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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偉大的衛國戰爭
（1941——1945）
“巴巴羅薩計劃”是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進攻。希特勒認為，德國軍隊在冬季到來之前就可取勝：“只要輕敲一下大門就足夠了，整個腐爛的宮殿就會土崩瓦解。”他的軍隊以每晝夜50俄里速度行進，沿途掃蕩一切的速度甚至連西歐的閃電戰也無可比擬。與此同時，蘇聯面臨的還有來自東方日本的威脅。佐爾格從東京報告說，里賓特洛甫要求德國大使館說服日本人撕毀“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前三個月與蘇聯簽訂的中立條約。“做你們想做的事情，——里賓特洛甫寫道，一一但日本人應與俄國開戰……越快越好。我們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來之前，能在西伯利亞大鐵路上和日本人握手會師。”在日本政府內部展開了“北方”方案（與蘇聯開戰）與“南方”方案（與英美開戰）的支持者的論戰。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風，所以，佐爾格發往莫斯科的情報主要來源于尾崎秀實。8月15日他報告，從戰爭之初到冬季攻勢前之所以放棄“北方”方案，是由于“日本嚴重的經濟形勢”。後來佐爾格說，由于人們對他的消息不屑一顧，所以遲遲才發來了表示感激的回電，而且電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覺不到絲毫的愜意：“要相信，蘇聯在遠東敵得住日本的進犯”。總之，佐爾格直到九月末還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實意圖的嚴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軍隊從遠東調往西部戰線。在自己的最後一封信中，佐爾格說由于來自日本方面的進攻威脅減小，他請求召他回國或派他去德國。但這封信沒有來得及發出，因為10月18日佐爾格被捕。在這之後的幾天之內，他的小組中的三十五名成員也都相繼被捕。據日本安全部門負責跟蹤的軍官證實，被捕前一夜，佐爾格是在德國大使妻子的枕邊度過的。
佐爾格小組在“巴巴羅薩”戰役開始後搞到的有關日本真實意圖的情報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推斷之上的。正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佐爾格發出的情報並非獨一無二，同時還有從日本外交電文中截獲的一些東西。而且正是靠這種不同渠道情報的巧合，使佐爾格在日本安全機構逮捕他三周前贏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爾格被捕後，蘇聯利用其它手段繼續搞到了一些能夠確定日本意圖的情報。在一封被破譯的、1941年11月27日從東京發往駐柏林使館（也許是駐莫斯科）的電報中寫著：“必須與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見面，秘密地向他們解釋我們對待美國的立場……向希特勒解釋，說日本的主要力量將集中在南部，並說我們建議不在北方采取行動。”戰時蘇聯密碼破譯員最大的功勞是與破譯日本的電碼和密碼分不開的。1941年2月，特別部密碼破譯小組劃歸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後來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五局（密碼破譯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機構是從事研究國外評碼、破碼系統的調查處。負責日本方向的主要專家是C·托爾斯泰，對他的工作評價要比對其他戰時任何一個密碼破譯者的評價都高——他被授予兩枚勳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日本語文學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羅夫。托爾斯泰在戰爭勝利後不久就去世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組還能夠分擔情報總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譯日本軍隊的情報。第五局第一小組的一項任務是觀察關東軍的調動部署情況，發現日本進攻蘇聯遠東的實證。
正是因為斯大林從佐爾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關日本意圖的情報，才使他能夠將遠東軍區的一半兵力調至西部。10～11月間，8—10個步兵師和上千輛坦克、上千架飛機一起被調至對德前線。他們是在最緊要關頭到達那里的。10月2日希特勒開始著名的“台風戰役”——攻打莫斯科。他稱此役為“戰爭最後一場決定性戰役。”兩天後，他在柏林體育宮沸騰的人群前宣布：“敵人被摧毀了，他再也無力反抗！”然而莫斯科並沒有倒下。保護蘇維埃國家成了為祖國——母親的聖戰。斯大林變成了反對陰險狡猾敵人戰爭中民族團結的象征。雖然國家機關和外國代表機關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爾加河的古比雪夫城，斯大林卻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與我們同在！”——這是莫斯科保衛者們常用的口號。蘇爾科夫在《軍人的誓言》一書中十分准確地表達出人民的情緒：
“我很清楚……斗爭將會充滿血腥，步履維艱……但勝利終將屬于我們。婦女和孩子們的眼淚在我心中沸騰。我要讓劊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們用他們的狼血來回答……（出自：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兩卷本詩選，莫斯科，《藝術文學》，1974，第一卷，131頁）”。
但莫斯科和列甯格勒的保衛者無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時的主要目的不是領導紅軍進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幫助下尋求與希特勒言和的途徑。
10月7日，紅軍最優秀的軍事指揮官格奧爾吉·朱可夫被召進克里姆林宮內斯大林的辦公室。辦公室內只有斯大林和貝利亞兩人。他們都認為紅軍正在潰敗。那時貝利亞還直接管理著從葉若夫那兒繼承的情報和安全機構。1941年7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又一次被內務人民委員部吞並，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為一個獨立機構行使職權。戰爭鞏固了貝利亞的地位，他作為一個安全機構的領導，卻掌握著國家曆史上最大的權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後成立的國防委員會五成員之一，其他成員分別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馬林科夫。
當斯大林對朱可夫說，紅軍沒有足夠的力量抵抗德國對莫斯科的進攻時，貝利亞一言不發。因為看不到別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甯1918年3月與德國簽訂恥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的時候了。斯大林委托貝利亞尋找簽訂新“布列斯特”和約的途徑，哪怕以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和一部分烏克蘭作為代價。由貝利亞物色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選中了保加利亞駐莫斯科大使斯托捷諾夫充當中間人。斯托捷諾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種努力都被德國人拒絕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運千鈞一發的時候，貝利亞還在對軍隊領導干部進行清洗。10月15日夜至16日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中心機構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還有一些當時正在盧比揚卡受訊的高級領導。由于未能找到合適的交通工具，有三百名犯人被就地槍決了。對剩余人的審訊在古比雪夫還繼續進行。1953年貝利亞被捕後承認：“受訊者被無情地殺戮。那簡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戰場。”除英勇地挺過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奧諾夫將軍外。所有人都承認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強加在他們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蘇聯軍事曆史學家尼古拉·帕夫連科寫道：“成百上千高級軍事專家在刑訊室等死。而與此同時，前線上一個小中尉卻在指揮著一個團作戰。”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軍事指揮官在10月28日又被槍決。後來，斯大林突然命令停止貝利亞主持的偵查活動。兩位在被捕指揮官中軍銜和職位最高的——前任總參謀長K·A·梅列茨科夫將軍和前任軍火人民委員6·R·萬尼科夫——雖然他們供認了強加給他們的罪名，最終還是得到平反而獲釋。
內務人民委員部暫緩對高級軍官的清洗恰好和戰爭進程中的轉折趕在一起，莫斯科並沒有屈服。自信紅軍在秋末將被粉碎的希特勒誇下海口：“冬季攻勢將不再進行”。那時他的軍隊沒有配發冬衣，在嚴寒中死傷人數急劇增加。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開始反攻，結果德軍被擊退，並在戰爭中首次轉入防禦。這次勝利，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對他的知名度投來白眼。後來朱可夫說：“我屬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這種危險一直威脅了我五年。”朱可夫認為，他的戰役問題和作戰准備問題助理B·C·戈盧什克維奇少將被逮捕這一事實，就是斯大林給他的信號，暗示他也逃不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手掌心。
在蘇聯有關舒爾采一博伊金和阿爾維德·哈爾納克領導的德國地下活動的文件中強調指出，他們提供的情報幫助了對德國侵略者的斗爭。
從1941年秋開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蘇聯最高領導提供了一些極為珍貴的情報。舒爾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軍中服過役，在軍界（包括軍事情報部門）有著廣泛的交往，常常得到有關希特勒計劃的極為重要的情報。
8月30日，蓋世太保逮捕了舒爾采一博伊金，而哈爾納克1942年9月3日也遭逮捕，到12月22日他們在柏林被處絞刑時，他們手下有80多名成員暴露了身份。雖然最主要的涉嫌人員是在空軍、航空部、國防部和軍隊輔助部門的關鍵人士，但宣傳部、柏林市政府、種族政策部和勞動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員與此有聯系。納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門以日耳曼人的精確調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學者和大學生；
21％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
20％的職業軍人，平民和國家公職人員；
17％的戰時應征入伍軍人；
13％的手工業者和工人。
在蘇聯的史料中，為了強調在法西斯德國共產主義的抵抗的重大意義，通常都對舒爾采一博伊金和哈爾納克小組提供的情報的價值作些誇大。雖然一些情報，例如有關德軍殲擊機數量和實力的預告，他們是冒著生命危險搞到的，而且對形勢的評價也很重要，然而它們對于反擊德國人侵並無多大戰役意義。納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門，將舒爾采一博伊金向蘇聯提供的重要情報分為九大類：
1．與蘇聯交戰之初德國空軍數量的報告；
2．德國航空工業1941年6月一～月間日產量統計；
3．德國燃料資源情報；
4．計劃向邁科普（高加索）進攻的消息；
5．德軍指揮部部署情況；
6．在被占地區飛機批量生產的材料；
7．德國為化學戰生產和儲備彈藥的情報；
8．德國截獲蘇聯密碼的情況；
9．德國傘兵在克里特的傷亡情況。
政治抵抗與間諜活動同時進行，使舒爾采一博伊金和哈爾納克的失敗不可避免。舒爾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為地下成員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動的人建立夜間組織，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險之中。身穿空軍軍官服、掂著手槍的舒爾采一博伊金在野戰排中經常去執行保護張貼反法西斯標語的年輕抵抗者的任務。1942年在柏林舉行反蘇的“蘇維埃天堂”展覽時，舒爾采一博伊金組織了宣傳畫行動，口號是：
展覽：納粹天堂
戰爭一一饑餓——謊言——蓋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爾采一博伊金和哈爾納克還書寫和散發傳單，這些傳單後來被蘇聯曆史學家評價為：“反希特勒宣傳的光輝典范”。
德國外交家魯道夫·馮·謝里哈的冒險程度要小一些。戰前和戰時他一直與舒爾采一博伊金和哈爾納克的小組保持著距離。如果不是情報總局在柏林的話務員缺少的話，他或許能遲一些被逮捕。導致他失敗的原因，是他發送情報的話務員在布魯塞爾被捕。“巴巴羅薩計劃”開始之後，馮·謝里哈與情報總局合作似乎沒了往日的熱情，他的搭檔伊莉莎·什喬貝也很難從他那兒得到情報。1942年12月，情報總局將間諜亨里希·克年（前德國共產黨代表的兒子）空投到東普魯士，然後他輾轉到柏林以期通過什喬貝與馮·謝里哈建立起聯系。他隨身帶著向莫斯科發送馮·謝里哈情報的無線電發報機，他還有一張馮·謝里哈1938年從情報總局領取數額為6500美元的收據——若馮·謝里哈拒絕的話，這就是恐嚇的把柄。德國安全機構對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邏輯的結論，克年的使命證明了“莫斯科認為謝里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義”。9月蓋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喬貝，並等著克年與她接頭，果然，此事一個月後發生了。
舒爾采一博伊金和哈爾納克的小組是情報總局在西、中歐間諜網的一部分。德國中央安全局稱之為“紅色樂隊”（一些文章誤譯為“紅色禦夫座”），向莫斯科發射密碼文件的話務員被稱作“音樂家”，“指揮”是利奧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後來說，1941年11月12日，布魯塞爾的一名“音樂家”將舒爾采一博伊金小組有關希特勒“藍色”戰役開始的情報發往莫斯科——此次戰役就是一年之後對斯大林格勒的戰略進攻：
“第三號計劃，目標——高加索，第一階段預計在11月份進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能實現。5月1日前部隊應布置完畢……具體內容晚些時候通知。”
據德國情報部門的評價，特雷伯的情報給德軍帶來的損失與舒爾采一博伊金小組最重要的情報所帶來的損失不可同日而語。特雷伯後來說，1942年5月12日，他的一個信使帶給莫斯科“一條十分重要的有關進攻的情報”。這樣特雷伯的回憶就與蘇聯的材料不符了。關于“藍色”戰役的第一批材料是從一架被擊落的德國飛機上（1942年6月19日）上獲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關“藍色”戰役的一個字，並責備情報機構上了這麼明顯的假情報的當。兩天之後“藍色”戰役開始，德國人在從庫爾斯克到北頓涅茨的廣闊戰線上展開了攻勢，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戰勝俄國的曾失去過的希望。
1942年，德國的無線電測向儀測出了“音樂家”的位置，這之後“紅色樂隊”就逐漸減少了活動。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醫院的治療椅上被捕的。據後來一名反間諜機構的軍官說，特雷伯“開始驚呆了，然後用流利的德語說——干得太棒了”。後來他同意為蓋世太保效力，這樣就成了一個雙料，或許還是一個向莫斯科發送帶有預警的偽情報的三棲間諜。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並一直隱匿到戰後。
然而，戰時最重要的間諜網是瑞士的“紅色三套車”。這個小組在德國有情報源，其名字的來宙是根據發報員的數量而命名的，小組的頭目是尚多·拉多（假名為多拉）。毫無疑問，其中最有價值的應屬德籍瑞士情報機關軍官魯道夫，廖斯勒（別名“呂西”）。他的情報通過一個地下小組的領導拉舍爾·久邊多費爾（別名“西西”）和中間人克里斯蒂安·施納傑爾發送給拉多。廖斯勒在德國有四名重要間諜，他分別給他們取了假名：維特、特迪、安娜和奧莉加。雖然無法確定使用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誰，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還是得出了結論：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將漢斯《斯特——反法西斯主義者，德軍參謀部指揮官，由于後來參與1944年7月刺殺希特勒事件，與自己的上司海軍少將卡納里斯一起被處絞刑；漢斯郵恩特·吉澤烏斯——反間諜機構的工作人員，曾任德國駐蘇黎世副領事；卡爾·哈德勒——希特勒反對派保守黨領導，謀殺希特勒未遂之後也被處絞刑；上校弗里茨·別特策利——駐雅典德軍東南小組情報分析處處長。
“呂西小組”的隱秘性導致了許多神話的出現，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該小組只是個掩護。英國情報機構正是通過它將截獲並破譯的德國情報轉給俄國人，這樣就可以隱瞞真實來源。雖然英國情報機構事實上並未將廖斯勒作為傳遞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報機構卻完全做到了這一點。誘使廖斯勒從事此項工作的主要是他貪財的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報告：“西西說，呂西小組若再拿不到錢就將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發情報表明，與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聯系不早于1943年9月。
盡管情報總局的間諜熱愛祖國，並且業務精湛，但他們的情報對斯大林格勒戰役前蘇軍實戰並不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後形成的初期休克狀態中，“大本營”（戰時由總參謀部和最高指揮部組成的機構）經常搞不清德軍的位置。軍事情報機構甚至未能及時發現德國人向南運動，結果導致1941年9月基輔淪陷。10月份，德軍對莫斯科的攻勢也令軍事情報機構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本營”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營”都確信德國人試圖奪取莫斯科，可是德軍卻在南方展開了進攻。在德國人進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時，蘇軍同樣感到心中無數，他們不知道德軍下一次的打擊目標是哪里。11月，德軍的一個集群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圍，“大本營”確信，在“包圍圈”中有八萬五千人到九萬人，而事實上，被圍人數至少比估計的要多上兩倍。同樣“大本營”當時也沒有關于德軍解圍行動的任何可靠情報，而有關德國從法國調6個坦克師之事，“大本營”是在遇到蘇聯騎兵之後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由于德軍1943年1月末～2月初的投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贏得這場戰役充分證明了紅軍指揮的高超水平，證明了軍事指揮官靈活、隨機應變的能力，證明了蘇聯戰士的英勇。這次勝利的取得並不是靠蘇聯戰役情報的質量，而是多虧沒有完全依賴它們。
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尤其是頭兩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掌握俄國盟國的情況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國情況要好。提供有關英國政策的全部情報的間諜，看來是“劍橋五傑”中的“第五人”——約翰·克恩克羅斯，1941年3月前議員亨基的私人秘書。1941年7月亨基從蘭斯特公爵大臣的職位上被調至權勢略遜一些的郵政總局局長職位，但他卻保留了審閱國防部文件的權力，和一系列重要委員會主席的寶座。1941年前，亨基領導著協調向俄國運送彈藥和原料的聯合供應委員會。在戰爭開始的頭九個月里，克恩克羅斯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了“上噸”的文件。不過在提供給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情報中，他顯然是誇大了邱吉爾反對派的力量。亨基是邱吉爾的批評者中具有毫不妥協精神的一個。有一次，他在私人談話中直接了當地說：“由清一色贊同者組成的軍事內閣是有害無益的。”1942年初，他以戰爭進程為依據寫了一份“邱吉爾戰略領導分析”，稱之為“起訴書”。1942年邱吉爾最終將他趕出了政府。
