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元月27日下午，保管員侯尋榮來我家辦理有關手續，見我面黃肌瘦、身體虛弱，便關切地說：“你身體咋成了這樣子，得補一補。到街上買幾斤菜吃一吃，身體自然會好的。”我苦笑了一下說：“是呀，菜能補，買菜是要花錢的。只是家里連飯都吃不上，還買啥菜哩？”又看了看睡在炕上的幼小瘦弱的萬勝，便吞吞吐吐地說了想把娃給人的想法。尋榮聽後默默無語地走了，便把我想把娃給人的消息悄悄傳了出去。
1961年2月12日今天是臘月二十七，也是春節前最後一個集會日。我去會上想辦些年貨。由于市場剛開放，上會的人非常的多，但物價特別貴。一張紅紙2元，一斤蘿蔔5角，一個蒸饃1元，一斤棗3元。我在會上看來看去，覺得什麼也買不成，只好空著手回來了。但是春節的對聯還是要寫的，我便擬了兩副：
鼓起心勁
迎春節升標准大人小娃皆歡喜
備春耕分菜地男女老少齊出力
福中知福
憶過去酸甜苦辣皆嘗遍真夠艱難
看今日酒肉糖油都分到實是幸福
趕春節前，飼養股長高李來在南邊買回來不少紅白蘿蔔，分給我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蘿蔔煨在炕洞吃了，確實能止饑。社員把地里的紅薯根、紅薯蔓，都刨來吃了。食堂把曬干的紅薯葉也用秤稱出分給社員當糧吃。周圍村里村外的榆樹皮也被人剝光吃掉了。
1961年初，中央下達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人稱《六十條》），大大激發了社員的勞動熱情。《六十條》中規定：允許社員在不影響集體生產的情況下，可以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開墾少量荒地。
我雖然拉車出過危險，但也不能因此就不再干拉車的活了。因為生產隊只有拉車的活路最多，天天有做不完的活。土呀，糞呀，莊稼呀，哪一樣離了車都不行，拉上車就有掙不完的工分。為了全家八九口人有糧吃，能活下去，我的車還得忙。由于匠人將就咱家的料做下的車箱有點兒小，跟我一起干活的人，都覺得不公平，認為同樣是拉車，記下同樣多的工分，你的車小，裝得少，出的力就少，但工分卻沒少。起初，社員只在我背後議論，以後就當著我的面說。我聽在耳里，記在心里，每次裝土、裝糞盡量多裝幾锨，裝飽些，但背後仍有議論。于是我和菊蘭多次商量，干脆另買一個大些的車箱，以避免別人有意見，弄得自己在人前也說不起話，好像有短頭似的。但是，哪里來的錢呢？這不是三五元錢，儉省一點兒就能省出來的！咱每一分錢真像在肋子上串著一樣，花之前要算來算去，看該不該花，能不花的錢就盡量不花。我去澄縣煤礦翻幾架溝帶炭，連買一碗開水的幾分錢也舍不得花。帶個瓶子灌上開水，放在車子上，上坡渴了喝上兩口涼開水就行了。家用一分錢，我也要寫在家用賬上。我為找一二分錢的差錯，經常半夜半夜的核對尋找。春節時，我從不給娃們壓歲錢，只是每年到除夕前的一兩天，給上三五元，讓她給孩子們發。但元宵節一過，我便把孩子們身上的壓歲錢一分不剩地收回來，又寫在家用賬上：1961年是2元1角，1962年是2元9角5分，1963年是3元3角，1964年是4元。我從不給娃們零花錢，也不給孩子們花錢買玩具。趙媽用她賣布來的錢給勝天買了個小皮球。菊蘭便把它放在小板箱里，不敢給娃，害怕我見了要問買皮球哪里來的錢。就這樣，這個小皮球一直放了多年，最後便成了蔫皮了。
1966年2月3日早上，“社教”工作組的張步橋找我個別談話，要我趁早主動交代問題。我便談了自己從1954年建初級社，到轉高級社，最後直到公社化，又劃分了大隊的過程。我說：“張同志，我當會計10多年來，為了集體的利益不受損失，得罪的人太多了！1956年轉了高級社，干部們在副業股經常炸油糕吃，我一次也沒參加過。1957年春，整社整風時，我畫了漫畫，揭露了社干們多吃多占的事實。工作組馬超俊把我安排到整風組當秘書，收集社員群眾大鳴大放的意見，也得罪了許多人。1959年，路井大隊安排侯太估去外地買牲口，我把買回的騾馬價按稅票出了賬，後來他們把一部分又賣給了別的大隊。我把價款如實的入了賬。後來稅所曹曉來查問，我如實地讓他錄了價錢。稅所說這是販賣行為，便找到支書和主任，要罰款、補稅，後來公社對太估作了嚴厲的處分，停止了他候補黨員的候補期，使他入不了黨。而年終稅局卻給我發了張護稅模范的獎狀。1960年，大隊讓侯克紅去山西買牲口，他回來報賬時卻沒有發票和單據，我堅持了要有同行人的證明才能報銷的財會規定。當時的同行人是侯真億，他從未聽說過克紅在那里丟失過單據，所以不給寫證明。而侯克紅至今也未報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