隆基針對國民黨政府汙蔑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發出了“萬般有罪，愛國無罪！”的呼聲②。1936年6 月，羅隆基為《益世報》寫了一篇題為《國人制裁內戰》的社論，提出：“在今日，我們是無條件反對內戰的。用抗外做題目與中央發生內爭者，我們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統一’兩字亦不是中央政府進行內戰的好題目。”①由此引發了一場與胡適的筆戰。羅隆基在《益世報》上先後發表了《我們的邏輯》、《我們立場的解釋》等文，對胡適的論點予以義正辭嚴的駁斥。這一期間，他還兼任南開大學教授、北平《晨報》社長，參加華北各界救國會，為團結禦侮，不遺余力地奔走呼籲。
全面抗戰爆發後，羅隆基南下積極投身于抗日戰爭。1938 年6 月，應國民政府邀請成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武漢失陷後，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和新四軍，“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②。各黨各派先後對此發表評論，國社黨內部也因此發生意見分歧。作為國社黨宣傳部長的羅隆基表示，張君勱的這種意見不能代表國社黨，要抗戰就要同共產黨搞好關系。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共產黨和其他中間黨派參政員，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羅隆基在討論憲政問題提案時，尖銳地指出：“一黨專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談。”民主憲政運動展開後，1939 年10 月，羅隆基與張瀾、黃炎培等在重慶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1 月23 日，一致通過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簡章》。羅隆基于1940 年連續發表《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論公開政權》等文章，提出了解決黨派問題的方案，即實行“多黨制”與“公開政權”。皖南事變發生以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反共分裂行徑，同時，他們更迫切地感到聯合的必要，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建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 年3 月19 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特園正式成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10 月25 日，在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依據政團同盟綱領的精神，張瀾和羅隆基擬成《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結束訓政，成立戰時正式民意機關，保證① 羅隆基：《我在天津〈益世報〉時期的風風雨雨》，《文化史料》叢刊第8 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年版，第90 頁。
② 《自由評論》第14 期，1936 年3 月6 日出版。
① 天津《益世報》1936 年6 月9 日社論。
② 《再生》第10 期，1938 年12 月16 日。
人民各種自由，取消特務組織；嚴禁官吏壟斷企業、投機倒把等。這一提案獲得包括中共在內的23 位參政員的聯署，但招致國民黨參政員的強烈不滿。1940 年，羅隆基宣布脫離國社黨。1942 年赴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3 年5 月，他參與創建了政團同盟昆明支部，任宣傳委員，這是政團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組織。該組織在昆明利用報刊和集會討論憲政，批評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張開放政權，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響應。政團同盟昆明支部在羅隆基等的主持領導下，先後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樸、聞一多、費孝通、吳晗等一批優秀分子加入同盟。羅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實力派龍云秘密入盟，擴大了民主政團同盟的聲望和實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團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建議，將政團同盟改為民主同盟，使它成為政治主張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聯盟，中央常委會接受這一建議，1944 年9 月19 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正式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領導機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為云南省支部，出版機關刊物《民主周刊》，羅隆基任主任委員，並擔任《民主周刊》主編。他積極響應中共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在昆明發起組織5000 人的雙十節群眾紀念大會和護國紀念會，會後，舉行大游行，高呼“我們要和平”、“我們要擴大民主運動”，在西南地區得到各界人士的廣泛響應。同時，羅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連發表《民主政治與民意政治》、《黨派團結的具體方案》等文章，強調黨派團結為實現民主的樞紐，並提出有關實現民主憲政的具體主張。
抗戰勝利後，羅隆基離昆赴渝，全力從事民主運動。1945 年10 月1 日，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羅隆基為主席團成員，他在大會上作了題為《民盟對目前一切問題的主張》的政治報告，大會還通過了《宣言》、《中國民主同盟綱領》及《組織規程》。由羅隆基執筆起草的《政治報告》和《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設計了民盟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中國民主同盟在中國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絕對不是，並且絕對不能，把英美或蘇聯式的民主全盤抄襲”，而是“要依據英、美、蘇的經驗，樹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就是“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通過“平均財富，消滅貧富階級”，“確認人民私有財產”，實行計劃經濟等途徑得以實現①。在這次大會上，羅隆基繼續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與秘書長左舜生、組織部長章伯鈞一起共同負責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為貫徹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綱領主張而不懈努力。同年11 月，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成立，羅隆基當選為常務理事，他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聲稱“任何國家幫助中國打內戰，我們都反對；中國任何黨派打內戰，我們都反對”①。同時，積極支持昆明學生的反內戰運動。12 月24 日，沈鈞儒、梁漱溟、羅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內戰聯合會的名義，分別致函蔣介石、毛澤東，呼籲雙方“萬不宜訴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裝沖突，促進政治協商，以貫徹和平建國之大義”。②① 以上引文見《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第75 頁、第77 頁、第67—68 頁。① 《記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大會》，見《周報》第13 期，1945 年12 月1 日。② 《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第107 頁。
1946 年1 月10 日，國人企盼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終于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羅隆基作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會議。他參加政治組和憲法草案組的工作。在改組政府的討論中，羅隆基與中共代表王若飛密切配合，一致認為改組政府的關鍵是要“改變蔣介石個人專制獨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實現一些民主”③。羅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組政府三原則：（1）必須有共同綱領為施政共同准繩；（2）各方面人參加執行機關的辦法，要使他真能執行；（3）共同決策機關要真能決策。在討論國民大會問題時，羅隆基重申民盟主張，即不承認舊代表的主張。由于政協會議期間，中共與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終達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項協議。
政協協議一經簽訂，國民黨當局馬上對它進行破壞，准備發動全面內戰，羅隆基為謀求和平從中斡旋，並以民盟發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記者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陰謀，多次聯名抗議國民黨特務壓迫殘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 年2 月，民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在重慶創刊，羅隆基擔任社長。7 月，梁漱溟和羅隆基代表民盟嚴重抗議國民黨單方面宣布如期召開“國民大會”，指出這是非法行為。李、聞慘案發生以後，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會，並代表民盟講話，抨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卑劣行徑。他說：“民盟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與退縮，我們只有更積極、更勇敢地向前猛進，爭中國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兩先生地下之靈。”同時，他表達了一個民主戰士對民主事業的堅定信念：“李、聞兩先生雖然被殺死，但戰士的血決不會白流呵，一個人倒下了，但千萬個人會起來的！”。1946 年10 月11 日，國民黨軍隊攻占張家口，蔣介石悍然宣布當年11月12 日召開“國大”，並催促各黨派提交參加“國大”的代表名單。羅隆基等民盟主要負責人堅持政協路線和民盟綱領，拒絕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引誘和拉攏。11 月15 日，民盟中央常委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決議起草一個民盟拒絕參加“國大”的嚴正聲明，以民盟代表羅隆基等五人名義發表。24 日，羅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民盟始終堅持兩條原則：（1）民盟維護政協決議；（2）民盟反對內戰。並且強調民盟今後態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繼續努力，以期打開國共僵局，口號為：“恢複和談，停止內戰”八字。同時宣布民社黨參加“國大”，“系違背民盟中規定條例，實應請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決定開除民社黨盟籍。羅隆基明朗進步的政治態度，得到周恩來的贊許。1947 年1 月，羅隆基出席在上海召開的民盟一屆二中全會，他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二中全會通過了民盟不承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及其“憲法”，決不參加分裂的“國民政府”等項決議。1947 年3 月6 日，中共代表王炳南為委托民盟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而發表緊急聲明，羅隆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接受委托，並公開發表了緊急聲明。在危難之際，顯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 年10 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 月，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之後，國民黨派特務“護送”羅隆基回上海，將他送進廣慈醫院（後轉到虹橋療養院）“治病”，遂失去行動自由。直到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中共上海地下黨設法營救，方免遭于難。1949 年9 月，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隆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③ 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參加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20 輯。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傳部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職。
1957 年4 月27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自5 月初開始，羅隆基作為民盟副主席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多次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會上，羅隆基作了坦率的發言，並對近來的“鳴”、“放”情況表示了意見。他認為：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雖然大家對共產黨提出了不少意見，但並沒有人提出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列甯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見，同時，這個“鳴”“放”又是根據共產黨的整風指示進行的，也可以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針對有人擔心對黨提批評意見，將來會受到打擊報複的心理，他建議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立一個由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他強調“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另外，他提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認為解放初期在知識分子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常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這樣的人被黨看成是積極分子，吸收進黨，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的發言還談了實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條件問題，他認為：“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首先要解決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的問題”，“實現互相監督，要給民主黨派以工作便利的條件”。他還批評了國家某些經濟計劃有主觀主義的情況和各項工作中的全部冒進傾向。①1957 年6 月8 日以後展開了反右派斗爭，羅隆基和章伯鈞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聯盟”。7 月1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責“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同時被點名的還有農工民主黨。社論作出如下論斷：“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云亂翻，其源蓋出于章羅同盟。”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受到猛烈的批判。羅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檢討，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羅聯盟”為何物。1957 年羅隆基被劃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悶中度過了淒涼的晚年。1965 年12 月6 日夜猝然病逝，終年69 歲。
20 年後，1986 年10 月24 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紀念羅隆基90 誕辰。會上，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圖南講述了羅隆基的生平事跡。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追述了羅隆基的一生，肯定羅隆基是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動家，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紀念的。
① 《人民日報》1957 年5 月11 日、5 月23 日。
第三十三章張君勱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又字士林，號立齋，別號世界室主人，英文名CarsunChang。上海市寶山縣人。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1 月18 日出生于嘉定縣城一商宦之家。在12 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後與其胞弟張嘉璈共同活躍于中國政壇。張君勱一生出入于政治與學術之間，曾任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在政治學、哲學、文化等方面著述頗豐。
6 歲時入家塾，記誦儒家經典，學作八股文，接受傳統教育。1897 年入上海廣方言館，學習英文及數理化，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在此期間，由于受到思想進步教員袁希濤的影響，開始關心政治。後來，張君勱一度成為梁啟超立憲政治的忠實追隨者。
1902 年，張君勱應寶山縣鄉試經義策論，中秀才。次年，考入馬相伯創辦的震旦學院，半年後改入南京高等學校。拒俄運動發生後，因報名參加拒俄義勇軍，被斥退學。1904 年，到長沙明德中學教英語，不久轉澧州、常德等中學任教。1906 年被寶山縣公派日本留學，抵日後背棄入師范學習理化的承諾，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預科，後入大學部學習政治，精讀英人洛克、約翰·彌爾等人的政治學著作，初步確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棄承諾，官費僅半年而止，不得已賣文謀生。1906 年11 月在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作《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從此結識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到1929 年梁啟超逝世，梁、張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亦師亦友的關系。在日本留學期間，日本人對德國文化的崇拜，使得張君勱萌生了到德國留學的念頭。清政府頒布預備立憲詔書後，張君勱積極參與1907 年10 月梁啟超在東京組織的立憲團體政聞社。並在機關刊物《政論》上發表《國會與政黨》等文，鼓吹立憲政治以及西方政黨政治學說。政聞社解散後，1909 年6 月，與他人在東京設立“咨議局事務調查所”，創辦《憲政新志》雜志，繼續鼓吹議會政治。
1910 年獲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1911 年參加清政府的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後，任寶山縣議會議長，1912 年赴京任農商部秘書，針對當時爭論異常激烈的省制問題，張君勱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問題上的主張。同年1 月與湯化龍、孫洪伊等憲友會成員在上海發起共和建設討論會，隱奉梁啟超為領袖，夏秋之間為動員各方面歡迎梁啟超歸國而四處奔波。10 月上旬，受民主黨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國，下旬，記錄梁啟超在各歡迎會上的講演，12 月，將各講演結集出版，名為《梁任公先生演說集（第一輯）》。
1913 年，張君勱取道俄國赴德國留學，3 月入柏林大學，學習法政、財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對戰爭發生了極大的興趣。1915、1916 年，在《大中華雜志》、《浙江兵事雜志》、《東方雜志》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向國內介紹了有關大戰的情況。
護國戰爭爆發後，應梁啟超電召歸國。1916 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長，後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編。國會重開後，圍繞省制是否入憲問題展開激烈討論。1916 年9 月張君勱在《大中華雜志》上發表《聯邦十不可論》，並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國之理想”的主張。
“府院之爭”之際，張君勱極力主張對德宣戰。1917 年2 月，秉梁啟超之意，前往徐州向張勳彙報對德外交情況；4 月請梁啟超起草對德宣戰布告。6 月建議段祺瑞組織參戰軍；8 月段政府公布對德、奧宣戰書。
