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一點，他是這樣解釋的："文化上，我不是左派。社會上，我不喜歡在七十年代的吉斯卡爾主義中我已經感覺到的（可能不一定對）狂妄自大的樣子。吉斯卡爾？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喜歡人民一邊，篤信戴高樂主義的法國人民一邊。"且不提祖父和他的信念了。
這一份忠誠值得提出——對一位在1968年的六年後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的雄心勃勃的年青人來說，而且是投入到一個對這一代青年人沒有什麼吸引力的、已經失控和分裂的運動中，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賭注。當事人的回答是："我感到自己有一股內在的力量，必須要利用它。我必須做某種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政治是進行共同探險的最後領域之一。起碼是唯一向我開放的。我願意以滿腔的熱情投入進去，我不想做旁觀者。"
在競選期間，夏邦在布洛涅溜冰場的大會使他第一次感到非常激動，這一次是真正的腎上腺素的上升。"我搭乘一位活動分子的白色404車前去。我們一共是四個人，我的心跳得快要破裂了。"
在一間擠滿人的大廳里，可以看到的第一排有戴高爾派的重要人物：馬爾羅、德勃雷、簡夏爾、一群知名人士，還有各行各業、各階層、出身不同的人。他們都同樣興奮激動，這是一個不能自制的集體陶醉的時刻。
"我會看到那麼多的人，真是難以置信。甚至還有紀·呂克思！"後來，薩科齊對他的朋友讓-馬利·旭少尼埃敘述說。後者指出："尼古拉入迷了。從這次大會回來後，我們覺得他非常堅定。他成了張貼招貼最多，分發傳單最多、五一鈴蘭節賣鈴蘭花最多的活動分子。他將會是最優秀的一位。他是要向他的家庭、向他的母親、父親和兄弟們顯示他的能力。"
他已經向他所有的朋友宣布了："我要搞政治，因為我要登得很高。"為了要握住成功的鑰匙，他貪婪地閱讀已在曆史上留下蹤跡的人物傳記：路易十四、拿破侖、戴高樂。他制作了卡片。每當他同輩人中有誰在某一活動領域中有些什麼進展，他就對其進行研究，他要了解探究其原因。
"政治生活為他帶來了智力上和身體上的充分成熟。"他的同伴們清楚地指出。還要加上一點：這並不是這一亮點的唯一源泉。
我們看到，尼古拉·薩科齊不喜歡他的童年時代。在12歲到15歲時期，他跟紀堯姆一起出去顯得小了點，跟弗朗索瓦出去玩又太大了。星期天，他一個人在電視機前想入非非：他的名字被列于最前面，前程輝煌。到17歲時，天變晴了。這一憂心忡忡的矮胖的小男孩完全變了，變成了一個親和爽朗的瘦小伙子，周圍有很多朋友。他還在做著同樣的夢。尼古拉喜歡他的青少年時代。
他接觸了家庭舞台、搖滾樂、女孩子、情人……也發現了自己的魅力所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女孩子耳朵皮軟"，有一匈牙利諺語這麼說。而"交談"，這正是尼古拉的強項，他能說會道。
"當我看到伙伴們還在猶豫，盯著她們的肚臍拼命地瞧時，我已經行動了。我和女孩子們交談。我邀請她們。在其他人行動之前，我已經發動了馬達。"
生活就是這樣，翻騰而多風波。內心的痛苦溢出時，帶出了大膽和果敢。在各個方面都是這樣。
在使用避孕藥的時代，在艾滋病悲劇發生之前很久，愛情生活與無憂無慮和感情充沛差不多成了同義詞。女性雜志贊美肉體享受愛的權利。1968年5月的口號差不多已變成了教條。一股自由之風吹進了年輕人中間。
尼古拉的過激主義在這一領域也是有收益的，即使他承認他付出的比該付出的要多得的多。"我在感情方面並不吝嗇。我年輕、熱情、有能力抓住所有的變化。"
"蒂提埃，不容易吧？"這之後不久，他對他的朋友，作曲家和歌手蒂提埃·羅勃里維亞說。當時，他們在追憶自己的年輕時代——
什麼不容易，尼古拉？——
你和我，我們都不是優秀足球運動員，要得到女孩子們的歡心，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