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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斯大林之後的冷戰時期
（1953——1963）
政治局委員們滿面愁容地站在安放著斯大林遺體的靈樞旁，他們中的不少人此時就開始擔心，貝利亞會利用國家安全工作領導人的巨大權力謀取領袖的寶座。但他們心里都明白，每個人都有一頂大帽子在貝利亞手中捏著，所以大家都猶豫不決，不敢反對他。每個政治局委員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貝利亞已給他們建立了一份足以使他們身敗名裂的個人檔案。
貝利亞很快鞏固了自己在內外安全事務中的權力。他任命內務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諾維奇·里亞斯諾伊中將為國外局局長。此人對情報工作毫無經驗。拿叛逃人員彼得·傑里亞賓的話說，“如果不向貝利亞征求意見，他就寸步難行”。在貝利亞執意要求下，里亞斯諾伊把大部分國外間諜召回總部開會。為此他倆曾受到指責，因為同時把所有間諜召到莫斯科無異于讓他們在眾人面前“亮相”。貝利亞還命令大規模改組東德內務部的間諜網。據當時在國外處德奧部工作的傑里亞賓估計，大約有800名在東德內務部的情報人員被召回。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爆發了自發性起義，這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內首次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嚴重挑戰。為了鎮壓此次起義，兩個蘇聯坦克師被調往東德。起義中21名示威者死亡。在莫斯科總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都把未能將起義鎮壓在萌芽之中歸咎于東德內務部改組引起的混亂。據傑里亞賓講，德奧部的人認為貝利亞任命的卡爾斯霍斯特負責人法傑伊金將軍明顯不稱職。
貝利亞一得知發生在東柏林的起義就飛往出事地點展開調查。但他身在柏林卻一直關注著莫斯科自己的對手。當他得知主席團會議將不在預定時間召開時，馬上打電話給主席團秘書處要求解釋。盡管他被告知議事日程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均不需要他親自到會，他還是立即飛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團會議上貝利亞對東德形勢做了恬不知恥卻又十分精確的估計。未來的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作為列席人員參加了會議，他認為貝利亞“講起話來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氣”
“民主德國？它是什麼貨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國家——完全靠蘇聯軍隊維持著，盡管我們也稱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對于主席團其他成員來說這顯得太過分了。“我抗議以這種態度對待友好國家。”莫洛托夫火了。其他發言者也都熱烈響應莫洛托夫。“我們所有人都被這種狂妄的政治舉動震驚了，”——葛羅米柯回憶道。
離道報應的日子屈指可數，盡管貝利亞絲毫沒有料到會有這麼一天。把貝利亞搞下台的陰謀以尼基塔·赫魯曉夫為首，在最初階段支持他的有國防部長布爾加甯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帥。他們保證武裝力量支持他的行動。僅僅5、6兩個月，赫魯曉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格奧爾古·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邊。從自己的一個助手謝爾蓋·科魯格洛夫那里赫魯曉夫也得到了至關重要的支持。主席團特別會議定于6月26日召開。赫魯曉夫兜里揣著手槍來到會場。據他自己不很謙虛的說法：“貝利亞落座後，懶洋洋靠在座位上，開口問道：‘哎，今天議程怎麼安排的？為什麼這麼突然地就決定召開會議？’我的腳在桌下踩了馬林科夫的腳一下，對他耳語道：‘開會，然後讓我發言。’馬林科夫臉色蒼白，我看到他連嘴都張不開了。于是我便站起身來說道：‘今日的日程只討論一個問題：帝國主義代理人貝利亞的反黨分裂行為。現建議撤消他中央委員和主席團委員職務，將其開除出黨送交軍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爾加甯等人先後發言批評貝利亞。在正式就赫魯曉夫的提議進行表決之前，馬林科夫按動了桌下的一個按鈕。朱可夫率領一隊全副武裝的軍官闖進會場，逮捕了貝利亞並把他押出了會議室。在貝利亞的提包里發現了一張紙，上面用紅筆寫了兩個字“警報”，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擔心內務部的軍隊營救自己的上司，朱可夫調了兩個師進駐莫斯科，一個坦克師和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必要時能夠將內務部部隊的行動平息下去。幾天以後內務部的官員們才被告知：貝利亞被捕了。對不少人來說貝利亞垮台的預兆首先表現在他的掛像消失了。7月初，當時14歲的戈爾季耶夫斯基正在烏克蘭度假，他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來信（他父親是內務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說：“昨天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上司的畫像被摘了下來。”幾天以後第二封信到了：“頭兒被捕了，進了班房。”
貝利亞被捕的消息是7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魯曉夫領導了政變，現在他成了領導層中的主要人物，盡管官方還稱它為集體領導。9月他當上了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認定貝利亞和他的6名部下（他們中包括梅爾庫洛夫——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過去的負責人，傑卡諾佐夫——國外局前領導）有罪，原因是他們參與旨在“複辟資本主義、複辟資產階級政權”的陰謀。貝利亞最令人發指的罪行是大屠殺，因為擔心影響今後的統治，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關他被判死刑的報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敗壞”。在秘密審理貝利亞的過程中最高法院被告知，在貝利亞的一個警衛那里發現一張寫有4名婦女姓名及電話的紙片。這是幾百名被拖到貝利亞住處被他強奸的婦女中的一部分，他們中間還有年僅16歲的小姑娘。
貝利亞罪名中最大的一條要數他同英國情報部門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英國情報部門有聯系的唯一證據來自他的個人檔案，據說檔案顯示國內戰爭期間（1919年）他在巴庫為民族主義木沙瓦特分子統治的反間諜部門工作，而當時這一地區由英國人控制。貝利亞案件的一名證人後來承認，在那份個人檔案中沒有任何談及交給貝利亞的任務及他如何完成任務的內容。但有關審理貝利亞的官方消息說，從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沒有停止而且還擴大了同外國間諜機關的秘密聯系”。這樣，貝利亞步30年代受絞刑的亞戈達和葉若失後塵，成為第三名被指控為替英國情報部門工作並被絞死的克格勃領導。
6月26日貝利亞被捕後，他過去的副手、後來站到陰謀分子一邊的謝爾蓋·科魯格洛夫接替他內務部部長職務。這時前國家安全部仍隸屬內務部。貝利亞提拔上來的國外局局長里亞斯諾伊被撤職，不久後失蹤（雖然有可能在勞改營的某個地方）。斯大林死後，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長。也許由于他的建議，外交官亞曆山大·謝苗諾維奇·帕紐什金（亦稱潘友新）擔任了國外局局長職務。莫洛托夫希望恢複情報委員會創建時他對對外偵察工作的特殊影響力。1947——1957年帕紐什金任駐華盛頓大使，這期間他還擔任過駐北京的大使。帕紐什金不僅在情報委員會活動期間是合法的駐華盛頓間諜頭目，而且在1949年間諜頭目格奧爾吉·索科洛夫被召回的一年間直接領導了情報工作。一個後來的叛逃者回憶說，1953年帕紐什金還是個很樸實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個兒，略微有點瘦，背稍駝，像礦工和工人一樣有一張褐色面龐。這是他在軍官之家的禮堂里給國外局的同事們留下的印象。當時任某黨組織秘書的彼得·傑里亞賓在軍官之家門口迎接他，並把他引到主席台上，同科魯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萬·謝羅夫及其他黨組織的書記們坐在一起。科魯格洛夫宣布了對帕紐什金的任命。接著帕紐什金簡述了在此之後他們從事的工作，並建議大家提問。與會者被那種相對比較隨便的氣氛驚呆了，大家都默不作聲，會議就此結束。
盡管帕紐什金過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內務部在國外的行動全采取比較溫和的方式。事實上，帕紐什金親自從總部指揮的首批行動中，就包括收買西德的烏克蘭移民領導人即“萊茵”行動。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動中曾成功地收買兩名白俄羅斯移民領導人——庫捷波夫將軍和米勒將軍，但後來兩人都沒能被引誘回到蘇聯。冷戰初期，蘇聯在周邊國家采取了一系列類似的頗為成功的行動，但後來便開始清除那些更有影響力的移民領導——西德勞動人民聯盟的負責人。第一個被認准的犧牲品是格奧爾吉·謝爾蓋耶維奇·奧科洛維奇，對他的殺害如同其他國外暗殺活動一樣，是經過主席團直接批准的。帕紐什金親自監督內務部暗殺小組組長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備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爾·魯巴科——蘇聯桑勃式摔蹺冠軍，3次獲蘇聯手槍射擊冠軍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暗殺用的武器是一支裝在煙盒中的手槍，它帶有電動扳機和消音器，子彈經過氰化鉀處理。這種槍是內務部（國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實驗室搞出來的。但霍赫洛夫卻比斯大林時代的殺手們更謹慎些。他所熟悉的幾份西德勞動人民聯盟刊物幾乎使他確信：該向奧科洛維奇下手了。1954年2月18日，霍赫洛夫來到法蘭克福奧科洛維奇家中，並說明了自己的來意，這使主人張慌失措。他對奧科洛維奇說：“格奧爾吉·謝爾蓋耶維奇，我來自莫斯科。蘇共中央委員會命令殺死你，任務交由我的小組完成。”然後他告訴嚇壞了的奧科洛維奇，他決定不殺死他。霍赫洛夫沒有殺害奧科洛維奇，卻投奔了中央情報局。開始時他頗受懷疑。4月20日舉行了一次轟動一時的記者招待會，會上霍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計劃，還展示了用來殺人的武器。冷戰開始以來，蘇聯情報機構還沒有出現過嚴重變節事件，而霍赫洛夫的叛逃成為1954年初莫斯科總部將要面對的五大鬧劇之一。l月，駐東京的情報人員尤里·拉斯特沃羅夫轉向中央情報局；2月在日內瓦的彼得·傑里亞賓叛逃；4月，駐堪培拉的弗拉基米爾和葉夫多基啞·彼得羅維叛逃。
1954年3月，蘇聯國家安全系統經曆了戰後最後一次重大改組。國家安全部重新從內務部分出，由“部”改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其縮寫讀音為“克格勃”），但它隸屬于部長會議，以便對這個機構進行政治監督。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是科魯格洛夫原先的助手、49歲的將軍伊萬·亞曆山德羅維奇·謝羅夫。此人曾在高加索實行驅逐政策，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東歐鎮壓反共產主義勢力，以手段殘酷著稱。赫魯曉夫任命了謝羅夫，關于這個人他後來回憶說：“科魯格洛夫我不太熟，但對謝羅夫我很了解並且信任他……。如果說他身上還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那就是和所有肅反工作人員一樣，簡單說，他是斯大林政治的犧牲品。”
謝羅夫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豐富經驗，在他當上克格勃領導5年之後的一次最嚴重的危機中幫了他的大忙，這次危機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對這次革命的鎮壓甚至給克格勃下一代領導人的名譽都留下了汙點。1954年駐布達佩斯的蘇聯大使是40歲的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這位未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身材勻稱，衣著考究。1955年另一名未來的主席、31歲的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作為安德羅波夫跳個秘書之一來到布達佩斯工作。1956年他在鎮壓匈牙利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他履曆表中一個極不合拍的音符。1984年以前，作為最高蘇維埃代表的官方履曆中，絲毫不涉及他在布達佩斯的那段時期。但是1988年已當上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承認，他1956年親眼目睹了匈牙利“事件”（他委婉地稱之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從另一個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還認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學的虔誠崇拜者，但遺憾的是總也找不到時間用來閱讀。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羅波夫，大概還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主義是匈牙利實行共產黨統治的嚴重障礙。1956年2月，在共產黨第20屆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毀。4個月後西方報刊登載了這篇講話稿。這個報告中批評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由此產生的黨性原則、黨風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嚴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揚飛往布達佩斯勸說拉科西以健康原因辭去第一書記職務，然後讓他來了蘇聯。但接替他的並不是著名的進步人士伊姆昏納吉，而是“老禁衛軍”主席埃爾諾·格羅。拉科西的下台和關于波蘭改革的報道激發了公眾要求切實的政治變革的願望。對此有巨大促進作用的，是10月6日舉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萊克遺骨遷葬儀式（萊克在死後被恢複了名譽）。10月，在匈牙利危機日愈尖銳的形勢下，克格勃總顧問葉梅利亞諾夫將軍被召回莫斯科。謝羅夫將軍親自飛往布達佩斯主持工作，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親自指揮在蘇聯境外的重大行動。10月23日，大學生游行隊伍達到6萬人，他們走上布達佩斯街頭要求舉行自由選舉、恢複伊姆昏納吉的職務，撤走蘇聯軍隊。晚上9點多一點，匈牙利安全機構的人就在廣播大廈旁邊朝幾名參加和平示威的人開了槍。當匈牙利安全機構的增援人員藏在救護車中趕到時，人們從他們手中奪走了武器。幾小時之後，自由衛士們用從同情學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從武器庫中得到的槍支武裝了起來。隨著“轟隆”一聲巨響，鑄鋼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紀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革命就此開始。
