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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溯源
（1565－1917）
現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國曆史上第一個政治警察局沙皇禁衛軍，是由一個登上俄羅斯寶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創建的。黑色裝束、黑色坐騎，系在鞍下的狗頭和狼尾掃帚，象征著六千禁衛軍的使命：嗅出並掃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林時期一樣，令人嫌惡的掃帚所掃除的所謂的叛徒，主要是禁衛軍自己或是他們首領想象出來的無辜者。多少個城市成了禁衛軍的犧牲品。如1570年，諾夫格羅德的大半居民就成了禁衛軍一場持續了一個多月的血腥屠殺的犧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則時而成為暴虐狂，時而又去向上帝懺悔。在威嚇國民七年之後，禁衛軍于1572年被取消。四百年之後，斯大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犧牲品們也將迫害他們的人稱為“禁衛軍”、斯大林曾指出禁衛軍在國家權力中央集權化以及削弱貴族特權階層的影響方面的“進步作用”，同時他又批評伊凡雷帝說，他把太多的時間花在了上帝身上，而沒有將那些貴族徹底清除掉。
第二個對付政治犯的最大組織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紀末創建的“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衙門”。這個組織是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無法弄清它成立的准確日期。被關押在該衙門監牢和刑訊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願擔任國家公職的貴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膽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國外，都將彼得一世奉為俄國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歐洲的窗口”美稱的新首都聖彼得堡的建造者。可他還是一個以殘暴而著稱的統治者。他的繼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謝，即使跑到國外又被甜言蜜語誘口俄羅斯，後來在刑訊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衛軍一樣，“普列奧布拉任斯項耶衙門”能比其締造者命長。雖然在彼得一世死後政治迫害並未終止，但此後的百年間卻再沒有人動手建立專門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設立“帝國辦公廳”第三處，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黨人成了俄國革命運動的先驅。與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黨人發動起義並非是要廢黜沙皇。他們是想建立新的政治體系，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以達到取消農奴制的目的。
無論是尼古拉一世，還是第三處的頭目本肯多爾夫伯爵，都千方百計地想與禁衛軍和“普列奧拉任斯科耶衙門”的血腥曆史劃清界限。也許是命運的嘲弄，第三處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檔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禦帕（即沙皇賜予的手帕）。據傳，尼古拉一世按宗教傳統曾賜言本肯多爾夫：“朕將此處托付與你，你以巾拭淚愈勤，你對你我之信仰則愈忠”這一語雙關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主宰”身份出現的寫照，也是第三處企圖扮演“靈魂醫師”這一角色的反映。第三處的主要任務，用現在克格勃的話，是進行意識形態爆破活動，換言之，就是同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見解做斗爭。和現代克格勃一樣，第三處認為必須密切注意公眾意向的發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見都永遠在其檢查之下。本肯多爾夫每年都做“公眾意向研究”報告。比如在1827年的報告中就曾說道：“公眾意向對于政府就如地形圖在軍事行動時對于指揮員一樣重要。”
除了強大的情報網，第三處處長手下還有一個軍的憲兵——幾千名彪形大漢。他們雪白的手套和藍色的斗篷使其格外顯眼，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但是比起克格勃來，第三處還是一個不大的組織。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時，其首腦機關的人數也不過在原來的16人的基礎上增加到了24人。與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處的領導人物並非以殘暴著稱。十二月黨人之後持不同政見者的領導人亞曆山大·赫爾岑曾說，“他還是相信，本肯多爾夫作為一個逍遙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權干涉一切事物的恐怖組織的頭目，他還沒有做盡他所能做的壞事……但他也沒有干過什麼好事。他對此既不樂意，又無動力，也無心思。”當1840年赫爾岑出現在本肯多爾夫面前的時候，他看到的是一個“形容憔悴而疲憊”的人，他的臉上是“莫測而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種虛偽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爾夫死後，接替他的阿列克謝·奧爾洛夫伯爵是十二月黨人的一個領導人米哈伊爾·奧爾洛夫將軍的兄弟。很難設想，在一百年後，斯大林會效仿此例，讓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個親戚成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一員，更不必說成為其領導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被判服苦役的29萬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們當中很多人還不是俄羅斯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波蘭的反對俄羅斯統治的愛國者。在俄羅斯內部，持不同政見的不過是一小批貴族知識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義。