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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東歐大部分領土變為其種族主義帝國視為最終目的。在這個帝國中，低等的斯拉夫人將被高等的德意志人當作奴隸來使喚。除此之外，從斯拉夫人中還應將那些猶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堅信，獲取這樣帝國的決定性階段就是對蘇之戰。1933年他上台後，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奮斗》華麗篇章里所勾畫的東歐帝國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幾乎用了十年才寫成的毫無聯系的政治宣言。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將自己在東歐問題上狂妄的傲慢隱匿起來，並迫使德國人民相信，第三帝國將隨著“平等權利”的複興，成為歐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國際社會的兩個失去原有性質的大國——革命的俄國和戰敗的德國突然開始接觸起來，並簽訂了拉格洛和約，建立了外交關系，彼此在不提出財產要求的前提下攜手合作，這大大震驚了歐洲其他國家。後來的十年中，雖然由蘇維埃和共產國際策動的德國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但蘇聯同魏瑪德國的外交和貿易關系，比起其他大國來還是要緊密得多。但1933年末，納粹分子的篡權結束了拉帕洛和約的時代。雖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國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識到納粹的危險，但希特勒無論是對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都早已把納粹德國實際變成了蘇聯在歐洲的最大威脅。同樣，來自東方日本的威脅也使蘇聯大有難以顧全、疲于防禦之勢。出現的這種嚴峻形勢，迫使蘇聯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調整。蘇聯的官方對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尋找與西方大國聯合，共同對付德國法西斯侵略威脅的集體安全體系之上的——這種政策可以以蘇聯1934年加人國聯、隨後又抵制國聯以及1935年首次與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簽約的事實作為例證。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員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忠心擁護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國擔任了十年境外布爾什維克小組的領導，革命後他偕自己的英國妻子回到俄國。比起同一時代的其他政治家李維諾夫更加希望與西方國務活動家和西方激進分子建立友好的關系，因為這些激進分子都為自己的政府面對來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脅、即將發起的侵略而表現出的麻木不仁、漠不關心的態度而絕望。
但與李維諾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開始秘密尋求防禦德國威脅的道路。可這條道路不是組織反對它的集體安全體系，而是想與希特勒單獨好和。1934年7月初，即德國沖鋒隊參謀長艾倫斯特·雷姆和180余人在希特勒的“長刀之夜”行動中被槍決後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據說斯大林對大家喊了起來：“你們聽到來自德國的消息了嗎？希特勒是怎麼擺脫雷姆的？好樣的，希特勒！他告訴我們該如何對付政敵！”沒過幾個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要的潛在敵人殺了，因此可以說，他的這項決定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功于希特勒的先例。斯大林對“西方力量對比”的評價（此種理論不顧對力量均衡的傳統評估，更注重政治意志和軍事實力）也反映出他對希特勒的那種與日俱增的尊敬與好感。斯大林並不相信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結盟的可能性。正如馬列信仰的公理所表明的那樣，斯大林深信所有資本家的自然願望就是組織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陰謀。俄國社會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的內部矛盾使資本主義世界四分五裂，而正是這些矛盾給了俄國革命一個最後機會。希特勒對馬克思主義的刻骨仇恨導致蘇聯與納粹德國結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與其他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盟的可能性。但斯大林還是滿心希望，希特勒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的老手，能意識到納粹與蘇聯在東歐劃分勢力范圍會給雙方都帶來好處。
1937年1月，駐柏林蘇聯貿易代表團團長大衛·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沒有提到李維諾夫）授意之下，開始為蘇德政治條約的簽訂作准備工作，談判是在秘密中進行。但那時希特勒對這種可能性未表現出任何興趣。盡管如此，坎德拉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彙報時，據克利維茨基說，他對與德簽約的前景作出了樂觀的評價。事實上，他的樂觀是因為不願承認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葉若夫對克利維茨基說：“德國十分強大，可以說，現在它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希特勒造成的這種局面誰又能夠懷疑呢？哪個智力正常的人能不這樣認為呢？蘇聯只有一條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對他說過：“我們應和納粹德國這樣強大國家簽訂和約。”
雖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蘇對外間諜機構在德國活動十分活躍，但來自納粹德國的情報比來自其他國家的情報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它把幾千名工人記者組織成了一個網絡。這些工人記者的公開目標是——像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向共產主義報刊報導工人的勞動條件。但與此同時，他們還有一項更秘密的任務——搞工業和軍事情報。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員、負責地下黨組織與蘇聯間諜機構聯系的漢斯·基彭伯格被選為德國議會議員。在納粹分子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議會議員和國會軍事委員會成員資格所賦予的特殊保護權，繼續其間諜工作。實際上，當時的柏林成了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在西方活動的主要基地、進步組織以及明岑貝格的情報帝國中心。在柏林還工作著一個意義重大、高度職業化的護照偽造機構，這個機構專為全歐洲和歐洲之外的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第四局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的間諜制做護照並編造“假履曆”。漢斯·富納斯是這個機構的護照技術專家，他曾以某個“伊瓦爾·米勒”的名字為例，來說明每個細節都要花費許多精力與功夫：
“口袋里裝著寫有自己名字的護照，可這個米勒也不能從天而降。他還應有一些證明他身份的必備文件。比如，出生證明，工作地點證明，社會保險證件和其他證件。所有這些證明個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為了使這套文件內容充實，還要讓曆史學家。地理學家，通曉警察工作手段的專家參與偽證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後，還要有一些輔助的安全措施。比如，當伊瓦爾·米勒第一次穿越國境時，他的護照看上去不應當是全新的。內有許多簽證和邊境驗章的護照能說明護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過檢查，這樣就可以減小被警察懷疑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護照制造機構還需在護照“成品”上添幾個偽造簽證並蓋上幾個邊境驗章；同時還需仔細制訂出“旅行者”經曆的路線，一切都應富有邏輯地與間諜的“假履曆”相符。
據雷納斯說，從1927年至1932年，柏林護照偽裝機構每年要制造450套左右文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個護照偽裝機構所在地，在那里發現了600份空白護照表格（有偽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護照，800張護照照片，700張警察局的專門表格，2000個印章和許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曆”的正式文件。
在魏瑪共和國滅亡前的最後幾年中，使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第四局間諜網頭疼的是蘇聯間諜活動的死板、德共內部行動的不協調以及德國工人記者們的過分熱情。這些情況往往會給間諜工作帶來危害，僅從1931年6月到1932年12月，德國法庭就審理了300多樁涉及蘇聯間諜機構的間諜案。