“安福國會”成立後，張君勱追隨梁啟超暫時退出政壇。1918 年1 月，醞釀發起松社，以紀念在護國戰爭中立下不朽功勳的蔡鍔（字松坡）將軍；12 月，與梁啟超等作歐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梁啟超等回國後，張君勱仍留居德國耶納，師從著名的哲學家倭伊鏗（RudolfEucken）學習生命哲學，直到1922 年春回國。
旅歐期間，張君勱除研究哲學外，對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翻譯了蘇俄憲法，向國內詳細介紹了德國革命的情況，鼓吹德國式的社會主義，反對蘇俄社會主義，反對以俄為師，從此，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基本形成。這一時期的大量政論性文章發表在《解放與改造》（第三卷起改名為《改造》）雜志上。1922 年把介紹德國革命的文章結集出版，名為《新德國社會民主政象記》。
1922 年，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八團體“國是會議”，草擬國憲大綱，並著《國憲議》加以說明。同年，德國哲學家杜里舒（Driesch）應講學社邀請來華講學。張君勱口譯，並整理出版《杜里舒講演錄》，同時向國人翻譯、介紹杜里舒的生機主義哲學。
1923 年2 月，張君勱在清華學校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 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觀，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適等人的反對，哲學界因此展開關于“科學與人生觀”（又稱“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論戰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來張君勱在很多講演中提及此事，因作為論戰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豬仔議員”制訂的“曹錕憲法”公布後，張君勱鑒于該憲法采納了“國是會議”憲草的很多內容，主張由國民投票公決，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 年，在上海創辦自治學院，自任院長，次年奉令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講授英國政治、唯物辯證法批判等課，後來，政治大學的一批學生成為其忠實的政治追隨者。北伐軍攻克上海後，政治大學被關閉。1925 年，段祺瑞政府召開善後會議，以抵制國民會議運動，張君勱、梁啟超等拒絕段政府參加善後會議的邀請。
1927 年，梁啟超擬組織一松散的組織，作為組黨的准備，張君勱主張梁宣明政綱，直接組黨。1928 年，張君勱與青年黨領袖李璜在上海創辦《新路》雜志，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與訓政學說，雜志發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 年，青年黨在上海英租界開辦知行學院，張君勱為學員講授歐洲政治思想史。端午節前，在回家途中遭綁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備司令部附近達20 天之久。9月9 日，參加完梁啟超的葬禮不久，到德國耶納大學任教，講授中國哲學，並與倭伊鏗合著《人生觀問題》。
1930 年，譯著《政治典范》（GrammarofPolitics，byH.J.Laski）出版，因迫于國民黨高壓統治，不得已以“張士林”的名義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論思想對張君勱的政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1 年8 月，離開耶納返國，中途在蘇聯停留一月，考查蘇聯的經濟建設情況，九一八事變前夕，回到北平，後到燕京大學講授黑格爾哲學，並與張頤就黑格爾哲學展開討論。
1932 年，與張東蓀、羅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創辦《再生》雜志，發表《我們所要說的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等綱領性文章，提出國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國、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等政治主張。1934 年國家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被選為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在《明日之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出中華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同年12 月，國民黨當局將3000 余冊《再生》以及其他一些進步書籍一同焚毀。
1935 年，再生社出版《中國往那里去》，彙集了國家社會黨的一些綱領性文件。《民族複興之學術基礎》彙集了張君勱在學術、文化等領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講演。是年到北平、廣州、太原等地講演，積極宣傳國家社會黨的政治主張。
1936 年，國社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連任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職。譯德國魯登道夫著《全民族戰爭論》（ DertotalKrieg ，byLudendorf），呼籲全民抗戰。
全面戰爭爆發後，應邀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國防參議會，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家社會黨得到政府的承認，願意共赴國難。1938年12 月，發表《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希望共產黨放棄階級斗爭、取消軍隊和邊區。同年，出版《立國之道》，詳細闡述了國家社會黨的政治主張。
1939 年，各民主黨派利用國民參政會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憲政運動。
在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張君勱等36 名參政員聯名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要求政府授權國民參政會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制訂憲法，結束黨治。同時，又與左舜生等其他55 人聯名提出《改革政治以應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憲政代替黨治，立即成立舉國一致的戰時行政院。隨即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憲政座談會，並決定成立憲政促進會。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及國共之間矛盾的尖銳，1940 年，張君勱、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會，商討民主黨派的聯合問題，後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同年，與胞弟張嘉璈視察滇緬公路，並撰《尼赫魯傳》，希望國民像尼氏那樣，勇敢地進行民族解放斗爭。在云南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並以北宋哲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明書院的宗旨。該書院與勉仁書院、複性書院齊名，成為抗戰時期的三大書院之一。發表《胡適思想路線評論》一文，認為孔子為中國文化的柱石，胡適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為他對孔子沒有正確的認識。
皖南事變後，為調和國共之間的沖突，抵制蔣介石利用國民參政會為殘殺新四軍的行為辯護，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如結束黨治，還政于民，實行憲政，軍隊屬于國家，軍委會要有中共領導人參加，國民參政會主席團必須有周恩來參加等。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涉嫌策動反對宋靄齡用飛機運狗事件的學潮，被困于重慶汪山，民族文化書院被迫停辦。
1944 年，繼續積極從事民主憲政運動。憲政實施協進會第四次常務會通過張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開幕當天，提出將來的政治必須實現各黨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 年，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並任國際關系委員會主任。年底赴美國參加太平洋學術會議。1945 年春，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次年，經英國回國，途中考察英國工黨的政治主張，並訪問《曆史研究》作者湯因比。
1946 年1 月，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反對一黨專制，極力主張議會政治。
政協協議確立了議會制、內閣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適逢六十大壽，各民主黨派領袖及社會賢達前往祝賀，周恩來送給張君勱的壽文是“民主之壽”。政治協商會議後，參加憲法草案審議會，並根據政協達成的協議擬一份憲法草案供審議會參考。後來，國民黨方面對該草案作了修改，並由“制憲國大”通過，成為中華民國憲法。7 月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講中華民國未來憲法問題，講稿于1947 年5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
1946 年6 月，全面內戰爆發。8 月，美國方面宣布調停失敗，蔣介石不顧政協協議及各方面的反對，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同月，國家社會黨與民主憲政黨合並，張被選為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美國宣布調停失敗後，張君勱、黃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態調停國共之間的沖突，10 月，張在上海代表民社黨招待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及社會賢達的代表，呼籲和平、民主、統一。1946 年11 月15 日，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制憲國大”開幕，中共及民盟中的進步人士極力反對。11 月20 日，張君勱在蔣介石的勸誘下，不顧民盟及民社黨中進步人士的勸阻，與蔣介石交換了民社黨參加“制憲國大”的換文。民盟隨即將民社黨開除出盟。1947 年4 月，張與蔣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針”上簽字，並向國民黨當局提交國社黨參加政府的名單。此事遭到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嚴厲抨擊。
1947 年7 月，民社黨在上海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張被選為主席，並親擬黨歌歌詞，重申其民主社會主義主張。10 月，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以鎮壓，張與李璜聯名致函行政院長張群，表示抗議。12 月底，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邀請赴美講演新憲法。1948 年4 月初，講學歸來，積極支持民社黨出席“行憲國大”的代表選舉蔣介石為總統。6 月，在上海為民社黨黨員作題為《民主社會主義之哲學背景》的長篇講演。
南京解放後，民社黨總部隨國民黨政府撤至廣州，1949 年7 月7 日，張與國民黨、青年黨領袖聯名發表《反共救國宣言》。7 月12 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區發出取締民社黨、青年黨的指示，宣布民社黨、青年黨為非法組織。10 月，張在香港主持召開民社黨中常會，決定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政策，民社黨黨部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11 月，赴印度講學，開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 年定居美國。
張君勱的晚年主要從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研究和傳播，並取得了極其顯著的成就。定居美國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講學。定居美國後，杜魯門總統特囑國會圖書館為張譯著提供方便。1955 年應聘于斯坦福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並應孔教會之邀，在舊金山講演義理學，集為《義理學十講綱要》。1956 年為舊金山《世界日報》撰寫社論，後結集為《張君勱新大陸言論集》。1957、1962 年，先後出版英文學術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冊，在學術界引起較大的反響。1958 年，由他發起，與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以中英文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視為新儒家的宣言，表達了當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現代意義及發展方向等問題的基本觀點。同年，出版《辯證唯物主義駁論》。並先後在聯邦德國、英國、印度、越南、日本、韓國等地作環球講學。1961 年，出版《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哲學家》，對王陽明的心學作了深入研究。1965 年，在舊金山創立自由中國協會，並創辦《自由鍾》月刊，對中國專制政治作了認真反思，有關論述專制政治的文章，後來稍作調整、修改後，以《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為書名出版。同年6月，赴漢城出席“亞細亞現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在會上作了《中國現代化與儒家思想複興》的演講，指出：“儒家思想的複興並不與現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馳，而是讓現代化在更穩固和更堅實的基礎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 年，應新加坡華僑之邀作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演講，講稿後由他人整理，以《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為書名出版。1969 年，張君勱逝世于美國舊金山，所著《孟子與柏拉圖》因病中輟。
1987 年張君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台灣《傳記文學》社出專集以示紀念。專集後收入台灣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
第三十四章陳嘉庚陳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10 月21 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今廈門集美鎮）。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經營米店和地產業。陳嘉庚9 歲入讀集美社的南軒私塾。17 歲前往新加坡，在父親開辦的順安米店幫助管理銀錢貨帳，兼當文書。兩年後做了米店的經理。
1904 年，順安米店停業，陳嘉庚集資7000 多元叻幣（新加坡貨幣），創辦新利川菠蘿罐頭廠，並將與人合資的日新罐頭廠收回自辦。獲利後，又辦起福山菠蘿園和日春菠蘿罐頭廠，並擴大米業經營，增設“謙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廠。由于抓住了菠蘿罐頭銷售的有利時機，加之經營得當，陳嘉庚屢獲成功，這給他增添了擴大業務的勇氣。當時橡膠第一次從巴西移植到馬來亞，這位年輕的實業家以其遠大的眼光和驚人的勇氣，投資1800 元購進橡膠種子18 萬粒，植于福山菠蘿園中，開始從事橡膠種植業。隨後又不斷擴大種植面積，開辟新的種植園。1911 年，陳嘉庚到泰國曼谷采購大米，在北柳港發現那里的菠蘿堆積如山，而無人設廠加工制作罐頭，于是他便投資辦廠，就地收購菠蘿，制造罐頭外銷。至此，陳嘉庚已成為擁有幾處橡膠園、數家菠蘿罐頭廠和米店的殷實僑商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看到菠蘿罐頭和大米受戰爭影響，外運困難，就決定全力經營航運業和橡膠業。他先後租購六艘輪船從事航運，來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遠者到達波斯灣，從中獲利近百萬元。之後他將幾個菠蘿罐頭廠和米廠改為橡膠廠，又陸續購進幾千畝橡膠園。由于戰爭的機遇和他個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數年間，陳嘉庚發展成為一個擁有400 多萬元巨資的華僑大資本家了。到1922 年，他手中控制了10 個經過改建和擴充的工廠，後來又購買了幾處大橡膠園，並在馬來亞和印尼等地設立了十幾個分店。他還同時經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干廠、皮革廠。1925年，陳嘉庚的事業達到全盛時期，計有：橡膠園15000 英畝，各類工廠30余家，分店150 多家，雇用兩萬余人，全部資產為1200 萬元（約值黃金百萬兩），成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陳嘉庚登上“橡膠大王”寶座之時，英、美、日等國橡膠商人也紛至遝來，投資經營，造成膠價猛跌。從1926 年起，虧損日甚。1928年，親日奸商焚毀了他的膠品制造廠，損失近百萬元。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嚴重經濟危機，膠價暴跌，陳嘉庚被迫賣出膠園11000 多英畝。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銀行提出的條件，將自己的企業改組為“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雖然由陳嘉庚擔任總經理，但實際上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外商進一步通過新加坡彙豐銀行向他施加壓力，企圖壟斷公司生產的全部膠鞋的銷售權。陳嘉庚認為，如果答應，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將永無翻身之日，因而嚴詞拒絕，並于1934 年2 月21 日，宣布他的全部營業收盤。
陳嘉庚經營實業30 年，為僑居地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最早引進橡膠，進而大面積種植，是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橡膠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首先開始橡膠制品的大規模生產，並有計劃地開辟了橡膠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華僑中第一個打破英國資本的壟斷局面，促進了僑居地民族工業的發展。他還為當地培養出數量眾多的企業家和技術人才。
陳嘉庚不僅是一位成績卓著的華僑實業家，而且是國內革命事業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1906 年2 月，孫中山來到新加坡，不久這里成立了同盟會分會。新加坡成為革命黨人在南洋活動的中心。革命黨人創辦的《中興日報》與保皇派的《南洋總彙報》展開激烈的爭論，使反對清皇朝統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速傳播，也使陳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響。他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參加了新加坡同盟會會員的秘密集會，1910 年春，同弟弟敬賢一起加入了同盟會，並剪掉發辮，以示反清革命的決心。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福建光複，陳嘉庚與同盟會員在新加坡天福宮召開閩僑大會，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員會，被選為主席，在短短兩個月內籌款20 多萬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籌5萬元支持孫中山。
陳嘉庚一生愛國愛鄉，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竭盡所能。在這方面，突出表現在他不吝巨資，積極興辦學校上。陳嘉庚經常說，他的錢財“取之社會”，也要“用之社會”。1894 年他首次回家鄉時，便捐獻私蓄2000 元，辦了一所“惕齋”學塾，這是他在國內最早興辦的學校。陳嘉庚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興學即所以興國”，辛亥革命後，他決心回鄉興教以報國。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民國光複後，余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愧無其他才能參加政務或公共事業，只有自量綿力，回家鄉集美社創辦小學校。”1913 年，集美小學正式開辦。這個學校以鄉里祠堂為校舍，由陳嘉庚出錢修繕。隨後又陸續創辦女子小學、男子師范、女子師范、幼稚師范、正規中學，以及水產、商業、農林、國學專科等學校，共10 所，另設幼稚園、醫院、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教育推廣部，統稱集美學校。經過陳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個荒辟的漁村終于變成了各類學校俱全的綜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 年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批准“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集美學村”之名由此確定。
在創辦集美學校期間，陳嘉庚幾次回國，親自籌劃，凡選擇校址、聘請校長、選用教員，以及招生及優待回國子弟等重要事項，他都親自過問。考慮到當時一般人家經濟困難，無法全力供子弟上學，陳嘉庚規定中學生只交膳費，師范生免收各種費用，並供給學生蚊帳被褥。此外，又設立“集美儲金”，為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國內升學或出國深造提供資助。為了創辦集美學校，發展家鄉教育事業，陳嘉庚耗費了巨資。據統計，1918 年至1933 年，集美學校各種費用共支出481 萬元。陳嘉庚還認為，集美學校必須設立基金，以保證長久的經費來源。1919 年，他在新加坡聘請律師簽立字據，捐出橡膠園土地290 公頃，房地產9.2 萬多平方米，作為集美學校的永久基金。陳嘉庚辦教育並不著眼于自己的家鄉，他曾先後撥出專款在福建的28 個縣市辦學。到1932 年，除集美學校外，由陳嘉庚創辦和提供補助的中、小學校共有73 所。