1845年刑法對那些被認為犯有“書寫或散發旨在唆使人們對‘統治當局’或君主個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聲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話，“這個法典對于極權主義的意義與《自由憲章》對于獨立運動的意義不相上下”。在俄羅斯，從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敗後和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很短的時期以外，只要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正確性表示懷疑，都被視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規定，對進行“旨在破壞或削弱蘇維埃政權的宣傳鼓動活動”的人，判處七年以下徒刑，並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處引以為豪的是：在整個1848年間，當西歐革命運動如火如茶的時候，俄羅斯卻一直“安詳地打著盹”。村莊里的騷動以及隨後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在1861年頒令解放農奴，使得新一代年輕的民粹主義貴族感到，農民革命的時機終于成熟了。但是，在1874年，當那些滿懷信心的激進理想主義者所發動的、旨在號召農民同沙皇制度做斗爭的“到民間去”運動失敗後，一些失望的民粹主義分子便成了恐怖分子、這些恐怖主義的追隨者認定，暗殺沙皇顯貴，無論對制度本身的瓦解還是對沙皇制度陰暗面的揭露都將起到促進作用。1879年，一個有三十名成員的恐怖主義小組組建了一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但僅在1878-1881年三年間，這個小組就將沙皇當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並以此證明了第三處的無能。1878年，憲兵隊長、第三處總督梅津佐夫將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刺死在聖彼得堡的一條中央大街上。他的警衛馬卡羅夫中校當時對此類行動竟毫無思想准備。他所做的唯一反應就是用手中的傘將襲擊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輕易地就逃匿了。在發生了幾起恐怖活動和被“民意黨”缺席判處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後，曾有人對第三處的活動進行了專門調查。結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隊組織得實在糟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宮里也難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聲掃地的第三處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國家警察司”接替其位，該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為“警察司”，其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警察司下設一個專門對付政治犯的“特別處”，除此之外，還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區網絡。第一個“暗探局”是1881年開始活動的。以後整個政治警察系統都被稱為“暗探局”。盡管進行了多次改組，亞曆山大二世還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簡易手榴彈給炸死了。
“暗探局”就其權力范圍和活動規模而言，在當時的歐洲是絕無僅有的。在歐洲，國家警察機構的活動都是受法律約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對于政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決定——搜查誰、將誰投入監獄或將誰流放。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自由主義者彼得·司徒盧威在1903年寫道，俄羅斯和歐洲最主要的差別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統的無限權力”。連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盡管如此，沙皇俄國最終也未成為完全意義上的警察國家。按蘇聯的標准，賦予“暗探局”的權力還未真正運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大鎮壓的時期，也只絞死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實施或企圖實施這樣或那樣暗殺行動的人。在被送上絞架的人當中，有因參加刺殺亞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動而被判處死刑的亞曆山大·烏里揚諾夫。密謀者們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殺亞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時干掉沙皇。亞曆山大·烏里揚諾夫的17歲的弟弟弗拉基米爾（就是以後聞名于世的列甯）發誓要向沙皇制度討還哥哥的血債。到1901年時，共有4113名俄國政治犯在沙皇的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國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猶太人。普遍的反猶主義、由國家縱容的大屠殺、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種形式的歧視，在亞曆山大三世（1881—1884）和尼古拉二世（1894一1917）執政時期達到高潮，結果使得幾百萬俄國的猶太人被迫流亡國外，主要是流亡美國。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權也繼承了這一古老傳統，將猶太人作為替罪羊，以轉移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1891年近三萬猶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斯大林時期更大規模驅逐少數民族的先例。雖然“暗探局”並非國家排猶主義的倡導人，但它畢竟對這一政策的實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暗探局”的一個工作人員，因其在警察廳印刷的抨擊性小冊子引發了反猶運動而被獎勵一萬盧布。“暗探局”的最後一任領導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氣憤地稱西方報紙上指責沙皇政府和“暗探局”姿意屠殺的“激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誹謗”。他在自傳中寫道，“罪惡的根源”在于，“猶太人他們連正常的生產勞動也勝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護俄羅斯人，尤其是保護農民的需要，政府是沒有理由采取反猶措施的……。在俄羅斯存在著對猶太人的某種形式的壓制，但遺憾的是，這種形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政府的確想保護農民免受猶太人的殘酷壓迫，但這些努力收效甚微”。