在當晚舉行的內務部緊急會議上，謝羅夫作為蘇聯新顧問被介紹給大家，但沒有提他的姓名。謝羅夫字字控辯地向與會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國主義者在布達佩斯街頭集結一伙人打前陣。而貴國的武裝力量仍在懷疑該不該動用武力。”布達佩斯市警察局局長尚多爾·科帕奇卻站在自由戰士一邊，毫不掩飾自己的輕蔑態度，回答說：“想必莫斯科來的顧問同志在我國還未來得及調查研究。應該告訴他，參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國主義分子，而是大學的學生，是工農的優秀子女，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要求實現自己的權力，他們想表達對波蘭人的同情並表示同波蘭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後，科帕奇仍忘不了當時謝羅夫那冰冷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4月23日當晚，格羅經蘇聯領導人同意任命納吉為外交部部長，同時他向正在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脅作斗爭的蘇聯軍隊求援。翌日早晨，蘇聯紅軍誤認為工人不支持學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門協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殺革命的行動，持續了幾天的巷戰有力地表明，工人們到底站在誰一邊。
10月25日，卡達爾取代格羅任黨的第一書記。後來他同納吉一同表示，有關撤出蘇聯軍隊的談判只有在恢複秩序以後才能開始。赫魯曉夫後來也承認，有幾天時間克里姆林宮在“動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間舉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們的決定朝令夕改”。由于懷疑存在所謂的帝國主義陰謀，謝羅夫命令大約20名由克格勃偽造國籍、住在西方的情報人員到匈牙利彙報情況，並在必要時進行一些挑釁活動，以便為軍事介入作辨護。這種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運用。
與此同時布達佩斯的事態發展得越來越快。10月29日，眾叛親離的匈牙利安全部門被解散，該組織應對幾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負責，對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員被人群擠壓致殘負責。10月30日，克里姆林宮特使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同意撤出蘇聯軍隊，並指責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的行動。半天之後納吉向全民發表廣播講話，聲明他將組織多黨政府：“為了國家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內閣決定改變一黨制，將以1945年實行過的多黨聯合、民主合作為基礎來治理國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對納吉還寄以重望，但從這時起克里姆林宮內已開始准備推翻他的計劃。
使納吉對蘇聯領導層的意圖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羅波夫。一名駐布達佩斯的年輕的蘇聯外交官後來興致勃勃地回憶說，安德羅波夫是第一個把納吉“吃透”了的人，而且在後來發生的危機中始終沒有失去自制：“他是絕對冷靜的人，即使是子彈在耳邊呼嘯，可我們都覺得呆在大使館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圍困的城堡中是一樣的。”11月1日凌晨納吉得到消息，說進入布達佩斯的蘇聯軍隊正在撤出，但另一部分紅軍部隊卻又越過匈牙利邊境。安德羅波夫多次向納吉保證，撤軍正嚴格按計劃進行，而其他調進匈牙利的部隊只是為了確保撤出軍隊的安全。納吉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成為中立國並請求聯合國將匈牙利問題列入聯大議程。第二天，11月2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抗議，抗議其再次出兵匈牙利並把這一事實通知聯合國。安德羅波夫一面繼續努力使納吉相信撤軍並未終止，一面與卡達爾一起暗地策劃推翻納吉政府的陰謀。卡達爾的行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還沒忘記1951一1954年他在監獄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羅波夫還危脅他。如果他拒絕合作，就請拉科西回來。
11月3日，納吉政府的國防部長帕爾·馬列特爾及其一行人被請到蘇軍司令部商討紅軍撤走的最後細節問題。午夜大家舉杯祝辭剛結束，以謝羅夫為首的克格勃人員撞了進來，手里晃著毛瑟槍。謝羅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團的所有成員並且命令把每個代表分別鎖進不同的房間。第二天凌晨幾次槍響後，馬列特爾和他的同事們確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槍決。11月4日天亮前不久紅軍開始發起沖鋒。為了最大限度地減緩匈牙利人的反應速度，安德羅波夫直到最後關頭仍使用著欺騙手段。當匈牙利軍隊總司令打電話給總理報告蘇聯部隊進攻情況時，納吉回答他說：“安德羅波夫大使現在就在我這里，他一直對我說這是一場誤會，蘇聯政府沒有下令入侵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聯系。”就在那個早晨，納吉最後一次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今天凌晨蘇聯軍隊開始進攻我們的首都，明目張膽地企圖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們的軍隊正在作戰，政府仍繼續行使自己的權利。我希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
當天，納吉和他的幾個部長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館。在謝羅夫領導下逮捕了最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沒來得及尋求政治避難或逃到國外的人。在這些人中他親手逮捕了尚多爾·科帕奇。此時謝羅夫才第一次告訴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們的會見，然後許諾說：“我將把你吊死在布達佩斯最高的一棵樹上。”11月21日，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親蘇政府答應，如果納吉和他的部長們離開南斯拉夫大使館，他們的安全將得到保證。11月22日他們撤出使館，但他們當即被從接他們的汽車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們並將他們押送到了羅馬尼亞。
對納吉和他的同謀的審訊由克格勃專門負責“反革命問題”的首席顧問鮑里斯·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達爾通過布達佩斯廣播電台宣布：“我們已經作出保證，不就伊姆雷·納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訴，即使他們承認自己有罪。”1957年2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無意將伊姆雷·納吉送交法庭”。雖經克格勃和匈牙利安全部門一再努力，納吉仍拒絕承認羅織給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決定采取另外的辦法。從南大使館撤出時被捕的6個人中，l人死在審訊人員手里，四人在宣布絕食後被縊死。納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員活了下來。1958年2月他們被送交秘密法庭。法庭調查顯然讓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們不習慣在這種政治案件的審理中被告拒不認罪。不久調查暫時終止。直到1958年6月法庭恢複審訊時，他們4人中有3人仍堅持說自己無罪。但所有4人都被判有罪，絞死後葬在無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刑期不等的監禁。
在蘇聯集團中，過去還沒有一起政治訴訟引起過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門的部下所遇到的問題。他們炮制了針對“納吉和他的叛徒集團”的訴訟。拉斯洛·萊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報告使人們不再相信被編制得有根有據的陰謀理論，那些斯大林式的公開審理就是在這些理論基礎上組織的。引人注目的是，過去20年間那些精心排練的“劇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癡，而這次關于“伊姆雷·納吉及其同謀的陰謀”的報告卻顯得軟弱無力。報告認為，帝國主義已被確定為“反革命活動的主要策劃者”，而納吉則已被查明是“帝國主義的俯首貼耳的幫凶”。但報告未就陰謀的細節做出以往那種繪聲繪色的描述。“自由歐洲”廣播電台被宣布為國外反革命的軍政司令部，而通過紅十字會來的郵件是帝國主義向匈牙利輸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內，英國使館武官詹姆斯．，卡烏斯上校被認定直接參加了起義的領導工作，西德議員胡貝爾圖斯·馮·列維斯坦則是同西德帝國主義大資本家之間的聯系人。對納吉的訴訟材料以條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世，這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到來前很長一段時間，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對公眾輿論施加影響的極不成功的一例，這也是蘇聯集團內最後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亞曆山大·謝苗諾維奇·帕紐什金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干了3年，沒給莫斯科總部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這期間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他的一個同事與他見面時感到非常驚奇，“他走路貓著腰，有氣無力好像站不直”。帕紐什金寬敞的辦公室內有兩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寫字台前，另一把臨窗放著。他“疲憊地癱軟在里面，盡管他身材高大，卻總是縮成一團”。現在第一總局的榮譽室中看不到帕紐什金的畫像。1956年他的充滿活力的副局長亞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薩哈羅夫斯基接替了他。此人創下了自己特殊的紀錄，任局長長達15年之久。他也是繼費金之後第一個真正有資格在紀念館中懸掛其畫像的人。第一總局的人對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精力充沛。然而，薩哈羅夫斯基並沒有對西方工作的經驗、他30歲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戰後在東歐，主要在羅馬尼亞充當國家安全部顧問。
任命薩哈羅夫斯基作第一總局局長時，正趕上總部在國外策動的一次重大轉折。不管是冷戰期間，還是冷戰前後，克格勃一直認為在芬蘭農業聯盟中的政治活動家烏爾霍·卡列夫·吉科甯，是自己級別最高的間諜，他定期同蘇聯上司聯系。吉科甯于1956年當選為芬蘭總統，這一消息使莫斯科總部欣喜若狂。吉科甯任總統長達25年。1961年駐赫爾辛基的間諜叛逃到西方的阿納托利·戈利岑證實，克格勃還招幕過一名高級間諜，代號為季莫。50年代末為了爭奪對季莫的指揮權，間諜頭目熱尼霍夫和蘇聯大使紮哈羅夫兩人差點打起架來。為此他們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受了處分。最後決定季莫的主要聯系人是克格勃的熱尼霍夫，但熱尼霍夫要同大使保持協調關系。
20年之後，關于由誰指揮古科甯而引起的紛爭，再次發生在間諜頭目維克多·弗拉基米羅維奇和大使弗拉基米爾·索博列夫之間，最令戈爾季耶夫斯基驚奇的是，弗拉基米羅維奇安排同他經常接頭的是一個具有英國紳士派頭的人。精心修剪過的髯須，英國西裝、領帶，英國皮鞋、大衣，讓人覺得他是一個頗有教養、為了照看祖上留下的田產很早就退役的禁衛軍軍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羅維奇領導第一總局下設的一個部，主要負責在蘇聯境內招募外國人作間諜等工作。他首次在赫爾辛基工作是1970-l971年，1977年又以間諜頭目的身份到過那里。同吉科甯這樣的間諜合作使他獲得了克格勃將軍軍銜。
在安德烈·葛羅米柯（1957——1985年的蘇聯外交部長）的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一名西方國家活動家像吉科甯那樣得到如此眾多的贊譽（吉科甯不僅在芬蘭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國際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眾多領域中為蘇芬之間的友好關系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的對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對芬蘭的稱贊”。不管是個人生活方面，還是在社會活動中，吉科甯總是極力表示自己是蘇聯忠實的朋友。有時他還同意把蘇聯間諜頭目提供給他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制定的提綱納入自己的講話稿。那時赫爾辛基間諜機構給第一總局呈送的戰功簡報中曾提到“在高層有積極行動”，而每次總部也都驕傲地向政治局報告所取得的成績。但是盡管圍繞“積極行動”叫嚷得沸沸揚揚，克格勃並不是所有時候都能在芬蘭享受完全的行動自由。芬蘭安全部門雖不及蘇聯情報“大軍”人數那麼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勃和蘇聯軍事情報局的間諜。吉科甯從未干預過這些事件。但不管怎麼說，70年代以前克格勃在芬蘭擁有的間諜和內線人數比第一總局三處主管的所有國家間諜的總數還多（包括英國、愛爾蘭、大洋洲和除芬蘭以外的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在赫爾辛基還分布著蘇聯用于各種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組織。比如，1968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就把自己的總部設在這兒（該組織曾因涉嫌“破壞活動”而被趕出巴黎和維也納）。
蘇聯對芬蘭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維持吉科甯的統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當時它向很有實力競爭總統職務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霍克施加壓力，迫使他放棄競選，使吉科甯順利在改選中獲勝。但總部並非總能弄懂，有時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甯對蘇關系的性質和他的長遠戰略。對吉科甯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芬蘭的獨立。二戰及戰後芬蘭的經驗使他確信，維護國家獨立的唯一辦法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聯系。芬蘭是唯一（除了奧地利的蘇維埃地區）未被納人蘇聯集團的國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蘭總統尤霍·帕西基維非常明白，芬蘭絕不能指望利用西方的某種援助來對付蘇聯的野心。除此以外，芬蘭還要向蘇聯支付巨額戰爭賠款，蘇聯的壓力妨礙它從馬歇爾計劃中獲得貸款。
吉科甯出身農民。長期在沙皇統治下生活的曆史經驗教會了芬蘭農民如何同俄國人打交道，這可能並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們搞好關系。一句古老的芬蘭民諺說得好：“俄國人，連俄國人都吃，更不用說有黃油拌著吃。”吉科爾屬于那種芬蘭政治家，他們認為自已同蘇聯人的私人關系是仕途中頗有遠見的一條後路。他們稱那些同自己有這種關系的蘇聯人為“家貓”（意為“養在家里的俄國人”）。盡管吉科甯一直試圖消除俄國人可能有的懷疑（例如將克格勃的間諜頭目變成“家貓”），但他依舊始終保持高度警惕，使芬蘭的獨立不至受到損害。如果他認為哪名官員或部長可能攻擊他的獨立主張，那麼一旦有合適的機會他就不聲不響解除他的職務。第一總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報告，吉科甯是個完全被策反的間諜，但無論是第一總局還是它下屬的任何下名駐赫爾辛基的間諜頭目都不願承認這一點，因為芬蘭首相實際上是一名強烈的愛國主義者。
