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他看到日本所進行的經濟活動，深為擔憂："德國已成過去，俄國尚有所未知，日本則方進取未已，為東北最可顧慮的問題，十分緊迫，尤其是我們應該覺悟的。"但是他也客觀地指出日本人在東北的經營，不僅有其事業，更有其精神——第一是秩序，從大連碼頭，沿著南滿鐵路，凡日本人經營的市場、車站和火車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確、清楚，從指引方向的地圖、路標，到參觀時介紹情況，凡數字都准確，凡情況都清楚；事業中的工作人員，都明了事業的全部情況。他由此而深感應該吸取日本人辦事之認真。
回到重慶後，盧作孚堅決辭去了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的職務，全力投入民生公司和北碚的地方建設。1930年到1933年間是盧作孚最繁忙的時期，也是他建樹最多的時期。
企業家通常善于實干，而無暇做理論歸納，更不說商業之外的理論歸納。盧作孚卻有出奇深刻的社會思考，甚至有一套相對完整的世界觀。中國所面臨的困難和出路，在他看來是因為中國人只有"集團生活"，而沒有"社會生活"，這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的最大障礙。所謂"集團生活"，是基于家族關系、親戚鄰里朋友關系的一種農耕社會的組織生活。所謂"社會生活"則是一種現代集團生活，是超越家庭、超越親戚鄰里朋友關系的"工商時代的集團生活組織"。這種集團生活不以家庭和親朋關系為核心，不是家庭、家族之間或派別之間的角斗，而是存在于企業和企業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競爭。
用什麼樣的方式改造中國的效果最好，社會成本最低？盧作孚在青年時代曾經常常討論和爭議。盧作孚年輕時代參加少年中國會，會中不乏熱血青年，常以炸彈自比，表示革命的決心。盧作孚卻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在某一個時代，盧作孚大概要被批判成"改良主義者"，但是盧作孚確乎在進行另一種革命。
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那時，四川境內軍閥割據，內戰不絕，此間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市肮髒混亂。從1927年盧作孚來到這里負責峽防事務時起，他就把中國內地的這個貧窮落後的鄉村地區當做了他的一個試驗平台——"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是靜的，是被問題迫著了而後動的。我們要變更這個習慣，要求動，要求在一個理想上活動，在一個使命上活動，在繼續不斷前進當中活動。"
僅僅兩三年內，這個地區從無到有地建起了科學院、中學、工廠、公司、醫院，甚至還有公園和植物園。1932年初，著名愛國活動家杜重遠來到重慶，觸目是衣冠不整橫行霸道的軍人、鴉片煙館和妓院。但他一到距離重慶市區不過幾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他在給《生活周刊》的通訊中對北碚大為贊賞。這時，盧作孚到北碚工作不過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