國家的排猶主義政策也使得我們明白了馬克思主義為何在猶太人中比在俄羅斯帝國領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傳播得更快。第一個群眾性馬克思主義政黨，即有名的“崩得”（猶太工人總聯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以及1902年由過去的民粹主義分子建立的社會革命黨創始人中就有許多人是猶太人。猶太民族的代表對革命運動的積極參預，助長了“暗探局”的反猶情緒。
盡管許多“老布爾什維克”是猶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時期，排猶主義又開始抬頭，雖然形式很隱敝。與“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從未進行過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過，克格勃卻是蘇聯國家體系中的頭號反猶機構。就國家而言，雖然領導職位事實上對于猶太民族是無緣的，但外交部和黨中央委員會基本上還是接納猶太人在其中任職的。但在克格勃內部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從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員深信存在著“猶太複國主義陰謀”和“意識形態的離間行為”這一點來看，“暗探局”反猶神話的影響是無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總局情報處副處長，以才智超群、善于准確評價而名聲赫赫的11·fi·紮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員相信（戈爾季耶夫斯基也參加了這次會面），共濟會的活動有明顯的猶太痕跡，因而是大規模猶太複國主義行動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講義和教材從不承認“暗探局”對待政治犯和猶太民族的行徑與今天克格勃的行為之間有任何聯系。“暗探局”尤其重視對外情報工作。它在國外的間諜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俄羅斯僑民。如今這些任務由克格勃各駐外情報站設立的反間諜機構來執行。不同政見者流亡國外始于1847年。赫爾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這種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來。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時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國外。他們采取各種方法，從投擲自制炸彈到在英國博物館閱覽室搞研究，來准備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國外監視這些流亡者的辦事處大本營，設在俄國駐巴黎的使館里，因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據法國安全機構文件記錄，這個國外辦事處是1882年開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領導下，其活動范圍大為擴展。在“民粹派”活動時期，當時尚為小小公務員的拉奇科夫斯基還對革命思想頗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兩條路讓他選擇：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亞，或是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選擇以後，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報史上最有影響的一名軍官。和克格動後來派到巴黎的情報頭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最高階層中有顯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賺了一大筆錢，常在聖克魯自己的別墅里舉辦豪華的招待會，並和許多上層人物關系甚密。《巴黎回聲報》1901年曾對他的情況有所描述：
“如果您在公開場合見到他，我相信，你對他是絕不會有任何懷疑的，因為從他的外表絲毫也看不出他負有如此凶險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他看起來是一個善良。快樂的小伙子，大伙兒的中心人物……他有個很大的弱點——一見我們嬌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顛倒。而事實上他卻是在歐洲十個國家的首都工作的人員中最有本事的一個”。
拉奇科夫斯基和繼其之後擔任國外辦事機構頭目的人有著與聖彼得堡“暗探局”局長同樣的地位和同樣的行動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國國內的活動一樣，國外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對俄國流亡者既進行“外部”監視（穿便服的特務、看門人等），也進行“內部”滲透（間諜警察，其中一些人還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機構非但未對這個辦事機構在法國的活動加以阻撓，甚至還將其視為擴大自己情報搜集網的工具。在一戰前夕法國情報機關所做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對俄國警察為控制俄國革命者而在巴黎進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動的客觀分析證明，這些行動有著巨大的稗益。”
為了不失去法國當局的好感，國外辦事機構便不斷施法以增加法國當局對可能發生的革命的恐懼。、結果令人滿意，連法國安全機構內部也認為，1914年僅在巴黎及其近郊就有四萬名俄國革命者——而這個數字超過了俄國革命者在整個西歐實際人數的十倍以上。
當政治謀殺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時候，歐洲其他國家的警察機構對與俄國人的國外辦事機構合作的興趣大大增加了。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的犧牲品中有法國總統卡爾諾（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奧匈帝國皇後伊麗莎白（1898年）、意大利國王溫伯德（1900年）、美國總統麥金利（1901年），以及一連串俄國的政治活動家，其中有教育部長H·fi·博戈列夫（1901年）、內務部長江·C、西皮亞金（1902年，他還負責“暗探局”的工作），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韋（1904年）、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曆山大大公（1906年）、總理兼內務部長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羅馬舉行的世界安全機構大會上通過了以下決議：“各國負責追查無政府主義分子的中央機構彼此間應建立直接聯系並互通情報。”