蘇聯情報機構在德國最大的失敗，是1931年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格奧爾格·澤梅爾曼的叛逃。八年時間里，他一直在蘇聯駐漢堡貿易委員會掩蓋下活動，叛變之後，他答應為一家維也納報紙撰寫一系列有關蘇聯間諜在德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活動的文章，並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蘇聯間諜的長期活動。但他還未來得及實施計劃，就被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作人員塞爾維亞族共產黨員安德烈·彼克洛維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維奇供認自己殺人有罪。但聲稱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消滅叛變行為，為了許多死去的“無產階級斗士”。由于共產黨報刊掀起了保護彼克洛維奇的行動，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最後彼克洛維奇被無罪釋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產國際的重要活動家，之所以能夠在1933年納粹分子上台之後隱蔽在國外，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護照機構提供的偽造文件。但納粹警察國家的建立，對德共活動的明令禁止，人民對希特勒專制與日俱增的狂熱，加之一大批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成員叛逃，這一切都使蘇聯諜報網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一個叫格留菲爾德（外號布魯諾）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間諜被派往德國，前去執行收拾殘局、重組余部的秘密任務。但莫斯科總部對他的工作並不滿意，很快又換了一個富有經驗的間諜，猶太族醫生格列戈爾·拉比諾維奇。他給一個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在他那雙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閃現著憂傷和聰穎，他那身做工精致、略顯保守的衣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諾維奇把第四局的間諜網縮減為原有編制的四分之三，並決定徹底脫離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網。工人記者的隊伍也再次活動起來。1934年，護照機構遷至薩爾，一年後薩爾與德國重新統一，護照偽造機構遷到莫斯科，後又遷至巴黎。國外處處長阿布拉姆·斯盧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開的德共國際大會上說，蘇聯在德國的大規模情報網已被徹底摧毀，而拉比諾維奇目前所支撐的第四局間諜網的活動與其說是在進行情報搜集活動，倒不如說是希特勒政權的地下反對派的一種低效的活動。1936年，拉比諾維奇被調往美國，以便幫助領導對托洛茨基分子的滲透活動。
由希特勒發起的消滅駐德蘇聯間諜機構行動。差不多是由斯大林親手結束的。許多為蘇聯情報部門效力的德國人在“大清洗”時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結果與德共一樣，都難逃脫滅頂之災。漢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犧牲品之一，1936年，他在蘇聯被迫承認了莫須有的“為德意志帝國搞間諜活動的罪名”。
蘇聯在德國間諜網的覆滅導致了更大的損失，因為德國是唯—一個未被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部電子偵察機構與第四局聯合小組實施技術偵察的國家。1938年，貝利亞領導內務人民委員部時，這個聯合小組就解散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部電子偵察機構遷到了位于捷爾任斯基大街的原“謝列克特”飯店，在這里，他們開始集中進行外交信函截聽工作。絕大部分軍事情報都由蘇聯情報總局（蘇聯軍事情報機構）獲取。但直到1941年6月德國人侵蘇聯前，沒有一個德軍高級密碼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或是蘇聯情報總局的密碼分析家破譯。除極個別外。這些密碼在戰爭結束仍未被破譯。
蘇聯情報部門竭力在德國，尤其是荷蘭、法國和瑞士進行間諜活動，以期補償在國內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幾名間諜開始建立間諜網，這個間諜網後來在二戰期間成了蘇聯情報部門從納粹德國獲取情報的主要來源。這里，必須首先提到兩個人。第一個是出身波蘭的猶太人列奧波德·特列彼爾，他為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于1936年被別爾津招募進第四局充當間諜。1938年，特列彼爾冒名亞當·米克列爾以投資一萬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來到比利時，與一個先前在共產國際聯絡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羅斯福格爾的猶太人一起組成了“優質外國雨衣”公司。這個公司成了特列彼爾間諜活動的掩護，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他成了“生意興隆的企業家的典范”。但實際上他以此為掩護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由痛恨納粹反猶太主義和志願無償為反對希特勒而工作的猶太人組成的間諜網。雖然特列彼爾與佐爾格一樣是整個間諜網的領導，但他本身也是一名優秀的間諜。即使這樣，在戰前，他和他的間諜們並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報。特列彼爾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後來曾解釋說：“嚴格地說，我們在戰前幾乎未從事情報活動。我們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業掩護、並組織必要的基地，以便槍聲一響，我們就能整裝待發投人戰斗。”
另一個需要提及的、與特列彼爾同時代的最優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爾·拉多，他和特列彼爾一樣是個猶太人，也是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工作、後被第四局招募開始情報生涯的。其工作途徑也與特列彼爾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內瓦以企業主身份成立了一個制圖公司。二戰期間他領導了對德間諜網工作。但戰前他的情報業績並未超出特列彼爾，同樣是無足輕重。
戰前的重要情報，基本上都是從打入德駐東京和華沙機構的間諜那里獲取的。在東京的蘇聯間諜佐爾格本身就是個優秀的例證。佐爾格做過統計，當他前德國朋友、上校武官文金·奧托1938年4月當上德國大使時，在佐爾格發往莫斯科的情報中，有60％的情報是從德國大使館搞到的。有一次佐爾格甚至受奧托委托，以使館信使身份前往馬尼拉、坎頓和香港——一個蘇聯情報人員居然能在德國外交掩護下工作，這實在是十分罕見的事情。
據蘇官方的說法，佐爾格直到最後也不知道，第四局領導別爾津于1938年慘遭槍決。因此，1938年他寫信給上級領導的信就成了一種辛辣的諷刺：
“親愛的同志們！別為我們擔心。雖然我們極度疲勞並經常處于緊張狀態，但我們嚴守紀律，聽從指揮。堅定果敢，時刻准備著完成偉大使命賦予我前的任務。向您和您的朋友們致敬。請您代為轉交給我妻子的信和問候。並請密切注意她的安全……”
然而，佐爾格在二戰開始前後這段時期的主要偵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國。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實的情報為依據勸說莫斯科，日蘇在滿洲里附近哈桑湖上發生的第一次嚴峻沖突，責任完全在當地駐紮日軍指揮官本人，而東京政府一直在竭力避免戰爭。佐爾格還在1939年5月日本破壞內蒙古邊境時，也發出過類似的安撫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爾格的情報，並一度認為在蘇聯遠東地區大規模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時間內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間諜。當1939年10月1日德國人侵波蘭，二戰開始時，莫斯科向佐爾格發出嚴厲的指責：
“日本准備與蘇聯開戰，並且已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軍事和政治上），而你們卻搞不到任何一點兒有價值的情報。這只能給人一個印象，你們不再積極工作了。”
戰爭開始前兩年，蘇聯情報機構還將另一名間諜滲入德國使館。1937年，為第四局效力的德國猶太記者魯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國大使館大使參贊魯道夫·馮·謝里哈的工作獲得成功、馮·謝里哈當時四十來歲，他出身于西里西亞貴族之家，出任外交職務前是一戰時騎兵隊的一名軍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與妻子的收人已無法滿足他的嗜好——賭博和玩女人。與佐爾格不同的是，與其說馮·謝里哈是由于意識形態而成為間諜，倒不如說他是個金錢的俘虜。1938年2月，第四局往馮·謝里哈在銀行的帳戶上彙了6500美金——這是在兩戰期間付給間諜們酬金中最大的一筆。”
由于馮·謝里哈具有罕見的洞察能力，他能從內部看出德對波蘭政策的發展－－這正是引起蘇聯不安的事件，從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評價。在希特勒上台的頭五年中，這個納粹魁首極力消除波蘭對其在東歐領土上擴張的有理申的擔心，並于1934年1月與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借此安撫波蘭人，以便在用現代武器裝備部隊之前暫時不用擔憂波蘭鬧事，當時的上策就是保證支持波蘭反對蘇聯。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蘭實行“在反共產國際方案基礎上的對俄同步政策”。“慕尼黑陰謀”之後，希特勒企圖控制但澤（現在的格但斯克）港口，並進一步使波蘭淪為其附庸國的野心愈來愈明顯。1939年3月，波德關系日趨緊張。英、法放棄綏靖政策向波蘭保證，一旦德國人侵，將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備發動戰爭的重要關頭，蘇聯的對德情報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出現了下降趨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來自佐爾格與馮·謝里哈的真情報與來自其他情報源的假情報被混雜在一起，難以辯認；二是，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並奧地利、半年之後，對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的人侵。所有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與蘇聯當時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外處的“清洗”高潮趕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無疑的。
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名度過“大清洗”時期的地下人員謝苗·羅斯托夫斯基（他就是厄恩斯·傑里）和其他一些間諜紛紛指出，“德國吞並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威脅不能忽視。因為這個前提如果實現，最使人擔心的事就會發生：德國在芬蘭建造登陸基地，從哪里給予在波羅的海的德國海軍以支持，並開始穿越卡雷利阿地峽向列甯格勒發起地面行動。關于這種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列甯格勒黨組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總局（對外情報局）的秘史強調，30年代中期駐赫爾辛基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機構干得相當成功。大約有五六個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在為該機構效力。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赫爾辛基的間諜機構和倫敦的間諜機構在“清洗”時期曆經劫難，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員實際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後來他們或被槍決或被投入集中營。這樣就使赫爾辛基的間諜機構完全癱瘓。與芬蘭被招募的間諜的聯系也隨之中斷了。唯一兩名經過在莫斯科審訊、幸免于難回到赫爾辛基的是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雷布金（他就是雅爾采夫，在大使館以二秘身份作掩護從事間諜活動）和他的妻子、赫爾辛基“外國旅行者”處處長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金娜（即雅爾采娃）。雷布金被提升為間諜頭目之後，與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春天重新組織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芬蘭的活動。
