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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冷戰·斯大林時代
（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中，美國開始被稱為“主要對手”。40年過去了，當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倫敦充當間諜頭目時，這種說法仍在流行。戰前英國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的主要目標，但戰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削弱了，1945年以後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戰期間、英國人和美國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歐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戰事之中，因而俄國情報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小（蘇聯人斷言：從那時起英美就已熱衷于搞冷戰）。戰爭一結束，莫斯科總部就遇到了新問題。說來也怪，英美情報機構的成員大批複員了。1945年9月，杜魯門總統決定整頓美國戰略情報局，這使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失去了大批滲透到“主要對手”內部機密崗位上的諜報人員。1947年中央情報局成立後，蘇聯的情報工作只得從零開始，而且打人中央情報局要比打人戰略情報局難得多。英國戰後也整頓了情報部和特別行動機構，“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們都曾是這兩個機構的高級官員。斯莫利特再次化名為斯莫爾克，回到日內瓦干起他記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複員後恢複了他軍人、共產黨員的身份。後又成為一名編寫黨史的官民。英國大批情報人員複員，使蘇聯失去了在軍情五處的唯—一名間諜和在情報處的兩名間諜。經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批准，安東尼·布蘭特也離開了軍情五處。他戰時的兩位上司，安納托里·戈爾斯基和鮑里斯·克羅托夫（從1944年夏天起）曾在報告中不斷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緊張，疲憊不堪。戰爭結束前夕莫斯科斷定，讓布蘭特在情報五處繼續留任要冒很大的風險。國外處處長菲京，1945年秋在布蘭特的個人檔案中寫道：“該情報人員在戰爭期間承擔了異常艱巨的工作，以致蟬精竭慮，應該讓他休養5—10年。”
1945年10月，布蘭特離開軍情五處，以名畫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藝術界，之後又成為庫爾托德學院的院長（自1947年）。在這種緊張的雙重生活中他卻表現非凡。布蘭特曾對自己的同事羅伯遜上校說過：“向俄國人提供軍情五處人員姓名使我感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讓利奧·朗接手布蘭特的秘密使命。戰爭期間布蘭特是他的上司。但朗從隸屬國防部的軍情十四處調到了英國監督委員會，去了德國，成為主管偵察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蘭特推薦他到五處去任職，但選拔委員會看中了比他略勝一籌的另一個候選人。此後朗便擺脫了這類使命，並表示不願同莫斯科總部建立固定聯系。總部對朗拒絕合作的解釋是：一方面，布蘭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是朗家庭生活的變故。朗娶了一個共產黨員作妻子，這次婚姻後來失敗了。現在他再次結婚並且被家庭所累。在總部斷斷續續交給布蘭特完成的一些任務中，包括2－3次德國之行，目的就是從朗那里取回情報。
像大多數在戰爭中招幕的情報人員一樣，克恩克羅斯也退役了。同菲爾比不同，從1943年他離開布列奇利園；到百老彙大街的情報機構參謀總部工作之後，就沒能同從事機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聯系。情報機構政治偵察的頭目戴維·弗特曼（曾經在二戰最後一年領導過克恩克羅斯）認為，克恩克羅斯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但是克思克羅斯並沒有像布蘭特那樣在蘇聯偵察工作中退居二線。戰後他又回到了財政部並繼續每月向上司鮑利斯·克羅托夫提供情報，“五傑”中的另外兩名，蓋伊·伯吉斯和唐納德·麥克林則曾在另外一個權威機構——白廳一一英國政府中擔任要職。1946年，伯吉斯成為蓋克托·馬克納爾的助手，此人當時是戰後工黨貝戈政府的外交部長。同時，麥克林也恢複了自己作為駐美大使館一名誠實的年輕外交官的清白名聲。雖然如此，蘇聯向英美情報機關的滲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擊。由于戰略情報局的大整頓，總部在華盛頓實際上已沒有身居高位的情報來源，而特別行動機構被撤消、布蘭特離開軍情五處、克恩克羅斯離開情報處，使總部在倫敦也只剩下一名出色的情報人員——金·菲爾比。他也許是“五傑”中最棒的一員，或許也是克格勃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間諜。金·菲爾比是在情報處工作的情報人員中，唯—一名在戰後因工作出色而獲得獎勵的間諜。
除了在英、美情報機構中失去了主要情報人員外，戰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還經曆了兩起在北美發生的間諜叛逃事件，及一次發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圖。1945年10月，伊麗莎白·邊特麗開始向聯邦調查局提供有關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美國行動的情報。她的叛逃，使聯邦調查局第一次仔細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關戰前蘇聯間諜活動的證據。盡管對邊特麗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數情報人員，都沒有收集到足以把他們送上法庭的確鑿證據，但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來說，他們已變得毫無意義。1949年，菲爾比來到了華盛頓，這使得莫斯科總部開始安下心來，因為在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擔心聯邦調查局會搜集到足夠的證據，並對邊特麗小組提起寵大的訴訟。被邊特麗和切姆伯斯出賣的4名主要情報人員中只有涉及埃爾德熱·希斯的案子被受理。他離開美國國務院後，于1947年初成為卡納基基金會主席，1950年，他因被指控犯有偽證罪被判處5年監禁。加利·德克斯特·懷特離開了美國財政部，1945年成為國際基金會主席。他向國會主管監督反美活動的委員會提供佐證之後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髒病突發去世。曾任多諾萬將軍私人助手的敦坎·恰普林·利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則先後移居海外。
同伊麗莎白·邊特麗一樣，1945年9月伊戈爾·古琴科在渥太華的叛逃同樣是對蘇聯情報工作的嚴重打擊。9月5日晚，他曾去過《握太華日報》編輯部和司法部，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動。但第二天沒有任何人出面幫忙，古琴科帶著妻子孩子在鄰居家度過了整個晚上。直到半夜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人破門闖人他的公寓，警方才趕來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麥肯齊·金格對可能發生在自己國家首都的間諜活動，比富蘭克林總統還要掉以輕心。事發之初他簡直不相信會如此。即便最後被說服，他仍為蘇聯在戰爭期間針對自己的盟國搞間諜活動深感驚奇。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邊口述文稿邊想著離這里僅隔幾幢房子的蘇聯大使——那就是陰謀的策源地。大戰期間加拿大竭盡所能幫助俄國人，鞏固加俄友誼，而俄國人竟一直把對我國進行間諜活動作為他們的工作之—……令人震驚的是，這與身居政府、工業部門要職的人之間竟有如此多的聯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蘇軍情報總局間諜網外，古琴科還提供了蘇聯密碼系統的資料、有關埃爾德熱·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懷特間諜活動的補充情報、以及有關阿蘭·南·梅伊的情況，這些情況在1946年把阿蘭送上了法庭。他還對一個化名為埃利的英國情報人員表示懷疑，但這人一直沒被發現。直到1981年，戈爾季耶夫斯基被獲准查閱克格勃有關埃利的個人檔案時才弄清，這人便是列奧·朗。
發生在伊斯坦布爾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英國的行動遭受重大損失，其程度不亞于伊麗莎白。邊特麗的叛變在美國帶來的損失。1945年8月27日，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土耳其活動的二號頭目，以副領事身份為掩護的康斯坦丁·沃爾科夫提出要面見英國副領事佩奇。佩奇沒有答複他。9月4日沃爾科夫登門拜訪，要求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難。這次他的願望實現了，並得到5萬英鎊（相當于1990年的100萬英鎊），作為回報，他供認了在總部國外局英國部工作時曾搜集重要的個人檔案、文件及其他情報。他斷言，二戰期間蘇聯主要間諜中，有兩名在英國外交部，還有7人在英情報機關任職，而且，其中一名在倫敦英國反間諜部門擔任頭目。沃爾科夫堅決要求不要通過無線電、而通過外交信使向倫敦報告他的變節行為，因為早在兩年半以前，倫敦同英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的無線電密碼就被破譯了。
9月19日，菲爾比從伊斯坦布爾來的外交郵件中得知沃爾科夫的所作所為，並為此感到十分驚恐，因為郵件中提到了“反間諜組織中的某個領導”，也許真的言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寫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勢需要刻不容緩采取非常行動。”毫無疑問，“刻不容緩”的行動指的就是同鮑利斯·克羅托夫的會面。這是菲爾比一生經曆的最危險的時刻。因為沃爾科夫的叛逃很可能獲得成功，否則的話，古琴科就不會在兩星期前在渥太華叛逃得手。顯然，沃爾科夫再走運一點就會挖出菲爾比，給這位“五傑”之一以沉重打擊。不幸的是，駐伊斯坦布爾的英國大使正在休假，而臨時代辦先生鄙視間諜活動。沒有把此事通知情報處的地方頭目西里爾·梅奇里，而此人一定會懂得沃爾科夫的重要性並會幫他達到西方。
與菲爾比會面後不久，9月19日，克羅托夫向總部彙報了沃爾科夫的企圖。一天後，土耳其駐蘇領事館就給兩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專家”簽發號護照，兩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月22日，倫敦的蘇聯情報機構決定，沃爾科夫事件必須由菲爾比親自處理。由于路上耽擱，菲爾比到9月26日才抵達伊斯坦布爾。按照後來西方的說法（這是菲爾比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故弄玄虛使西方產生的誤解），“幾星期後沃爾科夫被帶出伊斯坦布爾”。實際上，沃爾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爾比到達兩天前，就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那兩名特務人員用毒藥灌暈後帶上了飛機。
在回憶錄里菲爾比還回憶道：在返回倫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靜自若地打著報告，試圖列舉沃爾科夫叛逃企圖失敗的各種原因，諸如嗜酒，麻痹大意，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人對他的住宅竊聽以及決定臨時變更等。“另一種解釋是有人預先警告過俄國人會反叛——這更是無稽之談，不能寫人報告里。”古琴科叛逃後沒過多久，沃爾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攪得菲爾比心神不定。因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決定在自己的報告中盡量貶低沃爾科夫的作用。當這份報告的副本送到總部後，莫斯科也真的開始不安起來。
菲爾比對沃爾科夫叛逃企圖所做的解釋是，沃爾科夫是個“叛徒”，而他的“叛徒”企圖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及時發現。菲爾比急于低毀沃爾科夫提供的有關蘇聯情報人員打人內部的情報，因為這些情報可能會給他帶來麻煩。菲爾比還不厭其煩地試圖說明沃爾科夫許諾提供的情報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說明了蘇聯近兩年來在破譯英國密碼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對沃爾科夫不能提供詳盡情報表示驚奇。菲爾比貶低沃爾科夫價值的愚蠢想法同後來他在莫斯科寫回憶錄時采用的說法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是菲爾比到情報處之後第一次受到徹底失敗的威脅，他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實那時他根本沒有被懷疑，沃爾科夫事件也沒有威脅到他。直到1951年伯吉斯和麥克林叛逃，專案文件被公諸于世後，他那些對沃爾科夫價值的貶毀之辭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證據。
戰後莫斯科總部在西方開展活動的最大潛在威脅，來自戰爭最後一年密碼的安全性失去保證。1944年，美國戰略情報局從芬蘭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長達1500頁的密碼本。盡管由于羅斯福總統的干預。原件還給了俄國人，但副本還被多諾萬留下了。密碼本本身對西方的破譯人員並無太大意義，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給每封信函加密時，每個詞甚至每個字母均用這個本子中的一個五位數字表示，而且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國外的加密員還要在每組數字中加人從一個“粉紅色筆記本”中任意選出的五位數字。“粉紅色筆記本”在莫斯科還有一個副本。如果按照總部的指示每組數字只用一次的話，那麼破譯該密碼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戰爭最後一年從美、英發回的秘密情報數量龐大，因此情報機構有時也重複使用“粉紅色筆記本”。據說這名違反規定的密碼員後來被槍決了。戰爭快結束時，又發生了兩起違反密碼制度的事件，結果使得1944年聯邦調查局截獲並破譯了幾份由紐約發給莫斯科的情報。伊戈爾·古琴科叛逃後，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及情報總局運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碼專家梅雷迪恩·加德納在破譯蘇聯密碼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加德納曾在美軍的安全事務部工作，該部一年以後改組為武裝力量安全事務部，即1952年成立的國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納是著名的語音學家和密碼專家。據說他在戰爭期間3個月內便掌握了日語，開始和日文電碼密碼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地破譯了戰爭最後一年由莫斯科總部發出及發給總部的幾段密碼。聯邦調查局的羅伯特·蘭波見過他一面後對他的印象是：“他是個少言寡語的高個兒青年人，樣子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個知識分子，他很少談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聯邦調查局從破譯情報中得知的內容。”在其後幾年中，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幾千份密碼文件被破譯，這些文件代號為“維諾納”。有關“維諾納”的秘密及加德納的破譯方法，是1948年美軍安全事務部加密員威廉·威斯巴恩德出賣給蘇聯人的，此人于1946年被蘇聯國家安全部策反。後來他被美國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對他從事間諜活動的指控卻沒有進行審判。因為美軍安全事務部和它的英國同行政府聯絡總部都認為“維諾納”是絕密，即使不公開審理也要冒極大的風險。