1956年，薩哈羅夫斯基開始主持第一總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歐的一批傑出的情報人員。誠然，他們中最卓越的一顆明星金·菲爾比那時幾乎已墜落。1951年他被從華盛頓召回後的3年間，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認為在軍情五處的監視下同他建立直接聯系太危險。1954年莫金通過被菲爾比稱為“最獨特巧妙的一條渠道”同他恢複了聯系。這個渠道就是安東尼·布蘭特。一天晚上，在庫爾塔特藝術學院上完課後，莫金走到布蘭特身邊，這大概是1951年以來的第一次，遞給他一張印著名畫的名信片，並問他認為怎麼樣。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寫的便條，上面約他第二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館見面。在那里莫金請布蘭特幫助他和菲爾比會面。30年之後，在安德羅波夫學院的課堂上，當莫金講起布蘭特執行任務時所表現出的職業技能，他仍然對其贊歎不已。
幾年來的這第一次見面使莫金得以說服菲爾比不必擔心。後來菲爾比回憶說，此舉確實等于給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駐澳大利亞的間諜頭目，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和他的妻子葉夫多基姬叛逃西方後，菲爾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這對夫婦說了一些有關伯吉斯和麥克林的情況，其中包括說他們倆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爾比相信，彼得羅夫夫婦根本不知道他是蘇聯間諜。議員馬庫斯·利普頓受到聯邦調查局情報的震動，于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爾比，稱其為“第三名”間諜，但菲爾比對此泰然處之。後來他不無理由地強調，利普頓的指控甚至對他有利。盡管政府不願為他辨護，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證據展開法庭調查，迫使外交部長加羅爾德·麥克米蘭放棄利普頓所提出的指控。于是，菲爾比在自己母親的客廳里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向與會的記者表示：“我最後一次同我認識的共產黨人談話是在1934年。”
社會輿論為菲爾比恢複了名譽，這更堅定了他在英國情報機構的朋友們的立場，他們認為菲爾比是無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們為其找到了一份在貝魯特《觀察家》和《經濟學家》兩家雜志當編外記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後努力證實那些認為記者工作只是他在貝魯特為英國情報機構工作的掩護的傳聞。同所有曾為情報處工作的官員一樣，他被執意要求同主管部門保持聯系並提供有益情報。但他所能接近的英國情報機構的情報僅限于他那些對他未起半點疑心的朋友的隨口介紹。菲爾比在貝魯特期間英國情報機構的頭是他的死對頭季克·懷特，原軍情五局局長，此人自1951年起就始終懷疑菲爾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員阿納托利·戈里岑叛逃西方並提供了一些有關“五傑”的新情況後，菲爾比案件在倫敦又被舊事重提。1958年，尤里·莫金離開倫敦來到貝魯特，警告菲爾比不要回英國，英方可能會逮捕他、此外，他也想與菲爾比討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徑。
菲爾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證是他戰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羅門1962年提供的。她說（當然已經晚了），菲爾比曾試圖收買她。但英國情報機構感到如果菲爾比本人不認罪，那麼就沒有足夠的證據保證訴訟成功。英國情報機構認為，一旦企圖引誘他到倫敦來，他會馬上在外面隱蔽起來。因此決定派人到貝魯特找他。在黎巴嫩的最後兩年中菲爾比處于崩潰的邊緣，時而暴飲，時而處于沮喪壓抑的狀態。他做客時也常喝得爛醉，需抬上出租車送他回家，朋友們對此已習以為常。他的第三任妻子埃列奧諾拉對朋友們說，他常常一連幾夜被惡夢驚醒，嘴里喊著胡話。1963年回月，雄國情報機構的一個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長尼科拉斯·埃利奧特在貝魯特碰到他，看見他的頭因狂歡時撞在暖氣片上而纏滿了繃帶。後來埃利奧特回憶，他當時對菲爾比說：“這些年來你一直牽著我的鼻子走，現在該對我說實話了，即使用鉗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開。我曾經尊敬過你，天哪！可我現在卻十分憎惡你。真希望你還有點良心，知道這是為什麼。”菲爾比承認他是蘇聯間諜，又說了一點個人的經曆。是否接受埃利奧特的建議全部招認以換得自由，對此他猶豫了好幾天，但他後來還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卻杜撰說，埃利奧特的使命並非要讓他認罪，而是促成他叛逃，這是白廳狡猾計劃的一部分，為的是避免一場軒然大波。這種說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記者。
從菲爾比調出華盛頓到他從貝魯特出逃的這12年，對他以前作為蘇聯間諜的光榮曆史來說，只能算是個冗長而雜亂無章的結束語。“五傑”的業績在伯吉斯和麥克林出逃、克恩克羅斯被查獲和菲爾比被英國情報機構解職之後，于1951年宣告結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克格勃在英國情報機構還有一名間諜。1953年，從北朝鮮俘虜營回來的喬治·布萊克恢複了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工作，一開始受控于莫金，1954年莫金離開倫敦後，由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同布萊克合作。根據一切情況判斷，1955年莫金又成為布萊克的上司。
被布萊克破壞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動就是“金子”行動、它是“銀子”行動的繼續。據預測“金子”行動比在日內瓦竊聽蘇聯電話的“銀子”行動規模更大。西方計劃在東柏林城下挖掘一條長500米的隧道，用于竊聽從蘇軍情報城通到卡爾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訊線。計劃的細節1954年春曾在倫敦召開的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的聯席會議上進行過討論，會議由英國情報機構副頭目喬治·揚格主持。以中央情報局在柏林的負責人比爾·哈爾維為團長的美國代表團，答應提供必要技術裝備的主要部分，並同意負擔大部分費用。英國人自告奮勇負責挖掘工作。會議結束時喬治·布萊克和出席會議的英國情報機構其他一些下級軍官們一起留下來負責把文件鎖進保險櫃。隧道投人使用以後兩個月，即1955年4月，布萊克在柏林接受了任命。在1956年4月“偶然”發現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獲的情報數量之巨，足足需要兩年的時間來仔細研究。一條截獲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國情報機構中有一個蘇聯間諜在活動。但直到1961年，英國才從一名叛逃人員的證詞中確定這個間諜就是喬治·布萊克。
在柏林度過的4年中，布萊克出賣了很多英美間諜，其中包括東德國家安全機構的羅勃特·皮亞列克中將，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隱姓埋名潛伏下來。1956年2月的一個晚上，他正在通狗時被推進一輛小汽車後押送到東柏林國家安全機構總部被絞死。布萊克還出賣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為蘇聯偵察機構中來自中央情報局的第一個大間諜。1959年布萊克回到倫敦幾個月後，波波夫被克格勃逮捕。但對他的秘密審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爾任斯基俱樂部禮堂舉行。所有法庭陳述，包括波波夫的聲明都經過精心排練，整個程序沒超過兩個小時。波波夫被法庭判處槍決。
1956年，尼古拉·鮑里索維奇·羅金第二次被任命為克格勃駐英間諜頭目，回到倫敦。他再次以科羅溫這個化名活動，並親自指揮布萊克的工作。他倆預先在荷蘭見面，據說布萊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親。那時駐倫敦的間諜機構中足有60個情報人員，人浮于事。羅金此時是帶著克格勃將軍軍銜回到倫敦的（當時這在第一總局還是罕見的），他變得比第一次倫敦之行趾高氣揚得多。而關于他的不守時間在間諜中則流傳著一些說法。蘇聯大使每天上班准時准點，早晨8點鍾就已坐在辦公室里。而羅金午飯前是不會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機被他變成了私人司機，每天送他上班。在大使館里他占了一間帶空調的寬敞的辦公室，一群善于投機的“馬屁精”常常圍著他。同高級官員們談話，他喜歡用一種老爺式的故作寬容的腔調。1958年他同尤里·莫金粗魯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間諜副頭目兼政治偵察系統領導，他以對“五傑”、喬治·布萊克和其他間諜的卓有成效的領導而出名。莫金被從倫敦召回，為此他對羅金一直懷恨在心。關于這一點，80年代初從他在安德羅波夫學院的講課中都可以感覺到。他在課上用羅金的例子說明為什麼有些人不能勝任駐外間諜機構的負責人。
但事實上羅金很善于同間諜們合作。在長達4年的時間里，他親自操縱美國情報機構中的間諜約翰·瓦薩爾。此人是一個典型的一無是處、意志薄弱的小職員，但他的確能夠接近非常有價值的情報。瓦薩爾自己後來在回憶錄中表示驚奇，為什麼沒有人想到，他這個“公開的同性戀者”在1954年作為英國海軍一名武官。被派到莫斯科時會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總局組織的同性戀晚會上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為克格勃工作。
“在預定時間有人讓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個晚會上的幾個鏡頭。看了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確是我，照的就是我。當時我正用各種姿勢進行性活動……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議的行為。”
1957年瓦薩爾回到英國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機，它小得可以裝在一只煙盒中，還給他講了使用方法。羅金飛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薩爾作自我介紹，並約定了在倫敦“芬奇里路”地鐵站見面。他給瓦薩爾留下了“富有經驗、個性鮮明”的印象。
“我們的活動屬于間諜活動著實使我震驚，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這一點。他開導我說，我提供的情報將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無可指責。”
回到倫敦後瓦薩爾先在海軍部偵察處工作，然後在海軍部的一個議會秘書手下工作，最後又到該部軍事部任職。4年中在同羅金見面時，瓦薩爾提供了幾千份英國和聯合國海軍政策及海軍武器研制的絕密文件。盡管羅金對瓦薩爾很鄙視，但他還是竭力表現出“真誠的同情”。按瓦薩爾幼稚的話來說：“他是蘇聯人；理解我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談論旅行、繪畫、音樂和人類的天性。”羅金成功地使瓦薩爾相信，他非常喜歡他們在高級賓館中“多次有趣的談話”。他努力讓瓦薩爾在經濟上離不開他。他給瓦薩爾錢，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園街的豪華套房里。
當波蘭的一名叛逃者米哈爾·戈列涅夫斯基，向情報處和軍情五處交代了有關喬治·布萊克的情況之後，羅金作為間諜頭目在倫敦的第二個任期也突然結束了。1961年4月，根據英國情報機構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學習阿拉伯語課程的布萊克被召回並逮捕。羅金也匆匆飛回莫斯科，否則他可能永遠回不去了。布萊克被判處42年的最高刑期，但6年之後由于愛爾蘭共和軍的一名恐怖主義分子和反核運動的兩名積極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釋放。1962年瓦薩爾暴露後被判18年監禁，但他只服了10年。軍情五處的工作人員在他房間的暗櫃中發現了用來複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機和拍攝在35毫米膠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羅金的第二次倫敦之行正趕上科農·特羅菲莫維奇·莫洛德也在英國。莫洛德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間諜，他的工作完全獨立于駐外間諜機構。莫洛德1922年生于莫斯科一個著名學者家庭。7歲時母親送他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姨媽家生活。在那里他開始念小學。1938年他沒有獲得美國國籍就回到了蘇聯。戰爭期間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供職。1954年莫洛德用一張假護照來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張芬蘭裔加拿大人的出生證，並改用戈爾東·阿諾爾德·朗斯代爾這個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民朗斯代爾的身份來到倫敦，報名參加了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國家研究院舉辦的漢語學習班，用克格勃的資金開辦了私人企業，成為幾家專門出租樂器。玩具、和商用自動裝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後他回到莫斯科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學習語言並沒占去他很多時間，因為他的漢語已掌握得相當好，只是瞞著老師和同學而已。他的同學中有很多西方情報工作人員，莫洛德進培訓班就是為了策反這些人。後來在總部和人談話時，他只愛回憶他一個同學的話：“戈爾東，在這兒除了你我，大概都是間諜。”莫洛德把自己企業的成功引為驕傲，他曾給戈爾季耶夫斯基看過他的一家電子鎖公司的照片。1960年這種鎖在布魯塞爾國際發明家協會組織的展覽會上獲金獎。很快莫洛德的間諜活動已經不需總部補貼，盡管他還必須付給自己手下的間諜大量經費，但仍然給克格勃帶來了巨款利潤。後來莫洛德在與一名蘇聯記者談話時說，“我想請你注意：我們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轉資金和利潤（價值幾百萬英鎊）在我的經營下每年翻番，他們都是‘社會主義的財產’。真難以置信，但卻是事實！”
莫洛德對待自己的英國間諜簡直厚顏無恥，這似乎是冷戰期間克格勃職業間諜頭目們的一大特點。
“間諜頭目，又稱‘上司’，他們招募間諜（按我們的說法叫‘幫手’），根本不像是在“發展自己的力量”，簡直就是買一些他們需要的情報……而間諜的手腳一旦被捆住，就無法逃脫。如果一個間諜具備以下條件就是個好間諜：例如在軍隊機構供職，職務不高但很關鍵，能夠接近機密；本人升遷無望，是個失敗者（比方說，因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華”，沒有念完總參軍事學院）；喜歡喝酒（這筆開銷可不小！），愛女人（這也不會少花錢！）；對本國政府持批判態度而對招募者的政府懷有好感。”
莫洛德承認間諜有“良好的思想基礎”便是最好的。但遺憾的是像“五傑”和喬治·布萊克那樣的思想進步的間諜，在戰後的英國少而又少：“英國人普遍不問政治，他們對誰是自己的領導人，他你把國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關心‘歐共體’的前途，他現只對自己的工資、工作和妻子是否滿意感興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恥地認為，間諜不能有專注的感情，只能滿足于沾花惹草：“間諜離不開女人，但也不能與女人終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盡苦頭後就是這樣做的。經常有年輕姑娘從法國來英國進行語言實習，這就叫來‘配對’……她們的最大好處就是只呆3個月。他常同這些年輕漂亮的女士們招搖過市。三個月後只需互相說一聲：‘拜拜，我親愛的姑娘”，“再會，先生！”一些小禮物，如大衣、戒指一類通常是對這段美好時日的紀念。”