駐巴黎的國外辦事機構控制著在英國、德國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監視俄國流亡者的那些工作人員。在瑞士這個越來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國外辦事機構下轄著三個日內瓦警察組織，他們可以直接從警察局的案卷中獲得所需的情報並對瑞士當局提供的情報的正確性進行驗證。對在比利時和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流亡者的監視工作由當地的警察負責，巴黎派來的負責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間諜也參與此項工作。同時，在一戰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國外辦事機構總是因其在法國的行動而不斷受到社會黨人和激進的法國議員的攻擊。1913年俄國駐巴黎領事館認為有必要宣布停止國外辦事機構的活動。它的職能表面上移交給了安里賓主持的私人秘密偵探所執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國外的一個工作人員。而實際上國外辦事機構的活動從未停止過，只不過是小心謹慎罷了。正式“關閉”國外處，對法國安全機構也造成了沖擊。1914年法國安全部門聲稱：“法國政府將不再象過去那樣可能掌握法國境內危險的流亡者活動准確情報。”
國外辦事機構的活動並不只限于搜集情報，它還要制定後來被克格勃稱為“積極活動”和“特別措施”的各種行動方案，以便對外國政府及公眾輿論施加壓力，並實施各種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毀了“民意黨”在日內瓦的出版社，並將事情辦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來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彈的俄國流亡者。經過一場喧囂之後，許多密謀者被判監禁（其中一個叫蘭德贊的人逃到了國外，被缺席審判），而其余的則被驅逐出境。在俄國，“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與巴黎的小組有牽連的革命者。事實上這個陰謀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領導下由那個叫蘭德贊的人策劃並實施的。此人為“暗探局”國外處安插的奸細，表面上他出資建造了軍火工廠（制造炸彈），而這些錢則是國外處工作人員交給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職的十八年間（1884－1902年）總能掩蓋掉其參與恐怖行動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籌建的炸彈制造廠的痕跡。而接替他任國外辦事機構頭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麼幸運了。法國安全機構很快就發現了他的不軌行為，比如，他參與了在巴黎對特魯別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殺行動，並在法國人舉行的反對沙皇1905年革命後的暴行的集會上設置炸彈，致使兩名法國憲兵也成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國。1909年，一個名為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的革命派記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彈制造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還說，1890年逃脫了警察追捕的那個奸細蘭德贊不是別人，正是駐巴黎的國外機構頭目之一哈爾京。哈爾京的《神速逃離和匿跡》一書本身就能證實布爾采夫的話。但奇怪的是，法國安全機構對此反應並不強烈。因為與辦事機構的一個奸細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們從國外處得到的情報“更有價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長在于偽造文件和使用好細。有證據表明，正是他偽造了“猶太複國主義精英實錄”。從而引發了轟動一時的反猶事件。“實錄”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卻“證明”了猶太人要達到其主宰世界的陰謀。有一段時期尼古拉二世曾認為，該實錄可以幫助人們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當得知這是偽造品時，他懊惱地說，這些文件“玷汙了反猶太主義的神聖事業”。晚些時候，“實錄”又重新出台，成為納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動指南。在20世紀所有偽造品中，這份“實錄”帶來了最嚴重的後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並不僅限于擔集情報和進行“積極活動”。除此之外，他還企圖對俄國的內政施加影響。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法國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地位。作為一名“建立俄權法同盟”思想的狂熱追隨者，拉奇科夫斯基于1884年來到了巴黎。他充當秘密調停人，積極參與了建立1891～1894年間“法俄同盟”的談判。不僅如此，他還在1899年及其後來達成的各項條約中起了重大作用。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觸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國外交部工作的戴奧菲爾·德爾卡塞。在第三共和國七十年的曆史中沒有第二個外交部長能像他這樣長時間的占據此位而未被替換。在許多重要的外交活動中，諸如1899年為改變“法俄同盟”的一些條件，他對聖彼得堡進行的訪問；1901年沙皇對法國的正式訪問，以及1902年盧貝總統對俄國的回訪等，戴奧菲爾·德爾卡塞都是通過拉奇科夫斯基，而不是通過法國大使德後彭傳貝洛侯爵來進行准備工作的。俄國外長穆拉維約夫伯爵曾安慰沮喪的蒙特貝洛說：“我們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顯然在法國政府那兒也受到同樣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遠了，因而在1902年被從巴黎召回俄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與他對俄法外交關系的影響並無牽連，而是因為他不經意地堅持認為皇後聘用的法國“醫生”不過是個騙子，因而招致皇後對他的不滿。