後來任芬蘭外長的魏納·坦涅雖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實活動，卻發現他“是個十分活躍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夠很輕松地談論一些微妙的問題，與其同事不同，他似乎是個較為隨便的談話對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個子，淡黃色的頭發，在組織中也小有名氣。坦涅認為，這是位“十分美麗的婦人，雖徐娘半老，但卻風韻猶存”。戰後，在重建國外處的過程中，她領導德國、奧地利的情報工作。雷布金在與芬蘭人的交往中表現活潑開朗、令人信任，而實際上，他的這種交往方式完全是個騙局。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都知道他是個斯大林主義的無限忠誠者，他很清楚猶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現出一絲一毫的不正統，並要遵守“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則。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報的同時開展秘密外交活動。3月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領了奧地利，並立即把它歸入第三帝國的版圖。這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擔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將奪取芬蘭的登陸基地。但這種擔心很快就被慶祝赫爾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打消了，赫爾辛基的解放並不是依靠德國，而是蘇維埃制度幫助的結果。由1918年指揮過德軍的留基格爾·馮·德·戈爾茨伯爵率領的代表團引人注意地參加了慶典。兩天後，雷布金拜見了芬蘭外長魯道夫·霍爾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間，雷布金說，“獲得了著手討論蘇芬關系的廣泛權力”，而這些討論甚至連蘇聯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對霍爾斯基說，克里姆林宮“絕對相信”，德國計劃在芬蘭駐軍完全是為下一步入侵蘇聯做准備。與此同時，莫斯科也到處散布法西斯在芬蘭策劃的陰謀。雷布金向霍爾斯基講明了利害關系：如果德軍入侵芬蘭，紅軍一方肯定要還擊，而這導致的戰爭將在芬蘭領土上進行。如果芬蘭准備反擊德國人侵，則蘇聯會向它提供武器和軍事援助，並有義務在戰爭結束後撤出其軍隊。
但幾個月過去了，雷布金為談判所做的准備工作還是毫無進展。六月、七月中他兩次拜見了首相A·K·卡揚德。雷布金再次強調，只有他擁有進行談判的全權。他十分鄙視地說，蘇聯大使雖然“確實與許多人進行過會談，但他講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和霍爾斯基一樣，卡揚德對芬蘭為與蘇聯結成軍事聯盟而喪失中立立場的前景並不樂觀。1938年12月，談判改在莫斯科舉行。使芬蘭代表團驚奇的是，迎接他們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而是內貿人民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正如他們被告知的那樣，李維諾夫對此次會見並不知曉（雖然後來他也被吸收參加談判）。芬蘭人繼續抵抗著來自蘇方堅持締結軍事協定的壓力，同時，也不同意將芬蘭灣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租借給蘇聯。從雷布金向霍爾斯基提出秘密建議起，時間幾乎過了一年，談判才于1939年3月告以結束，但那時蘇聯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個大變動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會議給“集體安全體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廢墟。蘇聯未被邀請參加此次會議，來自英法的壓力迫使捷克人將蘇台德區拱手送給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僅有的一點有效保護，因此，半年後希特勒占領布拉格時，也沒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貝利亞和幾乎整個政治局都認為慕尼黑協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西方大國迫使希特勒放過英、法，將炮口轉向東方，集中兵力進犯蘇聯。這個“陰謀者”的理論後來成了蘇聯正統曆史科學的一條公理。直到80年代末蘇聯曆史學家仍堅持認為，“西方大國不僅放縱了法西斯的侵略，還以最明顯的方式將法西斯德國轉向對抗蘇聯”。而實際上，雖然許多西方國務活動家對兩個獨裁者的沖突幸災樂禍，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國進攻蘇聯的陰謀。
斯大林情願相信英一法陰謀，這不僅因為他個人就是一個“陰謀理論家”，還因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報。當時的情報工作實際上處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非法的間諜人員都被消滅。還有一些屬于奧爾洛夫或克里維茨基這種少數情況——臨陣叛逃，即使有一些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沒逃跑成，也在奴顏婢膝的原則“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導下紛紛自尋出路去了。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當局越來越迫切、強烈地要求國外處提供一些能使蘇聯領導階層深信不疑的、證實“秘密陰謀”理論的情報。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試圖挑起蘇一德戰爭證據的人，就會被懷疑與帝國主義分子有牽連。接替國外處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面獨立思考的“老”間諜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員，盡管他們對如何在另一個環境中表現自我尚無足夠經驗，但他們卻在竭力表現自己在發現和清除反革命陰謀的能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發展。
阿布拉姆·斯盧茨基死後，1938年2月他的副手米哈伊爾·施皮格爾格拉斯成了國外處代職領導。施皮格爾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領導過秘密戰，在瑞士策劃過處決一個叫伊格納季·賴斯的叛逃者。後來，另一個叛逃者、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回憶說，施皮格爾格拉斯是一個殘忍的，但同時又是一個“舉止得體，禮貌，實干，頭腦機敏，動作靈活”的人。和斯盧茨基一樣，施皮格爾格拉斯也是個猶太人。幾個月後，他也被干掉了。當貝利亞1938年7月以葉若夫繼任者身份來到莫斯科時，他還帶來了自己的格魯吉亞“執朝郎”弗拉基米爾·格奧爾吉耶維奇·傑卡諾佐夫，後來，這個“執朝郎”成了國外處的新領導。傑卡諾佐夫的外貌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身高剛過一米五O，長著一個不大的鳥鼻子，幾縷黑發橫貼在那十分顯眼的禿頭上。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營人命的經曆為他贏得了一個“巴庫劊子手”的名聲。後來這個名聲又因他在“大清洗”時期擔任格魯吉亞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而愈發振耳。傑卡諾佐夫在國際事務中毫無經驗，是國外處第一位從未出過國的領導。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經驗的前任都要顯赫、在蘇聯對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重要。兩年時間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員、後來當上了駐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傑卡諾佐夫向貝利亞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報，它們大多是有關1939年1月英國首相張伯倫在羅馬進行談判的一些傳聞，莫斯科認為，它們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並予以較高評價，李維諾夫曾對波蘭大使說：“他得到了一個可靠消息，好像張伯倫在談判進程中試圖觸及‘烏克蘭問題’，這似乎使人覺得，英國不再把德國在此方向上的企圖看成什麼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對英國企圖挑起德國進攻蘇聯的這些補充證據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維諾夫的一位副手三個月後在與意大利大使談話中繼續痛斥張伯倫的險惡陰謀。
正當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外情報機構的情報最不受信任時，此機構在蘇聯制訂對外政策時的影響卻十分巨大。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各種渠道都被用來准備1938年與芬蘭和1939年與德國的秘密談判。與此同時，在1938年，內務人民委員部還把主要精力用來對那些被稱為反革命或親西方的外交人員進行清洗，這次清洗一直持續到1939年。一位經曆了這段時期的外交人員後來回憶說。“經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約好再見面時談論一些問題，第二天就發現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捕入獄”。最引起貝利亞和斯大林懷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經驗的外交家。逮捕活動甚至觸及到了人民委員部領導階層。原副外交人民委員H·H·克列斯京斯也成了“人民之敵”。他在1938年2月所謂的反“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運動中被判槍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另一位副手鮑利斯·斯皮里多諾維奇·斯托莫尼亞科夫工作時經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之中，同事們經常看到他脖子上圍個濕毛巾以緩解折磨他的頭痛。每當工作日結束時，他長時間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一樣，他也難逃脫被槍決的命運。
