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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無線電監聽、間諜的滲透以及劍橋“五傑”
（1930－1939）
在第一總局的“紀念館”里，懸掛著眾多的蘇聯偵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僅有一人從未當過人民內務委員部的軍官（這是僅有的例外），他就是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將軍。在國內戰爭時期，別爾津就指揮過“契卡”的隊伍，但最聞名的時候，還是他當蘇聯軍事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時期（即1924－1935年，那時軍事情報機構被稱作總參四局，後來叫情報總局）。別爾津1890年出生于拉脫維亞，少年時期加入地下黨組織，後來有幾年他是在鐵窗下和西伯利亞的苦役中度過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脫維亞蘇維埃政府中工作過一段時期。在別爾津仕途之初，他的許多最親密的戰友在軍事情報生涯中的經曆與別爾津十分相似，因此他們被稱為“拉脫維亞派”——這就如同捷爾任斯基的幾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時期以“波蘭派”著稱一樣。1935年，別爾津以集團軍指揮官身份被派往遠東，1936年8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為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中蘇聯軍事代表團的負責人。一年後，正值大清洗時期，他被召回俄羅斯，後來也未逃脫鎮壓的劫運。
別爾津將自己在第一總局榮譽廳中的席位歸功于他對情報工作的貢獻，而這些情報的取得主要是靠無線電截聽和間諜滲透手段的運用。三十年代初，他參加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聯合分隊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特別任務處下轄的第四局的組建工作。聯合分隊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事、民用情報的偵聽。領導這個分隊的，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總局的n·哈里克維奇上校。這個分隊當時是整個政治保衛總局最隱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庫茲涅茲橋上外交部人民委員部大樓里，而不是在盧比揚卡。葉芙多基姬·卡爾采娃（後改為彼得羅娃）1933年加入該分隊，據她講，分隊嚴令禁止其工作人員將自己的工作地點告訴任何人甚至親生父母。和大多數分隊年輕女工作人員一樣，卡爾采娃常常在領導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來稍有些駝背，他行為怪癖，無論晴天還是陰天整天帶著雨衣。卡爾采娃常常由于他那雙冰冷的、銳利的、淡藍色的眼睛嚇得發抖，因為那種目光總使人們覺得自己的樣子與他是敵對的。盡管光陰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還是津津樂道于自己的風流韻事，每逢休息日，他總要在自己的別墅里搞狂歡活動。當卡爾采娃向一個男性同事問及這些狂歡的情形時，他回答說：“你要是對誰泄露了這個秘密，博基就會讓你終生不得安甯，你必將玩火自焚。”卡爾采娃被邀請到領導別墅做客時，總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時，為了避免騷擾，她總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來一些不請自來的麻煩。
盡管領導腐化、淫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第四局的聯合分隊仍舊是世界上最大、裝備最先進的截聽和破譯機構。間諜活動為這個機構帶來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個類似的機構都要多。在大部分機構里，從事間諜偵察的人都時常會得到一些破譯的情報，但在30年代，只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訂的規矩，使獲取此類文件成為他們獨有的特權和優勢。在聯合分隊建立的初始幾年，對蘇聯對外政策影響最大的，是來自日本的情報。在聯合分隊日本組工作的葉芙多基婭·彼得羅娃發現，來自日本的破譯材料是“在間諜的幫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時期，這些間諜中就有駐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別爾津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情報總局的第二大貢獻是，他對那些用于間諜滲透的技術裝備的管理與使用。這些技術裝備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二十年代為對付流亡白軍以及在三十年代為滲透外國政府和軍事機關而專門研制的。按照1980年為紀念國外處成立60周年而編寫的秘史，這項戰略是在別爾津同國外處頭目阿爾圖佐夫、國際聯絡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亞特尼茨基的談話中產生的。極有可能，這項首創的想法是別爾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間諜主要用于對付國外的白軍組織，後來是托洛茨基分子。別爾津最感興趣的是使用間諜來搜集情報。他的首創想法很快就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效仿。三十年代時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之間並無明確的職責劃分。第四局的間諜經常是既搜集政治情報，也搜集軍事情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報相對少一些。于是兩個組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逐漸代替了國際聯絡部情報搜集網。
在克格勃的間諜中，里哈德·佐爾格可以算是出類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後二十年，佐爾格成了蘇聯英雄。在他的忌日，人們寫了一系列經官方批准的著力渲染的傳記來紀念他，而且對一個外國間諜尤為不平常的是，為此還專門發行了一套郵票。1929年，佐爾格來到第四局工作。當時他給共產國際的間諜謝杜·馬興克的印象是：“一個有著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思想的學者”，總之是個很有魅力的人。
佐爾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親是個德國人。在油田當鑽探工，正如後來佐爾格所說的那樣，他父親是個具有“民族主義和親帝國主義”思想的人。母親是俄羅斯人。佐爾格在柏林一所中學上過學，一戰時受過傷，對無謂的戰爭帶來的破壞感到十分失望，後來他投身于工人運動的革命派之中。布爾什維克使他不僅從理論和思想上支持這場運動，而且還直接參加到運動中去。戰後，佐爾格獲取了漢堡大學社會科學哲學博士學位，成了一名積極的共產黨員。1924年末，他來到莫斯科，1925年開始在國際聯絡部工作，並獲得蘇聯國籍。從1927年到1929年，國際聯絡部把他派往德國，後來又去了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1929年11月，他被別爾津將軍招進第四局工作。不過，他同時還與皮亞特尼茨基和國際聯絡部保持著聯系。
佐爾格接受的第一項任命，是領導一個在德國記者身份掩護下的上海間諜網。在上海，他吸收了一個名叫尾崎秀實的日本記者入網，後來這個記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間諜。尾崎秀實是一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與日本政界人士聯系密切。1933年1月，佐爾格返回了莫斯科，別爾津對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績大加贊揚。後來，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說，這項任命對佐爾格來說是最重要的一項任命。在去日本途中，他在德國呆了幾個月，在此期間，他鞏固了自己的“記者”聲譽，並開始以納粹黨的交際老手聞名。在佐爾格的告別晚宴上、連戈培爾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東京，佐爾格很快便贏得了德國大使館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後，他還不無驕傲地自誇：
“我在日本的組織的基礎就在于我成功地與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搭上了關系，並且贏得了其工作人員的絕對信任……我能順利地潛入大使館的核心腹地從事情報活動，甚至在莫斯科，這也被認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絕後之舉。”
但佐爾格沒有想到，在這之前，其間諜網為蘇聯提供的有關德、日的重要情況同樣被莫斯科認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論其價值，絕不亞于他在日本的收獲。
佐爾格是在東京度過了八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克里姆林宮認為這正是日本對蘇聯構成最大威脅的時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蕭條”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來就不牢固的根基開始徹底動搖。蕭條造成的社會氣候使軍隊得以完全擺脫了政治上的從屬地位，並以人民的支持為“後盾”開始了實現其野心勃勃的領土稱霸計劃。1931年10月，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軍，制造了炸毀鐵路事件，他們把責任推給了中國軍隊，並以此為借口開始了占領東北三省的軍事行動，這次事件後來被粉飾為“滿洲里事件”。後來，盡管日本政府同意國際聯盟要求撤軍的要求，但在籠罩全日本的民族主義狂熱面前，政治卻無力支配軍隊。1932年初，日本在長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名義統治的偽滿洲國。從那時起，日本開始控制與蘇聯接壤的大部分陸上邊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認為，德國比起日本是危險較小的戰爭策源地。若干年來，莫斯科始終較為自信地、鎮靜地觀察著納粹勢力的增長，因為與其說她看到了在東方未來戰爭的預兆，不如說看到了德國資本主義的垂死掙紮。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首相時，共產國際還一直號召德國共產黨員進攻社會主義左翼敵人，而不是納粹這樣的右翼敵人。雖然1933年外交委員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在蘇聯對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納粹制度的“極端反蘇思想”，但同時他還是強調，主要威脅仍來自日本。後來幾年，蘇聯的對德、對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樣，一直建立在妥協基礎上，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既避開與日本作戰，又不同德國交火。
1933年10月，佐爾格一到東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圖進犯蘇聯”的命令。被捕八年以後他寫道：
“許多年來，這是交給我和我的小組的最重要任務，可以說，這就是我在日本肩負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關注滿洲里事件後日本軍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觀點，在蘇聯出現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懷疑日本計劃進犯蘇聯；這股懷疑勢力如此強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見在莫斯科並非總能得到理解……”
如果說，莫斯科對日本會進攻蘇聯的擔心有些誇大的話，但這種擔心仍是有根據的。日本軍隊內部幾年來主要分成兩大派別：主張與俄羅斯交戰的“皇道派”和力主進犯中國的“統制派”。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變後，“統制派”才徹底占了上風。當時，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國事務，但一切為時已晚矣。正如日本軍事外相所說：日本國內事態已發展到就好像“企圖說服一個男人不要再騷擾一個已和他懷孕的女人”一樣。1937年7月，當日本公開宣戰時，它實際上已經間接控制了中國東北很大面積的領土。
1935年，當馬辛克在六年之後再一次見到佐爾格時，她驚奇地發現，經過在中國和日本這些年的風風雨雨，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雖然他同以前一樣擁有“異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實的共產黨員，“但已幾乎看不到一個具有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學者的魅力了”。一個日本記者評價佐爾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納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這種形象，使佐爾格獲得了德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信任。在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中，上校武官文金·奧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職）及其夫人與佐爾格關系密切，而且佐爾格還與武官夫人暗中保持著情人關系。這樣，佐爾格便獲得了接觸大量有關日本武裝力量和軍事計劃情報的機會，因為這些情報都是通過武官夫人之手發往柏林的。同時，佐爾格還能接觸到從國外發往大使館的有關德國遠東政策的文件。1938年4月。奧特被提升為大使，佐爾格開始每天與他共進早餐，進餐同時，向他提供日本國內的最新情報，並校訂整理其發往柏林的部分情報。與此同時，佐爾格間諜網上最主要的一環尾崎秀實開始發揮較大作用，因為尾崎秀實作為重要國務活動家、王子近衛智囊團的成員，愈來愈經常參加到了日本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實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內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國家計劃，並指出日本短期內不會進攻蘇聯。佐爾格正確地預言了1937年日本對中國的人侵，並按慣例向上呈遞了一份把握十足的報告：日本無意入侵西伯利亞。
在所有蘇聯官方佐爾格的贊辭中，至少有一條是不實之辭，而且迄今為止西方尚未發現它的微妙之處。蘇聯一直在有意地用佐爾格搞到的情報去掩蓋蘇聯無線電截聽的工作成績，去掩蓋至今。甚至在戈爾巴喬夫公開化時代也未提及的情報搜集方式。可以說，比起佐爾格本人搞到的情報，截聽到的情報構成了更重要的有關日本的情報來源。所以，1931年4月，也就是“滿洲里事件”發生前半年（佐爾格到達東京前兩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駐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總參謀部發過一封電報，後被蘇方截獲並破譯。這封電報比其他任何擔心日本進犯蘇聯的消息都會令人深信不疑。電文中說：
“日蘇交戰已無法避免，只是遲早的問題……日蘇戰爭開始愈早愈對我們有利。我們應當明白，形勢一天天變得有利于蘇聯。簡而言之，我希望當局下定決心同蘇聯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並著手制定相應的政策”。
這樣一來，莫斯科擔心“滿洲里事件”會成為笠原幸雄所號召的進攻蘇聯的序幕就顯得不足為奇了。與此同時，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駐蘇聯大使廣田弘毅與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將軍進行的談話中所說的話，這些話引自另一封被截獲破譯的日本電報：
“暫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蘇聯交戰這一問題放在一邊。我們可以說，有必要推行旨在與蘇聯在任何時候開戰的對蘇強硬政策。但目的應當不是抵制共產主義，而是占領東西伯利亞”。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經曆了與日本開戰前的恐怖的沖擊。共產國際秘書處嚴厲批評了一些國外同志，指責他們不善于捕捉“日本進攻滿洲里同備戰反蘇戰爭之間的聯系”。1932年2月，共產國際秘書處要求各成員黨立即組織怠工並拒絕向日本運送武器：
“要求立即發動群眾，破壞經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鐵路和資本主義國家港口的武器和軍用物資的運輸”。
莫斯科的驚恐發展到了多少有點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月，它發表了一則引人注目的聲明：“我們現在已掌握了由日本軍界最高層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內容是進攻蘇聯並占領其領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報》還登載了譯自截獲的日本電報的部分內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議進行“速戰速決戰爭”和廣田弘毅號召“占領東西伯利亞”的那部分電文。