莫斯科總部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維諾納”對它的間諜網來說，是一顆具有巨大潛在破壞力的定時炸彈。既然不清楚哪些情報被破譯，炸彈何時何地將被引爆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爾比在1949年成為英情報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員後，解決了一部分問題。梅雷迪恩·加德納後來沮喪地回憶說，菲爾比總站在他背後，吧喀吧喀地吸著煙斗，神情興奮地監視著蘇聯情報的破譯過程。直到1951年6月離開以前，菲爾比利用自己接觸“維諾納”的機會，及時地預先提醒總部，哪個情報人員正面臨危險。
即使是在遙遠的澳大利亞，“維諾納”也給蘇聯情報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1943年在堪培拉設立第一個蘇聯公使館之前，澳大利亞基本上沒有引起蘇聯的興趣。但後來，在謝苗·馬卡羅夫領導下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外處很快滲透到澳大利亞外交部。該外交部成為蘇聯獲取英澳兩國機密文件（包括總參謀部的機密文件）的重要來源。其間有兩名馬卡羅夫的重要情報人員就是因“維諾納”被發現的。
1948年初，軍情五處的一個工作小組來到澳大利亞調查有關蘇聯情報人員滲透的事件。當時由珀西·西里多任組長，成員包括未來的組長羅傑·霍利斯。為了保住情報來源，他們在堪培拉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是從在蘇聯情報部門臥底的英國間諜那兒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個被“挖出”的是吉姆·希爾，根據“維諾納”查明了他的代號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產黨員，律師。在“維諾納”的幫助下調查人員確定了希爾發往俄國的電報編號，這樣就可以證明他有罪。這次的截獲成功也導致了另一名代號為“布爾”的間諜的暴露，他是一名共產黨外交官，吉姆敗露之後他由外交部去了聯合國，之後在布拉格請求政治避難。冷戰期間，蘇聯對澳大利亞內政外交機關的滲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駐外克格勃頭子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證明了這一點，他認為他領導的間諜組織取得的成績微乎其微。
西方情報人員複員，蘇聯間諜叛逃及“維諾納”的成功破譯給蘇聯情報工作帶來了巨大損失，並在兩個相關領域里，使莫斯科總部陷入極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對手”高層滲透間諜。冷戰時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謂“蘇維埃萬歲”，而在大蕭條和二戰期間，這一口號曾鼓舞過成千上萬才華橫溢的美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戰爭後期蘇聯曾成功地向華盛頓下層甚至中層權力機構進行滲透，這目前已為世人所知。那時著名的間諜包括美國國務院的埃爾德熱·希斯，財政部的德斯特，懷特，情報部門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宮的洛奇林·卡里。但後來這些崗位上便後繼乏人了。而且直到現在再沒出現過像加利·霍普金斯那個層次的、雖然不是有意識的但卻給蘇聯情報工作帶來極大益處的“間諜委員”。
1947年7月中央情報局成立在即，美開始廣泛實行更為行之有效的審查措施，這使得大批間諜打人戰略情報局的那種情形一去不返了。從威廉·威斯巴德起，給美情報部門造成重大損失的，已不是那些滲透間諜而是無線電截獲及密碼破譯。招募間諜又由于首批蘇聯派往華盛頓的間諜頭自工作不力而問題重重。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維奇·多爾賓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對工作一竅不通（總部認為這是梅毒後遺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繼任者是格奧爾奪亞曆山德羅維奇·索科洛夫。此人在1947年蘇巴（巴西）關系破裂前是里約熱內盧的間諜頭目，後來被憤怒的人群用臭雞蛋和爛番茄趕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爾賓一樣因為工作不力被召回。
莫斯科總部的另一塊心病則與核武器研究有關。1945年8月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這使蘇聯感到對手已在軍事上占了優勢，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為蘇聯情報部門的首要任務。轟炸廣島之後，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宮召見主管武器裝備的人民委員鮑里斯·利沃維奇·萬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見的還有科學家伊戈爾·瓦西里耶維奇·庫爾恰托夫，他當時領導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對他們說：“同志們，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給我們提供原子武器！你們知道轟炸廣島震動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蘇聯一天沒有核武器，來自西方的巨大危險就隨時有可能危脅蘇聯。”
在這次談話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權由莫洛托夫監督實施。但談話前幾個月庫爾恰托夫給貝利亞寫了張便條，批評莫洛托夫辦事拖拉並請求幫助。便條是手寫的——庫爾恰托夫不敢把這麼機密的東西交給打字員。但他的目的達到了。廣島原子彈爆炸後斯大林把監督方案實施的權力交給了貝利亞。
領導班子的更換很快產生了效果。庫爾恰托夫的助手、伊戈爾·戈洛溫教授回憶說：“貝利亞的領導才能在那時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過人，不開長會，處理問題很果斷。”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項目只用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勞改犯。戈洛溫解釋說；當時科學家們很少考慮到他們正在使用奴隸勞動。他說：“那時我們腦子里只想著盡可能在美國轟炸我們之前搞出我們自己的原子彈。面臨新的原子戰爭的恐懼壓倒了一切。我們的同齡人可以證明這一點。
也確有一些科學家對貝利亞的領導方法持更多的批評態度。偉大的物理學家彼得·卡皮察（後來獲諾貝爾獎），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請求斯大林允許他離開研究工作。他說：“沒錯，指揮棒是在貝利亞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總該由科學家拉，因為小提琴將給整個樂隊定出基調。貝利亞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為指揮不僅是揮揮指揮棒，還要懂音樂。而這正是貝利亞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寫道，貝利亞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國原子彈的構造。卡應察堅持，蘇聯科學家應該研究一種自己的、更為經濟便捷的制彈方法，當然這些建議毫無結果。”
卡皮察抱怨貝利亞總是熱衷于抄襲美國人的方案。1945年俄國人手中已有大量有關廣島、長崎兩枚原子彈的秘密情報，但貝利亞還在得隴望蜀，並由于戰後這方面資料供應的減少而悶悶不樂。同年9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蘭·南·梅伊敗露，導致西方對所有原子彈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為嚴格的保安措施。2月戴維·格林格拉斯被複員，這使總部損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國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一一譯者注）兩名間諜中的一個。另外一個－－克勞斯·福克斯1946年6月調離洛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國哈白埃爾的一個新建原子能基地。盡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作為蘇聯間諜在活動，但作用已不及當年。1946年通過了關于成立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麥克馬洪法案，該法案禁止再向英國提供美國原子能研究的新情報。英國工黨政府失去了美國的原子能研究資料後，決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彈，但英國人在這方面要比俄國多花兩年時間。
盡管頒布了麥克馬洪法案，唐納德·麥克林卻仍享有接觸原子能研究資料的權力，因為禁令並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經公開的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作為英國大使館的正式代表，他負責將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獲准單獨出入美原子能委員會。從1947年夏到離開華盛頓之前，他一共12次去過原子能委員會，有幾次是夜間。根據原子能委員會的損失報告顯示，他可以接觸有關鈾礦需用量的估計數據，和對1948——1952年需用量的預估，盡管後來證實，後一組數據是不准確的。
有關原子武器計劃的重要情報不斷減少，滿足不了貝利亞的胃口，于是他讓庫爾恰托夫通過國家安全部的信使給丹麥物理學家奈爾斯·博爾去信，請他透露一些在美國了解到的，更新更詳盡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爾答複說、美國人不許他接近貝利亞感興趣的那部分資料。
直到蘇聯原子彈首次試驗成功前，斯大林和貝利亞始終擔心，由于間諜們搞不到美國人制造原子彈的重要情報，將導致蘇聯原子彈計劃的夭折。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慮，庫爾恰托夫把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的核材料帶到克里姆林宮斯大林的辦公室，這是一個鍍鎳钚球，直徑大約10厘米。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钚而不是一塊拋過光的鋼鐵？”斯大林問，“它為什麼這麼亮？這層鏡子樣的殼起什麼作用？”
庫爾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鍍鎳是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質，鍍上一層鎳就沒危險了。為了讓您相信這不是塊鋼，您可以讓人摸摸它，它是熱的，如果是鋼該是冰涼的。”
斯大林親自動手摸了摸：“真是熱的，它總是熱的嗎？”
“一直是熱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它內部始終存在著阿爾法裂變，正是這種裂變能使地球升溫。但如果劇烈的鏈式裂變反應開始，那就會發生大威力爆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許試驗第一枚原子彈。貝利亞則直到試驗前最後一分鍾，還擔心蘇聯學者和情報人員尚未掌握原子彈的某些內部秘密、盡管他們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月25日爆炸發生前10分鍾，在哈薩克斯坦的試驗場上，貝利亞還對庫爾恰托夫說；“不可能成功！”但當爆炸發生時，他卻抱住庫爾恰托夫狂吻。這真是核爆炸嗎？貝利亞打電話給一個在美國比基尼島原子彈試驗時的蘇聯目擊者，詢問這次產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給斯大林去了電話，接電話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他告訴貝利亞斯大林已經休息了。貝利亞就站在那里直等著斯大林來接電話。“約瑟夫，一切正常爆炸了，和美國人的一模一樣！”他報告著。”“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了話筒。貝利亞立刻由于有人搶了他的頭功而暴跳如雷，他轉向周圍的人，吼道：“在這兒你們還給我搗鬼！叛徒！我要把你們都揍扁！”
幾乎在蘇聯第一枚原子彈爆炸的同時，梅雷迪·加德納破譯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1944年的一封函電，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蘇聯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間諜克勞斯·福克斯的內容。他曾在哈魯埃爾做過一個科研人員的副手，1950年1月福克斯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1952年4月被判14年監禁。他用幾句話描述了自己為俄國人所做的工作，這些話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動的蘇聯間諜的心態：
“我利用馬克思的哲學把意識分為兩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識中我讓自己結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同朋友在一起時我感到無拘無束非常幸福，我並不擔心暴露身份，因為我知道，一旦危險臨近，意識的另一部分就會自動阻止我行動……那時我覺得自己變成了‘自由的人’，因為我學會了如何運用另一部分。意識使自己不受周圍人事的影響。現在回首往事，我認為把這種狀態稱為精神分裂症，是再正確不過的了。”
福克斯被捕時，另一個原子間諜布魯諾·蓬捷科爾沃也在哈魯埃爾工作。安全部門查明，蓬捷科爾沃確有幾名親屬是共產黨，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參與了間諜活動。1950年美國開始對原子間諜進行大逮捕，莫斯科總部決定冒一次險，把蓬捷科爾沃連同家小一起接回蘇聯，當時選擇了一條經過周密勘察的路線——通過芬蘭入境。蓬捷科爾沃在蘇聯物理學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獲得過兩枚列甯獎章以及大量名目繁多的獎勵。他始終否認曾參加過原子間諜活動。
“維諾納”使福克斯敗露，也構成了對兩名在美國的原子間諜的威脅——朱里烏斯和埃特爾·羅森堡，後來兩人先後被捕。1950年破譯了一份1944年的情報，里面講一名間諜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擔任助手。後又有證據表明這個間諜就是埃特爾·羅森堡的兄弟戴維·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認罪，供出了朱里烏斯和羅森堡。在審訊過程中格林格拉斯談到，羅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領導著一個蘇聯間諜網，不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還有其他科技情報，包括有關衛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國那兩個原子間諜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羅森堡兄弟解絕對能言善辯，有時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辯解說自己與間諜活動無關。1951年4月，他倆被判死刑，這是蘇聯間諜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1953年6月19日，在長達兩年的毫無結果的上訴之後。他倆先後在紐約辛格監獄的電椅上被處死。埃特爾在最後一封給自己律師的信中寫道：“我們是美國法西斯主義的首批犧牲品。愛您的埃特爾。”面對死亡兄弟倆視死如歸。他們的兄弟之情和對自己兩個兒子的愛，使對他們判處死刑者顯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輿論都深信審判有誤。每次接通電流，從行刑室里傳出的肉體燒焦及排泄物的惡臭使得在場的40名記者、獄吏和其他目擊者惡心欲吐。甚至在放電功率達到2000瓦時埃特爾還表現出活著的跡象，只好又兩次接通電源。