在慕尼黑會議和集體安全政策破產以後，李維諾夫本人擔任外交人民委員的時間也屈指可數了。莫洛托夫後來指出“我們國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們只有反法西斯狂熱感情，卻忘掉了我們（西方的）盟國的挑撥活動”。首先他懷疑的就是李維諾夫，他認為李維諾夫整日沉施于集體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對英法那些企圖秘密挑起希特勒進攻蘇聯的“統治集團”幫了大忙。1938年4月，李維諾夫在建議和英法談判簽訂“反對侵略歐洲”互助條約後，最後一次努力試圖把集體安全體系變為現實。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維諾夫的外交人民委員職務。在這一變動後不久，前紅色工會國際領導傑卡諾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為副外交人民委員。雖然李維諾夫與自己的幾個前任副手不同，他經過了大清洗，但為了徹底鏟除“李維諾夫殘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議，在委員部內部成立了“精英”小組，貝利亞和傑卡諾佐夫成了小組的一、二把手。當他們出現時，莫洛托夫和貝利亞穿著便服，而傑卡諾佐夫則穿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制服。委員部的成員們要一個個經過這“三人聯盟”的挑選。他們自然是要竭力證明他們與人民的敵人毫無瓜葛，雖然有時也有露馬腳的時候。
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莫洛托夫腳踩兩只船，就簽約事宜進行著平行談判——公開場合與英法談判，然後拘謹一陣之後秘密與德國談判。無論在蘇聯，還是在英國，人們對英一法一蘇之間的談判反應冷淡。張伯倫在私人日記中寫道：“我對蘇聯的真實目的十分懷疑，即使它真誠地樂意幫助我們，它的軍事潛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大概斯大林把與英法的談判看作向德國施加壓力、迫使簽訂和約的手段，或者是一個雙保險，即使與德簽約無法實現，與英法的這種談判也是最明智的決定、最成功的選擇。只有法國對迅速簽訂和約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為它擔心，英一法一蘇談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會與希特勒締約。
為使德國簽約，內務人民委員部精心策劃了“積極行動”。4月14日，蘇聯大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議案幾天後，駐倫敦的德國大使館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國外交電報，並將其主要內容發給柏林。電文基本上都是有關英蘇談判進程的。奇怪的是。在截獲的電報中，也有一些解釋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電文中說，英法代表在談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蘇聯的條件，使得談判取得了很大進展。而這遠遠超出了事實，德國的情報機構是最不可靠的消息來源：德國專家無法破譯英國外交電碼，而且可能在英國外交部根本就沒有能夠接近這些電報的間諜。唐納德·卡麥隆·沃特教授認為，“消息一定是來源于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英國的情報機構”，只有這種推測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測，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在1939年4月德國大使館突然地、而且是有選擇地搞到了英國外交信件；為什麼在德一蘇簽約前一周，情報接收又突然中斷。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馮、德·舒倫堡也同樣獲取了一些類似以加速雙邊談判為目的的情報。
內務人民委員部拍往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偽造電報來自一個或同時來自兩個源點。第一個源點是英國外交部聯絡部密碼破譯員、大尉約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前一直受特奧多爾·梅伊領導，雖不能肯定，但極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當內務人民委員部重新開始在倫敦行使領導權後，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個源點可能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電子偵察部門，金·麥克林和克恩克羅斯在其中是中堅力量方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奉送”給倫敦德國大使館的情報，被公正地稱為“最令人信服的虛假情報的光輝典范”。但這一切最終並沒有派上真正的用場。當希特勒備戰入侵波蘭時，與斯大林簽約的益處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納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來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秘密協助”。在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莫斯科如願簽訂。秘密備忘錄預先規定，“當國家領土和政體需要重新考慮”時，蘇聯擁有對東部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和比薩拉比亞（在羅馬尼亞）的監督權。這個條約的簽訂使英國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國家措手不及。
兩位獨裁者對條約簽訂都欣喜若狂。簽約後，斯大林舉杯祝辭，“我清楚，”斯大林說、“德國人民多麼熱愛自己的領袖。我們為他的健康干杯。他當之無愧。”然後莫洛托夫為里賓特洛甫敬酒，里賓特洛甫也為蘇聯政府高舉酒杯。儀式結束時，斯大林對里賓特洛南說：“蘇聯政府對待條約十分嚴肅，我發誓保證，蘇聯絕不出賣自己的伙伴。”當希特勒被告知簽約之事時，他正在進午餐，他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喊道：“我們贏了！”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一周，即10月1日，德軍以150萬兵力跨過波蘭邊境。10月17日，當波蘭人英勇地、但已無望地抵抗法西斯軍隊時，蘇聯將軍隊開進波蘭國土東部，希望從這塊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塊。當蘇德兩軍部隊相遇時，這對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辭，有些地方還舉行了聯合閱兵。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還被仁慈地給予了九個月的有限獨立機會。但代價也是昂貴的，所有國家都不得不同意蘇聯在其領土上布置軍事基地。當愛沙尼亞同意蘇聯這一要求後，斯大林安慰他們的代表團說，“我敢說，愛沙尼亞代表團作出的退讓是明智的……因為在波蘭發生的悲劇，可能會在你們身上重演。”
在被紅軍占領的領土上，內務人民委員部迅速組織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民都贊成與蘇聯聯合。
尼基塔·赫魯曉夫當時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當時波蘭東南部領土以“西烏克蘭”名義歸人烏克蘭版圖。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起內務人民委員部這一令人矚目的戲劇性成就（很明顯，並沒有任何故意諷刺的意思）：
“我們選出了代表團去參加利沃夫的代表大會……大會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政治熱情中進行了幾天。我沒有聽到一句懷疑建立蘇維埃政權必要性的話語，發言者們逐一帶著喜悅、激動心情發言，說他們心中的夢想就是加人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對我來說，看到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開始理解馬列學說當然感到無比欣慰……雖然逮捕還在繼續，但我們認為這是為了鞏固蘇維埃國家和開辟在馬列主義原則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蓋世太保在德國占領的波蘭領土上追捕“種族敵人”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則著手追捕“階級敵人”。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制定出十四類被驅逐出境的對象。十分有趣的是，托洛茨基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異端者被列人第一類，名單內還包括“曾出過國”或“與外國代表有聯系”的人。這一范圍包括的面太廣了，其中甚至還有世界語專家和集郵家。大部分被驅逐者由社會上層代表和他們的家庭成員構成：政治家、公務員、軍官和警官、律師、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積極的教民”。和納粹德國安全機構、蓋世太保一樣，內務人民委員部之所以這樣做，如後來弗拉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說，是為了“使社會失去領路人”，也就是為了消滅那些潛在的、可能組織對抗蘇維埃制度的領袖。內務人民委員部事實上與德國安全機構、蓋世太保合作過，他們用蘇聯集中營中的德國共產黨員，交換在德國居住的僑民和烏克蘭人。馬爾加列特·布貝爾一諾伊曼是德國的一名共產黨員，她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橋上被蘇方交給德國安全機構的。互致敬禮後，德國安全機構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們像老朋友一樣親熱：
