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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肅反委員會，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陰謀”
（1917——1921）
肅反委員會，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肅反委員會的標志。標志上有盾牌和劍的圖形，盾象征著捍衛革命，而劍則象征與敵斗爭。到戈爾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時，其克格勃證件上只剩下盾的圖形。克格勃的領導千方百計想挽回克格勃的壞名聲，于是決定去掉其標志上的劍。但是今天的克格勃軍官們仍稱自己為“肅反工作者”，並在每月20號（“肅反工作者日”）領取工資，似乎仍以此來紀念肅反委員會的誕生日。
正如1799年英國實施的所得稅制，肅反委員會的建立是一項必要的臨時性措施，列甯不曾想到。肅反委員會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強大的對外情報部門。在1917年10月25日（新曆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列甯甚至也未曾設想過，以後什麼時候會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對外情報機構。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過後兩個月，列甯回到彼得格勒（現列甯格勒），開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來。布爾什維克忠實地認為，他們的革命將開創最終在世界上戰勝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運動的新紀元。他們認為，新的國際秩序中沒有外交官們的位置，更不必說間諜了。十月革命以後，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員一職時曾宣布：“我要向世界各族人民發布幾個告示，然後就把這個鋪子給關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與其盟國簽訂的秘密條約，並宣稱，“放棄秘密外交是實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對外政策的主要條件。”
革命前，列甯對布爾什維克勝利後俄國生活的構想不是完全現實的。他在1917年夏所著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寫道：將來不會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說了。同時他也承認，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折時期，還有必要進行大多數昔日受奴役的勞動者對少數剝削者的鎮壓。但他認為，這種鎮壓將是“相當簡單的”事情。列甯寫道：
“非常自然，剝削者若沒有實施其目的極為複雜的機器是無法鎮壓人民的，而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機器或在幾乎沒有任何機器，沒有專門的機構的情況下，通過武裝起來的人民的普通組織就能鎮壓剝削者……”
列甯認為，人民會根據需要在街頭自己主持階級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則是與《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體系。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國家的基礎，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神話，它宣稱，布爾什維克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領導了一次不僅反映布爾什維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國人民意志的人民起義。而事實上，十月革命不過是由革命的少數派發動的一次國家政變，它推翻了曾經取代沙皇制度的垂死的臨時政府。但無論是列甯，還是其追隨者，都無法承認這個現實。先是作為反對派，而後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爾什維克還是沒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在革命後馬上進行的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社會革命黨人成了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左派對手。他們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選票，而布爾什維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中，他們也仍是少數派。于是他們解散了1919年1月召開的立憲會議。
列甯沒有料到，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會遇上像國內外反對勢力這樣的巨大問題。很快他就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機構”來解決這一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獨創性和絕對正確性篤信不移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們，對任何一種反對派，不問其社會根源，一律視為反革命。12月4日，曾領導進行十月革命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由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傳來了國家公務員要進行總罷工的消息。這一消息使得人民委員會及其主席列甯采取了較為激進的措施。捷爾任斯基接到指示：要他“建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旨在通過最有力的革命措施來弄清同罷工一類現象做斗爭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甯寫信給捷爾任斯基，說道：“資產階級企圖犯下滔天罪行……”在當晚致人民委員會的報告中，捷爾任斯基稱：“別以為我會尋求革命的公道途徑。我們現在不需要公道，現在是面對面的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我建議並請求建立一個同反革命進行革命清算的機構。”
人民委員會也支持在捷爾任斯基領導下建立一個全俄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設委員會，即以後眾所周知的“全俄肅反委員會”。今天克格勃對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搞了一種獨特的個人崇拜。對他奉承的贊揚之辭比對所有繼任者所說的加起來還要多（令人費解的是，繼任者當中相當一部分都被官方認為是罪犯）。蘇聯曆史學家B·安德里阿諾夫教授稱他為“革命的勇士”。他寫道：“有許多人配得上這一稱號，可盡管如此，當每一次我們道出這幾個字眼時，想到的首先是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開辟了一條不朽之路。”
同大多數肅反委員會的初期領導人一樣，捷爾任斯基不是俄羅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個波蘭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幼年時他把自己的志向定為當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還是在中學時他就又迷上了馬克思主義，並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一年後他放棄了學業，目的是“向人民學習，和他們更接近”。後來他說，他很快成了一個“能接近普通大眾的成功的宣傳家：如在群眾集會上，晚上在小客棧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爾任斯基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的死敵”。1900年，他成了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該黨領袖是蘿紮·盧森堡。這個黨不是主張波蘭獨立，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及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合作。任何一種形式的折衷對捷爾任斯基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寫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愛，我不能只奉獻出靈魂的一半，我要麼貢獻出我的一切，要麼什麼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個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國還是在波蘭，捷爾任斯基從未有連續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時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憲兵許諾的10盧布賞錢所引誘的”年輕工人告發了他。