自從成立國外處和第四局（情報總局前身）後，蘇聯情報機構就一直對英國表現出特殊的興趣。而美國在戰爭開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檔次中。三十年代，雖然第四局在美國的行動次數也不少，但它所感興趣的與其說是美國，倒不如說是利用它來對德日的重要目標實施戰役行動。1938年，駐美國的主要聯絡員維塔克爾·切姆伯斯的叛變給第四局帶來嚴重打擊。一段時期，切姆伯斯由于擔心遭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轉入地下，那時他並不想著手搞那些公開自己間諜生涯的研究。1939年當他再一次出現時，他已經是一個作者，後來又成了“時代”雜志的編輯。雖然他對蘇德和約簽訂並不感到驚奇，卻異常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戰開始後的第二天，他就將自己的情況全部告訴了國務卿助理、總統內務安全事務顧問阿道爾夫·貝利。貝利使他相信，他的報告將直接上呈總統，他本人也不會因與蘇聯合作而受到懲罰。然而，貝利並未向他承諾免于調查。與切姆伯斯會面以後，貝利起草了一份簡短的有關“地下間諜”的情況報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為他們作聯絡員的艾德熱爾·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懷特以及其他主要蘇聯間諜的名字。羅斯福對這份報告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好像否認在自己的行政機構內有任何間諜行動，並視此觀點為謬論。同時有趣的是，貝利則將這份報告束之高閣，自此他也似乎不再關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領導、美國最高法官費利克斯·弗倫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遜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這兩人對貝利亞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這次之後，貝利不再有任何舉動。到了194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親自來索要時，他才將自己與切姆伯斯談話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會活動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黨領袖大衛。杜賓斯基和記者沃爾特·溫切爾，都曾向羅斯福講過切姆伯斯的過去，但總統始終對此不予關注。1942年，一個過去的共產主義地下組織的戰友認出切姆伯斯是蘇聯間諜，並向有關部門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報比其他任何一個情報員積累一年的還多”。因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審訊。這次，他比三年前與貝利談話時要小心謹慎得多，並且他只談自己從事共運的過去，不談自己的間諜活動。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古維同樣對長達八頁的審訊記錄不屑一顧，並稱之為“無稽之談，空想和推理”的報告。後來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沒有再受到類似的傳訊。在切姆伯橋供出的人當中，聯邦調查局只對約翰·皮特斯進行了一般性立案而這個人早就作為美國共產黨的領袖，被列人調查局專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變之後，第四局在華盛頓的間諜網歸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紐約的頭目蓋克、巴達洛維奇·奧瓦基米揚管轄，後來，聯邦調查局里都稱之為“狡猾的亞美尼亞人”。美國逐漸成了蘇聯情報偵察的主要目標之一（二戰結束前此目標已變為最主要的目標），而不像從前那樣，僅把美國看作對其他國家情報偵察的基地。1938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尚未意識到美國行政機構對待蘇聯在美國的間諜行動是如此地輕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變，以及接踵而來的聯邦調查局的關注，都很自然地使內務人民委員部對自己在華盛頓的活動有所顧慮。在美國的蘇聯間諜中職位最高的應屬財政部官員加里·德克斯特·懷特，那時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停止了發送情報的間諜工作。
納坦·格列戈里·西爾維馬斯特（不要把他與他的朋友兼間諜活動的同事喬治·西爾維曼相混淆），為了重建華盛頓的蘇聯間諜網可謂勞苦功高。他出身于烏克蘭的猶太人家庭，四十多歲，曾在安全局工作，後被調至經濟戰爭局。雖然感情上無法接受斯大林時期俄國的殘酷現實，可他仍在心目中將革命理想置于不可褻讀的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氣管氣喘，經常受嚴重呼吸困難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日子屈指可數，他應在死之前無愧地意識到，自己已為別人建立正常生活盡了哪怕是微薄之力。正是西爾維馬斯特說服加里·德克斯特·懷特，在戰爭開始之後重操舊業。在進攻佩爾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幾個既為羅斯福軍事機構工作又同時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政府官員組成了一個小組，懷特雖未加人小組，卻直接給西爾維馬斯特提供情報。西爾維馬斯特認為，“懷特是個機敏的人，是個不願讓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麼的人。”為了稍稍安慰他，並使他妻子相信懷特不再從事間諜活動，西爾維馬斯特對懷特說，他所提供的情報只提供給美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人。西爾維馬斯特並不懷疑懷特知道真相，但認為，懷特甯願不這麼想。懷特在鬧樓上藏著一塊貝科夫戰前送給他的非常貴重的天鵝絨地毯。懷特作為財政部長亨利·摩根泰的得力助手，不僅可以接觸到財政部所有秘密文件，還有可能看到一些來自其他國家機關的秘密情報。
從1941年起，畢業于瓦薩大學、住在紐約的伊麗莎白·邊特麗小姐開始擔任西爾維馬斯特小組的聯絡員。她在墨索里尼統治的意大利住過一年，篤信共產主義，並在1935年加人美國共產黨。1938年，她被勸說停止與共產黨的公開聯系，以保守分子的對外形象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她的上司、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傑科勃·戈洛斯也是一名烏克蘭籍猶太人，以“吉米”之名聞名于他的下屬。他破壞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規矩，引誘了自己的部下伊麗莎白。後來邊特麗借用米爾斯和布恩的話語來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紐約暴風雪之夜的羅曼史：“他用手輕撫我，我抬眼看他，突然被他緊緊抱住。然後他吻我的嘴唇。時間好像停滯不動，然後我感到自已飄向那無窮無盡的迷離恍熄的黑暗中。長夜過後，邊特麗和戈洛斯相擁坐在他的汽車里，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麗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後的一席話卻多少破壞了些浪漫氣氛。他說，“他剛剛的行為已破壞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規定，規定禁止我們結交過于親密的朋友，更不用說相愛了，按共產黨員的要求，我們之間不應有現在這樣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樣的鼓舞，邊特麗也把友誼與間諜工作混為一談，而且她做得使莫斯科中心也大為震驚：她把精心挑選的聖誕節禮物——從香水到內衣都送給了同事、而且這些都是用公款買的。l943年當戈洛斯死後新任頭目准備嚴密加強安全措施時，她滿懷遺憾地回憶起“過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樣工作時的美好時光。”
但小組中的其他一些間諜不遵守地下工作規定的行為甚至讓邊特麗也感到不安。約翰·朱利烏斯·約瑟夫戰時曾在戰略局當間諜，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規矩”。他經常干那些讓我們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當人們告訴他文件應燒毀或扔到廁所，而他卻把一疊正燒著的文件塞進抽水馬桶——結果坐墊被燒著了。前來察看房屋破損情況的房主對此感到費解，從住宅出來時邊走邊低聲嘟喀著：“簡直無法想象，這是怎麼回事。”
由于戰時美國對蘇聯在華盛頓猖撅的間諜活動漠不關心，所以上述這些破壞保密制度的舉動並未產生任何影響。伊麗莎白·邊特麗每兩周去一趟首都，她帶去的情報越來越多。起初的情報不過是幾頁複述秘密材料內容的打印紙或是幾份重要文件的複印件。那時西爾維馬斯特小組成員將秘密材料帶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5515號住宅。在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膠卷上，並自己沖洗出來。當時，有三四卷膠卷（每卷35張）就足夠了。可到了1943年春，邊特麗每兩周都要在手提包中裝上40卷這樣的膠卷送走。
每卷膠卷都附有膠卷內容副本，因為時常會發生個別膠片報廢的現象。內務人民委員部為了不因大批的購買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親自為西爾維馬斯特提供微縮膠卷。的確，如果他自己購買，不僅很麻煩，而且對戰時的平民來說從經濟角度也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緊缺，內務人民委員部有時提供的膠片不合適，感光性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難。“如果他們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們如何正常工作呢？”——西爾維馬斯特問邊特麗，——“也許國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麼毛病？”西爾維馬斯特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斷，指的是內務人民委員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美國的幫助，以便于它在美國本土進行間諜活動。事實上，這一推斷也並不是荒唐無稽的。1944年。在與美國軍事委員會駐莫斯科長官會見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外局局長帕維爾·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烏爾就曾要求“美國人提供一切現有的有關照像技術和使用輕便設備對秘密微縮膠卷進行顯影的技術信息”。
盡管存在技術上的難題，可伊麗莎白·邊特麗每次帶到華盛頓的來自西爾維馬斯特的情報，用她的話說“數量驚人”。1944年3月，她又成了另一個小組的聯絡員，該小組由八名政府職員組成，領導人是那時在軍事工業局統計處工作的維克多·彼爾羅。後來邊特麗又列舉了11名既非西爾維馬斯特小組又非彼爾羅小組的政府職員，他們從國家專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報。邊特麗認為，西爾維馬斯特“最能產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樓。據她不公開的個人看法得知，這個小組提供了“所有的有關飛機生產情況、向作戰地區和國外派遣飛機的計劃、技術性能、許多新機場秘密建設情況的情報”。
毫無疑問，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打人美國情報部門十分滿意。伊麗莎白·邊特麗後來點到了戰略情報局總部（戰時中央情報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員的名字——他們也同時在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而要從被破譯的蘇聯無線電通信資料來看，恐怕人數會更多。在他們中間，大概最重要的要數內戰時羅伯特·利將軍的後代敦坎·恰普林·利、牛津大學獎學金獲得者羅德薩和紐約“威廉·約翰·多諾萬公司”（恐怕只是個幌子）優秀的年輕律師。1942年，多諾萬當上戰略情報局的頭子，他很快就將公司的律師利作為私人助手調到身邊。戈洛斯“對利提供的情報評價很高”，這一點也不足為奇。總的來說，美國戰略情報局了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情況要比內務人民委員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蘇聯間諜對戰略情報和羅斯福行政機構的滲透使多諾萬也無法大規模地反對內務人民委員部。1944年11月，多諾萬從芬蘭人手中買到了一本有燒痕、長達1500頁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密碼本。剛開始，一些在華盛頓的蘇聯間諜擔心會露了馬腳。伊麗莎白·邊特麗回憶說，當時，羅斯福的行政事務助理、西爾維馬斯特小組成員波奇林·卡里急忙跑到喬治·西爾維曼小組，“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美國人很快就會破譯蘇聯人的密碼”。不久邊特麗就弄清了真相。多諾萬不願冒險，也沒有把買密碼本一事彙報給國務卿愛德華·斯退了紐斯。但戰略情報局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把此事彙報給了國務卿，斯退了紐斯就說服總統，說紳士不應看盟友的信件。于是命令多諾萬將密碼本還給俄國人。對此多諾萬一直認為是最大的遺憾。然而他把密碼本交給菲京時，隱瞞了真實意圖，並說“作為誠實的盟友，當看到密碼被出賣時，不得不把它買了下來”。
“多諾萬將軍想讓菲京將軍知道，他們雖然沒有研究過手頭上的這份材料，也無法對其進行估價，然而根據推斷，他們認為這些材料對蘇聯意義重大”。
事情經過就是這樣。菲京對多諾萬在這次“十分重要事件”中的行動表示他“真誠的謝意”。應菲京的請求，多諾萬把略有燒痕的密碼本交給了蘇聯駐華盛頓大使安德烈·葛羅米柯，而使館其他任何人並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並沒有被多諾萬“盟友般的忠誠”所欺騙。但卻為羅斯福和斯退了紐斯的幼稚大吃一驚。1945年5月，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更換了密碼。多諾萬當時在退還密碼本原件時，還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這本老密碼本還破譯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在戰爭最後一年的一些報文，也正是根據這些報文，美國人在後來才能對戰爭年代的蘇聯間諜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將購買密碼本一事瞞過俄國人，那麼它對美國無線電截聽的價值就要高得多了。
雖然大部分間諜戰時都在西爾維馬斯特和由洛小組工作，但也有幾名重要人物卻是單獨行動。他們中有艾爾傑爾·希斯（化名阿萊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變之後，他陷入了十分複雜的境地，因為他與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5月，他一直是斯騰利·霍恩貝克（國會遠東局政治問題顧問）的助手。“對艾爾傑爾——霍恩貝克後來說——我絕對信任，而且我們的看法也一致”。毫無疑問，正是艾爾傑爾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聯邦調查局對他的一項罪行進行了短暫調查，可當他自我辯解道“只有一個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後，調查立即停止了。
或許，內務人民委員部更希望懷特而不是希斯游離于西爾維馬斯特和拍絡小組之外進行獨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變帶來的震動，懷特除了西爾維馬斯特，不想再與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戰時的接頭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地下工作人員伊茲哈克·阿卜杜洛維奇·阿赫梅羅夫。19世紀將要結束的時候，他出生于巴庫。在美國，他以比爾·格倫克、邁克·格林、邁克·阿達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華盛頓的餐館碰到了劍橋畢業生邁克·斯特賴特（這也是布蘭特極力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招募的人員），當時，“他站起身，面帶熱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這是個身材發胖、黑皮膚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隨時准備開口發笑。他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舉止輕松得體。看起來他對美國的生活很滿意。”
阿赫梅羅夫在第三局的國外機構里曾引起過不大不小的混亂，因為他娶了美國共產黨領袖艾爾·白勞德的外甥女海倫·波莉。但是與戈洛斯的情況一樣，這件破壞內務人民委員部規矩的事情後來居然也就悄無聲息地過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後，阿赫梅羅夫（化名比爾）代替他成為伊麗莎白·邊特麗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領導西爾維馬斯特在華盛頓的小組。“跟著他忙乎一天後——邊特麗寫道——每天晚上我幾乎是爬回家的，為了趕緊倒在床上，有時衣服也不脫，因為我已精疲力盡。”邊特麗小姐為阿赫梅羅夫輕而易舉就在第一次見面時贏得西爾維馬斯特的信任既擔憂又欽佩；
“比爾（阿赫梅羅夫）總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狀態、並極力使格列格（西爾維馬斯特）喜歡上他。他堅持要西爾維馬斯特點最貴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西爾維馬斯特捧上了天，並說，西爾維馬斯特是蘇聯的支柱。我一邊靜靜地觀看這出戲的上演，一邊在想著友善面具後比爾真正的樣子……如果比爾繼續與格列格見面，那麼肯定會以將他吞並而告終。”
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剛開始工作時，是第一總局三處的工作人員，曾有一次在盧比揚卡聽過阿赫梅羅夫的報告。那時他已年近六十，滿頭銀發。對于希斯，他只是順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觀點，他主要談談戰時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羅斯福總統的隨身顧問加利·霍普金斯。報告之後，戈爾季耶夫斯基與三處的幾個同事以及第一總局的幾名美國問題專家又討論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見一致，都認為霍普金斯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間諜。戈爾季耶夫斯基最後還得出一個結論，霍普金斯不是一個自覺意識上的間諜，而是一個非主觀意識上的間諜。如果考慮到他的仕途，這種把霍普金斯與克格勃聯系起來的解釋更符合邏輯一些。
根據已知材料，霍普金斯從未與任何人談起過與阿赫梅羅夫見面的事情。西方對他們的聯系情況也是從戈爾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這也是羅斯福總統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親跡樣評價他：“我根本不理解他。他從不將所思所想告訴別人。”他的兒子羅伯特說，戰時他父親甚至不願談論盟國全體會議的情況。霍普金斯之所以對阿赫梅羅夫感興趣，是因後者說他帶來了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羅夫像對待西爾維馬斯特那樣，不無慫恿地把霍普金斯誇獎一番，並成功地使後者相信在美蘇關系發展的關鍵時刻，他扮演的角色將是獨一無二的。由于他對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的幼稚觀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赫梅羅夫看作另外一個人，而不把他與現實中的角色相聯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斯認為阿赫梅羅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統外交（霍普金斯對正統外交也持不信任態度）而選擇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對斯大林是非常欽佩和信任的。經阿赫梅羅夫這麼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會因擁有世界兩大巨頭的信任而充滿一種說不出來的自豪感。
