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言
每個作者遲早都會有預見之才，是的，這一天並不是遠不可及。克里斯托弗·安德魯這種才能的發揮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機構——英國情報機關的建立》一書問世之後、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他逐漸地不再相信那種因蘇聯情報機關在劍橋大學（安德魯恰在此校執教）招募間諜的轟動一時的傳聞而引起的普遍看法，即兩方的間諜常常會投靠敵方，而克格勃工作者個個都是對信仰和事業絕對忠誠的人。安德魯認為，奧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員，他曾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機中起了關鍵作用）所走的路並非只他一人涉足。據安德魯家人講，安德魯曾在第一版《秘密機構》書中徹悟預言：“無庸置疑，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沒有出現，不過是因為他們的名字沒有見報而已。”就在此書出版前的短短幾天里，報刊上便出現了關于又一個來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斯基”的報導，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
戈爾季耶夫斯基從俄羅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為克格勃駐倫敦的情報站長之後幾個月。身為克格勃的工作人員，他是1974年開始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效力的。1986年夏、戈爾季耶夫斯基讀了《秘密機構》之後便與安德魯進行了聯系。在此之後整整一年的交往中，兩人對克格勃從初創時期的肅反委員會（成立于十月革命勝利一個半月後）一直到當今的活動持有極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間諜狂熱性的周期性發作，以及關于傳說中的各種陰謀（真實的和虛構的）勾當及其思想——這些成了安德魯研究的主要課題。戈爾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生涯中經曆了這些發作時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段是在80年代，那時克里姆林宮對其實並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擊計劃感到極其不安。戈爾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參與了這個蘇聯情報史上最大的一次國際行動，這次行動是由克格勃和蘇軍情報部聯手進行的（這本身就夠令人驚訝的）。此次行動的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國家的陰謀。行動進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說是非同尋常。比如，注視英國血站貯量動態、運往屠宰場的牲畜數目以及瑪格利特·撒切爾同英國女王的定期會面情況等。
研究克格勃在國外行動的最大障礙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對外情報機關，或采用官方說法，第一總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觸了許多這類材料，這才使得我們能夠填補這個領域中對其他作者來說是無法避免的缺漏。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安德魯便欣喜地得知：戈爾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對克格勃的曆史及其現狀感興趣了。1980年戈爾季耶夫斯基奉命編寫第一總局的秘密曆史和克格勃在英國、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以及澳洲。亞洲地區的行動事記。著手工作後，戈爾季耶夫斯基馬上發現，翻閱這些文件對他來說要比寫書有意思得多。當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帶有密級的、供內部參考的克格勃史中，戈爾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細述的。幸運的是在時過境遷，對于我們面前這本由安德魯和戈爾季耶夫斯基1987年開始撰寫的書來說，上述局限絲毫不起作用。所以說，恐怕這本書對克格勃的工作人員來說，比他們藏在保險櫃里的秘史還要詳實，信息量還要大吧。
本書雖為安德魯所著，但它卻是兩位作者共同勞動的結晶，其中的結論也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探討而得出的。本書參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檔案、兩位作者在許許多多西方圖書館和檔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時戈爾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總局和克格勒駐外情報站工作時所積累的豐富經驗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爾季耶夫斯基1962-1963年學習了一年，此後的九年里他先後在“中心”，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總部工作過（1963-1965及1970-1972年）；在駐哥本哈根的情報站同那些“地下”人員，即化名的無外交豁免權的人工作過（1966-1970年）。而以後的十三年間。戈爾季耶夫斯基在駐哥本哈根的政治情報處（1973-1978年）、“中心”（l978-1982年）以及倫敦等處任職。