在經過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監獄中度過的）、多年的流放。飄泊和三次逃跑之後，捷爾任斯基終于獲得了自由，並加入布爾什維克。先是以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代表的身份，而後他在1917年夏的黨的代表會議上被選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後來捷爾任斯基又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
在擔任肅反委員會主席一職的第一年，捷爾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盧比揚卡自己的辦公室。因為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嚴于律已的作鳳，他得了“鐵費利克斯”的綽號。老肅反工作者費奧多爾·季莫費耶維奇·福明後來曾頗為歎服講道，捷爾任斯基是如何拒絕享用其他肅反工作人員沒有的特權的。“一個老兵在所有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就餐的普通食堂為他打飯。如果他給費利克慚．埃德蒙多維奇拿來什麼更可口更好的東西，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就會用審視的目光打量著他。問：‘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這些嗎？’‘是，是，大家都是，捷爾任斯基同志，’老人趕緊回答，盡量掩飾自己的心虛。”
和列甯一樣，捷爾任斯基也是一個非常正直、特別能工作的人，為了革命理想，他既會犧牲自我也會犧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捷爾任斯基說道：“我從未顧惜過自己，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爾任斯基死後人們對它的頌揚，令人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紀受難的聖像。1982－1988年間任克格勃主席的維克多·切布里科夫說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力圖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著有朝一日，戰爭和民族仇恨會永遠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他總是格守自己的信條，這種信條體現在他的言語中；‘我想擁抱全人類，向她傾注我的愛，溫暖她，洗淨她身上現代生活的汙垢’。”
神聖的費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並不一定理會切布里科夫這些不能不令人發笑的奉承之辭，因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標准，像捷爾任斯基這樣“崇高的人道主義者”，是應該盡善盡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認真地想證明，捷爾任斯基確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說，捷爾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個禁欲主義者，他熱愛豐富多彩的生活。他也會說笑，喜歡音樂和大自然”。
克格勃對聖人費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後立刻興起的。捷爾任斯基的畫像、死後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紋以及他的軍裝都被裝進玻璃櫃中——作為致敬的對象——擺放在克格勃軍官俱樂部的會議廳中，就像那具躺在紅場陵墓中的木乃伊一樣。捷爾任斯基的聲望總是很純潔的，雖然在斯大林的光輝中稍顯黯淡了。斯大林是無所不能的天才，在情報活動．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慶祝肅反委員會成立20周年之時，捷爾任斯基被稱為“不知疲倦的布爾什維克，不屈的革命勇士，在他的領導下，克格勃曾經數次消除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所遭到的極大威脅”。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逐漸淡化了對捷爾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僅越掛越少，而且越掛越小。二戰後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紋就被從克格勃軍官俱樂部中拿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銷毀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對捷爾任斯基的崇拜開始恢複了。克格勃千方百計地想與其在斯大林時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劃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個縛殺反革命的惡龍的“革命勇士”、聖人費利克斯的傳奇式的形象。各種資料都競相引用捷爾任斯基的話。比如他曾說過，肅反工作人員應該具備“火熱的心，冷靜的頭腦和潔淨的雙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樓對面的捷爾任斯基廣場上，樹起了一座好幾米高的捷爾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總局（對外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致敬的主要對象則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爾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邊總是擺放著鮮花。所有第一總局的年輕軍官早晚都要進行一次向克格勃創始人的塑像獻花或花環的儀式。克格勃的軍官們欲從這種儀式來鞏固自己肅反工作人員的形象，並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扯斷那根將他們與斯大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聯起來的黑色連線。
捷爾任斯基及其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同反革命斗爭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經人民委員部認可的，即“沒收財產、遷移、吊銷供應證、公布人民敵人的名單，等等”。而恐怖手段則成了肅反委員會的主要武器。列甯沒有想像到革命後他所面對的反對勢力的規模會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識到，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專門暴力體系”。在階級斗爭中布爾什維克不能局限于過去對“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甯認為，1871年巴黎公社這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革命起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在于起義者將過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鎮壓資產階級，結果是埋葬自己。列甯嚴厲批評了“知識分子對死刑的偏見”。他認為，人民群眾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甯就贊成人民群眾自己去主持審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機分子”。他千方百計鼓勵那些反對“階級敵人”的行動，包括恐怖行動。
捷爾任斯基並非是個天生殘酷之人，和列甯一樣，他確實是由于對自己出身的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仇恨而熱血沸騰。他對妻子說，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軟”地保衛革命。他最親密的一位戰友馬爾丁·亞諾維奇·拉齊斯在肅反委員會的《紅色恐怖》報上寫道：“我們不是在對個別人作戰，而是在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在調查時你們也勿需尋找證據來證明被告在行動上或言語上是否反對蘇維埃政權。你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應是：他是屬于哪個階級的，是什麼出身，受過什麼教育，從事過什麼職業。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以確定被告的命運。紅色恐怖的意義和內涵就在于此。”