戈爾季耶夫斯基到底也無法從阿赫梅羅夫的報告或者後來在克格勃的談話中搞清，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他是怎樣與霍普金斯進行第一次接觸的。但可以肯定地說，在1941年夏天，德軍剛入侵之後，霍普金斯第一次來蘇聯之前，他們彼此已經建立了聯系。1941年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羅斯福代表身份到達英國與邱吉爾和“軍事內閣”成員進行談判。7月25日他電告總統：“敬請告知，您是否認為我訪問莫斯科十分重要並有益無害……我要盡一切可能，使俄國人守住防線，甚至不惜眼下的失敗為代價”。後來，蘇美駐倫敦的大使伊萬·邁斯基和約翰·懷南特確認說，他們的建議對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幫助作用。
“對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國駐蘇大使勞倫斯·斯坦哈特寫道，——這次訪問具有特別意義”。沒有一個西方大使受到這樣的接待。“我從未受到像在俄國這樣的接待——霍普金斯回憶道。——有時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選我當總統了，雖然我沒有親吻孩子們。”在為他修建的單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更使他吃驚的是還發現了儲備的香檳、魚子醬、巧克力和香煙。（斯坦哈特曾抱怨說，從未給他提供過什麼防空洞）。每日與霍普金斯見面時，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蘇聯領袖的能力和蘇聯人民反抗的決心：
“他從不重複，他的話語就像狙擊手的射擊——准確而擊中要害。他的歡迎詞只有幾個字，然後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熱情的微笑。他從不浪費一個字，一個手勢……、也不阿談奉承，他不懷疑。他使你相信，俄國在德軍的進攻面前巋然不動。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懷疑……”
霍普金斯從來就不是一黨制共產主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傳所記述：“他永遠是俄國真誠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國對戰爭勝利所做的巨大貢獻”。
霍普金斯1941年7月蘇聯之行的主要任務，是弄清俄國在軍事裝備上迫切的和長期的需求。通過與斯大林談話，他很快得出結論，美國國會和國防部與英國政府一樣，大大低估了俄國的軍事潛力。對俄國人來說，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極有可能去說服羅斯福，使後者明白幫助俄國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羅斯福對自己兒子埃利奧特說：“我知道首相（邱吉爾）對俄國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邊說邊彎曲手指比劃了個“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說服。”的確，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幫了俄國人一個大忙。因為他堅持在無監督的條件下向俄國人提供援助。而美國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卻努力說服霍普金斯，作為補償，一定要要求俄國同意他們向前線派遣軍事觀察員。大使斯坦哈特後來向美國記者透露，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爭吵時不斷用拳頭敲打桌子，以至盤子都振了起來。看到此景，大使趕快將門關上，“因為他支持武官的意見，但又不想使總統私人代表受辱。”據伊通說，最使霍普金斯生氣的是他對斯大林的看法：“當我開始向他講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時，他忍不住粗魯地打斷了我，說：‘我不想再討論這個問題’。”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國對蘇政策時具有決定性意義。沒有這種支持，羅斯福未必會這麼快答應給予軍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許諾，為羅斯福戰時與蘇聯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礎。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蘇聯，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勝利，而並非出自忠誠共產主義的信仰。無疑，在轉交所謂“斯大林同志的親筆信件”時，阿赫梅羅夫的鼓勵性言辭對霍普金斯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個熱切願望就是將那些帶有“反蘇情緒”、破壞蘇一美合作的官員排擠出去。事實也是這樣，由于霍普金斯的間接參與，駐莫斯科武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職。與此同時，霍普金斯還特派上校菲利普·費蒙維爾（他1933—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國人喜歡）前往莫斯科監運援助物資。費蒙維爾上校是個十分輕信而且親蘇的人。當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中校看作“最重要的聯系人”，並將有關歐洲國家軍隊的情報交給了俄國人，連最起碼的使館安全常識都給拋置腦後。當軍事情報機構反對將費蒙維爾派往莫斯科時，霍普金斯當即打斷說：“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還是要去的。”更有甚者，霍普金斯還以沒有獲得斯大林信任為由將大使斯坦哈特也給換掉了。之後，霍普金斯說服羅斯福將另一個批評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職休養——當時亨德森任國會蘇聯處處長——雖然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對此持反對意見。
1943年德黑蘭會議時，斯大林與霍普金斯再次見面。為了歡迎他，斯大林特意走上前來與他熱烈握手。斯大林說，霍普金斯是第一個與他“推心置腹”交談的美國人。即使這樣，還不能說霍普金斯是個無原則的人，他並未放棄美國的自身利益。霍普金斯的對蘇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對蘇聯紅軍潛力的客觀評價之上的，雖然這支隊伍初期屢遭挫敗；再則，通過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與阿赫梅羅夫的接觸，他逐漸認識到，與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處的，即使這種相處是從一種並非長遠的策略考慮，它對美國的利益也是無害的。由霍普金斯領導的蘇聯總統問題咨詢委員會1943年8月報告：
“由于蘇俄是戰爭中的決定因素，所以應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並應付出一切努力與之建立友好關系。發展與保持和俄國的友好關系至關重要，因為在戰勝法西斯後它無疑會稱雄歐洲”。
雖然在邱吉爾周圍未發現有霍普金斯這樣的人，但如前所述，蘇聯在二戰期間滲人英國的程度絕不亞于美國。他們中最傑出的間諜無可否認就是在劍橋被招募的“五傑”，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蘭特、菲爾比、克思克羅斯打人了英國情報機構。先讓我們來看一看第一位付諸行動的人蓋伊·伯吉斯。1938年，英國秘密情報機構在秘密行動局基礎上成立了D處（來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個字母，意即“消滅”）時，他感到機會到來了。D處的秘密行動被稱為“在非和平時期以不使用武力為手段向潛在敵人進攻”。英國未參戰之前，D處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種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無線電電台向德國進行無線電轉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經驗、輕而易舉與外國人接聯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報機構的各種關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處的理想候選人。
僅用一年多的時間，伯吉斯以他的魅力當上了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第一處（政治情報處）副處長。處長是大衛·富特門，當他1937年第一次發布廣播演說時，就是在伯吉斯的幫助下實現的。伯吉斯對富特門很有用處，因為伯吉斯經常能從他那記性不好的同性戀伙伴那兒搞到一些信息情報呈送給他。這個同性戀伙伴叫愛德華·普費費爾，據加龍維·里斯說，他“做盡一切罪惡之事”。省費費爾曾是法國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的辦公室主任。劍橋一畢業，伯吉斯就立即在洛希爾財團（西歐財團，創立人是18世紀法國銀行老板M·A·洛希爾，工次世界大戰後分為英國支和法國支。——譯者注）覓到一職，1938年他以格希爾財團信使的身份經常來往巴黎。後來他回憶，那時他經常給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和其他白廳官員傳遞“普費費爾”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變後，他杜撰出了許多極大誇張自己戰前經曆的說法。他說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驚慌失措的愛國者（達拉第）和賣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鄉下販子（張伯倫）”之間的聯系。伯吉斯並未提到他也曾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聯絡員，是他多次把倫敦機構搜集的情報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門的幫助下，伯吉斯調人D處工作，並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有威望的廣播公司任德語播音員。德語的這套節目屬于宣傳、文藝和流行歌曲的綜合性欄目，每當天空沒有雷聲轟鳴時，他們就開始了節目的播音工作。領導D處工作的是風度翩翩的少校（後來升為少將）勞倫斯·格蘭德。他身材瘦長，長著黑色的唇提，是一個舉止優雅的人，在西裝衣襟處總是一成不變地閃耀著鮮豔的紐扣。人們稱他為D先生。無論在對外國政府和社會輿論施加影響的“積極行動”方面，還是在實施各種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為）“特殊行動”方面，格蘭德並不具有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經驗。根據其手下人員金·菲爾比（曾一度為他工作）評價，格蘭德“時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實際想入非非，他毫不畏懼任何宏大的和瘋狂的念頭”。毫無疑問，內務人民委員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詳細情報對開展“積極行動”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認真仔細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計劃方案常使內務人民委員部陷入十分尷尬的局面。比如一位專門研究戰時英國情報活動的官方曆史學家就曾表示過驚奇不解、顯然連內務人民委員部也或多或少有這種感覺。問題出在一份關于在德國實施暗中破壞的計劃上，這個計劃是由D處制定的，它被視為破壞“齊格菲南部防線”方案，可是執行人員卻是兩名被遣送回國的德國人，他們之中一個人完全失聰，另一個人幾乎失明。
總的來說，伯吉斯兩年來在秘密情報機構的最大成就就是將菲爾比也調到了那里。戰爭開始的頭9個月，菲爾比以“時代”周刊記者的身份在英軍阿臘斯（法國城市一一譯者注）的參謀部度過。1940年6月，法國投降並從敦刻爾克撤退後，菲爾比回到倫敦，並利用關系希望在情報機構謀職。“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蘭克·貝爾奇會面。這個人曾任劍橋的曆史教授，負責國家通訊密碼學校（這實際是一個研究各種秘密文件解密的組織）的人員招聘工作。菲爾比後來說，貝爾奇未招收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給我應得的酬勞”。這種解釋聽起來不是很有說服力——貝爾奇招收的青年學者和專家年收人為600英鎊，這和菲爾比在秘密情報機構剛開始工作時的報酬相當。實際上，主要是貝爾奇認為菲爾比不適合破譯情報的工作。沮喪的菲爾比只好等待時機，尋求新的應召途徑。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蓋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爾比突然被召去談論“軍事工作”（指的是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的工作）。和他交談的是馬喬里·梅克首小姐，菲爾比稱之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與菲爾比討論了“在歐洲反抗德國人政治斗爭的可能性”。幾天後又進行了第二次談話，這次談話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參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開始盡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將我所認識的高層人物—一列舉出來，總之就像這種情形下所有人表現得一樣。他們倆時不時交換一下眼光，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滿鼓勵地對我點點頭。後來我才知道，我白花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因為一切早都定好了”
與伯吉斯愉快地度過休息日之後。星期一，菲爾比來到位于薩克森大街伯吉斯辦公室正式報到。伯吉斯的代號為W，他給菲爾比起名為fiX4。菲爾比的第一項重大任務是按伯吉斯的構想為D處的間諜學校制訂詳細的計劃、因為學校很快就要開課了。而伯吉斯和菲爾比在其中擔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爾比和物橋五傑中的其他人都歸安納托利·鮑里索維奇·戈爾斯基（安納托利·格羅莫夫）領導，同事們都稱他為“傑里”。他與伯吉斯和菲爾比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距蘇聯大使館不遠的肯辛頓花園的一條長椅上。戈爾斯基的外貌與馬雷、傑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員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倫敦任蘇聯大使館一個小小技術人員的非外交職位。1937——1938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倫敦間諜機構的清洗，給了他完成任務的機會，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訓，接著就晉了職，最後以負有外交使命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軍官身份被派往倫敦。戈爾斯基實際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開這個秘密可能一瞬間就能毀掉他的情報生涯。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親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附近的鄉村教師。然而在1953年，即戈爾斯基即將被任命為莫斯科中心美國處處長之前所進行的調查表明，他父親曾是沙皇時期的警察。戈爾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職務。
戈爾斯基的一名間諜是這樣描述自己上司的：“個子不高，有點兒發胖，三十多歲，油光的頭發向後梳著，戴著一副無法掩飾那一雙敏銳冷漠雙眼的眼鏡。”這是一個缺乏幽默感的、殘酷的職業間諜。“他穿著一套做工精細的西裝，給人一種肥胖懶漢的印象。”布蘭特回憶說，“傑里”給他的印象是“倔強，又不可愛”。1940年8月，當他得知伯吉斯和布蘭特違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傳統，共同住進了維克多·洛希爾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後，戈爾斯基試圖勸布蘭特搬出，但當被拒絕後，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堅持了。
菲爾比和伯吉斯在間諜學校工作期間，他們感到很乏味，也無法告訴戈爾斯基什麼有趣的事情。“我們無事可做——菲爾比回憶，——我們和校長聊天並幫他給領導寫那些永無答複的報告。”1940年夏，D處重新編人“特別行動機構”，伯吉斯被解職。他氣憤地抱怨，說他成了“官僚互相傾軋的犧牲品。”菲爾比留在了“特別行動機構”，並被任命為漢普希爾的比尤里間諜學校教官。菲爾比相信，“特別行動機構”的間諜“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輸，以便他們到工作崗位之後，能對英國政府的未來計劃有所認識”。一這套理論促使菲爾比常到倫敦，與一位未來的工黨領袖休·蓋次克爾（此人曾任工黨經濟戰爭事務部長，休·達爾頓的私人秘書）共進午餐。由于休·達爾頓當時負責特別行動機構的事務，所以菲爾比認為和蓋次克爾交往有利無害。
1941年6月22日，當“巴巴羅薩”戰役剛一開始，菲爾比無疑是在戈爾斯基建議下，試圖調出“比尤里間諜學校”，在靠近英國知識界的什麼地方找份工作。很快，他接到秘密情報機構二處（反情報）的邀請，因為這個組織在伊比利亞的代表機構對西班牙內戰時當過記者的菲爾比的經驗十分感興趣。
盡管菲爾比離開了，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特別行動機構的間諜網並未縮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間諜是麥克林的大學同學詹姆斯·克拉赫曼。戰爭開始之後，他從一名候補間諜變為一名真正的蘇聯間諜。1942年2月，克拉赫曼進了特別行動機構在開羅的南斯拉夫處，同時獲少校軍銜。在開羅的那段時間內，他憑借自己的智慧、懂力和熟練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獲得了超出他的軍銜許多倍的東西。他的上司貝濟爾·戴維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識功底生動地談論任何話題，但最喜歡討論政治問題。”克拉赫曼的一項主要職責是給那些即將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軍軍官下達指示。他不知疲倦地曆數鐵托共產黨游擊隊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維奇王室的罪行。他曾對加拿大的一個軍官小組如是動員：
“你們要知道，這場戰爭已不再是單純地反對法西斯的戰爭，它已成為更具崇高目的的戰爭——為了民族解放，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從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負軍事使命，駐在南斯拉夫鐵托的軍隊中，因為他無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戰後不得不對自己說過的許多話後侮。1948年鐵托背叛斯大林後，克拉赫曼寫了一本批判他的書。
值得一提的還有戰時在特別行動機構工作的另一名間諜。1943年4月，英國安全機構宣布，英國共產黨領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爾在完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些小型任務之後，又從在特別行動機構匈牙利處參謀部工作的蘇格蘭年輕軍官奧爾曼·烏蘭那兒獲取了秘密情報。斯普林霍爾被判七年監禁，但他的犯罪事實卻被定為“從航空部搜集秘密情報”。烏蘭後來開玩笑說，如果他不是在劍橋而是在愛丁堡上大學，那就不會出這事兒。
1941年9月從特別行動機構調出之後，菲爾比開始在秘密情報機構二處工作。雖然二處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這個地方也有它的好處，因為旁邊就是秘密情報局的檔案館。由于對杜松子酒和馬丁尼酒都有偏愛，菲爾比很快與檔案管理員比爾·伍德菲爾德聯系上了。菲爾比不僅向戈爾斯基提供了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專案文件，還複印了兩本詳細介紹英國秘密情報機構戰前反蘇間諜的書。