戈爾季耶夫斯基觀點變化的轉折時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這一年華沙條約組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帶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綻放的自由之花。同所有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戈爾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種方式，以便為捍衛民主而與一個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對派斗爭的政治體系進行斗爭。在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爾季耶夫斯基認識到，對于一個克格勒軍官來說，最好的斗爭方式就是為西方效力。于是他開始進行聯系，經過長期的相互試探，他于1974年底開始同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積極合作。
在為英國情報機關工作的過程中，他想方設法去詳細地了解第一總局的資料，甚至不惜挺而走險。在工作期間他和許多克格勃高級官員、高級外交官和黨務工作人員交談過。“真是不可思議”，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只在這些高級人員的辦公室里隨便坐坐就能探知許多東西。一他們每個人的桌子上都擺放著幾排電話，而電話的多少則表明它們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總局負責對歐行動的副局長維克托·費奧多羅維奇·格魯什科辦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鍾的報告，戈爾季耶夫斯基卻經常要在他辦公室里坐上個把鍾頭。等著這位要人手里同時抓著好幾個聽筒處理每日的緊要問題。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是戈爾季耶夫斯基曾經提供過國際時事情報的最高層黨內官員。在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三個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戈爾巴喬夫首次出訪了英國。在訪問期間，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報彙編，而其中大多數是戈爾季耶夫斯基提供的。當時戈爾巴喬夫就未來工作的一些重點陳述了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同蘇聯大使館及克格勃駐倫敦的情報機構的活動都是有著直接關系的。也許以後他曾思索過命運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國際談判中征詢意見的竟是一個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效力的間諜。
安德魯和戈爾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對來自劍橋大學的蘇聯間諜的曆史很感興趣。安德魯執教的劍橋大學作為既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同時又為其主要對手——克格勃培養人才的基地，享有雖不體面、但卻是無以倫比的榮耀。不管報刊雜志給人何種印象，英國秘密情報機構近水樓台，它招收的劍橋大學畢業生數還是比克格勃要多。
1960年風行一時的電影《傑出七君子》上映之後，幾個劍橋畢業的克格勃的主要間諜便在“中心”得了“劍橋五傑”的綽號。他們的肖像和他們上司的照片一起為第一總局的紀念館添光加彩。1963年1月“劍橋五傑”之首金·菲爾比在莫斯科露面。戈爾季耶夫斯基對他的升遷很感興趣。
十年後（1973年），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買了一本帕特里克·西爾與莫林·麥克一肯維爾合著的《菲爾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傳記，並通過他在“中心”的朋友阿爾貝特·伊萬諾維奇·科茲洛夫將書寄給了菲爾比。菲爾比讀完後還給了戈爾季耶夫斯基，並在書的襯頁上寫道：
親愛的同行奧列格：
書上所敘我事，請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爾比
戈爾季耶夫斯基對菲爾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報刊上所極力描寫的光輝形象大批徑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時候，戈爾季耶夫斯基聽了菲爾比在“中心”的第一次公開演說，聽眾約三百人。他是用英語講的，開頭是這樣做“今年非同尋常。我們不僅要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還要慶祝蘇聯足聯成立五十周年。”聽眾的反映是兩次哄笑，——先是懂英語的笑了，然後是其他人聽了翻譯以後笑了起來。在以此緩和了全場氣氛之後，菲爾比開始含蓄卻又尖銳地批評克格勃，因為克格勃對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關心。“工作這些年，我到過好幾個世界上最大的情報機構總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見了諸位。”