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紅色恐怖不過是因為這種手段是階級斗爭的客觀需要，而肅反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尤其是各個地方上的成員，他們卻以這種殘酷的權力為樂，並不珍惜這種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識形態意義。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維奇·彼得斯是捷爾任斯基早期的、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他晚些時候曾承認說，有“許多用心險惡的家伙”企圖混人肅反委員會。不過他卻沒有補充說明這些人中有許多已達到了目的。就其殘酷程度而言，肅反委員會可與斯大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齊名，雖然其迫害規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肅反委員會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指責而有一定緩和，因為初始階段布爾什維克還指望其幫助。1918年1月，人民委員會里的社會革命黨代表，不顧列甯和捷爾任斯基的反對，堅持要在肅反委員會中設立該黨的代表。四個社會革命黨人獲准進入該委員會，其中有一個叫維亞切斯拉夫·阿貝克謝耶維奇·亞曆山德羅維奇，被任命為捷爾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國簽訂和約之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人民委員會以示抗議。布爾什維克黨後來改名為共產黨。從此人民委員會中就只有共產黨員了，而布爾什維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遷在新首都莫斯科。盡管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了人民委員會，但他們還留在了肅反委員會里。據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自己說，這是因為捷爾任斯基挽留了他們，他對他們的領導人瑪莉妮·斯皮里多諾娃說，沒有他們的幫助，他再也無法“控制那些貪戀血腥的肅反工作人員”了。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留在肅反委員會期間，政治犯是不被處以槍決的。捷爾任斯基對自己的副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亞曆山德羅維奇是絕對信任的。總部遷到莫斯科後，他將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權力全部交給亞曆山德羅維奇，而自己則把全部精力投人到業務工作中。
肅反委員會總部在莫斯科，在大盧比揚卡街11號，以前這里曾是一家保險公司和倫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後來肅反委員會遷到2號樓，那里曾是俄國的“俄羅斯”保險公司所在地）。現在克格勃的總部在捷爾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爾任斯基稱為“貪戀血腥”的肅反工作人員很快也出現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肅反委員會恐怖政策的第一個犧牲品是著名的馬戲團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產黨員。同克格勃一樣，肅反委員會也不懂這種幽默，而將其視為是意識形態的挑釁。正演出的時候，一些臉色鐵青的肅反工作人員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觀眾們以為這不過是整個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們的笑聲便變成了恐慌，因為他們聽到了槍聲——肅反工作人員朝試圖逃跑的比姆一博姆開了槍。
除了搞恐怖活動，肅反委員會在同反革命的斗爭中也常使用間諜。雖然捷爾任斯基曾反對使用奸細這種沙皇時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這方面地道的專家。據蘇聯官方資料記載，到1918年初，肅反工作人員“經常采取派遣間諜這樣的行動”。“嚴酷的階級斗爭形勢要求盡快行動，搗毀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誤都有可能付出肅反工作人員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誠是他們天生的品質。”據克格勃資料記載，肅反委員會在派遣間諜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對付彼得格勒的一個名為“同布爾什維克斗爭並向卡列金（將軍）派兵同盟”的組織的行動。一個名叫格魯別夫的肅反工作人員假稱自己是過去沙皇軍隊的軍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內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組織的許多成員，並弄清了他們秘密接頭的地點”。在一、二月份期間，擁有近千名成員的“同盟”便被肅反工作人員查清並在赤衛隊戰士的配合下被徹底肅清。肅反委員會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敵人的有效手段，即相當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遣間諜的技巧，為斯大林時期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兩項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礎：和平時期歐洲最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和對國外政府機構最廣泛的間諜滲透。與此同時，在1918年至1920年國內戰爭期間，恐怖活動和派遣間諜的行動就已有了很大的發展。
在全面混亂的情況下，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脅。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能夠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與其毗鄰的方圓500公里的地區（主要是莫斯科以東和稍南的地區）。俄國的其他地方則處于完全混亂的狀態。不管怎樣，在世界各國政府看來，解散由民主選舉的立憲會議使得布爾什維克無法證明他們是俄羅斯的合法政府。他們的問題也因德國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協定而變得更為複雜了，而列甯同時又認為，蘇維埃俄國除了簽約以外別無選擇。“如果你們不准備在汙泥中匍匐，你們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過是些只會高談闊論的人而已，”列甯的這番話，是說給那些對決議是否正確持有疑慮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其中也包括捷爾任斯基。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簽訂的和約（該條約8個月後，由于協約國軍隊在西線取得勝利後被廢除），布爾什維克需要割讓俄羅斯西部的地區。五月西伯利亞地區發生了由沙俄軍隊組織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這個武裝叛亂拉開了持續兩年半的國內戰爭的序幕。到了七月，在過去沙俄帝國的領土上已有了十七個反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僅為德國侵略者（到同年11月他們自己也成了戰敗國）所承認的蘇維埃政權已成了世界的棄兒。協約國的許多外交官在蘇維埃俄國遭遇戰火。1918年夏，他們開始與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接觸，而英、法、美、日則進行了軍事干涉。
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認為，國內戰爭是協約國武裝總陰謀的一部分，而事實上，協約國並非捷克斯洛伐克軍團起義的唆使者。叛亂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軍事委員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這些士兵的武裝，而後者擔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揭竿而起。但對列甯及人民委員會來說，這些捷克人無非是“英雄經紀人”的工具。列甯在七月曾說：“我們遭遇的是英法帝國主義的所有代表為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經過數月精心策劃的、有組織的、有步驟的軍事和財經陰謀。”直到現在，克格勃還將所有反對新生的蘇維埃制度的陰謀和行動視為國內階級敵人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共同陰謀”的體現。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如果真有什麼“共同陰謀”的話，布爾什維克政權也就不可能支撐下去了。在1919年間，同布爾什維克作戰的有三個主要的軍事勢力。春天，由前沙皇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為首的部隊在西伯利亞發起，夏天則是由白軍的鄧尼金將軍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發動進攻。尤登尼奇一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幾乎切斷了該城與莫斯科的所有鐵路聯系，布爾什維克能夠挺住多虧統帥紅軍的托洛茨基的指揮天才，但更多的還是敵人內部的內訌幫了他們。如果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頭進攻是針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組織的統一行動的話，則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勝種。但結果卻是各支白軍隊伍各自為戰，每個指揮官都想只身摧毀蘇維埃制度而使自己榮光，于是他們便都遭到了失敗的命運。同時，紅軍則是扮演成一個整個俄羅斯人民的、而非少數派政府的利益的代表者，去與那些旨在恢複反動統治和舊有特權的白軍將軍們展開了斗爭。