B處伊比利亞小組搞到的最有價值的情報是截獲並破譯的阿勃韋爾（法西斯德國偵察和反偵察機構一一譯者注）的信函，其內容是1942年前德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施情報偵察的“概況”。其中有一點引起了菲爾比的極大興趣，即德軍海軍少將威廉。卡納利斯即將啟程前往西班牙，而且還包括了詳細的行程路線，菲爾比建議特別行動機構在馬德里和塞維利亞之間，一家不大的賓館里將卡納利斯干掉。領導B處的費里克斯·庫季爾高度評價了這項建議，並轉交給秘密情報機構他的上司斯圖爾特·門西斯。幾天後，門西斯給菲爾比做了答複。據菲爾比回憶，門西斯寫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對將軍的行動。”多疑的菲爾比感到這一答複有溪蹺之處，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門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證明與法西斯德國存在著某種秘密交易。的確，卡納利斯後來變成了希特勒的敵人，他在歐洲戰爭結束前一個月，由于叛變投向盟軍一方而被納粹處以絞刑。然而滿腹狐疑的菲爾比還是從中看出了與法西斯德國秘密交易的證據，後來門西斯對菲爾比說：“我總認為，我們能與將軍打交道。”
菲爾比在死前幾個月承認，戈爾斯基最感興趣的是（實際並不存在）英國與法西斯德國單獨搏和的計劃，以及改變戰爭方向把火引向蘇聯的計劃。所以，戈爾斯基指示菲爾比不僅要彙報這些情況，還要設法阻止此類事件的發生。菲爾比此時明白了這項指示的含義，它不僅說明英國與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觸，而且還與其它反法西斯分子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斯大林就時常擔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試圖推波助瀾，想讓希特勒與盟國簽訂和約，然後同他們一起共同向俄國開戰。
在第二處工作時，菲爾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報機構總部（二處和總部不在一個地方），盡可能多地拜訪老軍官。他還自願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認為這“非常有益。因為夜間可收到來自全世界的情報，也可獲得總部活動的最新信息”。戈爾斯基對夜間值班人員所接觸的情報材料十分感興趣，因為其內容有國防部與駐莫斯科英國軍事委員會使用秘密情報機構的頻道進行交談的內容。
從1942年到1943年，庫季爾擴大了菲爾比的職責范圍，將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給了他，後來又任命他為自己的情報事務副手。菲爾比對自己在秘密情報機構仕途上的成功也充滿信心。1943年，B處遷往倫敦賴德大街，距英國安全局總部所在地僅兩分鍾路程，而距秘密情報機構總部也只有15分鍾路程，菲爾比對此十分高興。1941年，兩名蘇聯間諜——道格拉斯·斯普林霍爾和奧爾曼·烏蘭暴露之後，秘密情報機構“為了研究有關蘇聯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專門成立了第九處。起初該處由杰克·卡里領導——後來就沒有合適人選了——因為找不到一個從英國安全局退役下來又未到退休年齡的軍官。1944年末，菲爾比說“領導決定擴編——人員越多，預算也就越多。領導職位按理應歸屬庫季爾，但那時我必須得到這個位子”。莫斯科中心通過菲爾比的上司對他下達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謀到九處處長職位……。他們都很清楚，庫季爾該走了。”菲爾比使用了傳統的背後捅刀的做法，讓庫季爾的死對頭、秘密情報局副局長瓦連京·維思參與到此事中來。于是菲爾比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職位，而庫季爾被迫退休。
菲爾比在戰後積極利用“技巧高超的打擊”所帶來的各種機會，終于成了克格勃“五傑”中最優秀的一個間諜。除菲爾比外，布蘭特和克恩克羅斯在戰時的工作也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在克格勃檔案館里，至今保存著有關布蘭特間諜生涯的卷宗，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記載著，當時蘇聯曾要求他用兩年時間打人英國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對馬爾波羅大學軍事教研室的厭惡、他自願入伍。後來他承認，為了進人特別軍官預備隊，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軍（國家平時保持的兵團和部隊一一譯者注）中的關系。但未獲成功。二戰前他又嘗試一次，由于國防部的一片混亂，他一下竟收到了兩封口信，——一封拒絕，另一封——同意。于是，布蘭特扔掉那封拒絕信，于1939年10月來到位于漢普希爾的明利梅諾參加為期五周的培訓班，主要學習一些軍事偵察基礎知識。幾天後他被召回國防部，英國安全局要詢問他過去與共產黨員的聯系。在與主管軍事情報的副局長的談話中，他兜了幾個圈子就開脫了罪責，又回到了培訓班。畢業時，他獲得了戰地警備隊大尉稱號，並以英國演習人員的身份率領一個12個人的排，開赴法國。他的一個下屬對他評價是：“他研究的是那種柔和的誘惑力，可作為一個軍官他毫無用處。”
布蘭特從法國寫信給倫敦，抱怨他那毫無意思的工作，並請求把他安排進秘密情報機構或英國安全局。敦刻爾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國演習力量撤回後，他的機會來了。布蘭特的朋友維克多·洛希爾（那時在英國安全局工作）把布蘭特安排住在本廷大街，並把他介紹給蓋伊·里德爾——B局局長（反間諜局）。雖然九個月前英國安全局對他還存有顧慮，反對他人圍，但里德爾這次還是把他留了下來。幾個月後，布蘭特已經開始工作：監視中立國的使館，尤其是那些敵對國情報機構可能感興趣的使館、他的出色才能逐漸得以顯露，比如，他很善于將外交信使與其行李暫時分離，以便搜查公文包。羅伯特。塞西爾寫道：“他像塊石頭那樣冷冰冰的——但似乎對所發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滿意”。布蘭特很輕松地博得了英國情報局的好感，後來的英國安全局和秘密情報局總局長迪克·懷特回憶道：
“他對所有上司發起了強有力的‘攻勢’，並使所有人都喜歡上他。我喜愛藝術，他就常常在餐廳吃飯時坐到我身邊大談藝術。沒想到後來他把我們都出賣了。他是個有教養、令人愉快的人，與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親自體驗，你是無法理解被一個並肩工作的同事出賣的感覺。”
至今，每當讀到克格勃檔案館中有關布蘭特的專案文件，以及記述他向英國安全局滲透的曆史時，人們還會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國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館向戈爾斯基提供了許多情報。可以說，布蘭特是克格勃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間諜之一。但布蘭特也有使人擔憂的地方，最使國外局局長帕維爾·菲京不安的是，布蘭特從來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堅持要布蘭特收下報酬，顯然這是一個手段：一旦布蘭特有一天不想繼續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挾他。春天的一天，戈爾斯基終于說服他收下了200英鎊，這之後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給他150-200英鎊。在克格勃布蘭特的專案文件中，至今還保存著能證明他收到彙款的“致謝”條子，而且這些條子就裝在他來信的信封里。
當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翻閱布蘭特專案文件時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1941年夏（或秋）到戰爭結束這段時間的材料里，幾乎每隔50頁就有一條注釋：“總參對該間諜表示真誠的謝意”。戈爾季耶夫斯基認為類似這樣的注釋在一個間諜的專案文件中屢屢出現是十分罕見的。雖然戈爾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歡布蘭特，但總參和莫斯科中心不斷的“感謝”使他逐漸承認了布蘭特個人的巨大作用。布蘭特的專案文件證明，他為蘇聯情報活動做出了三大貢獻。第一，戈爾季耶夫斯基認為，他提供了有關英國安全局“最詳細的情報”，其中包括間諜名單，甚至還搞到了二處權限之外的專案文件。第二，布蘭特提供了他本人對中立國大使館觀察的結果。第三，他還不斷報告德軍的部署、編制情況以及預計的戰役。布蘭將可以接觸“雙重游戲”的詳細內容，並借此通過德國情報機構在英國二次招募的間諜給德國人提供假情報。布蘭特有關德軍情報楊主要來源是他的學生利奧·朗。
1938年，朗畢業于特里尼蒂學院時，內務人民委員都在英圖正處于困難時期——它在倫敦的間諜機構幾乎關了門。對未來的朗，莫斯科並未有什麼明確指示。因此，1938－1939年間，朗在法蘭克福教書，以便有機會與法西斯德國接上頭。戰爭初期他被劃歸輕騎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語，成了情報機關的中尉。1940年12月，朗被調到負責分析比較德軍作戰秩序的國防部軍情14處工作。這里他可以自由接觸絕密情報，這些情報都是由來自“布列奇利國”（英國高、尖密碼技術研究地）的專家們在1940年5月破譯了由“謎語”密碼機建立的密碼系統後得到的。1942年，用于陸軍的“謎語”密碼被破譯後，朗又進一步拓寬了接觸材料的范圍。1941年初，朗恢複了與布蘭特的聯系。他後來回憶：“布蘭特于是就又開始了我們中斷了的工作，並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蘇聯人的情報”。他們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飯時，在沙特曼街心公園啤酒館或位于傑明大街的賴納酒吧里會面。朗把“每周強擠出來的收獲”（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給布蘭特。“布蘭特從不恫嚇或收買我，——因為我們都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
利奧·朗在克格勃的專案文件可以用來解釋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從1945年9月密碼破譯員伊戈爾·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華之後，曾令許多西方情報機構和偵察小說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報主要涉及情報總局的活動，其中，最具重要意義的是那些有關蘇聯在加拿大的間諜小組以及原子間諜活動的情報。同時他在報告了在情報總局工作的兩個化名埃利的間諜。第一個是英大使館副檔案管理員卡伊·威爾希爾小姐，1946年3月因犯泄露國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個間諜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國工作，而且他還提供了許多不充分、混亂的、有時是令人費解的情報。皮特·賴特回憶道：
“他說他知道在‘英國安全機構第五軍情處’中有間諜存在，這恰是從他朋友——柳比莫夫那兒得知的。他的這個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譯機構工作過……據古琴柯說，這個埃利和蘇聯有點兒聯系——要麼他是俄國人，要麼到過蘇聯。要麼會講俄語。埃利是個要人，因為他能把安全局專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國的俄國人的情況全部隱去或刪去……古琴柯說，如果埃利來了電報，密碼破譯處總有一位婦女第一個閱讀，如果有什麼重要的話，就由她直接帶給斯大林。”
幾年後，在第二次傳訊時，古琴柯改變了幾處細節，比如“第五軍情處”成了軍情五處。但那時嗜酒過度與每況愈下的記憶力已使古琴柯無法回憶起他在一審時講的第二個埃利的事了。
有關第二個埃利的真實姓名人們眾說紛云一一從羅傑爾，霍利斯先生到金·菲爾比都各執已見。而實際上就是利奧·朗。這個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檔案文件的封面。這是一本薄薄的。但卻不平常的專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規矩，布蘭特應在每次與朝見面後寫一份書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為十分疲倦就是因為忙得不可開交，他並未始終堅持這一做法。即使如此，這本專案文件的內容也足以解釋古琴柯供詞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處，並因此可以說，古琴柯的錯誤（也許是皮特·賴特的錯誤）在于日趨減退的記憶力，和對內情的一知半解。從朗的專案文件就可以弄清楚，雖然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間諜，由布蘭特領導，但獨立于上述機構的情報總局（軍事情報系統）于1943年也與他建立了聯系。朗當時不知所措，于是就請布蘭特詢問莫斯科，他到底為誰工作。戈爾季耶夫斯基如實把問題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為我們。”情報總局為了將來能由布蘭特負責與朗為聯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複意見。這之後，戈爾季耶夫斯基與朗就見了一次面，還是為了專門告知他，情報總局不會再打擾他了。而朗通過布蘭特將情報轉交給中心這一事實，在古琴柯的說法中也顯得紊亂不堪。正是布蘭特，而非朗“能夠從軍情五處的專案文件中將有關俄國人在倫敦活動情況消去”。而“第五軍情處”可能就是“軍情五處”的不同說法罷了。從另一方面說，這也可能是把朗的工作單位（軍事情報機構）給弄錯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戰爭期間大名鼎鼎的“劍橋五傑”，朗與他們有一定的聯系。當戈爾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專案文件中讀到有關德軍布署的細節時，他自問道：“難道英國真有這樣富有想象力的間諜？”然後他又看到摘錄的截聽內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報來源就是密碼破譯。
莫斯科並非只通過自己的間諜獲取絕密情報，德國人侵蘇聯幾天後，倫敦便開始以隱蔽形式提供情報。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同時領導政府通訊密碼學校的斯圖爾特·門西斯認為，由于俄國人的密碼不可靠，所以還不能建議邱吉爾把破譯“謎語”而得到的情報告訴俄國人。因為那樣的話，“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園破譯‘謎語’之事直接告訴了德國人”。1941年6月的一則消息表明，德國人‘通過對蘇聯船員與第17航空軍的無線電通信內容的研究，正在逐漸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圍部署的俄國飛機的信號系統。就在6月24日；邱吉爾不顧眾人反對，命令門西斯在盡可能沒有危險的情況下將這一情報以明碼形式通過駐莫斯科英國軍事委員會告知俄國人。從這之後，凡有關東方戰線的重要截獲情報，邱吉爾都要問：“告知他們沒有？”對這些情報的真實來源通常都以這樣的言辭掩飾：“據柏林高層情報源報道”，“據德國國防部工作人員報道”。所有能暴露情報真實來源的代號和其他細節都被略去了。1942年7月11日，布列奇利國破譯了一些被截獲的情報，其內容為：
1．敵軍對第二集團軍的壓力近日會增強。整體考慮到東線集團軍的作戰情況，希望在前線遏制住敵人的強大力量。
2．馮·魏赫斯集團軍的任務是與匈牙利第二集團軍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與沃羅涅日河之間的頓涅茨克防線，並與第二集團軍一同守住沃羅涅日登陸場和奧爾霍瓦特．奧捷爾克．庫特什火車站一線（德羅斯科沃）。
兩天後，這條消息便以下列形式發至駐莫斯科的英國軍事委員會。
“給俄國總參謀部的情報。根據來自各方的情報，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軍隊在內的德軍計劃將俄國人遏制在里夫內一沃羅涅日一斯沃博達一線，同時裝甲力量將移至頓河和頓涅茨克河之間東南部。”
1941年夏天，英國空軍情報軍官給莫斯科帶去了戰役電碼。航空學參考資料和德軍的一些呼聯代號。作為交換，英國也獲得了類似的材料。緊隨其後，英國軍事情報軍官又帶來了一些截獲的德軍無線電通信資料、德國警察局手動發報密碼破譯說明。與此同時，雖然蘇聯也給了他們一些情報，但其中卻沒有一份是截獲的文件。白廳為這種單方面的情報交換開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國人甚至不願意交換有關敵人裝備的技術資料。布列奇利國認為，俄國人沒有充分利用他們提供的情報。“1942年大規模坦克戰時，我們警告過他們德國人所設的陷講，可俄國人還是把有生力量和技術裝備投向這個陷俄”——個密碼員回憶，——“如果他們當時能夠相信這些警告，就會避免遭受巨大損失。”
從1942年夏天開始，英國把破譯“謎語”而獲得的戰役情報在向蘇聯人發送時大大打了折扣。當然，特別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關鍵時刻，蘇聯人收到了（也許是他們從菲爾比或布蘭特那兒得到）德軍手動電碼破譯書，英國人雖然是希望從中得到些什麼回報，可他們的等待最後還是落空了。
1942年夏，當英國情報機構以密碼形式發給俄國人的情報數量大大減少時，約翰·克恩克羅斯開始以明碼提供情報。幾個月之後，他放棄了亨基勳爵私人秘書的職位，並于1942年3月成功地嘗試了菲爾比兩年前未做成的事－－他進人了位于布列奇利國的英國政府通訊密碼學校。他的上司安納托利·戈爾斯基給了他一筆錢讓他買輛便宜的汽車，以便在休息日時可以到倫敦交付情報。雖然他在學校的時間不到一年，但他在學校的那段日子正好與東線的戰役轉折相吻合，並且斯大林和大本營也終于開始利用可靠情報去指導作戰行動。克恩克羅斯的主要任務是截獲、分析德軍無線電通訊內容。克恩克羅斯本人認為對蘇聯紅軍發起“堡壘”戰役，即庫爾斯克戰役之前——這是德軍在東線的最後一次大型戰役，他為俄國人苦干15年後，閃光的時刻終于到來了。4月30日，英國人將德軍准備進攻庫爾斯克高地的情報發往莫斯科，同時還有通過“謎語”截獲的德軍情報機構偵察到的在這一地區蘇軍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羅斯此時發送的情報不僅有截獲的電文，而且還包括了白廳有意略去的（擔心會暴露情報來源）、帶有部隊和分隊部署的情報。
戰役前最能吸引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是有關德國空軍的部署情況。蘇聯指揮部因為擔心德軍會在5月10日開始進攻（實際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這一天，在從斯摩棱斯克到亞速海長達1200公里的地帶上，對德軍17個機場進行了事先經過絕密（准備的預警性炮擊。打擊目標的選擇是在克恩克羅斯所提供情報鄉樹幫助下制訂的。許多德國飛機在地面就損傷慘重，在5月7日和8日又繼續對德軍機場實施集中密集打擊。盡管這樣失去了突襲的因素，這三次密集轟炸，是二戰期間蘇聯空軍發起的規模最大的一初次戰役：飛機架次1400次，殲滅德軍飛機500架，蘇聯飛機損1200架。後來，戈爾斯基代表莫斯科對克恩克羅斯提供的情報轉達了特別的謝意。然而，就在這之前，把從布列奇利國搞到的情報交給倫敦已十分困難，克恩克羅斯已幾乎無能為力。所以，庫爾巴斯克戰役前，克恩克羅斯不顧戈爾斯基讓他繼續留在通訊密碼學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建議，他先來到五處（德國處），後又調到一處（政治情報處）工作。
為保衛庫爾斯克高地，紅軍把自己幾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術裝備都投向那里。雖然軍事情報有誤，可紅軍還是打贏了斯大林格勒戰役。所以“在庫爾斯克摧毀蘇軍”，對希特勒來說，是補償斯大林格勒慘敗的最後一線希望。1943年8月，蘇聯最高副總指揮朱可夫元帥向斯大林發出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正確地預測了軍事形勢：德軍在從北向南奪取庫爾斯克高地的同時，還有可能從西實施打擊，以便把保衛高地的兩個紅軍集群隔離開來。當時，連斯大林和大本營也不清楚法西斯開始進攻的准確日期，因為希特勒經常改變主意。日期從開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月12日，後來又改到7月3日，最後定在7月5日。應該說，來自英國的情報（既有官方通過英國軍事委員會的，也有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英國的間諜搞到的），對保證庫爾斯克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蘇聯軍事偵察在情報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人們曾經一度認為，庫爾斯克戰役之前和戰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營最重要的情報源是瑞士的呂西小組。無疑，呂西（魯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一直為蘇聯提供重要的戰役情報。1944年2月22日，情報總局的領導曾用無線電發送了一則指示：“請向呂西轉達我們的謝意，小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個情報非常重要、價值很高。”情報總局經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員（情報總局並不知道其名字），他會收到索要的報酬。1943年11月，情報總局發出電報：“請以我們的名義轉告呂西，說我們將按其要求付給小組工作報酬。我們會對他們的情報作出相應的答謝。”然而，現在一切真相大白，呂西從未發過有關庫爾斯克的重要情報。而且呂西最重要的情報源——維特還犯了幾個錯誤。比如，6月23日，正是他推斷，鑒于紅軍力量日益增強，“堡壘”戰役將被取消。