莫斯科打算把這一來自日本威脅的證據公開發表，因為它至少可以說明蘇聯已搞到了（日本的）情報。而日本根據這些情報也意識到，自己的外交電碼和密碼已被蘇截聽機構破譯。1931年被解職的電碼破譯員美國人格伯特·亞德利曾發表了轟動一時的回憶錄，其中談到美國的“暗箱”（破譯機構）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碼系統。之後立即爆發政治丑聞。日本外交部長立即公開指責美國這是在搞“夫妻叛變”，因為它早在十年前的華盛頓會議上就曾截獲了日本的情報。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為日本總參謀部第二局俄羅斯分部主任。其繼任者、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川邊寅四郎，向東京報告：事態發展表明，日俄戰爭已“不可避免”。笠原幸雄對此立刻作了回答：軍事准備已進行完畢，“與俄羅斯交戰從鞏固滿洲里方面來看對日本十分必要”。在後來的幾年里，蘇聯的密碼破譯者同佐爾格的間諜網一樣，都把主要任務放在了觀察日本進攻的危險上，換言之，都投入到了觀察這一終究未成事實的危險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無線電偵察的主要功績在于成功地竊聽了在柏林舉行的德日曠日持久的談判，雙方的主談人員為德國外長喬基姆·里賓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後為日本大使）大島廣將軍。談判結果，最終簽訂了德日共同反對共產國際的一系列協議，並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雖然駐東京的德國大使館以前曾向佐爾格提供過不少秘密情報，但這次連他們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關談判進程的間諜情報。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無線電偵察獲取了大量的戰役情報。1936年春，駐柏林的蘇聯間諜（他們都歸內務人民委員部荷蘭間諜站頭子瓦爾特·克里維茨基統一領導）獲准接觸日本大使館的密碼本以及德日談判密碼。“從那時起，——克里維茨基誇耀道，——大島廣將軍同東京之間的來往信函常常經我們之手而過”。這樣一來，日本與其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的電報，由于被聯合截聽分隊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第四局大量破譯，它們無疑就成了有關談判進程的補充情報來源。
德日反對共產國際的一系列協議，從字面上看並不具有更大的威脅性，不過是相互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協議的秘密備忘錄中卻寫道，當簽約方的任何一方“遭到進攻威脅或成了進攻的犧牲品”時，雙方應立即就進一步行動問題進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緩和蘇聯形勢”之舉。當然，克里姆林宮很容易從這些含糊的措詞中發現德日凶險的用意。因此，在反對共產國際協議發表三天之後，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聲明：
“至于德日發表的協議……這不過是另一個協議的掩護，它們實際上是被同時討論與草簽的，後者沒有公開發表，他們也不打算發表。我可以負責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國超級外交家之間進行的15個月的談判，正是為了搞出這麼一個對‘共產主義’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維諾夫的講話中，雖未提及秘密備忘錄的情報來源，但卻非常奇異地指出了電碼破譯的事實：“許多人認為，雖然德日協議以特殊電碼寫成，而且，其中‘反對共產主義’一詞也會用其他詞來代替，但人們一定能用各種方法把它破譯出來。沒錯，這種觀點非常正確，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來年秋天，克里維茨基回到了蘇聯，鑒于他對蘇聯無線電偵察的貢獻，他被授予列甯勳章。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第四局的聯合分隊認為，三十年代中期，無線電情報偵察所取得的成績，在很大程度上還應歸功于對不列顛外交電碼和密碼的破譯工作。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對英國外交部的首次滲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這在情報行當中被稱為“天外來物”。1929年，大不列顛外交部通訊司譯電員歐內斯特·霍拉韋·奧爾德姆借隨同英國貿易代表團訪問巴黎之機，來到了蘇聯駐法國大使館。他自稱斯考特，請求與武官見面。接見他的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軍官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自我介紹為“少校弗拉基米爾”）。奧爾德姆說他在英國外交部工作，帶來了不列顛的外交密碼，並說願以兩千美元出售。沃伊諾維奇把密碼拿到隔壁房間拍了下來。也許是懷疑奸細行為，沃伊諾維奇回來，顯得十分氣憤，把密碼摔到了奧爾德姆的身上，斥責他的欺騙行為，並把他趕出了使館。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第四局聯合分隊的密碼破譯員很快就對奧爾德姆帶來的密碼進行了鑒定，結果顯示：密碼可靠無誤。于是，“中心”批評沃伊諾維奇未及時付給“斯考特”酬金，並失去與之建立聯系的機會；同時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數付給酬金，並重新建立關系。但令沃伊諾維奇感到難堪的是，跟蹤奧爾德姆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軍官居然記錯了地址，使得尋找工作擱淺。在這以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荷蘭的地下人員漢斯·加連尼（在自己人中以“漢斯”聞名）費了很大力氣于1930年在倫敦找到了奧爾德姆。一天晚上，加連尼在奧爾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攔住了他。加連尼叫出了他的名字，並用簡短的、事先准備的話語說道：“我很遺憾，我們沒能在巴黎見面。我知道弗拉基米爾所犯的嚴重錯誤，他已被解職並受到懲罰。我是來給您送還本應屬于您的東西。”加連尼邊說邊把一個信封塞進了奧爾德姆的手中，然後橫穿過馬路，消失在下班職員的人流中。過往行人看到奧爾德姆抓住胸口，腿彎了下去，就上前幫助。奧爾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幾句感激的話，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就回家了。到家後，他急忙打開了信封，發現里面有兩千美元和下次與加連尼見面的指示。有情報表明，奧爾德姆去赴這次約會的初衷是想中斷與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聯系。但加連尼說服了他，後者不僅收回了錢，並且又提供了英國外交部新的密碼情報。安全制度以及有關通訊司同事的一些情況。雖然加連尼竭力贊揚奧爾德姆，並邀請他偕夫人去高級飯店用餐，但雙重生活的緊張使他不堪重負。1933年10月的一天，人們在他寓所廚房的地板上，發現了已處于昏迷狀態的奧爾德姆，立即把他送往醫院。但為時已晚，他死在了前往醫院的途中。調查表明，由于奧爾德姆常處于“非正常心理狀態”，最終他以煤氣窒息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利用奧爾德姆提供的有關通訊司工作人員的情報後，又開始招募新人。為此，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兩名間諜人員被派往日內瓦，因為在那里，奧爾德姆的幾名同事為國際聯盟不列顛代表團做譯電員工作。一名曾在英國居住過，當過俄羅斯海員的間諜人員，表現得十分不機智，以至代表團工作人員很快就懷疑他在為蘇聯情報機構工作。而另一名間諜人員，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個頗有成績，善于交際的荷蘭藝術家，他在不同時期分別效力于漢斯·加連厄、倒黴的伊格納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奧多爾·馬雷（下文中將會提到他）。在他們的幫助下，皮克憑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駐日內瓦不列顛職員和記者圈子中惹人喜愛的人物。他經常請一些譯電員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場地招待他們，並大方地借錢給他們。
皮克選擇了大尉約翰·格伯·金作為最合適的招募人選。此人1934年作為“臨時人員”進入通訊司工作（這份工作不具有領取退休金的權力），他與妻子分手後，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國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時常令其捉襟見肘。皮克以極大的耐心和手段與金慢慢結識，有一次他同妻子還邀請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們住的是最豪華的飯店，而且出手闊綽，皮克後來評價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對金及其情人的評價則是“一對不可思議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並沒有嘗試在日內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著最佳時機。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國外交部通訊司工作時，皮克才開始下手。他在倫敦與金見了面。甚至在這里，皮克還隱瞞了自己同內務人民委員部之間的關系。他對金說，一個荷蘭的銀行家對國際關系方面的秘密情報非常感興趣。如果金為他提供這方面情報，那麼他付給金雙倍報酬。金同意了。
為了不虛不列顛之行，皮克向一個曾與他在以前的聚會上認識的名叫康拉德·帕蘭的英國商店裝修專家建議，成立一個藝術裝飾公司，他允諾親自籌措資金。帕蘭同意了，他們租了一棟房子。皮克住的那層樓專門設了帶鎖的房間，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爾季耶夫斯基認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並把它們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這類文件中，有駐柏林的英國大使館發出的、有關希特勒同其他納粹頭子會見結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蘇聯間諜（從後來的情況看，他顯得更為重要）打人英國外交部，他叫唐納德·麥克林。麥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顛間諜小組成員（後來又招進了四名），他們都是在劍橋大學上學期間或是剛一畢業時被招募的，而後他們又都成功地打人了當局在“白廳”的機構。克格勃始終認為這五名來自劍橋的間諜是那時招募來的最實干的優秀外國間諜，二戰期間，他們以“劍橋五傑”著稱（電影《七傑》上映後，第一總局就把他們稱為“五傑”）。在“五傑”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納德·麥克林和蓋伊·伯吉斯。他們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爾比在1963年逃往蘇聯後被英國報刊稱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東尼·布蘭特，在八十年代，記者們尋遍蛛絲馬跡想找“第五人”但始終未果。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籌寫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三部的秘史時才被發現，並首次予以披露。
與奧爾德姆和金為金錢而出賣英國外交部不同的是，“五傑”叛逆的動因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把為克格勃工作視為對德國法西斯分子奪權的反應、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體現。下面是安東尼，布蘭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後解釋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齡人覺得，是共產黨和俄國建立起一個唯一堅固的反法西斯保壘，而西方民主卻對德國采取了一種模糊的、敗壞自己名譽的態度。蓋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為俄國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運動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劍橋高年級學生持冷淡、保守態度。雖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劍橋擁有最大的政治俱樂部，但他們思想僵化，回避任何積極的社會活動。1934年初《劍橋評論》的一個簡報作者開始發現一種新的傾向苗頭：
“近些年在老牌大學中的政治活動領域，主要為社會主義分子，更大程度為共產黨員所占領……俄國人的嘗試，在大學中引起了很大的興趣，它被認為是勇敢和建設性的嘗試。而總是無法忍受老一輩謹慎、遲緩和阻礙的年輕一代，帶有同情心地（經常不取決于政治眼光）傾向于這次為了找到新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嘗試。”
富于理想主義的高年級學生，對“俄國式嘗試”的好感呈增長趨勢，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不僅取決于俄國革命的成功，還與不列顛領土上發生的事件密切相關。金·菲爾比認為，在個人政治成長中，對許多同情蘇聯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為真正轉折點的“那一刻”，是與1931年工黨的頹敗和毀滅一起到來。1931年8月，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表示同意擔任主要由保守黨人組成的國民政府首腦，由于這一“偉大的叛變”，使得工黨在兩個月後舉行的大選中慘遭失敗。至于菲爾比，他覺得：
“反對派在危機時刻居然能夠動員組織起來自己的後備力量，而（工）黨對此又表現得軟弱無力，這一事實難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選民們顯而易見是富有經驗的，但他們卻聽任那些無恥宣傳的影響。這一事實本身不能不使人們對民主先決條件的可靠性表示懷疑。”
正當工黨黨員在“大蕭條”時期失卻方向的時候，俄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改革正進行得熱火朝天。吸引“五傑”的並非斯大林時期俄國嚴峻的現實，而是社會主義黃金時代的神奇景象：工農國家、英勇地建設新社會、擺脫了不列顛等級制度的虛偽做作，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誘人，以至于誰也無法抵制它的誘惑，誰也無法打破這種神話。麥利科爾·馬傑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優秀英國記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國人在斯大林時代前來俄國參觀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熱的“朝聖者”們：
“他們對所見所聞表示出來的狂熱，以及他們表達激動心情的方式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跡之一。他們中有人道主義選舉的狂熱捍衛者，他們望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大樓，眼含感激的淚花；他們中有分配選舉代表制的狂熱支持者，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點頭稱是；他們中有狂熱的‘聖徒’，虔誠地翻看著無神論書籍；他們中有狂熱的和平主義者，滿懷激動之情看著坦克轟隆隆從紅場駛過，看著硝煙彌漫的天空；他們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樓房前的城建專家，他們低聲耳語：‘要是我們英國也像這樣就好了！’這些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難以置信的輕信，甚至驚呆了那些接待外賓的蘇聯官方人員……”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國記者威廉·懷特，也對斯大林時期來俄國的一些美國人所表現出的天真、幼稚做了類似的描述：
“他們對所見的一切都抱有極大熱情，但卻不總是符合邏輯；在他們來之前就一直在感受這種熱情，訪問又使這種熱情加倍。有一位來自紐約州的小學生，到一家印刷報紙的工廠參觀。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機器。‘真的，這太棒了，——她說。——這種神奇的發明只有在像你們這樣的國家才能實現。你們這里勞動自由，沒有剝削，大家都為同一目標而工作。我要寫一本書，記下我的見聞。’但當她看到機器後部牌子上寫著‘紐約州制造’時，頓時感到有些難為情了。”
但對“五傑”來說，他們投身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還不能用“對蘇聯好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們都把在共產國際隊伍中，與法西斯主義進行秘密戰斗看作是一種令人陶醉的理想來追求。招募來自劍橋的間諜、向法西斯發動十字軍遠征，這些都是由偉大的共產國際宣傳者，二十年代“無辜者俱樂部”（由共產黨領導的“知識分子組織”）創始人維利·明岑貝格組織的。在1933年初，德國發生“國會縱火案”，納粹分子把責任推到共產黨員身上，並以此開展了反共產主義的“獵捕妖婆”行動。此時，明岑貝格不得不將其總部從柏林轉移到了巴黎。‘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個最有影響的“無辜者俱樂部”——“世界援助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工作的作家阿圖·凱斯特勒記述道，同其它“無辜者俱樂部”一樣，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無一名共產黨員同委員會有聯系”。法國小組由著名的匈牙利僑民卡羅伊伯爵領導，國際主席由幼稚的英國上院議員，工黨黨員馬利擔任。而偉大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剛一同意參加該委員會就很快發現自己已被人稱作“主席”了。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員會看起來像個非黨派的慈善組織，但實際上，正如凱斯特勒後來寫道的那樣，領導委員會的巴黎秘書處是“一個在明岑貝格領導下、在共產國際監督下、徹底的共產黨的機構……”
明岑貝格于1933年8月在巴黎發表了無疑是整個共產國際史上宣傳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關希特勒恐怖活動和國會縱火案的“褐皮書”。它立即被譯成從日語到猶太語的二十種語言，照凱斯特勒所說，“褐皮書”成了“反法西斯斗爭的聖經”。他還說（當然略帶誇張），這本書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擊性文章都會產生更深遠的政治影響”。後來當它變成一本書出版時，在其顯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樣：世界援助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員會（主席：愛因斯坦）編寫，上院議員馬利作序。“我的名字，——愛因斯坦寫道，——出現在英國。法國的出版物中，好像這一切都是我親手所寫。這不是事實。這些書里沒有一個字是我寫的”。但鑒于這本書用于高尚的事業，偉大的物理學家就決定不提什麼要求了。序言的技藝性也很強，落款寫道：“議員馬利于倫敦貴族院”。這樣就使這本冒名出版的書看起來很具有權威性，並且非常可靠。“我們沒有使用那些最轟動一時的文件，——高貴的議員馬利努力使讀者相信。這本書里所講的一切，都是經過精心檢驗，是眾多類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議員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親筆寫的序言。