羅森堡兄弟宣傳著他們理想主義的信仰，他們認為蘇維埃俄國，確切說是他們神話般想像出的那個國度，是全人類的希望；至今仍鼓舞著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盡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爾和朱里烏斯都是心地真誠而勇敢的蘇聯情報人員，他們認為為自己事業所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守口如瓶、視死如歸。在他們被處死之後，克格勃還采取“積極行動”使人們相信，他倆成了反共勢力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無辜犧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積極行動”。都不及迫害異端的頭目約瑟夫·馬卡爾金議員的所作所為更能說明問題。1950年2月9日，他宣稱自己掌握了205名在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員名單（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對“紅色瘟疫”進行的大征討使全世界開始懷疑，蘇聯情報機關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對手”發動進攻。
對羅森堡兄弟罪行的懷疑還表現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兩岸的法庭上均絕口不提“維諾納”。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來。但即便此時英美兩國還是拒絕公開承認有過“維諾納”。
冷戰初期及由“維諾納”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正值蘇聯情報機構內部一片混亂之時。混亂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宮內部的爭權奪利。此外，1947年美國成立了中央情報局，在華盛頓的國家安全部間碟頭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維奇·多爾賓和蘇聯大使亞曆山大·謝苗諾維奇，分別就中央情報局建立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報告，這些報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細研究過。
正如1947年2月提交國會審議的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那樣，中央情報局的主要任務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來的情報資料。盡管這一目的並未實現，莫洛托夫還是令人信服地證明：軍方和政府兩個偵察機構的合並，使美國人對蘇聯情報系統擁有了巨大優勢。他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把國家安全部的國外局和情報總局合二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議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便是削弱了拉夫連季·貝利亞在安全機構中的影響，因為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貝利亞的心腹阿巴庫莫夫。1947年秋，國家安全部國外局和情報總局合並為一個對外情報組織，即情報委員會。
盡管情報委員會名義上直屬部長會議，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卻使外交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報工作領導權。莫洛托夫極力鞏固對外交部的控制，任命駐幾個大國的大使為合法的間諜總頭目，賦予他們領導軍（前情報總局）政（前國家安全部）偵察的權力。後來叛逃的間諜伊利亞·吉爾科羅夫非常氣惱，提意見說：“改組導致嚴重的混亂，間諜頭目們是職業情報人員，而那些大使們對偵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備一些模糊而膚淺的認識，因此為了避免向這些人彙報自己的工作，情報人員不得不絞盡腦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報工作，首當其沖的是亞曆山大·帕紐什金（1947——1951年蘇聯駐華盛頓大使，他曾積極參與對“主要對手”的秘密戰爭）。格里戈里·多爾賓（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被調離，他的繼任者格奧爾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勝任工作也遭同樣命運。在這一段混亂之後的一年中，帕紐什金得心應手地親自領導了情報工作。新上任的駐華盛頓間諜頭目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弗拉德金（1950～1954）則一直回避同帕紐什金發生沖突，也不願同總部既翻。後來帕紐什金曾主持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總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間，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費多托夫出任情報委員常務副主席，戰爭剛結束此人便接替菲京當上了國外局局長。和菲京一樣，費多托夫在總部享有高級知識分子的聲譽。吉爾科羅夫描述他與眾不同的是從不輕視他人的意見。若有人同他的意見相左，他也不發號施令而是設法說服對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諾克科持相反意見，他認為費多托夫的靈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優柔寡斷，尤里回憶說費多托夫每次做出決斷之前，手頭總是拿著好幾個月的材料。為了整齊劃一，情報委員會極力使情報機構按情報機構的模式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安全部五局的駐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譯工作）同情報總局中的相應機構合並為一個情報委員會第七局，由過去國家安全部五局的頭目阿列克謝·謝科爾金上校掛帥。然而從情報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其內部就顯得不夠穩定，幾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國外局的人主持工作。可想而知，總參謀部不免開始抱怨，軍事偵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夏天，國防部部長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布爾加甯經過與莫洛托夫曠日持久的爭執，終于把領導軍事情報工作的頭目全部退回國外局。阿巴庫莫夫在貝利亞幫助下開始了旨在恢複自己對情報委員會殘局控制的長期斗爭。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顧問處都撤回到國家安全部。俄羅斯移民局和蘇聯海外僑民協會的官員們情形也是如此。與此同時，情報委員會仍然控制著大部分間諜行動及情報破譯工作、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啟用國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對他的信任丟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長及情報委員會主席職位的，是安德烈·維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嚴厲的檢察員。1943年，他是莫洛托夫約第一任副手。維辛斯基自己也承認，他的領導方法就是讓手下人始終處于精神緊張狀態。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回憶說：
“他把助手叫去談話總是以怨氣沖天的責難開始，或者干脆是當面汙辱。甚至同大使、公使們講話也用這種口吻，他認為，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貝利亞。”
早在30年代他就開始狂熱地崇拜貝利亞。葛羅米柯認為，這一點即使是在他同貝利亞通電話時也是顯而易見的。“一聽是貝利亞的聲音，維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起來。談話本身亦值得注意。整個過程他都躬著背，像是奴才見了主子一樣。”維辛斯基在任期間，貝利亞的影響急劇擴大。樣子深沉有時不夠果斷的費多托夫，丟掉了情報委員會常務副主席的職務，僅保住了副主席的職位。他原來的位子被更強硬更果斷的謝爾蓋·羅曼諾維奇·薩夫琴科占據，此人二戰期間曾任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長。好像薩夫琴科對外交部長彙報工作與對貝利亞是有區別的。維辛斯基很少插手情報委員會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後來又來了兩名稍年長一些的外交部領導，先是維科夫·亞曆山德羅維奇·馬立克，然後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跡象表明，他們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並沒有什麼大的建樹。
盡管戰後蘇聯的一部分諜報網被破壞，在莫斯科總部也發生了組織混亂，但在冷戰初期的情報大戰中蘇聯基本上還占有絕對優勢。當時蘇聯保住了在西方的間諜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卻是一無所有。為了建立戰後首批諜報網，英國情報處、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先後把希望寄予通過反斯大林制度的游擊隊打人蘇聯內部。他們企圖穿過北起波羅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國境線進人蘇聯，但都破產了。20年代的“托拉斯”假情報戰曾使西方情報組織落入精心設置的陷價中，這次蘇聯又如法炮制。1953年，尤里·諾先科到國家安全部從事假情報戰的第二總局工作，他首先去了盧比揚卡的肅反委員會總部，那里除了掛有捷爾任斯基的畫像，還陳列大量有關“托拉斯”行動的曆史實物（好像獻給“鐵腕人物費利克斯”的聖餐一樣），擺放著一些無線電及其他設備（打入波羅的海三國、波蘭、烏克蘭及其他的鄰國的情報人員曾用過這些東西）。
加利·卡爾戰後在英國秘密情報機構負責北歐工作。早在戰前他就領導過赫爾辛基的基地，大戰期間又在斯德哥爾摩工作過。他認為波羅的海三國是情報機構進行滲透的最理想對象，因為在那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才剛剛恢複了由于1941年德國人人侵而一度中斷的恐怖統治。對德戰爭結束前不久，加利把無線電設備轉給另外兩名情報人員，他們被移民局派到拉脫維亞，與當地游擊隊員建立聯系。當然，加利事先與移民局達成協議，情報機構將得到所獲情報的一部分。1945年10月15日夜，一艘載著另外4名拉脫維亞情報人員的艦艇駛向庫爾良季亞海岸。他們登岸的第二天，將一部分裝備搬上了岸，但被邊防巡艇發現。幾星期之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便抓到了這些情報人員。二戰期間，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和英國人都利用捕獲的德國人傳遞假情報。亞尼斯·盧卡舍維奇，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拉脫維亞反間諜二處的工作人員，他曾建議使用抓獲的移民間諜做這種假情報游戲，但是在盧卡舍維奇的建議被采納以前，這些情報人員早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人處理了，因為他們被認為不再適合作間諜工作。還有另外一個困難，是他們在沉默良久之後再重操舊業必會引起英國情報部門的懷疑。于是盧卡舍維奇獲准起用的是另一名游擊隊發報員一一奧古斯塔斯·貝格馬尼斯，此人以重獲自由為條件答應合作。1946年，他用英國情報機構的發報機和密碼本開始工作，謊稱自己是拉脫維亞游擊隊員，那幾名情報人員在被捕前把發報機和密碼交給了他。貝格馬尼斯要取得情報機構的信任還需要一段時間，但他的工作已成為一場大規模情報戰的開始，它將擾亂英國情報機構在波羅的海的全部行動。
1946年底，在拉脫維亞還有一次重大失誤。被派到蘇聯的英國間諜里哈德斯·贊德的發報機發生故障。10月，斯德哥爾摩基地建議他同貝格馬尼斯接頭。贊德向同他一起登陸的埃里克斯·一湯姆森斯報告：“會面很順利，真高興，貝格馬尼斯還沒被國家安全部的人控制。”盧卡舍維奇的上司們此時仍害怕如果不逮捕贊德和湯姆森斯，有朝一日英國的間諜網會飛出自己的手心，因此他們未給組織大規模假情報戰以足夠的支持。1947年3月，貝格馬尼斯在盧卡舍維奇口授下通知倫敦：“情況很遭糕，贊德和湯姆森斯被捕。我已隱蔽，但擔心贊德招供。一切活動均已停止，待安全時聯系。”
幾個月之後，盧卡舍維奇又招募了一名拉脫維亞民族主義分子一一維德伏特斯·斯韋茨，以便打人反蘇游擊隊。1948年10月斯韋茨逃到瑞典的哥德蘭島，他說自己是一名拉脫維亞游擊隊員，是一個流亡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是情報處和瑞典人為在波羅的海三國搞情報工作成立的。1949年5月，他同5名真正的英國間諜在立陶宛拉脫維亞交界處登岸，他們很快就被出賣給國家安全部，其中3名被就地槍決。斯韋茨繼續深人拉脫維亞抵抗力量內部，向國家安全部報告抵抗力量和英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系。半年後又有兩名情報機構的間諜潛人拉脫維亞，他們是維托爾德·別爾基斯和安德烈·加爾金斯。他們登岸時並未被發現，于是馬上打亮手電筒與貝格馬尼斯進行聯系。貝格馬尼斯把他們安置在一處國家安全部預先提供的“安全地方”。別爾基斯和加爾金斯說，今後將有大量情報人員到達，同游擊隊領導人建立聯系，他們是第一批。此後每半年便有一批情報人員乘由德國船長指揮的德國舊船來到這里。這些船時速達45海里，以英國監管委員會執行漁業資源保護任務為名進行活動。盧卡舍維奇認為建立假地下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次他的上司沒有像兩年前那樣拒絕他。1949年冬，代號為“馬克西斯”的冒名游擊隊成立，在盧卡舍維奇監督下，由國家安全部的阿爾貝特·本杜利斯率領在庫爾捷姆的森林里進行訓練。5月，別爾基斯和加爾舍斯返回了自己的大本營。幾乎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又策反了另外一名情報處的間諜約納斯·杰克斯尼斯，而盧卡舍維奇發展的間諜亞安·埃爾格里斯則前往倫敦討論未來工作計劃。1950年，又有一支代號為“羅貝爾茨”的假游擊隊與英國情報機構建立了聯系。由于假情報戰，中央情報局在波羅的海的行動也失利了，盡管他們與英國人不同，他們是通過飛機運送間諜。
“馬克西斯”和“羅貝爾茨”兩個行動小組創造的有利條件，並沒有被充分利用。二戰期間，英國情報機構利用“雙十字”策反間諜系統蒙蔽德國人。結果在盟軍登陸的關鍵時刻，希特勒和他的軍事當局卻把自己的部隊調開了。與此相反，莫斯科總部只允許盧卡舍維奇和他的同事們給英國情報機構提供報紙上的陳詞濫調。總部害怕英國情報機構得寸進尺，要求加碼，引起懷疑，因此甚至禁止盧卡舍維奇提供假情報。這種做法自然導致了倫敦方面的失望。“馬克西斯”和“羅貝爾次”兩個小組便仿效“托拉斯”以“我們是斗士，不是間諜”作為答複。
1954年，英國情報機構科學部要求兩支游擊隊提供一條河的水樣，他們懷疑在該河沿岸有一座原子能電站。水樣的放射性指標高得驚人，幾乎和反應堆里含量相近。起初英國情報機構的人考慮如國家安全部組織假情報戰，他們會犯如此嚴重的錯誤嗎？經過冷靜的思考，英國情報機構的人得出結論，事實正是如此。克格勃（國家安全會）的調查表明：失誤並非僅此一處。例如，在取水樣的路上應經過一座軍用機場，而該間諜在自己的報告中卻只字未提。調查還證實，一批潛人克格勃游擊隊的間諜，去了倫敦，後來就向英國情報機構公開了行動的秘密。這一切使克格勃只獲得了宣傳上的勝利。移民間諜（1949一1954年在波羅的海登陸）並未給斯大林統治制度帶來不安定因素。假情報戰的結果沒有被斯大林利用，而克格勃在組織這次行動中卻花費了比同樣遭到失敗的英國情報機構波羅的海計劃更多的資金。
