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共和國總統法朗梭阿·密特朗與埃利·維西爾（ElieWiesel）共進午餐。埃利·維西爾是當天上午從紐約來的，他要去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喝過咖啡，總統請他的客人一起去向年青死難者的家庭表示哀悼。當然，攝像機要讓這位有"人權衛士"頭銜的作家和國家元首一起出現的場面被人們永遠銘記——這比所有的講話更要感人至深。很顯然：總統對良心有壟斷權。掌權的右派就是粗暴鎮壓和致人死地的一方。沒有人、或幾乎沒有人想起，這同一位總統就在幾周前，忘了去向比馬利克·烏斯金大不了多少的年青警察家庭致意。這些警察為了讓一些年青人免遭死亡，在運走恐怖主義炸彈時，不幸在雷諾廣告牌下被炸死。
同一天，夏爾·帕斯瓜來到示威游行中被嚴重傷害的警察病床前看望他們。左派吶喊著要求不人道的警察局老板下課。法國人對此很反感。密特朗在民意調查中不斷攀升，而雅克·希拉克的形象則在法國人心目中每況愈下。盡管他很快就撤回了"德瓦蓋法案"。
帕斯瓜的處境很艱難。薩科齊趁此機會熱烈地撲了過去，要幫他一把。他將上塞納省的活動分子召集起來，激起大家的熱情。他知道如何做，于是他行動了。他見到這位部長："這將是我們之間的一次聚會，我們想對你說：我們和你緊緊地站在一起。"一共有一千多人，氣氛非常熱烈。帕斯瓜雖然很受傷，但這次卻得到了足夠的感情安慰；他轉過來了，他的眼睛都濕漉漉的了。好了，這個小薩科齊也並不是那麼壞；況且，大家還都是在同一個家庭里，不是嗎？
回報很快就來到了。在部長的辦公室里，位置總是有的。即使不分給他整個辦公室，一席之地總是有的。雖然在波伏（Beauvau，指內政部）沒有空的地方了，但至少有一個頭銜"特派員"總是需要的。
"我有一些事想到你。"夏爾·帕斯瓜對他說。這些事是：預防大風險和技術風險。1986年4月以來，這一直是一份棘手的案卷。全世界都因為切爾諾貝利（Tchernobyl）災難而受到了創傷。按照眾專家所說的：在當時看來不太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此外，這場悲劇也暴露了在防護方面的缺口。所以要在發生核子災難時，評估風險和建立警報系統。這意味著除了其他條件外，在法國電力公司（EDF）和各省之間要有很完美的信息聯系。熟悉行政機構的人都知道，沒有或幾乎沒有比這更複雜的了。而對于尼古拉來說，這是一個熟悉國家機構、衡量其競爭性和效率的好機會——因此，這是一個重要的使命。
帕斯瓜拖延了一段時間才托付給他這一使命，焦急的尼古拉則激活了他的人脈聯絡網。阿蘭·加里農（AlainCarignon）敘述道："當時我是環境部長，尼古拉對我說：你一定要在帕斯瓜那里支持我。你對他說，你迫切需要在波伏有一位關于大風險的聯絡員，而且你希望是我薩科齊。這就是我所做的。帕斯瓜馬上就行動了。這以後，我跟尼古拉經常見面，談這個問題。"
為了在行政奧秘方面幫助他培養的新手，內政部長委托了讓-保爾·普魯斯特（Jean-PaulProust）。他是後來的巴黎警察局局長，當時是防衛和公共安全事務部主任。
"一天，帕斯瓜將我叫到他辦公室，"他回憶道："我到時，他正和一位我不認識的年青人在一起。'我給你介紹尼古拉·薩科齊，'他用悅耳的嗓音對我說。'他曾經違背我的意願，當上了耐依市長，不過他很有才能，將很有前途。他只有一個缺點：他還不知道怎麼做，這就是我交給他這份案卷的原因，你去幫幫他。'"
尼古拉立刻投入了工作，"他能夠利用我的部門。他拜會了原子能委員會所有的負責人、參觀了各個發電站。很快，我就看到他像一位專業人士那樣與專家們討論。我當時覺得非常驚訝，但我沒有想象到他將會從事如今所做的職業。"這位人士肯定地說。
最初的工作並不限于研究案宗。這位年輕的耐依市長也第一次進入到國民議會的半圓梯形會場……部長將他帶到了那里，讓他坐在自己身後的席位上。尼古拉不忘給自己的朋友們打電話："喂，你看到你的伙伴在哪兒了嗎？"他非常興奮。他聽著、觀察著、經常去過道認人，熟悉議會的禮儀和習俗。他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