和大多數成功的偽造事件一樣，“褐皮書”中許多內容都以“事實”為根據。但正如凱斯特勒後來所說的那樣，事實中都摻以謊言和“共產國際情報機構”炮制的極為“放肆的虛張聲勢”。按凱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貝格的主要助手奧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寫的。卡茨是猶太人，他同明岑貝格一樣，是個不標准的信奉世界主義的中歐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與出版界、記者界、電影戲劇界都有廣泛的聯系。在好萊塢——巴貝塔·格羅斯寫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國演員、導演、作家非常喜歡他。卡茨與婦女的交往也十分得體，這對委員會和團體的組織工作大有幫助。凱斯特勒也認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對那些具有高尚的、積極的政治意圖的中年婦女來說，此感更甚”。
“奧托的一項任務、是受命對明岑貝格實施監視並搜集情報。明岑貝格對此十分清楚卻不予理睬。他需要奧托，但他幾乎不掩飾對奧托的懷疑態度……盡管並不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奧托是個十分可愛的人。他以冒險主義者的豁達、容易沖動和樂于助人而異于常人——暫時這還不與明岑貝格的利益沖突”。
幫卡茨寫“褐皮書”的。還有亞曆山大·阿布什（戰前任德國共產黨報紙的編輯，戰後任東德政府的部長）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的記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並非一件易事。一位來自英國的記者在巴黎駐留期間發現，對他的每次問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情況，于是就問：‘這個委員會中有哪些人組成？’回答：‘我們。’我接著問：‘你們是誰？’回答：‘一群樂于救助無辜者的人。’‘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回答重複：‘這是我們的委員會’。”
“褐皮書”嚴厲回擊了納粹分子有關國會縱火案是共產黨陰謀結果的論點。雖然“褐皮書”所用論據很有說服力，但它們同樣也有虛假的成分。比如，此書用了一些假材料，試圖證明縱火者荷蘭人馬里納斯實際上是納粹主義的主要宣傳者約瑟夫·戈培爾所籌劃的更大陰謀的參與者；在作案時，以他為首的沖鋒隊是從地下通道潛人國會的，而這條通道連接國會和國會主席納粹頭子格爾曼·格林的官邱，他們在放火之後又從原路逃回。不僅如此，“褐皮書”還揭露馬里納斯與納粹同性戀者有染。這樣虛構的論據再加上桃色丑聞的渲染，便使得整個陰謀“錦上添花”。
“褐皮書”所做的假說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廣為流傳。直到1962年，西德記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納粹分子和共產黨雙方的謊言。他的證據是：由觀察到的現象可知，馬里納斯焚燒國會並無任何人幫助，純粹是徒勞地挑起人民內亂。托比阿斯的坦誠並沒有引起東德人的欣然附和，因為東德當時正在繼續炮制新的證據證明“揭皮書”’觀點的正確無疑。
明岑貝格把“褐皮書”作為自己的一個得意傑作，1933年夏他來到莫斯科，並受到了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的高度贊揚。這不僅僅是因“揭皮書”的功績，還因明岑貝格創建了主要由同情共產黨的法律專家組成的“國際法律專家委員會”。這些專家能夠毫無偏見地公開指出國會縱火案的真相，並認定納粹是罪魁禍首。一回到巴黎明岑貝格就與卡茨一起制定了一個“國會縱火案法庭調查”計劃，這項調查活動打算在倫敦實施，應在萊比錫開庭審理國會縱火案前結束。
“法庭調查”主要由被稱為傑出的英國“同路人”N·H·普里特負責。他是工黨在議會的著名議員和王室高級律師（後來因為他支持蘇聯人侵芬蘭被開除出工黨）。普里特是國際法律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在這個委員會里還有美國民權運動參加者阿圖·加特費爾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會民主黨人總理喬治布蘭廷的兒子，教師莫洛·賈費里、皮埃爾·魏梅林，法國的加斯頓·貝熱里，丹麥的瓦利德馬爾·赫維德，以及荷蘭的貝齊·巴克一霍特。
奧托·卡茨動身前往倫敦去組織調查。在英國外交部的檔案中有這樣的記載：雖然卡茨作為“臭名昭著的共產黨人”已被列入英國安全部的黑名單里，但由于阿圖·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長）和工黨其他黨員的干涉，卡茨還是被允許進入了英國。當然他們是出于同情的心態來關注調查的。而並不清楚卡茨與蘇聯情報部門的關系。盡管卡茨作為“委員會無形的組織者”在倫敦受到一定的監視，但他仍舊成功地把調查工作搞得既紅火又隆重。9月13日，議員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華盛頓”飯店的豪華大廳設宴招待了這些國際法律專家。第二天調查聽證會在社會權利法庭開庭。調查以工黨成員，王室律師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發言開始（克里普斯後來在二戰時被任命為駐俄羅斯大使，戰後又擔任了財政部長）。克里普斯先生強調：“委員會的全體成員與德國所指控的政黨（即共產黨）之間沒有任何關系。”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卡茨對自己非常滿意。他後來炫耀說，這次調查成了“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嚴同戲劇性成功地結合了起來。許多證人都是經過整容後．出庭的，同時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證人出庭做證時有人離開會場，法庭所有的大門都被鎖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戲劇性地聲稱：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國民政府試圖阻撓聽證會的舉行。但隨著預先精心導演的會議的進行。緊張程度也降了下來。一些像格伯·喬治弗爾斯這樣的關注聽證會的著名活動家已感到疲倦。雖然法律專家們並未對提供給他們的證據表示懷疑，但他們也並未像明岑貝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樣作出果斷有力的結論。這次聽證會沒能以對納粹制度的公開審判宣告結束，而是以一個十分謹慎的結論告終。“根據一些嚴肅的證據我們懷疑，國會縱火案是由納粹頭子策劃的。”
明岑貝格和卡茨可能對聽證會的結果感到多少有點失望，但這種失望很快就被在萊比錫舉行的“公開審理”所驅散，因為這次“公開審理”對法西斯分子來說變成了一場宣傳上的災難。盡管德國法官幫了不少忙，但納粹的幾個主要證人還是露了馬腳。另外，共產黨員、保加利亞人格奧爾吉·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西歐局駐柏林前任領導，後來任保加利亞總理）作為主要被告，他在審判中為自己做了精彩的辯護。戈林被納粹分子訴訟的失敗氣得近乎發瘋，他失去自制地對著季米特洛夫喊：“你等著、看我以後怎麼收拾你！”馬里納斯由于從一開始就堅持說他是唯一的縱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並處以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產黨員被宣告無罪釋放。因為在法庭上對納粹陰謀做了公開的圍剿，使“揭皮書”所闡述的共產黨的理論又增加了份量。緊接著，明岑貝格、卡茨和同事們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書”，書中對納粹分子在萊比錫法庭潰敗一事大加渲染，同時，他們把第一版中最有說服力的地方，又進行了修改，從而再次引起了讀者們的浮想。
同“無辜者俱樂部”一樣，明岑貝格就國會縱火案掀起的這場運動，是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情報機構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並且這場運動也成了獲得輿論勝利的法寶。對于明岑貝格來講，主要任務是贏得社會輿論，但他同時還打算把英國的知識分子也吸引過來，使他們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同法西斯主義進行秘密戰爭。招募年輕的英國“無辜”知識分子的准備工作。實際上是與“法庭調查”工作同時進行的。劍橋大學是明岑貝格的注意目標之一。伯爵小姐卡倫作為明岑貝格的特使，曾被派往劍橋大學搜集聽證調查材料和為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的辯護搜集材料。她回想起了劍橋那些共產黨員們表現出來的幼稚熱情：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次劍橋之行，在轟隆作響的汽車里，一名年輕的高年級黨員沿途不無悲傷地告訴我說，只要無產階級專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劍橋這樣古老而美麗的樓台就要從地球上消失，雖然這會令人十分遺憾。他說這些建築幾世紀以來一直是資產階級特權的象征。當我對拆樓的必傳要性表示懷疑時，他倒懷疑起我的革命精神的真誠性了。我們來到一個學院，那里穿著白色法蘭絨海軍衫的高年級學生正在精心修剪過的綠色草坪上打網球。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這些出身富貴、講一口純正英語的名牌大學的嬌子們談論起蘇聯時，他們就像在描繪一塊理想的樂土，這令我驚詫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倫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學、多布曾在彭布羅克郡學院當過經濟學教師，他從不隱瞞自己的共產主義觀點。1920年，當英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他作為學術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產黨。並經常在劍橋發表演說，稱頌蘇聯所取得的成就。甚至連國王喬治五世在1925年也對此感到納悶，為什麼允許這樣一個以共產主義觀點著稱的人去鼓動青年。雖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國安全部門的注意，但這不是因為懷疑他與蘇聯情報機構有聯系，而是由于他公開宣傳共產主義，並且在一些名不符實的組織中（比如像明岑貝格的“反帝斗爭聯盟”）從事積極活動。
1931年，多布與年輕的彭布羅克郡學院現代語教師羅伊·帕斯卡爾。在大學的“紅房子”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不過，多布有十分積極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產黨、共產國際反對國際法西斯主義行動中，他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充當了為蘇聯情報機構提羅間諜的角色。為了組織無產階級對納粹主義的反攻，明岑貝格仿效德國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組”的樣子也在劍橋的“無辜者”和其他年輕英國知識分子中間建立了“五人組”：共同為蘇聯間諜機構效力。人們後來曾把“五人組”一詞與“五傑”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戰和二戰後最優秀的劍橋間諜混為一談。所謂“五人組”，它們是指沙俄時期的地下組織。第一個“五人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學生謝爾蓋·涅恰耶夫創建，陀斯妥耶夫斯基還以他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韋爾霍溫斯基這個人物。盡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當成一個心理變態者，可“民意黨”的陰謀家及其追隨者還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見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魏瑪共和國最後風雨飄搖的幾年中，德國共產黨又重新使“五人組”這種形式活躍起來。1932年夏，德共開始把半公開的黨支部都變為秘密“五人組”，其中成員有10－30人不等（“五人組”此時只是一種形式名稱，並非所有“五人組”都由五人組成）。只有領導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和其他成員的地址，只有領導才有權與下一級黨組織聯系。
如凱斯特勒所說，德國共產黨在來自希特勒的危險面前，表現得如同“被閹割的巨人”。納粹分子上台前，共產黨員不是向德國納粹黨開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敵人——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發難。納粹分子上台之後，許多共產黨員轉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國”時期遭受迫害的共產黨員，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黨黨員，而是由希特勒勞動大軍中低薪建築工人組成的松散的反對派黨員。共產國際隱瞞了德國共產黨這一可能的失敗，聲稱德共已轉人地下，“五人組”正在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國而斗爭……”。
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地下”人員、明岑貝格的助手謝苗·尼古拉耶雄奇·羅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組”的主要宣傳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傑里的化名在倫敦居住（後來他曾幾次易名），並以記者身份進行活動。1933年8月和10月；他以“納粹德國的革命運動”為核心標題，撰寫了三篇文章投往激進的英國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開承認“五人組”的存在，並堅持說他們不僅在活動，而且干得相當出色。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出現了秘密革命運動，而且能夠建立如此龐大的組織機構，並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威懾力，這的確是史無前例……‘五人組’實際上已打入德國的所有工業領域，他們活動在所有工廠和大部分大型企業中。”
“情況表明，在‘五人組’里還加入進來許多以前的社會黨人、共和黨人、自由黨人和天主教徒。他們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捐棄前嫌，只奉行一條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傳書籍、組織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動”的材料外，“五人組”還成功地滲透到納粹的工人運動中。“五人組”的成員們准備從內部來癱瘓、摧毀其系統。“五人組”以此方式表明了滲透與刺探法西斯情報的必要性。傑里堅持認為，納粹分子的秘密網具有強大的力量，而且活動范圍廣闊，甚至形成了一個隱蔽的“法西斯共產國際”。盡管這是不可信的誇張，但傑里關于“五人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無產階級十字軍遠征的傳奇敘述卻深深觸動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許多讀者。他們甚至改變了先前對這種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編輯堅持說，傑里所述“事實”“確鑿無疑”。
1934年3月，傑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歐洲》一書中，更詳細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此書在後來幾個月中又再版兩次。按《泰晤士報》的形容，“民主人士讀了此書感到如芒在背”。因為在這本書和後來的幾版書中，傑里竭力暗示讀者，在他們面前是簡單和明顯的選擇：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寫道，“在當今時代，世界分立為兩大對抗力量，並處于根本轉折的邊緣，沒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會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觀點，尋找中間道路就意味著走上一條人人皆知的、自由主義的、逃避現實之路。在與同情者的私人談話中，傑里將這思想說得更加鮮明。“你們英國人，”——他說，“——簡直就是自由主義思想的崇拜者。”顯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這里就被表述為僅僅是對妥協的嘗試。傑里的話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辭上，就應該與被壓迫的德國工人“團結”起來（團結一詞也是明岑貝格在與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識分子們的談話中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詞），投身于他們的反法西斯秘密戰斗中。對劍橋的年輕共產黨員伯吉斯來說，上述思想觀點就是一種無可辯駁的真理，據他的一個熟人講，伯吉斯本人也著手組織了自己的“五人組”。
1934年4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華德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一篇對《希特勒征服歐洲》一書的評論。他與伯吉斯一樣都被認為是來自伊頓（英國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頓學院在此——譯注）的馬克思主義同性戀者。霍華德把傑里的書捧上了天，說什麼“這也許就是用英文出版的關于第三帝國最好的一本書……每一個渴望弄清希特勒主義真相的人都應盡快閱讀……這本書首次披露了納粹運動的進程”。霍華德還贊同對“著名的革命五人組”的分析，並以政治鼓動者的口吻號召英國反法西斯者立即聯合起來。