在同西方記者的偶然幾次會面中，菲爾比有時也抱怨過克格勃對他的能力重視不夠，但他從未真正傾吐過這種“疏忽”對他的刺傷是多麼的深。相反。他想留給大家一個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顯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幾個月的最後一次答記者問時，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證實了關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經是上校軍銜的傳聞。奈特利稍晚些時候曾問過他。後來有沒有升到將軍。菲爾比作了模棱兩可的回答：“嚴格說來，克格勃內沒有軍銜，但我有將軍的權力。”菲爾比很清楚克格勃內是有軍銜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將軍。但最令菲爾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間諜”這一層次，雖然他應有盡有。1963年1月，當他來到莫斯科的時候，還滿以為能在“中心”獲得高官，但很快他就痛苦地認識到，西方的間諜，不管你多麼勞苦功高，是永遠也不會被授予克格勃軍銜的。同菲爾比一樣，他們最終也不過是間諜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爾比去世。他的稱號仍是他的化名——間諜湯姆。
克格勃永遠不會絕對信任西方間諜的，這一點菲爾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科的時候，他的摯友蓋伊·伯吉斯已經成了十足的酒鬼。對其怪僻的個人生活克格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時候則是英國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爾比如何懇求，在這個老朋友臨終之前，他最終沒能獲准與其見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月，他將自己的藏書、冬大衣、一些家俱和兩千英鎊留給了菲爾比。菲爾比本人即使前往社會主義國家也受到了嚴密的監視。動身去古巴的時候，為斷絕他通過機場過境廳逃跑的一切可能，他們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線。在莫斯科的頭幾年，菲爾比經曆了沒完沒了的審問，要他詳細描述他所交往過的英國情報機構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參加過的哪怕是間接的行動。對此他頗感失望，難以排解。但後來他學會了淡忘，因為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飯。除此之外，他們還讓菲爾比幫助編寫戰後蘇聯在英國最出色的秘密情報人員科農·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爾，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的回憶錄，同時，他也為自己的宣傳性回憶錄做些准備。他的回憶錄經“中心”考慮了很久之後，終于允許在1969年予以發表。為了對他肩章上缺幾顆星表示慰藉、在1965年給他授予了列甯勳章、之後，又陸續獎給他了各種徽章和蘇聯特工機關發的獎品。正如他後來向奈特利誇耀的，這相當于被授予蘇式騎士稱號。“當然，騎士稱號也有各種各樣的，不過列甯勳章的檔次是最高的”，菲爾比說。
到了1967年，對他的審問、談話告一段落，但他還是因感到克格勃對他巨大的潛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視而情緒低落。菲爾比的個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後，他同唐納德·麥克林交上了朋友。菲爾比與此人只是在劍橋大學畢業後見過一兩次，在這之前並不熟識。他倆的交往到1965年就斷了，這一年菲爾比的第三個妻子離他而去，邁琳達·麥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過了一年，這個家庭之舟又遭水傾覆。菲爾比嗜起酒來，醉了就在俄羅斯四處游逛，完全喪失了時空觀念。與最終被狂歡送入墳墓的麥克林（雖然不似伯吉斯那麼快）不同的是，菲爾比沒有走上這個最終結局，魯法挽救了他（按菲爾比的話說，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們于1971年結為伴侶。
同菲爾比的接觸更堅定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為西方效力的決心。菲爾比枉然去使自己相信，從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見未來的堅固基石，而這塊基石的一角早在劍橋大學的時候就已望見（他在後來自己的回憶錄中如是敘述）。戈爾季耶夫斯基則不然。在他看來，曾經一度令劍橋大學生神往的、公正的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神話，與勃列日涅夫時期俄國慘淡的現實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菲爾比本人也時常感到這條鴻溝的深不可測。當他抨擊蘇維埃體制時，克格勃的軍官卻說“這和我有什麼關系”，這使得菲爾比怒不可遏、“有什麼關系？和每個蘇聯人都有關系！和你們大家都有關系！”菲爾比憤憤說道。