在謝羅夫領導期間及此後一段時期，莫洛德的這種態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謝羅夫堅決反對在實際情報活動中使用婦女。他認為婦女只能用作誘餌或僅僅用于招募其他女人。嚴重的偏見也使他反對在辦公室中任用婦女。盡管有雷布基娜等幾名聲名顯赫的婦女在第一總局任領導職務，謝羅夫仍堅決禁止招募婦女從事間諜活動，這個禁令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數克格勃同事一樣，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猶太人也有成見。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後，當時在C局負責文化工作的戈爾季耶夫斯基給他搞到一張莫斯科“羅曼”茨岡人劇院戲票。幾天後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爾基耶夫斯基，氣憤地問他：“你跟我搞什麼名堂？你告訴我那是茨岡人劇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猶太人。”
好像是命運的捉弄，莫洛德在倫敦6年期間的技術保障由一對來自美國的猶太夫婦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負責。他們就是彼得和海倫·克羅格爾。在美國時他們加人羅森堡的小組，以舊書商為掩護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紅火。1961年，軍情五處和政府專門機構進行刑事搜查時，在倫敦郊區的科恩夫婦家中，發現一架藏在廚房地板下的發報機，其功率足以把信號傳到莫斯科；一台用來收聽莫斯科高頻廣播的短波收音機；藏在手電筒和打火機中的密碼本；裝在粉盒的微型計算機裝置以及用于通訊的其他附件；爐子底下的罐子里還發現了用于快速拍發“莫爾斯”電碼的磁鐵氧化物，幾千英鎊和美元，大量通行證和7本護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婦提供技術保障的英國間諜中只有兩個人被起訴——加利·哈夫頓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後寫道，綽號為“老將”的哈夫頓完全按英國間諜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蘭的水下武器總局作職員，有在檔案館工作的埃特·朱的協助，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搞到有關對潛水防禦和核潛艇方面的情報。軍情五局從中央情報局在波蘭安全局工作的間諜米哈爾·戈列涅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關哈夫頓的情報中發現了莫格德的蹤跡。哈夫頓出獄10年後所寫的回憶錄雄辯地證明，莫洛德如何欺騙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也明確表示，他認為像哈夫頓這樣的間諜是一群倒黴鬼。哈夫頓幼稚地認為（如同瓦薩爾回憶起他同羅金的首次會面一樣），“他們第一次見面就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盡管哈夫頓也曾對從事間諜工作感到後悔，但他也承認他是迫于壓力才開始干的；在同莫洛德熱誠的友誼影響下他付諸了行動，他也喜歡這種工作，因為“我們被一種真正的同志情誼團結在一起”！雖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開放並有不少情婦，但他還是說服了哈夫頓，“同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處莫洛德25年、科恩夫婦ZO年、哈夫頓和朱各15年監禁。1964年莫洛德通過交換人質被釋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獲釋。當然也有幾個莫洛德的間諜沒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憶錄中強調，他從波爾頓一達烏納的細菌研究中心（他稱之為細菌戰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評論的回憶錄在菲爾比幫助下准備交由第一總局複核，其中有一個非常荒謬的觀點，即莫洛德在波爾頓一達烏納的主要任務在于阻止納粹分子實現他們瘋狂的計劃一向英國傳播鼠疫新疫苗，然後嫁禍于克格勃：“有什麼能比粉碎狂熱分子企圖制造毒藥和細菌加害人類的計劃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實莫洛德的意義，那就是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第一總局工作期間，他是唯—一個被列人第一總局榮譽室偵察英雄名錄中的戰後間諜。莫洛德1970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持續飲酒而喪命的，年僅48歲。盛放尸體的棺材停放在捷爾任斯基俱樂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們把他得的眾多的獎章用天鵝絨做座墊陳放著。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親自到場以表示對這位肅反工作者的高度重視與評價。但是莫洛德的榮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間諜的嫉妒。一位在西德工作了15年和他年歲差不多的間諜曾苦惱地向戈爾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麼樣。他把事情搞糟了，而為了救他付出的代價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沒出過一點差錯，可還是無名小卒一個！”
蘇聯間諜在法國暴露的人數比在英國少，但工作開展得並不遜色。1966年以前因為北約總部設在巴黎，莫斯科總部對其尤其關注。打人北約內部的蘇聯間諜之一，喬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爾及爾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戰後曾在第四共和國幾個部任辦公室主任和顧問。1958年底，在戴高樂將軍出任總統的第五共和國建立前夕，帕克開始專門負責國防問題。在後來的4年中他一直被獲准接近秘密軍事文件。他起初在法國參謀部，然後在國防研究所，後又到北約總部工作。他同最後兩任上司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見面兩次，把有關巴黎周圍幾個目標的文件交給他們。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約的西歐防禦計劃。他們還一直使帕克相信，他的活動直接影響著蘇聯政治。帕克為人好虛榮，因此讓他相信這一點毫不費力。後來他還把I961年柏林危機和平解決的功勞記在自己名下，聲稱危機後是在他的幫助下才築起了柏林牆：
“公路被切斷，航空線受到威脅。赫魯曉夫在試探西方軍隊的戰備水平。正在此時我和蘇聯使館經常同我見面的一名參贊（實際上是克格勃的間諜）談了一次話。他對我說，他們的政府將堅決。把自己的政策貫徹到底。我針鋒相對地說，西方也有這樣的決心。他問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證明材料。當時我把有關西柏林的防禦計劃給了他。大約兩星期後他告訴我說如果赫魯曉夫作出讓步，那麼就是因為我提供的情報的緣故。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保衛和平。正是因為我，和平才維持了下來。”
帕克還一再表示他曾見到過赫魯曉夫親筆寫的致謝信。他執著于自己的特殊作用，根本沒想到，在他剛剛獲准接近北約文件時，就有另外一個克格勃的間諜開始在北約總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爾頓。他是一個會說兩種語言的加拿大僑民，早在1951年國家安全部就開始培養他。從1957至1961年黑勃爾頓每兩周同蘇聯上司阿列克謝·費德羅維奇·特里辛見一次面，把大量從軍事計劃到經濟預測的文件交給他。為此克格勃的間諜頭目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岑巴爾（他就是1954-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羅戈夫）不得不組建一個特別小組從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這個小組在岑巴爾的下任安納托利·伊萬諾維奇·拉紮列夫任期內仍在繼續工作。
有幾次黑勃爾頓和特里辛會面時，後者直接開來一輛黑色大篷車，里面是克格勃為就地翻拍文件而裝備起來的一個工作室。
同帕克一樣，黑勃爾頓作為安全委員會的情報人員也有著長達20年的非凡經曆，此後與其說他們是為信仰而奮斗。不如說他們的工作是以自我價值意識和冒險精神為基礎的。特里辛竭力為黑勃爾頓的自負煽風點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對他說；他提供的北約文件是“足金”，它們價值連城，政治局委員都閱讀過。後來黑勃爾頓被請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共進晚餐並討論國際關系問題，這使他的自負變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戰時期克格勃在法國最成功的一次行動，就是打人法國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1961年安納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後不久，就證明說在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中活動著一個代號為“藍寶石”的小組。他還證實，1959年第一總局領導人亞曆山大·薩哈羅夫斯基手頭有一份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的完整計劃，該計劃是由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負責人波列·格羅林將軍制定的。薩哈羅夫斯基還定期收到該機構這一報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審叛喬治·帕克的材料，這使他的證詞聽起來更加可信。他還透露，克格勃已經知道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准備成立一個在美國收集科學情報的分部的計劃。該部于1962年開始行動。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關于克格勃在法國行動的斷斷續續的消息，大部分情報都不涉及具體問題。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實際上也只是將最初懷疑的圈子縮小到7人而已，後來也是在對這7人進行監視之後才查出了帕克。戈利岑的坦誠在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廣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對帕克那樣對他進行長期的秘密監視。戈利岑作了上述聲明之後，一種陰謀理論得到傳播，使調查進一步受阻。在美國類似的理論使得詹姆斯·恩格爾頓開始懷疑中央情報局“社會主義國家”部的領導人大衛·梅爾弗。在英國則導致彼得·懷特等人對軍情五處處長羅傑·霍利斯爵士的懷疑。同英美相仿，法國的“陰謀”理論發明者在許多情況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的文獻表明，盡管“藍寶石”小組最後被查出，但“大魚還是溜走了”，所以法庭並沒有就此作進一步的調查。
冷戰期間法國沒有公開揭露一個蘇聯間諜，但這並不說明蘇聯間諜在法國的活動不積極，恰恰說明了法國反間諜機構的軟弱無力。反間諜毫無結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國沒有破譯出標志著“五傑”和原子間諜時代結束的“維諾納”密碼。帕克案件之後，60年代中期，美英兩國重新分析了“維諾納”聯絡中出現過的全部有一一關法國的材料，分析的結果轉交給法國國土安全局（法國反間諜機構）。
這些材料表明，戰前法國航空部中活動著一個蘇聯間諜小組，其成員都是30年代招募的。在法國淪陷前的幾年中，他們在情報總局的間諜亨利·魯賓遜控制下工作。作為組員之一的學者安德烈·拉巴特（代號為熱羅）于1938年離開航空部，開始主持幾個國家級研究實驗室的工作。他是首批加入戴高樂將軍1940年6月在倫敦領導成立的“自由法國”協會的成員之一。有幾個月他出任戴高樂將軍武器儲備部門的負責人，但因為同戴高樂的近臣們不和後來退出了“自由法國”協會，在倫敦創辦了《自由法國》月刊。後來他還負責BBC對法廣播的工作。他在倫敦曾給一個化名叫阿爾貝特的蘇聯人發送過政治軍事情報。1943年拉巴特出任設在阿爾及爾的“自由法國”臨時政府的新聞部部長，喬治·帕克當時領導“自由法國”電台的政治新聞工作。戰後巴特主要靠從事新聞工作謀生。
皮埃爾·科是戰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蘇聯間諜，後來由于“維諾納”被破譯而敗露。他曾兩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國政府中出任貿易部部長。30年代此人政治觀點激進，也許是非共產黨人中法蘇軍事聯盟的最積極的支持者。西班牙內戰時報界曾指責他給蘇聯人提供法國空軍系統和武器裝備的情報。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里維茨基曾說過，科是蘇聯間諜。但當時他的告密並未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包括美國在內。同其他很多法國左派人士一樣，科對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感到震驚。但在指責該和約的同時，他繼續堅持法國和蘇聯聯合的政策。1940年法國陷落後，科被戴高樂解職，之後他在美國呆了幾年，帶著宣傳聯盟思想的意圖參與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駐華盛頓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間諜頭目瓦西里·祖別林（他就是紮魯賓）收買。在後來的兩年中科同祖別林及其他一些蘇聯上司保持聯系。
1943年底科來到阿爾及爾加人了“自由法國”的顧問委員會。年3月，受臨時政府委派率領該團在蘇聯呆了3個月。他回國時興高采烈，因為斯大林對人類個性價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話說，這比紅軍的槍炮更有威力，它幫助蘇聯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他的出訪報告以這樣一句話作為結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無可挽回地要喪失殆盡，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它則必然蓬勃發展起來。”戰後由于在保護蘇聯間諜組織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贏得了國民議會最出色的演說家和蘇聯“在歐洲最賦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譽，並于1953年獲得斯大林獎金。