在興辦中、小學的基礎上，陳嘉庚又進一步籌辦大學。1919 年7 月，陳嘉庚印發《籌辦福建廈門大學附設高等師范學校通告》，說明他“久客南洋，志懷祖國，希圖報效”，因此“不揣冒昧”， 倡辦大學。①本月13 日，他在廈門浮山與陳氏宗祠召開廈門大學發起人會議，並發表長篇演講，講述他籌辦大學的動機和經過。他說，“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我國不識字者占人口總數的90％，這同歐美日① 《集美學校校友會雜志》第1 期，1920 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國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後悔何及！誠能抱定宗旨，毅力進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傷我之心，能斷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②陳嘉庚的愛國熱情，溢于言表。會上，他當場認捐開辦費100 萬元，當年一次交清；經常費300 萬元，分12 年付完。這所華僑創辦的唯一大學，也是全國唯一私人獨資創辦的大學，從1921 年4 月6 日開學後，陳嘉庚獨力維持了16 年。後來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陳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難，但他的態度仍很堅定，“甯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費。到1937 年，陳嘉庚確因經費枯竭，無法負擔，不得不忍痛將廈大交給政府當局，改為國立大學。對此，他十分沉痛：“不圖經濟竭蹶，為善不終，貼累政府，抱歉無窮！”③陳嘉庚還以同樣的熱情發展僑居地的教育事業，在新加坡創辦和贊助許多學校。其中有道南小學、愛同小學、幸福小學、南僑師范、新加坡水產航海學校和南洋華僑中學，後者是南洋第一所華僑中學。
陳嘉庚不但興辦許多學校，而且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張。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錮，開風氣之先；強調優待貧寒子弟，獎勵師范生；提倡學生要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主張“沒有好的教師就沒有好的學校”，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倡辦職業技術教育，以培養生產技術人才，振興實業；要求普及教育，訂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計劃”，設立同安教育會和教育推廣部。陳嘉庚以開拓者的姿態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盡瘁，為教育事業奮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誠毅”二字。
陳嘉庚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1923 年他創辦《南洋商報》，鼓吹抵制日貨。1928 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後，他組織“山東慘禍籌賑會”，擔任會長，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陸續籌款130 萬余元。九一八事變後，陳嘉庚在新加坡召開華僑大會，通過致國際聯盟和美國總統電，要求履行國際條約：制止日本發動罪惡的戰爭。1932 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軍抗戰，陳嘉庚發動華僑捐款支援。1937 年全國抗戰爆發後，8 月15 日，陳嘉庚在新加坡僑民大會上慷慨陳詞，指出當前祖國面臨亡國亡族的威脅，海外僑胞作為國民一分子，應該見危拯救，出錢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愛國心。大會一致通過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陳嘉庚被推舉為主席。翌年10 月10 日，南洋各地華僑代表彙集于新加坡，召開籌賑祖國大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當選為主席。從此，南洋華僑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統一組織，陳嘉庚的華僑領袖地位也由此確立。
南僑總會的成立標志著華僑愛國團結的新階段。南洋各埠的籌賑會加入南僑總會者達80 多個，各埠的籌賑會又設分會千百個。參加籌賑會的有各幫、各行業、各團體，其領袖人物有僑領、社會名流、記者、教師和基層群眾代表。有了這樣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加上德高望重的陳嘉庚的領導，華僑籌賑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圍內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取得了輝② 《廈大周刊》第12 卷第21 期，廈大12 周年紀念專號。
③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第19 頁。
煌的成就。
為了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祖國抗戰，陳嘉庚首先在僑胞中開展廣泛的愛國宣傳。他竭力支持各地組織講演團、宣傳隊、歌詠隊、話劇團等向廣大僑胞宣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動員廣大僑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時極力促成國內一些文藝團體來南洋參加愛國宣傳。如由夏之秋率領的武漢合唱團，在新加坡演唱了三個多月，入場券收入達3 萬余元。其次是組織募捐活動，通過南僑總會下面的分會和基層團體，層層發動、人人關心，掀起了大規模的捐款愛國熱潮。從1938 年10 月到1941 年底，南洋華僑彙款到國內的總數是30 億元（新加坡幣），其中抗日義捐部分就有4 億元。陳嘉庚本人1938 年春一次認購國債10 萬元，另外，他還每月捐法幣2000 元，直至抗戰勝利。此外，陳嘉庚還組織大批技工回國服務。廣州淪陷後，中國海上運輸斷絕，滇緬公路成為一條重要的運輸線。當時運輸物資任務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車司機和修車工人。僑胞在陳嘉庚的號召下，紛紛響應，組織了一支3200 人的機工回國服務隊，分批來到昆明。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運輸工作，對于支援抗戰前線起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陳嘉庚還領導愛國僑胞進行抵制日貨、懲辦親日漢奸，發動捐贈衣物、藥品、救護車等工作。不少華僑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繼回國參加抗戰隊伍。
1938 年10 月，廣州、武漢相繼陷落後，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陳嘉庚極感氣憤，立即發出電報質問，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賣國面目。時值重慶召開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陳嘉庚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致電提出“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漢奸國賊”的議案。此案略作文字變動，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以大多數贊成獲得通過。鄒韜奮稱這寥寥十一個大字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這個提案表現了陳嘉庚敢怒、敢罵、敢斗爭、敢除惡務盡的民族氣節。
1940 年3 月，陳嘉庚親率南僑總會所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考察團先後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福建等15 個省份進行慰勞考察。這次考察是陳嘉庚一生的大轉折，思想認識出現了根本的變化。從1927 年到1940 年回重慶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抗戰義捐款項全部彙交國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實，明辨是非，訪問重慶與延安之後，醒悟過來了，分清了是非，從而把民族的命運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1940 年6 月的延安之行，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他會見了毛澤東、朱德，與他們進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談；參觀女子大學和軍校；與傅連暲以及財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負責人交談；廣泛接觸集美和廈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和歡送會等。他根據所見所聞，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7 月，他在重慶國民外交協會發表演說，以親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實，揭露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種種誣蔑和造謠，指出：“那里自抗戰以後，土地革命已經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眾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說到教育，也很好。”“他們進行了大規模的開荒運動，一年之內開墾了百多萬畝田地，這些都是事實。”①1942 年2 月，新加坡淪陷，陳嘉庚避難于印尼的爪哇。在3 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幾次險遭不測，但都泰然處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 年8 月抗戰勝① 陳嘉庚：《在西北的觀感》。
利，10 月6 日陳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 個社團的聯合歡迎。11 月8 日，重慶十團體舉行“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送去條幅“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周恩來和王若飛發表祝詞：“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反共的方針，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陳嘉庚代表海外愛國僑胞，堅決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蔣擁共的立場上。1946 年9 月，他以南僑總會主席的名義，代表南洋1000 萬華僑，致電美國總統和參、眾兩院，要求美國迅速改變對華政策，停止援蔣打內戰。如果一意孤行，不聽忠告，“中國將視美國為日本第二”。這個通電受到僑胞的熱烈擁護。在內戰期間，陳嘉庚多次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發動罪惡戰爭，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並指出獨裁必敗，民主必勝。他還組織了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積極募捐支援國統區人民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8 年5 月4 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表示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1949 年6 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到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9 月30 日，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1950年2 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國觀感集》，宣傳新中國的新面貌、新氣象。同時把未了的合營企業結束，款項悉數彙回國內，准備擴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幾個月後，回國定居于家鄉集美，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曆任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
陳嘉庚回國後，除參加政府工作外，還把擴建、充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作為一項重要工作。1950 年至1961 年，國家補助集美學校的經費約900萬元，陳嘉庚個人支出經費500 萬元。在這期間，修建了大會堂、教學樓、圖書館、科學館、游泳池等新的建築，在專業設置上增設了水產、商船、航海、財經、輕工以及華僑補習學校。1960 年，在校學生達1.1 萬多人，成為建校以來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集美學村以它較為齊全的設備、優美恬靜的學習環境，吸引著海外和內地的莘莘學子。
解放後的廈門大學，在陳嘉庚的關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先後建成了大會堂、圖書館、生物館、醫院、教工及學生宿舍等，還修建了可容納2 萬觀眾的上弦運動場。廈門大學位于海防最前線，距離國民黨軍隊占據的大擔島、二擔島只有3000 多米，擴建前有人擔心在這樣的地方修建高樓大廈是否合適，陳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敵人一邊炸，我們一邊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來！”他以老邁之軀，手持拐杖，不辭辛苦經常巡視建築工地，檢查工程質量。
陳嘉庚一生興辦教育事業的全部支出約合人民幣1.5 億元（1981 年折算）。這在近代的僑辦教育事業中，是絕無僅有的。而他自己卻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會二樓的房間，既小且暗。陳舊的床、寫字台和沙發，打著補丁的衣服和襪子，每天五角錢的伙食，卻怡然自樂。他常說：“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
陳嘉庚對福建的建設十分關心，提了許多建議，為人民政府所采納。他認為解放後福建最迫切的建設是修一條鐵路，“全省十二萬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萬人，竟沒有一寸鐵路，這種落後狀況應迅速改變”。他不僅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提出修建鐵路的意見，並且親自設計鐵路方案。後經中央批准，開始修築鷹廈鐵路，到1956 年修成通車。他還倡議移山填海，修建廈門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陳云、陳毅、葉飛等領導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 年11 月完工。
1955 年8 月，陳嘉庚開始了祖國萬里行，訪問了東北、西北、西南、中南16 個省市。他看到祖國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迅猛前進，面貌日新月異，非常興奮。途中不斷給毛澤東、周恩來和有關領導寫信，反映情況，提出建議。1956 年元旦發表《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一文，結論說：“我的總觀感是，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做我們前人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
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僑務政策表示熱烈擁護。他在1956年全國僑聯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強調：“應該廣泛地團結和組織歸僑、僑眷和華僑，加強社會主義教育，進一步鼓勵他們參加祖國建設事業。愛國的僑胞對于推動和平解放台灣的事業，應該和祖國人民一道，擔負起應負的責任”。他還倡議在廈門建立“華僑博物院”，倡議在北京建立“華僑曆史博物館”
1958 年，陳嘉庚患皮膚癌，他以頑強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 年。1961年8 月12 日終因腦血管病變，全身機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 歲。臨終前他口授遺囑，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和熱愛至死不渝，對祖國實現統一充滿信心，並將在國內的存款300 多萬元全部捐給國家。
第三十五章汪兆銘（精衛）
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季恂。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1883 年5月4 日（清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廣東三水。父入粵籍，是為廣東番禺人。1904 年9 月，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第2 期，1906年4 月畢業，旋入法政大學。
1905 年7 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集中國同盟會籌備成立會議時，汪為同盟會章程起草人之一。8 月20 日，同盟會成立，任評議部評議長，並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要撰稿人。汪以“精衛”之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文章，闡述孫中山民權、民生、民族的“三民主義”，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專制主義，批駁立憲黨人的改良主義主張。
1907 年3 月，汪隨孫中山赴南洋，來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蘇門答臘等地，進行革命宣傳，發動華僑捐款，協助孫中山發動武裝起義。武裝起義失敗後，汪決心以謀殺清朝重臣的行動，振奮天下人心，于1910 年1 月潛往北京，准備進行暗殺活動。4 月16 日，汪因在銀錠橋埋設炸彈事敗，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審訊時，汪對暗殺之事供認不諱，被判處永遠監禁。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于11 月6 日將汪釋放。
汪出獄後，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戰議和的活動，並作為南方軍政府議和代表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談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統一。隨後汪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之命，隨專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讓位後，汪隨孫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隨即轉赴南洋，與陳璧君結婚。8 月，汪偕陳璧君前往法國，與蔡元培、李石曾等開展留法勤工儉學活動。
1913 和1915 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和反袁斗爭時，汪精衛都應召回國。1916 年12 月，汪離法國，經英國和北歐往彼得格勒，對歐洲各國情況進行實地考察，然後沿西伯利亞鐵路線乘車回國。隨即往廣州，支持孫中山召開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進行護法斗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法、意、日等27 個戰勝國于1919 年1 月18 日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汪以個人資格于3 月8 日離上海，經東京、檀香山、舊金山等地，于4 月28 日抵法國巴黎，出席和會。
中國收回山東權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國袒護日本而失敗，因而激起旅法華僑和國人的強烈不滿，由此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汪目睹了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義憤填膺，曾致函美國國會，指責美國袒護日本。
1922 年6 月，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之後，汪隨孫中山轉赴上海，籌謀反對陳炯明的種種事宜。孫中山重返廣州出任大元帥前後，汪不時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孫中山與浙江軍務善後督辦盧永祥、奉系將領張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孫、張、段（祺瑞）各派聯合反對直系曹錕、吳佩孚的軍事合作計劃，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 年孫中山准備改組國民黨，成立改組委員會，汪被指定為改組委員。1924 年1 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被指派為主席團主席，並作為孫中山的發言人。在一大會上和會後，汪相繼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並擔任了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924 年11 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時，汪作為隨行中文秘書，為孫中山草擬《北上宣言》，並先行北上，安排各項事宜。孫中山臥病北京時，汪作為孫中山的代言人，不時發表談話，處理各項事宜，代擬了著名的《總理遺囑》。
1925 年7 月1 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時，汪被推為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7 月3 日，軍事委員會成立時，被推為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此後又任國民革命軍及黃埔軍校黨代表，中央黨部常務秘書處常務委員、代理中政會主席等職。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了接受總理遺囑的決議，繼承發揚了國民黨一大綱領和政策，維護了國共合作，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