雖然“中心”在西方極力宣揚菲爾比的官運，但對1979年過分渲染“劍橋五傑”第四號人物安東尼·布蘭特一事卻持不贊成的態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極為擔憂地關注著西方對“五傑”的第五號人物的大肆追捕。當時在西方，“謊報軍情”現象四處泛濫，一摞摞的暢銷書講述著關于蘇聯間諜的虛構的和真實的故事。為此，弗蘭克·伯奇、塞弗通·德爾莫、安德魯·蓋伊、羅傑·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爾、格萊姆·米切爾和阿瑟·皮古都成了無端指責進行間諜活動的犧牲品，——而實際上他們在此之前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指責也牽扯上了魯道夫·佩爾斯爵士。大家以為他也已經去世了，可他不但活著，而且還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訴並在這起誹謗案中勝訴。上議員羅特什里德也未能躲過對其的“關注”，不過為避免再一場官司的麻煩，人們還未敢對他進行直接的指責。他在1990年去世，成為含沙射影的傳言和流言蜚語的犧牲品。威爾弗雷德曼博士雖然沒有對誹謗者提出起訴，但他不得不進行公開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懷疑的汙點。
如果克格勃不那麼熱衷于其陰謀理論的話，它大概會很愜意地看到一出出鬧劇的上演，其中有報界對追捕“五傑”中的第五號人物的追蹤報道所引起的混亂及其對英國軍事情報機構的名譽造成的損害，因為英國的安全機構簡直就要成為克格勃的國外分支機構了。但就在克格勃內部也並不喜歡這些喧囂，認為這是英國情報機構的一個險惡的陰謀。1981年，當英國報界開始不時出現關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五號人物的大標題時，戈爾季耶夫斯基才剛調入第三處駐英國分處。平切稱，第五號人物不是別人，正是羅傑·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國軍情五處的處長。
在此之前，在翻閱了第一總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後、戈爾季耶夫斯基已經知道了真正的第五號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間諜行為之後，他還就此人與安德魯波夫學院第一總局訓練中心二系（反間諜專業）主任伊萬·亞力山德羅維奇·希什金交談了好幾個小時。希什金是第一總局英國問題專家中心的位校者，曾在倫敦任情報機構副頭目，1956年到1970年間還在那里領導過反間諜的工作。
希什金堅持說，在對霍利斯的指控中沒有一句真話。戈爾季耶夫斯基在“中心”的一個朋友，即第三處某分處處長阿爾貝特·科茲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認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聞界又將霍利斯一案翻了出來，因為英國軍情五處的退役人員皮特·萊特在電視采訪中發表了對霍利斯不利的聲明。此人慣于搞陰謀，三年前就是他給查普曼·平切提供了發表聲明的主要材料。那時戈爾季耶夫斯基從倫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國處前任頭目伊戈爾·維克托維奇·季托夫會面時，他看了克格勃關于萊特的聲明電報。季托夫以前曾在倫敦搞過政治情報工作，並在那兒任情報機構副頭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國。“真是天方夜譚，”季托夫說，“不過這後面隱藏著某種內部的傾軋。”第一總局三處副處長兼顧問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維奇·斯韋坦科也持這種看法。
也許是命運的嘲弄，當英國新聞界對滲人英國情報機構的蘇聯間諜興致最濃的時候，卻正是這些間諜十五年來首次銷聲匿跡之時。駐倫敦的情報機構的材料表明，從1961年喬治·布萊克被捕之後，克格勃就在英國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斷了情報來源。皮特，萊特恐怕怎麼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輕易地就推翻了對霍利斯的所有指控，因為英國秘密情報處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報來源。
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情報生涯達到頂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效力11年了）此時他在“中心”的聲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從1983年起，在主持政治情報機構的工作和擔任倫敦情報機構副頭目期間，他定期向莫斯科發去一些有關政治問題的整篇報告並總是受到好評。1984年12月戈爾巴喬夫訪英期間他向其提供的情報資料鞏固了自己在倫敦的地位。1985年1月，戈爾季耶夫斯基被召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駐倫敦情報機構的第一把交椅。戈爾季耶夫斯基要在其前任列昂德·葉夫列莫維奇·尼基堅科回到莫斯科後再走馬上任。在此期間，他被告知了情報頭目與莫斯科進行絕密聯系所使用的個人代號。