“當我們走過橋的一半時，我回首望去，看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代表還成群結隊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隨著我們。他們身後就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土地。一種苦澀感湧上心頭，我想起了共產主義的咒語：勞動者的國家，自由者的林蔭大道，受摧殘者的王國……”總共約有150萬波蘭“階級敵人”用運牲畜的卡車被運往蘇聯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荒無人煙的地方。1941年6月，德國入人侵蘇聯，等宣布大赦這些波蘭人時，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約有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在距波蘭國境不遠處就早已被槍決。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月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保護下”，落到離斯摩棱斯克不遠的卡延森林：
“把我們帶到一個不大的林間空地，一切都像獨具特色的野餐。他們掠去了我們的訂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點半的手表，還收走了皮帶和刀子。他們會把我們怎麼樣？”
三年後德軍一分隊發現了索利斯基的尸體，制服口袋里的這本日記和卡延森林中埋葬四千名波蘭軍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槍決的人都被反綁著雙手，每人後腦勺都有一個子彈洞。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慘無人道的犧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過莫斯科大清洗時期的波蘭共產黨員。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爾卡（後來的波蘭領導人）從蘇聯跑到了德國。
德一蘇瓜分波蘭之後，蘇聯就開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蘭施加壓力。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赫爾辛基的間諜頭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彙報那些他想聽的情報，也就是戰時芬蘭人會和波蘭人一樣迅速投降，芬蘭工人階級會支持新的共產主義制度。1939年10月，芬蘭代表團被召到克里姆林宮。此時，他們對德蘇秘密協定還聞所未聞，更不知道芬蘭將陷入蘇聯控制之下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親自告訴他們，蘇聯要他們讓出島上、岸上軍事基地，以及列甯格勒以北的一塊領土，用以交換的是一塊他們根本不需要的蘇聯卡累利阿。“看來，我們這些普通公民是無法取得進展了一一一兩周談判後，莫洛托夫對芬蘭代表說——現在該由戰士們來說話”。這年夏天，蘇聯制定出了兩個侵芬計劃。指揮列甯格勒軍區的梅列茨科夫將軍認為，占領芬蘭只需三周時間。總參謀長、元帥沙波什尼科夫認為，戰役需持續幾個月。斯大林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計劃。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與斯大林、莫洛托夫、共產國際總書記奧托·庫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個對外政策助理見面時的情景：
“我走進房間時，斯大林在說：‘讓我們就從今天開始……只要我們稍一提高嗓音，芬蘭人就只能唯命是從。如果他們抵抗，我們只發一槍，芬蘭人馬上就會舉手投降’。”
11月30日，當蘇聯軍人跨過芬蘭國境線開始“冬季攻勢”時，他們被告知，受壓迫的芬蘭勞動人民正張開懷抱等待著他們的到來。紅軍的轟炸機不斷在赫爾辛基上空拋灑傳單，號召工人們與紅軍聯合，趕走那些資本主義的剝削者。在被紅軍解放的第一座芬蘭城泰里約基，成立了由庫西年領導的傀儡“芬蘭民主政府”，他聲稱“政府擁有人民的絕對支持”。12月2日，這個政府很快就與蘇聯簽訂了協議，讓出了前不久蘇聯想從卡揚德政府那兒得到的全部土地，並宣布“芬蘭人民的英勇斗爭與蘇聯紅軍的努力，應當能消除前芬蘭財閥政府為了帝國主義大國利益在蘇芬邊界上建立的軍事傳染源”。
在第一總局的秘史中，導致對“冬季攻勢”的虛假樂觀是由雷布金的一些親蘇間諜（他們的圈子很小，只能反映芬蘭社會輿論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報造成的。由好拍馬屁的雷布金親自轉送的這些情報誘使斯大林對自己先前的設想更增添了信心。戰爭開始時，莫斯科對“芬蘭政府丟下赫爾辛基去向不明”的情報深信不已。但戰爭根本就沒有按照預訂的計劃發展。勉強湊夠二十萬的芬蘭士兵和軍官，竟然戰勝了擁有重裝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萬蘇軍。身穿白色偽裝衣的芬蘭滑雪者從樹林中閃現出來，將長長的蘇軍隊伍分割消滅。正如赫魯曉夫所證實的那樣，斯大林對著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大發雷霆，指責他的失敗。伏羅希洛夫也高聲爭辯：“您應當指責自己！是您消滅了軍中的老近衛軍，是您槍斃了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廣在激烈的爭吵中，怒氣沖沖的元帥甚至打翻了一個盛著烤乳豬的大盤子。
為了“堅定”紅軍戰士的決心，部署在第一線後面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按命令可向那些試圖退縮的隊伍開火。由于紅軍在有生力量和技術裝備上的明顯優勢，芬蘭的抵抗最終還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月簽訂的和約，芬蘭不得不將列甯格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峽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領土割讓給蘇聯。但是庫西年的傀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曆史的垃圾堆中。
與德國相比，蘇軍在“冬季攻勢”中的失利與1940年4月德軍占領挪威的神速形成了強烈反差，而與五、六月份德軍閃電般六周拿下法、荷的成功之舉之間就更有著天壤之別。莫洛托夫把德國大使舒倫堡召到克里姆林宮，向他轉達“蘇聯政府對德國軍隊的偉大勝利的最熱烈的祝賀”。蘇聯對希特勒的勝利作出了雖不算“巨大”卻也具有實質意義的貢獻：“德軍的坦克裝著蘇聯的燃料沖向阿布維爾海邊，把鹿特丹夷為平地的德國炸彈充塞著蘇聯生產的火棉，而在敦刻爾克撤退中擊中英國士兵的子彈的外殼，是由蘇聯銅鎳合金澆鑄而成的”。
正當希特勒的軍隊邁著勝利的步使行進在荷蘭時，《消息報》評述：“最近的戰況再一次證明，弱小國家為保存自身而企圖中立——純粹是幻想。這樣，小國能存活下來並保持獨立的可能性就越來越渺茫”。局勢愈加明朗，波羅的海國家存在時間已屈指可數。6月15日深夜，傑卡諾佐夫把幾個負責人召到他在盧比揚卡的辦公室，其中包括自己的助手、副外交人民委員、以萊比錫聽證會檢查長而聞名的安德烈·維辛斯基。傑卡諾佐夫對來者說，他們被“精選”出來是為了完成在波羅的海國家的“任務”。“按照政治局的決定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議，現在該解決我國西北邊境的安全問題了。”傑卡諾佐夫接著說，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可能（甚至可以確信無疑）參與了“巴黎一倫敦交易所”的陰謀。莫洛托夫在與舒倫堡談話中雖未直接提到交易所，但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在那天晚上的會議上，傑卡諾佐夫說他將親自領導在立陶宛的戰役進程，而維辛斯基和日丹諾夫將分別前往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如果這些國家的工人要求將資產階級制度改變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同志說，他不會反對這項決定”。我們可以從傑卡諾佐夫的立陶宛計劃中對這三個小組的行動任務有一個大致的了解。這份計劃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7月7日，它後來落到了德國人的手里。計劃預計要消除一切仇視國家的政黨人士的影響，他們包括民族主義者、民主意志主義者、人民黨黨員、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年輕的里托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會一民主主義者、民族近衛軍等。行動應在1940年7月11日夜、12日晨在整個立陶宛境內同時進行。
1940年7月中旬，在上述三個國家，實際上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組織的選舉表明，當地居民的積極性不高，但共產黨卻獲得了令他們滿意的票數：在立陶宛獲99．2％選票，在拉脫維亞獲97．8％選票，在愛沙尼亞獲92．8％選票。7月21日重新選出的政權機關紛紛請求與蘇聯結盟，而蘇聯最高蘇維埃直到8月3舊才允諾了這一請求。
憑借著其成千上萬的情報人員，內務人民委員部繼續進行著接連不斷地逮捕“人民之敵”行動。僅在德國軍隊人侵蘇聯前一周的6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一夜間，六萬愛沙尼亞人、三萬四千拉脫維亞人、三萬八千立陶宛人被投進卡車運到了幾千公里外的蘇聯集中營。而在德國法西斯開始人侵前，百分之四的愛沙尼亞人和百分之二的拉脫維尼亞人和立陶宛人被驅逐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傑卡諾佐夫和貝利亞的副手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洛夫，到達柏林就蘇德利益問題進行談判。雖然傑卡諾佐夫在國際事務中的經驗僅限于征服了立陶宛，但他還是三人中最有經驗的“旅行者”，因為對莫洛托夫和梅爾庫洛夫來說這是第一次出境。11月20日，當談判還在進行時，斯大林就宣布任命傑卡諾佐夫為駐德大使。12月18日，希特勒簽署了臭名昭著的21號“巴巴羅薩”秘密計劃。計劃命令在1941年5月15日前完成“閃電般摧毀蘇維埃俄國”的准備工作。第二天，希特勒第一次接見傑卡諾佐夫。希特勒當時心情很好，而孱弱的傑卡諾佐夫卻由兩名為了強調蘇聯大使體力不佳而特意挑選的彪形大漢相伴左右。當蘇聯最需要來自德國的上佳情報時，作為第一個被任命為大使的前國外處領導人傑卡諾佐夫，從理論上講應支是處于最佳位置、最能有所作為之人，但傑卡諾佐夫不是特里利謝爾或者阿爾圖佐夫，甚至不是斯盧茨基。他對斯大林主義的愚忠，對“陰謀”的多疑和對國際形勢的一知半解，順理成章使他成為蘇聯情報機構毀滅性失敗的同謀。
在傑卡諾佐夫任大使的七個月時間里，和斯大林一樣，他最關心的就是臆想出的英國陰謀，而不是真正的德國陰謀，蘇德關系從未引起他任何擔心。蘇聯的石油一如既往地流向西方，灌滿了德國軍車油箱，而德國的武器和裝備卻打通了相反方向——通往東方的道路。1941年1月，蘇聯用價值7500萬美元的黃金從德國買走了波蘭的蘇瓦烏基地區。1941年初，希特勒以個人名義致函斯大林，說由于德國中、西部地區“遭到英國空軍的狂轟亂炸，並且很容易被英國人從空中偵察”，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軍隊向東重新布置（實際上，希特勒“忘了”指出。這一切都是“巴巴羅薩計劃”的一部分）。
蘇德之間一度關系緊張的焦點在巴爾干，德軍進人巴爾干引起了蘇方的幾次正式抗議。4月6日簽訂了極其含糊的南一蘇協定。雖然這項協定並未要求蘇聯向南斯拉夫提供軍事援助，但蘇聯新聞界對此協定還在大加贊賞。可沒想到，第二天德國就開始了總攻，僅僅過了幾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雖然蘇聯對此提出抗議，但斯大林決定不造出聲勢來。1941年4月，蘇聯對德原料供給達到自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來的最高記錄：208000噸小麥，50000噸燃料，8300噸棉花，8340噸金屬。蘇聯還通過橫貫西伯利亞的大鐵路幫助運送德國從東方購買的4000噸橡膠。4月中旬，在歡送日本代表團的儀式上，斯大林對參加儀式的舒倫堡和其他德國代表簡直殷勤之至，他拍著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後背，對他說：“我們會成為至交的！”“五一”莫斯科閱兵時，斯大林讓傑卡諾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紅場列甯墓觀禮台的榮譽位置上。