“暗探局”建立的偵聽破譯機構，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馬功勞。和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國一樣，十八世紀的俄國也設有“信件檢查處”（亦稱“黑色辦公室多”），其任務就是截聽個人或外交通報。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黑色辦公室”的活動由于公眾和議員反對干涉郵政業務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國，當得知偵聽局總是拆閱被驅逐王英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者的信件時，下院里一片嘩然，于是破譯局于1842年被迫關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破譯局才又恢複了活動。至于專制制度一下的俄國，則議員們的抗議絲毫未影響到偵聽破譯機構的工作。“暗探局”在聖彼得堡；莫斯科、華沙、奧德薩、基輔、哈爾科夫、里加、維爾諾、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郵政總局里都有“黑色辦公室”。“暗探局”最後一任局長A·T·瓦西里耶夫則總是想讓人們相信他們的行動都是針對密謀者和罪犯的：“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沒有理由對書刊檢查感到擔憂，因為對個人私事原則上是根本不過問的。”而事實上。和革命前的時期一樣，拆閱信件既是謠言也是情報的來源。由于破譯了伊萬庫茨克大主教的信，他與修道院院長的曖昧關系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碼專家伊萬·濟賓在他這行當中是個真正的天才。“暗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長fi·紮瓦爾津講道：“濟賓對自己的工作不說是狂熱也稱得上是癡迷。普通的密碼他掃上一眼即可破譯，而那些難以解開的密碼經常使他進人恍極的狀態，問題不解決他就無法擺脫。”“暗探局”破譯機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破譯俄國國內外革命者的書信。但逐漸地將外國駐聖彼得堡使館的外交電報也納人其監視范圍。從十八世紀四十年代起情報機構就時不時地通過截取外交書信來獲取情報。1800年外交部成員H·fi·帕字寫信給其駐柏林的大使說，“我們掌握了普魯士國王與他在這里的臨時代辦的通信密碼。如果您懷疑普魯士外長居心叵測的話，可以找個借口，讓他往這里發一則通報。只要他或是國王發的通報一破譯，我就馬上告知您它的內容”。
在十九世紀，由于普遍使用信使來傳遞外交郵件，“黑色辦公室”所截取破譯的情報數量便逐漸減少了。但由于上世紀末電報的廣泛使用，使得傳遞和偵聽外交情報工作變得容易了。在法國，外交信件的破譯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辦公室”，也在安全機構內部進行。俄國前情況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辦公室”和“暗探局”的工作人員常常交換破譯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檢查處主任的是亞曆山大·薩溫斯基，在他的領導下，偵聽和破譯機構出現了新的局面，其組織也得到了改善。同時，在這個領域。“暗探廳”對于外交部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通常來說，破譯複雜的代碼和密碼不僅要看破譯員的才能，還有賴于情報機構的協助。“暗探局”的相關任務可以分為三步；首先要不擇手段地竊取外國的外交代碼和密碼，然後同截取的外交密電原稿相對照，最後破譯獲取情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暗探局”是第一個現代偵察機構，其工作方式為以後克格勃的情報活動提供了效仿的對象。1904年6月，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哈丁，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說，他遭受了一次“極為痛心的打擊”，因為他發現，有人向他的辦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鎊，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目的是讓其竊取一份外交密碼的副本，他還報告說，有一個有名望的俄國政治家曾說，用書信形式聯系相對安全，他要我任何時候也不要用電報報告，因為我們所有的電報內容他們都知道。三個月以後，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內務部（當時該部負責“暗探局”工作）里建立了一個秘密處，目的是想方設法接近外國駐聖彼得堡大使館的檔案。為使英國使館十分落後的安全體系實現現代化而做出的種種努力都沒有任何結果。1906年2月。英國使館秘書塞斯爾·斯普林·雷茲報告說：“使館的文件不斷丟失已有一段時間了…信使與使館有工作上接觸的人員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僅如此，搞到文件他們還能拿到報酬。”斯普林·雷茲聲稱，他已經“查清”了這些針對英國使館的秘密活動的組織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猶宣傳中成績顯著而受過獎勵的科米薩羅夫——“暗探局”的一個工作人員。按照科米薩羅夫的命令，“每天晚上使館周圍都布有‘暗探局’特務，以便拿到弄來的文件”。盡管使館里設置了新的保險櫃，檔案櫃的鎖也換了新的，而工作人員也被嚴令禁止將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任何人，但外交文件還在繼續丟失。兩個月後，斯普林·雷茲得到證據，表明“有人能接觸使館檔案，並將文件取出後在科米薩羅夫家中拍照。”這很可能是一個被收買了的使館的工作人員所為。他用蠟制做一個檔案櫃鎖的鑰匙印，然後從“暗探局”那兒拿到複制的鑰匙。此類事件在美國。瑞典和比利時的使館也發生過。
早在本世紀初，從破譯的報告和從使館竊來的文件中獲取情報的外交情報機關；就對沙皇內政有著很大的影響（盡管迄今為止這個問題還很少有人研究過）。從1898年到1901年，俄國不斷采取步驟，力勸德國與之簽訂秘密條縱劃分他們在土耳其帝國的勢力范圍，以進一步實現俄國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多年覬覦。當1901年底破譯了一份德國的信函而得知德國政府不打算簽這個條約時，俄國便放棄了這些努力。俄國外長拉姆茲多夫在給俄國駐柏林大使的電報中告知了這一點。在尼古拉二世執政的整個時期，俄國在截獲和破譯外交郵件這方面一直居于領先地位。英國、德國、美國和大部分影響較小的國家直到一戰前還根本沒有類似的機構。奧地利的偵聽機構主要也是針對軍事通訊的。在這方面俄國唯一有力的竟爭對手是它的盟友法國、在一戰前的二十年間，法國外交部的“黑色辦公室”及安全機構在破譯大部分大國的外交代碼和密碼工作中卓有成效。可當俄國人破譯了一些法國的外交代碼和密碼之時，法國人對俄國人的外交信件卻一籌莫展（雖然法國人在破譯駐外辦事機構的代碼及密碼中也取得過一些進展）。