國內戰爭的混亂給了西方政府扼殺十月革命的機會，但他們沒有利用好這個時機。直到1918年11月戰勝德國之前，協約國部隊考慮的主要是軍事目的，而不像蘇聯的曆史學家認為的那樣是意識形態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簽訂的和約使得德國人可以從東線調集大量兵力對西線發動整個戰爭中最強大的進攻。英軍總司令黑格元帥稱此階段為危急時刻。在他4月11日對部隊發表的著名的講話中說道：“為保衛每一個陣地，我們要戰斗到最後一個人，一步不後退。就是背後已是高牆，我們每個人也要搏斗至終，並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到1918年6月，德軍已挺進馬恩河，直逼巴黎。與此相比，東線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命運已退居次要位置。雖然西線的戰局在整個夏天發生了迅速變化，但協約國部隊仍未料到德國會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潰敗。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國的間諜制定和實施的對付蘇維埃制度的行動，准備得很不充分，因而並未對布爾什維克造成多大威脅。而且，從諸多情況看來，肅反委員會倒有意使這些行動看上去規模宏大，這樣一來，肅反工作人員成功地將其揭露便能贏得巨大的宣傳上的勝利。甚至同德國停戰之後，西方政府盡管要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行動上，但他們所做的還不及力所能及的一半。1919年時，只要協約國有兩、三個師在芬蘭灣登陸，便可打到莫斯科，結束蘇維埃政府的曆史。但一戰末期出現的情形是西方國家已無力集結起兩個師來，就更不用說三個了。派往換國的軍隊只為白軍的推進幫了倒忙。而這正中布爾什維克的下懷。這些軍隊對于決定國內戰爭的勝敗來說，實在少得可憐，但又足以為布爾什維克將其所有敵人都稱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爾什維克認為，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都起來極力反對他們。肅反工作人員不無自豪地說。正是他們在保衛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在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其秘密機構陰謀的斗爭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這樣認為）。1921年，列甯高度評價了肅反工作人員的工作、稱他們是“反對來自那些比我們強大得多的敵人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斗爭中的有力武器。”
“俄國和國外的資本家先生們！我們知道，你們是不可能喜歡這個組織的。而確實也是不可能的。在你們扼殺我們、圍困我們之時，在你們策動內部陰謀、為破壞我們的和平勞動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時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對付你們的陰謀、對付你們的蓄意破壞。”
盡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報機構的陰謀行動，不像列甯以及迄今克格勃認為的那樣規模龐大，但肅反委員會的確獲得了一系列的勝利。肅反委員會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創造的模式，派遣間諜“颶鼠”和奸細。但是，肅反委員會往西方使館派遣間諜的首次重大行動卻未如願。
德意志帝國是當時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的唯一大國，兩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簽訂後互派了大使。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設立了德國使館。由威廉·米爾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後，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即在他的曰記中寫道：“在這兒；我們須時刻提防著，因為周圍盡是些間諜和奸細。蘇維埃當局很快就重建了過去沙皇的‘暗探局’，雖然是以另一種面目出現的，但規模至少也不次之，並且更為殘酷。”往德國使館派遣間諜的任務交給了1918年五月成立的肅反委員會肅反局的反間諜處。1921年到1922年間，反間諜處有所擴大，並以其為基礎成立了反間諜局，簡稱“反間局”，這便是克格勃第二總局的前身。20歲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該局局長。布柳姆金向德國使館進行滲透的行動干得十分出色。他結識了羅伯特·米爾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國大使的一個奧地利親戚，戰爭期間淪為俄國戰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書面保證——為肅反委員會提供有關德國以及德國使館活動的秘密情報。
但捷爾任斯基將這個行動委托給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仍在積極反對布列斯特和約。7月4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暗殺德國大使的計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認為，殺了他，可以迫使布爾什維克停止對德國人的“安撫”，進而恢複在東線的軍事行動，並依他們所見，這將促進世界革命事業的發展。暗殺行動交給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個同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攝影師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備好一份用肅反委員會的公文紙寫的、有偽造的捷爾任斯基及肅反委員會書記簽名的文件、內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德國大使進行談判。捷爾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亞曆山德羅維奇也被布柳姆金扯進了這項陰謀之中，他在這個文件上蓋上了肅反委員會的公章。當日午後，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驅車來到德國使館，商定同大使見面的事宜，他們稱，必須和他討論一個有關他的親戚羅伯特·米爾巴赫的問題。後來布柳姆金說，是他用自己的手槍打死了大使，但是據使館工作人員講，布柳姆金開的三槍都沒打中，威廉·米爾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這樣一來，肅反委員會作為“革命的盾牌和利劍”的使命差點因這次慘劇而告完結。1918年7月，肅反委員會非但沒能保衛新生的共產主義國家，反而差點充當了摧毀它的工具。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列甯寫道，暗殺米爾巴赫的行動，將俄國推到了“幾乎重演與德國開戰”的邊緣。在搞了暗殺行動以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又發動了起義，在盧比揚卡的肅反委員會的大樓被占領，捷爾任斯基也被逮捕。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什麼明確的計劃，他們的騷亂也在二十四小時內被忠于共產黨人的拉脫維亞軍隊鎮壓了下去。7月8日，捷爾任斯基主動辭去了肅反委員會的領導職務。後來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對這次暴亂的情況做了調查，肅反委員會內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被清掃出門、8月8日，捷爾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為肅反委員會主席。從此，肅反委員會內便是清一色共產黨人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抑制作用消失了，對待政治敵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頭。捷爾任斯基說：“我們是有組織的恐怖，這應該明確說明。”
列甯對使用各種技術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來打擊反革命分子表現出積極的（雖然也不乏幼稚的）興趣。他非常贊賞使用大型電磁鐵來搜尋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總是堅持在肅反委員會中審議這一想法，但捷爾任斯基則持另外的主張。他對列甯說：“磁鐵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們已經試過這個方法了。”但他還是同意在搜查中試驗性地使用大型電磁鐵，這主要是為了威懾反革命分子，以使他們自動交出窩藏的武器。