盡管如此，盧卡舍維奇還是因為組織這次行動，而獲得克格勃的將軍軍銜並被調到莫斯科總部。在1988年為西方提供的經大量刪節的個人簡曆中表明，盧卡舍維奇在70年代曾在駐英大使館從事反間諜工作。的確，1972－1980年間，他化名雅科夫·康斯坦丁諾維奇·布卡舍夫充當駐倫敦的間諜頭目。在倫敦8年沒有取得成績，他又被派回立陶宛，在立陶宛教育部的掩護下只履行一個少校職責（領將軍薪金）。1987年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大慶時，他同業已年邁的金·菲爾比一起在電視上露面，並聲明波羅的海三國民族主義者游行是受了英國情報機構的煽動，盡管二人心中都明白這樣一份聲明的實際價值。
在波羅的海三國組織的假情報戰始于1946年，1949年告終，它是蘇聯在其周邊國家一系列類似活動中的第一例。而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波蘭的行動。1947年，國家安全部在波蘭安全部門的幫助下消滅了繼續以“自由與獨立”的名義進行活動的克拉納瓦軍隊。1948年，在蘇聯顧問授意下波蘭安全部門“偽造”了一支“自由與獨立”部隊，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們過去在英國的贊助者，“自由與獨立”部隊仍在活動。從1950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面支持東歐反蘇地下活動，一面為這個新的“自由與獨立”組織空投武器、發報機和金幣。“自由與獨立”的行動同在波羅的海三國一樣也未充分用作假情報戰的目的。有人認為“自由與獨立”曾為了報答中央情報局的支持提供過反映游擊隊佯攻警察局和蘇聯坦克的照片，這是完全錯誤的。波蘭安全部門負責這次行動的官員晚些時候證實。他們提供給中央情報局的材料，無論在倫敦還是在巴黎從華沙公開發行的報紙上照樣可以搞到。美國從事秘密工作的先生們沒從我們手里得到任何情報，哪怕是他們想知道的商品價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應量。盡管如此，中央情報局政策協調部負責這項工作的頭目弗倫克·維茲涅爾確信，“自由與獨立”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嚴重威脅。他甚至得出結論：“自由與獨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紅軍從華沙趕出去”。
“自由與獨立”對美國援助的要求逐漸加碼，最後甚至要求美國派一名將軍組織波蘭的抵抗力量，但這一要求沒有得到答複。1952年12月國家安全部決定公開秘密。在長達兩小時嘲諷性的波蘭廣播節目中報道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自由與獨立”價值100萬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蘭當局手中。“自由與獨立”的那些冒牌領袖們（實際不是波蘭安全部門的人）“供認”，早在兩年前他們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質、其中一個還堅定地說：“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間諜“從國外派來就是為了獵奇冒險，這一群厚顏無恥動爪牙從未想過我們祖國的命運，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他們已經明白不能與人民為敵而要為國家的利益工作，他們決定“不再招募年輕人為美國秘密工作，我們已盡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國人及其移民走狗對波蘭從事破壞活動。”
“戰後波蘭發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幾乎都能發現美國情報工作的蛛絲馬跡，諸如美國參與了梵帝岡反波計劃、插手神職人員中反動勢力的活動、幾十台美國控制電台從未間斷的反動宣傳、美國還啟用刑事犯人。總之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從不放過任何破壞我們祖國的機會。”
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還利用這次行動貶低了中央情報局，波蘭安全部門在一片喧囂聲中消滅了反對派的殘渣余孽，以此證明了同“人民政權”對抗是毫無意義的。
戰後，反對斯大林統治的中心是烏克蘭。1947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顯然誇張地宣布自己擁有10萬人的武裝力量。但到1949年，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開始自己的烏克蘭行動之時，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殲滅。
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對應的有西德的勞動人民聯盟，這是一個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組織。這兩個組織都引起了國家安全部的極大興趣並向其派遣了自己的情報人員。1949年，英國情報機構向烏克蘭空降了首批間諜，試圖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建立聯系，但他們都被國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達的兩個間諜小組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國家安全部還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爾斯霍爾斯特勞動人民聯盟的基地派遣了間諜。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動，這次行動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婦的蘇軍軍官。國家安全部的人跟蹤他到了西德，並以他留在蘇聯境內的家庭的安全威脅他，逼他合作。按照國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入了勞動人民聯盟，並很快成為該組織所屬學校的教官。這個學校專門培養將來派到烏克蘭的間諜，同時他還擔任了美國軍事偵察的顧問。1953年5月莫斯科廣播了處死4名勞動人民聯盟間諜的消息，于是他便被出賣了。國家安全部在烏克蘭的行動與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一樣，沒有形成完全的“雙十字”系統。總部仍不願通過這條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報。
國家安全部在蘇聯周邊國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而這期間金·菲爾比起了別人無法比擬的作用。1947——1949年，作為英國情報機構在土耳其的頭目，他能夠提供越境情報人員的名單，查清他們在蘇聯的關系網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在華盛頓負責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協同行動的工作，這一職務使他能夠同時向上司提供有關美英兩國情報活動的材料。他曾預先通知駐阿爾巴尼亞的國家安全部（情報委員會）人員，1949年英國情報機構將首次在那里登陸，還預先告知了1950年夏的越境滲透計劃，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報局的第一次傘兵登陸。菲爾比參加過許多次美英情報會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爾參加的那次。會議是為了協調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在波羅的海三國的行動。菲爾比回憶說“會議以完全失敗宣告結束，卡爾和他中央情報局的同事們互相指責對方在會議期間扯謊，當然實際情況確實如此。”盡管菲爾比經常引用這種說法，但它只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卡爾退休以後曾問一名參加過會議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對菲爾比的聲明有什麼看法。兩人一致認為會談的氣氛誠摯而友好。菲爾比在回憶錄中有時禁不住流露出對那些被他出賣的間諜表示出幸災樂禍的心理。例如，1951年離開華盛頓之前不久，菲爾比向上司提供了有關3個間諜小組的准確情報，這3個小組本來是英國情報機構馬上要派往烏克蘭去的。菲爾比對此事帶著幾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評論道：“我不知道他們將發生什麼事，但我能夠准確無誤地做出預言。”
蘇聯情報機構通過幾次成功的行動把對手引人迷魂陣。與此同時，盡管蘇聯國外情報網在戰後出現種種問題，但它仍然能從西方獲取數量可觀的情報。“五傑”中的四個（菲爾比、麥克林、伯吉斯、克恩克羅斯）一直積極地工作到1951——1957年。他們在倫敦的上司是鮑利斯·米哈伊洛維奇·克羅托夫，此人精力才智過人，卻僅僅因為是猶太人而未得到適時的升遷。1943——1947年駐倫敦的間諜頭子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維奇·庫金心滿意足地沾著克羅托夫的光，因為他徒有虛名的領導倒使他得到了總部的賞識。在新組建的情報委員會中庫金當了第一總局的領導。他的畫像同其他該局領導人一樣掛在了克格勃第一總局的榮譽室里。畫像下面說明中寫道：庫金是40～50年代傑出的情報官員之一。在這個回顧曆史的場所，您找不到庫金的下任尼古拉·鮑里索維奇·羅金的畫像（化名科羅溫）。他是1947—1952年和1956－1961年的間諜頭目。此人是機關中權勢小人的典型，他對待下屬傲慢專橫，認為他手下的情報人員必須維護他在總部的美好名聲。接替克羅托夫做“五傑’上司的是尤里·伊萬諾維奇·莫金，政治偵察局的官員。他先後于1947—1953年，1955—1958年在倫敦工作。莫金（對“五傑”他的代號是彼得）是克格勃曆史上最出色的間諜頭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當上了安德羅波夫學院一系（政治偵察系）主任，他認為羅金是一個目空一切。裝腔作勢的庸人。
戰後許多年中，伯吉斯、麥克林和菲爾比于不同時期都能夠提供美、英兩國的情報。伯吉斯和麥克林逃回蘇聯以後，美國參謀長聯席委員會1951年所做的損失報告中談到：“在伯吉斯和麥克林叛逃之前，所有關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國原子能研究計劃，美、英兩國戰後歐洲政策的情報都到了俄國人手中……截止1951年5月15日，所有英國的電碼、密碼，（有可能包括美國的）都已被俄國人掌握，不能再用了。”
這里有明顯的誇張成份，因為沒有把加密過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碼實際上考慮在內，這其中只有少部分經過麥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無疑問他們所搞到的價值極高的偵察情報的數量是極大的。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員彼得羅夫兄弟說，據1945——1948年在倫敦擔任蘇聯情報加密員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維奇·基斯利欽的證詞，伯吉斯經常帶來“滿滿幾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館拍照複制後再給他。”1947年前，鮑里斯·克羅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個地方從伯吉斯手里把包取回來，有時他是滿臉灰塵回到使館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欽用無線電傳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過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欽被任命到莫斯科總部一個新的部門，該部門是專門為處理麥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報而組建的，基斯利欽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員、根據上級命令基斯利欽選擇了其中一部分個人檔案和文件。
但是與英蘇還是盟國時相比，伯吉斯和麥克林感到冷戰時期的雙重生活日益艱難。當時喬治·克里一福斯特爾是剛剛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頭，1947年他第一次見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喪面容感到震驚。他胡子拉茬，滿嘴酒氣，以致我想弄清楚，這到底是誰，干什麼工作”。加龍維·里斯認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醉劑癮。
“為了緩解精神緊張現在他一直服用鎮靜劑，但同時又服用興奮劑，因為他不知道鎮靜劑的用量。他總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把袋子吃空為主。”
人們總是向克里一福斯特爾抱怨伯吉斯行為不檢點。弗雷德·沃爾涅爾曾和他一起在外交部國務大臣蓋克托·馬克納爾手下的一個分部工作。有一次蓋克托在索霍的一個夜間俱樂部里撞見伯吉斯滿臉血汙地躺在地板上並把他救了出來。馬克納爾總問“我們可怎麼對付蓋伊？”沃爾涅爾對這個問題早就厭煩了。
但不管怎麼說，伯吉斯還多少保留了一些劍橋讀書時的魁力。1947年底，馬克納爾把他推薦給外交部副部長克里斯托弗·梅赫，他這麼做實際上是為了擺脫伯吉斯。當時梅赫正負責組建一個專門對付蘇聯“心理戰”的情報研究局。梅赫後來自己承認，他當時犯了一個大錯，“我和他談了談，當然他顯示自己有關于共產主義破壞活動的豐富知識，我便高興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來往于英國駐外使館之間，在那里傳遞情報研究局發出的警告，並把它的計劃報告給自己的新上司尤里·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羅托夫任此職務的）。伯吉斯的這些做法使情報研究局的工作變得毫無意義。各使館紛紛報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為，梅赫不得不把他調出情報研究局。此時只剩下很少幾個朋友仍對伯吉斯表示信任，其中包括英國情報機構政治偵察負責人戴維·福特曼。1948年，鐵托與莫斯科鬧翻之後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員就建議列一張共產黨情報工作者的查詢單，據此英國大使就可以在貝爾格萊德得到所需情報。“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興地叫道，通知蓋伊。”伯吉斯同查詢單的建議者一起制訂其具體內容，並把它發往貝爾格萊德。鐵托的答複使莫斯科總部很感興趣，也許福特曼也很高興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遠東局，在那兒干到1950年他調任駐華盛頓大使館二秘為止。在遠東局工作期間，他詳細地向莫斯科報告了英國對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及對1950年6月朝美戰爭爆發前的朝鮮的政策。雖然伯吉斯只是一名中校軍官，他卻始終可以參與研究分析來自聯合偵察委員會、國防部和東京盟國最高指揮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總部的情報。特別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1950年4月關于“蘇聯對中國共產主義政權援助”的分析報告。從該報告可以清楚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兩個月才對該問題進行偵察的。伯吉斯就此寫了一份冗長的調查報告，仍用他慣用的藍色墨水，字體十分工整，令人驚訝。其實這時，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羅陀和摩洛哥的丹敦旅行。加龍維·里斯稱他這兩次旅行為“不體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吉斯不按帳付款，當眾尋找辨認軍情五局和英國情報機構的官員，喝醉酒後在當地的酒吧間時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幾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旅行歸來後竟沒有被解雇。