1905年夏，日俄戰爭和法德摩洛哥危機將近結束之時，俄國及其盟友法國在秘密情報的偵聽和破譯方面進行了短期合作。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國總理莫里斯·魯維埃轉交了一份與經過破譯的摩洛哥危機有關的電報的副本。對于魯維埃來說，此份電報實在是意義重大，于是作為回報，他命法國安全部門向“暗探局”國外處轉交由法國安全機構的“黑色辦公室”截獲和破譯的所有的日本外交信件。國外辦事機構的負責人馬努伊洛夫在拿到這些文件之後，立即電告國內，而這份電報也被法國外交部“黑色辦公室”截獲並破譯。因為不知道這些文件是奉總理之命轉交俄國人的，外交部便認為這是電碼和密碼安全系統發生了嚴重的情報漏失現象，並命令其密碼處停止同法國安全機構類似部門的所有接觸。由于法俄情報截取機構的短期合作所鑄成的荒唐的錯誤，致使外交部與法國安全機構的“黑色辦公室”在此後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獨立地進行工作，有時截取和破譯的都是相同的外交電文。俄國和法國從此以後也再未交換過截取的情報。
由于法國情報截取機構行動混亂而造成的惱人的誤會，也對俄國破譯密碼機構的工作造成很壞的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人破譯了除德國外的幾乎所有大國的大量外交信函（雖然准確數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國人在1911年法德阿加迪爾危機中的草率舉動，使得德國人變換了外交代碼和密碼，結果是俄國破譯專家們在1912年到1914年兩年間沒能讀出一封德國的密件。
在阿加迪爾危機時期，法國外長茹斯特恩·德·塞爾浮從其“黑色辦公室”截獲的德國人的電報中得知，約瑟夫·卡約總理背著他在同德國人談判。利用這些密件，德·塞爾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說卡約有背判行為。卡約對這種猜疑憤怒至極，采取了極端措施。他召來德國代辦，讓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電報原文，以同破譯件對照。後來這位總理向法國總統承認說：“我做的是不對，但我必須澄清。”此後德國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碼而使無論是法國人還是他們的俄國伙伴都一籌莫展，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俄國也同法國一樣，部門之間的爭斗給搜集和整理國外情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負責軍事情報的是總參一部。到1914年，俄國情報機構所掌握的有關德軍的情報都是間接得來的，而關于俄國的另一個主要敵國奧地利的資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俄國軍事情報機構情報的主要提供者是阿爾弗雷德·列德利。作為奧地利情報機構的高級軍官，他大概是一戰前在歐洲活動的所有間諜中最重要的一個。1901年末到1902年初，俄國駐華沙的軍事情報機構頭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個在性關系上不很檢點的同性戀者，對此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上可，都的確未曾發覺。他通過威逼利誘使列德利充當了內奸（後來此種手段也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從俄國人那兒得來的錢不僅為自己，也為其情人們購置了小汽車；其中有其寵愛的槍騎兵團的一位年輕軍官，他每月付給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後來被揭露，于1913年自殺。他在十年的間諜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價值的一份情報，是奧地利指揮部為對俄國和塞爾維亞采取軍事行動而擬定的征兵計劃。
沙皇的外交官和領事們有時也干一些間諜工作，時不時地收集一些有軍事意義的情報。但是，軍事人員和外交官的情報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協調，這也反映出其軍事部門和外交部的協同行動不盡人意。軍事人員特別重視派遣偵察人員，而對截獲和破譯情報未予足夠重視。1914年8月，德國人在東線上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應歸功于俄國人愚蠢透頂的舉動。他們所有的布署都是用電台明碼發出的。開始，德國的報務員純粹是出于好奇才聽了敵人的無線電通訊。
首先意識到這一發現的意義的，是一名德國軍官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後來被稱為勝利的締造者，因為這次偵聽工作首次在保證戰事勝利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正如霍夫曼後來所寫的那樣，多虧偵聽工作“我們才知道了俄國人所有的計劃”。就好像在玩軍棋，俄國人陷人了對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敵人的包圍之中。
“暗探局”並非唯一從事情報搜集工作和進行“積極活動”的機構。為了能順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國經濟都迫切需要的國外的貸款，也為了消除西方投資者對其資金的安全的顧慮，財政部還收買了一批外國記者組成間諜大軍。在1914年以前，在大部分歐洲國家，人們對政府“資助”友好的國外報紙都習以為常了。法國議會1913年的一項報告中，不顧那些針對情報機構的批評之辭，指出此類“資助”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議”的。在這方面，俄國在歐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國是戰前俄國最大的投資者，那麼俄國財政部的主要活動對象自然就是法國新聞界了。財政部駐巴黎的代表阿爾圖爾·拉法洛維奇就曾先後收買過除社會主義報紙（後來是共產主義的）《人道報》以外的所有法國的大報紙。到1905年3月，俄國革命的失敗和對日戰爭的失利，極大損害了法國放債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維奇在一個月內要花掉20萬法郎用以行賄，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也對其鼎力相助。我們對如此行賄的結果幾乎不敢恭維，而且也很難說這種收買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樣，無論拉法洛維奇如何慷慨，1905年3月法國銀行還是停止了關于繼續向俄國貸款的談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國對外投資額中的25％還是給了俄國（政府貸款占了此數的4／5）。而其它國家從強大的法蘭西帝國那兒得到的卻只有9％，若沒有新聞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國停止對俄國貸款這樣的信任危機將會頻繁得多。