肅反委員會對協約國的公使館和其在俄國的情報網的間諜滲透行動。要比他們對付德國大使館的行動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還將1918年夏肅反委員會揭露所謂的“洛克哈特陰謀”的行動視為其最重大的勝利。參加此陰謀的有英、法、美等國的外交官和秘密間諜。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這個革命前英國駐莫斯科的代理總領事，是個有才干但並不可靠的領事工作人員。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兩次不得不在其亂七八糟的桃色絆聞被曝光後，從頭開始一切、1918年初，英國大使被召回後，洛克哈特被派往俄國同布爾什維克政府進行非正式接觸。他沒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服布爾什維克，幫助協約國部隊繼續對德國作戰。盡管洛克哈特未獲成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簽訂了和約，但他並沒有對形勢好轉失去信心。在給倫敦的報告中他寫道，盡管簽訂了和約，但“組織對付德國的行動還是很有可能的”。軍事委員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員位置的格奧爾吉·契切林，對同倫敦建立聯系格外感興趣，他們千方百計地力圖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約維持不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沒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國外交部的一位官員曾刻薄地說：“也許洛克哈特給了我們一些糟糕的建議，但不能指責我們，說我們遵循了這些建議。”
當洛克哈特對恢複東線的戰爭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後，他立刻改換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由親布爾什維克的外交官變成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陰謀家。5月中旬，他與社會革命黨恐怖分子鮑里斯·薩溫科夫領導的反蘇地下組織的間諜建立了聯系，此人在戰前就參加過組織刺殺普列韋和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大公的行動。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洛克哈特否認他曾唆使薩溫科夫進行這樣或那樣的行動，但在發往倫敦的電報中，他講的則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國外交部發去一份未加任何說明的電文（這是從薩溫科夫的間諜那兒得來的），講的是關于“在協約國部隊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並建立一個真正的軍人專制的政府”的計劃。同更關心對德戰爭問題的英國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對協約國出兵干涉、幫助推翻共產主義制度的狂熱的擁護者。
英國秘密情報機構，即當時的軍情處，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亂中也有一份“貢獻”。不僅指示英國情報機構駐俄國的總頭目、大尉埃內斯特·博伊斯直接參與行動，1918年初還派去一些情報機構的軍官去碰運氣。洛克哈特對他們的工作評價不高。他認為，“盡管他們很勇敢，也有著明顯的語言才能，但卻不能正確評估政治局勢。”因而，他們相信那些說共產黨的領導人得到德國人的資助的假文件，還相信那些關于布爾什維克在西伯利亞組建由德國戰俘組成的兵團的假傳聞。
盡管肅反委員會聲稱，軍情一處是英國權力核心制定秘密計劃中強大的武器，但該處在英國對外政策中卻仍扮演著次要角色。英國秘密機構，即今日軍事情報總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戰前它也只是一個不大的組織，預算少得可憐，使得它無法在國外擁有哪怕是一個長期的情報站。如晚些時候公布于眾的秘密報告中所述，由于經費短缺，這個機構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臨時的間諜，其行動就戰爭年代的實踐和經驗看來，簡直是無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情一處的機構有所擴大，並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一些專業人員。到了1918年初，它已擁有由四百多比利時人和法國人構成的網絡，他們固定地報告德國軍隊在被占領的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推進情況。西線一直是軍情一處活動的主要目標，也就是在那里此機構有了輝煌的戰績。同西線相比，對付俄國成了次要任務。被派往俄國的軍情一處的軍官們同維多利亞女王和愛德華國王執政時期（即職業化的秘密機構建立之前）被招到秘密機構的那些狂熱獻身者們有著許多共同之處。雖然他們的那些驚險經曆對英國關于共產主義俄國的政策沒有什麼影響，但是，肅反委員會並沒有把他們這些頑童式的陰謀視為混亂和淺薄的見證，而是當作西方情報機構深思熟慮的、無處不在的行動。
盡管洛克哈特對軍情一處在俄國的行動評價不高，但連他也為西德尼·賴利的勇敢所歎服。賴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屬波蘭領地上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他是家中的獨子，在九十年代（19世紀）離開父母，僑居倫敦。從此他為自己博得了精通數種語言、多情、自信而無畏的國際冒險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編織了一張夢幻般的蛛網，墜入網中的通常是那些報道他的人，也有賴利本人。他是一個幻想家，但同時又無所畏懼，具有一個優秀情報人員所具備的天賦和職業精神。這些品質引起了曼斯菲爾德·卡明——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的第一任頭目和溫斯頓·丘吉爾的驚歎。用洛克哈特的話說，賴利的個性是“猶太人的演員氣質與天不怕地不怕的愛爾蘭人的勇猛”的結合。
在一本記敘英國秘密機構曆史的暢銷書中曾寫道；“沒有第二個間諜能擁有賴利所有的權力和影響。”他是個搞暗殺的行家，通曉下毒、刺殺、槍殺、扼殺等各種手段。他總是備有“十一個證件和同樣多的妻子。”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漫的光環，賴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們興趣十足。在一戰前的聖彼得堡，他是一個極成功的商人和有兩位嬌妻的無人不曉的名人。除此之外，他當時還作為“臨時間諜”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號為“CT1”的賴利回到俄國後，他便沉迷于非同尋常的冒險和嘩然一時的鬧劇的旋渦中了。但是肅反工作人員們卻沒有看出他的奇遇中有什麼可笑之處。賴利在5月7日，以同其習性很相宜的妄然行為表現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宮門口，自稱是勞合·喬治的特使，要求同列甯本人會面。不管怎樣，他得以見到了列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爾·邦奇一布魯耶維奇，後者自然對賴利的行為萬分驚訝。外交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洛克哈特，想核實一下，邦奇一布魯耶維奇的造訪者是否是個普通的騙子。洛克哈特後來承認說，他差點沒對他們說，“賴利很可能是一個冒充英國人的俄國人，否則就是個瘋子。”待後來洛克哈特從軍情一處駐俄國的情報站長博伊斯那里得知賴利是英國間諜後，他差點兒大發雷霆。他將賴利叫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像訓小學生一樣將其訓斥一通，揚言要將他打發回去”。但據洛克哈特回憶，賴利是個“各種開脫之辭的天才創造者，而我們最後以痛笑一場收場。”後來賴利裝扮成旅居近東的希臘人，找了幾個情婦，開始認真地准備起推翻列甯的陰謀來。
賴利繼續使得那些仔細研究其充滿矛盾生涯的蘇聯情報機構的專家們驚訝不已。根據1979年發表的軍事情報人員的正史記載，賴利出生在奧德薩，他的父親是一個愛爾蘭大尉，母親是俄羅斯人。就在這份文件中講道，在他“充滿英雄行為”的一生中並不具有什麼“轟動一時的和憑空虛構的”色彩。就在這份有著真憑實據的文件材料中還確認，他是軍情一處駐俄國的“主要頭目”。（而事實上坐在這個位子上的是埃內斯特·博伊斯）。賴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現任主席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將軍頗感興趣。1979年，當時任第一總局（對外情報機構）局長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總局圖書館索要了所有有關賴利的書。很有可能，他的這種興趣更為克格勃內部有關國家安全委員會曆史的新材料所激發。據一位圖書館館員說，“看來，他把這些書都讀了。”