1926 年3 月20 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打擊共產黨人，並借機排斥汪精衛。汪被迫出國，其所任各項職務全被他人取代。1927 年3 月，在漢口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汪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並主席團主席、中央組織部部長、軍事委員會委員並主席團主席，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重新恢複了其領袖地位。4 月10 日，汪由歐洲經上海到漢口，主持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工作。
4 月1 日，當汪精衛抵上海時，曾與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張人傑等密商共同反共事宜，作出了于15 日在南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決定，並規定臨時辦法四條：由汪通知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停止共產黨活動；暫時否認武漢政府暨黨部命令；各黨部團體及軍隊由負責人自行糾正；工人糾察隊及其他武裝應服從總司令指揮。但此前汪又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重申國共合作。4 月6 日凌晨，汪不辭而別，離滬赴漢口。臨行致書張人傑，主張4 月15 日在南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在汪抵達漢口的第二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18 日，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並下令通緝共產黨人，與武漢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相對抗。19 日，武漢國民政府下令討伐蔣介石。但是，6 月10 日，汪已在鄭州與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舉行會議作分共准備，7 月15 日，主持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實行“分共”。國共合作由此徹底破裂。
8 月13 日，蔣介石宣布下野。在馮玉祥的調解下，甯漢合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9 月，汪往上海，參加甯、滬、漢三方委員談話會，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成立政府。但此舉將在事實上取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成立的中央執監委員會，否定汪的領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對。13 日，汪聲明引退，隨即往武漢，成立武漢政治分會，以召開四中全會相號召，開展反對特別委員會的斗爭。10 月25 日，汪往廣州，糾合粵系中央執監委員及李濟深等人，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通訊處，宣布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處照常辦公，提出在廣州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
在蔣介石調解下，汪于12 月3 至10 日，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但在此前的11 月17 日，汪派的張發奎指揮黃琪翔、薛岳等部發動了反對桂系的廣州事變，因此，汪在預備會上受到桂系及西山會議派等的猛烈攻擊。此時中共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汪及顧孟余、陳公博等人更被攻擊為與起義有牽連，被國民政府下令查辦。當晚，汪偕曾仲鳴赴歐，17 日，汪發表通電，宣布引退。
1928 年1 月，蔣介石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主持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由此會議，蔣介石不僅成為新的中央執監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並且是中央政治會議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0 月，蔣實現與胡漢民合作後，進而出任國民政府主席，集黨、政、軍權于一身。時在法國的汪精衛，未出席二屆四中全會，雖然仍被推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執監委員會委員，並在8 月召開的二屆五中全會上推為政治會議委員，但已被排出常務委員會；汪派的主要人物顧孟余、陳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衛基于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不滿，于1928 年初，提出了反對“新軍閥”和“腐化分子”的口號。在汪的號召下，在上海的陳公博、顧孟余等人發起了“恢複十三年改組精神，改組國民黨”的運動；11 月28 日成立了以汪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設總部及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于上海，並在各省市設立相應組織。
1929 年3 月，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絕大多數系由蔣指定與圈定產生。會前，汪精衛與顧孟余、陳公博等二屆中央執監委員13 人聯名發表《關于最近黨務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會類似段祺瑞善後會議，將誓不承認。因此，汪及顧孟余、陳公博等受到三全大會的書面警告或開除黨籍處分。
國民黨三全大會結束後，汪及改組派利用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間的矛盾，以“護黨救國”的名義，發起反蔣運動。10 月上旬，汪由歐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蔣戰爭。1930 年5 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聯合討蔣，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中原大戰。汪派與西山會議派都參加了。此時，汪與西山會議派等一起，在北平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7 月23 日，汪由香港繞道日本長崎，經天津抵北平，主持擴大會議。9 月1 日，成立了以閻錫山為主席的國民政府。18 日，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發表擁蔣的通電，進軍關內，擴大會議遷往太原。10 月30 日，汪在太原發表由其起草的《約法草案》後，擴大會議即行收場。11 月1 日，汪離開太原，去香港。
1931 年2 月28 日，蔣介石因與胡漢民政見不合，以宴請為名，將胡扣押，軟禁于湯山，由此激化了與胡漢民等派的矛盾。3 月14 日，汪在香港發表《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聲明與反蔣各派聯合起來打倒蔣介石。5 月24 日，汪由香港抵廣州，在粵系陳濟棠、桂系李宗仁等實力派支持下，聯合唐紹儀、古應芬、林森、許崇智、陳濟棠、李宗仁等，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28 日成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政府，以反對獨裁實現民主政治相標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抗。
正當甯、粵雙方陳兵湖南南部之時，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甯、粵雙方暫時息爭禦侮。9 月28 日，汪代表廣州非常會議前往香港，與甯方代表蔡元培等就甯、粵統一進行預備交涉，達成初步協議。10 月18 日，汪由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甯、粵和平統一會議。22 日，在與胡漢民、蔣介石作首次晤談後，代表粵方提出集權于黨，召集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議，共謀產生健全的四全大會等7 項政治主張。11 月7日，甯、粵雙方達成妥協。但是，由于廣州非常會議在有關蔣介石何時下野的問題，意見對立，發生分裂，12 月3 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廣州四全大會的汪派人員舉行會議，依比例選出中央委員。22 日，甯、粵、滬三方所選中央委員，于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通過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汪與蔣、胡被推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並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由此宣告了國民黨的統一。
12 月15 日，基于粵方胡漢民等派的強烈要求，蔣在軍政兩方面作好複出的安排後，宣布下野。時在上海的汪精衛，在蔣下野問題以及對日政策上與胡漢民意見對立，遂由聯胡改為聯蔣。在蔣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會之時，汪亦稱病入醫院，不出席會議。由于汪、胡、蔣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孫科既無軍權又無財權，外交上也一籌莫展，因而不得不請辭院長職務。如此，便為蔣的複出，汪、蔣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時機。1932 年1 月16 日，汪應蔣之約至杭州，在煙霞洞會商後，決定合作。21 日，汪、蔣分別抵南京。28 日，中央政治會議改組行政院，以汪為行政院院長。29 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為委員。3 月6日，中央政治會議推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了蔣主軍、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對日交涉的汪、蔣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天，日本發動了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2 月5 日，汪在徐州發表對日問題之談話，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外交方針。此時，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國的調解，5 月5 日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
汪、蔣的對日妥協，目的是為對內“剿共”，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結果使日本得寸進尺。日本在侵占東北後，于3 月9 日扶植廢帝溥儀炮制了偽滿洲國。1933 年1 月，日軍攻占榆關進攻長城各口，由此爆發了長城抗戰。時汪精衛正以請假養病為名，住在德國。長城抗戰開始後，汪于3 月20 日返抵南京，但直至與蔣介石等人會談，29 日由中央政治會議推為新設的國防重要委員會委員長，獲得對日外交全權之後，始于30 日表示銷假視事。4 月下旬，日軍進至長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時，汪、蔣決定對日妥協，授權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及新設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任黃郛與日方交涉。5 月31 日，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7 月28 日，汪蔣聯名發表內外方針之通電，提出《治標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產建設》，旋即調集100 萬軍隊，對中共領導的紅軍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
在蔣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時，汪精衛則大力推行對日親善外交。8 月，汪兼外交部長。在汪主持下，國民政府一再下令嚴禁抗日反日的言論與行動，相繼恢複了華北與偽滿間的通車通郵，通過何應欽“致酒井備忘錄”和《秦土協定》等，將國民黨勢力撤離華北，造成了華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國人的強烈反對。汪還響應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張，力謀參加日、德兩國正在柏林策劃的國際防共協定。
1935 年11 月1 日，汪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身負重傷，遂于12 月1 日向五屆一中全會請辭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職。7 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任行政院院長，推汪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1936 年2 月19日，汪為實現參加日、德、意反共聯盟之目的，以養病為名，離上海赴歐洲，准備與德國當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國抗日浪潮高漲，加以蔣介石阻止，其圖謀未能如願。
1936 年12 月12 日，在民族危急的嚴重關頭，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扣留了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國民黨中央急電汪回國。汪認為這是他東山再起、重掌大權的天賜良機。汪在意大利的熱那亞等候乘船回國期間，召駐歐洲各國大使顧維鈞、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對內對外政策。汪頑固堅持“不可停止剿共軍事”，並提出重組領導核心的人員名單，准備取蔣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離開熱那亞的第三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返回南京。
1937 年1 月14 日，汪抵達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內戰已基本停止，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將形成。汪不顧國內政局的變化，繼續鼓吹“剿共”軍事不可中止，並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竭力阻止國共合作，但未能如願。
7 月7 日蘆溝橋事變爆發。8 月13 日，日軍進攻上海，中國軍隊予以堅決抵抗，全國抗戰爆發。9 月22 日，國民黨通過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的宣言，23 日，蔣為此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汪精衛雖然未能阻止全國抗戰與國共合作的實現，但始終堅持反共立場，對于日本的侵略，則是主和不主戰，在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期間，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認“滿洲國”等一系列滅亡中國的條件。
1938 年1 月16 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的聲明，隨之，兩國各自撤回大使，斷絕了外交關系。在如此形勢下，汪在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等人的密謀下，開始了暗中通敵的活動。先後派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與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赴東京，與日本政府交涉，並在香港、上海等地與日本軍部代表進行秘密談判。廣州、武漢相繼失陷前後，時為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對抗戰前途悲觀至極，認為抗戰已經失敗，國民政府再無處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0 日，在上海與日本軍部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的“重光堂秘密協定”，決定出逃重慶，另立以他為首的反蔣反共的“新中央政府”。
12 月8 日，汪精衛偕其妻陳璧君等人從重慶飛往昆明，翌日，會同先期抵此的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周佛海及參政會議員陶希聖飛往河內。22 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招降聲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衛另立偽府，實現“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共同反共”，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三項原則條件。29日，汪發表《豔電》聲明，接受日本的條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協定”的預定計劃，汪本擬在日本尚未占領的云南、四川地區，及日本已占領的廣東、廣西地區，另立政府。由于龍云等人未予響應，預定計劃破產，汪遂于1939 年2 月初，與高宗武一起另擬了與各已成立之漢奸政權合作，在淪陷區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計劃，並派高宗武再次赴日，與日本當局交涉。3 月21 日，重慶當局在汪拒絕了勸其赴歐的要求後，下令在河內監視其行動的軍統人員，采取暗殺行動。結果誤殺副手，汪僥幸逃脫。4 月26 日，汪在日本的嚴密保護下離開河內，5 月8日抵達上海，旋于31 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飛往東京，與日本政府直接商談有關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項。
汪在獲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偽國民政府的保證後，于6 月18 日，離開日本經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 月9 日，發表《我對于中日關系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之廣播講話，聲明與重慶斷絕關系，並緊鑼密鼓地與北平偽臨時政府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府的梁鴻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動出山的吳佩孚等人進行合流談判和促吳“出山”的活動，並前往廣州，配合日軍對第四戰區將領張發奎等進行策降。8 月28 日，汪在上海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以他為主席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所謂“和平反共建國”綱領，“授權”汪與黨外人士組織中央政治會議，准備“還都”南京。
依據日本內閣于6 月6 日作出的《關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的規定，汪精衛等人必須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諾日本所要求的條件。為此，11 月1日，汪精衛派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林柏生、陳公博等，與日本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進行秘密談判，于12 月30 日，簽訂了名為《調整中日新關系之協議文件》，即所謂《內約》的賣國條約。1940 年1 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導演下，于青島召開有南北兩偽政權參加的三方會談，決定了偽府的成立。3 月20 日，汪在南京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汪偽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外，還有偽臨時政府、偽維新政府、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以及所謂無黨派人士。會議相繼通過偽府成立大綱、偽府名稱及成立日期、組織機構及人選，並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員會及授權汪精衛決定中日新關系調整方針等一系列決議。汪不僅代理偽國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長兼海軍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一系列首要職務，成為漢奸首腦。30 日，汪精衛偕偽府各部、會漢奸首要宣誓就職，宣布“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汪在發表《豔電》後，國民黨中央即于1939 年1 月1 日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6 月8 日，下令通緝。在汪袍笏登場的3 月30 日，重慶國民政府重申前令。11 月30 日，更懸賞法幣10 萬元，捉拿汪精衛。
汪精衛偽政權雖經成立，但日方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對重慶國民政府進行誘降活動；直至11 月下旬，由于對重慶誘降無望，始于30 日，與汪簽訂所謂《基本關系條約》，並由汪與日本及偽滿三方發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認偽滿洲國的同時，其偽府也獲得日本的承認。在此前的29 日，根據日方的指令，由汪任偽府主席，取消代理名義。