“維諾納”資料中關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報以及在後來的研究中所發現的線索都已為時過晚，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在法國國上安全局受審時拉巴特承認了一切。鑒于公開科的案件會引起並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後果，也考慮到他年紀老邁，科未被判處極刑。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它1949年建國伊始，就是西歐各國對付蘇聯集團間諜活動最薄弱的一環。這種間諜活動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時至今日仍不斷引起紛爭。1954年7月，聯邦護法部門（西德安全機構）的負責人奧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蹤，但幾天以後卻在東柏林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出現，還發言指責西德納粹主義正在複蘇。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並聲明，為克格勃工作的醫生沃爾夫加恩·沃爾格穆給他打了一針，他正處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對此聲明抱懷疑態度。根據其他資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爾格穆給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後利用他對納粹主義複活的恐懼勸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處4年監禁。
在西德情報機構中活動的克格勃間諜中，最有成效的是漢茨·費爾費。1958年，他在西德聯邦情報局反間諜部主持工作，專門對付蘇聯。借助一個總部在莫斯科偽組織的假間諜網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費爾費為自己獲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聯邦情報局的頭頭驕傲地帶領貴賓參觀費爾費的辦公室，那里掛著巨大的彩色卡爾斯霍斯特地圖，上面非常詳盡地標注著克格勃總部，甚至能看清各類轎車的停放位置及男女盟洗室的區分標志。在卡爾斯霍斯特（電碼代號為“圖表”）行動中，共編緝了厚厚的5卷材料，其中包括各辦公室的計劃、個人鑒定和內部電話號碼本。聯邦情報局的總部設在離慕尼黑不遠的普拉赫，那里不斷收到索要有關卡爾斯霍斯特及其他情報機關材料的請求。後來費爾費自吹說，對此類情報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報局駐歐洲間諜機構的具體利益所在、由此使總部有可能對他們的行動有所了解。費爾費成功地使聯邦情報局及其朋友對卡爾斯霍斯特有了一個錯誤的概念。指導費爾費寫回憶錄的第一總局A處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現第一總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處這樣寫道：“沒過多久就顯示出，克格勃作戰計劃多麼富有遠見。”同時，費爾費為卡爾斯霍斯特提供了幾乎所有經過聯邦情報局的重要文件複本。緊急情報通過無線電傳給卡爾斯霍斯特，其余的則裝人帶夾層的箱子，拍在膠片上裝入兒童食品罐內，通過秘密郵政信箱或聯邦情報局的郵差埃文·季別爾（此人也在為克格勃效力）投遞給克格勃。據費爾費講，在1961年8月以前的兩年間，柏林牆築了起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情報局正在制定破壞東德經濟政治發展的計劃，積極策動心理戰引誘欺騙工人力量，此時我不止一次冒險（已經記不清冒過多少次險），一次又一次地接頭，一次又一次送交情報資料——一切都只為一個目的：“使蘇聯能夠做出有的放矢的決定。我清楚地明白，那兩年我給蘇聯的反間諜機構提供了他們賴以工作的線索、我的被捕證明了這一點。”
同帕克和黑勃爾頓一樣，費爾費工作的動機與其說是思想意識，不如說是虛榮心。他和同事們經常受到克格勃將軍們的鼓勵和祝賀，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國工作的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工作人員在1961年費爾費被捕後總結說：“如果寫一份聯邦情報局的損失報告，那大概得寫幾萬頁。不僅間諜和接頭地點都敗露了，而且這10年情報人員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須重新審核。有些是敵方偽造出來的，有些做過一些改動，還有一些則是捕風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總局（東德情報機構）組織的大規模滲透到西德的行動中，克格勃獲益匪淺。第十五總局成立于1952年，它歸屬東德國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為情報總局。從它成立之初麥庫斯·尤加思（米沙）·沃爾夫就是頭目，而且也是他們那一代人各種滲透計劃的策劃者。沃爾夫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共產黨作家，希特勒上台後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爾夫開始自稱為蘇聯集團內各國情報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領導，他任職時間比所有同行都長。沃爾夫最成功的一名情報人員是久特爾·紀堯姆。他父親是東德一名牙醫大夫，勃蘭特被蓋世太保追捕時他曾將其藏匿于家中並為他治傷。1955年受情報總局指使老紀堯姆找到當時任西柏林市市長的勃蘭特，求他幫助自己在東德受排擠的兒子。一見面勃蘭特就喜歡上了久特爾，並決定給他安排個好前程。1956年，紀堯姆和他的妻子——兩人都是情報總局的間諜——獲准到西德政治避難。幾年後兩人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謀到正式工作。1969年，以社會民主黨為首的多黨聯盟執政，勃蘭特出任總理，這對紀堯姆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而其他情報人員只有羨慕而已、紀堯姆成為威利·勃蘭特的朋友和親信，並任波恩辦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給情報總局（而情報總局又將它們提供給克格勃）的情報中，包括西德試圖同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建立最初聯系時的“新東方政策”的詳細內容。1974年紀堯姆作為東德間諜被揭露後，勃蘭特被迫辭職，這已足以說明其震動之大。
紀堯姆僅是東德龐大的間諜隊伍中在西德活動的一個，盡管是最著名的東德間諜。據1958年情報總局的叛逃者判斷，西德那時至少已經活動著兩三名間諜，躲在幕後伺機而出。麥庫斯·沃爾夫最成功的戰術之一就是“女秘書攻勢”，他善于勾引中年單身婦女，而她們都是國家公務人員，能夠接觸到秘密情報。50年代中期沃爾夫攻勢的犧牲者中有一位44歲的女秘書伊姆加爾·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書，負責同各國大使館的聯絡工作，她把文件複本提供給了自己的“情人”、情報總局的間諜卡爾·赫麥爾斯。1958年被捕後報界稱為“紅色的卡紮諾娃”。此後20年間麥庫斯·沃爾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紅色卡紮諾娃”接替他。
冷戰以前以及冷戰期間，大部分有關西方的重要情報，克里姆林宮都是從電子偵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報委員會第七總局（負責加密解密工作）重新並入舍韋廖夫中將領導的國家安全部第五總局。1954年克格勃組建以後，加密、聯絡和解密的工作由第八總局負責，領導人仍是舍韋廖夫。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解密人員不像他們的英美同行那樣擁有現代化的電子計算機設備。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從1952年建立伊始，便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數據庫。盡管蘇聯的電子偵察在技術方面落後于西方，但它有另外兩個優勢彌補了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著蘇聯數學家和程序設計師中最優秀的力量，他們中的不少人時至今日仍時常被召去為克格勃和情報總局工作。無論是美國安全局還是英國政府聯絡總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量。其次，蘇聯的電子偵察來無疑問大大受益于諜報偵察，實際上重大的破譯工作過去和現在都有賴于間諜收集到的電碼、密碼。冷戰期間向大使館進行滲透像往常一樣給了蘇聯破譯工作很大幫助。莫斯科最感興趣的還是它的“主要對手”的使館。雖然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對待蘇聯人的監視方面已不那麼幼稚，但對冷戰高潮時期駐蘇聯使館的安全保障的認識仍處于原始狀態。1952年喬治·凱南被任命為美駐蘇大使抵達莫斯科，他發現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一切，在它的威力面前，我，我們所有的人都孤立無援”。這只無形的手屬于外賓服務局。該局為各外國使館公開招聘服務人員，它實際上是國家安全部第二總局（反間諜局）的一個分支機構。外賓服務局的人會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刻意外地出現。到莫斯科幾個月後的一天夜里，凱南和妻子被一陣從緊靠臥室的走廊傳來的隱約聲響弄醒，凱南走出臥室，“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仔細看發現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婦人。‘你是什麼人？’我問，回答是：‘新來的看門的’。”
自從1940年大使館里發現幾百個竊聽器之後，便開始對使館進行定期檢查，但再也沒發現類似的“小甲蟲”。凱南不得不認為這是因為國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電子竊聽技術，而不是由于使館的警戒加強了。1952年9月從華盛頓來了兩名專家，他們開始仔細檢查大使館的建築及大使官鄰。專家請凱南坐在自己的辦公室中大聲朗讀一份舊的外交呈報，他們希望用這種方法使隱匿的竊聽裝置工作起來。突然一名專家開始用十字錘猛力敲打帶有美國國微的鑲板後面的牆壁。在一無所獲的時候，他一腳踩在鑲板上。突然，他帶著勝利的喜悅在碎片中找出了一個鉛筆形的竊聽器，它把凱南所講的每一個字都傳給了使館大樓以外的監聽者。第二天早晨凱南發現國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蘇聯服務人員的臉色都變得格外陰郁，“充滿了仇恨、敵視的氣氛，讓人透不過氣來”。但不管怎麼說，防止國家安全部竊聽的保衛措施已遠遠超出了國務院曆來的規定，以至凱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壞竊聽裝置這決定性的一步走得對不對。甚至事隔20年後，當他撰寫回憶錄時仍舊有些懷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卷人這樣一場惡作劇嗎？但假如我不這樣做，或許我的政府會因為我的疏忽而怪罪于我？時至今日我還不知道對這些問題該如何做答。”
正是因為國務院反對，1953年以前中央情報局一直沒有獲准在駐莫斯科大使館派駐代表。中央情報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師不利，第一任間諜頭目愛德華。艾利斯·史密斯就被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後來他向凱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認一切，羞辱地回國了。當時任中央情報局一個分隊作戰科科長的彼爾·德西爾負責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務，他認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沒帶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而且有不少是杜撰出來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還有12名使館工作人員承認自己同國家安全部（克格勃）派來的“乖寶貝”有過風流韻事。他們還說這些“乖寶貝”為了招募他們做國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間諜，竟把他們鬼混時拍的照片拿出來相威脅。博列思後來說：“所有這些人都在24小時內被遣送回國。”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開始營建一座新的美國大使館。施工過程中美國保安人員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樓上兩層安入竊聽裝置。但這種值班沒有絲毫意義，因為晚上就撤崗了。博列恩在回憶錄中解釋說這是由于不經意（很明顯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錢”的考慮。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員尤里一公先科的證詞幫助在大使館找到了40多個竊聽器。它們被藏在曖氣片後面鑲襯牆壁的竹筒里，這樣金屬探測器就無法發現。博列恩極力對這次使館保安工作中的失誤輕描淡寫。蘇聯竊聽了兩層樓的房間，而這些地方博列思曾認為“是莫斯科最保險的地方”。它包括大使辦公室，密碼室和中央情報局的駐外機關。但他還一再說，這也並未說明“俄國人探聽到了什麼真正的秘密。”這種不負責任的結論是與建造使館時他撤掉夜崗的盲目樂觀相聯系的。當然，使館人員比以前機警了，他們意識到蘇聯人電子間諜手段的危險並采取了一些預防措施。可還不能說所有的使館人員都是謹慎行事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間，12名工作人員承認自己與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愛時被拍照，然後他們被先後遣送回國。但總體上說美國使館的保安狀況不比其他國家的代表機關差，而且要想破壞美國外交官的名譽，並不比破壞其他國家外交官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讓任法國駐莫斯科大使的8年間（1956196年），他和法國空軍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寶貝”勾引。這是第二總局（反間諜局）的奧列格·米哈伊洛維奇·格里巴諾夫親自指揮的一次周密行動。德讓被一名裝扮成勾引者吃醋丈夫的肅反工作人員毒打，而吉傅則被示以他們慣用的床上照片。但這次詭計沒有成功，格里巴諾夫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吉博自殺了；在克格勃對大使進行真正的敲詐之前，那個被用來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並把這次行動的實情統統說了出來。
冷戰高潮時，駐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機構都被安裝了竊聽器。其中包括西德使館。尤里·諾先科回憶說，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將來寫回憶錄之用，大使先生每晚口授一份當日大事紀，其中還包括同波恩及北約各國大使的通信，他沒想到他是對著克格勃的麥克風口授一切的。兩小時之後，“回憶錄”中有價值的摘要草稿就原樣呈放在赫魯曉夫的辦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動不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同樣有針對頭號及二號對手采取行動的可能。在匈牙利情報部門協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駐布達佩斯的美國使館。
在很多情況下國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員都能成功地直接進入外國代表機構駐地。據諾先科回憶般照斯大林時代留下的傳統，每次這樣的“拜訪”都需要赫魯曉夫親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動是對日本使館的秘密造訪，其結果是密碼處的工作人員把使館保險櫃的號碼和日本外交密碼透露給了克格勃。在幾個大國的密碼中被蘇聯解碼人員破譯最多的是日本密碼，而且從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克格勃成功地收買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員。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使館工作的同行一樣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樣的方法克格勃接觸到了瑞典使館保險櫃中的文件和密碼。一個“乖寶貝”勾引住夜間值班員，又用大塊大塊的肉把狗引開。50年代初從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亞·吉爾科韋洛夫參加過其他成功的行動，曾潛人了土耳其、埃及、敘利亞、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的使館。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獎勵給我們刻有名字的表並被授予名譽肅反人員的稱號。”
