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錢看得很緊，"弗朗索瓦添枝加葉地說。他經常聽到母親由于外祖父不肯借錢給她，以致她不能帶孩子們去度複活節假期而哭泣。"媽媽很久以來一直穿著她一個朋友送給的衣服。我感到很丟臉。"他加了一句。
這位外祖父，他還是確保了家庭的各項開支的。他是這一代人的一個典型。就像許多到了這個年紀的人那樣，他害怕發生經濟困難。在1968年5月，當時學生們"變成"了"部長"或"總裁"，在巴黎馬路上修築了街壘，來模仿革命。而他呢，腦子里還印記著戰爭年代的匱乏，囤積了一些食糖、面粉和肥皂。
他承認只有一個癖好：集郵。他把這種熱情灌輸給了尼古拉。他經常在星期天帶他去郵票市場，就是靠近香榭麗舍大街的圓形廣場的那個。"不過他什麼都不買，"外孫惋惜地說。他曾經發現塞尚的《玩紙牌的人》，不過不是在一所博物館里，而是在一張郵政憑證上。在凝視這些人物的時候，他們也跨過了邊界，越過了海洋，到這些1946年以後成了法蘭西聯盟的殖民地旅行了一次。依然是對法國的熱愛。"他有一種理想化的概念，"他的外孫們都這麼說。當然，他帶他們去香榭麗舍觀看11月11日的列隊游行。尼古拉騎在他的脖子上，試圖看到戴高樂將軍——外祖父崇拜的偶像。"他是戴高樂派中的戴高樂派！"就像他們今天說的那樣。
戴高樂派，這位外祖父達到了這樣的程度：1968年5月29日，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示威，對幾星期以來一直叫嚷："十年，夠了！"來敦促將軍離去的人，他要和人群一起來反駁他們："戴高樂並不孤單。"
尼古拉只有13歲，要參加隊伍還太小。他母親不得不確保判斷力不夠的他好好呆在蒙索學校里。紀堯姆那時已經18歲了，不同意這些反現體制運動的主張。他說道："在三個月前，就是八月份，當蘇聯軍車侵入布拉格時，我就喊過'布拉格，布達佩斯，華沙，夠了！'"
薩科齊兄弟們的第一個積極的動力是他們的匈牙利根子。三個人都表示了他們出自內心深處的、全面的、根本的對共產主義的大厭惡。
國內安甯確立了，戴高樂的地位暫時加強了——暫時的——議會選舉勝利後，假期也到來了。不變的規矩，就像對周末那樣：自從離婚以後，妲蒂七月份在奔大雅克（PONTAILLAC）靠近路瓦央(ROYAN)的地方，租了海邊一幢大別墅的第三層。這是一個盎格魯-諾曼第風格的房子，屬于她幼年的一個朋友叫法比耶娜·高特萊夫斯基斯（FABIENNEGODLEWSKI）的公婆所有。她的兩個女兒勃利齊特和莫里埃爾與紀堯姆和尼古拉同處出生。在那兒也遇見聖·馬蒂安家的三個表兄弟。總共約有十來個孩子。他們每年夏天在那兒重逢，差不多連續了十五年之久。
薩科齊家的人帶頭搗亂。房子由于他們的吵鬧而抖動。人們在這里不再很融洽。尼古拉帶著維尼龍的手提箱來了，他把音樂開得震耳的響，當然是反複聽他的偶象約尼·哈里迪也有法朗士·嘎勒和埃爾維·維拉爾。
"幸虧我外祖父是聾子。"勃利齊特強調說。
假期就是這樣過的。不過，對妲蒂來說，既可能胡思亂想，也不能停留在溫存上面。
天剛亮她就起來，做家務，買東西。她叫醒孩子們，要盡快送他們去沙灘，參加ABC俱樂部的體操課。快！小子們，快出去！下午，大家幾乎都去游泳了，而尼古拉卻甯可去PEAISANCE咖啡館，那里有一台電視機——新事物（當然是黑白的）——正在播放環法自行車賽的幾個階段。要不，就到馬戲場去馴馬，在那兒照料馬匹。妲蒂在不請同伴們進食大塊薄餅時，就與跟她一樣貪吃的莫利埃爾一起，在下午騎自行車去周圍的糕餅店轉一轉。他們對那兒的每一種特色產品都很熟悉。
晚上，大孩子們經常一起去鄰近的別墅，他們騎租來的輕便摩托車。妲蒂穿著長睡衣，在樓梯上面觀察他們返回來，看著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回到各自的房間去，尼古拉太小了，不得不留在家里。為此，他經常生氣大發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