日本在承認汪偽政權後，即以扶植汪偽政權，使其成為破壞抗戰、維持和鞏固占領區、支持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條約》的簽訂，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對其政權的控制，發揮其獨立自主的權能，建設“和平模范”區域，並由局部“和平”擴展至全面“和平”。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請求，宣稱：在目前形勢下，只能建設國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區，以事實讓國民承認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進重慶政府的崩潰。日本政府為表示對汪的支持，于1941 年6 月召汪到東京。6 月23 日，汪與近衛文麿發表《共同宣言》，聲稱兩人相誓為共存共榮複興東亞之共同目標作進一步的努力，國民政府務必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提出中日提攜協力之具體事實，日本政府亦對之作進一步的援助。
所謂務必提供中日協力之具體事實，即要求汪精衛動員其一切人力與物力，協助日軍即將在華中地區開始發動的“清鄉”運動。為此，汪成立了龐大的組織機構：清鄉委員會，並自任清鄉委員會委員長。從1941 年9 月至1943 年間，汪曾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清鄉區”視察。
1941 年12 月8 日，日軍襲擊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當天，汪精衛發表聲明：依據中日基本關系條約，為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國民政府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協助日本完成大東亞戰爭，並向日本提出參加對英美作戰的要求。汪為表示與日本及偽滿休戚相關、安危相共，于1942年5 月，前往長春，對偽滿洲國進行訪問。
日本為了挽救在太平洋戰場的敗局，于1942 年12 月，由禦前會議作出《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而決定的處理對華問題的根本方針》，在同意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的名義下，在一定程度上，實施放松對汪偽政權政治與經濟上的控制，並交還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等所謂對華新政策。1943 年1 月9 日，汪偽政權向英美宣戰，汪發表聲明，要與日本同生共死，死中求生。為此，汪精衛在思想上極力推行培養所謂“新國民”的奴化運動；在軍事上擴充偽軍，代替日軍進行守備；在經濟上和物資上加強掠奪與搜刮，並通過強行收買棉紗棉布和開展獻鐵獻金運動，來滿足日軍所需要的軍事物資。
汪精衛效忠日本帝國主義，可謂不遺余力。由于東奔西走，日夜不得休息，致使其背部遇刺留下的槍彈引發炎症，損及骨髓。11 月初，汪帶病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由于病體難支，遂向日本首相東條請求派名醫往南京診治。12 月19 日，由南京日軍第一醫院施行手術，將留彈取出。術後病情一度好轉，但旋即惡化。1944 年3 月3 日，不得不將汪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治療。但因病入膏盲，醫治無術，于11 月10 日下午斃命，時年61 歲。11 月12 日，日本將其靈柩送回南京。23 日，汪偽國民政府將汪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戰勝利後的1946 年1 月21 日，國民黨當局將汪墓炸毀，汪的尸體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汪精衛最終落得個既可恥又可悲的下場。第三十六章虞洽卿虞洽卿，1867 年（清同治6 年）6 月19 日生于浙江省鎮海縣龍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親虞萬豐，做裁縫，後改行經商。12 歲時父親病逝，家道中落，虞輟學在家，做些零活，揀些蛤蜊，以補充家用，與母親相依為命。1881 年，虞洽卿15 歲時，到上海瑞康顏料行當學徒，因腦子靈，會盤算，做事勤快，心細，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賞識。第二年，他由學徒升為跑街，負責聯系業務。之後，他出銀二百兩加入瑞康行，成了股東。
為了更好地跟外國人打交道，聯系業務，他進了一家私人辦的補習夜校學習英語。他的英語水平提高很快，能應付一般會話。他注意閱覽《申報》、《新聞報》等報刊。一次，德國洋行急于脫手一大批顏料，一些商行怕顏料質量有問題，而且都是些紅、黑、紫三色大路貨，怕受騙、難銷。虞洽卿通過看報知道德國人急于將貨出手是因為歐洲正在打仗，德國人要馬上回國。于是虞洽卿將顏料全部買下。後來情況果真如虞洽卿所預料的，瑞康行因而發了大財。
虞洽卿周旋于外國商人與洋行買辦之間，憑著能與外國人會話，兼以辦事干練，聲譽日高。1894 年，虞洽卿27 歲，進德國魯麟洋行當買辦，開始踏進“上流社會”。
1898 年，上海法租界當局企圖以修築馬路為由，侵占旅滬甯波人安放旅櫬的殯舍四明公所義塚地。虞洽卿聯絡上海商界及旅滬甯波人開展罷工、罷市，與法國人斗爭，終于迫使法租界當局不敢再提拆館改道之事①。在這場斗爭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動，顯露頭角，在甯波同鄉中有了會辦事的名聲，也得到上層人士的看重。1905 年正月，一個廣東籍的官太太黎黃氏帶著十幾個婢女從四川回廣東原籍，路過上海時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黃氏販賣人口，便將她移送“會審公廨”。此案承審官是副會審官華人金鞏伯，陪審官是英國副領事德為門。兩人因審理此案發生爭執，德為門和外國巡捕不服從承審官華人金鞏伯的處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時受盡捕頭欺壓，聽到這個消息後，怒不可遏，舉行罷市，到處圍打巡捕，有人還放火燒了巡捕房。租界當局出動武裝警車四處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開大會，認為“中國對付之策，仍須和平”，決定用和平辦法進行抵制。在這場斗爭中，虞洽卿上至各業領袖，下至行幫會門，積極奔走，造輿論，張聲勢，與租界當局交涉，迫使英方釋放黎黃氏，規定“今後一律由中方巡捕到會審公堂維持秩序”②。這次“大鬧公堂案”與“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個知名人物。
1905 年，虞洽卿等人發起組織“萬國商團”中華隊。“萬國商團”是外國駐滬領事為“保護僑民利益”而組成的武裝團體，行動聽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萬國商團”起初沒有“中華隊”。為了維護中國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領導上海總商會積極籌辦“中華隊”。1906 年“中華隊”正式成立，並加入“萬國商團”。每當政局動蕩不安，“中華隊”與“萬國商團”一樣，出防維持秩序。
1903 年，虞洽卿離開魯麟洋行改任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次年改任荷蘭銀① 參見汪北平、鄭大慈編：《虞洽卿先生》，上海甯波文物社1946 年版。② 《大鬧公堂案》，載《上海通志館期刊》第1 卷。
行上海分行買辦。1906 年，他赴日本考察，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印象深刻。1907 年，虞洽卿擔任了上海總商會會長。1908 年，虞洽卿等旅滬甯波人發起開辦“上海四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兼辦儲蓄、發行鈔票。先後在甯波、溫州、漢口、南京、蘇州、杭州、紹興及上海、香港等處設分支行或辦事處。股本總額由150 萬兩到1921 年增為“國幣”225 萬元，後增為“國幣”400 萬元。發行的鈔票，據1924 年統計是1831 萬元。虞洽卿為四明銀行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1909 年，虞洽卿上書清政府，要求籌辦“南洋勸業會”，以使“我國新興工商業有所觀摩，而圖改進，且借此聚全國工商業先進于一堂，互相聯絡”。上書獲清廷准奏。度支部撥銀70 萬兩以作經費，不足之數36 萬兩由虞洽卿墊付。會長為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會辦，會址定在南京鼓樓。1910 年1 月25 日，勸業會在南京正式開幕。這是我國最早的一次規模盛大的全國性博覽會，分設教官館、工藝館、農業館、美術館及衛生、武備、機械、通運、水族等館。各省區分別建館的還有北京、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華僑）等十六個館，另外還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陳列館，廣東教育出品陳列館和兩個陳列外國產品、供人觀摩的參考館。這些館除陳列各地特產外，也展出一些名勝古跡的模型、文物以及從海外引進的新奇產品。整個展覽會上的展品共達100 多萬件。另外，勸業會還附設馬戲場、動物園、植物園、娛樂商場等。南洋勸業會曆時半年，觀摩交流者達20 多萬人。在當時的中國，能舉辦這次盛會，確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願做官，用他的話說，“做官如做戲，我做生意還來不及，還做啥戲！”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與商業的關系。辛亥革命期間，虞洽卿開始與同盟會接觸。他組織了一個革命軍餉征募隊，積極資助革命黨人陳其美開展革命活動。1911 年11 月，上海繼武昌起義後發動起義，虞洽卿被陳其美派去蘇州游說江蘇巡撫程德全易幟成功。在革命軍攻打南京的戰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聯軍向外國人購買槍械，還親自押運子彈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軍。
1918 年，虞洽卿與聞蘭亭、李云書等在上海發起組織我國第一家證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經過長期的准備，克服了許多困難，交易所于1920 年開張，虞洽卿為理事長。虞在大發其財的同時，暗中通好孫中山，在交易所內，他收納、結交了一大批國民黨以後的軍政要員如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蔣介石等人。1920 年4 月，虞洽卿當選為全國工商協會會長，確定了敦促和協助政府實施改良稅則、保護專利、獎勵發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為該會的活動方針，他還親自到北京、南京為修改稅則而奔走。①1924 年8 月，虞洽卿當選為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電聘虞洽卿為善後會議專門委員，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1925 年2 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為淞滬商埠會辦。4 月27 日，虞當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候補副會長，5 月20 日升為副會長，其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
1925 年5 月，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爆發，上海工人、學生和各階層人民義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學聯合會，舉行罷工、罷課、罷市。上海總商會迫于形勢，宣布罷市。身為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于6 月10 日召開總商會大會，① 《時報》1920 年3 月29 日、4 月2 日。
成立上海總商會五卅慘案委員會。為了與英國殖民當局交涉，工商學聯合會提出條件17 條。虞洽卿主持的總商會五卅慘案委員會提出刪去17 條中有關撤退海軍陸戰隊，解除商團及巡捕武裝，永遠撤退英、日駐軍，取消領事裁判權，高級巡捕中華人應占半數及工人罷工集會自由等4 條，改為13 條，以總商會五卅慘案委員會名義提出，遭到工商學聯合會登報反對。6 月26 日，上海總商會宣布罷市結束。
在五卅運動中，虞任會長的上海總商會積極進行募捐，援助上海罷工工人。從1925 年6 月到次年6 月底，經收的募捐款總計洋236 萬元，銀43.3萬兩。這筆巨款，是罷工工人生活費的基本來源。向罷工工人發放救濟款的工作是由總商會成員發起組織並擔任主要領導的濟安會負責的。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曾說，在五卅運動中，“虞洽卿的捐款我們隨時要，他隨時拿”①。這是虞洽卿和上海總商會對五卅運動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運動中，起初不贊成罷市，還親自跑到幾家商店勸說複業，激起了店員和群眾的憤慨。後來他雖不反對罷市，但與英國殖民當局交涉時，刪去條件中的4 條，斗爭態度不堅決。但又不敢與興起的群眾反帝運動潮流相背。這表明以虞洽卿為代表的上層資產階級既不願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也不願與人民群眾站在一起，企圖站在所謂“中間”的調停地位。這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1926 年，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進軍和上海工人運動的發展，虞洽卿逐漸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靠攏。1927 年3月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召開上海市民代表會議。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選為臨時市政府委員。3 月26 日，蔣介石來到上海。虞洽卿連夜到龍華見蔣，商量組織替蔣介石籌措軍餉的江蘇省兼上海市財政委員會的問題。第二天，虞召開上海商業聯合會會議，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蔣介石。3 月31 日，“江蘇省兼上海市財政委員會”成立，虞洽卿是該委員會頭三名委員之一。這個委員會給了蔣介石大量的財政援助。虞洽卿還將自己的10萬元作為“慰勞費”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4 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業聯合會名義致電蔣介石，表示：“敝會願與三民主義相終始，對于當局清黨主張，一致表決，願為後盾。”①虞洽卿幫助蔣介石“有功”，于11 月1 日，和另外11 名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參事②。一年後，他又被委派為中央銀行監事。
虞洽卿與蔣介石搭上關系後，上海租界當局對他也益加看重，關系也更加密切。1926 年4 月，西人納稅會年會通過了工部局所提添設華董3 人的議案。12 月，虞洽卿被選為第一屆上海納稅華人代表大會執行委員，並任執委會主席。1928 年4 月16 日，納稅華人會宴請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員，虞洽卿以納稅華人會主席身份在宴會上致詞說：“獲聚此中外社會代表于一堂，杯酒聯歡，吾人似見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榮之意，而大上海發展進步乃無窮盡。..前此雙方雖以誤會，略有芥蒂，頃已漸歸消滅，撥云翳而見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組之工部局，實負此切實合作之使命。”①1928 年2 月，① 轉引自何毅亭：《五卅運動中的上海總商會》，《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①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商業聯合會檔案》卷六。
② 《新聞報》1928 年11 月1 日。
① 蒯世勳：《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571 頁。上海荷蘭銀行舉行慶祝虞洽卿任“華經理”二十五周年典禮和宴會，稱頌他“任職多年，甚著賢勞”，特別送以荷蘭國王宮自鳴鍾等禮品，荷蘭政府贈他勳章一枚。1936 年，上海租界工部局決定將西藏路自蘇州路至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一段命名為虞洽卿路。10 月1 日，舉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禮。這一段時間，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風得意。
航運業是虞洽卿經營的重要部分。1909 年，他發起成立“甯紹輪船公司”，任總經理。因甯紹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總經理上有董事會，很難讓他獨攬大權和施展抱負。1913 年，他獨資創辦“三北輪船公司”，在家鄉浙江龍山修築海堤，建造碼頭，購置三艘百噸小輪，取名“慈北”、“姚北”、“鎮北”，行駛于甯波、余姚、鎮海、舟山等地。到1916 年，三北公司買進了“甯興輪”，參加滬甬航線。公司的資金從20 萬增到100 萬。以後又盤進英商鴻安輪船公司，開辟了南北洋航線。到1919 年，三北公司資本增到200 萬，後來又增到250 萬。以後盤進肇成機器廠，改名三北輪埠公司機器廠，專門修理三北、鴻安、甯興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輪鐵駁及長江各埠的浮碼頭躉船。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商輪船回國，一時船少貨多，三北公司獲利很大。虞再為三北公司添資百萬，購置江輪五六艘，發展沿海及長江中下游航線。歐戰結束後，外商輪船紛紛重來，三北公司沒有能力與之競爭，虧損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債度日。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不久，上海、南京先後淪陷。三北公司在戰爭中受到了巨大損失。有3 萬噸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來封鎖江陰要塞。另有2 萬噸行駛長江的船，因吃水較深，不能進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陰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 萬噸船，一時也無法活動。不久，經意大利駐滬領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 萬噸船隊，掛上意大利國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難民救濟會理事長之便，借戰時上海租界糧食緊張之機，募集大筆款項，用三北公司輪船到西貢、仰光運大米到上海，獲利頗豐。同時，他向香港彙豐銀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華倫洋行購進3 艘遠洋輪船，以“華倫銀行”代理的名義，讓這3 艘遠洋輪船掛上挪威和巴拿馬國旗搞運輸。這樣，虞洽卿經營的三北公司船隊重又活躍起來。
1937 年底，上海淪陷後，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島”。一些頭面人物遷往內地，有人勸虞洽卿也離開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經營的航運業紅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軍占領上海後，于1937 年12 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 年4 月南京出現“維新政府”後，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屬南京管轄，改組為“上海特別市政府”。日本人為控制上海，企圖拉攏虞洽卿為日本人辦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蔣介石令甯波專員公署轉來的兩份電報，一電勸他到內地從事工商業建設，一電問他何日啟程。為了躲避日軍及漢奸的威逼利誘，虞洽卿通過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員于1941 年春離開上海去重慶。
1941 年夏，虞洽卿經陸路到達重慶。一路上，他看到陸上運輸在大後方的重要地位。到重慶後，即與王曉籟、朱聯馥等組織“三民運輸公司”，經營水陸運輸，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駛的幾只輪船，陸路是汽車運輸。以後，他到昆明與龍云接洽，和西南財閥繆云台合資開辦了“三北運輸公司”，購到美國道奇牌卡車3 百輛，從緬甸仰光販運國內很需要的汽車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還弄到一張蔣介石的“手諭”，寫明此即“搶運物資”，沿途軍警不得加以留難。這樣，虞洽卿進四川不久，又發了大財。1945 年4 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醫治無效，于26 日在重慶逝世，終年78 歲。在彌留之際，他囑贈黃金千兩給國家，以支持國民政府抗戰。第三十七章榮宗敬榮德生榮宗敬、榮德生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民族企業家。他們主要經營面粉廠、紡織廠，被人稱為“面粉大王”和“紡織巨子”。
榮宗敬生于1873 年（同治十二年），原名榮宗錦，晚號錦園。榮德生生于1875 年（光緒元年），原名榮宗銓，後取號樂農。他們是江蘇無錫西鄉榮巷人。他們的先世多從事商業。祖父榮錫疇是往來于滬、錫兩地的販運商。父親榮熙泰先在浙江烏鎮一家冶坊做帳房，後經人推薦到廣東當了清政府的厘卡稅吏。母親石氏。榮氏兄弟幼時入塾讀書，並幫助母親做家務干農活。榮宗敬14 歲進上海南市鐵錨廠學習帳房業務。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錢莊習藝。3 年苦學滿師後，到上海南市鴻昇碼頭里街森泰蓉彙劃字號（錢莊）當收解（跑街）①，負責承攬生意、聯系客戶等業務。1895 年，錢莊倒閉後，他回無錫閑居。榮德生比榮宗敬小兩歲。15 歲時，到上海通順錢莊學藝。18歲時，隨父到廣東三水河口厘金局幫理帳務。1895 年，他在厘金局3 年任期屆滿，便和父親相偕離職回鄉。
1895 年，榮氏父子三人都賦閑在家，開始籌劃今後的前途。當時江浙一帶開錢莊的風氣盛行，不少人因開錢莊發了財，加上榮氏兄弟倆都是錢莊學徒出身，于是榮熙泰便說服兒子開設錢莊。1896 年2 月，榮氏與別人合伙在上海開設廣生錢莊。榮宗敬任經理，榮德生為管帳。頭兩年，錢莊盈利不多，合伙的三個股東便將股金抽走。從1898 年起，廣生錢莊由榮家獨資經營。為發展業務，錢莊在無錫設了分莊，榮德生任經理，經營上海、無錫以及江陰、宜興間的彙兌業務。廣生業務日益興旺，盈利節節增加。1908 年，由于榮宗敬在上海投資的裕大祥商號搞投機生意失敗，虧銀六七十萬兩，廣生錢莊受到牽連，元氣大傷，不得不歇業關閉。
榮氏兄弟開錢莊的同時，還經營收繭業務。他們利用錢莊彙兌的有利條件，可以無息地使用顧主的彙款來大批收購蠶繭，利用與無錫絲廠經理的私交，使蠶繭銷售暢通無阻，因而收購蠶繭的業務年年盈利。收繭季節大量資金的調撥，對廣生錢莊的彙兌業務也有所促進。繭行的穩固收益，是榮家資本原始積累的另一來源。盡管後來他們的財富越滾越多，但對繭行一業仍不願放棄，一直繼續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才停業。
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我國，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北方發生糧荒，江南的糧食大批北運，尤其以上海、無錫等地的面粉為最多。因為面粉北運免稅，經營面粉業的實業家均獲厚利。榮氏兄弟根據自己的經驗，決定創辦面粉廠。1902 年，他們與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無錫創辦保興面粉廠。榮德生經營工廠內部事務，榮宗敬在上海主管廣生錢莊，並負責保興的對外業務。