將來有一天，當所有的秘密檔案都已公開，再來仔細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報總局間諜全力支持下破譯出的截獲的外交文件。將會有助于從新的角度看冷戰時期及冷戰以後蘇聯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目前還不能准確確定，克格勃和情報總局通過電子偵察得到的大量情報，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過程。其實在克格勃，除去主席和第一、第八總局局長，未必有人能接觸致全部電子偵察得來的外交情報。1969年電子偵察由重新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實施。冷戰時期，克格勃的叛逃者無一例外地都只能偶爾接觸到一些電子偵察到的情報。戈爾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檔案中的材料，實際上對已經公開的情報沒有任何新的補充。或多或少可以這樣認為；大部分情報都是截獲來的，截獲稿都保存在解密檔案中。實際上第一總局的任何人都無法接觸到這些檔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級官員外，所有人員只有在被認為是出于公務需要時才會被示以這些截獲來的情報。
冷戰期間這些電稿被抄寫在薄而透明的紙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紅夾子”中。1954年從第一總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傑里亞賓回憶說，大概每周兩次在他們處的處長辦公室里他能看到“紅夾子”中的一些截獲情報。比傑里亞賓晚10年逃到西方的第二總局的尤里·諾先科說，每次辦事員把“紅夾子”送來，並站在身後直到他把獲准了解的內容讀完，摘錄是不允許的。傑里亞賓和諾先科都曾回憶說，他們看到過從各西方國家截獲來的情報，而且有些是通過安裝在大使館的竊聽裝置截獲的。美國人和英國人認為法國人的通訊保密水平尤其差勁。彼得·賴特說，1960年他親自冒充接線員，在駐倫敦的法國使館安裝了一些竊聽裝置，以使英國政府的通信聯絡總部，能夠解譯出經過一流加密處理的法國外交電文。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結束以前，克格勃也始終卓有成效地竊聽著法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內的談話。傑里亞賓還回憶說，他在“紅夾子”里看到過截獲到的有關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時的情報。1954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羅夫和諾先科則說，見過大量被破譯的日本函訊稿。談到從“主要對手’哪里破譯的情報，則或許是數量少些，或許是更加保密，更可能兩種情況兼而有之。諾先科說只偶爾看到過從美國截獲的情報，而傑里亞賓則一份未見到過。按諾先科的話說、在破譯英國的通訊內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績”，卻提供不出具體的例子。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冷戰期間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觸到的截獲情報，在整個電子偵察活動中僅僅是滄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謝羅夫的活動，遭到兩個善于鑽營的赫魯曉夫寵臣的批評。他們是曾經動員幾十萬年輕人去實現赫魯曉夫墾荒計劃的、蘇聯列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謝列平和克格勃在列甯格勒的尼古拉·羅曼諾維奇·米羅諾夫。他們認為克格勃應該起更大的作用，這給赫魯曉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獎勵他讓兩人都進人了中央委員會。說到謝羅夫，他也確有一個“屠夫”的綽號。1956年春，他到倫敦監督對即將到英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赫魯曉夫和布爾加甯的保安組織工作，報界憤怒的言辭迫使他趕快溜了回來。他在同年鎮壓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傳聞，使西方對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認為他是新斯大林鎮壓政策的象征。顯然，需要一名新的領導人，以便改變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團討論了謝列平就謝羅夫關于克格勃國內外工作的報告提出的批評意見。謝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民之敵”和限制他們的活動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國主義大國秘密的行動。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積極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協助同西方進行戰略性意識形態斗爭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團對謝列平的批評意見表示贊同。考慮到謝羅夫以前的功績，他沒有被一擼到底，而是被調任到不太起眼的情報總局任局長去了。
謝列平同他的前任貝利亞和繼任者安德羅波夫一樣自負，並不滿足于當克格勃的頭子。當他還是一名20歲的大學生時，一次有人問他將來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蘇聯曆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的話可信的話），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領導！”謝列平只把克格勃當作繼續升遷的一個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終目標是爬上黨中央第一書記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擔任克格勃主席，但作為一個新的更有勢力的機關頭目——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的主席，他繼續控制著克格勃的活動、繼謝列平之後擔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歲的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謝米恰斯內，此人在共青團工作時就是他的部下。
當上克格勃主席以後，謝列平馬上改變了自己的領導作風。斯堪的那維亞一個國家負責監聽克格勃無線電通話的情報官員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終喜歡用“要求”這個詞、1958年底“要求”突然變成了“請”。很快他得知，謝列平取代了謝羅夫。那些到克格勃來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很多在大學時代就受到過在共青團工作的謝列平的關照，他們開始排擠“老禁衛軍”的人。特別驚人的是第二總局（反間諜局）的人事變動、該局戰後同第一總局相比工作人員的文化程度並不高。1953—1955年，尤里·諾先科在第二總局一處（美國）工作時，處里60名工作人員中只有兩人擁有大學文憑，有幾個人甚至連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沒有接受過，很少有人懂英語。而1960年諾先科返回該處時，己有80％的人員受過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語。從共青團和大學輸人新生力量旨在改變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謝列平反複說明“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已經完全杜絕，肅反工作者現在可以問心無愧地面對黨和蘇聯人民”。在被淡忘了20年之後，又重新恢複了對捷爾任斯基的個人崇拜。“鐵腕費利克斯”又重新成為頭腦冷靜而又滿腔熱情的肅反工作者的典范，他們忘我地保衛著蘇聯人民不受帝國主義好戰分子的攻擊。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實施的那些偵察活動後，謝列平就對第八總局電子偵察和破譯人員所取得的成績驚歎不已。這些成績是靠打入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館，以及收買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國加密員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過去第一和第二總局在配合第八總局工作時協調得不夠好，謝列平在第一總局的編制中組建了一個直屬局長亞曆山大·薩哈羅夫斯基的特別處，協調第一、二總局支持電子偵察活動，並幫助它們與第八總局溝通情況。新機構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對手”——美國。第八總局美國處的處長亞曆山大·謝列茲尼奧夫指示，特別處要收集破譯員最感興趣的密碼系統的情報。特別處最宏偉的作戰計劃，就是打人美國國家安全局（它是美國所有情報機構中最大的和得到撥款最多的一個，它負責電子偵察，總部設在離華盛頓不遠的福爾特一米德）。只要偶爾看看電視導讀報的美國人都知道有個中央情報局，但知道美國還有個電子偵察部門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曉此事的為數不多的人中間流傳著一個笑話，他們把國家安全局的縮寫擴展成“請勿閑談”局。
1960年，福爾特一米德已有3名蘇聯間諜。滲透工作的矚目成績有賴薩哈羅夫斯基特別處的周密計劃的功勞，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嚴造成的。1959年12月國家安全局的兩名破譯員——30歲的米切爾和28歲的馬丁神不知鬼不覺地飛到古巴。一切跡象表明，他們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況透露給了克格勃，並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興趣的電子偵察秘密的清單。國家安全局招募米切爾去工作本來就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坦白說，在他19歲以前的6年中他曾把狗和雞進行過“性交試驗”。至于馬丁是否忠心耿耿，認識他的人眾說紛壇。但有一點大家是一致的，他是個不負責任和不可救藥的自私鬼。在招募過程中這兩人出眾的數學才能掩蓋了性格上的缺陷，對米切爾來說他的“性交實驗”也被忽略過去。1959年初兩人違反國家安全局規定，向國會議員溫·海斯告發說，在幾次無線電偵察行動中美國侵犯了蘇聯領空。海斯錯誤地認為，這是兩個中央情報局暗地派來檢驗他是否能夠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處理社會問題中不老練，馬丁和米切爾相信了在蘇聯宣傳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話般的蘇聯形象。在他們心中蘇聯是和平斗士，這樣的國家永遠不會在他國領土上空非法飛行。蘇聯的社會制度看上去是那麼進步，以至馬丁和米切爾認為蘇聯給了他們在美國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滿足感。
1960年6月25日，每年3周的休假剛剛開始，米切爾和馬丁就飛往墨西哥。第2天乘航班飛往哈瓦那，在那里轉登蘇聯運輸機，把克格勃所列清單上秘密問題的答複帶到了莫斯科總部。休假結束8天後，國家安全局才開始尋找他倆。在米切爾家中，國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員發現故意放在明處的馬里蘭州銀行保險櫃的鑰匙。打開保險櫃，他們發現一個密封的紙袋和一張便條，條上米切爾和馬丁要求把袋里的東西公諸于眾。袋里有一份冗長的聲明，其中指責美國政府卑鄙齷齪，“像它經常指責蘇聯的那樣不擇手段”。與此同時，聲明中對蘇聯社會極度粉飾歌頌，那里“婦女的聰明才智被想方設法調動起來，而且，任用婦女要比美國多得多”，因此，蘇聯婦女“作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記者之家”馬丁和米切爾舉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國情報史上最令人難堪的記者招待會。他們揭露的最大丑聞就是國家安全局破譯了幾個自己盟國的通訊稿。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國、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及同敘利亞組成的國家——譯者注）、烏拉圭，——我想這些對大家了解真相已經足夠了”。雖然兩人在記者招待會上沒有提及美國的“U－2”飛機飛臨蘇聯進行偵察，但他們對此了如指掌，而且還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國飛行員格里·帕烏埃爾斯飛行失事的補充情況，此人所駕駛的飛機于1961年5月1日被擊落。給蘇聯宣傳戰一個大獲全勝的機會。
馬丁和米切爾不知道，在耶爾特一米德還繼續活動著一名更重要的蘇聯間諜，32歲的上士杰克·埃·丹萊普。二戰期間丹萊普在朝鮮時因為“作戰英勇、忠于職守”而榮獲“紅心”勳章和“銅星”獎章。但丹萊普生性好色，又是7個孩子的父親，因此總缺錢花。1958年，他成為福爾特一米德的參謀長加里森·勃·科維傑伊少將的司機，他的工作包括向國家安全局各下屬機關運送秘密文件。作為參謀長的私人司機，他是少數不經查驗可以離開福爾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為6名安全局的官員服務，往家里拉打字機和辦公家具。這就更加擴大了丹萊普同安全局總部的接觸。
據推測，大約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萊普向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提供了國家安全局的文件。後來進行的調查表明，從那時起他是在情報總局的人監督下工作，而不受克格勃的監督。丹萊普的工作事關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麼也不做。丹萊普能夠搞到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維修指南、數學模型和美國最機密的加密機的科學研究與試驗設計工作計劃。他還能接觸到中央情報局對蘇軍數量和編制及東歐特別是東德導彈潛力的評估。
1960年夏天，丹萊普突然成了富翁。盡管他每周只能領取100美元，他卻供養著情婦，養活一大家子人，還買了一輛“美洲虎”轎車，兩輛“卡迪拉克”和一艘30英尺長的設備精良的賽艇。後來在俱樂部優秀選手比賽中他出了意外，國家安全局不得不為他派出急救車。即使此時，雖然他未對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釋，但並未引起多大懷疑。1963年初春，雙重生活開始讓丹萊普難以承受。3月接受測謊儀測試時，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為”。5月，他被調到福爾特一米德的晝夜值班室工作。7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車的排氣口上，另一端從汽車左側的窗縫中伸到車內，然後發動馬達，中毒身亡。3天後，他像4個月後的肯尼迪總統一樣，按軍人的全套禮儀安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遺孀一個月後發現一個暗室，里面存放著沒來得及送出的絕密文件，那麼也許永遠不會有人懷疑他的忠誠。經調查。國家安全局得出結論，就重要性而言，丹萊普出賣的情報超過馬丁和米切爾出賣情報的總和。
