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也是一場戰斗。
散文作家阿讓·戴·薄東在他的著作《論社會地位》中指出：每一個成年人的一生都有兩個大的感情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尋求性愛，這是社會接受、並經常在文學作品中被頌揚的。在這一領域中，尼古拉永遠不會是一個失望者。第二個階段是尋求社會承認：人的感情的階段。"這一階段跟第一個階段一樣緊張、激烈，同樣複雜、重要和普通，其失敗也同樣痛苦。"
對于社會承認，政治很快就會讓年輕人的活動分子感受到一種更有價值的鏡子效應。那些比他年長的人，很快就能識別。這並不是偶然的。
"在他這樣年齡的人中，他是非常成熟的。確實很有口才，有概括和辯駁的才能，"耐依市共和國民主聯盟分部書記雷內·休伏·德波謝納回憶說："每星期六，我們都要舉行常規的情況介紹會，那時主要是尼古拉講話。此後不久，他又組織了一些更重要的集會，邀請了一些領導人。"于是，就有了這位紅光滿面的新型演說家、運動的總書記亞曆山大·桑給耐特，他吸引著數以百計的年輕聽眾。對他來講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對組織者也是如此。"他邀請了一些知名人士，以讓自己也變成這樣的人物。"正如他的朋友讓-瑪麗·休舍尼埃敏銳指出的那樣。
自此以後，他變得身不由已。他的備忘錄記得密密麻麻的。每個星期六都排得滿滿的，星期天也一樣。活動分子們回憶道：那一天，"我們動用了四五輛汽車去哥薩克人那兒，要在郊區一些城鎮的牆上貼滿共和國民主聯盟的招貼海報，當時，這些城縝完全在共產黨的控制下，是紅色地帶。我們像瘋子那樣高興極了。"
學習本身，他還是緊抓的（後來他很順利地取得了學士學位）。尤其是1968年的事件留下了很多痕跡：罷工，游行和危機在南塔的系科中一個接一個不斷出現。在梯形大教室中舉行的全體會議上聲明他反對罷工，宣稱他是戴高樂派，並且為此感到自豪。尼古拉遭到左派的毆打，身上到處是瘀血斑斑，新衣成了碎片。六個月後他說，我不能在白天去上課。我晚上才能聽課。"
他在耐依市的戴高樂派中交了些朋友，其中有菲利普·葛朗其："我得到他的幫助最多，"他肯定地說。他是掌管分部的財政、房地產專家、市政府顧問、共和國民主聯盟中央委員，還是夏邦-代爾馬斯堅定的支持者。"在那個時代，"他說，"我還是單身漢。尼古拉晚上經常來我家，我們討論政治。正是1974年12月的一個晚上，我剛收到一封馬蒂尼翁的電報，通知我去參加第二天星期六8時30分舉行的中央委員會的一次特別會議。這完全是一個特別的程序。我告訴他，我感到奇怪。他要我帶他去。他堅持此要求，最後我讓步了。"
這一年1974年12月，共和國民主聯盟非常不景氣，它不再掌權了。而新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很不賣力——我們至少可以這麼說——來吸引戴高樂派人士，他們是議會多數派中的多數。雅克·希拉克一直被他們中的很多人看作是"叛徒"。而年輕的總理卻使出混身的解數，以博得他們的好感。他使用越來越多親切的話語，友好地打電話給他們，向他們提供方便，邀請他們中的很多人到馬蒂尼翁宮去，讓他們有更多的期望。用重親征服的詞語來展示前景。"到下次用民議會選舉時，我們將重新取得150席。我們要保持多數中的多數地位。"在9月份的議會日期間，他許諾說，裝出一副不知道所提到的議會選舉應該在四年以後才會舉行。不過，這樣做還真有用。這一類述說使人心里得到了安慰。共和國民主聯盟負責推廣的全國書論夏爾·帕斯瓜、一位帶有熱帶（科西嘉）地方口間的喋喋不休的人，純正的戴高樂派人士，他還致力于將運動希拉克化。他從一個總部到別一個總部，到處宣傳同一個信息："要重新執政，我們只能依靠希拉克。"
總書記亞曆山大·桑給耐特的任期快滿了。他最早應于1975年3日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當選連任。可是那些頭面人物已經坐不住了。性情溫和的奧利維也·基夏毫不隱諱地表示，他要當這個運動的頭頭。米歇爾·德勃雷也一樣，但他不說，只是啟發別人，說是如果有一個集體行使的領導可能更合適。這樣亂哄哄的，當然還比較隱蔽，卻已經讓愛麗舍宮很擔心了。雅克·希拉克不是許諾過他要努力把共和國民主聯盟變成吉斯卡爾主義的黨嗎？甚至可以說，這是總統交給他的唯一的使命，十二月初，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要去安德烈斯群島會見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按照慣例，總理陪同總統去機場。在路上，他們談起了共和國民主聯盟內的形勢。在登機時，吉斯卡爾說了這麼一句："要采取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