保興面粉廠初建時規模不大，只有30 余名工人，法國造的石磨四套，每晝夜出粉300 包。開業之初，一時難于打開市場，銷路不佳。朱仲甫見面粉廠獲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為打開銷路，榮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館、面店、點心店進行推銷，實行先試用後付款的辦法，並采取各種優惠條件來吸引消費者。另方面，他聘請王堯臣、王禹卿推銷產品。王氏兄弟對北方的客幫極為稔熟，與營口、煙台、天津各幫坐莊也有交誼。經過王氏兄弟① 參見桑逢康著《榮氏家族》，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 頁。
的努力，保興面粉在北方打開了銷路。這時，保興廠更名為茂新廠。榮德生仍任經理，榮宗敬任批發經理。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面粉在東北三省極為暢銷，面粉價格也隨之上漲。為抓住時機，擴大生產，榮氏兄弟向英國購買鋼磨，改進生產設備，擴大了工廠的生產能力。茂新廠的面粉產量增至每天800 包。同時，他們注意提高面粉質量，不收潮麥、壞麥，凡購進的小麥都要經過人工挑揀，所有砂石雜物一概剔出。茂新廠生產的“兵船”牌面粉不僅質量優良，而且包裝美觀，與當時其他名牌面粉並駕齊驅。1912 年初，面粉市場曾一度疲軟，但“兵船”面粉銷路仍暢。
棉紡織業也是榮氏兄弟經營的重要事業。1905 年，榮氏兄弟同榮瑞馨等合股集資27 萬元在無錫創辦振新紗廠。起初，紗廠因經營不善，虧蝕甚巨。1909 年，該廠人事改組，由榮宗敬任董事長，榮德生任經理，經過一番整頓，振新廠才度過難關。到1915 年，榮氏兄弟以股東之間矛盾為由，退出了振新紗廠。
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獎勵興辦實業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資本家進一步振興實業的強烈要求和願望。1912 年9 月，全國臨時工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榮德生以無錫商會會員代表身份出席會議。會上，榮德生主張擴充紡織業，增設機器制造廠，以輪船、火車、農、礦、軍械制造等為主，由國家發起然後招商籌辦，並要求政府派學生出國學習國外先進技術①。與會的一些政界名人，也發表了鼓勵辦實業的演說，榮德生很受感動。加上茂新面粉廠獲利甚豐，榮氏兄弟辦實業的熱情更加高漲。1912 年，他們與人合作，在上海創建福新面粉廠，榮宗敬任總經理，榮德生因在無錫經營茂新，僅任公正董事。1913 年冬和1914 年夏，他們在上海創辦福新二廠和三廠。
1914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交戰國糧食生產銳減，不但無力向外輸出，相反卻要向國外采購。于是上海機制面粉工業迎來了“黃金時代”。為了適應市場需求，榮氏兄弟于1915 年收買上海中興面粉廠，改為福新四廠。1917 年又將在上海租辦的華興面粉廠改為福新六廠。這期間，榮氏兄弟還向漢口發展，1918 年在漢口興建福新五廠。在福新廠擴充的同時，無錫的茂新面粉廠也在擴充。1916 年，他們租辦和收買了無錫惠元面粉廠，改為茂新二廠。在1916 年至1917 年間，無錫5 家面粉廠中，有4 家歸榮德生經辦。到1919 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統共有8 個廠。面粉廠設備和生產能力與“一戰”前相比，增長了近兩倍。榮氏兄弟因此獲得了“面粉大王”的稱號。他們的經營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訂購機器，以此來不斷擴充生產設備。二是依靠信譽，大量拋售遠期棧單，作為調度資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辦法，搶先買下大量的新麥，以維持長期不斷的生產，這樣便使自己的企業在同業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如他們生產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潔白，除選用優質麥為原料外，還由于在生產中使用了漂白劑。此外，為適應顧客的心理，他們還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廠家更大的面粉袋，並且適應一般人的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銅元，作為“彩頭”以擴大銷路。在面粉業發展的過程中，榮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有利時機，努力發展紡織業。1916 年，在上海招股創辦申新紡織無限公司，確定資①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29 頁。本為30 萬元，分作3000 股，榮氏兄弟的出資占總資本的60％，榮宗敬任總經理。公司的經營大權、財務調度、各廠成品銷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購，以及人員的雇傭和調動等權力都由總經理掌握。申新紡織無限公司成立後，發展很快。到1918 年，其盈利額達到22 萬多元，為1916 年該廠盈利額的11倍。1917 年，榮宗敬又買下了上海恒昌源紗廠，1919 年3 月，改稱申新二廠。1919 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上海棉紡織業積極響應，舉行罷市，抗議北洋政府鎮壓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市罷業期間，榮宗敬曾發表講話，認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這些“不良分子不顧民心”，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學界罷課，商業罷市，農工輟工，風潮飄蕩，全國風靡，人心一致，眾志成城，實敝國數千年來第一之奇特。..雖然，此會之事，由敝國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實果乃由日本國人違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①榮氏兄弟積極參加了全國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同時准備趁此機會繼續擴大自己的企業。他們派熟悉國外情況的人至歐美考察，購買新式機器，及時更換舊的生產設備。同時他們聯合同業組織了面粉和紗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榮氏兄弟經營的申新廠不僅做多頭，大量購進棉紗來哄抬市價，而且還大量拋出棉花來壓低花價，謀取更大的利潤。
為了改良麥、棉品種，榮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設立了農事試驗場，進行實驗工作。榮氏兄弟接受愛國實業家張謇“用教育來創進實業”的主張，積極興辦教育事業。從1906 年起，先後在無錫創辦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學，競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學，在上海申新一廠辦子弟學校，鼓勵工人子弟就學。1919 年，為了培養企業技術管理人才，創辦了公益工商中學，開設工商兩班，並設有商店、銀行和工場，供學生實習用。學生除學習一般中學的共同課程外，還注重工商業基礎知識的學習。該校的畢業生在以後榮家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方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經過五四愛國運動，榮家企業在抵制外貨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到1922 年，榮氏兄弟經營的面粉廠已經達到12 個，其中茂新有4 個廠，福新有8 個廠。其生產能力，已占全國民族資本面粉廠生產量的1/3 左右。申新紡織廠在這期間也發展至4 個廠，擁有紗錠13 萬余枚，比創辦時期增長了9.4 倍，其發展速度，大大地超過了同期全國紗廠及民族資本紗廠的速度。1921 年，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在上海成立，榮宗敬任總經理。這標志榮氏企業系統基本形成。
1922 年，西方列強在醫治好戰爭創傷後，帶著他們的商品和資本卷土重來。中國民族資本的黃金時代結束，代之而來的是更加動蕩和不安的時期。榮氏企業也和全國所有民族企業一樣，在內外壓迫下，蒙受了不少損失。申新各廠自1923 至1924 年兩年中就虧損百余萬元，福新廠的產銷也在下降，從盈余轉為虧損。為了加強競爭，榮德生在企業管理方面進行整頓和改革。1924 年，在申新三廠實行管理改革，聘用專家和技術人員替代工頭管理生產，並制訂出一整套廠規條例，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產品成本，使企業在競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
1925 年，五卅反帝運動爆發，全國再次掀起反帝斗爭的高潮。榮宗敬立即發表宣言說：“自五月卅日南京路發生慘劇以後，凡我同胞，莫不切齒痛恨，致釀成罷課、罷市、罷工之舉行。..現在家常日用與夫個人生活所必① 《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64 頁。
需，實以舶來品占居多數，每年流出之金錢，何以勝計，漏卮不塞，困窮立待。茲由鄙人發起，自6 月1 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圍以內之同仁，一律不購買舶來品。”①榮德生也表示了對罷工工人的支持。《錫報》1925 年6 月26日報道說，“自滬案（五卅慘案）發生後，本邑各界捐款助滬工者頗為踴躍，昨本市西門外申新第三紡織廠主人榮德生君，因鑒于滬上罷工工人失業日久，亟應量力救濟，願將廠中端節筵資一百萬如數捐助。”榮家企業在提倡國貨、抵制外貨的高潮中開始轉虧為盈。于是，榮氏兄弟趁機再次擴大實業。1925 年先後收買上海德大紗廠建立申新五廠，租辦常州紗廠成立申新六廠。北伐高潮期間，榮氏兄弟對洶湧澎湃的工人運動感到恐懼。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榮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裝“以維治安”②。
1927 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企圖通過對民族工商業的搜括來維護自己的政權。榮宗敬因抵制蔣介石政府強令攤派購買的“二五庫券”而遭到通緝。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榮宗敬被迫屈服，購下了攤派的“庫券”。為了拉攏榮宗敬，國民政府讓他擔任工商部參議、中央銀行理事、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榮宗敬逐漸向國民政府靠攏，與官僚資本加強了聯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銀行的支持，舉債將申新廠又增添了3 個。這樣，到1931 年底，榮氏兄弟的申新紡織系統已發展到9 個規模較大的紡織廠，擁有紗錠46 萬枚。至此，申新紡織系統已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民族棉紡織業資本集團。榮家兄弟繼獲“面粉大王”稱號之後，又獲得“棉紗大王”的稱號。
但是，這時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由于國內捐稅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沖擊，負債累累。到1934 年，總公司資產總額為6800萬元，負債卻超過6300 萬元，致使大部分廠子被抵押了出去。榮宗敬被迫向國民政府實業部請求救濟。然而，國民政府實業部卻趁人之危，企圖用300萬元的低廉價格將榮氏企業據為己有。榮宗敬為此致函蔣介石，指責實業部不仁不義①。在無錫的榮德生聯合申新三廠的股東和同業聲援榮宗敬。懾于社會輿論，實業部不得不放棄吞噬申新的企圖。1936 年，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也企圖利用債權吞食申新企業。榮氏兄弟再次借助實業界同仁以及社會輿論的幫助，掙脫了宋子文設下的圈套。榮氏企業雖然保存了下來，但債台高築的局面卻沒能改變。在抗戰爆發前，榮氏各廠僅勉強維持生產。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榮氏兄弟經營的大部分企業未采取措施向內地遷移，致使在戰火中損失慘重。紡織廠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兩廠因開設于租界之內，在白天能勉強開工外，其余各廠均遭破壞。面粉廠方面，上海福新各廠均損失嚴重。無錫茂新一廠、濟南茂新四廠也未能幸免。當時，榮宗敬因企業損失嚴重，曾一度參加了日本策劃成立的“上海市民協會”，企圖重振舊業。但由于愛國者及時對他指明了該組織的反動性質，他未深陷泥坑。榮宗敬為了逃脫日本侵略軍的脅迫，1938 年1 月避居到香港。1938 年2 月10 日因腦溢血症複發醫治無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 歲。榮宗敬的去世，引起社會各界的關切。上海各報都以顯著地位登載消息，競相發表悼念文章。2 月17 日，國民政府也發表悼念令，褒揚榮宗敬“興辦實業”① 《錫報》1925 年6 月11 日。
② 《上海總商會會議記錄》，《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192 頁。
① 《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428 頁。
的精神。
榮宗敬去世後，榮德生由漢口返回上海。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糾纏，他拒絕出任申新總公司經理，拒絕與日本人合作經營無錫申新三廠和茂新二廠。這時榮氏企業多由他的子侄們從事經營，其中申新四廠和福新五廠在抗戰中相繼遷入西南和西北，為支援抗戰起過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內的申新廠所生產的產品，除在上海和內地銷售外，還暢銷于南洋華僑之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榮德生積極恢複茂新一廠，並于1946 年在上海組織“天元實業公司”，在無錫開設天元麻毛棉紡織廠。1947 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廠與上海幾家大面粉廠合作組織同業聯營組織“五廠公證”，在國民政府糧食部的支持下，曾壟斷了小麥的采購，並且操縱了面粉的銷售。1948 年，由榮德生主持將申新二、三、五廠和茂新廠組成總管理處，並出任總經理。
榮德生在抗戰勝利後，對國民黨政府有過一定的幻想，想通過國民政府向日本索取榮家企業在戰爭中的損失賠償，同時還想通過得到國民政府的幫助來發展榮家企業。1945 年，他向國民政府婉轉進言，要求穩定貨幣，建立威信。1946 年，榮德生遭到綁架。榮家為了救他，竟被上海國民黨當局敲詐了60 多萬美元。榮德生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完全破滅了。無錫解放時，他留了下來。
榮德生不僅個人留了下來，而且還于1948 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屬將申新三廠機器拆遷運到台灣的企圖。解放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新中國，並積極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人民政府十分尊重榮德生，並給予他相當的榮譽和地位。他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職務。1952 年7 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蘇無錫，享年77 歲。
第三十八章范旭東范旭東，原名源瀼，字明俊。1883 年（清光緒九年）10 月24 日出生于湖南湘陰東鄉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為直隸大興縣知縣。父親名琛，字彥瑜，以教書為業。范旭東6 歲時其父去世，家境貧寒，全靠母親做針線活維持。1892 年，其長兄源濂任私塾教師，他得以繼續求學。范旭東自幼從姑母學詩書，後入長沙北鄉撈刀河吳鏡蓉館學八股試帖。他對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說：“八股文章代聖賢立言，我有主見應由我盡量發揮，要我偽裝聖賢來說假話是不可能的。”①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舉國上下，無不痛心疾首，范旭東常到宣傳新學的求賢書院閱讀報紙，談論時事。1898 年維新運動中，范旭東追隨其兄范源濂（梁啟超的弟子），致力于維新運動，受到很大影響，為其以後致力于實業救國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礎。1900 年，范旭東與其兄參加漢口唐才常舉義失敗，即隨兄赴日留學，改名范銳，字旭東。初入東京第六高中，後考取京都帝國大學化學系。大學期間曾參與編輯《游學譯編》月刊的地理一欄； 同時接近康梁派，曾向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投槁。1910 年畢業後留校任專科助教。次年回國。
初時，范旭東在天津制幣廠任總稽核，本想為整頓中國幣制做一番事業，無奈造幣廠積弊太深，黑暗重重，最終只得辭職。之後，他與人合伙開辦了一家小規模石墨坩鍋制造廠。1912 年7 月，范旭東在北京政府農商部任職。1913 年，范旭東被北京政府派往歐洲考察鹽務。在歐洲近一年間，他參觀了歐洲大陸各國礦鹽產地和沿海鹽場，次年，回國後向當局提出了改革鹽政的建議，主張取消專商，廢除引岸，改良鹽產，統一稅率①。時值袁世凱正熱衷于皇帝寶座，對范旭東的建議置之不理，范只好求助于鹽務署顧問、《鹽政雜志》主編景學鈐，共同集資5 萬元，創辦久大精鹽公司。1915 年6 月在塘沽設廠，8 月正式投產，產品商標定為“海王”，由景本白任董事長，范旭東任總經理。1916 年，第一批國產精鹽運往天津銷售，揭開了中國鹽業史上新的一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亞交通梗阻，純堿奇缺，獨霸我國堿業的英國卜內門公司趁機囤積居奇，致使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些食品業和用堿工業由于買不到純堿而被迫停產倒閉。1917 年，吳次伯等人試驗制堿成功，經人介紹與范旭東商談辦廠事宜。然而卜內門公司百般刁難，吳次伯中途背信棄義，英國彙豐銀行又要挾財政部將用鹽制堿特權給予英商，面對嚴峻的形勢，范旭東毅然親自北上招股，決心擔負起辦廠重任。
范旭東的努力終于沒有落空。1917 年10 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鹽免稅並通令在永利廠址百里內不得再設同類工廠。1918 年11 月，永利制堿公司在天津召開成立大會，招募銀元40 萬。范旭東被董事會推選為總經理。然而永利的成長並非一帆風順，外國資本家封鎖關鍵技術，改進生產設備又缺乏資金，股東紛紛退出，使永利陷入了困境。
① 李祉川、陳歆文：《祖國·事業·科學·人才》，見《化工先導范旭東》，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11 頁。
① 張高峰：《苦海鹽邊創業紀實》，見《化工先導范旭東》，第16 頁。“事業的真正基礎是人才”①，這是范旭東的名言。范旭東一向待人至誠，求賢心切，為了擺脫困境，1921 年他派陳調甫赴美考察，並委托他在美國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後聘請了留美化工專家侯德榜和美國工程師李佐華，經過多年的技術鑽研，終于解決了大現模制堿的一系列技術難題，使得永利于1924 年8 月開工生產。回憶當時的情景，范旭東無限感慨地說：“侯先生奮不顧身，寢饋于工廠，從事死拼，先後四五年..，煞費苦心，這工作不比重新發明有什麼不同。”②但6 年的設計安裝耗資160 萬元，出的堿竟是紅、黑相間像鍋鏽一般，堿廠被迫停工。范旭東臨危不懼，做出了派人出國學習、借用久大資金、裁減人員三項決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國卜內門公司見永利公司受挫，千方百計企圖吞並，都被范旭東采取措施擊破。1925 年8月又發生了范旭東被綁票事件，反動政客郝鵬為了籌集軍費策劃綁架，訛詐久大13 萬元之多。范旭東被救出後竟失聲痛哭，感歎在中國辦工業之艱難。侯德榜在美國幾經周折，終于查明新制堿失敗的原因是干燥鍋品質太差，並買得新的干燥鍋回國。1926 年6 月，永利廠重新開工，每日生產優質純堿達30 噸以上，1926 年8 月，“紅三角”牌純堿參加在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一舉獲得金質獎。卜內門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國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價拋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價出售，迫使卜內門公司請求談判，卜內門公司妄圖扼殺永利的陰謀破產了。
“紅三角”牌純堿獲獎後，永利堿廠的產品銷路大開，產量不斷增加。
1926 年純堿產量為4504 噸，1931 年為23442 噸，1936 年為55410 噸。范旭東熱情提倡科學救國，對科研工作極其重視。1922 年8 月創辦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由于當時資金困難，范旭東拿出辦久大和永利的酬勞金來創辦黃海，他堅決地說：“我當了褲子也要辦黃海。”①范旭東形象地把近代工業比作長城，把科學研究比作長城的地基，以說明科研對近代工業的重要性。黃海初期的目標是協助永利和久大解決技術問題，後來又選擇了最切合國計民生的項目。
1928 年9 月，范旭東在塘沽又創辦了《海王》旬刊。為何要辦《海王》，范說：“他是團體最重要的分子，是團結這個團體的膠著力，我們有了錯處，受他的潛移默化，自然改悔，誤入了迷途，他像暗夜的燈塔般指點方向。”②《海王》是久大、永利和黃海的共同喉舌。該刊以（1）“絕對相信科學”；（2）“積極發展實業”；（3）“甯願犧牲個人顧全團體”；（4）“以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①等為信條，時常登載科學消息與新知識，深受科技界重視。
追求是不懈的，永利辦起來之後，范旭東又開始著手創辦制酸工業。1929年1 月，范旭東給實業部打報告，提出了以2000 萬元發展純堿、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業的計劃。1933 年11 月，克服了重重阻力，范旭東正式呈文① 陳競生：《中國近代經濟史上一個引進技術的范例——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引進技術發展的成就》，《光明日報》1981 年3 月3 日。
② 徐盈：《范旭東及“永久黃”工業團體發展小史》，《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3 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44 頁。
① 《創設海洋研究室緣起》，《海王》旬刊第十六年第31 期。
② 《海王》旬刊第十九年第2 期。
① 《海王》旬刊第七年第1 期，1934 年9 月20 日。
