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從小站練兵時起，就羅致了一大批幕僚，包括一些留學生和他原先一些老朋友。作為袁幕領袖的徐世昌，是天津人，進士出身，在北京有"黑翰林"之稱，豐姿俊偉，性情溫和，恂恂有如儒者，最合達官風格。小站練兵時，袁幕中人多稱他為"徐師爺"，職務為文案總辦(即後來的秘書長)。田文烈系刑幕出身，即為幫辦文案之一。後來袁躋身顯位，在袁的保薦之下，其幕僚亦攀附而起，徐世昌被薦升為國務卿，田文烈被薦升為河南省長，其他不甚著名的幕僚如馮學書等人，至少也當上了廳長或道尹。
江蘇人張一麐是袁世凱的舊幕，後來袁任總統，張任機要局局長，因反對帝制，袁世凱將他擢升為教育總長，意示疏遠。至于湘鄉人曾廣鈞，是曾國藩的嫡孫，清末曾入袁幕，不久因與袁世凱政見不合而離開。袁世凱稱帝前，曾廣鈞任國史館修纂，代館員草擬了《勸進表》，文中有"霸府舊僚起兵主簿"之語，袁世凱看了《勸進表》後極為賞識，擬聘他為內史官，後因稱帝事敗而作罷。
袁世凱並非出身科舉士子，而是出身官僚，因此他的用人標准，亦以"有能力之官僚"為上選，徐世昌貌似嚴謹本分，內心卻多計謀，頗合袁氏用人眼光，故能成為北洋官僚之魁首。
民國重視幕僚之風首倡于中央領導，推波助瀾于地方各級長官。袁世凱當政時厲行軍民分治，起用前清北洋舊吏為各省巡按使(後改為省長)，如京兆尹王達、直隸王瑚、湖北呂凋元、湖南沈金鑒、山東沈銘昌、江蘇韓國鈞、河南田文烈，有的起自州縣，有的起自刑幕。自袁死後，他所提拔的文治派，一時失去靠山，逐漸被摒除，各省"武"字(即靖武、彰武之類)號的將軍，一律改稱督軍，原先袁世凱所灌輸的"軍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已完全被打破，各省督軍皆認為自兼省長為應享權利，湖北王占元首開其端，各省相率效尤，軍民兩政操自武人，遂成藩鎮割據局面。有時為本省輿論所迫，而保薦其僚佐中之文人出身者來兼任省長。
由于社會環境日趨複雜，地方分裂主義日趨嚴重，軍事爭戰的此起彼伏、連年不斷，政治角逐場中的鉤心斗爭，以及國際勢力的不斷入侵，武人們自覺知識文化水平嚴重不足，需要文人的輔佐，因而紛紛效法袁世凱，聘請和豢養文人為幕僚，讓他們出謀劃策，提供咨詢，幫助處理複雜的政事。這一做法逐漸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民國幕業亦隨之而大興。
民國幕業非常興盛，其表現之一就是，幕僚職業之普及，智囊人數之多，為以前曆代所少見。
民國時期，雖然官方對智囊沒有明確而統一的規章制度，智囊擁有一定的隨機性與靈活性，對他們的約束力也不甚強，但官方給智囊設置了正式的官職，如參謀、參謀長、參議、總參議、秘書、秘書長、顧問、高級顧問等等，有的還建立了相應的機構。智囊職業比較普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軍政領導均有聘請幕僚的傳統和習慣，並以聘養幕僚之多寡與優劣作為自己政績能否有突出表現的根據。
徐世昌當政時特設巡閱使制度以安撫勢力強大的藩鎮，使其兼管數省的軍事和民政。當時吳佩孚由直魯豫巡閱副使升任巡閱使，並兼任第三師師長進駐洛陽。洛陽的地位舉足輕重，一時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吳佩孚利用這一職位，以高價延攬四方人才。當時洛陽巡閱使署中，除實際辦事人員以外，擁虛位而列名于顧問、咨議、幫辦營務、副官、差遣之人，共計有千余名，甚至前清的遺老及名流學者，如康有為、辜鴻銘、柯劭、張謇、鄭孝胥、王士珍、江朝宗等人都在延聘之列，雖然應聘赴洛陽者只有江朝宗、鄭孝胥二人，但像張謇這樣的名流也派他的兒子孝若赴洛陽以報聘，可知當時名流對吳佩孚特別青睞。
由于吳佩孚廣招人才，因而在他門下虛擁名位的幕僚極多，因宿舍不夠，不得不在巡閱使署附近新建參謀人員住處，共有五十間房，充作部下幕僚的宿舍。由于幕僚人數眾多，洛陽幕府的食膳時間均有明確規定，早飯始于上午十一時而終于正午，晚飯始于下午四時半而終于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