從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充當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地下人員”，到安德羅波夫時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擔任工作人員，傑里的間諜生涯持續了半個世紀。
1933年，在他的幫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之後。他又得到了監視伯吉斯的命令。這段時間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終日酗酒的最後年月。傑里從不在公開場合詳談自己的間諜生涯，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但在1988年，他終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認，他曾在三十年代從劍橋為克格勃招募過許多才華橫溢的間諜，並一直與伯吉斯和多布保持著聯系。
伯吉斯與傑里結識時，後者還不到三十歲。這是個身材勻稱，個子不高的年輕人，蓄著厚密的胡子，已經開始謝頂。與明岑貝格和卡茨一樣，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從不以民族為界限來局限自己的交際范圍。他與那些靠死讀書逐級爬上內務人民委員部重要部門要職的斯大林主義者絕不相同。當傑里在倫敦當“新聞委員會”編輯時，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貝特發現他是個“十分有魅力的人”，因為與他共事總是很愉快。“我覺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時候笑的次數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時期都要多。”相比之下，傑里更喜歡像畢加索和馬蒂斯（法國畫家、版畫家，裝飾藝術大師，“野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譯注）這樣的藝術家。而不是公眾極力推崇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代表。他總穿著十分講究的英國衣服，興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對人表示不敬，這在蘇聯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傑里看完一摞子單調的斯大林講話後，對埃迪特·科貝特說：“要是有人講點什麼新東西就好了，比方說，“斯大林見你的鬼吧！”但傑里是個共產主義者，同時還是個熱愛俄羅斯的愛國者。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以蘇聯的成就和“五年計劃”所帶來的經濟變化為自豪，在漫長的記者和蘇聯間諜生涯中，傑里一直強調“千萬不要對革命情緒和青年力量估計不足”：“在近兩百年的進程中，資本主義社會只懼怕工人階級。現在它意識到，還有一支需要擔心的力量，這就是時至今日它還想讓沉默不語、言聽計從的青年。”1982年，傑里撰寫文章批評“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者”，因為他們在玩弄“大學生們逆來順受”的感情。可就在這之前的半個世紀，他自己也玩弄了學生們的感情而且干得還相當出色。1988年他承認，他在劍橋的招募活動居然未使他鋃襠入獄，實在讓人驚奇。
雖然“五傑”中有四人，還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間諜都是在劍橋當大學生時候被間諜機構招募的，但在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爾比投向克格勃走得卻是另一條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親森特一約翰·菲爾比當時是英國拉甲政府中的官員，後來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學專家。與後來他兒子所喜愛的一樣，森特－約翰·菲爾比整日周旋于兩個完全對立的世界之間。一方面，他為倫敦《泰晤士報》撰稿，兩次當選為議會候補議員、經常光顧倫敦的俱樂部和健身場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恥地裝扮成阿拉伯人，變成一個伊斯蘭教徒，並娶了一個沙特阿拉伯女奴作為第二個妻子。與後來的金·菲爾比一樣，他把英國情報出賣給他更有好感的大國——當然，他做這些還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圍之內。為了表達他對沙特兒子（與第二個妻子所生之子）的喜愛，他把有關中東的文件都交給了他。金·菲爾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學——也是他父親學習過的地方，——並以優異成績畢業。1929年10月，他又追隨父親的足跡考入了劍橋大學特里尼蒂分院學習。“五傑”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這個分院的還有安東尼·布蘭特和蓋伊·伯吉斯。
考入學院後的第一步，是加人劍橋大學社會主義協會，但前兩年他的活動僅限于開會。這兩年他學的是曆史，但並不經心。“三分”（實在一般）的成績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分數是他三年曆史課中第一學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經濟選作第二門主課，這項決定恰巧與以拉姆齊·麥克唐納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選中的勝利不謀而合。勝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個工黨作為反對黨在議會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五十二個席位。“正是工黨在1931年的失敗——菲爾比承認，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觸動我去思考對工黨的抉擇問題。”他更加積極地參加在劍橋社會主義協會的工作，協會那時已由共產黨員領導。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劍橋的最後一年，他甚至成了該組織的出納員。但只是在最後一學期前。確切地說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爾比才徹底拋棄，按他所講的，“最後的懷疑”。可以說，影響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轉變的是兩件事。第一件事發生在1933年3月，恰逢國會縱火案發生後不久，他去柏林度最後一個複活節假期。在德國，他親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產黨，親眼看到一個納粹警察國家的建立。所以，當菲爾比回到劍橋時，他心中已充滿了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作用的決心。
在劍橋對他影響最深的是經濟學教師莫里斯·多布，他們每次討論菲爾比寫的經濟問題的論文。都要花上個把小時。但這些討論常常越扯越遠、並且轉成了政治問題。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多布常常強調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作用。受多布思想影響的還有另外一個名叫柯南的學生，他後來曾寫道：“我們生活在第三國際時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組織，我們生活在共同事業高于民族或地區利益的時代。”
1933年6月，菲爾比以經濟學“甲B”的優異成績畢業。他“堅信，我的生活應當獻給共產主義。”後來他說，在劍橋的最後一天還找了多布征詢意見——他想知道，怎樣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他把我介紹給在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而且這還是個合法，公開的小組。”雖然菲爾比從未披露過小組的名稱；但可以確定，這就是明岑貝格領導的世界援助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員會。極有可能，多布在把菲爾比引薦給明岑貝格時，想都未曾想到，就這樣他就確定了菲爾比成為蘇聯間諜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從參加共產國際反對法西斯主義秘密戰爭開始，菲爾比就愈陷愈深。
菲爾比在巴黎與明岑貝格的機構取得了聯系，並從那里“被派往在維也納的地下共產主義小組工作”。他的秘密接頭地點就是伊斯雷爾和吉塞拉·科爾曼的家。他們是波蘭的猶太人，一戰開始後不久來到維也納。伊斯雷爾是個謙遜的國家職員，和妻子一樣將大半生光陰獻給了幫助貧困猶太人的事業。菲爾比經常拜訪他們家，當時，在名義上他來維也納的目的是學習德語，並以自由記者身份工作。那時候科爾曼的女兒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產國際的間諜，這是一個個子不高，熱愛生活的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們到雪地去散步，回來時就已成為一對情人了：“我知道這看起來不大可能，——菲爾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見恨晚的情人坦白——但這樣很溫馨，只要習慣就好了。”1934年2月，科奇成了菲爾比的第一位妻子。在這之前，他已被吸收進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
正如菲爾比本人在一次采訪中所說，當這些事件過去了五十年後，只是在他死前幾個月，他在維也納的工作“才引起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注意”。對菲爾比作出“最具潛力的蘇聯間諜”評價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奧多爾·馬雷，他的肖像與其他二十幾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裝點著第一局“榮譽室”的牆壁。在其肖像下的官方贊辭中，他最顯著的功績就是招募和領導菲爾比及“五傑”。
當時，擔任國外處處長的斯盧茨基將馬雷的成功歸功于他的個人魅力和天生的分寸感。這是一個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歐共產國際的地下工作者都叫他“大馬雷”。投誠者亞曆山大·阿爾洛夫習慣于不顧情面地評論自己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許多同事，他不無好感地回憶：馬雷“有一張剛毅的面龐和一雙坦誠的、近乎天真的淡藍色眼睛”。他有著迷人的外表和對共產國際理想的狂熱執著，這使許多間諜面對他產生了一種心虛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只會使他們更依賴于他；馬雷與那些“大恐怖”時期控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個匈牙利人，一戰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職；戰時他成了奧地利——匈牙利的隨軍牧師，在喀爾巴籲山被俄國人俘獲。後來他在與一位間諜的談話中回憶說：
“我看到了慘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體凍傷的年輕人在戰壕里死去。我被從一個俘虜營轉到另一個俘虜營，和其他俘虜一樣忍饑挨餓。虱子咬得我坐臥不安，許多人死于傷寒。革命爆發之後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者行列，徹底告別了過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誰的兒子。我只是個“失蹤”的戰士。我成了共產黨員，直至今天。”
馬雷脫離俘虜營之後，他那強烈的、保衛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願望很快就為他打開了通往契卡之門。他那種沒有“人剝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是一種純宗教式的觀點，而成了伴隨他終生的一種堅定信念。但內戰和集體化的災難卻深深觸動了這種信仰。他回憶內戰那段日子；
“我們的紅色突擊隊與白匪軍一樣清洗鄉村。所有留在當地的居民——老人、婦女、兒童都因幫助敵人而遭到機關槍的掃射，我不能聽到婦女的叫喊，簡直受不了。”
農村“大清洗”時，用馬雷的話說，他只好隱匿起來，閉目塞聽。他使自己相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毀，內戰的慘劇也會馬上過去。但這些慘劇又在集體化過程中再次重演。“我清楚我們在對農民做些什麼，——馬雷承認，一一許多人或被驅逐出境，或被打死。但這次我沒有避開。我相信，我會有機會贖罪的。馬雷曾有機會參與了一個案子的審理。一個人為了救治快要餓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結果被判死刑。馬雷說服了自己的上級建議改判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還見了這個人的妻子一面，並告訴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這件事，”——他說，一一將成為我贖罪的理由。”
“後來派我外出執行任務兩周。回來後，當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檔案’材料時，發現我的公文卷夫不見了。跑到領導那兒，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就開始一起找卷夾。後來找到了，但卷夾上赫然寫著：“已被槍決”。
第二天，馬雷就跑到國外處請求到國外任職。他的第一項任務，－－顯然這是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國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做“地下”工作。納粹分子上台後幾個月，他又來到維也納。他與上邊曾提到的那位英國“地下”人員厄恩斯特·傑里的看法不相一致。傑里總強調德國工人“五人組”秘密戰的成就，而馬雷則堅持應在德國境外與納粹主義做斗爭。“唯一與納粹斗爭的方法——是在國外斗爭。我們在內部沒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內行動”。在與國際法西斯進行的秘密戰中，馬雷憑借自己早期的布爾什維克理想，以共產國際最終必勝的信念感染著其他間諜。
當菲爾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動于奧地利地下共產黨員之間時，他才第一次體會到了共產國際在維也納的“地下”人員工作的感覺。1934年2月。奧地利左派與右派的斗爭，按菲爾比的話說，“已達到白熱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海姆維的更為激進的斗士們（其組織創始人斯塔里姆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參加過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分別搗毀了工會委員會、左翼報刊、社會主義者組織、援助貧困組織等機構。維也納的兩個街區在隆隆炮聲中化為廢墟。九名社會黨領袖在最高法院外被絞死。菲爾比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充分表現出了他的勇敢與機智（他主要從事把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輸送國外的活動），正因如此，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的潛力。《每日電訊報》記者埃里克·格傑曾描述過菲爾比拜訪馬雷在維也納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後者的話說：
“我打開衣櫃，想選件衣服，當菲爾比看到那兒有好幾套衣服時喊到，‘上帝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給我吧。我有六個朋友都為了逃避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我們把衣眼塞進了皮箱。假如菲爾比可信的話，這些衣服都已用來幫助他的朋友們偷越國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爾比後來告訴自己的孩子們，當他在維也納時，“他被授命滲入英國情報機構，時間沒有嚴格限制”。是馬雷交給菲爾比的這項任務，也是馬雷在1934年把菲爾比派回了倫敦。緊隨其後，另一名效力于馬雷的維也納“地下”人員阿爾諾特·傑依奇、作為督察人員也被派往倫敦。今天，傑依奇的畫像緊挨著馬雷的畫像一起被掛在第一總局榮譽室里。畫像下的文字注釋表明，對他在招募和管理劍橋間諜方面所做的貢獻給予了幾乎與馬雷同樣高的評價。
阿爾諾特·傑依奇，當時三十來歲，是奧地利的猶太人。有著一副令人愉快的外貌和諸多的才能，許多地方很像馬雷和明岑貝格。他父親是個猶太商人。而他在維也納傳統的猶太人街區長大。1923年6月、他獨歲中學畢業。秋天他考人維也納大學哲學系。盡管是哲學系，可許多學生和傑依奇一樣都在鑽研自然科學。比起在美國或是在英國的任何一所大學，這里毫不遜色，所以，傑依奇的專業水平提高得很快。頭四年他主要學習物理、化學。同時也聽哲學和心理學的課程。第五年，他主要用來撰寫博士論文。1928年7月19日，即傑依奇過完二十四歲生日兩個月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雖然有關他的學位論文眾說紛紜，論文頭次口頭答辯時，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還投了一個“不通過”票，但傑依奇還是如願闖過了第一關。第二次口試的內容，包括更為廣泛的學科，並決定傑依奇的最終成績；考試時，又有兩位主考官無法達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給他打了“優秀”，而賴尼傑教授只給了個“及格”。最後委員會主席決定，傑依奇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
