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上海路燈下
張謇以狀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並沒有給他帶來很多實際的方便。因為籌資無門，原本計劃民營的企業因為缺乏民資的參與，最後只能求助于官方資本。
1895年，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向朝廷請示，委派張謇、陸潤庠和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和鎮江興辦企業。丁立瀛在鎮江無所作為。陸潤庠是比張謇早20年的同治狀元，當時因母親患病在家歸養。但陸對經商辦廠興趣不大，兩年後重歸仕途，後來累遞升至侍郎、尚書、大學士。而張謇卻是離開官場再不回頭。
江蘇是中國的主要棉產區之一，以"紗花"聞名天下，產量和質量都很高。當時日商在中國大量采購棉花運回日本，加工成棉紗之後以高價回售中國市場。因此棉紗業成為洋務派扶持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張謇為籌辦中的紗廠起名"大生紗廠"，取《易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從1895年底開始籌辦到1899年4月投入生產，"首尾五載，閱月四十有四"。在這44個月中，大生紗廠的招股集資曆經曲折，幾次瀕臨夭折。這段經曆是近代中國企業發展不易的一個生動例證。
大生紗廠最初定位為商辦，由張謇出面在民間集資。張謇召集到的股東包括沈敬夫、陳維鏞、劉桂馨、郭茂芝、潘鶴琴和樊時勳。前三位來自通州，後三位來自上海，因此分別稱為"通董"和"滬董"。最初決定以100兩為一股，共6000股，籌銀60萬兩。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滬董之間，幾度分合，股金遲遲不能到位。張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時張之洞早已調任湖廣總督。張謇通過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將1893年張之洞用官款向英國購買但一直擱置在上海的4萬多錠舊官機折價，折算為50萬兩入股，性質是"官股"。大生的性質相應改成官商合辦，張謇還需要另外招50萬兩"商股"，以使官商雙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還是遲遲募集不全。恰在此時靠洋務起家的另一位實業家盛宣懷也要買機器，就從張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機器，折算為25萬兩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標也就相應調整為25萬兩。但即便把籌資目標下調了一半，大生最後可以籌集到的商股也沒有25萬兩。在大生開工時，真正向社會籌集的商股資金只有15余萬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嘗盡辛酸，四處碰壁。江甯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甚至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無奈間，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張謇在筆記中寫道——那些市儈油滑的小人官吏對他冷嘲熱諷，陰陽怪調，而他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從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張謇在內心並沒有徹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還有儒家傳統所賦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和某些人來往；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說某些我不屑于說的話"——他終究還是很歎惋自己所作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