蘇聯軍事偵察在1943年春發生變化的一個原因是截聽質量的提高。從戰爭一開始，國外局五處的研究部門，當然還有情報總局的密碼員們就熬費苦心地對機器密碼“謎語”展開了破譯研究。這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德國陸軍、海軍、空軍和其他組織——所有部門都在利用“謎語”編制各自的密碼，以適應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的地方的需要。從1941年開始，德國人在工作中同時使用的密鑰不下50個，而且它們還每天都在變化。這樣一來，即使對機器密碼解密之後，如果又搞到的截獲材料具有戰役意義，也還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鑰。在英國布列奇利園，除了繼續進行波蘭專家早先的工作外，他們還破譯了從1940年一1942年“謎語”的各種不同的密碼，並制訂出了判定每日密鑰的方法。這大概就是戰時情報機構的一大貢獻吧。內務人民委員部從克思克羅斯、朗、布蘭特、菲爾比等處獲知了這一成功的消息。不能否認他們搞到的幾台“謎語”碼機和密碼材料也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研究工作助了一臂之力。這事大概發生在1941年12月，那時，德國第二集團軍丟失了幾台密碼機。當然，大部分機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時繳獲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圍德軍中至少有26台“謎語”密碼機，在被圍的情況下全部銷毀它們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這麼一件事；正在接收總部密電時，俄國人就已跨進了門坎。其余的“謎語”機可能是在消滅企圖突破包圍的德軍六個師時繳獲的。一些主要密鑰肯定也落人了紅軍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俘虜中，有發報員和譯碼員，他們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抵禦住向蘇聯情報機構提供幫助的“堅持不懈的建議”。
1943年1月17日，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前，德國通訊局就得出結論：一些事實“雄辯”地證明俄國人已破譯出了“謎語”的密碼。于是，他們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措施用來保護自己的密碼。德國人還使用不帶配電板的密碼機，這些機器可在蘇聯進攻時，具有更大的機動性，適應性以及抗打擊性。
1943年春，蘇聯情報截獲和破譯機構對德國的密碼技術予以重創，但這次打擊的對象不是高尖密碼，而是一些基礎電碼。他們主要致力于發現、分析無線電通訊內容，破譯普通手動電碼，而不是像“謎語”那樣的高密電碼。戰爭初期，由于發報員損失較多，所以軍事截獲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營決定成立特別無線電營，這被蘇聯曆史學家稱為“紅軍在無線電電子戰中質的飛躍”。蘇聯曆史學家不打算打開無線電截聽這塊禁區，只是在無線電干擾和偽情報戰中談論這些特別無線電營的作用。當時每個營都裝備有18－20台接收機和4個探向器。
雖然負有特殊使命的無線電營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末期才成立，但它們在庫爾斯克戰役中卻立下了汗馬功勞。德國人截獲的蘇聯第一坦克集團軍的情報表明，蘇聯截聽機構在進攻前就發現了德國總部、坦克第二軍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師的所在位置。而從其他截獲的文件中也不難發現，德軍坦克第七師師部、第十三軍和坦克第二集團軍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蘇聯無線電截聽機構的前線部門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軍進攻初期，位于庫爾斯克高地以北的蘇聯坦克第四十六軍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軍，就擁有戰術上的優勢。德軍的一些通訊軍官絲毫不懷疑這是無線電截聽對俄國人的成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指出，德軍無線電工作紀律的松懈是導致“堡壘”戰役失敗的原因之一。雖然，在戰爭的最後兩年里，紅軍無線電通訊工作的隱密性有所提高，但也比德軍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庫爾斯克戰役中，無線電截聽大概成了雙方戰役情報的最寶貴來源。
除了無線電截聽，蘇聯還采用了其他搜集情報的方法。空中偵察就是成功的例子，雖然在西部戰線由于無線電截聽的運用，空中偵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庫爾斯克戰線前夕，蘇軍進行了約6000次偵察飛行。在德軍進攻前的三個月內，中央戰線和沃羅涅日戰線的部隊進行了105次戰斗偵察，2600多次夜間偷襲和1500次埋伏，在這些行動中被俘的187名德國士兵是重要的情報來源。根據7月5日夜捉到的開小差士兵和“舌頭”供認，第二天一早德軍開始進攻。在庫爾斯克戰役之前，一種更為靈活的適于前線指揮官的系統取代了直到1942年還在運轉的、以情報作為保障的中央統一系統，前線指揮官可以直接從前線情報處獲取戰役情報。
庫爾斯克戰役之後，蘇聯軍隊便開始發起接連不斷的進攻，直到1945年5月，朱可夫元帥在柏林接受納粹投降為止。依靠四倍于敵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裝備和不斷增長的空中優勢，蘇聯紅軍雖然承受著巨大的損失，但其攻勢銳不可擋。而支持這兩年旺盛攻勢的戰役情報不僅是大本營、情報總局和前線指揮官努力的結果，內務人民委員部也起到了自己應有的作用。據蘇聯最新統計數字，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戰時計有53個師和28個旅（不包括許多獨立部隊和邊防軍）共有75萬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軍人臨陣脫逃，並對“不可靠民族”進行圍剿行動。許多小民族的人民——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撥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爾卡人，卡爾梅克人，伏爾加河流域的德國人——都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搞的大規模屠殺和強行移民的犧牲品。斯大林本想將烏克蘭人也列為移民之列，但同時又無奈地抱怨說，他們的人太多了。
內務人民委員部對紅軍勝利所作的主要貢獻在于領導了游擊運動。戰時內務人民委員部游擊運動局由中將帕維爾·阿納托利耶維奇·蘇多普拉托夫領導（戰後他當上了“專事國外謀殺的特別行動局”局長）。“雖然他的名聲不是特別顯赫，但蘇多普拉托夫的行為、優雅的舉止和音量不高卻使人信任的話語，這一切都使人覺得他是個舉足輕重、有知識教養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價值，因為他知道，只有那些少數的當政者才可以對此無所顧忌、肆意妄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洛夫這樣寫道。蘇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將列昂尼德·亞曆山德羅維奇·艾廷戈在西班牙內戰時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後方領導游擊斗爭，並為此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中名聲頗響，同時他作為刺殺托洛茨基的組織者，還進入了克格勃第一總局的紀念室。
游擊隊員在情報搜集和破壞活動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義的混亂所攪和，以致後來出現了許多傳說和神話。人們說，尼古拉·庫茲涅佐夫是在德軍敵後最著名的游擊隊員之一（他的肖像就掛在克格勃第一總局的紀念室里）。1943年4月，他假冒德軍中尉進人到在烏克蘭的一個德軍軍官埃利赫·科赫的辦公室。他本應刺殺科赫，但這個德國軍官卻開始談論起“堡壘戰役”——德軍即將對庫爾斯克高地發起的進攻。庫茲涅佐夫于是決定不殺科赫，而是把德軍戰役計劃直接發往了莫斯科。這段故事也許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樣。科赫並不掌握即將發起進攻的確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確切的曰期，因為連希特勒本人也尚未作出決定。在不久前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對游擊隊員的情報活動評價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處，其中提到了諸如經驗不足、准備不足、情報的可靠性不足、發報機不足以及游擊隊員與軍隊情報活動協調性不足等。1943年4月19日，最高指揮部發布了“關于改進游擊隊情報工作”的命令，要求游擊隊與軍隊間更好地協調一致，並要求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情報總局改進培訓游擊隊領導的工作。
游擊隊員在德軍敵後與紅軍協同作戰的第一次進攻戰役是“鋼軌戰”。其目的是在庫爾斯克戰役進行之際利用空投給游擊隊員的大量炸藥摧毀德軍鐵路交通、服這次戰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雖然用了幾千包炸藥，但德軍賴以生存的鐵路線仍未被摧毀。上邊曾提到的那份研究報告指出，能被稱得上最成功的舉動是在進攻前和進攻時第十一游擊旅的一系列行動，因為正是這些情報行動，使得被圍困880天的列甯格勒終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圍。當時該旅經常能夠搞到，些有關德軍沿公路聯路布署情況的詳細情報。
在進攻前……游擊旅的偵察員們弄到了有關敵軍的數量、部署情況、指揮官的姓名等情報，他們還記錄下了敵軍指揮部和敵21師調遣情況，確定出了第三十八集團軍和第十八集團軍指揮部位置、同時還有4個機場位置。當蘇聯軍隊開始發動進攻時……偵察員們就掩護進攻人員進入敵後和側翼。
由于德軍後方存在大量間諜，德軍內部簡直亂成一團糟。1944年夏，德軍反間諜機構發現了2000名蘇聯間諜，並推算這個數量會以每三個月10000名的速度增長。尤其是那些“流浪兒”更使他們頭痛——這些人都是學習過偵察和破壞活動的少年、對他們的英勇氣概就連德軍士兵也贊歎不已。在一份報告中記錄著一個“少年”的事跡：當他正在對德軍調動情況做標記時遭到逮捕，在審訊時，他拒絕說出是誰派他來執行任務，並“說了許多不著邊際的話”。于是德國人決定恐嚇他一下，先是逼著他觀看槍決七名成人戰俘的場面，而後命令他也去見上帝，當把他置于槍口前的最後一刻還告訴他，如果他講真話就放他一條生路。
小男孩當時冷笑一下回答說，他知道，即使他將真情和盤托出，德國人也會殺害他。審訊室的軍官又一次許諾，如果他說出是推派他來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我很清楚，並不在于我是否講真話，你們早晚要殺了我。現在我實話告訴你們——我搞了六次破壞活動，而且還要搞第七次。”
報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運如何，極有可能是被槍決了。
在衛國戰爭期間，科技的以及政治和軍事的偵察，對蘇聯政策的制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科技領域最重要的偵察是獲取有關原子彈的情報。第一份關于美一英簽訂制造原子彈協議的情報，是約翰·克恩克羅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勳爵領導的不列顛科學委員會正在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而當時克恩克羅斯恰好是亨基的私人秘書。1941年夏在“馬烏德”（有關核研究的委員會）委員會呈交的秘密報告中曾較為樂觀預估——到1943年末就會制成以鈾一235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于是，這個問題就被重新提交討論。科學委員會和“馬烏德”委員會承認，關于生產原子彈（這個方案的密碼代號為“圖布一埃洛伊斯”）的問題以前曾同美國有過秘密的合作，現在還需要與之進行更為廣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圖布一埃洛伊斯”咨詢委員會成員。無疑，借助私人秘書這個便利條件，克恩克羅斯同時也將相關情報發給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月，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化學工業人民委員M·F·別爾烏辛在斯大林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情報總局搞到的有關國外原子彈研究的厚厚的資料文件，別爾烏辛建議把材料給物理學家們看看，以便他們先估量出其價值。5月份，年輕的物理學者、空軍中尉F·H·弗廖洛夫寫信給斯大林：“抓緊時間制造原子彈至關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閱美英科技雜志時注意到，有關核裂變的文章以及這一領域學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作出了正確的結論，原子彈研究已進人保密狀態，因為美國正在制造原子彈。聽到這一消息後，斯大林氣憤得不能自已，因為對蘇聯造成核威脅的重大發現竟然不是來自科學院，而是來自一個小小的空軍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發布命令，建立一個隸屬于科學院的原子彈研究實驗室、盡管當時許多蘇聯學者認為，制造原子彈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時間，但在戰爭關鍵時刻，他還是力排眾議通過了這項決定。很明顯，與德國交戰用不著使用原子彈、相反，制造原子彈還要與前線爭奪一部分本來已近枯竭的資源。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戰斗正酣時通過這項決定，考慮的絕對不是衛國戰爭的需要，而是戰後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彈，蘇聯也應擁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即使不完全摧毀法西斯國家，戰爭也會結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就有可能面臨一個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戰後德國。但只有關于盟國研制活動的情報才徹底使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彈的必要性。
克勞斯·福克斯是第一個、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彈研究科技情報的“原子間諜”。毫無疑問，在1942年4月，斯大林讓別爾烏辛以及其他物理學家研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報。福克斯出生于一個被德國報紙稱作“基爾紐狐狸”（“相克斯”的德語意思為“狐狸”）的家庭。因為不僅他們的頭發，他們的政治傾向也都是紅色的。他的父親是基督教新教牧師時代的一個傑出的公誼會（貴格會、教友派）教徒領袖。福克斯1932年21歲在基爾大學時加人德國共產黨，並成了大學生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希特勒上台之後，他以難民身份逃到英國，1933年9月加人德共在英國的地下小組，主要完成各種宣傳任務。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准備博士論文，並于1936年11月通過了論文答辯。在布里斯托爾，他積極參加一個“對蘇文化聯系協會”的偽組織活動，在協會組織的戲劇朗讀表演會上，福克斯扮演了維辛斯基，他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激情與狂熱使自己的導師、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涅德爾·莫特先生大為震驚，因為“怎麼也想不到，這麼一個安靜、謙遜的年青人會以如此冷漠的敵意去譴責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調到愛丁堡大學馬克斯·博恩的試驗室工作，直到1940年5月法國淪陷、“第五縱隊”猖極一時、他和許多“遭到敵視的異族人”被抓起來為止。在馬恩島和加拿大度過七個月後，于年底前他被釋放。1941年5月，德國學者、同為難民的魯道夫·皮爾斯（後來獲騎士稱號．）邀請他到伯明翰大學從事“軍事研究”。皮爾斯回憶道：“在官方允諾之前，我不能告訴他我們從事的是什麼工作，但我解釋說，理論知識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過了一段時間，持懷疑態度的英國安全局認為可以給他從事該工作的權力。于是福克斯開始正式為研制原子彈的“圖布一埃洛伊斯”絕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當“巴巴羅薩”戰役正處于激戰時刻、而且看起來德軍會占領莫斯科時，福克斯以蘇聯間諜身份自願將成果貢獻出來。他來到倫敦，找到德共在英國地下組織的領導尤爾根。庫欽斯基，請求他轉告俄國人，說他了解原子彈制造計劃。庫欽斯基安排他與以駐倫敦蘇聯武官為掩護身份的情報總局軍官西蒙·達維多維奇·克雷默爾見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亞曆山大）。克雷默爾把第一次見面安排在使館里，很顯然他擔心其中有詐。後來他幾次試圖說服福克斯遵守蘇聯偵察的一些常規，但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審訊論克斯的記錄中寫著：
“亞曆山大建議他，為保險起見乘坐出租車並注意甩掉跟膩但（福克斯）認為，這花費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險。他甯願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頭，比如像倫敦地鐵站這樣有自動升降梯和普通樓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與另一個情報總局的接線人見面。這個人叫索尼娜，福克斯恐怕永遠也不會猜到，索尼娘就是尤爾根·庫欽斯基的妹妹。通常他們在伯明翰與牛津大學之間索厄娘的住所見面。索尼姬化名為布魯爾小姐，扮作一名從法西斯德國逃出來的猶太難民。後來福克斯承認他不知道在為蘇聯情報機構哪個部門工作，也不知道這些部門共有多少個。我們可以通過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狹隘的思維。教條式的理想與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結論，他講的是實話。
福克斯提供的情報價值不僅僅在于英國人、美國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術細節。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許閱讀美國原子彈研究的秘密報告。和皮爾斯一起，福克斯根據德國學術雜志材料以及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的報告，對德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成就作出了評價。1942年2月，他們得出結論，德國的情報源“沒有就‘圖布一埃洛伊斯’領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報”。福克斯的有關英一美研究迅速進展的報告，顯然是促使斯大林開始核軍備競賽的決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為“圖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團成員前往美國。臨行前，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與美國的接線人萊蒙德先生聯系。雖然福克斯對此事一無所知；但情報總局不得不將此事彙報給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萊蒙德（加利·戈爾德）是一個三十歲的化學家。出生于瑞士的一個俄羅斯人家庭，三歲時被帶到美國，並從1936年起充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業間諜和聯絡員。福克斯記得，他與萊蒙德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44年1月紐約的東賽特區。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著一個網球，並要去找一個戴著一副手套、手里拿著兩個網球的人。後來，在聯邦調查局的審訊中，戈爾德說他手里當時還拿著一本綠色封皮的書。福克斯說：“萊蒙德的態度在會面時‘充滿敵意’。”戈爾德本人也承認，他當時被福克斯交給他的充滿危險的情報驚呆了。他“十分害怕與有關原子彈的情報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遠遠的，對這連想都不敢想。”