莫里茨·什利克是“維也納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小組”的創始人，同時還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個學生之手，該生由于什利克教授未使其倫理學論文通過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間，什利克對在1926年第二學期選修倫理學課程的傑依奇顯然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什利克把道德價值與喜悅的感情等同起來，把人的自我實現與心醉神迷等同起來。但在現代社會為了達到心醉神迷的狀態，他認為，首先要經曆苦難；喜悅與憂愁混同在一起，產生出“任何其他印象都無法到達人內心深處的風暴”。什利克認為，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們一定能夠不經曆痛苦而達到快樂。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傑依奇在檔案和履曆表中，無論按宗教觀點還是按出身，都一成不變地將自己種族填寫為猶太族。很難清楚地考察傑依奇從正統的猶太教到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信仰的演變過程。但應當指出，無論什利克的快樂代替憂愁的世界模式對他多麼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還是逐漸占據了他的思想空間，並最終戰勝了前者——這就是共產國際的理論，按此理論所創立的世界秩序中，人們都免受剝削和被掠奪之苦。“二十年代末，傑依奇加人了維也納心理學家猶太人威廉·賴赫開創的“性俱樂部”運動，這項運動開設了專門門診，為工人解答有關性的問題。傑依奇領導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專門出版賴赫的著述和“性俱樂部”的其他書籍。在此階段、賴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嘗試，使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交叉。他認為，政治壓力和性壓力同時襲來，最終導致法西斯主義。一段時間，他認為蘇聯能夠同時消滅這兩種壓力，並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賴赫離開維也納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但是三年之後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國，在奧地利逗留一段時間後，在斯堪的那維亞定居，並開始了他的研究人類性行為計劃－－這項計劃如此異乎尋常，它使賴赫贏得了一個理想性高潮的“預言家”之美譽。傑依奇在維也納參加“性俱樂部”並出版領赫書的內活動，引起了奧地科警方“打擊出售淫書部”的注意。後來該部于1934年春開始調查他的活動，“事實上，此時他已准備去倫敦了。
在第一總局“榮譽室”傑依奇畫像下的注釋中，並未提到他與賴赫的來往。里面只寫有：“結束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工作後，他到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機關工作”。傑依奇1929年與約瑟芬（婚前叫魯貝爾）結婚。1933年，他偕夫人來到莫斯科，系統接受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特務訓練，其妻也成了一名無線電報務員。那時他化名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還是用真名並使用奧地利護照去了英國一一企圖在學術界憑借自己的學術頭銜建立聯系。在倫敦期間，他以大學講師和研究者身份演講。起初他並無固定住處，1935年其妻來後，他們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頓下來。1936年5月。約瑟芬·傑依奇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尼涅特·伊麗莎白。
金·菲爾比要比傑依奇晚一個月，即1934年5月回到英國，開始他與妻子都住在母親家里。在遞交了到政府部門任職的求職申請之後，他立即開始嘗試向白廳的滲透工作。但不順利的是，他並未得到母校經濟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羅伯特遜和其世交唐納德·羅伯特遜（二人非親屬）的推薦。丹尼斯在與唐納德就菲爾比的共產主義熱情商量之後，給菲爾比寫信說，他們對其熱情和聰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不考慮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會影響他正常履行國家賦予的義務”。于是菲爾比撤回了申請，改走以曲線運動方式打入英國上層權勢集團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雜志社上班；，斷絕了與劍橋的共產黨員朋友的一切來往，極力讓別人看出他的政治信仰改變的跡象。當時，阿爾諾特·傑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並勸告他要學會忍耐：
“他說，他對我信心十足；問題只是在于，怎樣使我人盡其才，我不能毫無價值地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或是當一名《每日工人》報的戰地記者。更嚴峻的戰斗等待著我，但我必須要忍耐。後來兩年他並未給過我任何實際任務，只是偶而考驗一下我的信心。我赴他之約總是空手而去，而作為回報，總能收到一份平靜的“支持”。
傑依奇奉命來到倫敦，是為了建立與伯吉斯和菲爾比之間的聯絡。伯吉斯也是受“五人組”秘密戰的鼓舞，與菲爾比和傑里一樣經人介紹被征募到情報機構中來的。假如一位滿口教條、缺乏想象力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檢察員處于傑依奇的位置，他一定會說瘋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個人才而是塊絆腳石。但傑依奇同意伯吉斯的鄙視資產階級性道德的態度。傑依奇也認為，政治鎮壓總伴隨著性壓抑，並且他的這一看法與其參加“性俱樂部”運動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見解不能不引起“五傑”全體成員，尤其是伯吉斯的極大關注。
無論後來人們對伯吉斯如何贊不絕口，他的童年卻既是享有特權的，又是極普通的。他父親是一名海軍軍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頓學院學習一年之後，伯吉斯被送到達特默思的皇家海軍學院。由于視力差，作為海軍軍官的他無法在仕途上有所發展，于是，十六歲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頓。在最後一學年中他不僅在曆史競賽中獲勝；同時還考取了劍橋大學曆史專業，並獲取獎學金。然而，雖然他善于與人交際，卻由于公開的同性戀而未被獲准進人享有特權的伊頓協會。1930年10月，伯吉斯來到劍橋大學以後，他完全拋棄了小心謹慎的束縛。當時同性戀關系、既使是在成人雙方協議下都是嚴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卻在公開場合下自誇與年輕工人同性戀者有“肮髒”的聯系。
在劍橋大學，伯吉斯小有名氣。他那情感鮮明的話語，英俊的外貌，與生俱來的交際手腕和自信，使他成為同代大學生中的位校者。他無論是在享有特權的“皮特俱樂部”，還是在聲譽委實不高的“大學生諷刺協會”中，都被稱為自己人。伯吉斯的才智過人，這不僅表現在他具有一定分析問題的能力。更出眾地表現在他那概括總結和生動舉例的天賦上。除此之外，雖然他整日忙于社會工作，還不時飲酒，但他沒費多大力氣就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六月份（1932）曆史課第一部分的考試。五個月後，他被選人一個名叫“傳道者”的知識分子秘密俱樂部，其成員有教師和大學生，他們都以能在俱樂部中召集劍橋最有才能的大學生而自豪。
如龍維·里斯是“萬靈教團”（天主教的一個社團）年輕的榮譽成員，當他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學見到伯吉斯時，後者“在同時代的大學生中，已成為一名頗具聲譽的出類拔革之士”。
“毫無疑問，他無愧于這種聲譽。一當時他已榮獲學院頒發的獎學金，大家都認為等待他的是學者的錦繡前程。那天晚上，他談了許多有關彩色寫生藝術的問題，我感覺他的思想既十分怪異又熱情洋溢。他有著十分廣博的知識面。當他講話時，其樣子簡直令人傾倒，得體的舉手投足之中伴隨著孩子般的活躍，他可真是個地道的英國美男子。如果要說到有無荒唐之處，那就是他的言辭使人毫不懷疑他是個同性戀共產黨員……我感覺，他說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質。”
正如里斯在與之第一次會面時發現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最遲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動下他加入了共產黨的行列。“不列顛帝國遲早要滅亡”，這是他為論文答辯准備的幾個最喜愛的題目之一。在這個題目中，他對上述結論的強烈預感大大超過了他的老師們。在劍橋印度民族主義者協會中，伯吉斯通常議論的是，帝國內部的革命將不可避免地為英國開辟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容忍英國資本主義的繼續，在于這個日趨衰落的帝國的生活暫時還能滿足了他那種對享樂的需求感。
伯吉斯對馬克思的思想還是深信不疑的，因為他認為，先前的哲學家們只打算完善世界，“而問題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學最後一年，伯吉斯開始顯露出他的積極性。學校食堂員工一直反對學生放假時他們大部分人無事可做的勞工制度，于是他就幫助他們組織罷工，並以成功告終。一邊滿足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頹廢享樂，一邊又將一生獻給消滅這種制度的事業，這就是伯吉斯年輕時的性格特點：“既要吃卒，又要將軍”。
由于黨務纏身，同時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伯吉斯這次沒能像第一次那樣輕松通過曆史課第二部分考試。1933年夏天，他在畢業考試時病倒，由于有患病證明而被授予普通學位，獲得這種學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學位，但因各種原因無法通過考試的人。盡管如此，人們一如既往地認為，伯吉斯在學術上前途無量，他也著手撰寫題為“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博士論文。滿心希望獲得一個在劍橋從事科研工作的獎學金持有者稱號。
甚至在大學期間，伯吉斯就具有寵幸于人的本領。他不僅會討老師、還會討同學們的喜愛。加龍維·里斯雖然不是同性戀者，並且在與他第一次見面時拒絕了伯吉斯誘惑的企圖，然而還是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從這時起，伯吉斯在他們的關系中開始處于居高臨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動越來越積極，他企圖打動更多一些同性老師的心。公認的牛津古典主義者莫里斯·鮑爾、沃德海姆學院系主任，曾與伯吉斯有過曖昧關系，而且瘋狂地愛上了伯吉斯。里斯發現伯吉斯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希望控制別人……雖然，有時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費加羅的角色，但為他人效勞只是形式、最終操縱別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鮑爾認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有心情複雜的一面，他們經常感到絕望，經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種負罪感。的確，伯吉斯對他們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為基礎的：”在對待那些情人的態度上，伯吉斯粗魯甚至殘暴，但同時在他的性行為中也有些高尚的東西……他與自己的大多數朋友都睡過覺，而這些人往往並不是都令人討厭。同他們做愛，伯吉斯使他們從各自所經曆的失望和內心痛苦的壓抑中解脫出來……當這種關系不再繼續時，伯吉斯都有本事讓他們繼續依賴他。他繼續協助他們解決許多頭痛問題，其中包括不滿意性生活的問題，這一點也證明了他所占的統治地位。每當聽完困擾他們的情感問題，伯吉斯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還為他們找到了合適的新伙伴。對這些人來說，伯吉斯既是個聽取懺悔的神甫，又是個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東尼，布蘭特是受伯吉斯影響時間最長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龍維·里斯難忘的水彩畫藝術觀點就是從布蘭特那里聽來的。安東尼·布蘭特是劍橋“五傑”中年齡最大的一個。布蘭特的父親是聖工會教堂的神甫，他與上層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當他去世的時候，安東尼正在劍橋大學讀三年級。喬治五世的夫人科羅廖娃·瑪麗亞在給神甫遺孀希爾達的信中寫道：“這是多麼巨大的損失啊！為什麼在世間多多行善的人要離我們而去，而同時卻允許那些毫無用處的惡人繼續生存？”安東尼由于很少見到自己無罪的父親，所以對母親極其依賴、關于他的母親，其兄威爾費里德曾經說，她是一個“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簡樸品行的婦女，甚至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也從不撤謊”。當布蘭特滿四歲時，其父被任命為英國駐巴黎大使館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國安定地生活了十年。這段時間使布蘭特“對法國產生了強烈的好感。並成為他看待生活中許多事物的決定因素。從小布蘭特就受到崇拜藝術作品氛圍的熏陶”、在馬爾博羅苦讀十四年的學校里，據他的密友和同齡人、詩人路易斯·馬克尼斯講述，他曾以雖然年幼卻對藝術造詣頗深，並鄙視保守勢力而名聲大振。布蘭特曾對下一輩的小校友講過如下的話：
“為了顯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們竭盡了全力。我們曾高傲地揮舞著絲綢手帕進人禮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們，因為沒有一條規矩不允許這樣做。每星期六我們都去運動場，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別的孩子在玩球。我們總會把他們搞得勃然大怒，因為就在他們的地盤上，我們把皮球塗得花花綠綠格外刺眼，然後傳來傳去。”
在馬爾博羅，布蘭特就對資產階級那一套政治觀點鄙視不已。據馬克尼斯說，“他對每一個聽他講話的人說，他……認為政治話題根本不值得一談。”
布蘭特最感興趣的藝術史，作為一門課程，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劍橋開設。而1926年，他考入劍橋時，沒有一所大學教授藝術史。至于庫爾托爾德學院（布蘭特後來曾任該院院長）則成立于1931年。布蘭特考取了劍橋大學特里尼蒂分院，並得到了數學獎學金——這對一個主要天賦都在美學和文學的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成功。然而數學畢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癡。1927年6月，即第一學年末，當他以“良好”的成績通過數學課程第一部分考試後，即決定轉向鑽研外語，因為這已同他喜愛的歐洲大陸藝術和文化相距不遠了。1928年，布蘭特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了外語課程的第一部分考試，而且法語（自幼他就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和德語都得了高分。1930年，布蘭特又以“優秀”功成績通過了外語課程的第二部分考試，並拿到了畢業證。1928年5月他被選入“傳道者”協會，毫無爭議，正是協會的同事、著名數學家阿利斯特·沃斯頓（後來成為海軍部的技術軍官，同時也是克格勃的間諜）第一次使布蘭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興趣，並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鑽研之道。布蘭特的共產主義觀點開始逐漸地在積極的政治活動表現出來，許多同他打過交道的人都很同意年輕曆史教師斯蒂文·蘭西門對大學生布蘭特所做的評價：“看上去他總是過于自滿。但同他打交道卻使人感到愉快。”
在誘使布蘭特為蘇聯情報機構效力的過程中，伯吉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劍橋大學特里尼蒂學院上大學，而布蘭特也在那里搞學術種研工作，正是布蘭特在兩年後介紹伯吉斯進了“傳道者”協會。這段時期，布蘭特因對“寫生和普桑（法國畫家，古典主義代表人物一一譯注）理論史”研究卓有成效，而被選進特里尼蒂學院的科學委員會。人們經常看到新任的科學委員會委員和新來的“傳道者”形影不離。
二人親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關系在起作用。布蘭特在生理上更狂熱地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擇偶方面卻比較審慎，也許就是他使布蘭特擺脫了心理上的某種束縛，把他帶進了無產者同性戀的圈子，使他享受到了與那些人的“肮髒”關系所帶來的快感。一但還應該說，那時真正吸引鮑爾和布蘭特的主要是伯吉斯的才智、優雅的談吐和寬闊的眼界。加龍維·里斯與伯吉斯第一次見面時，他簡直被鎮住了。伯吉斯既能夠把自己對藝術的執著同馬克思主義曆史的學說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又能把這種學說與他到劍橋幫助組織的公共汽車司機罷工有機地結為一體。1972年，也就是布蘭特的公開叛變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經公開反對那些企圖貶低伯吉斯在劍橋的日子里所表現出的出眾才能。
“我認為需要提請注意飾是，他不僅是一個我所打過交道的、在智力上最發達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與約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劍橋大學生中兩位最著名的黨務活動積極分子）相比，他的興趣范圍要寬廣得多。雖然他倔強而又固執，但這並不妨礙他對一切都感興趣，並且關于任何話題他都能談出自己有趣而獨到的見解。
為使布蘭特確信，他的職責就是把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體現在為共產國際做出的實際工作中，體現在最終為克格勃效力，體現在與法西斯主義的國際斗爭中，伯吉斯竭盡全力地對布蘭特施加影響。他之所以這樣做可以用他最喜愛的克洛德·科克伯恩回憶錄中的一句話來概括：“你的行為以某種方式與你的言語相一致的時刻到了。這就是所謂的‘真情時刻’。”
這個時刻的真正到來是在1933年。那時，伯吉斯受傑里的“與反法西斯‘五人組’團結起來”的理想所鼓舞，也著手建立了劍橋“五人組”。布蘭特在其1933年（這是他仕途的轉折時刻）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1933年秋，劍橋突然之間就傳遍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時間我是不會記錯的，那時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課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來時，我發現幾乎我所有的年輕朋友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並加入了共產黨。劍橋一夜之間似乎換了一副模樣。”