莫斯科總部得出的結論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這是由于他知道因“維諾納”被破譯可能暴露身份，從而引起精神高度緊張。1949年9月，在菲爾比作為英國情報機構負責協同行動的官員被派往華盛頓前夕，他曾涉入過“維諾納”的工作，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發出過警告。但實際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維諾納”並沒有顯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內容。1949年秋天，他每時每刻都等待著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樣，麥克林在得知來自“維諾納”的危險時也感到心情沉重。而且對他的威脅似乎更近一些。因為接觸“維諾納”之後菲爾比馬上就明白了，在幾封被破譯的密電中被俄國人稱為“荷馬”的情報人員就是麥克林。
35歲的麥克林到開羅赴任後，辦公室顧問兼主任的職務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可為。但他經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敗露的威脅。盡管他工作起來仍像從前那樣輕車熟路，但同時他開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飲酒”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積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發作的情景。1950年5月，兩個朋友狂飲之後沖人在美國使館工作的兩名姑娘的房間，把臥室翻個底兒朝天，撕碎了姑娘的內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憶說：“唐納德摘下一面大鏡子向浴室拋去。令我驚奇而又高興的是浴缸沒有被砸個粉碎，鏡子也完好無損。”幾天之後麥克林被召回倫敦，外交部批准他整個夏天都去休假並找心理醫生治療。醫生緩解了他因過度疲勞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壓抑的同性戀欲望。秋天麥克林恢複正常並被任命為外交部美國司的負責人。盡管晚上還會到俱樂部去縱情狂飲，喝醉酒時還會稱自己是“英國希斯”，但麥克林工作起來還像往常一樣訓練有素、極富效率。
麥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報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開始以後對莫斯科變得極其重要。麥克林在美國司的副手羅伯特·塞西認為：麥克林提供的文件對于幫助中國人和北朝鮮制定在談判中的戰略戰術是無價之寶。”麥克林和伯吉斯不僅提供機密文件，還在其中夾進了自己的反美情緒，這使蘇聯更加擔心美國會把朝鮮沖突變成戰爭。1950年底，麥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還把美國政策稱為是“缺乏遠見的、不靈活的和危險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頭一回對斯大林愚蠢的有關侵略性的分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認為侵略性是美國壟斷資本所固有的。其實真正原因多半在于美國經濟同軍工生產聯系非常密切，而大規模的戰爭有助于避免戰後的蕭條。盡管斯大林的荒唐言論沒有在白廳引起多大反響，1950年美國政策的走向還是引起了英國的不安。12月，杜魯門總統就是否在朝鮮沖突中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作了含糊其辭的答複。“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運用。”艾德禮首相聽到這個聲明，立刻動身飛往華盛頓同杜魯門總統商討使用原子彈及其他同戰爭有關的問題。麥克林為莫金提供了為首相出訪准備的咨詢材料及向內閣提交的有關訪問成果的報告。斯大林近乎病態的疑神疑鬼沒有使他輕視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1950年底，他已經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確信無疑了。
朝鮮戰爭的原因不在于蘇聯的領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鮮。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蘇聯的真正意圖，英美情報機關又不能像情報委員會在倫敦和華盛頓那樣搜集有用情報，導致西方做出錯誤判斷，認為戰爭是蘇聯大規模擴張計劃的一部分。1950年的那個冬天，恐怖情緒進一步擴散，仿佛入侵朝鮮也僅僅是蘇聯進攻德國的一個前奏。1951年2月，英國國防部警告內閣：“戰爭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發。”盡管西方對蘇聯有可能發動進攻的擔心毫無必要，但卻是發自內心的。這種擔心被斯大林解釋為西方試圖掩蓋自己的侵略陰謀。1951年3月，麥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簡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辭向莫金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他滿有把握地寫道：“美國人在遠東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們引向戰爭的深淵。”4月，杜魯門總統召回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曾強烈主張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領土上去。也正是此時他被解職。作為蘇聯情報人員，麥克林的前途也蒙上了一層陰影。
克格勃第一總局認為，麥克林的暴露是“維諾納”被破譯而引起的最嚴重的後果，因為使麥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滲透史中最有價值的間諜小組“五傑”遭到了慘敗。1949年10月，菲爾比以英國情報機構代表的身份前往華盛頓。菲爾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偵察行動，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馬”的人就是麥克林。他在回憶錄中故意這樣寫道，為了“挖出”麥克林需要半年時間，以免英國上流社會因為發現自己圈子里有個叛徒而休克過去。被破譯的“維諾納”開始提到“荷馬”時很含糊，根據這些無法判斷他是不是英國使館工作人員，甚至無法知道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據加羅爾德·麥克米蘭證實，最初被懷疑的人數超過七千，幾乎包括了所有能夠秘密橫越大西洋的人、菲爾比一到華盛頓就得知，“聯邦調查局正在繼續向我們調查有關使館的清潔工和服務人員的狀況”。
用菲爾比自己的話來說，“維諾納”被截獲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明顯，對麥克林的直接威脅是沒有的。他的上司說，根據莫斯科的決定麥克林仍繼續工作，等對方網口收緊時再制定營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網口一直未收。1950年底，懷疑對象減到35人，到1951年4月只剩下10人。菲爾比假裝尋找“荷馬”，並把調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個戰前叛逃者克里維茨基的證詞上，此人在1949年的審問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蘇聯情報人員。這名被“懷疑”的間諜出身名門，曾就讀于伊頓大學和牛津大學（麥克林念的是劍橋大學）。菲爾比寫道：大使館的安全官員鮑勃·麥肯瑟認為間諜就是波爾·戈爾一布特，即外交部未來常務助理，他曾在伊頓和牛津上學。戈爾一布特那時主修古典人文科學，“荷馬”這個代號對他再合適不過，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月中旬“維諾納”又有一部分內容被破譯後，對戈爾一布特的懷疑馬上就解除了，其他問題也迎刃而解。這部分被破譯的內容中提到，1944年“荷馬”曾在一周之中兩次去紐約同自己的上司會面，順便也去看望自己懷孕的妻子。而當時只有麥克林一人這樣做過。
籌劃讓麥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續了幾個星期，因為英方決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維諾納”的內容，這就必須尋找有關他從事間諜活動的其他證據、同上司討論過現實處境之後，菲爾比決定通過伯吉斯提醒麥克林。1950年8月，伯吉斯到華盛頓出任大使館二秘。很顯然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為的最後一次機會了。8個月之後的事實表明機會被錯過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幾乎全部都沒有提前准備）引起了弗吉尼亞州警方、國務院及英國大使館的憤慨，4月他被召回。在“庫茵·梅利”號客輪離開紐約前，伯吉斯和菲爾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國餐廳里共進午餐。銅管樂隊的伴奏聲排除了竊聽的可能，他們討論了麥克林出逃的細節。按照與菲爾比預先商定的計劃，5月7日一回到英國伯吉斯應該通知尤里·莫金，“五傑”在英國期間他是總頭目，也正是莫金負責執行出逃計劃。後來他當克格勃安德羅波夫學院政治偵察系主任時，對他如何組織這次出逃仍津津樂道。戈爾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從未談及那個自高自大的倫敦間諜頭目尼古拉·羅金也參與過此事。
4月中旬麥克林已見不到機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識到他受到了監視。接著電話也被竊聽，他對是否應打電話給莫金猶豫不決。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這時伯吉斯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幫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國以後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兒的人通知他說已決定讓他馬上退休。而他借這次機會交給麥克林一張便條，上面寫著會面的時間和地點，屆時將商議他出逃的計劃。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爾比的一封信，信上說起忘在大使館停車場的汽車。但信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說：“這幾天氣熱起來了、”伯吉斯此時已經在崩潰的邊緣了。菲爾比後來寫道：“他眼看就要瘋了，情況比別人所能料想的還要糟糕。他在英國的仕途給毀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們深深為麥克林擔心，竟誰也沒想到過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會面，並讓布蘭特把自己的擔心轉告他。考慮到伯吉斯的狀況，莫金認為他在審訊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強迫他同麥克林一起出逃。
關于麥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著各種說法。最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5月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長羅伯特·馬禮遜主持一次會議，會議決定28日星期一開始審訊麥克林。廣泛流傳的說法認為，馬上便有一個至今還未被發現的間諜（通常被稱為“第五個間諜”，這種叫法是錯誤的）預先通知了伯吉斯，當晚他就同麥克林一起逃跑了。事實上並不存在所謂25日的會議，也沒有什麼預先警告。馬禮遜是根據手下人的書面證據決定審訊麥克林的，但審訊日期並未確定。伯吉斯的家在肯特郡和薩里郡交界處的一個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夠和失算，軍情五處和警察局的特務組織都沒能對它進行監視而讓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軍情五處拘捕了他，當時所有的證據還不足以給他定罪。因為官方拒絕在法庭上使用“維諾納”，這就意味著除非麥克林自己承認罪行。這種情況在福克斯身上曾經發生過。如果麥克林的精神像後來菲爾比那樣能經受住考驗，他可以否認有罪，但在當時無論是莫金還是莫斯科總部都不能冒這個險。
麥克林通過伯吉斯得到菲爾比的警告。菲爾比通知自己的上司：軍情五處在華盛頓負責協同行動的官員傑弗里·帕特爾松已接到命令，在5月23日前向倫敦報告有關“荷馬”事件偵察進展情況。菲爾比判斷對麥克林的審訊將在5月28日開始。莫金馬上決定執行出逃計劃。24日到法國去的船票已經買好。25日晚（星期五）伯吉斯叫了一輛出租車，開往麥克林那幢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式樣的房子。當時麥克林夫人剛剛為他生日擺好餐桌，夫婦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麥克林剛滿38周歲。伯吉斯稱自己是外交部的羅德澤·斯泰因，他堅持讓麥克林馬上跟他走。麥克林匆匆上樓同兒子們告別後，驚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釋了幾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車。他們匆匆忙忙趕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趕上半夜起航開往法國聖馬洛灣的“法蘭西”號輪船。在法國。國家安全部（情報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為他們提供了偽造的文件，憑著這些文件兩人先到了日內瓦，然後從日內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後，每當尤里·莫金在安德羅波夫學院講到“王傑”時，總會回憶起1951年5月伯吉斯和麥克林的危險處境。而他對布蘭特的回憶卻與此大相徑庭。1945年，克羅托夫在布蘭特身上發現了同伯吉斯一樣精神極度緊張的跡象。在之後的6年中，布蘭特只為國家安全部（情報委員會）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從事科研並在一個皇室成員的家庭的保護下休養，在此期間他完全恢複了精力。盡管在伯吉斯逃回莫斯科後他又曾表現出新的緊張情緒，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時刻表現出的冷靜的職業本能。後來莫金向戈爾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說，領導像布蘭特這樣的間諜是“莫大的榮幸”。伯吉斯和麥克林逃走時，布蘭特卻贏得了過去他在軍情五處時的同事們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後。軍情五處因怕此事聲張出去而對是否馬上搜查他的住宅猶豫不決，布蘭特答應向伯吉斯的同性戀伙伴杰克·希尤特要房門鑰匙。但在把鑰匙交給軍情五處的人之前，布蘭特在房間單獨呆過幾小時，銷毀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戀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雜物中有損他名譽的材料。布蘭特這樣做並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爾比最後那封帶有“天氣變熱了”的警告信。