由于極度擔心“挑釁行為”會招致希特勒的仇視，並威脅到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甚至對在德國的情報機構的活動也進行了限制（這種限制在其他國家從未有過）。斯大林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情報總局駐柏林間諜頭目制訂的首要任務是揭開希特勒成功的秘密：“是什麼使納粹總是一帆風順？它又是怎樣征服了大半個歐洲的？”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報總局軍官伊斯梅爾·艾哈邁多夫得到上級指示，“斯大林對希特勒的力量來源特別感興趣”，他應當“把有關此問題的、不加修飾的客觀情報提供給斯大林”。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柏林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監督情報總局的活動。有一次，內務人民委員部頭頭阿馬亞克·紮哈羅維奇·科布洛夫當著許多間諜的面將情報總局工作人員大罵了一頓，之後很長時間，每當想起此事，科布洛夫心中都有一種滿足感。挨過這次臭罵的艾哈邁托夫認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看看，我會不會犯什麼日後他借以整我的錯誤”。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機關有一個房間（德國人侵蘇聯後，大使館遷出時發現的）專供審訊、拷打和消滅“人民之敵”。傑卡諾佐夫統領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情報總局，在使館中他與“土皇帝”別無二致。艾哈邁托夫回憶，在使館工作人員會議上，“他經常曆數完要完成的任務和要繼續做的事情後，就開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頓……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表明誰在使館里是老大。”
駐柏林使館的間諜活動也進行得十分艱難。原來，內務人民委員部里就沒有幾個能干的間諜，而情報總局間諜頭子亞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謝爾蓋·庫德里亞夫采夫。後來他常出現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這樣相距甚遠的國家里）也僅限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選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
當然，其中有兩名間諜還是值得一提的，他們是阿爾維德·哈爾納克和哈羅·舒爾采一博伊金。哈爾納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曆史學家的家庭，也是一個著名哲學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932年訪蘇期間，哈爾納克與庫西年、皮亞特尼茨基建立了聯系，並同意為共產國際地下組織工作。1933年，他開始在德國經濟部門工作，並逐漸獲得了要職。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與蘇聯情報機構的聯系並不頻繁；後來他在共產國際地下組織的同事，萊因霍德·申布倫談到他時說：
“他是個自負、冷酷、固執、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個令人愉快或者是直爽的人。他總是十分嚴肅，缺乏幽默感，我作作為他的同事在他在場時總感到有些不自在，總覺得他身上有某種清教徒式的東西，狹隘而又教條，但他卻是一個非常有遠大抱負的人。”
舒爾采一博伊金，另一個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間諜，卻是完全另外一種人。二戰期間，一個被稱為“紅色樂隊”的情報小組的領導利奧波德·特雷伯發現他是個“熱情、誠摯的人，與阿爾維德·哈爾納克的冷漠與沉靜大相徑庭”。舒爾采·博伊金出身貴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歲時成為共產黨員。納粹分子上台後，蓋世太保曾三期拘留過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響將他解救出來，並在格林史領導的航空部為他謀了個偵察官的位置。在德國反間諜報告中指出，他從1936年開始進行（已被證實）破壞活動，他通過中介人，把反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軍事行動計劃交給了駐柏林的蘇聯大使館。
除對哈爾納克和舒爾采一博伊金的工作進行監督、領導外，埃德伯格還與外交家魯道夫·馮·謝里哈保持聯系。魯道夫是1939年8月從駐華沙使館調至德外交部情報處的，由于每天都參加處領導會議，馮·謝里哈能及時地把德國外交政策的動態提供給莫斯科。伊莉莎·什喬貝是魯道夫·根施塔特（德國記者，為第四局效力，是他在1937年從華沙招募了馮·謝里哈）的情婦，她在外交部新聞中心供職。這一工作性質使人們對她與駐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觸不產生懷疑。塔斯社的記者就是通過她把馮·謝里哈搞到的情報拿到手，並送給蘇聯大使館的埃德伯格。促使馮·謝里哈干這一行當的原因完全是物質利益。1941年2月，什喬貝比馮·謝里哈過得更艱難，因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狀況日益惡化。
法國、荷蘭戰敗後，特雷伯的間諜們開始注意搜尋有關德國軍隊動向的高質量情報。特雷伯將總部遷至納粹占領的巴黎並以商人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間諜活動。特雷伯分別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為商號，在布魯塞爾和巴黎成立公司。“西梅克斯”公司的辦事處設在愛麗舍大街，它與一家正在德國軍隊修築工事的“托特”公司建立了廣泛合作。正是通過“托特”公司一名反納粹工程師柳德維格·考恩茨的幫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並將有關“巴巴羅薩計劃”的第一個情報發往情報總局總部。莫斯科越來越多地得到了德國備戰進攻蘇聯的預警情報。
斯大林常與情報部門的一個領導，菲利普·伊萬諾維奇·戈利科夫中將談論這些不祥之情。1940年7月，戈利科夫將軍在他40歲時當上了情報總局（戰時代替第四局）領導。戈利科夫在情報方面並無所長，之所以提拔他，是由于他政治上可靠和在指揮第六軍占領波蘭時所表現出的軍事才能。而他在軍事偵察上卻毫無經驗可言。後來叛逃的戈利科夫的部下伊斯梅爾·艾哈邁托夫是這樣描述自己的領導：
“雖然他身穿威武的工農紅軍中將軍服，但身材卻實在不算魁偉。不足一米六的個子，身體肥胖、完全謝頂，臉色是一種讓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深紅色。但在他眼中你會立刻感到一種堅強的力量，從他那深藍色小眼睛中發出的剛毅目光簡直就能把談話者穿透。”
戈里科夫訓導自己的下屬要注意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相互理解與合作”，情報總局的工作人員將它領會為要善于接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權威優勢。1940年9月，戈利科夫在情報總局六個戰役部領導會議上說，他接到斯大林和馬林科夫的指示，要繼續對情報總局進行清洗。他說：“有太多的人、太長時間地呆在國外，與國外人交往甚密，他們就對安全問題造成了極大威脅”。伊斯梅爾·艾哈邁托夫是當時接受清洗任務的領導人之一，為尋找可能的候選人他查看了檔案卡片：
“有時我很走運，真能找到一些倒黴的人。他們實際上都犯過某種罪行，早晚都會被清除出系統。然而我還是主要注意他們與西方的聯系。”
1940年12月，與斯大林連續談話後，戈利科夫召開了全體領導會議。他的發言可算得上是教條主義、忠誠斯大林主義的典范，同時也暴露了他對國際形勢極其膚淺的認識。戈利科夫將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定性為“斯大林同志辯證天才的作品”。他認為，有關德國人侵的預告不切實際，英國如同法國一樣很快就會被摧毀，它的殖民地也會被德日瓜分。那時作為經典資本主義的心髒，美國就會為了將英國從徹底崩潰中解救出來而向德國開戰。“這時蘇聯就會耐心等待，直到該它出場為止。資本家們一開始互相削弱和傾軋，我們就將解放全世界。”
雖然大部分有關制訂“巴巴羅薩計劃”的情報，都是通過情報總局信息渠道獲得的，但這些情報的複本還需要同時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份，從1941年2月開始，這些情報改送到重建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去。1941年2月3日，內務人民委員部（過去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安全情報機構被分離出來，單獨成立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貝利亞的又一個格魯吉亞馬匪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洛夫成了這個部門的領導。1921年到1931年，梅爾庫洛夫先後在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干了十年。後來又被調到格魯吉亞搞了七年“黨的工作”，終于在1938年12月當上了貝利亞的第一副手。透過梅爾庫洛夫教條的、殘酷的斯大林主義，顯露出他唯心主義肅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犧牲自己的偉大理想為代價熬過了“大清洗”時期。與斯大林一樣，梅爾庫洛夫深信“共產主義與西方哈叭狗的厮斗早晚會來到……我們健康的、充滿活力與感召力的理想——列甯和斯大林的理想一定會贏得這場斗爭的勝利！”有一次他甚至還創作了一個表現斯大林精神的電影劇本。在影片中，戰勝資本主義惡習的男女主人公駕駛著集體農莊的新拖拉機一直奔向蘇維埃深紅色的晚霞中。戰後與梅爾庫洛夫進行過談判的匈牙利國務活動家尼古拉斯·尼亞拉基認為“他是個怪人：他集偉大的善良與獸性和殘忍于一身，他既保持著絕對嚴肅，又異常思維敏捷，他有著約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牧首寶座並被放逐一一譯者注）的謙遜。他還是個癮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五十根煙。這是一個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場時蘇聯大使都站得筆直。梅爾庫洛夫是個千面人，他講話時，嘴上總掛著謙虛的微笑。梅爾庫洛夫（戰後）以無情的頑強精神親自領導過屠殺近二百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個人性尚存的強盜一樣，他對孩子們具有典型的俄羅斯式的多愁善感，當我們關系十分密切時，有一次他含著眼淚給我看他服役的兒子的照片。”