喬·阿·希爾大尉（後來成了准將）大概在賴利的同行中屬最有名的一個。他也是軍情一處安插在俄國的間諜，其代號為“NKS”。據洛克哈特講，他“和賴利一樣勇敢，同樣無所畏懼”，而且“俄語也不比他說得差”。“快樂的喬治·希爾”（金·菲爾比後來這樣稱他）認為他在俄國度過的那段充當英國間諜的日子是其“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經曆”。童年時他曾和自己的父親，“一位英國探險商人（應從此詞最好的意義來理解）”，周游了全世界，從西伯利亞一直到波斯。正是這些旅行比任何一個專門的職業訓練都更好地為其從事間諜工作打下了基礎。希爾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兩個月，以皇家飛行使團工作人員的身份來到俄國的。但到1918年春他就已和軍情二處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樣，他也指望著布列斯特和約會被撕毀，指望能說服布爾什維克加人對德的戰爭。在被冠以響亮的名稱《偉大的使命》的回憶錄中，他誇耀了自己是如何獲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蘇聯軍事情報機構和肅反委員會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會面、看戲、赴宴一點也沒有影響我的工作。我幫助布爾什維克的軍事參謀部組建情報處，首先是為了弄清德軍在俄國戰線上的集結情況，對其部隊的推進作長期監視……其次，我參與組織了反間諜處的工作，是為了監視德國秘密機構和使團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動。”
但是，希爾發往軍情一處和相關軍事部門的報告並未引起轟動效應，雖然其意義不能低估。他“向布爾什維克許諾說，英國將會提供全面幫助，以說服莫斯科軍區的司令組建一個處，負責對德軍配置進行檢查和跟蹤”。確實，和希爾在其回憶錄中寫的不同的是，沒有找到任何文件證明他親自參加了這個處的組建工作。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在1918年肅反委員會反間諜處的組建中起到過什麼作用。後來他自己也承認，他從未和該處第一任處長雅科夫·布柳姆金見過面。但是希爾和肅反委員會曾就德國軍隊的情況作過有限的情報交換也是有可能的。當二戰期間英蘇兩國情報機關之間建立了更高層的合作之後，希爾又作為特別行動處的聯絡軍官回到了莫斯科。據金·菲爾比講，“俄國人很高興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們對他可是再熟悉不過了。”到1918年夏，他與蘇維埃的情報機構的短期合作結束了。和洛克哈特一樣，他最終也未能說服共產黨人重新向德國開戰。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東線上的德國和奧地利軍事小分隊的網絡，並在“有愛國情感的俄國軍官”的幫助下准備對付這些分隊的挑釁性行動。
到1918年7月，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產主義制度的陰謀之中、盡管後來他否認了這一點。他和駐莫斯科的法國總領事費爾南·格列納爾一起將一千萬盧布轉交給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該組織同東北的薩溫科夫以及庫班河的沙皇將軍阿列克謝耶夫的白軍有著一定的聯系。但無論是洛克哈特還是格列納爾，都不能與捷爾任斯基一決勝負。6月，捷爾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兩名拉脫維亞族肅反工作人員揚·布伊基斯和揚·斯普羅基斯。兩人自稱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扮成了兩個在尋求同協約國聯系的反革命地下組織的代表。他們見到了英國領事館的海軍武官P·H·克羅米大尉，此人在英國大使被召回後留在了彼得格勒，為的是在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一旦有落人德國人手中的危險時，就將其毀掉。克羅米同時又將布伊基斯和斯普羅基斯介紹給了賴利。這兩個人向賴利反映說，駐莫斯科的拉脫維亞族步兵對現狀日益感到不滿、他們兩個的表演給賴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者似乎在拉脫維亞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產主義制度的契機。他曾如是得出結論：
“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脫維亞人，誰控制了拉脫維亞人，誰就控制了首都。拉脫維亞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但他們在為布爾什維克效力，因為他們無處可去。他們都是些外國雇傭軍，而外國雇傭軍為的就是錢。誰出錢多，他們就跟誰走、我若是能收買了拉脫維亞人，那我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羅基斯使得克羅米和賴利認定，有必要與莫斯科的洛克哈特發生聯系。
當他們在莫斯科策動反布爾什維克起義時，正逢英國開始對俄國北方進行軍事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三天後，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連，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將之命在摩爾曼斯克登陸。但海軍陸戰隊員的目的並不是推翻布爾什維克。派他們去是為了防止德國軍隊奪取協約國運往東線的大量軍事物質。協約國出兵的性質變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軍陸戰隊小分隊、一個營的法軍以及五十名美國水兵一起，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實施了第二次登陸之後發生的。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的初始目的，還是為了防止德軍奪取軍事物資。但這一次正遇上反布爾什維克的暴動開始。兩組在海軍陸戰隊到來之前秘密派來的協約國間諜被布爾什維克抓獲了。8月1日夜發生了政變，其領導人是俄國海軍大尉格奧爾吉·恰普林（過去曾被調往皇家海軍任職），此人的行動看來與普利的情報機構頭目、上校C·R·M·托恩希爾（曾為軍情一處軍官）有著密切聯系。次日，應政變組織（他們宣布自己為“北部地區最高行政機關”的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請求，軍事小分隊奉普利之命實施了登陸。
奇怪的是，協約國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的登陸（普利聲稱自己是此地區事實上的總督）並沒有立刻導致英國和布爾什維克人關系的破裂。8月8月，英國外交部給洛克哈特發了一封電報：“你們應該盡可能繼續維系和布爾什維克政府的現有關系。無論如何，首先提出斷絕關系或宣戰的都應該是布爾什維克一方，而不是協約國。”
8月中旬，肅反委員會派遣的拉脫維亞間諜布伊基斯和斯普羅基斯來到莫斯科洛克哈特的代表處，將克羅米的信交給了他。一向“對間諜的滲透極為敏感”的洛克哈特仔細研究了這封信。就風格和筆跡來看，他很快就確定此信確為克羅米所寫。“信中所用之詞——自己准備離開俄國，並想‘在離開前將門砰地摔上’——這是這個很講禮節的軍官的典型用詞，”洛克哈特這樣寫道。
此後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見了第二次面，另一個遣入的蘇維埃間諜、上校愛德華·別爾津也參加了這次會面。據洛克哈特講，“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臉部棱角分明，有一雙剛毅的銀灰色眼睛。他指揮著蘇維埃政府保安赤衛隊的一支拉脫維亞步兵的小分隊。”在場的還有賴利及法國總領事格列納爾。別爾津使他們相信，拉脫維亞族士兵准備參加反布爾什維克的起義，並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個星期內准備妥當。根據洛克哈特的建議，他們決定由賴利承擔同拉脫維亞人的談判工作。大約于8月20日開始的幾次談判，都是在肅反委員會監控的地點進行的。賴利給了別爾津120萬盧布做起義經費，後者則將這筆錢交給了肅反委員會。
除了軍情一處的間諜，參加支持俄國境內反布爾什維克組織行動的還有法國和美國的間諜。8月25日，在莫斯科美國總領事德·維特·普爾的代表處里舉行了協約國間諜的會面。法國的武官拉維倫將軍也參加了會面（洛克哈特沒有參加這次會面）。會上決定，在協約國仍留在俄國的外交官最終撤走之後，間諜和顛覆活動就將由專門留在俄國的間諜來承擔。這些人當中有英國的賴利，法國的安里·德·維迪曼上校，以及美國的克塞諾馮·德·布盧門撒爾·卡拉馬蒂亞諾（俄希混血兒），參加這次會面的還有肅反委員會的一個間諜——列涅·馬爾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駐法國使館的記者，他是布爾什維克的秘密支持者，後來成了法共的締造者之一。
8月28日，賴利在肅反委員會的間諜別爾津上校的陪同下，來到彼得格勒，同有反布爾什維克情緒的拉脫維亞族士兵談判。捷爾任斯基在等待時機，讓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陰謀分子們為自己更好地搓好繩子。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在8月30日告終。這天，詩人列昂尼德·坎經基瑟爾刺殺了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的領導人M·烏里茨基，而女社會革命黨人法尼姬（多娃）·卡普蘭（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經失常）向列甯開了槍，並致其重傷。這兩樁互不相干的暗殺行動成了恐怖浪潮的開端。兩天內，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槍決。