1944年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聖贊不遠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個絕密的原子實驗室。那里工作著十二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並在進行著原子彈的組裝工作。由于英國學者能有機會接觸方案的各個分部研究情況，所以比他們的美國同事能更好地評價核研究。1945年9月，即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後一個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軍官寫道，英國學者對炸彈裝配、爆炸物質、炸彈構造和包括氫彈在內的武器的進一步發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時認為，他們對純技術的東西卻知之甚少。福克斯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報都提供給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但也並不是他提供的所有情報都對蘇聯學者起了幫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竊取的愛德華·捷列爾的早期材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氫彈的蘇聯核物理學家誤人歧途的錯誤情報。
福克斯甚至不懷疑，他並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蘇聯間諜。在他來之前幾天，22歲的共產黨員、美國士兵大衛·格林格拉斯也來到這里。他是個機械師，為生產原子彈准備和提供設備。“我那時年輕又愚笨，毫無經驗他後來說，——但我是個好共產黨員。”在給妻子魯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描繪成“真正的天才”，說他們是忍著“心口的疼痛”無奈地使用武力。“要讓蘇聯強大起來，讓他的人民昌盛起來！”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內弟朱里烏斯·羅森堡（他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紐約間諜小組的成員），他輕易地就答應了向他提供“洛斯一阿拉莫斯”情報的請求。“親愛的！我如果能加人朱烏里斯和他的朋友們（俄國人）夢寐以求的公社，將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1945年1月，格林格拉斯在紐約休假時，把一本劄記和一疊速寫畫交給了羅森堡。而羅森堡把一個盛水果軟糖盒子的一半給了他，並說，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是與他會面的聯絡員。6月份，加利·戈爾德來和福克斯見面時，他也到了格林格拉斯那兒，從他那兒拿走了筆記本並交給他一個裝有500美元的信封。戈爾德的上司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安納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時，他在駐紐約的蘇聯領事館工作。他對格林格拉斯的情報格外滿意，給出的評價是“質量非常高、價值非常大”。9月，格林格拉斯例行來紐約時又給了羅森堡一批資料，並得到了200美元。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來說，他的情報非常重要，因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資料的正確性，二，報告了一些技術細節——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蘇聯情報機構里又出現了兩名在英國一加拿大原子學者小組中工作的新成員。這個小組由設在蒙特利爾的加拿大國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長約翰·科克羅夫特教授領導。第一個被招募的是英國學者阿蘭·南·梅伊，他與唐納德·麥克林是劍橋大學的同學、秘密共產黨員，當1942年開始研究“圖布一埃洛伊斯”方案時，他很快就與情報總局取得了聯系。與菲爾比、布蘭特和其他優秀間諜不同的是，梅伊沒有從危險感和揭開秘密中感受到一絲滿足。“整個這段曆史——他後來承認——給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從事這種工作，是因為我把它看作是對人類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貢獻。”談及自己的活動，他十分贊同厭煩間諜活動的麥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當廁所的看門人——整天臭不可聞，但需要有人來干。”1943年1月，梅伊加人蒙特利爾科克羅夫特的研究小組。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情報總局在提太華的機構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意義。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爾·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線人。1945年上半年，安格洛夫交給他的任務是想方設法搞到鈾的樣品。在這之前，蘇聯的另一個加拿大間諜伊茲賴爾·哈爾別林稱這項任務是“無法完成”的任務。然而梅伊卻成功地搞到了。在轟炸廣島後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給安格洛夫有關原子彈研究的重要資料，它包括投向廣島的原子彈的情況以及兩種鈾樣品——在玻璃試管中的富礦鈾－235和在白金金屬薄片上的鈾－233的渣滓。
駐渥太華情報機構間諜頭子止校尼古拉·紮博京認為，此事至關重要，于是就派其副手、中校莫基諾夫攜樣品前往莫斯科。而安格洛夫給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200元左右加元作為獎賞。
很快，紮博京被授予紅旗勳章和紅星勳章。梅伊也加人情報總局加拿大小組，小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組搜集的其他軍事和科技情報中，還有加拿大王國委員會定性為“最重要情報”的關于雷達的資料。“若不考慮原子彈，恐怕雷達就是發達英語國家此時期在技術領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這個小組還弄到了有關潛艇測位儀、爆炸裝置、火箭燃料和無連接起爆導火管。紮博京的情報網既有政治情報的、也有軍事和科技情報的信息源。在眾多間諜中，賽姆·卡爾（長得像科根，是烏克蘭籍猶太人）和弗雷德·羅澤（長得像羅森堡，出生在波蘭的俄籍猶太人家庭）尤其突出。前者是為紮博京招募和培養間諜的加共組織事務秘書；後者是提供加拿大秘密議會情報的魁北克黨活動積極分子和加拿大議會議員。
1945年9月，伊戈爾·古琴科從渥太華使館出走投奔西方之後，雖然情報總局的間諜網有所收縮，但在加拿大國家安全委員部的間諜機構卻安然無恙。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中，蒙特利爾第二大原子間諜是布魯諾·蓬捷科爾沃，優秀的物理學家、意大利僑民，與內向的阿蘭·南。梅伊不同，蓬捷科爾沃（更以布魯諾或蓬托出名）是個生活腐化、放蕩不羈的人，由于他電影演員的外貌，得了個拉蒙·納瓦羅的綽號。蓬捷科爾沃1913年出生于一個猶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猶太人運動時期離開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問題的英一加學者小組，在後來三年中，有一次他寫信給提太華的蘇聯大使館，要求為蘇聯效力。與南·梅伊情況一樣，信並沒到大使館人的手里。而被其“鄰居”——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駐加間諜機構收到了。剛開始。間諜機構頭子對此沒有給予絲毫注意，只把他當作偽造的信件或反間諜行為。蓬捷科爾沃由于遲遲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體數據親自拿到了大使館。國家安全委員部的頭目卻搞不清這些資料的意義，只好轉交給莫斯科。很快就傳來緊急命令，莫斯科讓他們立即與這位提供資料的學者建立聯系。1949年初，在蓬捷科爾沃未被調人英國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過著雙重生活——既是核物理學家，又是蘇聯間諜。熟知蓬捷科爾沃事情的克格勃軍官曾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蓬捷科爾沃作為核問題的間諜，其工作受到的評價幾乎與福克斯一樣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劍橋“五傑”中的唐納德·麥克林也經常向蘇聯提供—些有關核研究和政治問題的情報。雖然三十年代麥克林是“五傑”中最成功的一個，但在二戰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月，他以三秘的身份來到英國駐巴黎使館，那時他已有交際圓滑、沽名釣譽的壞名聲。一位英國高層外交家說，法國淪陷後，英國駐巴黎大使肯普貝爾“對麥克林突然表現出的磨蹭和在最近關鍵日子中的玩忽職守十分反感。他認為，麥克林是個意志薄弱的人。”麥克林從法國回國之後很快獲得第二秘書的官銜，並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總局工作。總局的權勢並不大，它主要同運輸、供給和經濟戰爭部委打交道。他在局里的同事奧布利·沃爾頓認為他是個“捉摸不定而又孤獨的人”。與美國妻子梅琳達的離異更加深了他的孤獨感。他們雖然在巴黎結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美國，另外，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1940年聖誕節前夕剛出生就夭折，也使麥克林倍感孤獨。
1941年6月，德國人侵蘇聯，實際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們再次意識到了麥克林和其他“五傑”成員的價值。對麥克林的上司安納托利·戈爾斯基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來說，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國人大批到來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國的。主要由波蘭人和法國人組成的盟軍之間的關系。雖然希特勒人侵後，斯大林與波蘭政府簽訂了驅逐西科爾斯基將軍的軍事協議，但蘇聯對波蘭仍持懷疑態度。從麥克林的報告中可看出這種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月，也就是德軍在卡廷森林發現內務人民委員部集體屠殺波蘭軍官地點之後不久，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調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斷絕與西科爾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聯系，稱他是“法西斯分子的幫凶”，並指責了德國人的罪行。麥克林雖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蘭人對此的反應情況，但作為施行大規模屠殺政權的秘密間諜，他並沒有體會到一絲一毫的快感。
1944年春，麥克林無論在英國外交部，還是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都得到了加官進爵。在英國外交部，他被派往駐華盛頓使館，不久便晉升為使館一秘。到位後不長時間，麥克林與同事羅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為英一美制定對意（大利）和約委員會成員。巴克利十分贊賞麥克林，認為“他善于制訂方案並善于解決複雜問題”。另一位與麥克林同時在華盛頓任職的英國外交家羅伯特·賽西爾回憶道：
“對他來說沒有一項任務是複雜的，他精力過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勝任各項工作，尤其是對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懇的同事的工作，他總能應付自如。”
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英美之間進行核合作的領域是一個最危險，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領域，而從1945年初開始，麥克林就在此領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領域擁有深厚的知識理論，1947年2月他被調人英一美一加協調核政策聯合政治委員會。“五傑”的上司、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對麥克林的地位始終是給予應有的承認的，他們把安納托利·戈爾斯基直接派到華盛頓與麥克派一取得聯系就是一個佐證。1944年10月，戈爾斯基取代艾哈邁洛夫，被任命為伊麗莎白·邊特麗的長官，並受命在邊特麗的幫助下監督傑科布·戈洛斯的間諜網。與艾哈邁洛夫一樣戈爾斯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過于“業余化”，安全系數很低。于是他對邊特麗說，“現存制度充滿漏洞，因此十分危險。我們的朋友戈洛斯是一個不十分謹慎的人，我擔心，由于您同他的聯系，會把整個組織置于危險之中。”這樣，邊特麗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給別人，暫且“隱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確信，聯邦調查局“未對她調查”為止。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很仔細地研究過有關邊特麗的情況，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戈爾斯基一直堅持要邊特麗收下酬金並開具收條給他。‘“讓我們結束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這是您的一部分。您現在就收下！如果不收的話，我就會認為您是叛徒！”實際上，在邊特麗收下錢之前，她就已經是“叛徒”了。從1945年11月，她就開始為聯邦調查局工作。成了雙料間諜。雖然她的間諜網早已徹底暴露，但一直受單線領導的麥克林，卻留在聯邦調查局的視野之外。
衛國戰爭期間，除了蘇聯諜報人員有意識、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報機構滲透之外，與此同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也與這些機構中最重要的部門有著官方的聯系。1941年8月，上校（後升為准將）A·希爾（那時化名為德爾）率領英國特別行動機構聯絡小組抵達莫斯科。這次行程被稱為“薩姆使命”。選擇希爾擔負這項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蹺，也是異乎尋常的。據與他在特別行動機構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菲爾比說：“希爾在英國人中一間屬于為數不多的、慣于暗中使絆的那號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樣子，看起來像個不戴王冠的禿頂國王。”就在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爾曾出版過一本詞藻華麗的回憶錄，其中講到了以前他是如何協助破壞布爾什維克制度的。總之，希爾根本不准備與內務人民委員部攜手工作。他剛一到達莫斯科就下令檢查“薩姆使命”會議廳。正如菲爾比所說，“這次檢查表明。的確存在著大量情報流失途徑。”
特別行動機構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極低。1942年2至3月間，奧西波夫讓希爾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行動小組一起深人敵後，以便了解游擊戰術。按照希爾後來的說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幫奧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關游擊戰術的正式報告。但對此需慎重對待，不可全信，因為在此之前他還大言不慚地講過，是他在1918年建立了“布爾什維克反間諜處”飛到過德軍敵後東線幾個地方後，希爾產生了把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派到西線和中東前線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爾和開羅討論特別行動機構與內務人民委員部聯合行動的細節。然後他與空降在比利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一起飛往倫敦。實際上在此之前，希爾的那股促使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方展開積極活動的熱情已有所減退。在准備向比利時空投間諜時他在日記中寫道：“見鬼去吧，我並不很喜歡這玩意兒”。特別行動機構駐倫敦和開羅的參謀部禁止在土耳其領土上開展聯合行動……特別行動機構的檔案稱料證明，當時“只有一小部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在英國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歐洲國家，而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動由于惡劣的天氣和複雜的戰役情況幾經耽擱本內務人民委員部甚至懷疑這其中有英國人的陰謀，感到十分氣憤。特別行動機構曾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過一些有關爆炸裝置的資料，但作為交換，它們並沒有收到太多的回報。戰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倫敦的組織由伊萬·安德烈耶維奇·奇恰耶夫領導，他是在希爾被派任莫斯科後不久來到英國的。除了正常的領導工作之外，奇恰耶夫當時還身兼在英國的各淪陷國流亡聯合政府顧問一職。奇恰耶夫長于交際，身體健人而且對內務人民委員部來說極不尋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同時行使組織聯絡和領導諜報機關的雙重職責。一但隨著蘇聯在英國的間諜網與日俱增以及作用日漸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護身份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維奇·庫金派往倫敦擔任機構領導。庫金長期以來一直沐浴在“五傑”帶來的榮耀的光輝里。現在，在第一總局的榮譽室還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邊是注釋，把庫金稱為40至為年代最優秀的情報人員之一。庫金到任以後，奇恰耶夫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徹底轉向流亡聯合政府工作上來。隨著勝利的即將到來，奇恰耶夫對這些政府施加壓力也隨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報機構領導弗蘭季舍克、莫拉韋奇將軍是如此評論奇恰耶夫的：
“剛開始時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友善的、性格溫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戰役後，似乎每個俄國人的臉上都失去了笑容。隨著戰局的好轉。奇恰耶夫對我們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以前他每天都來我這兒，對我提供的每份情報都表達謝意，可現在他開始批評我們，向我們提要求，甚至威脅我們。”
奇恰耶夫經常對收到的情報大為不滿，他要求直接參與地下活動，並且索要一些莫拉韋奇認為無法弄到的情報。他還開始搜集有關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報，並且搞出了幾份“不可靠者”名單。戰爭結束前，奇恰耶夫開始索要有關英國情報部門活動情況及流亡政府首腦愛德華·別涅什的情報，並逼迫莫拉韋奇與他斷絕關系。
雖然，英國特別行動機構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合作成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頭”（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第一次會見之前，美國戰略情報局（其前身為情報總（一局）頭子多諾萬將軍卻又產生了與蘇聯情報機構廣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聖誕節，多諾萬與美國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與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進行了談判。兩天後多諾萬又同國外局領導菲京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爆破專家奧西波夫見了面。當時的美方會見記錄寫道：“菲京對多諾萬有關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組織和活動情況的敘述聽得非常認真。仔細，然後又就向敵國領土輸送間諜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術細節等提了幾個問題。”“奧西波夫將軍，——記錄中這樣記載，——對塑膠炸藥的潛力十分感興趣。多諾萬將軍應允把戰略情報局戰役工作人員使用的成套小型無線電發射機提供給菲京將軍。”