布蘭特那時還不能公開談論劍橋的“巨變”是如何影響他的。伯吉斯那時宣稱，“真情時刻”業已到來，布蘭特應將自己全部力量獻給反法西斯的共產國標秘密斗爭。1933年秋天的學期末，伯吉斯在羅馬與正在休假的布蘭特見了面，當時布蘭特借宿在羅馬一所英國學校圖書館館員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東並不清楚布蘭特與伯吉斯所從事事業的性質。可是他說，在伯吉斯到來之前，“他們的談話從未涉及政治。但這卻是伯吉斯唯一想談的東西。他在政治上是個行家里手。布蘭特也竭力不落後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羅馬，伯吉斯把布蘭特吸收進了旨在協助共產國際進行反法西斯秘密斗爭的“五人組”。
除布蘭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組”活動初期的最大收獲，就是把特里尼蒂學院的學生唐納德·麥克林（十八年之後他被迫逃往莫斯科）爭取到手。麥克林的父親、唐納德·麥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國的蘇格蘭人，是長老會的律師和自由黨派的政治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擔任拉姆齊·麥克唐納國民政府教育委員會主席之職。對唐納德爵士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則，基于此種原則，他把兒子送到了格列舍馬學校，校長埃克斯對每一個新生都要灌輸“真誠、坦率、誠實、純潔、艱苦以及愛勞動”的思想。為了保持純潔、防止孩子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性試驗，每個男孩子的褲袋都被縫上。格列合馬學校最有名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詩人的奧登，1934年寫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們的學校中曾經推行這種法西斯制度。”
麥克林對這些制度的反應倒沒那麼強烈。沒有有力的證據說明他恨（或是不太喜歡）自己的父親或那所他學習過的學校。他贊成學校搞橄攬球賽，因為在競賽中獲勝就可獲得進入劍橋特里尼蒂學院的權力，當然這不如在大學里獲得學位那麼聲名顯赫。中學畢業時，他是一個以思想純潔而獲得好名聲的學生。但與菲爾比和伯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學就初次認真地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他的校友，後來成為英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成員和黨史學家的諾爾曼一約翰·克拉格曼說，他在格列合馬學校入黨是為了氣惱那些領導。在中學時代，麥克林就過著雙重生活，他向父親隱瞞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並且，他的政治觀點也越來越左。如果1931年他沒有入黨的話（也就是他成為特里尼蒂學院學生前），那麼可能就是在大學一年級時他入了黨。介紹他與伯吉斯相識的，是外語專家、他的朋友克魯格斯。而“猛獸”伯吉斯毫無例外地又成了兩性同體的麥克林的第一個情人。把麥克林從性問題中解脫出來之後，伯吉斯又企圖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後來伯吉斯曾譏笑麥克林說，“他那碩大的，虛胖的，白白的，象鯨魚一樣的身體”能夠給他帶來某種快感。而事實上，麥克林高大魁梧、強壯有力，並與伯吉斯一樣十分英俊，令同性、異性都十分迷戀。
伯吉斯同時還為麥克林在政治問題上指點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個學期中，即伯吉斯去羅馬會見布蘭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將麥克林吸引進了自己那個即將投入反對國際法西斯秘密戰中的秘密小組。1933年，麥克林對劍橋大學一家主要的學生刊物進行了采訪（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過麥克林在性和政治中的雙重生活方式）。采訪一開始，麥克林就首先聲明，他過的不是雙重生活，而是三重生活，然後他就不無幽默地依次描述起這三個角色來。他剛開始扮演一個愛美的同性戀者：“我剛穿上絨布短褲，你又打來電話……下次約會你一定要來我這兒，到時會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著打扮似在神話中一樣……”；然後他又扮演一個身體健壯的男子漢：“剛要吃煎牛排，就聽見你在大叫。大家歡聚一堂，還有非常美麗的服務小姐暗送秋波”；最後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戀于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生：“我現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爾頓是否是個唯物論者或者僅僅是個辯證者……關鍵在此。每個人都應工作。所以我在這里。”
和德國的“五人組”一樣。伯吉斯的“五人組”並沒有固定成員，而且在人數上也沒有明確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頓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屆成員中的人物。但克格勃並未將此二人與伯吉斯、菲爾比、布蘭特、麥克林和那個1935年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齊觀。
1934年春，伯吉斯更換了研究課題，他將“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換為“印度士兵的起義”。但伯吉斯在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夠的創作沖動，原因是這種沖動越來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戰吞噬了。5月份，即菲爾比返回倫敦來到劍橋後不久，伯吉斯就搞到了有關菲爾比在維也納與共產國際地下工作者聯絡中冒險經曆的第一手情報。當時，伯吉斯對菲爾比大加贊賞，用加龍維·里斯的話說，他的評價之高甚至使人難以置信這些評價所依據的客觀標准是什麼。有可能也是在5月、在一家咖啡館里，伯吉斯與傑依奇見了面，同菲爾比一樣，他只知道對方叫“奧托”。伯吉斯寫信給菲爾比，彙報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績。菲爾比馬上回信並向他表示祝賀。1934年夏，經傑依奇同意之後，伯吉斯為了護送牛津大學共產黨員德里克·布萊克（後來死于二戰）去了趟德國和莫斯科。德國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戲劇性的事件的發生。他們還未來得及同年輕的德共黨員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對策，就聽到了槍炮聲。這是在1934年6月30日的“長刀之夜”，這一夜，希特勒與納粹黨中的對手正在算總帳。
據伯吉斯的一名親信隨員說，伯吉斯在訪問莫斯科期間，與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主任皮亞特尼茨基，前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見過面。此行使他更加堅信他是在為組織反法西斯秘密戰的共產國際工作。但他剛一回國，傑依奇就使他相信，為了進行秘密戰，他應和菲爾比一樣從事地下工作，要中斷與共產黨的一切有形聯絡。伯吉斯二話沒說就照辦了。但就他的朋友們看，他卻表現得有些怪誕、有些出格：他把斯大林歸人法西斯獨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義看作“未來的預兆”。他甚至在“傳道者”的秘密會上也隱瞞自己的政治信念：
“無論討論什麼問題，他總有現成的引文、可笑的趣聞、不合時宜的比較或帶汙辱性的隨機應答。如果協會討論什麼政治問題，他就喜歡用其內容令人費解的隱喻發言。假若直接讓他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就瞪大那雙神采飛揚的藍眼睛、用他那使人無法反擊的滿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問的人，然後開始講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傑依奇不僅為伯吉斯規定了幾條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而且還要伯吉斯放棄其初期計劃中仿照德國“五人組”的樣子，建立共產國際支部的打算。與劍橋每位新招募的學生進行單線聯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傑依奇，然後是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這種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間諜工作看作是與朋友們一起干的社會工作。正如菲爾比後來所承認的，正是伯吉斯堅持要在我們所有人中保持聯系，也正是由于這種執拗，幾乎導致了菲爾比在1951年的覆敗。
按傑依奇的提示，麥克林與伯吉斯同時中斷了與共產黨的聯系。1934年6月，麥克林以優異成績通過畢業考試，那時，他的願望是要麼去蘇聯教英語，要麼留在劍橋著手哲學博士論文工作。他把博士論文題定為“吉恩·凱爾文活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與資產階級的興起”。但他這年夏天並沒有著手這項工作，而是對母親說，他想試試能否到外交部任職。麥克林夫人很高興，但卻想知道他的共產主義信念是否會妨礙他的打算。”你可能以為我像風信標一樣打轉轉、繞圈子，——他回答——實際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幾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離不列顛博物館不遠的課外老師那里，准備1935年8月的入外交部考試。成績自然又是十分優異。後來麥克林講述了在最後一次談話中他被問及在劍橋所表現出“共產主義思想”時的情景：
“突然給我提這麼個問題；是說謊呢還是放肆地兜圈子？我決定兜圈子。‘是的、——我說，——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思想，並且我還不徹底放棄這種思想’。我想我的誠實會令他們十分滿意，因為他們對我直點頭，然後是彼此笑了笑。最後考試委員會主席說：“謝謝，就到這里，麥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麥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門，成了皇室外交機構的新成員。從那時起，他也就成為“五傑”中打人政權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為獲取國家機密，耗費了大量時間。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來，他決定離開特里尼蒂學院。離開劍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給他大學同學的母親當財政顧問。這位朋友就是“傳道者”協會的戰友、後來成為議員的維克多·羅特希爾德。伯吉斯與傑依奇經常在咖啡館會面，兩人談論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預計的較長一段時期內打人政權內部，並盡可能滲入秘密情報機構這一問題。帶著這一目的，伯吉斯曾經試圖在保守黨情報局里謀到一個位子（這個機構當時是由前英國安全局調查處處長、後來任首相張伯倫貼身顧問的約瑟夫·博爾領導），但這一企圖事實上未能如願。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黨年輕議員、同性戀者、大尉杰克·麥克納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認為此人“持極右觀點，完全可稱得上是法西斯分子”。伯吉斯在談自己的雇主時既熱情又鄙視；他又在扮演費加羅的角色——名為奴才，實為主子……“費加羅”和他的雇主為搜集情報去過幾次納粹德國。據伯吉斯說，幾次德國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戀同情者搞了一些惡劣勾當。伯吉斯同“大陸同性戀同盟”的關系處得很融洽。他們中的主要人物是愛德華·法伊弗，他是愛德華·達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國國防部長，1938年4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的辦公廳主任。伯吉斯向朋友們講述那段十分惡劣的往事時說：“他，法伊弗，還有兩個法國部長內閣成員……在巴黎一家男妓院過夜時，他們把一個剝得精光的小男孩綁到桌子上，邊用皮鞭抽打，邊圍著桌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
與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林不同的是，布蘭特沒必要把自已偽裝成一個政治上持極右觀點的人。因為他過去從來就不是一個富有戰斗精神的、積極的共產黨員，在他的曆史中，也沒什麼需要隱瞞的東西。他在三十年代對文藝批評工作所持的充滿馬克思主義的中世紀的思想觀點，無論對于時局動蕩的世界，還是對于斯大林理論家的論戰來說都太遙遠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也還是不公正地指責他，說他試圖把藝術史非政治化，還說他對藝術史的態度是以“形式主義和非道德角度為出發點的”。布蘭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觀點的主旨，就是藝術無法與社會分割：
“藝術作品由藝術家創造；藝術家就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他們的觀點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們所處的那個社會的影響。因此，對藝術作品的評價不能僅從曆史角度來看待，也許只有從人類、從社會的立場出發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1935年，布蘭特去了一趟蘇聯，在此之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好感立即就表現在一篇文藝批評的文章中，而且這種傾向後來變得越來越明顯。他認為，“腦力勞動者再也毋需懼怕承認世俗的誘惑，周為共產主義同立體派一樣更加有趣”。他繼續號召成立藝術家協會，把博物館從游樂宮變成古典藝術品展覽室。也許，正是俄國之行後，他開始了與阿爾諾特·傑依奇的經常性會面。傑依奇說服這位藝術界激進的批評家，要他裝出對黨內事務絲毫不感興趣的樣子。邁克·斯特賴特、一位1936年6月加入“傳道者”協會、劍橋特里尼蒂學院年輕的英國經濟學者，在聽完他在協會會議上的發言之後得出結論。那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後來，在1937年初。當布蘭特想把他招募為蘇聯間諜時，他才明白，是他錯了。
由布蘭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間諜、人稱“第五人”的是約翰·克恩克羅斯，他也是特里尼蒂學烷的學生。作為整個克格勃史上國外最精干的間諜小組“五傑”的成員之一，他同菲爾比、伯吉斯、布蘭特、麥克林一道弛名于總部。但是，如果沒有羅傑爾·霍利斯的陰謀假說，如果沒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許多出版物的假證據，克思克羅斯早就會在戈爾季耶夫斯基出示確鑿證據之前，作為“第五人”昭然于世。他是五人中最後一個公開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進了更多的政權核心、情報機構。他劍橋畢業不到十年，就先後在英國外交部、國庫、政府部長私人辦公室、政府通訊密碼學校、秘密偵察機構任職。據戈爾季耶夫斯基回憶，克格勃第一總局英國處處長德米特里·斯韋坦科，用一種“帶有極大的虔誠、贊歎和尊敬”的口吻來評價克思克羅斯：“除菲爾比外，克恩克羅斯的功績與‘五傑’中的任何一個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起“五傑”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羅斯在學業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個貧寒之家，但卻是書香門第。其兄阿列克（與克格勃無聯系）後來成了傑出的經濟學家，他曾是政府經濟部門的領導，管理過在牛津的彼得學院，後來當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學校長。與阿列克一樣，克恩克羅斯也考入格拉斯哥的漢密爾頓學院，並獲取了獎學金。1930年滿十七歲時，他正處于政治傳統與“大鎮壓”下社會不公的影響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學，他兩年內修完了法語、德語、政治經濟學和英語。然後又去歐洲進修語言知識。1933年——1934年，他是在巴黎度過的。他用一年時間在那里獲得了哲學副博士學位。之後他被招人劍橋的特里尼蒂學院。可能從那時起他就與明岑貝格領導的世界援助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員會建立起了來往。
當1934年10月克恩克羅斯來特里尼蒂學院繼續深造法語、德語時，他就已是公開的共產黨員了。由于他在巴黎已獲得學位，這樣他就可免修外語研究生課程的第一部分，然後他僅用兩年時間又獲得了人文科學學士學位。在劍橋克恩克羅斯的法國文學輔導老師是安東尼·布蘭特，他每周都給克恩克羅斯上單人課程（劍橋所說的“答疑”）。布蘭特那種令人鼓舞的舉止從階級斗爭的嚴峻現實中抽象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都深深打動著這個熱情的蘇格蘭共產黨員。後來、布蘭特介紹他與伯吉斯相識，並使他們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四十年過後，克恩克羅斯在隱瞞了他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談話後，在一次采訪中說，他認為伯吉斯是一個“十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來劍橋時把克恩克羅斯招募為共產國際間諜，使其效力于國際反法西斯秘密之戰，並把他同時介紹給了阿諾將·傑依奇。1936年克恩克羅斯中斷了與共產黨的一切有形聯系，並申請到英國外交部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語最高分的成績從劍橋畢業，校方曾建議他上研究生。但他還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優異成績通過了英國外交部的考試。這年秋天，克恩克羅斯成為繼約翰·金、唐納德·麥克林之後的第三位在英國外交部供職的間諜。
