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寅時，菊蘭又生下了一個娃，竟是男娃。全家人都很高興，特別的歡喜，心里總認為多虧他姐叫引玲，才引出了個小子娃來。
我為了破除迷信，樹立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的信念，便把娃的名字叫為“勝天”。但母親堅決反對，總認為天是神，只能敬，怎能勝？我說：“古人就有人定勝天的思想，咱怎麼連個名字都不敢叫呢？”母親說叫成“天勝”或“順天”吧！我更覺得不行；又讓叫成“勝德”或“天得”、“天順”吧！我都不同意，堅持要叫“勝天”。一直到上學報名後都沒有改。而母親和菊蘭在叫娃時，只叫“勝勝”或“勝娃”，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1953年元月9日我交了7．85萬元的地證費，領回了土地證。
1953年2月28日（正月十五）今天鬧元宵節，全鄉白天晚上都有熱鬧。東北村專門從鄉下借來了芯子，也演出了“社火”。真是村村熱火朝天，人人興高采烈。
1953年3月8日我參加了區署召開的黨團支部聯席會議。全區共12個團支部，
193名團員。會議要求，發展新團員掌握在現有團員的12％以內，分“五四”、“七一”、“十一”、“元旦”四期接收。團費每季交一次，每次500元。我白天參加整黨學習，聽講七八次；晚上參加群眾大會，宣傳學習法十五六次。
我先後兩次去了西莊子，看望孩子。每次去時總聽趙媽和菊蘭不停地念叨，說什麼“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沒黑沒明，沒完沒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們身上操。把兩個娃和他媽往這兒一送，就不管了，也不問一問他們的吃呀、穿呀、病呀的”。我聽得不耐煩，便說：“我上了十幾年學，不能出外參加革命，在本村還能不好好干？光顧自己私人的日月光景，能行嗎？”菊蘭說：“大家的事，要大家干，光把你一個人掙死，也不頂啥。你娃病了，看病吃藥不又得花錢？誰管你哩！”說來說去，越來越說不到一搭，我干脆回家，一走了之。到家後，我氣憤不過，又不好對母親說。晚上，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便編了一段歌謠寫于日記中：
買眼鏡，要配光，好夫妻，不勉強。
火性熱，水性涼，水火難在一起放。
一個是：能言利嘴又，十人她能面五雙，高帽一戴三尺長，笑里藏刀把人傷。有錯誤，不敢講，恐怕把她臉皮傷，自私自利小心腸，總嫌他把公事忙。
一個是：拙口笨舌黑模樣，人前說話全沒向。實則實，謊則謊，本本分分一個樣。人批評，他不犟，知錯改錯心里亮。大家的事他著忙，辛辛苦苦沒下場。照他倆，這個樣，怎麼能把幸福享。瞎子要找跛，啥人要找啥對象。各找各的稱心人，幸福和睦喜洋洋。
我寫此歌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對方改造思想，用的射心法，是否妥當，還待考慮。
1953年4月11日鄉政府開委員會時，討論了開墾村南娘娘廟的事。解放前，國民黨的軍隊為了修築碉堡，竟把娘娘廟拆了，把磚瓦木料全弄走了。剩下的廟底子破爛不堪，雜草叢生，影響村貌。鄉政府想現在把它收拾好，讓人開墾。但很多人都不願去動它，嫌是神廟，特別是送子娘娘。如果娘娘怪罪起來，可不得了。我才不信這一套，認為這全是迷信，便答應由我們互助組承擔，把刨出的磚同鄉政府分一半，開出的地歸互助組。
1953年4月12日我和廣前到廟子上看了一遍，回來後便和大家商量。其他人都不願意，我只好和廣前兩個人去干。斷斷續續干了好多天，一直干到5月下旬，共刨了2000多匹磚。雖然刨磚時出力流汗，我解下腰帶，脫了領褂，回家時卻忘拿了，但把磚賣後自己分了5.8萬元，心里還是挺高興的。
1953年5月4日我以7斗麥從會上買了一付車腳子，請來木工俊元、鐵匠文彬把它釘好，才徹底解決了拉麥的困難。在這之前，雖然有了大牛，互助組拉麥駕轅不成問題，但大伙買來的車箱卻沒有輪子，仍拉不成麥。
1953年夏收前，我賣了驢和地，買回了大牛。雖然解決了拉麥的駕轅牲口的問題，互助組鞏固下來了，沒有垮台，但到了麥收的時候，牲口價正大，一頭大牛是用一頭驢和6畝地換來的，這個經濟損失卻是很大的。況且，整個夏收只打下4石小麥，沒有一頭牛的價值大，這個經濟賬也就不能算了。而且買下的這頭牛，力氣不小，能獨犁、獨耕、拽上走，行動遲緩，打又打不動；粗蹄子笨腿，回個彎就得一大會兒時間，慢慢吞吞的，真急人。特別是碾場、拉料，一天時間干的活，還當不到毛驢一晌干得多。耕地也沒有毛驢快。家里人個個提起碨面、拉料使喚牛，就大發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