1985年5月17曰，星期五，在倫敦的戈爾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電報，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職務。（全憑他那蓋世之才和頑強的生命力，戈爾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過此後的一連串事件，否則我們手中也不會有這本書了）這封電報確實沒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爾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員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總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將軍要接見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時候，在1988年，親自主持了克格勃的工作）。這封電報對當時蘇聯駐倫敦的大使、目中無人的維克多·伊萬諾維奇·波波夫觸動很大。以前他和戈爾季耶夫斯基之間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棄前嫌，滿臉笑容、慈父般地叮囑戈爾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見面時該如何行事；
情報人員的第六感覺告訴戈爾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著這封電報，他感到手心出汗，兩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談完話不久，又來了第二封電報，告訴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談話的題目。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個巧妙偽裝的陷講。他試圖讓自己相信這是雙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變得多疑了，在莫斯科等著他的除了桂冠，不會再有別的什麼。情報機關間諜的這種自豪感使他打消了心頭的疑慮，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這一天是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其倫敦工作三年來最忙的一天。他要准備啟程事宜，要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備情報材料，還要將五千英鎊轉交給一個“地下”人員。機構的技術人員專門用制型紙做了一塊中空的“磚”，以便把包在玻璃紙里的250張二十英鎊的紙鈔放進去。戈爾季耶夫斯基將“磚”放進一個塑料小袋中，然後就和自己的女兒瑪麗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們來到布魯姆斯貝里區的科來姆斯·菲爾茲公園，那兒離大奧芒德街著名的兒童醫院不遠。和女兒們玩的時候，戈爾季耶夫斯基悄悄將“磚”藏人公園北牆與小路之間的草叢中。
5月19日，是個星期天。這天早晨，一輛使館的“格拉納達”福特車將戈爾季耶夫斯基從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機場。因為考慮到去莫斯科的。時間不會很長，家人就留在了倫敦。在莫斯科謝列梅捷夫機場他第一次感到確實有些不妙。在機場出口處一個邊防檢查員將他的綠色外交護照翻了半天，然後當著戈爾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兩個電話報告他的到來。讓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還有一樁事，就是沒有人來接他，雖然後來他得知，車是派了，不過去的是另一個機場。戈爾季耶夫斯基攔了輛出租車，車里已經坐著兩個准備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當戈爾季耶夫斯基介紹說自己是蘇聯外交官後，德國人慌張起來、要求將他們直接送到使館去，顯然是怕落到陷餅里。戈爾季耶夫斯基當時想，使館外的克格勃暗探會不會對他與兩個德國人同行起疑心呢？
當戈爾季耶夫斯基終于回到了列甯大街109號自己的住宅時，還沒打開門他就發現住所被人搜查過了。他和妻子賴拉總是將門上的三個鎖鎖兩個，可這口卻是三個都鎖著。“常事”，戈爾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專家們在搜查技術方面無可挑剔，但也有漫不經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聲。初看房里的東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動，但仔細一看，他還是發現浴室的玻璃紙里一包封著的紙巾有被摸過的痕跡。戈爾季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書之外是找不出什麼的，這些書是他從國外帶回來的，其中許多書，包括全套索爾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為禁書，然而許多蘇聯外交官都帶這些書入境。臨睡前戈爾季耶夫斯基給第一總局第三處處長尼古拉·彼得羅維奇。格里賓打了個電話，報告自己回來了。格里賓沒說幾句話，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語調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級軍官。