以這種方式吊起蘇方的胃口之後，多諾萬建議戰略情報局與內務人民委員都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互設代表處。雙方代表處將相互交換情報（多諾萬認為，每一方都有使另一方感興趣的敵軍情報），彼此協調行動，以避免間諜工作的重複，相互通告行動計劃。多諾萬的建議在蘇聯以蘇一美關系中少見的熱情原則上獲准通過。這個建議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為他早就渴望得到戰略情報局在東歐和巴爾干的活動情報、以及戰略情報局所擁有的武器裝備及技術潛力。另外，國外局當時正在犯愁，如何控制伊麗莎白·邊特麗這個不可靠小組的活動。現在問題解決了，菲京完全可以用官方代表處來控制並鞏固華盛頓的間諜機構。而且自身也可以開展一些間諜活動。所以，菲京對多諾萬表示，“他衷心地歡迎他的建議。雖然一些細節尚需由高層討論之後決定，但戰略情報局駐莫斯科代表處的問題可以認為已經解決，情報交換應立即開始。”美國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樣對此事十分贊同。他天真地寫信給羅斯福：
“我們用了兩年時間試圖打人蘇聯情報部門，可一事無成。現在我們第一次打人了蘇聯政府情報部門。如果事態繼續發展下去，我相信，這會為將來與其他部門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開辟道路。”
但華盛頓對此反應冷淡，羅斯福因為害怕選舉會出現什麼不測，于是采納了埃德加·古維爾的意見，堅決反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華盛頓設立代表處。1944年4月，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丁將軍告訴菲京和奧西波夫，互設代表機構的計劃“延期執行”。雖然他們二人極度失望，可還巴望著能通過丁與戰略情報局繼續交換情報。8月份，戰略情報局駐倫敦代表處也與奇恰耶夫開始了情報交換的工作。為了順利開展這項工作，內務人民委員都拿出來了一些材料作為交換，戰略情報局對此也頗感興趣。但由于戰略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大大高于交換所得的情報，因此這個過程實際上只具有單方面的性質。當然了，當菲京對某個問題感興趣的時候，他也時常能夠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報。比如，1944年9月，他就把德軍在波蘭和東歐的攻擊目標布署情況交給了美國。顯然，他希望美國人以此能對這些目標進行轟炸。10月25日，菲京奉蘇聯最高指揮部之命，幫助美國戰略情報局和英國特別行動機構將其代表從保加利亞撤離。命令下達兩天後菲京便報告說，他已使他們安全撤回。作為回報，他向多諾萬索要了戰略情報局在保加利亞，還有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所有被紅軍占領領土上的工作人員名單。此後，在東歐和巴爾干島上所有與戰略情報局工作人員有聯系的人，都出現在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黑名單上。而戰略情報局的軍官們眼巴巴地瞧著，他們的同事——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是如何在被紅軍解放的領土上鎮壓與共產黨做對的反對派人士。
美國戰略情報局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希爾准將，使他面對現實產生了恢複英國特別行動機構與蘇聯保持日常聯系的念頭。1944年4月，特別行動機構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裝備了無線電發射機和武器，並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與鐵托見面。特別行動機構在巴里的代表向倫敦報告：“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們在他身上花費那麼多心血”。6月，奇恰耶夫通告特別行動機構，“由于停在協調一合作領與特別行動機構建立聯系的嘗試宣告失敗”，莫斯科決定召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爾在鐵托總部的代表、准將芋茨羅伊·麥克林卻報告說，情況恰恰相反，在特別行動機構的代表處中大家與克拉索夫斯基關系極為融洽。奧西波夫後來向希爾解釋識或許是因為克拉索夫斯基從未執行過這樣的任務、希爾同意這種觀點並邀請奧西波夫到倫敦討論進一步合作的問題，但奧西波夫再也沒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軍情報的同時，內務人民委員部還對西方輿論實施了“積極行動”。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研究過第一總局秘史之後認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積極行動”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間諜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績。此人在情報部英一美聯絡處任處長，1912年出生于維也納一個奧地利籍猶太人家庭，其父在兩戰期間由于生產第一批自動開啟式滑雪固定裝置而大發橫財。1933年，顯然是在馬雷的慫恿下，斯莫利特作為一個充滿浪漫思想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年輕間諜來到倫敦，當時他以維也納記者作為掩護身份。1934－1935年間，斯莫利特與菲爾比打過交道，他曾想與菲爾比合開一個自己的新聞社，但終究未能付諸實現。
1936年夏，斯莫爾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報》的專欄上發表了系列文章，生動地記述了他到蘇聯北極地帶旅游的情況，為此他在美國聲名大振。1937年，這些文章被彙編成書出版，並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再版了三次。本書雖然不乏非共產主義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內務人民委員部積極行動”的優秀典范。“今天的約羅斯——斯莫爾卡寫道，一一像正在建設中的樓房，他們無法掩蓋工地上那種令人吃驚的肮髒、混亂和臨時拼湊的氛圍。”然而，斯莫爾卡同時也有力地渲染了給人印象頗深的五年計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極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而自豪的蘇聯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開采礦產的熱潮之中，對“燃起世界戰火的想法”毫無興趣。斯莫爾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對以殘忍著稱的勞改營的描述，作者把它寫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會實驗場。對看守與被監禁人的關系斯莫爾卡這樣寫道：“對我來說十分新鮮的是，這些年輕的“行政管理者（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真誠地相信自己在這些壞蛋（被監禁者）那迷途心靈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勞改營的這些受過再教育的強盜們在此建造了一塊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理想主義者的領導下變得如此自由和興盛，就像似此方式產生的澳大利亞一樣。
不管這有多麼荒唐，但斯莫爾卡的杜撰絲毫沒有影響《泰晤士報》和外交部新聞處對他的信任，而且他的專欄還給新聞處留下了一個“他是一個在國際問題上獲得公開好評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月，希特勒德國吞並奧地利之後，斯莫爾卡入了英國國籍，化名為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為．斯莫爾卡－斯莫利特）。幾個月後，他開始在電報交換公司工作，領導重建的對外處。1938年11月；外交部新聞處為他開具了一疊評價甚高的介紹信，使他得以到英國駐布拉格、華沙、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貝爾格萊德、伯爾尼大使館“視察”了一趟。在這些地方，斯莫爾卡總要“盡可能找機會考察……地方新聞事業的狀況，尤其是與那些官方、非官方通訊社“惡毒”宣傳相比，從他的祖國發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體卡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進行“惡毒”宣傳的才能給這次大使館考察籠上一層神秘誘人的色彩。1939年；德國人侵布拉格時他和妻子剛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隱蔽于英國使館。
戰爭開始之後。斯莫利特一直嘗試著打人情報部門；後來他如願以償進人情報部，並憑著與1941年6月當上邱吉爾政府情報部長的年輕、精力充沛施布倫丹·布雷坎的私人關系、開始官運亨通起來。9月，邱吉爾命令布雷坎“提出一個方案，用以對付英國輿論界由于俄國人的抵觸而出現的忘掉共產主義危險的傾向”。在這之後，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為重建的俄國處處長。在這一位置上，他顯示出了“超凡”的領會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爾先前的指示拋置腦後，另一方面卻格外關注邱吉爾6月22日的廣播講話，因為在講話中邱吉爾答應向“俄國和俄國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斯莫利特認為，其首要任務應是：
1．與一切妨礙援蘇政策實施的英國反蘇情緒做斗爭，反對敵人在英一蘇同盟問題上任何分裂民族統一的企圖。
2．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尷尬境地的左翼的過分親蘇宣傳。預防共產黨員挑起攻擊，不使共產黨抓到主動權。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還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職責；“負責處里的全面領導工作，並與英國外交部、蘇聯大使館、政治斗爭局保持聯系。蘇聯大使伊萬·邁斯基在1941年11月寫給布倫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與使館的緊密聯系中，我們使館將給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協助”。使館中斯莫利特的一個最重要的聯系人，就是來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接線人安納托利·戈爾斯基。在戈爾斯基看來，安排與斯莫利特見面要比安排與“五傑”見面簡單得多。雖然英國外交部誰也不曾懷疑斯莫利特會是蘇聯間諜，可他與蘇聯大使館的過往從密還是給外交部帶來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決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報工作中謹慎行事的重要意義。
斯莫利特還成功地說服了對內情報局局長P·X·帕克，讓他提醒外交部，應在涉及蘇聯的言辭中避免談及“白色俄國人和紅色英國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議，使內務人民委員部再喜歡不過人當然，這些詛咒言辭是針對俄國的白匪軍分子的。但那時內務人民委員部甯肯讓那些無成見的英國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產分人來談論蘇聯，這樣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這段話可以反映出蘇聯大使館當時試圖擺脫公開親共小組的願望：
“（使館新聞處）處長要我誠實回答，我是否認為英國的哪個親蘇組織會使陛下處于尷尬境地。我老實回答說，作為國家機關來說，我們只願與蘇聯的官方機構打交道。他馬上說，使館准備與‘今日俄羅斯’協會、‘蘇聯的朋友’等組織以及‘今日俄羅斯’報紙徹底脫離干系。”
斯莫利特還向帕克建議，請蘇聯大使館幫助“從國內派一些經過專門培訓的、能與陛下和蘇聯使館保持嚴格一致的評論員前來英國”。他的這個建議再次贏得了帕克的好評與信任。
斯莫利特組織的對蘇宣傳活動聲勢浩大。1943年2月23日，為慶祝紅軍成立25周年，在阿爾伯特宮舉行了盛大集會，主要政黨的活動家云集于此。教會合唱團演唱了頌歌，約翰·吉爾古德和勞倫斯·奧利維爾（兩人均為英國著名演員、導演——譯者注）先後講話。專門繪制的宣傳畫頌揚著蘇聯人民和他的軍隊。英國國內還在其它一些地方舉辦了展覽，在一些企業還放映了《戰爭中的蘇聯》這部電影，觀眾逾百萬。情報部還安排許多場次“蘇聯問題專題見面會”。僅在1943年9月，就組織了34次與社會各界的見面會；這種專題見面會在企業舉辦了35次，在一些志願協會中召開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組中安排了25次，還在學校學生和犯人中間搞過九次。9月份，BBC電台還為蘇聯特意安排了30分鍾的節目。
英國下院保守黨的一名活動家曾抱怨說：“情報部放映的電影描繪了蘇聯生活的動人畫面，這會促進許多人改變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對許多有關斯大林時期鎮壓的評述施加高壓影響。情報部甚至還說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喬治·奧威爾（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萊爾，英國作家、政論家一一譯者注）的諷刺作品《獸園》。
“為了確定宣傳俄國的對內廣播腳本，斯莫利特與BBC合作得非常緊密。”而內務人民委員部通過“與您關心”這一節目的導演、大名鼎鼎的蓋伊·伯吉斯獲得了對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國人侵後一個月，伯吉斯就散發了“談談俄羅斯”節目方案，其內容包括文學、科學、文化、計劃經濟（“蘇聯是世界上頭一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國家機構體制（“在此領域蘇聯進行了一系列有趣的試驗”）、對外政策（“如果不帶什麼偏見的話，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伯吉斯在BSC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動就是1942年1月他組織的關于東線戰事的廣播座談會。主持這次座談會的不是別人，而是早在1933年就對“五傑”感興趣的蘇聯間諜人員厄恩斯·傑里，他一直在倫敦以從事新聞業作掩護。傑里對聽眾說，紅軍必將勝利，因為他們“為人民，為祖國，為人民政權而戰”。然後傑里還通過廣播節目為蘇聯間諜人員高鳴贊歌，他說：“蘇聯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組織系統，蓋世太保以此類推還應包括英國安全局）在它面前也顯得軟弱無力。”大概所有收聽過傑里廣播講話的蘇聯間諜，誰也不會想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居然能有機會在BSC上炫耀自己的功績，但誰也都會為如此露骨的宣傳而感到忐忑不安。
對內廣播處（現在稱為第四台）主編喬治·巴爾涅斯（後獲騎士榮譽稱號）是伯吉斯的朋友，兩人的交情可從他們在劍橋合住一定時算起。巴爾漢斯不僅支持伯吉斯的這次行動，而他還始終堅定地為自己的工作人員辯護，反對“節目向左偏倚就是投機”的觀點。雖然他也承認，處里的編輯大部分是年輕人，而年輕人，眾所周知，經常會同情進步力量。戈爾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幫助蘇聯實施“積極行動計劃”，而且也經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戰時的一些做法。但無論“積極行動計劃”制定得多麼巧妙，它們所起的作用總比內務人民委員部所預料的要小得多。對英國社會各界大部分人來說，紅軍的勝利是不言而喻的。蘇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死亡人數比英國和美國在整個二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還要多。情報部對內偵察處1943年初的一份報告寫道：
“無論其他戰線上的戰役多麼成功，甚至轟動一時，但絕大多數人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們‘偉大的盟友，內心都同他們連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比俄國人的其他功勳更能引起人們的贊歎’。同以往的贊歎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從未像這次這樣強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卡延森林大批屠殺波蘭軍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劃和領導的、在情報部秘密進行的“積極行動計劃”使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和斯大林專制之間的分歧也不再明顯。但對此行動的意義不能進行過高的評估，因為它與紅軍的勝利和犧牲相比，對英國人的作用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對西方輿論界施加影響的“積極行動計劃”中，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1943年5月共產國際的突然解散。這是一件沒有預料到的、然而卻是十分嚴肅的大事，它在客觀上鞏固了蘇聯在西方作為強國的形象，因為蘇聯從此可以不必忙于通過領導國外共產黨來輸出革命，反而可以鞏固戰時的盟國關系，並把這種關系帶入戰後和平時期。在路透社駐莫斯科記者站的采訪過程中，斯大播林向記者談了共產國際解散的兩條原因：
1．這項舉動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圖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並使他們布爾什維克化”的謠言不攻自破。
2．長期以來，共產主義的敵人一直在對工人運動進行無恥的誹謗，他們叫囂什麼“各國共產黨不是為人民利益而行動，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圖謀不軌。”（現在，這種謊言隨著共產國際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該中止的時候。
斯大林說，蘇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團結“一切進步力量，不論他們的黨派或宗教派別”，並在“平等基礎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聯合”。
與此同時，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瀾，他向BBC和其他大眾媒介、大肆兜售“斯大林時期蘇聯政策已發生巨大變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時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國家用共產國際領導的破壞活動，來保障虛弱的蘇聯的安全，而斯大林時期奉行的政策，則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關系來維護強大的俄羅斯。但隨著二戰的結束，一批另一類型的人已開始逐漸走上了蘇聯的領導崗位，先前那些靠意識形態灌輸和宣傳真陶出來的革命者越來越多地被一些只注重實際結果的管理專家和技術專家所取代。
實際上，雖然在其他國家中一直號召共產黨員多注意國家問題，以便他們能在戰後保持統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將他們從附庸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正當斯大林對“秘密干涉他國內政”的指責憤怒之極、矢口否認之時，內務人民委員都在倫敦和華盛頓的滲透活動卻達到了空前規模。然而，共產國際的解散具有巨大的宣傳效應，連英國議會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議員湯姆·康奈利也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俄國共產主義不再干涉別國內政的具體保證；《紐約先驅論壇報》也得出結論，“共產國際的解散，證明蘇聯已由世界共產主義中心轉變為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純粹的國家了。”
1943年，由于時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蘇聯在西方的形象。這表現在他在劃分戰後世界的談判中，總希望消除盟國對蘇聯企圖擴大在東歐、中歐影響的擔心。實際上，盟國的擔憂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僅就間諜滲透而言，蘇聯情報機關為打入盟國投人的力量，遠比盟國為滲入蘇聯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經常玩弄“惡人先告狀”的伎倆，他們指責西方特務機關，在戰勝德國前很長一段時間就開始了反蘇的“冷戰”。可事實並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蘭召開第一次“三巨頭”會議時，斯大林掌握的情報遠遠多于邱吉爾和羅斯福。另外，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倫敦和華盛頓有許多間諜，而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戰略情報局在莫斯科卻一個間諜也沒有。