政府備案承辦硫酸铔廠。1934 年4 月，范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進硫酸铔廠技術設備。經過兩年籌建，1936 年被批准為特許公司。1937 年2 月，南京硫酸铔廠竣工，首次試車成功，日產硫酸铔250 噸，硝酸40 噸。范旭東興奮地說：“中國基本化工的另一支翅膀生長出來，從此海闊天空，聽憑中國化工翱翔！”②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1933 年5 月，范旭東嚴辭拒絕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在黃海化學研究社新建的圖書大樓內簽字。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日方通過各種渠道謀求與范旭東合作，但范堅決表示：“甯舉喪，不受奠儀。”③七七事變後不久，天津、塘沽淪陷，永利堿廠等被日軍占領。八一三事變日軍進攻上海，在淞滬會戰中，范旭東組織南京硫酸铔廠全體職員趕制軍需炸藥，支援抗戰。日軍曾三次轟炸南京硫酸铔廠。范旭東與侯德榜有組織地把部分人員、主要機械設備遷往內地，有的笨重設備不便轉移，則拆下投入長江，不為敵用。范旭東決心為中國再創立一個化工中心，堿廠廠址選定在四川省犍為縣岷江畔五通橋的老龍壩，為紀念“永久黃”團體在塘沽的事業，將老龍壩改名為“新塘沽”。①五通橋的鹽源比不上塘沽，塘沽的制堿方法必須改進。為了提高食鹽的利用率和減少汙染，1938 年8 月，范旭東派侯德榜等人到歐美考察，臨行前范旭東鼓勵說：“難道黃頭發、綠眼珠的人能夠做出來，我們黑頭發、黑眼珠的人就辦不到嗎？”②侯德榜不負厚望，經過五百次試驗，新法制堿終于宣告成功，1941 年3 月，范旭東集會宣布將新的制堿方法命名為“侯氏制堿法”。為了購買技術設備與器材，1940 年10 月，范旭東踏上赴美的路程。他克服了旅途的坎坷、身體的不適，終于使滿載著機器設備的200 輛運貨卡車勝利而歸。不料日軍進攻香港，范被困香港，至1942 年3 月才得以脫險回到重慶。他在慶祝會上說：“我馬上開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崗位，少談方法，多做實事，向前努力，把我們的事業做一顆民族複興的種子。”③范旭東自1938 年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來，連任了四屆。其間國民政府以援助為名，用貸款為誘餌，企圖控制永利，都被范旭東拒絕。永利雖堅持了企業的獨立性，卻深受官僚資本的重壓，由此，戰時范旭東的企業始終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中慘淡經營。范旭東在抗戰後期已開始認識到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他曾對永利公司的章執中說：“中國的未來要靠中國共產黨才有希望。”①抗戰勝利前夕，范旭東結識了中共重慶地下組織負責人龔飲冰，經周恩來批准，1945 年6 月，兩人在重慶創辦建業銀行，從此，范旭東與中國共產黨有了聯系。
1944 年11 月，范旭東赴美出席在東美太平洋城舉行的戰後工商國際開發會議，對于戰後事業的發展，范旭東早已擬定了《十廠計劃》。1945 年初，范旭東與美國華盛頓進出口銀行商約借款，美方因欽佩范旭東與侯德榜的人② 徐盈：《范旭東及“永久黃”工業團體發展小史》，《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3 輯，第46 頁。③ 熊尚厚：《范旭東》，《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15 輯，第62 頁。① 郭炳瑜：《我在永利堿廠五十年的見聞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3 輯，第90 頁。② 張能遠：《范旭東和中國近代化學工業》，《江蘇近現代曆史人物》第1 集，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第89 頁。
③ 徐盈：《范旭東及“永久黃”工業團體發展小史》，《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3 輯，第42 頁。① 熊尚厚：《范旭東》，《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15 輯，第64 頁。格與事業的成就，破例以優惠的條件借款1600 萬美元，只要中國政府擔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續。范旭東興奮之余，提筆寫道：“真是千載良機，值得重視..。”②不料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和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互相推諉，遲遲不給答複。同年，范旭東以參政員的身份向政府建議設置經濟參謀部，制定戰後建設計劃綱領，這封建議書反映了他嚴謹的經濟思想和管理才能，無奈國民黨正忙于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借款一事最終以“未予批准”告吹。范旭東的一腔愛國熱血付之東流。
1945 年9 月，毛澤東在重慶桂園招待產業界人士，高度贊揚了范旭東等人為化學工業所作出的貢獻，並表示歡迎他到解放區開辦工廠。1945 年10月1 日，范旭東突然病倒。10 月4 日下午3 時病逝于重慶沙坪壩南園寓所，享年62 歲。
② 胡迅雷：《中國工業巨子范旭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 年2 月第1 版，第291 頁。第三十九章蔡元培蔡元培，字鶴卿，改字仲申；號鶴庼，後改號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鍔青、會稽山人等。1868 年（清同治七年）1 月11 日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父親寶煜，是當地一家錢莊的經理，在蔡元培11 歲時病逝。蔡元培6 歲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詩》等書。1877年起，因家境困難，改到別處附讀。13 至16 歲，在叔父蔡銘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導下，閱讀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等書，學作八股文。17 歲考中秀才，開始自由閱讀有關考據和詞章的書。18 至19 歲，在家鄉做私塾教師。20 至22 歲，為同鄉舉人、藏書家徐樹蘭校訂圖書，得以博覽群書，學問有很大長進。23 歲，赴杭州參加鄉試，中舉人。翌年，去北京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 歲，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的蔡元培，已是一個才華出眾，“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①的士大夫了。
正當蔡元培在科舉的道路上一帆風順的時候，1894 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同日本簽訂了屈辱的《中日馬關條約》。蔡元培極為悲憤，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涉獵翻譯西方書籍，思想眼界漸開，開始走出傳統思想的牢寵，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國家和個人的出路。讀了嚴複譯的《天演論》，他認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制”，雖然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但畢竟邁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 年戊戌政變後，蔡元培指出：變法失敗的原因，在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僅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以圖扭轉腐敗局面，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無可希望”，于是在這年9 月，毅然棄官南下，在家鄉興辦教育。這是他委身教育，服務于新式學校的起點。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校長）。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分三齋，大體上分別相當于後來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級的水平。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篤信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對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觀念，經常予以批評。舊派對新派異常忌恨，慫恿堂董妄加干預。蔡元培對此不能接受，憤而辭職。
1901 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的教學很有特色，規定學生自己讀書。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寫劄記，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親自批改。他還鼓勵學生練習演說，以便用演說去喚醒民眾。他注意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特班學生黃炎培後來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誨時認為，他“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①。
1902 年4 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蔡被推舉為會長。
同年11 月，南洋公學因學校當局欲懲戒無辜學生，引發了退學風潮。蔡元培同情並支持學生，亦辭職離去。經他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百多名退學學生組成愛國學社，公推蔡元培為總理。愛國學社以教育為手段，對學生進行愛國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無所忌”，認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
①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版，第80 頁。① 蔡建國：《蔡元培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54 頁。
1903 年4 月，抗俄拒法運動高漲，蔡元培主張成立團體，聲援廣西人民的拒法運動。並針對俄軍在東北的侵略行徑，出版《俄事警聞》（後改稱《警鍾》），號召抗俄救國。1904 年2 月，蔡元培在該報發表白話小說《新年夢》，描寫自稱“中國一民”的人，在夢游中的見聞，表達了他想改變社會經濟制度，“造個新中國”的願望。
1904 年7 月，蔡元培接任愛國女校總理。當時，他認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注重軍事訓練，播下了暴動的種子；在愛國女校則播下了暗殺的種子。同年冬，光複會在上海成立，他被選為會長。1905 年8 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經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接著，孫中山指派他為上海分部負責人。他又發展黃炎培等人入會，為辛亥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7 年6 月，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先在柏林學習德語，兼作家庭中文教師，翌年，進萊比錫大學。留德四年半，編寫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翻譯了《倫理學原理》等書。《倫理學原理》出版後，被國內一些學校作為倫理學教科書，書中的某些唯物主義觀點，對思想界產生過一定影響。毛澤東後來回憶他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到這本書的情景時說：“我們當時學的盡是一派唯心論，偶然看到像這本書上唯物論的說法，雖然還不純粹，還是心物二元論的哲學，已經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啟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1911 年12 月，蔡元培由德國回到上海。1912 年1 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任職期間，他發表了《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把清廷學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刪掉忠君、尊孔的內容，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項。他指出，這五方面教育皆為當代教育所不可偏廢的。“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對清廷舊學制進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務必順應時勢，推行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針。為此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于1912 年1 月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監督、堂長一律改稱校長；各種教科書務合共和國國民宗旨，清學部頒布的教科書一律禁用；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可以男女同校；中學校為普通教育，文實不分科等。他還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主張精兵簡政，節約經費。政府各部人員，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張：為事擇人，不必多設冗員，因而教育部連繕寫員在內也只有30 多人。蔡元培為人廉正，生活儉樸，平等待人，極少衙門作風。同盟會員持孫中山介紹信來，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識的青年王云五，因對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見，被破格錄用。教育部上起總長下到部員，不分等級，月薪一律30 元，全部開支，每月不過千元。由于“諸事簡陋，惟務實際”，勤雜人員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總長親到大總統府去領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車往返的。這些帶有公仆特色的作風，成為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的美①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年版，第41 頁。談。
1912 年9 月，蔡元培攜眷再度赴德國留學。翌年3 月，袁世凱刺殺了宋教仁。6 月，蔡應孫中山之召回國。他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凱是毀棄民元約法的罪魁，是憑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張用武力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
討袁軍事行動失敗後，蔡元培于當年10 月到達法國，從事學術研究。1916年3 月，蔡元培等與法國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蔡任中方會長，歐樂任法方會長。華法教育會是中法文化交流的總部，它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從國內招收大批華工，並為他們開辦華工學校；二是發展留法勤工儉學會，組織無力出國求學的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後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形成了相當廣泛的群眾運動，一時赴法勤工儉學者達千人。其中許多人在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和優秀干部。
1917 年1 月，在教育總長范源濂的敦請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原來的北京大學是一座封建思想濃厚、官僚積習很深、校政腐敗的學府，許多學生把上大學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對研究問題並無興趣；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吃飯混日子。因此，學校被人稱為“官僚養成所”。蔡元培上任後，首先對北京大學的校風進行整頓。他到校第一天，校役們列隊在門口恭候並向他行禮表示歡迎，他立即脫下禮帽，向校役們鞠躬還禮。曆任北大校長都是由總統任命的特任官，他們出入校門是從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風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師生和校役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和學生之間的關系也很融洽，師生之間常有文字交往，研討學術，因此深受青年學生的景仰。他注重改變學生中普遍存在的舊觀念，教育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衡量教員和學生優劣的標准，是學問的有無好壞，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貧富。
蔡元培深知辦好一所大學，激發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必須擁有一支積學而熱心的教師隊伍。為此，他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楊昌濟、馬寅初、馬敘倫等著名學者來校任教。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學者到校後，成為蔡元培整頓和改革北京大學的重要力量。
為了鼓勵和提倡學術研究，引導學生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在蔡元培的組織和支持下，各種學術團體和群眾團體相繼成立。如新聞、音樂、畫法、書法、體育等研究會，以及新潮、國民、平民講演團，消費公社等社團。蔡元培目睹許多學生無意于學術研究，卻醉心于運動官吏議員，從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為此，他發起組織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不當議員、不吸煙、不飲酒等為戒規，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該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對社會道德墮落的不滿， 對北大部分師生中道德風尚的扭轉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蔡元培認為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學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後來他總結他在教育界的經驗時說：“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①從這種辦學方針出發，蔡元培聘請教員不拘① 《宇宙風》第56 期，1938 年1 月1 日。
一格，唯才是用，即只問學問、能力，不問思想派別，不求全責備，不以個人政治傾向作為取舍的標准。“圓通廣大，兼容並包”，當然並不是無原則的調和折中，而是鼓勵向封建主義作斗爭。因為舊思想舊文化在北京大學仍占統治地位，充斥各個學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視為“異端邪說”。因此，提倡“兼容並包”的方針，正是為了打破舊思想舊文化專制主義的桎梏，為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體制進行了改革。他調整科系及課程設置，擴充文理兩科。鑒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溝通，主張廢去年級制，采用選科制。選科制的實行，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興趣，發揮了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利于人才的培養。在行政領導體制上，設立了校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學校的重要事項，必須經過評議會審核通過，才能付諸執行。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的整頓革新，面貌為之改觀，不僅為當代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進了知識界思想的轉變。在青年學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熱潮，北京大學因而也就成了五四運動的搖籃。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倡導者。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兩大口號，蔡元培是這兩大口號的積極宣傳者。他反對尊孔迷信，認為守舊派“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背離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因而是十分荒謬的。他抨擊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思想，持一孔之論、守一家之言，“于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他”，給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嚴重危害。他說：“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的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于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①他要求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希望學生立志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使中國加入“世界學術之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中國思想界產生強烈反響。1918 年11 月，蔡元培在慶祝歐戰勝利大會上作了題為《勞工神聖》的講演。他聲情並茂地說：“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②這里，他所說的勞工，是泛指各種勞動者，不單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③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新認識。“勞工神聖”在當時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蔡元培主張教育平等，極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學生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贊助他們走出校門去為勞苦大眾服務。1920 年，平民教育講演團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2 年，北京大學開始規定五一勞動節放假，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出布告：“本日為精神勞動紀念日，經校務討論會議決，放假一日。”這座全國最高學府，公開紀念勞動節，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貴。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要蔡元培負責召回結隊游行的學生，蔡元培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不大贊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說：“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學生被捕後，他同情學生，並立即對被捕學生積極進行營救。當警察總監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的條件時，① 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卷），商務印書館1931 年版，第105 頁。② 《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11 月27 日。