兩年前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的弗拉基米爾·切爾諾夫開著自己的“捷達”車來到戈爾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到第一總局去。總局在亞謝涅沃，離環形路不遠。在那兒戈爾季耶夫斯基被安排在第三處一個空閑的房間里。戈爾季耶夫斯基問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會面的事，得到的答複是歎他們什麼時候能見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麼事也沒有、戈爾季耶夫斯基每天在電話機旁坐到晚上八點，等待召見，但得到的總是各種托辭。克留奇科夫這周好像安排很緊，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要開許多會，切布里科夫則只有在戈爾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談話之後才能見他，他就這麼坐著，斟酌著自己關于英國情報的報告，核對有關英國經濟和其武裝力量的材料，以此消磨時間。
格里賓勸戈爾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們夫婦上克格勃的別墅去。但戈爾季耶夫斯基明知道格里賓會不高興，還是以去看母親和妹妹為借口推辭了。整個休息日戈爾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談論他在倫敦家的情況中度過的。戈爾季耶夫斯基還告訴母親和妹妹，瑪麗娘在海依街的教會學校上一年級，她的英語說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女兒放學回來用英文朗讀了《我們的在天之父》，讀得好極了。
戈爾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較多了。5月27曰，臨近中午時分，第一總局副局長格魯什科將軍給他打了個電話，讓他參加一個關于對英國最高機構搞滲透的新戰略的重要會議。他們乘坐格魯什科的黑性“伏爾加”前往離第一總局大樓幾公里的克格勃的別墅，那里已備好酒宴恭候他們了。“先喝點怎麼樣？”格魯什科問道。戈爾季耶夫斯基想起戈爾巴喬夫正發起反酗酒運動，猶豫了片刻。但格魯什科看來是准備好喝點酒的，于是他就沒有推辭，一個服務員送上一瓶亞美尼亞白蘭地並為大家斟滿了酒杯。令戈爾季耶夫斯基驚訝的是，格魯什科開始詳細詢問他家里的情況。他們還未吃完甜點，戈盧別夫將軍和反間諜處負責調查內部失密工作的布達諾夫上校也插進話來，桌上出現了第二瓶白蘭地，而戈爾季耶夫斯基的酒杯又給斟滿了。喝完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藥，“我當時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個人”，戈爾季耶夫斯基後來回憶道。他說話時舌頭開始不一聽使喚，雖然心里有一個聲音在告誡他，但他幾乎失去了自制力。戈爾季耶夫斯基扭頭看到格魯什科走出了房間，戈盧別夫和布達諾夫留了下來。此後便是接二連三地向他提問。
他們詳細詢問戈爾季耶夫斯基一些從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況，特別是一個外號叫“法維爾”（意為“告別”）的被法國人招募的間諜的情況。此人在T局（科技間諜局）干過，兩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後就是些更具體的問題了。“您怎麼可以讓女兒讀《我們的在天之父》？”突然他們這樣問道。戈爾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說。“我讓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頭緒，不過他們顯然是偷聽了我和母親、妹妹的談話。他們在住宅里裝了竊聽器。”然後他們又問了索爾仁尼琴的書和其他放在床底下的書的情況，“您怎麼能把這種反蘇的書籍帶入境呢？”
再往下的審問就更充滿火藥味了。他們直接指責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為英國效力。戈盧別夫提到一個英國外交官的名字，並問：“是他收買了您，不是嗎？”然後他們便離去了，只剩戈爾季耶夫斯基一人。過了片刻戈盧別夫回來了。“招了吧，”他說，“你怎麼不記得了？你不是剛剛還承認了嗎？再講一遍吧！”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頭暈目眩，他好像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很遠的地方單調地重複說：“我沒說，沒有說。”此後他就什麼也不記得了。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已在別墅的一間臥室里了，頭感到異樣地疼痛。
一男一女兩個服務員給他送來咖啡。戈爾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頭還是痛。回想起昨天發生的事，他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念頭：“完了，全完了，逃脫不了了。”但漸漸地他又產生了一線希望。早晨九點半左右戈盧別夫和布達諾夫到別墅來了，看兩人的樣子就好像昨天前審問不過是席間交談而已。戈盧別夫很快就離了，而布達諾夫留了下來。雖然戈爾季耶夫斯基記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險狡詐的人物之一，但他的頭幾個問題卻並不刻薄。布達諾夫好像曾到過倫敦。“您都去過英國的什麼地方？”他問。（對蘇聯外交官來說通常限制他們在倫敦以外的地方活動，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員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護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回答說，他一般只到布萊克浦、布賴頓和哈羅蓋特去參加黨的大會。“哈羅蓋特？”布達諾夫很驚訝，“從沒聽說過、”然後他的語氣就變了。“您昨晚顯得倔強好斗，很自信，”他說。戈爾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對我們說，我們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害異己的那一套。這就不對了。過一段時間我再向您證明這一點。一會兒車就來，您可以回去了。”