“五傑”中的第五名成員約翰·克思克羅斯沒有參與出逃的准備工作。從二戰爆發時起他就在國防管理局（物資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財政部工作，而且沒有同其他四人建立聯系。他每個月提供的資料數量之多，一直使克羅托夫和莫金感到震驚。他曾向克羅托夫報告了英國人研制原子彈的意圖，因為他有辦法接近有關軍備預算的材料，包括原子彈研制的預算開支。1947年，克恩克羅斯忙于通過“放射性元素法”，兩年後他又積極參與解決建立“聯合國”的財政問題，並領導一個負責組織工作的下屬委員會。但他乖僻的性格影響了他的升遷。直到1950年37歲時他才獲得一個官銜。1951年由于布蘭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誤結束了他作為蘇聯間諜的生涯。搜查伯吉斯的住宅時，布蘭特忽略了幾張未署名的紙，這是二戰前及二戰初期白廳機密會談記錄。記錄中提到的約翰·科爾維爾爵士後來辨認出，該記錄出自克恩克羅斯之手。軍情五處開始監視他，尾隨他到了同上司接頭的地點，但莫金並沒有出現。在軍情五處的審訊中，克恩克羅斯承認他曾為俄國人提供過機密紀要，但否認自己是間諜。他被財政部解職，在北美干了幾年後，又轉到羅馬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最後在1964年例行調查之前、他供認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為一名積極活動的蘇聯間諜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蘭特漏掉他的會談記錄時就結束了。
1979年，布蘭特的活動已經廣為人知。他承認，曾有人向他施加壓力，建議他同伯吉斯和麥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盡管布蘭特沒有指名道姓），但他拒絕了，他不願離開庫爾塔特今人愉快的學術圈回到斯大林統治的俄國，接受那灰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又過了13年，他終于向軍情五處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即使在那時，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為認罪的交換條件他被免于處罰。
與上述情形不同的是，當伯吉斯和麥克林出逃之後，菲爾比馬上就遭到了同事們的鄙視，雖然並非所有倫敦、華盛頓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間諜行為。對他的蔑視主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關系引起的。伯吉斯在華盛頓期間，曾請求和菲爾比及其妻子住在一起。盡管當時菲爾比懷疑此舉是否理智，但還是邁出了這錯誤的一步。他認為在多年相識之後拒絕伯吉斯會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時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體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月因為那些荒唐事被調回英國時，他也沒想到，伯吉斯會同麥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爾比是從傑弗里·帕特爾松那兒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軍情五處在華盛頓負責協同行動的官員。
“看樣子他很害怕。他小聲說：‘金，鳥兒走了。’我做出驚駭的表情：‘哪只鳥兒？不會是麥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單是他……蓋伊·伯吉斯也跟他跑了。’這回我可真是給嚇住了。”
當天，菲爾比便把為莫斯科複制文件用的照相設備埋到了樹林里。總部為他制定了出逃計劃，但傍晚他決定暫時不著急走，他留了下來，同時放棄了一切活動。
在華盛頓，菲爾比並未完全銷蹤匿跡。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特·貝德爾·史密斯通知英國情報機構，菲爾比不能再繼續履行協調官員的職務。盡管菲爾比被召回英國，但不管在華盛頓，還是在倫敦，他還擁有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國情報機構未來的反間諜頭目詹姆斯·傑蘇斯·恩格頓。此人自認為早已看透菲爾比，即使是在菲爾比離開一年後，他還對中央情報局來倫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馬卡爾格說：“我仍然覺得，菲爾比將成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的領導。”更有甚者，在明了菲爾比確實已叛變後，他還深感震驚。菲爾比和“五傑”的其他間諜給英美情報工作帶來的最長遠的損失是他們迫使恩格頓、彼得·賴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兩岸的情報人員在嵌滿鏡子的房間里團團轉，徒勞地搜尋蘇聯更大規模間諜行動的證據。
菲爾比從華盛頓回來後就離職了，他得到4000英鎊的津貼，其中2000英鎊馬上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鎊也在3年間花光了。菲爾比算計得很對，不把錢“一”次花光，因為今後3年他“有可能在監獄中度過”。1951年12月他被傳喚到軍情五處的總部接受法庭調查。這個法庭實際上是非正式的，而菲爾比在回憶錄中的敘述並不准確。一名英國情報機構的官員曾回憶說：“離開法庭時，每個人對菲爾比有罪都確信不疑。”很多菲爾比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同事也認為他有罪，盡管後來在莫斯科他試圖擺出另一種姿態。但法庭調查做出的結論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調查無法展開。英國情報機構的一群朋友繼續支持菲爾比，在這些人面前，菲爾比是一名麥卡錫主義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無辜犧牲品。
此後，直到1963年出逃。菲爾比除了在貝魯特有一些明顯言過其實的功績外，他作為一名蘇聯間諜的作用大大減弱。“王傑”的黃金時期也隨著伯吉斯和麥克林出逃，克恩克羅斯的敗露和菲爾比被情報處解職而宣告結束。自從30年代“五傑”開始同蘇聯合作，莫斯科總部的大多數情報人員是從西方國家的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中招募來的。而冷戰時期的新一代間諜則並非如此。戰後古琴科、伊麗莎白·邊特麗、切姆伯斯和其他間諜關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產黨人充當間諜的供詞公布于眾後，引起了一系列丑聞。這迫使總部除特別情況外，絕對禁止使用西方共產黨員擔負情報工作。
正是那時，“五傑”的“黃金時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從劍橋招募的間諜卻走向了榮譽的頂峰。阿里斯特·沃特森，過去曾有一個時期擔任過阿波斯托洛夫的秘書；在使布蘭特信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起過重大作用，後又成為伯吉斯“五人組”首批成員之一。在皇家學院讀研究生的6年期間，他的積極性大大降低。二戰初期他以一名臨時科技人員的身份進人海軍部，從事雷達及及設計工作。戰後他的工作顯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為海軍部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開始從事絕密的設計工作，該項目引起克格勃的極大興趣——研究一種借助低頻聲波搜尋潛水艇的方法。有一段時間，沃特森同軍情五處官員彼得·賴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早在他敗露前賴特就厭惡他。“他是一個瘦高單薄的家伙，長著長長的山羊臉。走起路來也很怪，好像總是用腳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認為沃特森是個風趣的人；盡管談起話來有些怪。甚至年屆七0的時候他還能用一連串笑話與朋友聊天：從四維幾何題、對《失樂園》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謎。沃特森當時任海軍部實驗室潛艇設備部的負責人。賴特認為一他從事的是整個國防部最機密、責任最重大的工作”。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樣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傑”一樣，先後是戈爾斯基、克羅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時候，沃爾森同莫金的下任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孔德拉紹夫吵了一架（此人後來當上了彼爾姆國立高爾基大學副校長）。沃爾森對彼得·賴特說：“他過分資產階級化……穿法蘭絨褲子、藍色西裝，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後羅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後莫金第二次同他合作，再往後是尼古拉·普羅科費耶維奇·卡爾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蘇聯在倫敦間諜網中的科技專家。1967年，軍情五處對沃特森進行了調查，並把他調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編寫的第一總局秘史羅列了大量戰後的功績，其中提到了來自英國的科技情報數量增加。除了偵察潛艇設備系統外，蘇聯駐倫敦間諜機構還試圖提供核動力和軍事技術等各方面的情報，包括導航系統。在50年代的科技偵察中最為積極的是列昂尼德·謝爾蓋耶維奇·紮伊采夫，那時他是一名政治偵察官員。後來他主持專門從事科技偵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50年代初，總部成功地實現了對英情報機構的滲透工作。菲爾比被英國情報機構解職後，國家安全部著手招募另一名從事這方面工作的間諜一29歲的喬治·布萊克，他本姓貝哈爾。布萊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給他起名“喬治”，是為了紀念國王格奧爾格五世。二戰期間，布萊克在荷蘭抵抗力量中作戰，戰爭結束時成為一名海軍情報軍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學院學習俄語，然後到英國情報機構工作。英國情報機構似乎沒有完全了解這名新工作人員的全部情況，至少不知道安里·丘里埃爾（這是一名激進的埃及共產黨黨員），曾對布萊克產生過巨大影響。布萊克年輕時常和他見面。1949年布萊克被派到南朝鮮，他以副領事的外交掩護身份在漢城工作。一年後，朝鮮戰爭剛剛開始他就被進軍的北朝鮮軍隊拘留。
莫斯科總部得以招募布萊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人；當時中國“志願軍”已進駐朝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安全部曾建議向中國派遣大批的顧問並在莫斯科對中國情報人員進行培訓。毛澤東接受了這兩項建議。但中國始終注意不使自己的情報官員受到國家安全部的控制。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同東歐人同出一轍。他們極力照搬蘇聯的經驗，熟悉新技術，但拒絕按照蘇聯的規定學習，不使用蘇聯課本，認為這些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像東歐國家一樣，他們不允許蘇聯人參與他們的情報活動。但是中國向蘇聯透露了從朝鮮戰場上得到的美國軍事技術情報，把自己培養間諜的基地提供給國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對付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國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觸到一些抓到的中國、北朝鮮俘虜。這中間包括喬治·布萊克。
招募布萊克的工作大概是從1951年開始的。據第一個審問他的國家安全部官員格里戈里·庫茲米奇說，布萊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對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對英美人侵朝鮮也有些不滿，但他拒絕出賣有關英國情報機構的情報。但1953年春，當他和其他一些戰俘被釋放時，他已完全被策反，成為一名蘇聯間諜。此後10年，他佝蘇聯提供有關英國情報機構行動及人員的情報，就像當初菲爾比那樣滿懷熱情，只是不那麼有效罷了。
冷戰初期蘇聯情報部門有過幾次向歐洲大陸國家的成功滲透，其中總部認為向法國和西德的滲透最有意義。打人法國統治集團是利用了戰後法共的巨大影響力。法共曾連續10多年獲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選票。1947年，聯合政府中的共產黨員部長們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娃和葉夫多基姬。彼得羅娃姐妹指出，國家安全部和情報委員會認為在法國極易開展情報工作。1947——1949年，國家安全部（情報委員會）駐巴黎的間諜頭目是伊萬諾維奇·阿加揚茨，亞美尼亞人，將近40歲，會講法語、英語，愛開玩笑。葉夫多基妞·彼得羅娃回憶說，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風趣的一個。“吸引人，有教養，一個彬彬有禮的……知識分子，一個出色的間諜。”憑著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揚茨1949年得到升遷，被任命為情報委員會第二總局局長，主管整個歐洲包括英國的事務。在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間諜頭目的是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克羅欣，他在法國過得也很愉快。據彼得羅娃姐妹回憶，他臉上帶著微笑、快活，是個對自己的生活知足而樂的人。克羅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這也證明了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揚茨和克羅欣做巴黎間諜頭目時，彼得羅娃姐妹在總部看到了大量（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話）正式文件，但提供這些文件的間諜並沒有暴露，至少沒有他們被捕的消息。冷戰期間，在法國被發現的蘇聯間諜中最重要的是喬治·帕克。他在法國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當時統年輕。才29歲，正滿懷信心地學習意大利語，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亞曆山大、古佐夫斯基將他招為蘇聯間諜（古佐夫斯基當時在戴高樂將軍臨時政府的無線電站負責政治情報工作）。戰後法國“第四共和國”期間帕克隨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擔任過幾個部的辦公室秘書和顧問。像冷戰中很多間諜一樣，帕克與其說是憑意識形態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說是靠一種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這種精神支配著“王傑”’以及更早的蘇聯間諜。帕克渴望在國際關系舞台之外的領域成為主角，既然這個願望已不能公開實現，他就努力平衡蘇聯和美國的力量，他認為兩國都過于強大。帕克講過，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曾向他致謝。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時期是1958年戴高樂重新掌權後，他獲准接觸最重要的國防機密。
德國分裂和東德源源不斷逃往西德的避難大軍使1949年成立的聯邦德國很容易被東方集團打入。莫斯科總部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對外情報部門，1949年，它們作為聯邦情報局（西德）正式加人聯邦辦公廳。滲透工作從1949年開始，在卡爾斯霍爾斯特招募了原黨衛軍大尉，後來成為無業游民的漢斯·克萊門斯。1951年，克萊門斯從對外情報部門得到一份工作後，又把自己當黨衛軍時的朋友海因茨·費爾費推薦到對外情報部門。後者也開始為國家安全部收買間諜，其本人也很快成為一名冷戰時期最成功的間諜。1953年，他宣稱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個以紅軍上校為首的情報網，使同事們感到震驚。這個情報網提供的情報包括一些真實情報和總部加工過的假情報，其中相當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納那里。卡爾斯霍爾斯特繼續幫助費爾費，向他提供東德的會議記要，並使他成為一名東德的間諜。費爾費活動最積極的時期與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認為是德國的菲爾比。像菲爾比在1944年那樣，他成為蘇聯反間諜部門的一個頭目。但他工作的動機更像帕克，他認為自己是個偉大的職業間諜、聯邦情報局的一顆正在升起的新星（而當時他正設法欺騙該組織）。在卡爾斯霍爾斯特充滿了對他的褒譽之聲，似乎使人相信，他的功績甚至超過了里哈德·佐爾格，這更助長了他的傲氣。他曾說：“我希望俄國人把我當成一流的間諜。”