人們得到丹萊普自殺的死訊那天，另外一名原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維克多·諾里斯·加米爾頓，在《消息報》頭版向世界披露了一些福爾特一米德的秘密。此人是阿拉伯裔美國人，同馬丁和米切爾一樣心理有些偏執。不過他還是以某種方式通過了檢查。1957年，在國家安全局“生產處”的中東部工作，同搜集到的阿拉伯語情報材料打交道。1959年2月，國家安全局的心理醫生診斷他“患有精神病”，但由于缺少阿拉伯語專家他被留了下來。7月，在醫生確診他已“處于精神分裂症邊緣”後才讓他回了家。一年後他卻出現在莫斯科，公開揭露國家安全局“生產處”對中東國家的情報偵察並表示，“特別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當局利用了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這個便利。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和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土耳其、希臘等國給自己駐聯合國代表的密碼指示，在到達真正收報人手里之前就已落到了美國國務院手中”。
在丹萊普暗地里將福爾特一米德的文件轉送給蘇聯情報總局的上司的那個時期，克格勃在破譯美國密碼方面至少取得了一項重大成績，其中克格勃間諜羅勃特·李·約翰遜起了很大作用。此人看上去不像一個能夠勝任此項工作的人，他是一名經常抱怨命運不濟的美軍中士，有時生活還要靠妓女供養。1953年在西柏林供職期間，他逃到東部並要求為自己和未婚妻——妓女赫迪提供政治避難。但是克格勃勸他返回了西德，在那邊他可以得到雙份工資。很快約翰遜又收買了一名中士——他的朋友、同性戀者詹姆斯·阿倫·明特凱恩巴烏。此人受命尋找其他能為克格勃工作的同性戀者。盡管約翰遜在這方面有功勞，但他是一名很難駕馭的間諜，很多年間他只能搞到些二流情報，1956年他同克格勃中斷了聯系，被軍隊除名後同赫迪一起去了拉斯維加斯，他希望在賭場上發大財並成為一名著名作家。在兩個幻想均告破滅以後，他開始酗酒，強迫赫迪重操舊業。1956年底，赫迪由于身體不好不能再賣淫時，約翰遜便無以度日。
1957年五月，明特凱恩巴烏出人意料地出現在他們住的帶頂篷的卡車里，隨身帶著克格勃500美元的禮物，游說他重新開始工作。克格勃想讓約翰遜到美國空軍工作，以便搞到導彈布署的情報。但果不出所料，空軍沒有錄用他。可陸軍卻接收了他，因為那里沒人知道他同妓女們的關系、他的嗜酒如命、當然更不知道他的間諜行為。之後他到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的導彈基地作警衛。兩年期間，約翰遜先後向明特凱恩巴烏提供了照片、計劃、文件等。有一次他甚至提供了克格勃要求的從燃料箱中吸出的導彈燃料實物。然後由明特凱恩巴烏把這些東西轉交給克格勃上司阿納托利·阿法納索維奇·葉利謝耶夫。一般他們都在華盛頓“布爾列斯克（意為“脫衣舞”）劇院附近見面。據明特凱恩巴烏說，葉利謝耶夫對這些地方總是有些比較感興趣。1959年約翰遜被從得克薩斯調到美國駐法國軍事基地。不久就有一位新接線人同他在巴黎接頭。此人叫維塔利·謝爾蓋耶維奇·烏爾茹莫夫，約翰遜只知道他是“維克托”，他把藏在煙盒里的500美元給了約翰遜。“這是聖誕節禮物！”烏爾茹莫夫開玩笑說。赫迪當時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同約翰遜一起工作很不容易。但烏爾茹莫夫的耐心、恭維和鈔票起了作用。1961年底約翰遜成為一個機場的機要聯絡中心的警衛。這個中心負責傳送在華盛頓、北約、美軍駐歐洲指揮部和美國第六海軍艦隊之間定期交換的秘密文件、密碼系統和設備。
第二年約翰遜為了迎合“維克托”的不厭其煩的勸說，一步步接近了上有三道鎖的秘密文件庫。他先是搞到了第一道鎖的鑰匙紙模，沒過多久他偶然在廢紙簍里又找到了一張寫著二道鎖密碼的紙片，最後利用從克格勃得到的便攜式義射線儀發現了第三道鎖的密碼。1961年2月15日夜間，約翰遜首次潛入文件庫，裝了滿滿一書包密碼文件和其它秘密文件，並把這些統統轉交給了資利克斯·亞曆山德羅維奇·伊萬諾夫。這個人是派來協助烏爾茹剪夫工作的，這些材料又由他轉給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克格勃間諜頭目。使館內早有一批技術人員等候著，他們把文字材料和書包里的東西進行了快速拍照。不到一小時文件包就送回到約翰遜那里。離下崗還有很長時間，約翰遜就把一切都恢複原狀。據諾領科講，在機場的這次行動是赫魯曉夫親自批准的，第一批秘密文件庫中的文件很快就送到了赫魯曉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員手里。
1959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時曾開玩笑說，如果美蘇把雙方的情報機關聯合起來會省很多錢。盡管如此，他對蘇聯情報系統提供給他的帝國主義秘密一直保持著很大興趣。1962年約翰遜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准備給家人們分禮物時，收到了赫魯曉夫和蘇聯部長會議的祝辭，同時他還被告知授予了蘇軍少校軍銜。他得到2000美元的獎勵，並允許他利用這筆錢在蒙特卡羅度假。1963年4月底以前，約翰遜一共提供了17包文件，其中包括對美國密碼系統的詳細記述，美國在歐洲的核部署以及北約和美國的防禦計劃。但是約翰遜開始大意起來，克格勃怕事情敗露決定暫時停止行動。而當克格勃准備恢複這一行動時，約翰遜已去了別的部門工作。1964年諾先科逃到西方透露的情況終于使約翰遜被捕入獄。
謝列平除了開展獲取密碼材料的行動並協調這方面工作以外，也沒有忘記“積極行動”，以便對西方國家政府和社會公眾施加影響。1959年1月，他在第一總局設立了一個新的假情報部，即D處（後來的A處）。最初有50多名工作人員，伊萬·伊萬諾維奇·阿加揚茨將軍任處長一直到1968年他去世。他是個其貌不揚的高個子亞美尼亞人，但頗具魁力。叛逃人員葉夫多基姬·彼得羅娃對他很有好感，認為他在所有同事中是個有魁力的溫文爾雅之士，他精通英語、法語和波斯語。1941——1943年他在德黑蘭工作，19461949年以阿瓦洛夫的假名在巴黎工作，此後任情報委員會西歐處處長，最後在國家安全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
阿加揚茨被任命為D處第一任領導，是因為他偽造回憶錄有功。他先後偽造了弗拉索夫將軍的《我選擇了絞刑架》、伊萬·克雷洛夫的《戎馬一生》和登在某月刊上的鐵托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鐵托似乎承認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事實上一切跡象表明，大部分這類作品的作者是前蘇聯外交官格里戈里·別謝多夫斯基——兩次大戰之間他定居巴黎，後來開始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別謝多夫斯基制造的贗品中有兩本是以斯大林侄子的名義寫的（而斯大林根本沒侄子），書的寫作技巧之高，甚至把像卡爾這樣著名的蘇聯學者都給迷惑了（1955年他曾為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寫的新聞評論寫了序言）。同這些作品相比，戈爾季耶夫斯基70－80年代接觸到的A處制造的贗品及假報道就顯得粗糙多了。
1959年阿加揚茨上任後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西德，克格勃希望它成為新納粹的堡壘。在對西德采取一項“積極行動”之前，阿加揚茨先做了一次試驗，他把自己的一組部下派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鄉下，在夜幕的掩護下到處塗畫德國納粹黨徽、張貼反猶太標語、掀翻墓碑雕像。克格勃駐該村的情報員報告說，事件使很多村民感到恐慌，它鼓動了一小撮當地反猶分子采取了針對猶太人的類似行動。1959－1960年阿加揚茨在西德使用這一計謀獲得巨大成功。一些東德間諜被派到西方，他們受命搗毀猶太人紀念碑、教堂和小店鋪，在牆上張貼反猶標語。克格勃策動的這些活動自然而然得到當地流氓和新納粹分子的響應。從1959年聖誕節直到1960年2月中旬，西德當局登記在案的反猶太行動共有833起。後來蘇聯的行動突然停止，但也早已破壞了西德在國際公眾心中的形象。西德政治家和宗教活動家不得不飲下這杯屈辱的苦酒。《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波恩無力徹底清除納粹遺毒》再好不過地說明了外國報界對西德的普遍反映。
1959年5月，謝列平在莫斯科組織召開了肅反委員會建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情報工作會議，會上討論了克格勃需優先考慮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2000名克格勃工作人員。政治局派出的代表阿列克謝·伊拉里奧諾夫·基里琴科、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國防部科外交部的代表。謝列平提出了一個總體計劃，為了達到蘇聯政治的長遠目標、消除來自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和日本的威脅，需要動員所有蘇聯集團的情報機構。D局奉命以自己的“積極行動”計劃配合蘇共中央國際部和國家機關。
盡管謝列平有“積極行動”這樣設計周密的計劃，但他並沒有拒絕更徹底的境外行動。謝羅夫領導時期，第一總局十三處負責暗殺活動，但它卷人了幾起公開的丑聞。在法蘭克福暗殺全國勞動聯盟（西德）領導人格奧爾吉·奧科洛維奇的行動失敗後，直接參與這一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員尼古拉·霍赫洛夫于1954年逃到西方。1955年十三處雇用了德國一名職業殺手沃爾夫岡·維利德普列特，企圖除掉全國勞動聯盟會長弗拉基米爾·波列姆斯基，但維利德普列特重蹈霍赫洛夫的覆轍，在最後時刻改變主意向西德警方把事情全盤托出。1957年9月，十三局嘗試用鋁（一種放射性物質）毒死霍赫洛夫的行動再一次遭到失敗（它所以選擇這種方法是希望在尸體解剖時輪殘留物不會被發現）。幾次失敗之後接著是一次成功的行動，暗殺西德的兩名烏克蘭移民領導人——1957年除掉了全國勞動聯盟的主要理論家列夫·列別特，1959年10月殺害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斯捷潘·班德拉。這些經過謝列平和赫魯曉夫批准的行動使他們兩人確信，暗殺個別著名人物仍然是克格勃境外活動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這兩次行動的執行者是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暗殺列別特時他只有25歲。在卡爾斯霍爾斯特，克格勃小組和斯塔申斯基做了行動准備。暗殺用槍是克格勃武器試驗室研制的一種毒氣槍，射出的是氰化鉀，氣體侵人人體時引起心髒停止跳動。十三局的預料是正確的，病理解剖學家沒有起任何疑心，很快在診斷書上寫下，死因是心力衰竭。斯塔申斯基先用狗試驗了手槍的性能，他把狗牽到離卡爾斯霍爾斯特不遠的林子里，把它拴到一棵樹上然後開了槍，幾秒鍾的痙攣之後狗就一命嗚呼了。實驗表明，這種槍非常保險，于是他就開始了正式行動：他伺機等候在黑暗的入口處槍殺了列別特和班德拉。1959年斯塔申斯基被召到莫斯科總部．在隆重的氣氛中謝列平授與他紅旗勳章並宣讀了嘉獎令；“嘉獎他出色地完成了政府特別重要的任務”。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將送他去繼續深造德語並學習英語，3——5年後他將前往西方，完成一些新的一任務。“工作不輕，但很光榮。”當時謝列平這樣對他說。
但是斯塔申斯基同霍赫洛夫和維利德普列特一樣，後來對謀殺都感到了一種厭惡。在這方面1960年同他結婚並帶有反共情緒的東德姑娘茵加·波爾起了不小的作用。1961年8月，逃住西德的道路被柏林牆堵住的前一天，斯塔申斯基夫婦逃到了西德。他供認了謀殺列別特和班德拉的罪行，1962年在卡爾斯魯瓦接受審判，並以參與謀殺罪被處以8年監禁。法官宣布主犯應是那個將政治謀殺視為合法的蘇聯政府。克格勃中馬上就有人因此而掉了腦袋。比斯塔審斯基晚4個月逃往西方的阿納托利·戈利岑說。”至少有17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員被撤職或降職。但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迫使政治局和克格勃的領導重新審視暗殺活動及其冒險性。斯塔申斯基一案被國際社會廣泛宣傳，因此政治局決定放棄克格勃在蘇聯集團境外組織的作為推行蘇聯政治一般手段的暗殺行動，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使用這一手段（如1979年12月在阿富汗刺殺總統哈菲祖拉·阿明）。
冷戰後期，包括在冷戰之初，克格勃對外活動的方向主要是針對那些“主要對手”的。60年代初克格勃首次有機會在美國“眼皮底下”的拉丁美洲建立行動基地。這事發生在1959年1月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統治，菲德爾·卡斯特羅上台之後。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宮始終對拉美革命持非常悲觀的態度，一直認為，由于美國的巨大影響，在那里共產主義巨變是不可能成功的。卡斯特羅受過古巴大地主階級的良好教育，他從古巴人民黨（正統派）及其創立者，反馬克思主義者愛德華·奇巴斯的理想中獲得了政治靈感。1958年夏天以前，古巴共產黨——古巴人民社會黨一直強調，推翻巴蒂斯塔統治只能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古巴工人起義。
第一總局二處（拉丁美洲處）先于外交部和中央委員會國際部看出了卡斯特羅的潛力。最早發現其天賦的是克格勃年輕的工作人員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列奧諾夫，此人會西班牙語，50年代在克格勃駐墨西哥間諜總局工作。卡斯特羅因組織進攻軍營被關了兩年，1955年出獄後在墨西哥流亡一年。在那兒卡斯特羅找到蘇聯大使館，要求向同巴蒂斯塔作戰的游擊隊提供武器。提供武器的要求遭到了拒絕，但列奧諾夫為他領導游擊戰爭超人般的領袖素質而驚歎，于是開始同他見面並給以熱情的精神支持。列奧諾夫認為卡斯特羅的政治主張既不成熟也不明確，但卻注意到了他在控制自己親手開創的“7．26運動”時所表現出來的果斷，以及情願給自己未來的統治蒙上一層社會主義色彩的膽識。列奧諾夫還發現，卡斯特羅的兄弟勞爾和他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都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1956年12月卡斯特羅回到古巴，但列奧諾夫對他組織游擊戰前景的評價沒有引起莫斯科的反應。卡斯特羅當政後，列奧諾夫的先見之明和他同古巴領導人固有的聯系使他官運亨通，並在1983年當上了第一總局副局長，負責克格勃在整個南北美洲的行動。
甚至在1959年1月卡斯特羅上台後，莫斯科仍然懷疑他抵抗美國壓力的能力。古巴人民社會黨也只是把同蘇聯聯盟看成是一個戰術步驟，就像當初支持巴蒂斯塔統治一樣。卡斯特羅在黨的老領導層中實行大清洗，使其瓦解，然後又利用這個黨迅速控制全國局勢。後來卡斯特羅又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以示支持，他認為這些可以幫助他實現自己的理想——成為古巴的玻利瓦爾。1959年7月，卡斯特羅的情報頭目拉米洛·瓦爾特少校前住墨西哥同蘇聯大使及克格勃的間諜局舉行秘密會談。此後克格勃向古巴派出了上百名蘇聯人，旨在重建古巴的安全情報系統。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產黨人的後代，國內戰爭後他們逃離西班牙在蘇聯定居下來。西班牙老共和黨人之一思利克·李斯特·法爾漢組織了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志願組織），協助同反革命怠工作斗爭。另外一個共和運動的老將，阿爾貝托·巴哈爾建立了一個教育中心網，培養游擊隊員。但克里姆林宮並不急于公開支持卡斯特羅的非正式統治，而是讓捷克人先作些表示。當年秋天以勞爾·卡斯特羅（不要和菲德爾·卡斯特羅混為一談）為首的古巴代表團到達布拉格，討論捷克斯洛伐克提供軍事援助的可能性。盡管勞爾習慣于和衣而睡並對金發妓女尤為熱衷，但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狂熱信仰給主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傳部主要負責人路易斯嗎斯·馬丁說，古巴人民社會黨企圖通過勞爾對菲德爾施加影響。我個人認為，菲德爾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對美國的敵視態度使他受到黨的歡迎。勞爾在布拉格接到了赫魯曉夫要他訪問莫斯科的邀請。