戈爾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後就給格魯什科打了個電話。“對不起，我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說道。格魯什科沒表示異議。“如果我昨天說過什麼不該說的話，請原諒，”戈爾季耶夫斯基接著說，“不過這兩個家伙的行為也太令人費解了。”“正相反”，格魯什科答道。“他們是兩個很可愛的人。”這話說得並不太得體，而且用詞也顯做作，但戈爾季耶夫斯基意識到，格魯什科是知道他們的談話都錄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話說是在“苦思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喪的心緒逐漸有所緩和。這兩天的事情以及他對指責的成功“抵賴”表明，在判處他死刑之前還會給他一些喘息時間。“也許，”他想，“我還能逃脫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現在克格勃需要拿到證據。
5月30日，星期四，戈爾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處自己的辦公室。很快他被叫到格魯什科的辦公室里。格魯什科坐在桌子旁，兩側分別坐著戈盧別夫和滿臉陰沉的三處處長格里賓·格魯什科說；“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幾乎一整天都在談論您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騙我們很長時間了，因此您在英國的工作就到此為止了。您的家人馬上就會回到莫斯科來了。但我們認為，您雖然不能再在第一總局干了，但可以繼續在克格勃任職。您意下如何？”戈爾季耶夫斯基清楚，這席話不過是一個詭計，指望他自取滅亡。他已經被判處了死緩，但因為在別墅的審問沒有結果，他便被監視起來。他們容許其走動，想等著他試圖與英國情報機構發生聯系或是在其他什麼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會很清楚，既然格魯什科將軍對《我們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書這樣一些無足輕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間接罪證之上的。
因為對戈爾季耶夫斯基來說，唯一的機會就是爭取時間。于是他就決定跟他們玩下去。他道歉說，審問的時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東西有點問題”，他補充道。但缺乏幽默感的戈盧別夫將軍立即憤憤然捍衛起每一片三明治來。“沒有的事，”他聲稱，“火腿是好的，紅魚籽醬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錯，”戈爾季耶夫斯基沒有阻止他對三明治的褒獎。“至于對我的指責，”他繼續說，“我就實在不明白你們說的是什麼了。但如果你已決定停止我在第一總局的工作，那麼身為一名軍官，我接受您的決定。”後來，戈爾季耶夫斯基說的這最後一句話，同戈盧別夫為三明治的那段辯護一樣，成了他為生存而艱苦斗爭的頗具喜劇色彩的序幕。戈盧別夫聽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的聲明之後，似乎為避免了一場因公開承認或矢口否認其手下有背叛行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氣。“謝謝，謝謝”，他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並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爾季耶夫斯基將他床下的“反蘇書籍”交到第一總局的圖書館去。因為一旦將他送上法庭，這些書就會用作罪證。幾個月前還對戈爾季耶夫斯基大加贊揚的三處處長格里賓連手也沒伸。“我不知道該囑咐些什麼，”他說，“對一切都明智些吧。”當後來跑到英國之後，戈爾季耶夫斯基真想打電話給格里賓回敬他：“我遵從了你的意見，對一切都很明智。”
