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雖然規定“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但是由于當時政治的形勢，的偏見，各種書報刊物充斥歧視滿族的宣傳，許多街談巷議流露排滿的情緒，很多滿族人被迫改變姓氏，隱瞞民族成分。史料可查的一個例子就很說明問題，原開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請行醫執照，因是旗人，不予發照。他只好放棄滿姓瓜爾佳氏，改取漢族姓名李承蔭，並改滿洲旗籍為房山縣民籍，才獲准發照行醫。還有人在外面做事，寫家信時不敢寫真實地址“正黃旗”，而寫成“正黃村”，免得讓同事知道自己是旗人。以上說明，民族歧視給滿
人造成多麼大的思想壓力與恐懼。
滿族這種社會地位的變化，在《末代皇弟溥傑傳》一書中說：辛亥革命之後，滿族人民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當時，不光是父母，甚至連整個愛新覺羅家族都對溥傑說，自從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滿族處處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須改姓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業等。”後孫中山到達北京，在廣濟寺會見北京各界旗人代表。他在會上指出，“現在五族一家”，就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這才對北京地區的旗人的生計有了一些幫助。
然而即便如此，很多前清的名門望族，也在清朝遜位後沒多久就沒落了，究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就恭王府來說，溥偉在隆裕太後、宣統皇帝宣布“遜位”時，他力圖阻撓，當大局確定，溥偉方悲切地離開京城來到青島。清廷傾覆後來到德人侵占的青島的遺老，僅巡撫、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徐世昌、周馥、趙爾巽、張勳等紛紛前來購地建房，躲避革命風暴。
而北京的恭王府則一直是溥偉之弟溥儒居住。說起這位溥儒可是大名鼎鼎。他1896年生，曾以畫名與蜀人張大千並稱“南張北溥”。又與吳湖帆並稱“南吳北溥”。溥儒字心畬，又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溥儒自幼飽學，稍長專心研究，1911年入貴胄政治學堂，畢業後再入青島德國威廉帝國研究院，又柏林，學習天文和生物，獲得博士學位，他也精通經史和書畫，回國後先住清河二旗村，後隱居戒台寺10年，從此專事繪畫，以賣書畫自食其力。雖然溥儒是皇親貴胄，但他出生之時清王朝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不待王孫夢醒，恭王家族特權便隨著清王朝的轟然坍塌一去不複返了。好在詩畫風骨的溥儒並不在意家道的中落，他曾隱居西山，作文，寄情于山水之間。清麗的西山風云飛揚靈動，山腳下桑干河水清湍激揚，朝暉夕照，異彩紛呈，給溥儒以藝術啟迪。他決定拿起筆來，通過線條和色彩的組合變化來表現自己對大自然流光神韻的感受，寄托惆悵的情懷。溥儒悟性極高，加之與家藏古畫朝夕相伴，耳濡目染，中的溥松風、溥松窗、溥佐、溥毅齋等均為知名畫家，潛移默化，轉益多師，幾年工夫便畫技大長，于山水、人物、花卉無一不精，作品首展便轟動北京。著名、文學評論家台靜農先生贊其畫為能挾“天才學力，獨振頹風”。
作為能與具有世界影響的畫大師張大千齊名的榮譽，溥儒以山水獨步北方畫壇時，張大千已在上海成名，他的山水寫意猶如其人，狂放曠達，自成一家。雖說文人自古相輕，但作為南北兩畫派代表人物，溥儒與張大千間絕無此惡習，兩人不僅私交甚厚，時相往還，而且藝術上常相切磋補闕。更可貴的是他倆還聯手作畫，一人作畫，一人題款，可謂雙絕。身為沒落貴胄，溥儒免不了由落魄而生發出孤傲怪癖，放不下舊王孫的身架，他常名“寒玉”，常鈐“舊王孫”款名，便可見端倪。張大千雖然也狂放氣傲，但卻能曲諒俯就，常主動往溥儒宅邸拜望，在著名收藏家張伯駒的府上也常看到兩人身影。畫名並重，友情深篤，于是便有了“南張北溥”的美譽。
溥儒怎麼在這個時刻到去的呢？原來抗戰勝利後，溥儒幾度南游，並在上海舉辦畫展，又引起轟動。溥儒南下時，為西湖山水所吸引，以致流連忘返。但國民黨內戰炮火粉碎了他的藝術夢，倉皇之中他避戰舟山。當國民黨軍退守舟山時，溥儒已身不由己，不久便被國民黨用飛機裹挾到台灣。這時愛新覺羅家族中人，大都留在大陸，就連溥儀惟一健在的親叔，貝勒載濤也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被聘任為中央軍委馬政司的顧問，走進人民干部的行列。惟有溥儒別井離鄉，孤身台島，真個是形影相吊，孑然一身。
因此在台的溥儒一直郁悶不快，蝸居島隅，故園難返，親情阻絕，淒清孤寂，殘留的沒落王孫意識使他行為怪異，難以與人交流，“心死惟余忠孝在，夜深說與鬼神聽”，便是他內心世界的獨白。加之他不知珍重，抽煙無度，饕餮不節，積郁成疾，竟一病不起，1963年11月18日，終于油盡燈滅，在無盡的痛苦和鄉愁之中辭世，終年僅6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