1959年10月，勞爾在莫斯科期間，有一個蘇聯“文化代表團”訪問了哈瓦那，該代表團以原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間諜頭目亞曆山大·伊萬諾維奇·希托夫（他就是阿別克謝耶夫）為團長，試圖為建立伺古巴的外交關系打基礎。希托夫贈給菲德爾一瓶伏特加、幾罐魚子醬和一本莫斯科風景攝影畫冊。然後他告訴卡斯特羅，蘇聯人民對他個人以及古巴革命非常欽佩。卡斯特羅打開酒瓶，又叫人取來些餅干。“伏特加太棒了！多好的魚子醬！”他贊賞地驚歎，“看來同蘇聯建立貿易聯系是值得的。”希托夫回答說：“這太妙了，菲德爾。那麼您對建立外交關系這件大事怎麼看？”最終，于1960年5月，蘇聯同古巴建立了外交關系，完全承認了卡斯特羅的統治。希托夫以文化顧問和塔斯社代表身份留在哈瓦那，實際上他是克格勃的間諜頭目。在最初的動搖之後，赫魯曉夫熱情地公開支持古巴的統治（但此時還不是卡斯特羅當政）。7月9日在一次火藥味很濃的講話中他表示：“為了支持古巴的斗爭，我們會做出一切努力……現在美國已不像過去那樣強大了。”第二天切·格瓦拉誇口說，古巴受到“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保護”。卡斯特羅和他的同志們則開始在講話中鼓吹，古巴革命“只是拉丁美洲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盡管卡斯特羅的思想基礎仍然值得懷疑，但他在奪取和鞏固政權斗爭中的功績使得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宮改變了在拉美的戰略——改變傳統的只對有正確理論的共產黨的支持，轉而采取同民族解放運動“有所貪圖地結婚”的政策，因為民族解放運動得到群眾更廣泛的支持。1961年4月，在美國支持下旨在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的吉隆灘登陸失敗，莫斯科更改變了對美國實力的看法，因為美國在自己的後院都顯得非常薄弱。
盡管卡斯特羅對蘇聯大使謝爾蓋·庫德里亞夫采夫的敵意日益增長，但同克格勃間諜頭目安德烈·希托夫卻保持熱情友好的關系。1962年3月，卡斯特羅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解散原古巴共產黨（他認為，庫德里亞夫采夫一直在打該黨的主意）。不久，卡斯特羅同他的關系徹底破裂，並請求任命當時還使用“阿列克謝”這個假名的希托夫為新大使。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希托夫走馬上任。6個月之後，蘇聯在古巴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導致了二次大戰以後最大的一次國際危機。1962年初，美國在英國和土耳其布署了“民兵”新型洲際導彈作為對那里已有的中程導彈的補充，這樣美國在軍備競賽中占據了明顯的優勢。赫魯曉夫認為，如果在距美國僅90英里的古巴布署蘇聯導彈，就可以在核威懾上占上風。與其說這是赫魯曉夫在分析情報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不如說是他低估美國和年輕的總統約翰·肯尼迪的決心的一種自負。在同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談話中赫魯曉夫說，西方“民主”到了足以發動戰爭的程度。“吉隆灘”行動中肯尼迪的優柔寡斷使赫魯曉夫深信，這位年輕的總統“眼高手低”，“我有把握說，肯尼迪是個軟弱的人，面對挑戰缺乏應戰的決心”。如果能悄悄把核彈頭布署在古巴，就可以迫使美國面對不得不講和的現實。1962年夏，蘇聯的工程師們開始動工興建導彈發射基地，從這些基地發射的核彈頭有效射程均在3000公里以上，幾分鍾內便可到達美國東海岸的各主要城市。
在冷戰期間的所有危機中，蘇聯的偵察工作都比西方有效得多。而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中，美國首次在情報方面同蘇聯打了個平手，甚至略勝一籌。部分原因在于這次危機的“震中”距美國邊境僅90英里。另外，西方在搜集情報技術方面的兩項巨大成就也打破了蘇聯的情報優勢，其中之一是空中偵察方面。1955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蘇聯實行“領空開放”政策’以使雙方能互相從空中觀察到雙方的軍事調動。蘇聯拒絕這一建議後，美國開始單方飛行高度可達21000米的“U－2”飛機飛越蘇聯領空。1962年擊落一架“U—2”飛機及在莫斯科舉行的對飛行員蓋利·鮑埃爾斯的公審，只是暫時壓制了美國的氣焰。幾個月之後美國發射了第一顆偵察衛星。衛星照片的清晰度要低于“U—2”拍的照片。1963年，克里姆林宮默許了衛星偵察，雙方開始廣泛使用偵察衛星，包括采用電子偵察和拍攝各種目標。
50年代中期，西方對蘇聯境內的間諜偵察工作也有很大改一進，盡管它不像空間領域那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61年春，英國情報機構收買了冷戰期間蘇聯在西方的最大的間諜奧列格·弗拉基米羅維奇·別尼科夫斯基。他是情報總局的官員，在國家科技委員會工作。
別尼科夫斯基的朋友中，有情報總局局長伊尤·亞曆山德羅維奇·謝羅夫將軍，火箭兵和炮兵總局局長、炮兵主帥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瓦連佐夫。別尼科夫斯基搞到的情報（一年半時間用“米諾克斯”相機共拍下了5500幅照片）有很高價值。其中有關于蘇聯洲際彈道導彈的最新資料，包括戰斗性能、彈著點精度、點火實驗時出現的故障。別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報表明，蘇聯導彈及航天武器作用日益明顯，這使得北約嚴肅地重新審視自己的對策。別尼科夫斯基同時為英國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在最緊張的時刻有20名美國分析家和10名英國分析家研究他的成果。及時有效地收集情報對西方必不可少，這使之能夠在古巴布署導彈之前采取和平手段解決加勒比海危機。1962年10月14日，“U－2”飛臨古巴上空，拍攝下了首批彈道導彈發射場的照片。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專家們借助于搜集來的、有關建造發射場各個階段詳細資料的秘密文件確定了照片上建築物的用途。這些文件是別尼科夫斯基依靠同空軍主帥瓦連佐夫的私人關系潛入導彈空軍總局轉拍下來的。10月16日這些文件已經放在美國總統的桌子上了。鑒于這些信息，肯尼迪組建了一個解決危機委員會，即眾所周知的執委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此組織在未來13天中時刻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截止到10月19日，“U－2”飛機向執委會證明共有10個建設中的彈道導彈發射場。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美國實行封鎖以保證對向古巴提供任何進攻性武器實施檢查。在幾乎整個一周的時間里世界都在核災難的陰云籠罩之下。
克格勃駐華盛頓的間諜機構無論在加勒比海危機發生時，還是在調解加勒比海危機時都表現得非常積極。除了收集情報以外，間諜機構還擔負著其他兩項任務：同白宮保持非官方聯絡渠道和傳播有關蘇聯在古巴布署導彈的假情報。這兩項任務的主要執行者是格奧爾吉·尼基托維奇·博利沙科夫，他是克格勃的人，在華盛頓以記者身份活動。據他說，在危機開始前一年多時間里，他充當了約翰·肯尼迪和赫魯曉夫之間的“熱線”及“秘密聯系渠道”。1961年5月，一名美國記者把他引薦給總統的兄弟及最親近的顧問羅伯特·肯尼迪，這之後他們每周在某個地方見兩次面。博利沙科夫的“正派”給羅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根本沒想到，博利沙科夫是克格勃的人，羅伯特說：“他是赫魯曉夫的代表……每當他（或赫魯曉夫）有什麼事要轉告總統或總統有話要轉告赫魯曉夫，我們就去找格奧爾吉·博利沙科夫……我能找到各式各樣的理由去同他會面。”博利沙科夫使羅伯特相信，他用不著那些多余的外交途徑便可直接得知，赫魯曉夫在想什麼並且“毫不隱諱地直言相告”。他說，“雙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提供的秘密渠道，“應該說，赫魯曉夫與肯尼迪之間的對話變得日益坦白直率了”。
但是加勒比海危機之前，克格勃建立“熱線”的基本作用是希望蘇聯在古巴中程導彈成為既成事實之前保守這個秘密。1962年10月6日，博利沙科夫同羅伯特見面，把赫魯曉夫的例行信件轉交給他。往常羅伯特出來迎接他是不穿西裝的，襯衣領口敞開著，領帶也是松開的。但此次氣氛異常：“和以往的會面不同，主人在家中穿起了深色官服，平日不聽話的頭發也被梳理得齊齊整整。他面無表情……態度冷淡而謹慎。一切都預示出正式會見的性質”。接著博利沙科夫敘述了信的內容：“赫魯曉夫總書記為美國在古巴周邊制造的局勢感到擔憂。我們重申：蘇聯提供給古巴的僅限于防禦性武器，以保衛古巴革命的利益……”羅伯特請博利沙科夫慢慢地重複一下信的內容，他筆錄後交給秘書去打出來。他說：“很好，我會把赫魯曉夫的信轉給總統，在必要時他會通過我給你們答複。”第二天博利沙科夫被總統的密友、記者查理斯·巴特種待請去共進午餐。巴特利特通知他，肯尼迪總統希望得到赫魯曉夫“更為詳盡的書面信件，而非他兄弟傳的口信”。博利沙科夫于是逐字逐句地把對羅伯特講的話又重複了一遍。巴特利特全部都筆錄了下來並轉給了總統。9天後約翰·肯尼迪看到了“U－2”飛機拍攝下來的古巴正在興建中的導彈發射場。總統顧問特奧多爾·索倫森後來回憶說：“肯尼迪總統已經習慣于依靠博利沙科夫這條渠道，通過他經常收到赫魯曉夫的信，因此他感到自己受騙了，實際上他確實受騙了。”
10月24日，巴特利特把博利沙科夫請到華盛頓的國家記者俱樂部，給他看了2O張“U一2”飛機攝下的導彈發射場的照片。照片右上角還保留著“僅供總統參閱”的字樣。“呶，你怎麼解釋這個呢？格奧爾吉？”巴特利特問，“我敢打賭，古巴有你們的導彈，這你一清二楚。”
據博利沙科夫說，他當時回答：“我從未見過這種照片。我不懂，這上面是什麼。沒准是棒球場？”第二天照片被公開刊登出來。巴特利特又打來電話，談話是這樣開始的：
“喂，格奧爾吉，你們在古巴有沒有導彈？”
“沒有。”博利沙科夫回答。
“OK。鮑勃讓我轉告你，你們在古巴有導彈。這是赫魯曉夫說的，總統剛剛收到莫斯科的電報。”
對博利沙科夫來說這消息就像“晴天一聲霹靂”。
博利沙科夫名聲掃地以後，莫斯科為建立同白宮的“秘密聯系渠道”重新挑選了候選人。接替博利沙科夫的是克格勃駐華盛頓的間諜頭目安德烈·謝苗諾維奇·費克利索夫，40年代末他在倫敦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偵察任務，因此在總部自我感覺頗為不錯。1960－1964年他化名福明在華盛頓任間諜頭目。10月26日14點30分，他打電話給正在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約翰·斯卡利，費克利索夫知道，此人是白宮的常客。從聲音判斷，費克利索夫很激動。他要求斯卡利10分鍾後同他在賓夕法尼亞大街“西洋風味”餐館見面。剛一落座，他就表達了想請斯卡利傳遞一條重要消息的願望。“如果蘇聯撤回導彈，美國是否同意公開許諾不駐古巴？您能不能利用在國務院的關系弄清楚這一點？”19點35分他倆又在“希爾頓”大飯店的自助餐廳見面。斯卡利說，他同國務卿金·拉斯克聯系過，他對費克利索夫的建議很感興趣。在這以前已收到赫魯曉夫的一封詳盡的、充滿感情的信，信里也有類似這樣的建議。盡管任何正式交易都沒達成，但在“西洋風味”餐廳中由費克利索夫首先說出的建議成了調解危機的基礎。10月28日赫魯曉夫表示，將拆除古巴的導彈發射場。同時美國保證不出兵古巴並從土耳其撤出服役期已滿的“朱庇特”導彈。
古巴危機解決之後，赫魯曉夫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與火冒三丈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關系。莫斯科平息危機甚至沒跟他商量一下，這使他十分惱火。安撫卡斯特羅的任務交給了克格勃駐哈瓦那的前任間諜頭目、現在的蘇聯駐古巴大使亞曆山大·希托夫，因為他成功地同這位古巴領導人保持了友好的關系。後來希托夫在莫斯科總部吹噓說，在古巴危機時他成了菲德爾的私人顧問，對卡斯特羅來說蘇聯大使館是他的第二個家，有時他甚至同希托夫一家在使館廚房中做飯。
正值危機處于白熱化之時，奧列格·別尼科夫斯基被捕，他提供的情報無論對加勒比海危機的爆發或是平息都起了關鍵作用。第二總局是在1962年監視英國大使館時，無意之中發現了別尼科夫斯基的行蹤。”
1959年以前克格勃一直認為，西方偵察機關不會冒險同自己的間諜在蘇聯境內直接聯絡，只會在國外同他們見面，而在蘇聯國土上，僅限于“郵政信箱”這一渠道。然而1959年10月，6年前在維也納被中央情報局收買的情報總局中校軍官彼得·波波夫被捕，他就在莫斯科直接向他的上司轉交情報。他是通過一個“切點”完成這一切的：人流中兩個人好像完全無意地撞一下。波波夫的案件過去之後，1960年第二總局局長奧列格·米哈伊爾羅維奇·格里巴諾夫將軍決定監視美、英兩國使館。這些規模巨大的行動每年進行兩次，每次為期兩周，而且監視面涉及外交官家屬，居住在莫斯科的記者、商人，還有使館工作人員。監視活動基本上都由七局的行動小組完成，但卻是由第二總局指揮的。在1962年初，有一個行動小組開始監視別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英國情報接線人的妻子詹妮特·奇卓爾姆。當時她從大使館出來，想從別尼科夫斯基那里取定期提供的一批微型膠卷。在阿爾巴特區，七局的一個監視者發現了奇卓爾姆和一個陌生俄羅斯男子“切點”式接頭。兩名監視人員一直“護送”奇卓爾姆太太到大使館，但因為他們接到命令不暴露自己，所以沒有攔住她讓其交出剛到手的紙包。另外兩名工作人員跟蹤別尼科夫斯基，但20分鍾後且標就消失了。從這時起第二總局就知道了莫斯科有一個英國情報機構的間諜，並且懷疑這可能是一個情報網，但暫時還沒有涉及到別尼科夫斯基的證據。
不久，別尼科夫斯基的過分自信使他處于敗露的邊緣。按照規定，情報總局和克格勃的所有官員如果去外國使館，都應該預先取得第二總局的同意。但別尼科夫斯基有一次去英國大使館，並未執行這一規定。第二總局的人很惱火，于是情報總局局長謝羅夫將軍（別尼科夫斯基的酒友）便親自寫道歉信請求不要計較這次誤會。格里巴諾夫將軍表面對謝羅夫的道歉表示滿意，但親自命令在別尼科夫斯基的家和工作單位進行監視。借助安放在別尼科夫斯基鄰居家窗台上花盆里的長鏡頭，可以清楚地拍攝到，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機調至某一頻道，收聽廣播並作某些記錄的。
1962年7月，莫斯科來了一名英國商人格倫維爾·威恩，他是英國情報機構的通信員。別尼科夫斯基再次違反保密規定，在“烏克蘭”飯店威恩的房間里同他會面，這足以使第二總局對他產生一定的懷疑。更可疑的是，進到房間里以後，別尼科夫斯基打開了收音機和浴室中的水龍頭來掩蓋交談聲。但格里巴諾夫的技術專家們還是分辨出一些談話的片斷，這是別尼科夫斯基從事間諜活動的第一個證據。此後，第二總局讓住在別尼科夫斯基樓上的一家去黑海度假，在他們房間的地板上鑽了一個小洞，安上一個大頭針針頭大小的鏡頭，通過它可以看到別尼科夫斯基使用“米諾克斯”牌相機、密碼和一次性密碼本的情況。為了對他的公寓進行徹底搜查，第二總局制定了一個能使他離家幾天的計劃。毒藥專家把別尼科夫斯基的椅子用毒藥處理了，別尼科夫斯基暴病了幾天。已經接到指示的情報總局的醫生們，通知他要住院治療幾天。在這幾大中，第二總局的人從他家里翻出了從事間諜活動的必備用品。但為了能通過他挖出一個大的間諜組織，並沒有馬上逮捕他，而是讓他“逍遙法外”。
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大量情報都是通過電子偵察得到的。這些成績的取得，有賴于克格勃向美國國家安全局和美國駐莫斯科使館成功的滲透工作。據說，危機過後赫魯曉夫甚至“向情報總局表示謝意，因為在華盛頓截獲的電話交談有助于了解美國官方內部發生的事情和進行討論，從根本上講有助于最終解決危機”。但是考慮到事態發展之快和執行委員會的保密機制，電子偵察實際上對總統及其高級顧問們做出的那些重大決定，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情報。雖然總部一再要求，但駐華盛頓的克格勃間諜頭目費克利索夫似乎未能搞到大量可信的情報。費克利索夫當時的情報來源同別尼科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處。此人是代號“薩沙”的美國軍事情報人員，1959年在德國服役時，被米哈伊爾·亞曆山德羅維奇·沙利亞平收買。薩沙是一名領薪金的間諜（他的女友一直靠他的錢糊口，所以在德國他負債累累）。據尤里·諾先科說，他提供整箱整箱的文件來換取克格勃的錢。1962年薩沙調到華盛頓，但他無權接近執委會的文件，所以只能提供些二流情報。
薩沙成功地度過了加勒比海危機，而別尼科夫斯基卻沒他那麼走運。正當危機高潮的時候，安在他房間天花板里的鏡頭發現，他正在研究假護照。格里巴諾夫怕他的叛逃打算得逞，便命令馬上逮捕他。10月2日，英國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便得知他的事已敗露。當天在莫斯科的一根電線杆上出現了一個暗號，這表示別尼科夫斯基在“郵箱”里留有資料。到“郵箱”取資料的中央情報局的人被克格勃抓獲，但他聲明自己有外交豁免權。對此人的監禁引起了一場頗為可笑的第二總局各處間的誤會。此前從沒有中央情報局的人去過“郵箱”那兒，克格勃誤認為別尼科夫斯基只為英國情報機構效力（當時，他是英國情報機構同中央情報局聯合行動的當事人），因此此案由二處（英國。加拿大和大洋洲處）負責，他們不願意讓負責美國事務的一處插手這件事。當不知所措的中央情報局人員說出自己是何許人也時，二處不得不同競爭對手一處一起調查這個案子。
在曠日持久的審訊中，別尼科夫斯基遭到嚴刑拷打，在1963年5月的公審會上他被判處死刑，遭到槍決。別尼科夫斯基暴露後，他的酒友、克格勃前任主席謝羅夫將軍也失寵了。別尼科夫斯基被捕後，謝羅夫的情報總局局長職務也被撤了。在一次毫無節制的狂飲之後，他在阿爾巴特大街旁的一所院子里開槍自殺。有關他死去的唯一報道是他過去的一些同志匿名發表的一條簡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