冷戰期間蘇聯情報活動的突出特點是，它們既針對假想的敵人也針對真正的對手。30年代那種搜捕真正的，更多時候是臆想出來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被尋找並消滅那些“所謂的鐵托分子和猶太複國主義陰謀家”的行動所代替，並把冷戰推向了高潮。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同斯大林一樣，他們認為，1949年鐵托脫離莫斯科，是旨在瓦解蘇聯集團的帝國主義陰謀的一部分。7月，斯大林的寵臣日丹諾夫在共產黨情報局的會議上宣布，根據國家安全部已經掌握的證據，鐵托參與了帝國主義間諜組織對人民民主國家的顛覆活動。許多有關鐵托同西方秘密組織有聯系的假想臆造都是為了使他名譽掃地。有一些則是斯大林和莫斯科總部偏執狂的偏見。其實，這兩方面是相互緊密地聯系著的。
在東歐沒被發現的、最大的、參與鐵托帝國主義陰謀的西方間諜頭目是諾埃爾·哈維蘭德·菲爾德，他過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國外交官，人道主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1949年，莫斯科總部“挖”出了他，認為他是美間諜機構的情報人員；負責向各共產黨內部派遣間諜，以便在鐵托和帝國主義者的指揮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菲爾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產黨員，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總部那些善于發現陰謀的理論家產生懷疑。
實際上，1935年還在美國國務院工作時，他就首先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招募為間諜。他提供情報但拒絕提供文件。1936年，他離開華盛頓到日內瓦國際聯盟裁軍秘書處工作。弗洛拉·劉易價為他寫的傳記中說他當時認為：“作為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即便繼續作蘇聯間諜，也不應該出賣任何人。”菲爾德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合作始終是不愉快的。他在日內瓦的第一任上司伊格納季一波列茨基（還有路德維希和賴斯）很快就叛逃了，後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死。菲爾德的下一個聯絡人瓦爾特·克里維茨基次年也出逃了。同賴斯一樣，他也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詬病斥為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菲爾德攜妻子來到莫斯科，試圖重新同內務人民委員部恢複聯系。他倆過去在華盛頓的上司保羅和黑德·麥辛格到他們的房間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打電話要出境護照，並說，如果不給的話他們就要靠菲爾德的幫助去找美國大使館。很顯然內務人民委員部不想再起用菲爾德了。
盡管發生了種種變故，菲爾德對斯大林的天真的信仰並未改變。他常對朋友們說：“斯大林知道該干什麼。”二戰期間，他組織了一個服務委員會的人道主義援助活動，開始在法國，然後在日內瓦。在那里他擔任該服務委員會歐洲分部的主席。在瑞士他幫助了不少從德國和匈牙利逃出來的共產黨員。在此期間，他同美國戰略情報局駐瑞士的頭目阿倫·達拉斯（1953——1961年中央情報局局長）恢複了聯系，這一行動引起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懷疑。10年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時，菲爾德就同達拉斯相識了。在聯合德國共產黨人建立反法西斯地下組織的工作中，他預先得到了達拉斯的支持，但戰略情報局的頭頭們並沒有批准這項建議。
1947年，菲爾德因為同共產黨的接觸和他的尋花問柳而丟掉了在服務委員會里的職務。但菲爾德的行為給總部帶來的憂慮更大。他幾次到東歐，希望找到一份自由記者的工作或做一名大學教師，這些使人懷疑他在為西方情報機構工作。在南斯拉夫同蘇聯關系破裂之後，這種懷疑進一步加劇。二戰期間，菲爾德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緊密合作並促使達拉斯開始支持鐵托的游擊隊。1944－1945年期間，他又幫助匈牙利工作。1948年駐日內瓦的情報委員會間諜機構搞到一封菲爾德戰爭末期寫給達拉斯的信件副本。雖然信上只字未提搞情報的事，但總部那些揭露“陰謀”的專家們仍從中讀出了他蓄謀從事間諜活動。
還必須找到那些菲爾德在東歐的同謀。1948年，匈牙利共產黨第一書記馬加什·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並告知，擔任內務部長的、黨內最知名的領導人拉斯洛·萊克已被懷疑。即使在斯大林時期，有關“萊克陰謀”的史料中，也不無遺憾地認為他確實“一表人才”“女人們認為他很有魁力，男人們也為他的個性所折服”。盡管萊克是個忠誠的斯大林主義者，但他是五名黨的高層領導人中唯一在戰爭期間沒有在莫斯科接受內務人民委員部庇護的一個。他參加了西班牙內戰，法國淪陷後他在那里的集中營中呆了3年。1941年他回到匈牙利，成為地下中央委員會書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44年10月蓋世太保逮捕了他，在集中營關押了6個月之後，1945年5月回布達佩斯。不幸的是萊克從戰爭時起就欠了菲爾德的情，菲爾德曾幫他從集中營跑出來返回匈牙利。總部的那班人馬上把此事當作菲爾德陰謀向匈共搞間諜滲透的證據。這一點由于萊克和南斯拉夫的聯系更被確信無疑。早在鐵托同莫斯科關系破裂之前吉拉斯就提供證據說，萊克同他的同事——南斯拉夫內務部長蘭科維奇建立過“異常密切的聯系”。
1948年夏天，拉科西在莫斯科接到指示之後回到匈牙利，召集除萊克以外的黨內頭面人物，他當場宣布：有“證據”表明萊克正在協助美國情報機關工作。卡達爾（1956－1988年，匈共中央第一書記）也到會並被告知，由于萊克已被嚴重懷疑（盡管還未被最終證實），他已不能再擔任內務部長職務，不能再繼續領導匈牙利情報機構的工作。卡達爾被臨時任命為內務部長，萊克成為外交部長。針對萊克和其他一些匈牙利情報機構的“陰謀家”的問題，專門成立了一個特別秘密機構，由加博爾·彼得和他的兩個貼身助手埃內·休奇上校和朱拉·德奇上校負責。當然主動權仍在國家安全部手中，東南歐事務的總顧問費奧多爾·別爾金派遣兩名將軍一一個利哈喬夫和馬卡羅夫到布達佩斯，監督逮捕和公開審判的准備工作。當時國家安全委員部顧問組的人數增加到40人。1949年5月在匈牙利情報機構的要求下，菲爾德被派到布拉格一所大學執教。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因德爾日赫·韋肖雷。不太相信國家安全部臆造的有關菲爾德從事陰謀活動的說辭，並在開始時拒絕了匈牙利情報機構逮捕他的要求。于是別爾金開始干涉此事。後來韋肖雷承認，哥特瓦爾德總統曾對他講：“如果別爾金將軍……認為有必要，那就按他們的意見辦吧。”5月11日菲爾德在布拉格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布達佩斯接受國家安全委員部和匈牙利情報機構的聯合審訊。5月17日彼得召集匈牙利情報機構全體領導會議，宣布破獲一起重大陰謀，陰謀的策劃者是西方特務機構和“帝國主義的走狗”約瑟普·鐵托。此後兩星期他們想穩住萊克。5月29日拉科西邀請萊克夫婦共進早餐。第二天萊克就被捕了。6月11日，卡達爾作為主管匈牙利情報機構的部長，在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作了報告。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確有一些人不相信萊克有罪，但大多數是簡直被嚇癱了。”用卡達爾的話說，這次會議是黨中央第一書記拉科西籌備的。
匈牙利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和蘇聯國家安全部派來的顧問們一起審訊了萊克。東南歐事務總顧問別爾金始終監視著審訊過程。據被認為是萊克同謀的貝拉·薩斯回憶：“每到俄國人對匈牙利人講話時，後者總是要卑躬屈膝滿臉堆笑。這些（國家安全部的）長官們最平淡無奇的笑話也會引得他們哄堂大笑。”審訊中別爾金一支接一支地吸他那裝在皮煙盒里的美國“古金”香煙。他一直很惱火。當薩斯沒能證明萊克有罪時，他跳起來，瘋狂地把手里的紙夾于甩了出去，從我眼前抓起煙盒，足有一分半鍾用俄語大叫：“這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聚會，要挑釁這兒不是地方！”
雖然別爾金和國家安全部來的顧問們經常下命令拷打受訊者，但打手總是匈牙利情報機構的人。其中一名主要行刑者弗拉基米爾·法爾卡什後來證實，他只不過是執行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匈牙利情報機構負責人加博爾·彼得抱怨說。毆打和審訊並未使萊克認罪。卡達爾後來對他說；“甚至霍爾蒂分子也不能讓萊克屈服，拷打對他不起作用，于是他們不再使用武力了。”對萊克來說家庭所受的威脅對他更起作用。但似乎最終使他就范的還是斯大林主義那種對黨的責任感。卡達爾到監獄看望他、求他為黨再效一次力，承認有罪以便在法庭上可證明鐵托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卡達爾說，全政治局的人都知道他是無辜的，但請他為黨的事業犧牲自己。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他被判了死刑。卡達爾答應，他的家人將用新名字在蘇聯生活。卡達爾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次談話被錄在磁帶上了。拉科西為了報複卡達爾，在1956年卡達爾下台前不久，讓中央委員會成員聽了這盤錄音。
對萊克和他那些臆造出來的“同謀”的公審于1949年9月在布達佩斯人民法院舉行，這次公審實際上是一次有關巨大陰謀的傳說的佐證，這個傳說涉及到鐵托同西方情報機關顛覆活動相勾結的問題。作配角的還有共產黨干部管理局局長季博爾·索尼，他是萊克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重要一環”；拉紮爾·布蘭科夫，曾任南情報協調官員，他使萊克和鐵托“建立了聯系”；還有德埃爾德·帕爾菲中將，在審訊中他承認自己曾企圖策動軍事政變。原告在總結發言時指出：
“這次審判具有國際意義……在被告席上坐的不僅是萊克和他的同謀，同他們一起的還有他們的外國主子一貝爾格萊德和華盛頓的帝國主義陰謀家……這里宣讀過的證據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同希特勒作戰期間，美國情報機關還在准備同社會主義和民主，力量做斗爭。在蘭科維奇背後還有菲爾德和達拉斯……鐵托和他的黨羽在匈牙利策劃的陰謀本應由萊克間諜集團實現，不能認為這一陰謀與美帝國主義的全球計劃無關。”
萊克和其他4人被判絞刑。國家安全部的顧問們和匈牙利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證據都是為了導演一幕政治說教劇而炮制出來的。國家安全部的人確實指示過匈牙利情報機構，同被告一起排演法庭的審訊活動，似便一切聽起來都更逼真。但是，大多數國家安全部的人對鐵托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陰謀深信不疑，並且利甩一切可能來揭露他們的“罪行”。曾目睹對萊克實施絞刑的瓦列里·亞曆山德羅維奇一科羅托夫來自國家安全部，作為該案顧問也曾出庭，他後來同戈爾季耶夫斯基一起在第一總局第一局工作，曾對後者談起，從政治角度看，法庭審判是必不可少的。他一直記憶猶新的是行刑前萊克喊的一句話：“共產主義萬歲！”
對所謂陰謀的參與者的調查一直持續到斯大林去世。接替萊克擔任內務部長的卡達爾也受到懷疑，1950年被革職，1951年被捕受審。雖然他死里逃生，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後得到平反，但他的下一任澤列特在得知自己也將受到“清洗”時，卻親手殺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然後開槍自殺。1952年匈牙利安全機構副主席埃內·休奇訪問莫斯科，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講到“清洗”已經失去控制，嚴重威脅著共產黨本身。在返回布達佩斯途中他即被捕，國家安全部調查小組和匈牙利安全機構對他進行了聯合審訊並宣布他為間諜。
國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些破壞活動，這些活動當然是鐵托和西方情報機關在“友好盟國”甚至西方共產黨中組織的。對萊克審判夜後，在布拉格又組織了一次重要的審判。還在審判萊克之前的布達佩斯會晤時，別爾金和拉科西就同時給卡列爾·施瓦布施加壓力（此人當時是捷克斯洛伐克內務部副部長兼安全機構負責人），要他盡快逮捕並審判犯人。一周後，哥特瓦爾德總統和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請求蘇聯國家安全部派幾名有經驗的顧問來主持審問。不久里哈喬夫和馬卡羅夫從布達佩斯來到布拉格。接著便開始瘋狂搜捕“捷克斯洛伐克的萊克”的行動（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調查委員會的說法）。里哈喬夫和馬卡羅夫指責捷克安全機構對待階級敵人軟弱無力、猶豫不決。于是，斯蘭斯基便宣布成立一個獨立于內務部的安全部門，“專門負責調查反黨行為和政治奸細”。開始時給人的印象是，似乎1950年3月被撤下來的外交部長斯洛瓦金·弗拉基米爾·克列門季斯，最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萊克”。春天又開始對其他的“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分子”進行漫罵（他們中有未來黨的領導人、國家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似乎馬上就要舉行公審、1950年夏天，里哈喬夫和馬卡羅夫讓位給新上任的以弗爾基特·博亞爾斯基為首的國家安全部顧問們。此時政擊的對象已不再是鐵托主義，而是猶太複國主義，猶太複國主義被視為西方破壞分子的主要武器。
對猶太人的迫害被反對猶太複國主義的旗號所掩蓋，也反映出蘇聯領導人對以色列態度的變化。1947年聯合國研究了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猶太人國家的計劃，蘇聯投了贊成票。安德烈·葛羅米柯在聯合國會上發言時說：“這一決議滿足了猶太民族的合理要求，幾十萬猶太人至今仍沒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園。”莫斯科把建立猶太人民族國家，看成是蘇聯和波蘭的進步猶太人在中東給英帝國主義的重重一擊。而阿拉伯人對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回擊則被認為是反動封建統治者阻撓進步新國家建立的垂死反抗。蘇聯在外交上的支持，以及通過捷克斯洛伐克以道義名義送給猶太複國主義者的武器，對以色列國的最終建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48年蘇聯率先承認以色列為合法國家。克里姆林宮指望猶太複國主義者會因為這種迅速支持和紅軍在打垮希特勒時所起的決定作用而感恩戴德。蘇聯領導層希望以色列成為中東地區反帝革命的領頭人，並幫助蘇聯在地中海地區站穩腳根。波蘭統一工人黨則聲明“自己是以蘇聯為首的世界革命陣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7年底，情報委員會遠中東問題管理局的負責人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奧特拉先科上校召集會議宣布，斯大林親自指示情報委員會保證蘇以聯盟的穩定。蘇聯借以色列的猶太移民為在一定程度上向以、美及其他西方國家派駐間諜提供了巨大可能。情報委員會間諜局局長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科羅特科夫（人們都稱做‘薩沙”，身材魁偉，娶了一個猶太人做妻子）負責選拔和培訓猶太移民，然後作為蘇聯情報人員送往以色列。他的主要助手弗拉基米爾·韋爾基波羅赫中校更是以“瓦羅佳大叔”而聞名，1948年，他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部情報委員會駐以色列的首任主席。後來他和科羅特科夫一起受到獎勵，並因在以色列的諜報工作中有重要建樹而被提升為將軍。
