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作為直系猛將，不過是一介武夫，其幕僚尚如此之多，其他如袁世凱、張作霖、段祺瑞、蔣介石等人，他們門下的幕僚，其數量絕不亞于吳佩孚。
民國幕業興盛，其表現之二，就是中國當局聘請了大量的外國顧問，充當建設中國和戰勝對手的智囊，以得到各種各樣的決策咨詢。
在變幻紛繁的民國舞台上，始終活躍著一批來自日、蘇、德、美等國的顧問。他們或受中國政府之聘，或受本國政府的派遣。來華後，他們有的運籌于帷幄，指揮在戰場，有的折中于糾紛和外交，策劃于密室。他們幾乎參與了民國時期所有重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活動。盡管他們人數不多，卻對民國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國聘請外國顧問始于袁世凱。袁世凱向來十分重視和重用外國顧問，從天津小站練兵時起直到北洋政府當政期間，他一直在以高價聘請一些外國人才充當顧問，以得到各種各樣的決策咨詢。這些外國顧問熱心地支持袁世凱，他們對袁氏勢力的興起，對北洋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演變，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末新政期間，袁世凱為了擴建北洋新軍而聘請了不少外國顧問，這些外國顧問主要是日本人。袁世凱認為，日本人在近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所采用的辦法，比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辦法更加符合中國的實際，日本陸軍原是仿照德國陸軍建立的，它的一套軍事制度比較適合曾受過德國教官訓練的北洋軍，而且聘用日本顧問所需費用較少。
因此，從1901年開始，應袁世凱的請求，清朝政府就確立了把外國軍官(日本軍官)聘請到中國軍事參謀機構做顧問的制度。誠如軍事史學家拉爾夫·鮑威爾所評論的那樣："在1901至1904年期間，軍事政策重大變化之一，是聘用日本軍官代替德國軍官做顧問的傾向在整個清帝國日益增長。"
從1901年到1902年，袁世凱在保定積極與日軍參謀次長田村怡與造磋商所謂的"中日軍事合作"。他用高價延聘日本軍官立花小一郎少佐到保定為練兵顧問，幫助其訓練新軍，以後又讓立花小一郎兼軍政司參贊政會議議員；同時還延聘金竹彌三彥(炮兵大尉)為軍政司參謀處顧問，聘嘉悅敏(騎兵大尉)為軍政司教練處顧問，聘中川文昱為兵備處顧問。到日俄戰爭前夕，已有20多名日本軍官，穿著中國服裝，梳著辮子，在袁世凱手下當教官或顧問。與此同時，還有其他一些外國人在湖北、四川等地給地區軍事司令部的參謀機構當顧問。
1904年9月，立花小一郎等人回日本後，袁世凱又聘請坂西利八郎(炮兵大佐)為練兵顧問兼北洋督練公所總翻譯官。到1912年，隸屬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外國顧問有25名，其中有6名是日本人，這6名中有2名是職位較高的軍人。在這些顧問當中，有不少還成為所謂的"中國通"。有的後來成了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急先鋒，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人。
北洋政府成立後，袁世凱又陸續聘請了大量的外國顧問，其中作為袁世凱總統顧問的就有10多人。他們當中對袁世凱影響較大的有莫里遜、古德諾、白里索、有賀長雄和坂西利八郎。
其他軍閥亦頗想利用外國人作為建立功業的助手，因而也聘請了一些外國人充當他們的顧問，如吳佩孚、張作霖等人。
吳佩孚任直魯豫巡閱使駐節洛陽期間，列名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的外國人，有上海《字林西報》社長、英國人H．F．荷立斯氏，上海《字林西報》主筆、英國人O．M．格林氏，前者似只虛擁名義，後者則常赴洛陽向吳陳述意見。此外，日本人岡野增次郎是吳佩孚于日俄戰爭期間共同充當諜報人員時的舊交，常追隨吳氏左右，受命招待中外訪客及對日交涉之責。榆關之戰，他還隨吳氏赴山海關前線，後因戰敗而逃歸雞公山，這才揖別東歸。此人曾畢業于日本人所辦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及肄業于南京的文正書院，並曾跟隨張謇游曆，有一定的漢文漢詩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