自從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裝上了現代竊聽裝置後，就擁有了雖然簡單卻極富成效的竊聽羅斯福及其工作人員在德黑蘭談話的途徑。莫洛托夫說，因有情報說德國有陰謀，所以與蘇、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國官邸就不十分安全。邱吉爾建議羅斯福住進英國使館，但羅斯福總統不願給俄國人懷疑英一美密謀的口實，婉言謝絕了。相反，他卻輕而易舉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請求，搬進了蘇聯大使館。美國內閣委員會秘書處負責軍事事務的伊斯梅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很想知道，在事先為我們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裝了竊聽器。”毫無疑問是裝了。在第一次高級會議期間，美國代表團住在蘇聯的領地，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照顧”。俄國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曉美國人的全部談話內容。因此，可以說，美國人在這次會議上施行的完全是公開外交。
斯大林在談判中的優勢不僅僅局限于此，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羅斯福的顧問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間諜”。但霍普金斯從來不這麼看，他是個美國的愛國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國家推行蘇維埃的制度。對艾哈邁洛夫轉交給他的”來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報，霍普金斯並未加以拒絕。但他一直認為，而且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談話中都曾表示，“因為俄國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應該設法支持它，並付出一切努力與他建立友好關系。’與羅斯福和國會不同的是、霍普金斯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蘇一美關系在戰後的世界格局中將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所以美國應在法西斯被消滅之後，與蘇聯在歐洲的主導地位相妥協。霍普金斯還使羅斯福相信，在邱吉爾失敗之處，他恰恰能夠取得勝利，即與斯大林建立私人關系。在羅斯福的政府中，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的意見從不受人重視，當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樣被邀前往德黑蘭。他後來回憶：“總統希望通過與斯大林建立私人關系的手段來解決一切問題，它既包括與俄國間的，也包括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間的問題。”霍普金斯也相信，考慮到美國軍隊參加了歐洲作戰，而且是美國提供了大量軍事裝備，所以它有權在英一美同盟中充當主要角色。“三巨頭”會議召開之前，他曾對邱吉爾的私人醫生莫蘭勳爵說：“我們當然要參戰了，而且要與俄國人一起參戰。”德黑蘭會議時的美國翻譯搏倫認為，霍普金斯對羅斯福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國際事務顧問都被總統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國外交家羅伯特·邁爾菲對科德爾·赫爾也抱怨說，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什麼。赫爾回答說：“假如能得到從德黑蘭發出的一條消息，他本人也就感謝上帝了。”
邱吉爾後來回憶，只有在德黑蘭他才第一次意識到英國是多麼微不足道：“桌子的一邊坐著伸開雙爪的、碩大的俄國熊，另一邊是——碩大的美國公牛，而在他們中間——是瘦小的、可憐的英國驢……”11月29日，開過第二次會議之後，霍普金斯到英國使館拜見了邱吉爾，並對他說，斯大林和羅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月在法國北部實施“霸王”登陸戰的必要性達成協議，對此持有異議的英方也應表示贊同。自然，邱吉爾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霸王”戰役應在6月6日開始）。英、美對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讓步，是同意把l941年邊界劃分的領土歸還給蘇聯，這就意味著要把蘇聯按法西斯一蘇聯條約非法得來的東波蘭、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比薩拉比亞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國戰敗，波蘭本應在西部從德國得到一些領土賠償，但在倫敦根本就沒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萊奇克率領的波蘭流亡政府商議此事。當斯大林斥責米科萊奇克政府時（“波蘭政府及其朋友曾與德國人合作並屠殺了游擊隊員”），無論是美國總統，還是英國首相，都不願意走出來反對。同樣如此，羅斯福和邱吉爾對卡延森林屠殺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談，他們甯肯保持沉默，也不願使局勢更加激化。所以，波蘭人的死與其解釋為“是對斯大林戰後行為的錯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霍普金斯和羅斯福的說法，而並不是邱吉爾的想法），倒不如說是西方意識到，他們還欠著一直擔負對德作戰重擔的蘇聯的巨債。
斯大林從德黑蘭回國時心境極好、不久，美國大使館就向國內報告說。“蘇聯新聞界對英國和美國的態度上正在發生幾乎是革命性的轉變。整個蘇聯宣傳機器都在稱頌盟國的協調一致；稱頌德黑蘭會議上做出的曆史性決定。”按蘇聯的觀點，西方盟國已經承認蘇聯擁有（據一蘇聯外交家表露）“在鄰國組建友好政府”的權力、正在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認清了“形勢”。1943年12月12日，別涅什總統在莫斯科簽署了對蘇友好互助條約。別涅什非常現實地認為，與斯大林締結友好關系可以保證他在國內掌權的優勢地位。不僅如此，他在莫斯科還向捷克共產黨領導人許諾，“戰爭結束以後，共產黨將是波蘭最大的政黨。”
1945年2月，在黑海雅爾塔舉行的第二次“三巨頭”會議（也是4月份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成了蘇聯的又一重大勝利。因為此時斯大林手中又多了張軍事王牌——紅軍控敘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波羅的海沿岸以及德國的大部分領土，歐洲盟國雖然取得了“諾曼底”登陸的勝利，但還是面臨著強渡萊菌河的問題。斯大林這時在情報上的優勢也相當明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英國外交部有兩名可靠間諜：一名是能夠及時通報會議前英美談判情況的駐華盛頓使館工作人員唐納德·麥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調出BBC進人外交部情報局的蓋伊·伯吉斯。另外，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美國國會的主要情報提供者埃爾捷·希斯也成為雅爾塔代表團的成員。自1944年底，希斯作為特別政治行動處副處長，直接參與了會議准備工作。令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十分滿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響力的加利·霍普金斯。雖然有病在身，但後來又重返政壇成了主要顧問，而且羅斯福對他的好感有增無減。
蘇聯人把美國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亞原沙皇的夏宮里，而把英國代表安排在距夏宮乘車二十分鍾遠的沃龍佐夫宮。兩座官邸內都安裝了竊聽裝置。似乎美國人根本就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試圖（有時也很成功地）以慷慨的待客方式來吸引代表們的注意力。負責接待任務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員謝爾蓋·尼基福羅維奇·科魯格洛夫。他使英國軍事內閣秘書處助約翰·布雷特小姐大為吃驚，因為她從未見過“如此強壯的人——寬肩膀、闊臉龐、四肢粗碩”。會議之前，科魯格洛夫對布雷特小姐說，英國代表團快被列人蘇聯的黑名單中去了。他攤開巨大的雙臂接著說道：“美國人向我們許了許多願，為了實現這些願望，我們盡了一切可能。而英國人什麼也沒有給我們，什麼也沒有。”聽到此話，布雷特小姐趕快用一大堆許願來取悅科魯格洛夫，最終總算安撫住了這位壯漢。
陪父親去雅爾塔的撒拉·邱吉爾，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們在這兒應有盡有，棒極了。”為了准備這次會議，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裝修了房舍，又是栽花又是種草。牆壁上的壁爐中爐火熊熊，地上鋪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漿硬的桌布白得耀眼。管理人員身著燕尾服，打著白色領帶；女傳者穿著黑裙子，系著白圍裙。布雷特小姐說，飯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飯時，她無意中提到了從未吃過的基輔肉餅，沒想到，幾分鍾後侍者就為她端上了一份肉餅，然後帶著滿意的微笑看著她吃得笑逐顏開。當撒拉·邱吉爾提出，把黑魚子醬與檸檬汁摻和著吃會十分可口時，沃龍佐夫宮的溫室里就像變魔術似地出現了掛滿果實的檸檬樹。這樣的情形美國人在利瓦季亞宮也遇到過。在後來舉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頭”會議上，制造這些奇跡的克魯格洛夫將軍被授于騎士稱號。于是他就成了第一個，也是唯—一個獲得英帝國騎士榮譽的克格勃軍官。
在雅爾塔經濟談判中主要涉及戰爭賠款問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美財政部的最高層間諜加利·德克斯特·懷特給蘇聯代表團以巨大幫助。從1942年起，依靠美財政部長摩根泰私人顧問的地位，懷特在制訂美國對于戰後國際財政秩序的政策過程中，起了主導作用。1944年7月，在制訂重建和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草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他與凱內斯議員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月，他當上財政部部長助理。
2月5日開始了關于賠款問題的雅爾塔談判。莫洛托夫向美國提出長期貸款，並要求德國巨額賠償。那時，任外交人民委員助理的邁斯基，呼籲促使德國非工業化，並徹底摧毀它的軍事工業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種類重工業。作為賠償的充公企業，預計價值200億美元，其中一半應歸屬蘇聯。懷特雖未參加雅爾塔會議，可他對蘇聯的提案給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月，摩根泰交給總統兩份呈文（其准備小組是懷特領導的），第一份呈文中建議向蘇俄供100億美元貸款，35年還清，年息2％，以戰略資源作為可能的償還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個聲明，它強調指出：為預防德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必須”徹底消除其化學、冶金和電子工業：
“那些反對削弱德國的人，在俄國和共產主義面前只會膽戰心驚。當今戰爭的一個原因就是20年前產生的‘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鐵幕設想’。美蘇之間的關系是信任還是不信任，完全取決于現政府對德國問題的態度。”
但懷特的方案受到了國會的反對，他們不同意提供100億美元貸款，不同意徹底摧毀德國工業。對此，懷特頗感無奈。但羅斯福與邱吉爾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蘇聯200億美元賠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賠償委員會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動經費”的名義撥給蘇聯。與此同時，懷特也為蘇聯爭取到了美國的秘密資助。1944年，他還通過西爾維馬斯特，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轉交了由國庫印刷的用于德國境內的被占區貨幣樣票。這是一個明顯的暗示，所以拿到樣票以後，蘇聯人就決定索要刻版、顏料、樣本等。准備自己印制貨幣。印刷制版局局長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他認為，“讓俄國政府去印制與我國印制的一模一樣的鈔票，就會把我們的財會核算制度搞成一團糟”。而懷特反對說，俄國人會把這種拒絕看作是懷疑他們誠實的證據，“我們應像信任其他盟國一樣，信任他們。”一周之後，俄國人就收到了鈔票刻版。後來，1953年，議會曾就此問題舉行了聽證會，但得出的結論是：“要想弄清俄國人使用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鈔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國納稅人為了這段曆史付出了幾百萬美元的代價。
政治問題是雅爾塔會議的主要議題，而其中討論時間最長的是波蘭問題。美國外交部常務助理科達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釋形勢一時說：“這將是最主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最終不能就波蘭問題得到合適的解決辦法，那麼我們建立世界組織的長遠計劃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在德黑蘭會議上，邱吉爾和羅斯福不僅同意了由蘇聯人控制波蘭，而且還同意了由他們自己劃定邊界。現在，英美為時已晚地試圖重新審視自己過去的諾言，欲使一切都與“大西洋憲章”原則相符，並要求在德國建立民主，可這一切與斯大林主義的原則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爾當時曾高聲喊道，波蘭應“成為一個自己家園和民族精神的主人。”這就是說需要罷黜由蘇聯人扶植的盧布林臨時傀儡政府，並保證舉行自由選舉。斯大林在此問題上的談判技巧可謂精采絕倫。他先拖延時間，然後故意在一些次要問題上做文章，預先強調它們的重要意義，最後再做出無奈讓步的姿態，實際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國承認其在波蘭的統治地位。科達甘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我從未想到與俄國人打交道如此輕松，尤其是斯大林，簡直大棒了，這是個偉大的人……他在利害關系上與另外兩個老朽領袖截然不同。我們的總統表現出了驚人的軟弱和猶豫不決。”經過斯大林的安撫之後，邱吉爾和羅斯福終于同意體面地解決波蘭問題。盧布林臨時政府非但沒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幾個“民主領袖”又擴大了。戰後的波蘭選舉也不是在盟國的監督下進行脫，而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協助的臨時政府代行其職，作弊行為根本無法避免。
在雅爾塔會議上，人們對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方案的成果仍舊知道的不多。但要想不使用代價極高的常規軍事行動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並使用原子彈正是時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國戰敗前三個月向日本宣戰，就會贏得南薩哈林島和庫貞島，並把中國的滿洲里和外蒙也歸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國的代表在會上也提出一些要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對意見，後來也同意將部分在德國的占領區劃給法國（均從英美占領區中劃撥），並在聯合檢查委員會中留給法國一席之地。在兩次故作猶豫之後，斯大林接受了美國人提出的安理會表決方式，以此來保證聯合國成立的條件。在雅爾塔會議的最後一次會議中，霍普金斯交給羅斯福一份呈文，其開頭一句話是：“俄國人在這次會議上付出了這麼多，我們實在不能再欺騙他們的等待了。”呈文中主要談的是賠款問題，但霍普金斯也談到他對會議的整體看法。從雅爾塔回國途中，霍普金斯內心充滿了樂觀的欣慰和對斯大林天才的贊美之情：
“我們真誠地相信，我們天天為之祈禱並談論了許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終于到來了……俄國人向世界證明，他們考慮問題既明智又富于遠見。無論是總統，還是我們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懷疑，我們能與他們長久地和平共處。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覺得，在我們大家的內心深處都意識到，如果斯大林有什麼不測，我們都無法預見到事態將會發生什麼轉折變化。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個理智的、通情達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樣，但我們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宮內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什麼。”。
與霍普金斯有著同樣愉快心情的人還有埃爾捷·希斯。會後他對國務卿愛德華·斯特了紐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賀（實際上斯特丁紐斯在制定美國雅爾塔會議的政策中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人物）。希斯的仕途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聯合國的活動開辟了廣闊前景。1945年4月，他當選為在舊金山的聯合國“組織會議”臨時秘書長。葛羅米柯當即表示：“為他的誠實的公正我們願向埃爾捷·希斯表達深深的敬意。”當時可能還不能完全了解，而現在春來，蘇聯外長的舉動就不足為奇了。葛羅米柯還曾對斯特丁紐斯說，如果希斯能成為聯合國籌備大會臨時秘書長，並以此而當選為聯合國第一任秘書長，他會十分高興。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緒完成了雅爾塔會議的使命。在最後一次照合影時，他的舉動吸引了一些英國客人，他用英語重複著剛學會的四句話：“但這是您說的？”“那又怎麼樣？”“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和“洗手間在那邊。”斯大林在談判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間諜搞到的情報和使用竊聽裝置。他比邱吉爾和斯特了紐斯更清楚，羅斯福想以什麼條件催促他與日本開戰。而羅斯福卻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領會，斯大林根本不是猶豫，而是急于在德國戰敗後奪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貫的極度猜疑，有時幾乎接近偏執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獲得的情報。有關波蘭問題，實際上在一年前的德黑蘭會議上，“三巨頭”們已經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可這次邱吉爾和羅斯福卻持反對意見，這其中的原因與奧妙一直困惑著斯大林。斯大林不理解英美反對的真正原因是對人權的真正尊重與擔憂，還是去尋找另一種解釋。1952年7月，他使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皮特羅·涅尼相信，“美國紅衣主教斯皮爾曼秘密參加了雅爾塔會議，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羅斯福反對他”。涅尼並不懷疑斯大林的真誠，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梵蒂岡針對斯大林搞的陰謀詭計。實際上，這種假想沒有可靠根據，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考慮到讓“布龍克斯”’民主分子領袖艾德·弗林參加雅爾塔會議的美國代表團不太合乎對宜。美國令其打道回府，就在他離開克里米亞回國途中，他順路在羅馬做了短暫停留。這可能就是斯大林產生懷疑的根據，並把艾德·弗林錯認為是紅衣主教斯皮爾曼。後來，英國外交家D·A·薩伊克斯通過對所謂的“斯皮爾曼”陰謀的了解得出了一個准確的結論，斯大林的世界觀是“洞察力與荒謬驚人結合的產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和冷戰期間使用情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