據蘇聯官方資料記載，8月31日清晨，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開始向“洛克哈特陰謀”發起總攻。肅反工作人員未能逮住賴利，但他們抓到了化名為謝爾波夫斯基的冒充俄國工程師的美國間諜卡拉馬蒂亞諾，並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個罐子，里面的紙條上寫有他們轉交給俄國間諜的款項。洛克哈特與賴利和卡拉馬蒂亞諾兩人不同，他擁有外交豁免權。盡管如此，8月31日清晨三點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被“一個粗暴的聲音吵醒，緊接著命令他馬上起來”。洛克哈特“睜開眼睛就看見鼻尖前是手槍槍口”，再看屋里有十來個武裝的肅反工作人員。他和助手大尉希克斯一起被弄到盧比揚卡，在那里，捷爾任斯基的助手拉脫維亞人雅科夫·彼得斯審問了他、據洛克哈特講，他有一頭“長長的黑色卷發，如詩人的頭發，向後梳著，露出高高的額頭”，他臉上的表情“憂郁且恐怖”。“您認識一個叫卡普蘭的女人嗎？”彼得斯問到。洛克哈特從未見過她。據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當時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權力，並對彼得斯說，他沒有任何權力向他提問。“賴利在哪兒？”彼得斯繼續問道。洛克哈特沒有做答。而後彼得斯從公文夾里取出一張通行證，這是由洛克哈特交給肅反委員會拉脫維亞族間諜去阿爾漢格爾斯克會見普利的通行證。“這是你的筆跡吧？”他問道，洛克哈特這才明白，布伊基斯和斯普羅基斯是肅反委員會派遣的間諜，但他仍未想到，別爾津上校也是肅反委員會計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禮貌”地對彼得斯說，自己有權不回答這些問題。
而彼得斯對這次審問所做的記錄與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徑庭了。記錄中寫道，洛克哈特當時“驚慌之至，甚至連自己的外交證件都沒有出示。大概，可憐的英國外交官以為是指控其刺殺了列甯，而且看來，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則認為，彼得斯審問的目的是想將他與法因娜·卡普蘭刺殺列甯一事牽扯起來。但那時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記事本、肅反委員會的間諜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時候，沒有發現他的西裝口袋里有一個記事本，這里有用密碼記錄的他向間諜賴利，自然，還有薩溫科夫提供的款項。洛克哈特擔心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說要去解手。有兩個武裝侍衛跟著他，而他從容地從記事本上撕下那幾頁能毀掉他的紙頁，把它們當手紙使了。
大約早晨六點時，在盧比揚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間里領進一個婦女來，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頭發也是黑的，並且“眼眶發黑”。
“我們猜到這就是卡普蘭。看來，布爾什維克指望她會認出我們，並且會掩飾不住。她保持著一種出奇的平靜，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頜，一動不動，默不作聲地立著，茫然地望著窗外，好像任憑命運的擺布，直到看守進來將她帶走。”
法尼婭·卡普蘭四天後在克里姆林宮內院被槍決，她最終也不知道，她刺殺列甯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點，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從盧比揚卡放了回來。到住宅後他們發現，洛克哈特的情婦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肅反委員會逮捕了。
賴利當時在彼得格勒，因而看來並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月31日中午，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釋放三小時之後，他來到軍情一處情報站頭目埃內斯特·博伊斯的住處。在那里，他敘述了關于保衛克里姆林宮的拉脫維亞族步兵起義的計劃。按賴利所說，博伊斯稱此計劃是“極富有冒險”，卻又是“值得的”，他還表明，一旦失敗，一切責任要由賴利來承擔。而後博伊斯去了英國領事館，想把克羅米接到自己的住處與賴利見面、但在博伊斯來到領事館之前，克羅米就已經死了。當時有傳聞說，刺殺烏里茨基的凶手躲進了英國領事館。于是就有一伙聽信此言的人在肅反委員會間諜的帶領下闖入領事館大樓。克羅米想阻止這些人，聽到的是要他讓路的回答，否則要“像打死一條狗一樣打死他”。克羅米開了槍，但他自己也在交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肅反委員會搜查了法國間諜德·維迪曼的住宅。顯然，這一行動是根據他們的情報員列涅·馬爾尚提供的情報進行的。結果搜出了用于破壞行動的炸藥。雖然德·維迪曼隱匿起來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員會勝利宣稱：“今日，9月2日，我們破獲了一起以英國使館負責人洛克哈特、法國總領事格列納爾以及法國將軍拉維倫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員策劃的陰謀。此項陰謀旨在推翻人民委員會，在莫斯科實施軍人獨裁。這一切都企圖通過收買紅軍戰士來實現。”
但在聲明中沒有一句話提到，這個利用紅軍戰士（拉脫維亞族士兵）來搞軍事政變的計劃是肅反委員會的間諜們制定的。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權的行為辯白，聲明中含糊其辭地說，逮捕他的時候其身份並未查明：“在陰謀者的秘密總部中還逮捕了一名英國人，在被帶到特別調查委員會後他聲稱泊己是英國外交代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確認之後，洛克哈特立即獲得了釋放。”
在人民委員會的聲明中講到，賴利是“洛克哈特的間諜之一”，他轉交了120萬盧布用以實施陰謀行動，這點是確鑿無疑的。在聲明中還說道，協約國的其他使館也參加了暴動的准備。列涅·馬爾尚曾經給法國總統雷蒙·普安卡雷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詳細描述了8月25日協約國間諜們會面的情形。這封信的複件被肅反工作人員在一次搜查中給發現了，後來登載在共產黨的刊物上。當然，這個發現並非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員會9月2日的通告，以及蘇維埃政府後來的聲明中稱洛克哈特是協約國陰謀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關心的是其情婦的命運。9月4日，他向外交人民委員會請求釋放穆拉，但遭到拒絕。此後，他一時沖動，決定直接找彼得斯，並直奔盧比揚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要人口處的衛兵彼此間很快地低聲啼咕了一陣。”彼得斯耐心地聽完洛克哈特的請求，並說，他們會對關于穆拉未參預陰謀的保證予以考慮並進行仔細調查的。“我們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個小時了。我有您的逮捕證。”盡管比肅反委員會更注意外交豁免權問題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對此提出了異議，洛克哈特還是被立即逮捕，並在牢里蹲了整整一個月。
9月5日，為了對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辯白，《消息報》登載了由捷爾任斯基及彼得格勒的黨的領導人季諾維也夫簽署的聲明。同9月2日人民委員會的聲明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國人和法國人被稱為暗殺列甯行動的“策劃者”和殺害烏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們殺害了烏里茨基同志，因為他斬斷了彼得格勒英國人陰謀網的所有繩索。”事實上，肅反委員會本來就想說服英國間諜實施類似的暗殺行動，以達到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們的努力並未奏效。大約在8月22日，別爾津就曾力圖向賴利表明，要想順利實施政變，必須除掉列甯和托洛茨基。他解釋說，首先，他們有著出色的演說才能，可能會對派去逮捕他們的人產生影響，因而不應該冒險去拘捕他們；其次，暗殺這兩個領導人會造成一種恐慌，從而有效地削弱抵抗勢力。
賴利在與布爾的交談中講道，他“千方百計地想說服別爾津放棄這種計劃，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贊成這種計劃的。”他認為，“這些領導人不應該成為蒙難者，而應成為全世界的笑料。”為此，賴利認為，應該脫掉列甯和托洛茨基的褲子，讓他們只穿著內衣在莫斯科游街，讓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們。但肅反委員會並沒有把這個想將列甯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陰謀一並公布于眾，這一點在情理之中，並不足為奇。正因為如此，在指控英國間諜組織的那些確實存在的或臆想出來的陰謀當中，這個很有特色的計劃從未在世人面前出現過。與賴利和希爾不同的是，軍情一處駐外情報站站長埃內斯特。博伊斯，對組織暗殺行動的主意並不持批評意見。他的一個俄國間諜說，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問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兩個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9月6日，這個間諜伸手要錢，說這樣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斯的談話內容。英國人擔心他“還會出點新花樣”，就決定掏錢打發了這個搞訛詐的家伙。