盡管沙俄的對外情報系統協調得不盡人意，但它卻為以後蘇聯的情報機關奠定了基礎，各種各樣的“積極活動”和搜集情報的手段成為其活動的基本方法。沙俄的對外情報系統是世界上第一個偵聽破譯方面的機構，也是利用間諜機構協助破譯部門工作的機構。而阿爾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對外情報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服鼠大軍”（即“潛伏在對方內部的外國間諜”）的第一人。除了列德利外，沙俄的情報機構還為蘇聯情報機構提供了一個范例，說明可以利用潛藏的間諜作為對付敵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後，“暗探局”的檔案落入了布爾什維克人手中，從中他們得知、早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于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隊伍中派進了比其他任何一個革命團體都要多的奸細。“暗探局”所掌握的關于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和活動的情報是如此詳盡全面，以至于二月革命後所保存下來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檔案材料竟成為撰寫布爾什維克活動時期曆史的重要文獻依據。“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給後來的執政者、自稱是列甯最忠實的追隨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來了一些不快。事實上，1909年斯大林就曾批評列甯的一些恐怖行動的“失算”和“不正確的組織政策”。但從1910年12月駐巴黎的國外辦事處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來看，他還是支持列甯的。他寫道，列甯的路線是“唯一正確的”，列甯本人是個“智力超群”的人。
關于斯大林當過“暗探局”間諜的傳聞，就各方面情況看來，是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的。雖然也不排除“暗探廳”曾企圖將他吸收進來。盡管如此，“暗探局”在布爾什維克中仍有相當數量的間諜。在1908年～1909年期間，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五個委員中至少有四個是“暗探局”的間諜。“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對君主專制的組織中安插有間諜。比如，“暗探局”的人員中有一個叫葉夫諾·阿澤夫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間曾領導過社會革命黨的“戰斗組織”，負責進行恐怖活動和組織暗殺、在“戰斗組織”受害者名單中有內務部長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他是被炸彈炸死的。阿澤夫的一生充滿了疑團和矛盾，死前他曾說過，他最終也不清楚。他是潛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還是潛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間諜。“‘暗探廳’認為，其最得力的間諜是莫斯科的一個名叫羅曼諾夫·馬林諾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進來的，而兩年後他就成了六名被選送人沙皇議會——杜馬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列甯曾欣喜地寫道：“我們第一次在杜馬中有了代表我們工人階級的卓越領導人（馬林諾夫斯基）。”而在當時。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內還沒有一名來自工人的領導人。因此，對于列甯來說。被其納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馬林諾夫斯基的例子便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列甯曾說道：“不管有多麼巨大的困難，只要有這樣的人就可以締造工人階級政黨。”1912年選人杜馬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第一年里還是以統一的社會民主工黨行動的，但到了1913年，這個團體就分裂了，馬林諾夫斯基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
“暗探局”的間諜滲透，使列甯深感憂慮，于是，1912年在其倡議下，黨的中央委員會成立了“反間諜委員會”，委員會由三人組成，其中便有馬林諾夫斯基。1913年，當時也是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被捕後，列甯曾會見馬林諾夫斯基，以商討對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甯並不知道正是馬林諾夫斯基告發了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1913年7月，列甯又和馬林諾夫斯基以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建夫和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商討了這個問題。結果他們得出了一個除布爾什維克黨的主席馬林諾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將大為驚奇的結論：在杜馬的六名代表“身邊”，有“暗探局”的間諜在活動、馬林諾夫斯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動”，以防止警察局間諜的滲透。警察廳頭子C·n·別列茨基曾稱馬林諾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驕傲”。但是馬林諾夫斯基也經不住這種雙重身份的壓力，變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誠摯的支持者列甯也開始忐忑不安起來。
1914年5月，新任內務部長B·X·准科夫斯基決定踢開馬林諾夫斯基。大概想到了馬林諾夫斯基乖戾，同時又擔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馬的間諜，恐怕會引起一場喧然大波。馬林諾夫斯基卸任後攜著“暗探局”給他的六千盧布逃出聖彼得堡，到國外去開始新的生活。過後就有傳聞，說他是“暗探局”的間諜。孟什維克的領導人尤里·馬爾托夫在六月份寫道：“我們都相信，他毫無疑問是個奸細，能否證明這一點就是另一碼事了。”雖然列甯也同意馬林諾夫斯基是“政治自殺”、但他推翻了對其的所有指控。當馬林諾夫斯基出現在德國戰俘營里，向自己的同胞宣揚布爾什維克思想時，列甯又和他恢複了通信，並一如既往地為其辯護，駁斥對其同“暗探局”合作的指責。1917年1月，列甯又重申，這些指責都是“絕對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後人們在“暗探局”的檔案中發現了馬林諾夫斯基的真實記錄，列甯起初拒不相信。馬林諾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後悲慘地結束了。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說“他無法生活于革命之外”。雖然他還指望能給他贖罪的機會。但革命法庭對其進行了無情的審判，判處他槍決。1918年11月6日、判決在克里姆林宮內院執行。