戈爾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計著，這“貓和老鼠”的游戲要進行到休假完畢。這期間他同賴拉、瑪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過了痛苦的、同時又是那樣輕松的6月的幾周。想到即將來到的分別，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靜的家庭生活中去了。6月20日，他們全家准備去外高加索賴拉父親的別墅。戈爾季耶夫斯基是做夢都想同他們一起去，可是為了准備出逃他需要時間。因此他決定不妨到克格勃在謝苗諾夫斯科耶村的療養院去。療養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的遠郊別墅。在出發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樓的以前的同事鮑里斯·博恰羅夫問他：“倫敦出什麼事了，老兄？我們只得將所有地下人員都召回來了，一切行動都泡湯了。最近有風聲說，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們下次又見面時，博恰羅夫就完全變了樣了。顯然他已經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療養院里戈爾季耶夫斯基一邊做些醫療保健體操，讀讀書，一邊仔細盤算自己的出逃計劃。療養的人中很少有人住單人房間，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與戈爾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個警衛。對他的監視是由當地的克格勃同行實施的，不過比起首都的人，他們這些人可就頭腦簡單多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見的總是那幾張面孔，總是在同一灌木叢里停下來解手，或是同樣笨拙地躲躲閃閃。他將其中一個撒尿永不枯竭的“聰明人”稱為“視察家克盧佐茲”。在療養院的圖書館里，戈爾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的邊境地區地圖和導游手冊。但這一切他進行得十分小心：他拿著書站在書架旁，而從不公然坐在閱覽館里看這種可疑的刊物。他借的書里也沒有一本與他出逃的想法有任何關系。戈爾季耶夫斯基離開療養院前。一個克格勃軍官曾問他，看1977——1978年俄土戰爭的書干什麼，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填補一下知識空缺。”在他出逃後莫斯科的“中心”大概會仔細研究這本書、以便從中找出些蛛絲馬跡來。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時間意外地推到了6月30日，兩個孩子因而得以來他那兒待上一天。那是他最後一次看到瑪莎和阿尼姬了。晚上，當他將他們送上電氣列車時，他久久地擁抱她們，直到車門要關上了他才跳下來。
在療養院期間，戈爾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兩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國秘密情報處進行聯系。有一次他還徒步走了19俄里來到最近的一個車站，想算算自己越境時將要走的更長的路程以及所需時間。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發現他在莫斯科與英國秘密情報處的接觸。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時候，他見了妻子最後一面（瑪莎和阿尼啞當時在莫斯科郊外他母親的別墅里）。他和妻子賴拉在百貨商場里告了別，他們是上那兒買東西的。此時是戈爾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時刻。賴拉怎麼也想不到這次見面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她輕輕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爾季耶夫斯基強作笑顏，輕聲說，“該再溫柔些。”以後他常想起這句話，大概賴拉也是吧。對他來說最難的就是對家人隱滿他的出逃計劃。他知道，如若成功，他們將要分別好幾年；如果不逃走，那麼兩個星期以後，他將被當作叛徒處死，對于家人這將是更大的打擊。
7月10日是星期三，戈爾季耶夫斯基從克格勃的療養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在逃往西方兩周前，或是差不多這個時間，他造了一些假象來蒙蔽監視人員。他和朋友、親戚約好在他計劃逃離莫斯科之後的一個星期聚會。他還對自己糟糕的“拉達”車費了不少力，以保證它不出故障。監視人員對他常在列甯大街上跑步已習以為常，一般對此不再十分留意。7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點鍾，他穿著舊短褲、夾背心，手里拿著一個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但他出去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以後“中心”可能絞盡腦汁在想，戈爾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裝的究竟是什麼？幾天後他巧妙地到達邊境並越了過去。戈爾季耶夫斯基拒絕在此書中談到他的出逃路線，為的是不讓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則克格勃將會當即堵死這一通道。戈爾季耶夫斯基回憶說，到了西方，處在安全狀態下後，他覺得自己就像處在電影《來自奧斯國的魔術師》所描寫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絢麗的彩虹景象。他奇跡般地逃脫了死亡，創下了克格勃曆史上一個被暴露的間諜首次成功越境逃匿的記錄。雖然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紛紛向他表示祝賀，但他卻不能忘記留在蘇聯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樣是不會放過人質的，因而當您讀到這本書的時候，賴拉·瑪莎和阿尼姬可能還不會逃脫人質的惡運。這本書是作者獻給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