到此事發生之時，軍情一處在俄國的活動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來，投進了條件惡劣、人滿為患的牢獄。肅反委員會還逮捕了賴利的幾個情婦，而他自己持著希爾提供的假護照悄悄地乘一艘荷蘭貨船逃出了俄國，希爾本人也逃脫了被捕的命運。但當其十八名間諜和聯絡員被抓住並遭槍決之後，他認為，應該從倫敦接受新的指示和經費，“一切從頭開始，組織新的人馬，建立新的聯絡點。”和博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這段時光，是在相對舒適些的克里姆林宮過去的宮娥的房間里度過的。在他被捕期間，他的情婦穆拉被釋放並獲准與他見了面。為了監視洛克哈特，別爾津被安排在這里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他說上哪怕是一句話”。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爾以及協約國使館的其他人員被准許返回家園，交換條件是釋放那些在倫敦被扣留的俄國官員。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別倒是驚人的友好。9月28日。彼得斯來通知洛克哈特，說他已被釋放。他贈給他一張簽名照片，給他看了自己在倫敦的英國妻子的照片，並請他捎信給她，但後來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也許不核煩勞您，”彼得斯說，“您一離開這兒，就會把我視成最可惡的敵人痛罵和詛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說他不要裝糊塗了：“如果拋開政治，我從不打算和你作對，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對穆拉的思典。這封信我要收下並代轉。”彼得斯對洛克哈特說，他若留在俄國會更好些：“您會很幸福的，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活。我們可以給您工作干，反正資本主義遲早是要滅亡的。”但彼得斯沒有告訴洛克哈特，他已經有證據表明穆拉是個德國間諜。後來他說，考慮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對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陰謀”的法庭也隱滿了這一事實。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為了對洛克哈特在英國進行的“瘋狂反蘇運動”表示抗議，他披露了這個秘密。
獲釋後，洛克哈特回到了倫敦，隨後是博伊斯和賴利也相繼回國。而希爾到了法國後，接到軍情一處處長卡明的命令，讓他返回俄羅斯幾個星期，以便協助反布爾什維克小組組織的怠工活動。根據卡明的提議，希爾被授予“戰斗功勳”勳章，賴利因其在俄國的行動而被授予“軍事十字”勳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賴利、格列納爾和維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處死刑，而8月31日逮捕的美國間諜卡拉馬蒂亞諾仍被關在莫斯科的監獄里。為了逼其招供，他們兩次威脅說將要對他實行槍決，但未能有獲。後來死刑被改為監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終獲准返回美國。
肅反委員會將清除“洛克哈特陰謀”視為一次最為重大的勝利，而克格勃至今也持同樣的觀點。在蘇聯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肅反工作人員給予陰謀分子們的致命打擊，可以與一次最重大的戰役的勝利相提並論。”而事實上，肅反工作人員只是在小小的斗爭中占了上風，因為反對他們的不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盟，而只是一伙冒險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密間諜，這些人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初期進行活動時，能夠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洛克哈特陰謀”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脫維亞族步兵的起義計劃——是肅反委員會自己制定出來的。但是，肅反工作人員在揭露“洛克哈特陰謀”過程中所積累的派遣間諜和離間分子的經驗，在以後、在20年代，曾幫助他們取得了對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的更大勝利。
到了20年代初，白軍已經不能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了，盡管他們還未被徹底消滅。列甯和捷爾任斯基簽署命令，取消了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實施的死刑，但三周後，列甯又改變了自己的決定。2月6日，在會見地方肅反委員會代表的時候，他發言說，死刑是今後與“反革命的言行”斗爭中很可能用得著的“必要措施”。1920年4月，波蘭對烏克蘭的人侵以及隨後的六個月的俄波戰爭，掀起了肅反委員會殘酷鎮壓那些確實存在的和臆想出來的陰謀分子的新浪潮。在克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寫道：“正是因為肅反委員會的堅決斗爭，才使波蘭白匪以及他們的協約國幕後策動人妄圖通過間諜活動、怠工及匪禍來破壞紅軍安全的企圖破了產。”到1920年底，捷爾任斯基的戰友馬丁·拉齊斯，試圖為肅反委員會對蘇維埃社會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礎；“反革命活動正在四處漫延，在我們生活的所有領域，以各種形式表現著，由此可見，沒有哪個領域是肅反委員會不應該涉人的。”
拉齊斯的這個思想，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國家的大廈鋪了第一塊磚。
從1917年到1921年期間，有二十五萬多人成了肅反委員會的犧牲品。到1921年，當布爾什維克在國內戰爭中已勝券在握之時，許多黨員認為，肅反委員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很自然，肅反工作人員是反對這種觀點的。因此，盡管肅反委員會的發展有所停滯，其權力受到了某種限制，甚至機構也進行了某些改組，但它仍然得以存活下來。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指出：“蘇維埃政權在國內和國外的鞏固使得我們可以削減肅反委員會的職能及其機關了。”1922年2月8日，隸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替代了肅反委員會。從1919年3月起，領導內務人民委員部及肅反委員會的捷爾任斯基當上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領導。同肅反委員會所擁有的權力相比，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活動領域僅限于組織和實施打擊破壞活動，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現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來解決。國家政治保衛局只有調查權，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進行判決，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將犯人關進集中營。但是逐漸地，國家政治保衛局又重新擁有了肅反委員會的大部分權力，而且這些都是得到列甯的贊許的。1922年5月，列甯曾寫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則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據1922年頒布的法令，國家政治保衛局獲得了驅逐、監禁等權力，而且在一定情況下，還可以槍決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個別類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蘇聯成立之後、國家政治保安局被賦予了聯盟機關的地位，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縮寫為OTTY）。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擁有自己的“法律委員會”，用以迅速判決反革命分子、間諜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肅反委員會是在非常時刻作為保衛革命的必要手段而臨時組建的機構，與其不伺的是，而後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及其後繼者，在蘇聯國家體系中一直占著一個中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