1950年，猶太人的過分行為促使蘇聯對以色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這就是俄國猶太人在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問題上表現出了太大的熱情。1948年10月4日是猶太新年，戈爾達。梅爾和在莫斯科的以色列其他外交代表去了莫斯科猶太教堂，當時圍觀的猶太人達3萬之眾。
戰時為動員猶太力量投人反法西斯斗爭而成立的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接到指示，命令他們只能回答“不，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蘇聯猶太人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社會主義國籍。”而現在，猶太人卻在聚眾鬧獨立。很自然，集會很快被驅散。據赫魯曉夫講，米霍埃爾斯被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擠到了卡車輪下，當場身亡。1948－1949年的那個冬天，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猶太國家劇院被關閉。猶太語作家幾乎全部被捕……甚至莫洛托夫的夫人熱姆丘任娜也被捕並于1949年被流放。據赫魯曉夫說，在就是否將莫洛托夫的妻子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表決中，莫洛托夫投了棄權票，斯大林為此大發雷霆。莫洛托夫雖保留了政治委員的名義，但不再擔任外交部長職務。
約有一年左右，蘇聯雖在國內對猶太複國主義進行非難，在國際舞台上仍給了以色列很大支持。但當蘇聯意識到，以色列不斷鞏固同西方的關系，尤其是同美國的關系，克里姆林宮就轉而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力量。從那時起猶太複國主義就被公開看作是帝國主義陰謀詭計的一部分，是企圖借居住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猶太人之手摧毀社會主義陣營。對猶太複國主義威脅的深信不疑，暴露了斯大林內心潛在的反猶太主義，而且他一直未能把這種意識深埋心底。雖然在自己的書面、口頭講話中一直回避反猶太的言論，而在自己的獻媚者面前，則譏笑猶太人的言語方式等等。據赫魯曉夫回憶：一次國家安全部的代表和一些黨的領導向斯大林彙報了飛機制造廠工人的不滿情緒，斯大林對他說：“應該給工廠的先進工人發根大棒，好讓他們下班後去收拾這些猶太佬！”新的反猶太主義的政策的實行，給莫斯科總部也帶來了不少困難。奧特拉先科上校在會見情報委員會遠東和中東局的官員時稱，猶太複國主義同帝國主義是一致的，有些官員很不理解怎麼能把這兩個概念並列在一起。據克格勃的叛逃者伊利姬·吉爾克韋洛夫說，他們很快就明白了：“顯而易見，又有一個表示什麼‘主義’的新詞出現了，但它與馬列主義是完全不同的。總之，它屬于托洛茨基主義那一類。我們都知道事情不妙。”
國家安全部在境處對猶太複國主義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部高級顧問弗拉基米爾·博亞爾斯基1950年夏天經過捷共允許，開始放手調查“猶太複國陰謀”。他說：“我們的主要敵人是國際猶太複國主義，他們控制著一個高水平的間諜網。”博亞爾斯基迫害猶太人活動的第一個重要犧牲品。是布爾諾地區黨委第一書記奧托·什林格，猶太人，1950年10月被捕。1950年冬，繼續有大量黨員被捕。1951年2月在搏亞爾斯基支持下。反猶人物安德烈·克佩爾克被任命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負責人，專門負責調查顛覆國家的敵人，並馬上組建了針對猶太複國主義的一個部門。克佩爾克常對自己的同事說，他見到長鷹鉤鼻子的人就馬上用鉛筆記下或干脆關押起來。
博亞爾斯基堅持認為，對付猶太複國主義陰謀需要一個比什林格更強硬的人。1951年，捷共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又成了博亞爾斯基的靶子，被指控為陰謀活動的主謀，而事實上此人是堅定的斯大林的信徒。據博古米爾·多貝克中校說，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領導人博亞爾斯基和蘇聯國家安全部的顧問們再三強調“猶太複國主義”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影響，他們舉出洛克菲勒、洛克希德和其他一些人，並把這些名字同受猶太人迷惑的斯蘭斯基的行動聯系在一起。1951年6月，多貝克和他的助手就猶太人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間諜、顛覆活動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其中把斯蘭斯基和貝德日赫·格明德稱為主謀，後者當時是捷共書記處主管國際事務的領導。這份報告經過博亞爾斯基和國家安全部顧問們的修改後被送交哥特瓦爾德總統和安全部部長拉季斯拉夫·科普爾日夫審閱。
但斯大林認為報告還不能有力地在反猶太複國主義公開審判中發揮作用。7月20日，斯大林在給哥特瓦爾德的信中指出，到此時為止收集到的證據遠遠不足以給斯蘭斯基和格明德定罪，並且命令調回博亞爾斯基。在4天後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補充說，“要由一名更強硬更有經驗的人”接替他，而且根據國家安全部的報告必須免去斯蘭斯基黨的總書記的職務。
斯大林親自干預斯蘭斯基的事，反映了他對猶太複國主義危脅的杞人憂天情緒日益加劇，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國家安全部部長阿巴庫莫夫也越來越不信任。1951年秋，阿巴庫莫夫被投人鐵窗。莫斯科市黨委書記赫魯曉夫親自跑到軍官俱樂部解釋逮捕原因。他說明了兩條理由：其一是貪汙腐化。阿巴庫莫夫為了個人享樂與許多私人妓院有牽連，他還指示從國外購買奢侈品，因此名聲極壞。其二是因為他沒能及時發現“列甯格勒陰謀”，該陰謀涉及到幾個安德烈·日丹諾夫的部下。日丹諾夫當時已因犯有未被確認的“重大叛國罪”被處死（阿巴庫莫夫最終于1954年，即斯大林死後一年被定罪處決。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給那些已經“承認”有罪的列甯格勒事件鵪參加者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斯大林撤掉阿巴庫莫夫的主要目的大概是限制貝利亞在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影響。國家安全部的新部長是謝苗·傑尼索維奇。伊格納季耶夫，他的發跡也是在情報委員會。他曾是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與阿巴庫莫夫不同的是，他絲毫不依靠貝利亞，他甚至還“清洗”了貝利亞的家鄉梅格列利亞。
在伊格納季耶夫的具體領導和斯大林的指揮下國家安全部開始了蘇聯偵察史上所謂的反猶太時期。1951年10月初，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別夏斯諾夫來到布拉格，作為國家安全部首席顧問取代了失寵的博亞爾斯基。這回斯大林似乎對已掌握了公開審判猶太複國主義陰謀所必需的材料表示滿意，10月11日，派政治局頗有影響的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攜自己的私人信件會見哥特瓦爾德總統，信中要求立即逮捕斯蘭斯基。當哥特瓦爾德猶豫不決時，米高揚便從蘇聯大使館給莫斯科去了電話，然後通知哥特瓦爾德說總書記同志堅持自己的要求。哥特瓦爾德讓步了。10月24日斯蘭斯基被捕。
對斯蘭斯基和他的“同謀”的審訊，是在別夏斯諾夫和他的兩個助手葉西科夫和加爾金的監視下進行的。逼供所必需的嚴刑拷打則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門的人執行。公開審理的准備工作持續了一年，其間國家安全部前後派出3名顧問前往布拉格監督工作。他們是格羅莫夫，莫羅佐夫和切爾諾夫。對魯道夫·斯蘭斯基從事顛覆國家活動的訴訟于1952年10月20日開始。在宣布開庭的講話結束後，檢查官宣讀了14名罪犯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黨的高級官員。包括斯蘭斯基在內的11人被證明有“猶太血統”，還有兩人被證明為捷克人，l人為斯拉夫人。最初國家安全部的顧問們建議用“猶太族”或干脆用“猶太人”的說法，但遭到哥特瓦爾德總統和捷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們的反對，所以最後同意用“猶太血統”這個較含糊的字眼。盡管如此，“猶太血統”的說法在斯大林式的公開審判中也屬首次使用。30年代沒有人在法庭上提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其他一些遭鎮壓者的猶太族身份。在布達佩斯對萊克的訴訟中，7名被告中的3人的猶太血統也只字未提。在對斯蘭斯基的審理中，猶太教育成了他“背信棄義”的原因。精心培訓的證人在法庭上反複說：
“這些叛徒的共同點，就是他們所受的都是資產階級的猶太教育。即使在加入捷共並成為黨的高層領導之後，他們仍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以謀取私利為目的。他們企圖推翻我們黨的集體領導、顛覆人民民主制度。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同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聯系。”
14名被告中有11名，包括斯蘭斯基，被判死刑，另外3人被判終身監禁。在捷共內部“猶太複國主義陰謀”被粉碎之後，緊接著便在蘇聯及其盟國內展開了反猶運動。莫斯科總部對猶太複國主義陰謀的神經性恐懼甚至導致了對自己一些猶太血統的最成功的間諜的懷疑。他們中有斯穆爾卡（斯穆萊特），二次大戰中他曾是英國情報部俄國分部的負責人，在對斯蘭斯基的審理中他也遭到了怪誕的指控，把他說成“帝國主義間諜”。總部甚至制定了一個計劃（但是沒有實現），把他從奧地利（斯穆爾卡當時住在那里，患有早期大面積血管硬化）劫回到莫斯科，讓他說明為什麼在戰爭期間招募當時的蘇聯駐英大使、猶太人伊萬·邁斯基為英國情報工作效力。
1952年，對猶太人的清洗登峰造極，其中又以莫斯科總部為最甚。時至1953年春，國家安全部中的全部猶太人均被趕走（除了少數所謂的“隱性猶太人”，他們只有很少的猶太血統），並在這些人的護照的“民族”一欄打上了一個“猶太人”的標記。國家安全部對猶太複國主義進攻的高峰是所謂的“醫生陰謀”。1952年底，克里姆林宮一位年輕的女醫生利季姬·季莫修克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信中指責自己的大多數猶太同事蓄謀縮短蘇聯領導人的生命，使用不正確的治療方法。她本人因發現了這個並不存在的陰謀而被授予列甯勳章。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開始了反對“惡魔殺人犯”的攻勢：“他們打著科學的幌子，披著光榮崇高的醫生和學者的外衣作案。”報紙報道說，這些惡魔是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通過“賣身求榮的資產階級猶太民族主義組織”進行活動。《真理報》指責安全機構沒有及時發現陰謀的苗頭。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氣急敗壞地對伊格納季耶夫大喊大叫，大發淫威，命令把這群醫生用鐵鏈鎖起來，剁成肉醬、碾成粉末。”斯大林把審理這些醫生的權利交給了伊格納季耶夫手下一個最殘酷的副手留明。赫魯曉夫後來寫道：“絲毫不足為奇，幾乎所有醫生都承認了強加給他們的罪名。”
留明查出的另一個陰謀家就是組織審理萊克一案的國家安全部將軍別爾金。斯大林親自給拉科西打電話，通知他別爾金對招募匈牙利安全部門領導人加博爾·彼得為英國和猶太複國主義者工作的罪行供認不諱。逮捕彼得後不久，匈牙利安全部門很快也在匈牙利發現一起臆造的醫生陰謀，和蘇聯的那次如出一轍。
共產黨情報局和共產黨的刊物都把斯蘭斯基的案件和“醫生陰謀”說成是一條線索中的兩個事件，是英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狗腿子為發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而進行謀殺活動的證據。
斯大林晚年似乎有意掀起一個殘暴鎮壓的高潮。1952年第19屆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有36人組成的主席團代替了過去的10人政治局。赫魯曉夫擔心這只是“搞掉老政治局所有成員”計劃的一個步驟。無法信任周圍人也給斯大林本人帶來煩惱。赫魯曉夫有一次聽到斯大林對自己嘟啦：“完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連自己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斯大林關押了領導秘書處25年的亞曆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一次，丘吉爾的譯員曾這樣描述此人：“身高有5英尺，寬肩、駝背，大腦袋上長著一個碩大的下巴，長長的鷹鉤鼻子和一雙猛禽的眼睛）。逮捕的借口是他把秘密文件的內容傳了出去。不久斯大林又下令逮捕了他的私人保縹——國家安全部的將軍尼古拉·弗拉西克，此人任職時間和波斯克列貝舍夫一樣長。當斯大林的治療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承認參與了未遂陰謀之後，只要有醫生靠近，斯大林就感到恐懼。即便是打人其他國家政府內部的蘇聯間諜取得了成績他都害怕。晚年他還害怕西方間諜機關會在莫斯科搞出更大的名堂。他懷疑伏羅希洛夫元帥是英國間諜，懷疑莫洛托夫正在為中央情報局效力。
有材料表明，1952年冬貝利亞開始明白斯大林要收拾他。一位蘇聯現代史學家寫道：“這是由于在領袖晚年生病期間無法掩飾的仇恨所致。”1953年3月1日至2日，斯大林病情急劇惡化，貝利亞馬上開始計劃如何奪權。仍在斯大林巨大影響之下的赫魯曉夫認為，他的表現“簡直讓人無法忍受”。“斯大林臉上剛剛表現出一些生氣，似乎他正在恢複知覺，貝利亞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來。但當斯大林再次暈過去閉上雙眼後，貝利亞便趕緊站起身惡狠狠地啐一口唾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貝利亞簡直樂不可支。“直說吧，斯大林的尸骨還未人殮，這家伙已經開始布置新居了，”——赫魯曉夫埋怨說。僅在24小時之內貝利亞就將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後擴建為自己一人領導下的新內務部。他撤換了伊格納季耶夫，逮捕了留明。與此同時把阿庫古莫夫從牢里釋放出來，在新的國家安全機構的關鍵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
貝利亞同另外兩個有望繼承斯大林寶座的人選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商定，結束反猶調查。4月4日《真理報》發表文章指責某些前內務部的離間者挑起民族糾紛，破壞由國際主義思想團結起來的蘇聯人民的內部統一。2月，被捕的全部醫生都被宣布無罪，而那些追查者則被追究責任。被國家安全部的人擠到卡車下喪命的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主席米霍埃爾斯死後得到平反並追認他為“著名的蘇聯演員”。幾十萬人從勞動改造營釋放出來，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猶太妻子熱姆丘任娜。
盡管斯大林晚年發動的反猶太人運動已經平息，但關于存在猶太複國主義陰謀的想法並沒有銷聲匿跡。國家內務部和後來的克格勃都未重新起用那些50年代初曾受到懲罰的猶太官員，任用猶太血統的工作人員一直被禁止。在戈爾季耶夫斯基任職期間；猶太複國主義在蘇聯始終被當作．“破壞活動”的主要工具之一；1982年7月，戈爾季耶夫斯基接到去倫敦的任命不久，克格勃駐外間諜機關便收到了一份“1982－1986年期間反對猶太複國主義工作計劃”。計劃中仍可看出，所謂國際猶太複國主義者完全有可能對蘇聯集團組織的“破壞活動”依舊不斷引起莫斯科的恐慌。駐倫敦的間諜機構每年制定政治偵察和反間諜方針時，都要考慮到反猶太複國主義行動並提交來年的行動計劃。戈爾季耶夫斯基明白，克格勃駐西方各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希臘和塞浦路斯的間諜機構，其反猶太人組織的活動比在英國具有更大的意義。戈爾季耶夫斯基的同事們，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養、頭腦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關于猶太人受西方資本主義控制的種種陰謀理論。反猶太人的偏執思想在斯大林晚年進一步滋長，國家安全部的行動帶來了無可挽回的失誤，並一直“蔓延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