③ 《北京大學日刊》，1918 年11 月27 日。
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還和師生們在校門口列隊歡迎被捕同學歸來。
5 月8 日，北京政府決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長職務，並下令北京各校整飭學風。在巨大的壓力下，蔡元培悄然離京，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北京大學師生發起了“挽留蔡校長”的斗爭，北京各校和社會各團體也積極響應。北京政府懾于群眾的壓力，被迫電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長。由于校內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 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向北大和全國青年學生表示：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①。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卻不完全理解群眾運動的作用；他憂國憂民，富有愛國精神，卻看不到解放中國的道路。因而他認為救國運動已經完成，學生應該“盡瘁學術”。這時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讀書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之中。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界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蔡元培認為，應以“學術自由”的原則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必即信仰馬克思。”①1921 年11 月17 日，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啟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會的成立，並應約在會上講話。當時北京政府到處防范“過激主義”，北京大學居然允許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存在，這說明了蔡元培的膽識。
1920 年冬，蔡元培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1921 年9 月回國。1922 年初，北京爭取教育獨立運動呈現高潮，蔡元培積極支持這一運動。3 月，他發表《教育獨立議》一文，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②。
1923 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歐。此後一段時間，他雖然仍保留北大校長名義，但已不主持北大實際工作。1924 年1 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蔡元培在歐洲致電北京大學，對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表示完全支持。並撰寫《為國內反對日英風潮敬告列強》一文，在歐洲各國報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發表，揭露慘案真相。
1926 年2 月，蔡元培由歐洲回國，堅辭北大校長職務。雖因各方挽留，辭職未果，但仍滯留上海，沒有北上。1927 年3 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參與了蔣介石等策劃的反共“清黨”活動。4 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通過了吳稚暉等提出的彈劾共產黨案，並要求國民黨采取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員加以逮捕。4 月12 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13 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通過了取締“反革命分子”等項決議。
蔡元培作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當群眾運動日益高漲時，害怕群眾的覺悟和劇烈的反抗行動；同時，他推崇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並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因此，在革命高漲和政治大變動的時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國民黨反動政權拉開了距離。① 《北京大學日刊》，1919 年7 月23 日。
① 李季：《馬克思傳·序》，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 年4 月版。
② 《新教育》第4 卷第3 期。
從1927 年4 月起，蔡元培先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1928 年8 月，他辭去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該院于1928 年6 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領導下，至1930 年，中央研究院先後建立了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曆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等研究所和一個自然博物館，彙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灝等眾多知名學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請楊杏佛任總干事，就是以楊之長補己之短。他說：“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①他挑選造詣深厚的學者做各所的所長，用有科學知識和有領導能力的人做總干事。他們都有充分的權力，展其所長。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經費雖不甚多，卻能在短時期內，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學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為發展我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傾注了滿腔心血，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國民黨“清黨”以後，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蔣介石政權來謀取國家獨立，實現民主政治，但這個政權越來越專制獨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義，強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來抗爭。
1930 年8 月，鄧演達成立第三黨，揭起反蔣旗幟，蔡元培表示支持，並打算同鄧合作，醞釀反蔣各派的大聯合。1932 年12 月，他和宋慶齡、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要任務是營救關押在獄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後，他和宋慶齡等曾聯名營救楊開慧、鄧演達、史良、羅隆基、胡也頻、陳獨秀、牛蘭夫婦、許德珩、羅登賢、廖承志、陳賡、侯外廬、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爭取民主自由和營救活動，引起蔣介石的恐懼與仇恨，他指使國民黨特務暗殺了楊杏佛，並迫使同盟停止活動。盡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但它是蔡元培後期政治生活的光榮一頁。
1933 年3 月14 日，蔡元培等百余人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
他說：“邇年來我國以反對共產黨之故，輒聯而及于馬克思之思想與學說，寢且言者有罪，此種觀念，亟應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籠罩著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帶頭發起紀念馬克思， 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1936 年10 月，魯迅逝世。蔡元培不顧國民黨當局的反對，和宋慶齡等組織治喪委員會，親自執紼，並致悼詞。他說：“我們要踏著前驅的血跡，建造曆史的塔尖。”①這一果敢行動，既表現了蔡元培對魯迅沒世不渝的友誼，又是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憤怒抗議。
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堅決主張抗擊日本侵略。他痛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張槍口對外，一致抗日。1933 年5 月，他在上海青年會舉辦的國恥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指出：日本侵華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滅亡朝鮮的老辦法來滅亡中國。現在它在東北制造偽國，就是這一套老把戲。1934 年，他又堅定地表示：我們“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②。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浩然正氣。1937① 《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248 頁。
① 《申報》，1933 年3 月13 日。
① 《救亡情報》第24 期，1936 年11 月1 日。
② 王世傑：《追憶蔡先生》，1940 年3 月24 日《中央日報》。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蔡元培于同年11 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間，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憂念國事，不忘收複河山。“由來境異便情遷，曆史循環溯大原。還我河山舊標語，可能實現在今年。”③1938 年4 月，會晤吳玉章時，蔡元培“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 年12 月，蔡元培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身份，為該分會撰寫了一首會歌，歌詞愛國熱情洋溢，充滿反侵略戰爭必勝的信心：“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甯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①1940 年2 月，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通過蔡元培、宋慶齡、毛澤東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成員。
1940 年3 月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國各地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澤東在唁電中稱頌蔡元培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在延安各界追悼大會上贈送的挽聯中寫道：“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是全國人民對一代宗師蔡元培崇高、公正的曆史評價。
③ 《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90 年版。
④ 《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98 頁。
① 《中央日報》（重慶），1940 年3 月24 日。
第四十章胡適胡適，原名洪骍，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有希強、自勝生、鐵兒、冬心、適、藏暉室主人等。安徽績溪人，1891 年（清光緒十七年）12 月17 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個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傳曾隨吳大澂先後在東北邊疆和廣東海南供職，頗有志于研究邊疆地理。母親馮順弟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是胡傳的第三房妻子。1893 年，胡適隨母親到父親在台灣的任所。1895 年回到家鄉績溪，入塾讀書。胡適6 歲喪父，由年輕的寡母撫育長大。1904 年，他離開家鄉到上海讀書，先後就讀于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讀書期間，他受到嚴複、梁啟超的啟蒙思想影響。中國公學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學生因抗議日本文部省的所謂“取締規劃”而歸國創辦的，所以校內革命空氣甚濃。這時的胡適經常為頗帶革命傾向的《競業旬報》寫稿。從24 期（1908 年8 月）起，他接任主編。從此，他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的文章更多，有時，一期雜志差不多全是他一個人的手筆。他常用的筆名有自勝生、希強、適之、鐵兒、適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適在他所寫的“社說”、“時評”、“時聞”、“雜俎”等文章里，經常激烈攻擊舊禮俗和批評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時常發表一些雜記、小品、詩詞等文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曾連載自己創作的小說《真如島》。
1910 年夏，胡適考取庚款官費留美。8 月離上海，9 月到美國，入康奈爾大學農科。一年多以後，改學文科，1914 年獲學士學位。1915 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留學期間，胡適特別注意觀風問俗，有意識地參與當地美國人的社會生活，使他對美國的文比、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有較深入的了解。他經常被當地各種社會團體請去作講演，通過這些講演，既訓練了他自己的英語能力，增加了閱曆，同時也向美國人介紹了中國的文化。這種經曆，對他日後深入探討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課題極有幫助。
胡適從他的導師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響是對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視。在學術方面，他把實驗主義的精義與中國傳統治學方法——考證學相結合，創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學方法。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學術工作，也對一代中國青年學子產生重大的影響。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也對胡適產生了終生的影響。
但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胡適最為熱衷的，也是為他一生事業奠定基礎的，則是文學革命的嘗試。
每談起文學革命的曆史，胡適都要提到當時在留美學生監督處工作的鍾文鼇。此人每月給分散在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分寄官費時，都順便附上宣傳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拼音的傳單。胡適很不贊成他這種輕率無據的態度，但卻因此引起他對中國文字語言問題的關切。胡適自幼在私塾讀書時已備感古文與日用語言分離的痛苦。當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之後，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話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見解。從此，他和幾個最接近的朋友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唐鉞等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文字與文學問題。在討論中，梅光迪最守舊，他絕對不承認“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為了反駁梅氏，胡適乃廣泛搜集資料，披閱中外文獻著述，來檢驗自己的立場和見解。由此，雙方辯論日多，梅氏愈辯愈保守，胡適則愈辯愈堅決，終于激出“文學革命”的主張來，並試驗用白話作詩、作文。
1916 年秋冬，應《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之請，胡適把他文學革命的基本主張用很謙虛的口氣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1917 年1 月，剛剛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將《新青年》亦遷到北京編輯，並發表了胡適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胡適提出著名的八項主張：（1）須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須講文法；（4）不作無病之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語俗字。文中特別強調文學必須有真實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斷言，白話當為中國文學的正宗，應當用白話寫詩、作文，作一切文學的利器。
文章發表後，反響特別強烈，陳獨秀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把胡適的溫和的學理式的主張，變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 年7 月，胡適回國，9 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從此，他與《新青年》一班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等結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以《新青年》為中心陣地，高舉思想解放的大旗，開展了包括文學、思想、道德、政治等各個方面，內容十分豐富而又有相當深度的，贏得全國進步青年和知識界熱烈響應的，震蕩全國的新文化運動。在這個運動中，胡適成了與陳獨秀齊名的領袖，他在許多方面發揮了有力的影響。
主要的有：1.繼續推動文學革命運動。
圍繞著胡適提出的八項主張，人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集中的是白話與文言的問題。反對白話文的主張亦時有發表。他們視為最有力的理由是說，以白話代替文言只是文學形式的變革，文學革命應革其內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適回答他們說：“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①胡適認為，文學形式的變革正是文學內容變革的必備條件。胡適更注意到，要真正解決白話代替文言的問題，必須成功地創造出有價值、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來。1918 年4 月，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堂堂正正地標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並系統地提出創造新文學的理論與方法。這篇極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鄭振鐸詡之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適還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寫實主義，提倡寫短篇小說，提倡戲劇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獨辟蹊徑，創作白話新詩。在白話與文言的論爭中，最受守舊派攻擊的就是白話詩。胡適于1919 年10 月，發表《談新詩》一篇長文，其中回答了爭論中最關鍵的問題，即新詩的音韻問題。從而為新詩的成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朱自清說，《談新詩》一文“差不多成了詩的創造與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1920 年3 月，胡適的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出版。著名文學史家陳子展評價說：“《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規范，不在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里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