為什麼馬林諾夫斯基得以將列甯長期蒙騙呢？主要是因為列甯和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出身于特權階級，他們對自己的出身懷有一種負罪感。列甯認為，馬林諾夫斯基的最主要的優點便是其無產階級出身。他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者和演講家的楷模，而這樣的人正是布爾什維克隊伍中所缺少的。就列甯看來，馬林諾夫斯基罪惡的過去和不羈的性格，只是證實了他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本質。列甯最初對斯大林的寵愛，以後他又為此而後侮，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賤出身，還有他那種絲毫沒有資產階級嬌揉造作痕跡的粗暴舉止，又使列甯對自己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產生了負罪感。
無論聽起來怎樣離奇，從某種意義上說，沙皇間諜對布爾什維克隊伍的滲透還是對列甯有利的。戰前時期的警察頭子別列茨基講過一，戰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國社會主義分子的聯合。他說：“我行動的原則是：分而治之。”列甯則與那些主張與孟什維克聯盟的許多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堅決反對聯合所有俄國社會主義者。別列茨基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幫了列甯的忙，他將孟什維克中列甯的主要對手以及那些極力主張統一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抓了起來。“暗探局”堅信，將該黨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會主義運動。列甯則不然，他認為，有獨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才是取得勝利的關鍵。只有紀律嚴明、思想純潔。堅如磐石、以千萬革命者為首的群英，才能將俄國人民引向美好的未來。
隨著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來的混亂與渙散，證明列甯革命斗爭的戰略是正確的。二月革命的結果，是布爾什維克與其主要對手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相比成了少數派。但正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奪取了政權。這樣，曾保證了警察局的間諜對布爾什維克隊伍順利滲透的巨大的戰術上的勝利，便轉變為戰略上的失敗，並最終導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數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前一個半月之時，流亡瑞士的四十六歲的列甯曾說過，“同志們，我們也許等不到快要到來的革命的決戰時刻了。”和絕大多數的革命組織不同，“暗探局”對彼得格勒（戰前聖彼得堡改名為彼得格勒）的局勢反應更敏感。革命開始的幾天前，一名間諜曾報告說：“地下革命黨正在策動革命，但如果革命發生，它將是類似于饑民暴動的那種自發運動。”依其所言，革命情緒最強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親，她們“厭倦了永遠排在長隊里，再也不忍心看著自己生病的和半饑半飽的孩子坐以待斃，她們是一大堆只要有一點火星就會燃燒起來的干柴。”
當那些排隊買面包的婦女們于3月8日走上街頭游行時，革命開始了。兩天後罷工便席卷了整個彼得格勒。在這個階段，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起了決定性作用。1905年革命是被軍隊鎮壓下去的，而1917年3月軍隊卻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又准確判定，風是朝哪兒刮的。雖然工人的政治罷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薩克人的鎮壓，但在“暗探局”的報告中卻寫道：“總的印象是，哥薩克人是站在工人一邊的。”3且12日，一支衛戍部隊發動暴動，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後，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讓位給自己的弟弟米哈依爾大公。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爾宣布放棄王位，從而結束了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統治的曆史。當時，政權落人了主要由自由黨人組成的臨時政府中。他們以奇特的方式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並存，而後者則是全俄各地蘇維埃的模式，從一定程度上講，也是他們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話說，“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3月12日，一群人沖進了“暗探局”總部大樓。“暗探局”頭子A·T‘瓦西里耶夫憤憤地講道：“特別偵緝處的所有檔案，其中包括指紋、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偽造貨幣者和殺人犯的資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僅如此，闖進來的人還搜查了我的抽屜，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萬5千盧布的公款。”盡管瓦西里耶夫聲稱，他“想不起自己有過任何不合法的行為”，但他很快還是被關進了彼得堡要塞。在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墊上，枕著塞滿雞毛的枕頭”，吃的是“難聞的湯和更為糟糕的、用亂七八糟的東西做的雜燴”，每兩周才能在冰冷的、刮著刺骨的穿堂風的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長遭囚禁，俄羅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淪為羅曼諾夫王朝的一個普通公民，這些都象征著對君主專制的勝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誕生。革命勝利後，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彼得格勒蘇維埃都認為，俄羅斯再也不會有政治警察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