起初“劍橋五人組”的工作有重複現象，大尉金從外交部把情報傳給皮克、而傑依奇同時又在沃爾維奇火藥庫組織間諜小組。這一切促使國外處于1936年初派馬雷到倫敦，以便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地下活動統一控制起來。蘇聯駐倫敦大使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合法”間諜頭子阿倫·瓦茨拉沃維奇·舒斯特爾卻未參與具體活動，他只是為他們提供與莫斯科中心的聯絡渠道，同時給他們以有力的“非法”援助。國外處處長斯盧茨基對馬雷在物色間諜、鼓舞他們斗志，並贏得他們忠誠方面的才能十分敬仰。雖然有時他也擔心馬雷會為自己的過去而進行自我折磨。有一次，馬雷在和一個間諜在飯館喝得酪配大醉之後，就開始回憶起他不願看到的駭人景象。赫達·馬辛寫道：“只要這個理智的、高貴的人一喝酒，就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中，並開始自我侮過。當這一切可怕的東西過後，他又恢複了正人君子的模樣。但後背的冷汗卻冒個不停。”馬雷曾經狂熱地愛戀過伊格納季·賴斯手下的間諜格爾達·法蘭克福特。但正如赫達·馬辛所說：“莫斯科知道他貪杯如命就強迫他娶了個他不愛的俄羅斯姑娘，充當保姆和監視者。”
馬雷和妻子用偽造的名為波爾和莉吉娜·哈爾特的奧地利護照，于1936年初來到倫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紹為“彼得爾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蘭銀行的職員。開始時，金是在回家路上把從外交部搞到的文件複印件帶給皮克。然後，從皮克的工作單位由電氣工程師、英國共產黨員梅伊和為共產國際當郵遞員（外號“朋友”）的布萊恩把複印件帶走。布萊恩強烈反對國家的學校教育體制，他為蘇維埃工農國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產國際的任務。一天，當他看到在金打開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時，他簡直驚呆了。從金那兒搞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馬雷用馬安的名字從使館向莫斯科以電傳形式發出的。其他文件通過布萊思或其他郵差之手傳遞，最終，一切文件都由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德國攝影師沃爾夫·列維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攝複制。
剛開始時，麥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國聯和西方局（主要與荷蘭、伊比利亞半島國家、瑞士和國聯問題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觸的外交部文件比處在有利位置上的金要少的多。盡管如此，他提供給內務人民委員都有關西班牙內戰的情報卻很重要，正如他後來所寫：“我們之所以眾志成城，一切都是為了讓法國和蘇聯政府把西班牙政府從佛朗哥和納粹分子的鐵蹄下解放出來……”但馬雷把麥克林看作一個“長期”間諜。當麥克林在外交部開始其仕途生涯時，他命令麥克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混個一官半職上，而不是搜集情報。而麥克林在這方面也的確成就非凡。1938年3月，他以使館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國駐法大使館工作，這應是他的第一項國外任職。干部機關在推薦信上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已故的唐納德·麥克林先生之子麥克林，作為自由黨議員大概很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兩年時間內，他工作成就卓著，是西方局的驕傲。他性格開朗，聰穎過人，而且還英俊瀟灑，我們認為他在巴黎無論在與人交往還是在工作中都會成就非凡。”
在當時，有關麥克林的仕途還有另一種傳聞，說當局有意讓他任部長助理之職。
在麥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後，即1936年秋，約翰·克恩克羅斯也來到這里，但他卻不善于在短時間內表現自己。後來兩年中，他曾先後在美國、國聯西方、中央局工作，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位置。一段時間他曾與麥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據他說，他有機會接觸“大量有關西班牙內戰進程的情報”。但他卻不像麥克林那樣魁力十足並善于與人交往。雖然他也努力與白廳人搞好關系，但還是沒有交上幾個朋友。涅維爾·張伯倫（1869－l940年任英國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黨領袖一一譯注）的私人助理、後來邱吉爾的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認為，他“很聰明，但有時舉止怪異，令人討厭。”後來他回憶：“克恩克羅斯總請別人吃飯……但他自己吃得很慢，我簡直沒見過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羅斯總是把在白廳吃飯時談話的詳細內容記錄下來，然後報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後，馬雷建議他設法調往財政部，因為那里還沒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1938年10月他調往財政部，外交部的人在為他松了一口氣之後又為他惋惜，因為他們知道正是他的呆板妨礙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外交家。
當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羅斯比他本人還迅速地打入白廳時，當然很不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當上了“BBC”的制片人。此時，他開始尋找過去和現在與情報工作有聯系的人，並請他們在電台講話。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衛·福特門。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政治偵察局副局長（後來的局長）。可以設想，如果他哪怕有一秒鍾意識到他1937年夏發表的關于阿爾巴尼亞形勢演說的制片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時，他會有何反應。一年之後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還因為著迷于伯吉斯對國際局勢的酷愛，幫他在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這樣又工作了幾年。這期間還常回劍橋與“傳道者”協會的朋友們見面，也常與布蘭特一起商量為蘇聯諜報機構進一步物色合適人選的事情。1937年初，布蘭特打算招募邁克·斯特賴特人伙，這之後邁克認為，伯吉斯就是“隱藏在布蘭特身後的那個人”。外號叫“獅子”的倫納德·傑里·朗是布蘭特招募的主要間諜。他上劍橋時已是個共產黨員了。1935年10月他獲得優異成績，並完成了現代語論文。“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憶說，“對社會不公現象感受極為深刻”。布蘭特一直注意著他在法語學習上的進步，而且還在1937年5月把他選入“傳道者”協會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幾乎就在這時，布蘭特把他招募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與招募斯特賴特一樣，布蘭特在招募他之後，並沒有馬上給他下達指令，而是馬上轉入下一個招募對象。據朗回憶，“布蘭特從未打算恐嚇我。因為我們都對共產主義建設事業堅信不移”。二戰期間，朗作為蘇聯的“第二梯隊間諜”一直聽從布蘭特本人指揮。
雖然金·菲爾比比“五傑”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終成為他們中間最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間諜、從維也納回來之後，他就整日忙于枯燥無味的“反思的反思”，他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他在與法西斯的秘密戰斗中起得作用多麼微小，他在獲得傑依奇支持後成就也多麼不起眼。他的第一樁功績（雖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秘密備忘錄中所記載的親法西斯英德協會對他的“好評”。說他與戈培爾和德國宣傳教育部“來往甚密”。菲爾比曾臨時性地在英德協會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時間，差點在一家德國出資開辦的貿易雜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雖然此項工作無甚成效，但他與德國駐倫敦大使馮·里賓特洛甫見過幾面，並且不止一次到過戈培爾在柏林的宣傳部。
1936年7月，菲爾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內戰開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時，他才作為一個情報員以記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項任務。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道：“我的直接任務就是搜集法西斯軍事行動的第一手情報。”與往常一樣，僅從他的回憶錄還不能使我們全面了解真實情況，而戈爾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們能夠猜出菲爾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叛逃的瓦爾特·克里維茨基在英國受到了簡·阿徹的審問。這個女人是菲爾比所見過的英國安全機構中第二個能干的工作人員。菲爾比在回憶錄中寫道，阿徹從克里維茨基那里逼出了有關“蘇聯情報機關派一名年輕英國記者到內戰正酣的西班牙”的誘人情報。“這個年輕的英國記者”就是菲爾比。而“誘人的情報”就是有關刺殺佛朗哥將軍的計劃。1937年初，葉若夫給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國間諜以記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這些人打人佛朗哥將軍身邊，幫助組織刺殺。菲爾比說服一家倫敦報社給他開了一張采訪軍事事件的編外記者采訪權證明。1937年2月，他來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就不停地向《泰晤士報》發送有關佛朗哥軍隊地區戰況的文章。
在還未來得及認真工作之際，菲爾比作為蘇聯間諜的仕途有一天差點兒就給斷送了。他認為，之所以逃過劫難全靠他的牙齒。到西班牙居住兩個月後的一天夜里，他被震耳的敲門聲驚醒，闖進來一些國民近衛軍戰士。他在近衛軍戰士監視下穿衣服時，突然想起褲子的後袋里還有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密碼，它們被寫在一塊煙盒紙上。去總部的路上，他沒能把紙條處理掉，到那之後，他被兩個人帶進了一間沒有燈罩的強光燈照射的房間。審訊他的是個“個子不高的近衛軍少校禿頭，滿面愁容”，他命令菲爾比掏出口袋里的東西。最後的幾秒鍾是決定菲爾比命運的幾秒鍾。“我先掏出一張紙條，把它揉成團後扔到了桌子上，紙團一下就彈到了桌子那一頭。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時撲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紙團，我面前只剩下三個屁股。我迅速從口袋中掏出紙片，揉皺之後就咽了下去。就這樣，它不複存在了。”
此事過去之後，菲爾比開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為《泰晤士報》正式工作人員，成為該報在西班牙派駐的兩名記者中的一名。這期間，當有機會回到倫敦時，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報》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給的任務的情況作一彙報。為了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線”，菲爾比還找了個情婦，名叫弗朗西絲·利德塞一霍格，外號稱劉兔子”。在與英國男爵丈夫離婚前，她是個執著的鋼琴演奏家。菲爾比甚至在床上也偽裝得十分巧妙。弗朗西絲小姐回憶說，他“即便和她很親密時也從不提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類的詞語。”
歲末時，菲爾比成了當地的英雄，與他一起乘車的三名記者都被炸彈炸得奄奄一息，而菲爾比只擦破點皮。他很謙遜地向《泰晤士報》讀者報道：“你們的記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兒很快地給頭上的輕傷消了毒。而與此同時，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西班牙軍官還在搶救車上的其他乘客，雖然此時炮彈聲仍不絕于耳。”3月2日，佛朗哥將軍親手將象征著軍人高尚品質的紅色十字勳章掛在了菲爾比胸前。英國議會唯—一名共產黨議員維利·加拉赫爾在議會對此舉還表示了抗議。菲爾比後來回憶：“我在西班牙所受的傷無論對我的記者工作還是諜報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軍官們總是嚴厲批評英國記者，他們認為英國人都是共產黨員，因為的確有太多的英國人戰斗在國際縱隊里。在我因傷受到佛朗哥親手授勳之後，我以‘受佛朗哥獎賞的英國人’而遠近聞名。于是我面前的許多大門都敞開了。”
據英國一位外交家說，“菲爾比幾乎知道所有有關德國和意大利在佛朗哥軍隊里的參戰情況。”
菲爾比把從佛朗哥軍營中搞到的情報轉給法西交界處的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1937年夏，馬雷派菲爾比去西班牙幫助刺殺佛朗哥的計劃被取消了，這還是在菲爾比贏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月，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熱把懷疑的陰影投到了許多國外處軍官的身上。由于馬雷過去篤信宗教，並且不願執行恐怖活動，所以他更加招致懷疑。葉若夫對他工作的高度評價和前一年斯大林對他的感謝，給了他一點兒能頂住並去掉加在他頭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種奇怪的感覺強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對伊麗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納季·賴斯的妻子說：“他們要麼在這兒，要麼在國內把我干掉。這樣最好還是死在國內。”拒絕回國的亞曆山大·奧爾洛夫回憶起馬雷曾對他說過：“作為一個曾作過神甫的人，我難道能相信什麼呢？但我決定走，至少這樣誰也不能說‘也許這個神甫真當過間諜嗎？’”在克格勃第一總局榮譽室馬雷的畫像下赫然寫著：“1937年末被槍決”。
馬雷被處決以後，金·菲爾比幾乎一年沒與總部保持聯系。馬雷被召回時，菲爾比協助刺殺佛朗哥將軍計劃的最後細節還未由莫斯科總部敲定，因此計劃暫時延期執行。刺殺計劃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細節（其中包括“一個年輕英國記者參與該行動”）的瓦爾特·克里維茨基叛逃的打擊。而且當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工作重點上也有新變化。在內戰的後幾年中，消滅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殺佛朗哥更重要的任務。
如果馬雷那時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會在倫敦就地遭到逮捕。雖然英國安全機構既不知道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外交部的滲透，也不清楚劍橋“五人組”被招募的情況，但它的一個名叫奧莉加·格賴的間諜卻獲得了在沃爾維奇軍火庫的蘇間諜小組組織者佩爾西·格列京克的信任。這個佩爾西是共產國際的老牌間諜，先後在傑依奇和馬雷的領導下工作過。1937年2月，格列京克讓格賴在肯辛頓租了一秘密住宅。兩個月之後馬雷來到這里，格列京克介紹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對奧莉加·格賴說，這人是“曾在俄國騎兵隊里打過仗的奧地利人”。8月16日，當馬雷被召回後幾周，格列京克與傑依奇來到這里，並把傑依奇介紹為“斯蒂文斯先生”。格賴答應幫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帶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語不精，判斷不出“斯蒂文斯”的國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麼人。傑依奇與妻子當著格賴的面只用法語交談。
10月末，格賴注意到了傑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記號。于是，英國安全機構得以查明，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圖紙。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兒生病，“斯蒂文斯”夫婦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聖誕節前也未必能回倫敦。格賴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帶來的拍攝文件的相機的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來做這項工作。
與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傑依奇一家被召回與其說是由于大逮捕浪潮，不如說是擔心他們“防線”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產國際間諜、內務人民委員部郵差埃迪特·季尤多爾一哈爾特遺失了記有傑依奇詳細間諜活動的筆記本，幾乎就在同時傑依奇為保證其在倫敦固定活動點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請求遭到了英國政府的拒絕。不僅如此，他還被禁止在英國居住，並被帶到警察局訊問他何時打算離開英國。
1938年1月，格列京克和沃爾維奇軍火庫的間諜小組成員被刑偵部特務機構逮捕。這樣，傑依奇回英國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國安全機構和上文提到的特務機構再機敏一點的話，他們就能同時把馬雷和傑依奇都抓起來。但他們總期望著在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魚咬食”。英國安全機構中誰也不知道1938年初內務人民委員部就打算把所有在倫敦的間諜頭子和地下人員召回。與馬雷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倫敦的間諜頭目不同的是，傑依奇夫婦並沒有一回到莫斯科就遭到槍決的厄運。傑依奇還在總部干了幾年字跡及偽造品鑒定工作。在克格勃第一總局榮譽室里傑依奇畫像下這樣寫著。“1942年，在實施偵察行動時，傘降到自己的祖國奧地利，當即被法西斯抓獲並處以絞刑。”
