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解釋著眼于中國技術進步的特征。中國很早就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但之後就少有進步了。例如：中國的滴漏鍾在當時非常先進，它本可以進一步發展成機械鍾，但是卻是由歐洲發明了比滴漏鍾更精確、更耐用的機械鍾，並且西方將這種技術壟斷了三百多年。由于中世紀的技術傳播速度很慢，當時的中國不能像現在這樣很快地模仿西方的技術。蘭德斯進一步指出："中國對這些技術沒有迫切的需要，雖然朝廷官員和大富人家希望擁有這樣的機器，但是他們並不願承認西方技術先進的現實，這些機器最後只被當做普通的玩具。這是當時中國犯下的一大錯誤。"將火藥用來制造武器本可以使中國成為軍事強國，但後來又是由歐洲而非中國發展了這項技術。中國發明的火藥殺傷力很弱，只有像歐洲那樣將火藥壓制成球狀或卵狀才具有極強的破壞力，而遺憾的是中國僅僅把火藥用于制造爆竹。
第二種解釋認為當中國本應該進一步發展技術時卻突然止步了。中國"大寶船"遠洋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為了向世界炫耀國威，從而贏得更多的附屬國。這樣的航行持續了很多年，由于每次遠航開銷太大，結果造成了財政危機，于是它就逐漸被取消了，15世紀時一個開放的中國突然封閉起來。本來就很蔑視商人的統治者明令禁止同國外進行貿易。貿易能夠推動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因而中國停止與外界貿易的做法最終導致了自身發展的停滯，並且中國自恃技術先進，既不向外界學習也不繼續改進。與此相反，歐洲從不以向中國學習技術為恥，"直到15世紀，歐洲在很多方面的進步都依賴于亞洲和非洲的技術，"麥迪遜寫道，"在1405～1433年，中國先進的航海技術體現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上。中國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進的防水設備，中國的航船更堅固，也更舒適，它們甚至能遠洋航行到非洲。但是，從那以後，中國就從世界經濟的舞台上撤回到東亞一隅，遠洋航行技術也日漸衰落。"
最讓人信服的解釋是中國文化方面的原因。500～600年前，中國就停止了探索和嘗試。包括馬克·埃爾文在內的很多學者都強調"新儒學"的影響，因為"新儒學"排斥科學，強調反省、感悟以及主觀感受。在埃爾文看來，"這種哲學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它的很多觀點和解釋是沒有依據並缺乏理性的……這就是當時中國為什麼沒有像以前那樣發展現代科學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在17世紀以後強烈抵制西方科學精神的深層次原因。"
與這一問題部分相關的另一原因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統治特點，這一因素甚至影響至今。德賽指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制。中央的權力越大，個人的主動性就越小。在那時，中國政府的封建管制使得他們不能在國內發揮這種才能，因為商人的活動不利于政府的有效控制。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老百姓仍處于政府的近乎于極權的統治之下。蘭德斯也發現了這一點，他引用艾蒂安·巴拉日的《中華文明及其官僚政體》中的一段話：
中國政府沒有對民眾進行極端控制的時候，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以及發明精神得到極大的發揮，他們向人類貢獻了絲綢、茶葉、陶器、印刷術、造紙術等等，這無疑推動了中國的發展，並幾乎將中國推進了現代工業的門檻……然而政府扼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國家不僅不允許違反和損害政府利益的事情發生，而且強制灌輸"存在即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規、傳統至上和不求進取的氛圍扼殺了革新創造，由于沒有自由環境，也沒人提倡和支持主動精神。
印度的"高水平均衡"
人們沒有對印度提出類似"李約瑟之迷"的問題。盡管印度曾經在數學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性的成果，其中包括創造了負數等一系列現代數學概念，但是與中國相比，當時的印度更不可能成為像英國一樣的工業革命起源國。不過印度經濟在很早以前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0多年前它的農業就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古印度種植了很多農作物，直到19世紀其他國家的人們才慢慢認識了它們，這些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麥、粟麥、豆類、葫蘆、甘蔗、油籽、檳榔、大蒜、胡椒、生姜、香料、棉花、絲麻和黃麻。不僅如此，印度還發明了多種耕作方式來種植它們。印度是勞動密集型農業，因此並不需要像中國那樣的農業技術創新，當然也很少得益于這種創新。正如曆史學家迪特馬爾·羅特蒙德指出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