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層圖為紅旗，文字為：人人奪紅旗，個個爭第一。
二層圖為衛星，文字為：遍地放衛星，到處立奇功。
三層圖為火箭，文字為：速度賽火箭，干勁沖破天。
四層圖為飛機，文字為：飛機不加油，落在人後頭。
五層圖為汽車，文字為：汽車居中間，松氣落後面。
六層圖為自行車，文字為：苦干加巧干，才能奔向前。
七層圖為跑步，文字為：快跑來不及，插翅飛上去。
八層圖為慢走，文字為：穩步慢騰騰，未聞躍進聲。
九層圖為睡覺，文字為：警笛嘟嘟叫，他還在夢鄉。
1958年9月2日晚上，我寫好統計工作的喜報，召集起22個會計，敲鑼打鼓地把喜報送到了公社，算是實現了統計工作上的“三台”和“五化”。
1958年10月28日公社今天宣布：從下月起，社員勞動所得的工分，就只作為發工資時的參考，不再作為發工資的依據，而現在發工資的依據是各個勞力所評定的級別。評級的標准有5條：1．政治思想；2．體力強弱；3．勞動態度；4．技術高低；5．參照底分。工資發放的標准是：八層為基本工資，按所評定的等級拿基本工資。兩層作為獎勵工資，共分9個等級獎勵，各等級在總人數中所占比例為：一級占4％，二級占5％，三級占8％，四級占10％，五級占20％，六級占20％，七級占15％，八級占10％，九級占8％。底分最低為3分，即一級；最高為11分，即九級。
1958年11月1日全公社宣布吃飯不要錢。我十分驚奇！難道真的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嗎？真的到了物質極大豐富、人們的覺悟極大提高的程度了嗎？真的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嗎？那麼，為了定額記工，為了包工、包產、包投資的“三包”，讓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嗎？吃飯不要錢，那麼食堂也就不要饃票、菜票了吧！財會人員也就輕松多了。真是謝天謝地，謝謝黨和毛主席了。
吃飯不要錢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饃票和菜票了，人們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記工了，什麼“三包”，什麼以產定工、財務包干、定額記工，一律不要了。大家都以沖天的干勁，飽滿的熱情干活就行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有活哪里干，哪里有飯哪里吃。隊與隊之間，可以互相支援，大力協作，不講報酬。真是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但這只是外表看起來轟轟烈烈，干勁沖天，干出事兒來的實際效果並不大。每天晚上，隊長出工鈴一打，臨時組織突擊拉糞。幾十個人拉一個大膠輪車，送上一兩回糞，回到食堂大吃一頓。有人拉車時也掛條繩，車跑得快，他落在後邊，趕也趕不上，咋能使上勁呢？拉畢到食堂吃飯時，吃了一碗又一碗，直吃得口里發哼聲，幾乎走不動。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飯放衛星”的現象。大多數人出勤不出力，到場算個數，有時連勤也不出了，今天你有病，明天他感冒，出現了“病人多，孕婦多，產婦多”的“三多”現象。特別是一些重活、累活，像除圈、鍘草、軋花等沒人愛干。
1960年4月13日我和路井大隊的支書李漢斌去韓城縣參加全縣的“五干會”，即縣、社、管區、大隊、小隊的干部都參加的會議。
1960年4月15日大會開始，由縣委劉治平作報告。劉書記指出，要積極發展公社一級的經濟力量，為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過渡准備條件。1959年的社員分配收入人均達到7元5角。分配部分供給占到27％，工資占到73％，人均口糧為364斤。今年要使社員分配收入達到人均100元。口糧分配要實行“以人定量，指標到戶，糧食到隊，定期發票，憑票吃飯，節約歸己”的辦法。要改進工作作風，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汙，反對浪費。
“五干會”進行到“三反”階段的討論時，要求人人發言，並向大家講明：自動交代的人不給處分。我覺得自己沒有啥問題可談。但仔細一想，去年制定1959年決算分配方案時，當時全大隊實有人口2843人，因在外的人口有的不時地往回遷移，還有經常出生的人口。如果把這些不估計在內，這半年的口糧從何處來？于是我便和李支書商議，李支書說：“是呀，那就按2880個人計算吧！即使遷移和出生的人用不了的話，大忙季節還可為牲口加點兒料。咱們22個小隊，一個小隊一兩個人也是正常的呀！”于是我便按2880人上報，可現在回想起來，總覺得有點兒不妥當。“三反”運動愈來愈緊，等以後被人查出來，雖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我總覺得被動，倒不如自己先講明情況主動一些。于是我便在小組會上談了這件事情。不料大會竟把這件事情當做問題，要作處理，並要李支書和我在大組會上進行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