1937年末，當傑依奇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所有間諜從倫敦消失之後，“五傑”和其他在英國的蘇聯間諜一時陷于無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雖然一些“被拋棄”的間諜還能時不時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聯系上，但在1938年，對英情報工作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
蘇聯向白廳滲透的第一階段基本上以馬雷和傑依奇被召回總部而告終。對這一階段的意義，許多人估計不足。應該說，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兩名密碼破譯員——奧爾德姆和金，兩名年輕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麥克林和克恩克羅斯。他們所提供的情報無疑非常重要，而且他們還給予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第四總局彙編處的密碼破譯員們以極大的幫助。當時出現了一個神話，好像密碼就是由那些高明的數學家破譯的，而今天協助他們的是大型的情報計算機系統。事實上，大量的超級密碼和譯碼系統，主要是通過那些由偵察途徑得到的情報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代，蘇聯密碼破譯員比他們西方的同事更廣泛地依賴偵察的幫助。在外交部工作的四名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他們既能使用與密碼傳遞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語音來傳遞英國外交電報、也可同時通過密碼系統為自己人提供情報。雖然戈爾季耶夫斯基在這方面沒有那麼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結論：與破譯日本密碼電報的功績相比，蘇聯密碼破譯員對英國密碼電報的破譯同樣功不可沒。
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難一樣，大清洗的浪潮也沒有放過蘇聯截聽機構。1937年末，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截聽工作的總局彙編處處長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維奇被處決。博基被捕後，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個藏有許多金銀錢幣的密室。他的繼任者也沒能干多長時間，一個月之後就被捕了。但基層密碼破譯員們並沒有像國外處同行一樣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領導中也有個別未受到沖擊的，如領導日本部的托爾斯泰——大概在處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子上安然無恙地干過了大清洗和二戰時期。
當內務人民委員部後來從清洗潮中恢複過來，並重新開始積極活動之後，它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間諜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來。二戰期間，蘇聯間諜不僅在白廳，而且還在英國情報機構內站穩了腳跟。
在整個三十年代，蘇聯情報機構對美國的興趣要比英國少得多，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間諜向那里滲透卻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國相同，蘇聯對美的間諜活動，在戰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無線電截聽機構。二戰前和二戰中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幾乎充滿了蘇聯間諜。可以說，沒有一個大國能夠擺脫像蘇聯這樣的意識形態敵人的間諜的密集滲透。1933年11月，美與蘇建立了外交關系。那時美國還沒有民用情報機構，而軍事情報機構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員編制情況。
美駐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給國會的報告中寫道：“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向蘇聯派間諜。與共產黨員打交道沒有比絕對的誠實更有效或更不用訴諸武力的辦法了。”美國人所表現出來的誠實的確到了真正毫無戒備的程度。一位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後來回憶，1933年一1934年這個冬天，大使館里沒有密碼，沒有保險箱，沒有外交信使，甚至沒有起碼的安全措施：“我們用普通電報與政府聯系，我們的信件就那麼眾目睽暌下擺在桌上。”當大家都決定建立一個安全系統時，才發現實在不適用。按布里特的請求，調來了海軍陸戰隊士兵保衛大使館。在其他大使館中還可能暫時沒有這種先例。但內務人民委員部很快就用各種借口向這里派了幾個模樣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時的姑娘走到海軍陸戰隊負責人的面前，聲稱她是俄語教師，要到中士奧汀的房間上課。
使館在斯帕斯大樓的官邸也同使館一樣輕而易舉即可打入。博林（美國使館的第一批工作人員，後任大使）回憶說：“無論是白天還是夜里，動不動電話鈴就響起來，等你拿起話筒，又沒人應聲——明明能聽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氣的聲音，卻又令人費解地默不作聲。”守門人謝爾蓋狡黠地說，撥電話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員契切林，他退休之後就瘋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雖然表面上謝爾蓋像個正人君子並且十分殷勤，實際上他是個奸細，他總在他那間經常上鎖的臥室中偷聽使館情況。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蘇聯當大使時，他向謝爾蓋要房子鑰匙。當然謝爾蓋極不情願地交出了鑰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後，這期間所有設備早就被拆走了。謝爾蓋也很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國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蘇聯諜報機構是如何將間諜安插進來的，至于無線電偵察更是一無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職兩年（1936－1938年）的約瑟夫·戴維斯對此更是一竅不通。博林認為，“他去蘇聯時像個白癡似地對其國家結構和意識形態毫無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鎮壓是怎麼一回事。幾乎相信了‘斯大林陰謀’（即清洗對象都是反蘇維埃分子）的那套理論”。上校（後升為准將）菲利普·菲莫維爾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館武官。博林認為，雖然他能講一口流暢的俄語，但與眾不同的是，他比戴維斯還不了解蘇聯的事情。上校完全是“靠著俄國人加官進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駐莫斯科使館武官，他認為菲莫維爾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犧牲品”。1939年，伊通動身去莫斯科，當時在華盛頓的菲莫維爾交給他兩份秘密的法軍條令，並請他帶給他的朋友——位紅軍戰士。除此之外，菲莫維爾極力向伊通保薦他的俄國司機，他說“這個司機會成為您在莫斯科最可愛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馬上就解雇了這個司機。兩周後，他居然碰上了這個司機——當時他正穿著佩有大尉軍銜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軍服。
剛到莫斯科時，伊通任武官助理，當時他就十分驚詫于安全系統的混亂管理。使館密碼早已在報上公開發表。使館工作人員到處在和來自“慷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姑娘們游逛調情。當然他也不會忘記使館內的同性戀關系。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的來自莫斯科劇院的芭蕾舞女演員到處追逐著使館的工作人員。博林說；“使館里常有兩三個女芭蕾舞演員，吃完中飯吃晚飯，聊天喝酒，閑扯到天亮……時間糾纏不清。”
似乎誘惑大使的企圖未獲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員經常呆在使館，曾向布里特大使表達過“如火如茶”的愛情，並稱他為“我的太陽，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能得手。
伊通對使館安全系統的責難，好像只對他的同事起了點作用。當伊通報告說，前任大使羅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國女管家曾在“黑市”上搗賣軍糧，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數落了一頓。當1940年初美國國會使用新密碼前，伊通冒險決定通過華盛頓軍事情報機構，請一位聯邦調查局間諜來檢查使館並防止新密碼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來的間諜在密碼室看到保險箱敞開著，密碼本與其他文件之類的東西隨意混放在桌上。還有一次，值班的密碼員干脆就擅自離崗一小時去干自己的事兒了，當然他走後密碼室的門仍舊敞開著。當時受雇于美使館的蘇聯雇員人數基本與美使館自己的工作人員數量相當，可想而知，他們會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碼和秘密文件。
聯邦調查局間諜報告：“在使館里，無法看到體面、正經的婦女，使館這些男性工作人員都把蘇聯那些妓女招來服務……，有情報表明，這些婦女都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情報員。”除此之外，密碼室工作人員常沉緬于反常的性行為之中。根據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一小批單身漢”很快就被召回華盛頓，使館安全系統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聯邦調查局的間諜不是個技術專家，他想都沒想應找一找竊聽裝置。最終，在1944年，還是由“最高君主委員會”（這是流亡白匪的一個組織）的一個電氣技師解決了問題，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個隱蔽微型竊聽器。後來，據一位使館工作人員講：“這些微型竊聽器出現在所有桌、椅的腿上，還有牆皮里——簡直無所不在、無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總部幾乎對在美國的情報搜集工作絲毫不感興趣。但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國共產黨的幾個有影響的地下活動小組在某種程度上一直保持著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情報機構的聯系。起地下組織與蘇聯間諜機構聯系紐帶作用的，是一名堅信共產主義教條的記者，他名叫維塔克爾·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與共產黨的有形聯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為華盛頓各地下黨支部做聯絡工作，這些地下組織的領導人是加羅德·維爾，他曾在農業部任職。但在1935年的一次車禍中維爾喪了生。據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幾年後，在其他地下組織領導人中有農業部的約翰·阿布特（後來供職于勞動教育參議院委員會和司法部），農業部的納塔·維特（後供職于勞動關系民族委員會），農業部的里·普列斯曼（後供職于勞動就業委員會），農業部的艾德熱爾·希斯（後供職于參議院特別委員會軍工活動調查小組、司法部和國家議會），希斯的兄弟、國家議會工作人員唐納德·希斯（後供職于勞動部），來自民族複興社的傑利，柯里恩（後供職于農業部），來自勞動關系民族委員會的查爾斯·克拉梅爾（他就是克里維茨基，後供職于物價局和參議院下設軍事調動委員會），還有來自物價局的維克多·彼爾洛（後供職于軍事生產委員會與財政部）。
1935年，維爾黨支部最得力的成員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幫助下，建立了“平行機構”。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間諜網也加人了新成員：在財政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懷特，招募懷特的國家機關統計員喬治·西德維爾曼（後在五角大樓供職）以及牛津大學畢業生、1936年由農業部調至國會貿易協議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傑”的初始思想一樣，華盛頓的蘇聯間諜們也持此種看法：
“當共產國際成為世界唯—一支反納粹德國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勢明朗之時，我要把自己的努力作為與納粹法西斯斗爭的微薄貢獻獻給華盛頓的蘇聯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處間諜頭子鮑利斯·貝科夫來到華盛頓，他向戈德伯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動情況。後來切姆伯斯如此描繪貝科夫：中年，一米七0個頭，少見的淺棕色紅頭發，穿著昂貴的毛皮大衣，戴著帽子。右手總放在西裝衣襟後面（“像拿破倫一樣”），表現得“派頭十足”，但總有點兒像“艾虎”。貝科夫為了使地下組織的每個成員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議要給他們“物質刺激”。切姆伯斯則一開口，貝科夫就給了他在當時還是相當可觀的一千美金，讓他給四位具有重要價值的間諜——希斯、懷特、西德維爾曼和沃特利一人買一個布哈拉地毯，同時對每個人說，這地毯——“是蘇聯人民送給美國同志的”。
當時在英國，蘇聯間諜機構只打進一個外交部。而在華盛頓，蘇聯間諜網與日俱增，幾乎對羅斯福行政部門所有領域都有所染指。當然，在莫斯科看來，打入華盛頓內部遠沒有打人英國白廳重要，因為歐洲超級大國和日本遠比美國要讓莫斯科更感興趣。就連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別關心美國政治機器的部件運行情況。和戈德伯格一樣，他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搜集有關德國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國人和日本人對我們開戰的准備”。
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嚴厲斥責過他。而對希斯，貝科夫則比較滿意。1936年，希斯當上了助理國務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這樣，他就可以經常接觸外交人員和武官們的報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給切姆伯斯拿幾摞文件，有時一周一次，貝科夫認為，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戰爭時期對日本政策的評價。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級軍官話語的電報，上面說道：“他們能夠成功地發起對蘇之戰，並毫不費力的把中國人扼制在戰線側翼”。在國會中，希斯同後來英國安全局的麥克林一樣善于偽裝自己的行動，甚至連沃特利也從未懷疑過希斯在為俄國人工作：“我認為他是個有著強烈保守觀點的新政策的擁護者”。後來塞勒得出結論，希斯弄來的文件使俄國人破譯美國密碼成為可能。當時，他還沒有想到，蘇聯間諜打入美駐莫斯科使館後，這些密碼早已盡人皆知了。對美國情報的不重視，不僅表現在干部工作中，還表現在一系列行動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貝科夫與傑依奇和梅伊來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在莫斯科接受培訓時，竟公然違反制度給美國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張明信片中，他對新生兒給予“蘇聯式的祝福”。回到美國後，他又開始玩弄奇怪的間諜游戲。比如他用輕挑的腔調說話，這使沃特利和朋友們覺得他不是個美國人。但戈德伯格和貝科夫對破壞紀律現象總是視而不見。一些朋友們知道，切姆伯斯正“從事著非常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當地說，他“正為蘇聯對日戰爭干反間諜工作”。切姆伯斯對自己的頭頭、間諜艾德熱爾·希斯就像個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家。和其他間諜的聯系也很緊密，他們一起去作客、看展覽、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敗的最大危險還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月，他被召囪莫斯科。由于對斯大林主義感到絕望並擔心其終結，切姆伯斯實際上是推遲了九個月才走。1938年4月，他中斷了與內務人民委員部所有聯系。年底前他隱藏了起來，然後就接連不斷地向所有接觸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切姆伯斯的抱怨有可能會徹底毀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網。但好在華盛頓比起倫敦來似乎對安全更不屑一顧。也正因如此，後來幾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無論是聯邦調查局，總統行政部門或其他部門，對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視而不見。由此可以看出，二戰後，這個變成內務人民委員部“主要敵人”的國家，在當時對蘇聯所設想的防線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說是虛無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