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6年，黃炎培到四川考察後，在《北碚之游》里寫道："北碚兩字名滿天下，幾乎說到四川，別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當時的四川被外人視為"魔窟"，軍閥混戰，且沒有現代工業。但四川的北碚地區卻以它的安甯、整潔、進步和文明而聞名于省內外。這似乎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所以杜重遠才說，北碚"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
僅從器物層面看，北碚的進步並不是特別快。1938年的北碚與1927年的相比，並沒增加許多硬件設施。更有價值的建設是對人精神和素質的改進。盧作孚說："建設的第一樁事，是把人建設起來。"這大概是因為他早年從事教育工作的緣故。杜重遠說，北碚的"種種機關皆為盧公訓練出來之二十歲左右青年所經理"，他親自訪問了這些青年，不勝敬佩。北碚讓人想起張謇的南通城，但盧作孚早已走出了張謇所繼承的傳統。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隨處可見一個充滿現代感的建設者的身影，支撐他的早已不是儒家的聖賢理想，而是"五四"之後中國新知識分子所接受的科學觀和人文觀，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組織和管理觀念。
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鄉村建設試驗區。抗戰爆發後，內遷來到重慶的機關、學校和居民大批遷入北碚地區，這里被稱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內名流、專家學者薈萃北碚。強敵壓境之時，他們在此得到相對安甯的生活，能夠繼續他們的科研和教育事業。抗戰時期的不少重要科學論著與文學作品都是在北碚寫成或出版的。中國鄉村建設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們的知音，他們在江蘇、河北和山東被迫中斷的鄉村建設事業在北碚得到延續。抗戰勝利後，北碚亦很少受到內戰的侵擾。雖然當時的政府對于這個試驗區，始終想要進行控制和滲透。但是，在專制力量集中而強大的重慶，北碚竟然成了一塊"民主的特區"。這不能不說是又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出現，不但需要盧作孚等人的意志力和影響力，更需要一種特殊的智慧。因為盧作孚畢竟不是官員，沒有行政權力，他與北碚地方當局的默契必須建立在利益共同的基礎上。
"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盧作孚的船隊將當時中國僅存的工業物資轉移到了後方，保全了中國當時最後的一點元氣。但是他立下的功勞並沒有被他所挽救的政府長久地記住。
正當民生公司蒸蒸日上時，全面抗戰爆發了。此時民生公司擁有輪船46艘，總噸位18718噸，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長江航運的主力。當時盧作孚正在南京，准備赴歐美考察，被國民黨政府留下來幫助制訂撤退計劃。他致電民生公司說："國家對外的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二戰"期間曾經出現過幾次戰略性的大撤退，無一不是由政治家或軍事家組織的，而在中國卻出現了一場由民營企業家組織的影響到國家命運的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