雖然尼亞拉基講的是梅爾庫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與斯大林的關系上他一分鍾也沒忘記“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規矩。
在重建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里，負責國外情報的機構升了一大格，現在不叫“國外處”而升為“國外局”。年輕的局長帕維爾·米哈伊洛維奇·菲京接替了自1940年以來任國外處最後一任處長的傑卡諾佐夫的職位。1938年末，黨中央為了充實經過清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挑選了200名具有大學學曆、年輕有為的共產黨員加人到機構中來，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較為正經刻板，在決定問題時，他並不完全像梅爾庫洛夫那樣，只是一味連媚奉迎，而是無論什麼樣的情報分析他都上報。與他的三位前任，國外處處長斯盧茨基、施皮格爾格拉斯和傑卡諾佐夫不同的是，菲京的畫像今天仍掛在——伴著對他一生的頌辭——克格勃第一總局的榮譽廳內。
菲京接到過來自情報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情報，但直到的1941年6月22日德國人侵前，他比情報總局局長戈利科夫的影響要小得多。然而，無論是菲京還是戈利科夫，都沒能真正影響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國威脅”的存在。斯大林的傳記作者德米特里·茹爾科戈諾夫認為，“直到最後一刻，斯大林還在指望他的洞察力和預言的力量”，極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與他的“陰謀理論”不符的大部分情報全都拋棄了。
1973年發表的調查報告的作者們認為，當時，莫斯科從各種信息渠道一共搞到了84份有關德國人侵的“警告”情報。假如今天還搞這種調查的話，那麼情報的實際數量肯定會超過100份。戈利科夫戰後曾宣稱：“蘇聯的軍事偵察有著可靠的秘密情報來源；這些情報源遍及一系列國家，包括德國”。然而，在1942年6月22日前，戈利科夫自己對大部分情報來源也不大相信。他把獲得的情報分為兩類：來自“值得信任的情報來源”的情報和來自“可疑情報來源”的情報。看戈利科夫把大部分有關德國不宣而戰的情報劃歸到第二類了。菲京對上報情報的可靠性比較相信。他後來說，他曾准備了一份關于“來源可靠性”的論證報告，但梅爾庫洛夫卻拒絕簽字並上報斯大林。“上面，——他對菲京說——他們（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該怎麼評價這個問題。”
1941年3月21日，戈利科夫把來自各種情報源有關德國制訂出突襲蘇聯計劃的警告信息一並呈送給斯大林。但和報告一起呈上的，還有他自己的結論：只要德國尚未摧毀英國或者尚未與之簽訂和約，進犯蘇聯就不會成為可能。“那些認為反蘇戰爭不可避免，並在今春開戰的預言和文件都應看作是英國人，甚至是德國人散布的偽情報。”那時任總參謀長朱可夫元帥後來說，戈利科夫的報告只呈給了斯大林：“（他）未向其他任何人報告過，甚至是總參謀長和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或許這是誇張，但無論是朱可夫還是鐵木辛哥，都無權接近有關德國可能進攻的大部分情報。蘇聯曆史學家維亞切斯拉夫·達希切夫指責戈利科夫，說他“為了討好斯大林”，自己杜撰報告。但是戈利科夫的報告並不是他奴顏婢膝的結果，這里還有他的“堅強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對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爭端保全自己”的陰謀深信不已。
關于希特勒的真實意圖，邱吉爾曾提醒過斯大林，但這種嘗試卻更加深了斯大林對英國陰謀的懷疑。在所有西方國務活動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爾。他認為邱吉爾是個惡魔，正是他在蘇聯國內戰爭時期挑起了反布爾什維克的惡毒進攻，然後又急于撕毀英一蘇貿易協定；還是他于1927年在英國內閣拉幫結伙，策劃中斷對蘇外交關系的行動。現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認為他已醞釀好了新的反蘇陰謀。
可能有關德國進犯蘇聯的最嚴肅的警告是來自1940年6月25日邱吉爾寫的、並在7月1日由新任駐蘇聯大使賽爾·斯泰福爾·克里普斯親自交給斯大林的一封信件。邱吉爾的警告不僅以所獲情報為依據，還有對希特勒未來戰略的准確評價。但斯大林把這封信看作不是德國，而是英國旨在挑起蘇德戰爭陰謀的又一證據。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國大使舒倫堡遞交了照會，照會中向德國告知了邱吉爾的警告。斯大林還把從英國和美國獲知的情報也轉告了德國，這顯然是害怕如果他不這樣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懷疑他與德國的敵人有密謀。
1940年9月，內務人民委員部獲得了從內部了解英國政府政策的機會，因為約翰·克恩克羅斯成了那時蘭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議員亨基的私人秘書。在英國社會活動家中，上院議員亨基具有在內閣委員會和白廳工作的豐富經驗。從1912年到1938年，他曾先後擔任過帝國安全委員會、內閣及其下屬許多委員會的秘書。1939年戰爭開始以後，亨基逐漸成了張伯倫“軍事內閣”中沒有部長職位的部長，而情報工作也進人了他的職責范圍，亨基就此還寫過兩份詳盡的報告。當邱吉爾1940年5月取代了張伯倫以後。亨基失去了在“軍事內閣”的職位，但卻保住了蘭卡斯特公爵首相的部長官銜，繼續有權閱讀內閣的所有文件、主持許多秘密委員會的會議檢查獲取的各種情報。
通過亨基私人秘書克恩克羅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小部分提供給內務人民委員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羅斯從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關“評估戰前可能性”的彙編文件中選出了三分之一，作為第一批情報提供給內務人民委員部。這些文件准確地預測說，德國侵占不列顛島的計劃不會得逞，希特勒會集中兵力用潛水艇對付英國。
在亨基領導的眾多委員會中，由英國最著名學者組成的科學委員會引起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殊興趣。1940年為了協調戰時科學技術的運用，這些學者們被召集在一起。克恩克羅斯的目光始終緊緊盯著與從前一樣有權接近“軍事內閣”秘密文件的亨基。1941年，新“軍事內閣”做出決議要對亨基的外交電報加以限制，但克恩克羅斯幫助亨基立即上訴英國外交部，結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羅斯發出的“軍事內閣”文件以及其他蘇聯間諜通過各種消息來源獲得的文件都無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爾有關德國人侵蘇聯的計劃是以現實存在的危險為依據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為目的的、背信棄義的陰謀為基礎的。1941年4月3日，根據一份有關德國准備人侵蘇聯的破譯材料，邱吉爾又一次向斯大林發出緊急警告。邱吉爾指出，這份“情報的來源渠道可靠，內容可信。”邱吉爾後來寫道，他發出的警告目的，是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義並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由于駐莫斯科英國大使克里普斯擔心斯大林會把此信看成“一向的離間陰謀”，所以並未及時轉交。當邱吉爾得知克里普斯在4月19日才通過維辛斯基之手把他的信交給斯大林時十分惱火。克里普斯的擔心果真成了現實，斯大林正是把這封信看作一種離間行為。後來克里普斯抱怨：“不僅是斯大林，連莫洛托夫也想方設法回避與我見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願與邱吉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而且最害怕德國人知道他在和邱吉爾通信。”
斯大林傾向于把所有有關德國可能人侵的情報，無論來自哪個消息來源，都看作是英國杜撰出的陰謀的證據。4月17日，駐布拉格情報總局間諜頭目向莫斯科報告，希特勒准備在6月下旬進攻蘇聯。這條消息是德國的一名身居高位的軍官提供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達”工廠（位于比爾森市，是一個重型機械制造聯合企業一一譯者注）總工程師的身份工作，消息來源絕對可靠。但這份情報按情報提供者的指令交給斯大林時，他把報告退了回去，並在正文上端用紅筆寫下了措詞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國人的挑撥！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終認為英國人圖謀不軌，他們不過是想挑起蘇德的矛盾。這種盲目、狂妄的偏見與敵視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為了將斯大林引人歧途並順利完成“巴巴羅薩計劃”的准備工作，德國最高指揮部經常故作聲勢，指責英國之所以散布有關德國人侵蘇聯的謠言，其目的是要“攪混井里的水”。這種“英國陰謀”理論沒想到還真被一件突發事件給弄得難以辯別真假。1941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副手，發了瘋的魯道夫·格斯意外地飛到了蘇格蘭。一般認為，格斯受卡爾·豪斯浩弗教授“地緣政治學”思想的多年影響，而後者十分主張建立英德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突如其來的謎一般的格斯的到來，使英國政府被迫保持難堪的沉默，而這更加深了莫斯科對反蘇陰謀的懷疑。斯大林“深信”，英國正在挑起德國進攻蘇聯。在倫敦正在進行著由格斯提議的秘密談判。實際上格斯對“巴巴羅薩計劃”只字未透。相反，他一直堅持說：“有關希特勒打算對蘇聯不宣而戰的謠言是站不住腳的。”格斯說，他此行的使命是締結英德和約。英德雙方都認為他精神不正常，而斯大林卻不這樣認為。
直到“巴巴羅薩”戰役開始前，雖然苦苦困擾斯大林的“陰謀”理論主要是施加給英國人的，然而斯大林也越來越強烈地懷疑德國也在推波助瀾，參與了陰謀活動。而德國大使馮·德·舒倫堡伯爵秘密制作的有重大意義的預告更加深了斯大林對“德國陰謀”的懷疑。6月初，舒倫堡邀請剛到莫斯科不久的傑卡諾佐夫到自己官邸共進早餐。人席的蘇方陪同人員一共有兩人，即使館參贊古斯塔夫·希爾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譯B·H·巴甫洛夫。後來希爾傑說，舒倫堡是想借這頓早餐警告傑卡諾佐夫，德國突然人侵蘇聯的計劃確實存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航蘇聯曆史學家（雖然遠非所有曆史學家都持這種觀點）否定了這種說法，把它看作“不合實際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一家蘇聯雜志發表了退役克格勃軍官厄恩斯·傑里在那頓早餐事件發生二十年後寫成的一份報告，報告的依據是對甫洛夫的采訪記錄。舒倫堡當時是想就希特勒的真實計劃警告傑卡諾佐夫。在1989年《真理報》上發表的曆史學家格奧爾吉·庫曼涅夫的文章中又補充進了來自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的旁證。正像米高揚所知道的那樣，舒倫堡當時對傑卡諾佐夫說：
“也許這是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例，但是我還要向您公開我們國家的最大秘密……希特勒已決定6月22日向蘇聯開戰。您也許會問我，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因為我是在永遠反對與俄羅斯交戰的俾斯麥傳統中受教育的。”
傑卡諾佐夫認為舒倫堡的話是挑撥離間，但還是把這番話的內容向斯大林作了彙報。斯大林接著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假情報已經開始在大使級上傳播了！”厄恩斯·傑里得出的結論是對的：“斯大林認為德國大使所提供的信息不過是希特勒迫使蘇聯向德國做出新的讓步的狡猾的一步。”由于越來越難掩飾德軍向東調動的行動，德國情報部門故意放出謠言說，希特勒已經准備好了要求蘇聯進一步讓步的最後通諜，同時還要做出一些武力相逼的姿態。正是這並不存在的最後通諜的威脅，而不是突然進犯的真正威脅，使斯大林整日坐臥不安。誤入歧途的不只是他一人，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和記者也上了最後通諜謠言的當。
有關德國突襲的最嚴肅的警告，來自佐爾格和德國內部的情報網。5月19日，佐爾格報告說：“包括150個師的9個方面軍將集結起來對蘇開戰”。這份情報使斯大林幾乎惱羞成怒。斯大林生氣地說。佐爾格“不過是個無恥之徒，在日本經營幾家小廠，整天泡在技院里。”情報總局對佐爾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簡短：“我們懷疑您提供情報的真實性。”當複電傳到日本時，佐爾格的無線電發報員馬克斯·克勞森正和他在一起。佐爾格當即大喊道；“這些混蛋怎麼能對我們的報告置之不理？”他在房間里踱來踱去，使勁地用手擠壓頭部，克勞森都有點害怕他會把頭擠碎。後來的一個月內，佐爾格還試圖使莫斯科相信危險的真實性，然而莫斯科十分頑固地拒絕相信他，這使佐爾格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佐爾格的日本情婦從前認為自己的情人一向是十分殷勤並且情感豐富。可自從有一次與莫斯科“談心”之後，佐爾格回到家里便喝得酩酊大醉，並且還帶著如此的憤怒在辦公室與她做愛，為使自己不喊出聲來，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還有一次，她發現佐爾格失神地躺在沙發上，淚流滿面。“我是多麼孤獨！”——他向她抱怨。
在蘇聯情報機構的官方檔案中記載著：“佐爾格同志6月15日向中心報告：‘戰爭6月22日開始’”。事實上佐爾格被日本反間諜機構逮捕後一次也未提到，他曾告知莫斯科戰爭開始的確切時間。他所判定的“巴巴羅薩”戰役開始的大約日期是6月22日。佐爾格當時還不知道，克勞森對間諜活動十分失望，並且，雖然不是情願地，卻開始對希特勒的功績表示出了相當大的好感來。他甚至在一段時間內停止向莫斯科發送佐爾格的情報。“我拿到佐爾格許多報告戰爭不可避免的消息，——克勞森被捕後說。——但我只向莫斯科發了一小部分。我不記得我曾發過預告戰爭開始日期的情報。”
正如一位對克格勃倍加稱頌的蘇聯曆史學家所寫的那樣，莫斯科是在1941年6月16日搞到了“德國兩個情報小組”發出的關于希特勒准備進犯的、“最重要”的情報，很可能這兩個小組就是哈爾納克和舒爾采一博伊金的小組。
“德國已做好了軍事人侵蘇聯的充分准備，戰爭隨時可以開始……匈牙利積極參與了德國一方的軍事行動。德國殲擊機空軍聯隊已布署在匈牙利的機場上。”
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召見梅爾庫洛夫和菲京。斯大林獨自在辦公室里。他們剛一進來，斯大林就對菲京說：“不必再重複這條消息了，我已仔細研究過它，請問，這條消息從何而來，他們在哪兒工作，可靠程度如何，他們是怎麼搞到這麼秘密的情報？”菲京講話的時候，斯大林在屋中踱來踱去，有時快速地提個問題。菲京解釋完後，斯大林繼續踱了幾步，時不時抽一口煙斗。最後他轉向菲京，“那麼，情報部門的領導，——他說，——除了威廉·皮克，不能相信任何德國人了。明白了嗎？”威廉·皮克（1876－l960）是在莫斯科熬過“大清洗”時期的、為數不多的格魯吉亞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戰後曾領導過東德的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的首任總統。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菲京回答。正如菲京理解的，斯大林懷疑德國情報人員都是納粹黨成員和德國軍隊的軍官，他們故意制造假情報。斯大林命令菲京檢查這些情報，並向他報告檢查結果。菲京擬好一份類似內容的電報發給柏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情報機構，要求“澄清一系列問題”。然而該情報機構尚未來得及作出答複，德國就已向蘇聯不宣而戰了。
戰爭即將開始前，向總部發回有關德國准備進攻蘇聯警告的還有法國的特雷伯。法國維希政府（對1940年7月一1944年8月法西斯軍隊占領期間投靠法西斯的法國政權的稱謂——譯者注）的蘇聯武官蘇斯洛巴洛夫將軍一直負責把特雷伯的情報發往情報總局，但他通常對情報卻持懷疑態度。正如特雷伯所說，每次當我把德國備戰進攻蘇聯的消息給他，他總是故作寬容地拍拍我的肩膀說：“我親愛的朋友，我當然會把你這些消息發出去，但這樣做只是為了使你高興。”6月21日，當特雷伯向他最後一次報告戰爭將于次日開始時，蘇斯洛巴洛夫將軍說：“您大錯特錯了。我今天見到了剛從柏林回來的武官。他讓我相信，德國沒有備戰。他的話我們可以相信。”第二天一早特雷伯被處領導叫醒，並對著他的耳朵大喊：“真的發生了！德國發動了對蘇戰爭！”
不僅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謀士一直頑固地拒絕認真對待德國的人侵准備，而且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希特勒的真實意圖作出了錯誤的判斷。正是在德國進攻蘇聯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即1941年5月23日，英國聯合偵察委員會就認為：“德國與蘇聯簽訂和約優勢明顯，並從戰爭一開始就會占上風”。斯大林一直對邱吉爾不信任的一個原因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打人敵人內部的間諜報告說，白廳對德國威脅蘇聯的看法與邱吉爾的戰爭不可避免的戲劇性警告大相徑庭。甚至在六月，英國政府還認為，德國只是在備戰進攻蘇聯。白廳還一直在等待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脅的最後通諜，而不是不宣而戰。只是到了6月12日，離戰爭開始還有最後十天，聯合偵察委員會最終得出結論：“希特勒決定鏟除以蘇聯為代表的障礙並開始戰爭。”這樣比起大部分外國觀察者，聯合偵察委員會就成了最准確的預見者。日本最高指揮部，日本外長和駐莫斯科大使認為，德國人侵蘇聯的消息不過是掩蓋人侵英倫三島的計劃。具有曆史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對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廣的准確預報德國人侵的電報研究得比東京要仔細得多。但是就是在華盛頓的一些高級行政官員也被6月22日晨開始的“巴巴羅薩”戰役弄得措手不及。
有趣的是，斯大林更信任的是希特勒，而不是那些他所擔心的、可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將軍們。就在戰前幾天和戰爭初始時期，斯大林又產生一個“陰謀”理論——這是第三個“陰謀”理論。他一直擔心英國人為了挑起蘇德戰爭會設下惡毒之計，同時也擔心希特勒會發出要求蘇聯繼續讓步的最後通諜。斯大林正等待著希特勒那些陶醉在成功喜悅中的將軍們為他設置的陷講。H·H·沃羅諾夫元帥說，“斯大林當時認為，蘇德戰爭開始的唯一原因就是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的蓄意挑釁。而他最怕的就是這種挑釁。”
在斯大林“陰謀”世界的幻想中，“挑釁”一詞占了主要地位。和斯大林本人一樣，戈利科夫、貝利亞和大部分蘇聯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把這種挑釁看作是反蘇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制造陰謀的一種不可分割的武器。如果蘇聯允許資本家的陰謀得逞，那麼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並會失去曆史進程的控制。
隨著戰前有關德軍兵力調動情報數量的增加，斯大林開始明顯地在采取行動的必要性上出現動搖。一方面，他命令蘇軍進人戰備狀態，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擺脫德國將軍們制造的（假想的）挑釁。21日傍晚，斯大林打電話給莫斯科軍區司令K·B·秋列涅夫將軍，命令其防空部隊進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戰備狀態。但很快，斯大林又對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元帥說：“我們自己也開始無端制造混亂了。”一個德國叛逃者報告說，“戰爭將于第二天凌晨打響。”斯大林聽後，馬上以散布“假情報”的罪名下令將其槍決。6月21日晚11點30分，即“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前三小時，國防人民委員會發出“軍隊進人戰備狀態”的指示（這項指示在戰前甚至沒來得及傳達到所有軍區）。然而，當班長們問及他們是否可在敵人跨越國境情況下開火時，得到的回答是：“不要上敵人挑釁的當，不要開火。”軍事行動開始之後，鐵木辛哥打電話給西部特種部隊軍區副司令博爾金下命令：“為不使我們暴露，你們不應采取任何行動反抗德軍……斯大林同志不允許向德軍開炮。”博爾金對著話筒大喊：“那怎麼辦？部隊不得不撤退，城市火光沖天，人員傷亡慘重！”
到了早上7點15分，國防人民委員會才下令蘇聯軍隊轉人進攻。而斯大林還一直抓著這個念頭不放：所有發生的一切——不是戰爭的開始，而是德國將軍的“挑釁”。直到戰爭第一天中午，“挑釁”的假想還深深留在斯大林腦中。他保持沉默，沒有在蘇聯人民面前講一句話。關于戰爭開始的消息，人們是從莫洛托夫的廣播演說中得知的。在“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前的八個小時里，斯大林徒勞地竭力不使“挑釁”升級為戰爭。他用電報“轟炸”德國外交部；他向日本求援，要求它充當停止“危機”的“調解人”。與此同時，人侵蘇聯領士的德軍奪取了所有主攻方向的鐵路、橋梁，襲擊了四十六個蘇聯機場，摧毀了近千架紅軍還未來得及起飛的飛機，並在930俄里的前線迅速向蘇聯國土縱深前進。
擁有整個情報發展史上最先進情報網的蘇聯，在1941年6月22日的前幾個小時里，經受了二戰期間情報機構的大潰敗。失敗的原因絕不是情報上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和使用環節出了毛病。德國突襲之所以成為可能，既由于蘇聯情報系統的性質，也在于領導這個系統的獨裁者的個人錯誤。在白廳對各種渠道的偵察情報經過耐心研究之後，最終達成一致看法：希特勒計劃對蘇聯開戰。而在莫斯科情報評價系統的上上下下卻充滿了奴顏婢膝的恐怖，這種恐怖以“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原則在最大限度地表現著。然而系統的潰敗還不能夠簡單地、完全地解釋為種理由——斯大林把情報分析的決定權攫為已有，而是他在分析上的極端錯誤導致失敗。
斯大林之所以沒有看到德國不可避免人侵的危險性，還因為他一直忙于與三個本不存在的“陰謀”做斗爭：英國使壞，故意挑起他與希特勒鬧矛盾的陰謀；希特勒的最後通諜陰謀；德國將軍們挑起事端，逼他向德軍先頭部隊開火的陰謀。臆造的“陰謀”使斯大林看不到事實上存在的、極端險惡的威脅——“巴巴羅薩計劃”。正像十七世紀紅衣主教德·雷茨所說：“疑心最重的人往往被人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