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可以用倒卷珠簾的方式來研究曆史：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使中國喪失了越南；太平天國始于一八五一年而終于一八六四年，其間還出現過戈登將軍和華德將軍的常勝軍；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的結果使中國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元朝有馬哥·孛羅來華游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國與羅馬帝國的關系。
梁啟超在東京出版的"新民叢報"是份綜合性的刊物，內容從短篇小說到形而上學，無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學常識、有曆史、有政治論著，有自傳、有文學作品。梁氏簡潔的文筆深入淺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穎或困難的問題。當時正需要介紹西方觀念到中國，梁氏深入淺出的才能尤其顯得重要。梁啟超的文筆簡明、有力、流暢，學生們讀來裨益非淺，我就是千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我認為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介紹現代知識給年輕一代的工作上，其貢獻較同時代的任何人為大。他的"新民叢報"是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張在清廷主持之下進行立憲維新。這時候，革命黨人也出版了許多刊物，鼓吹孫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中山先生認為共和政體勝于君主立憲，同時他認為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統治，而不應由腐敗無能的滿洲人來統治，浙籍學生在東京也出版了一個定名"浙江潮"的月刊。這個雜志因為攻擊清廷過于激烈，以致與若干類似的雜志同時被郵政當局禁止寄遞。但是日本政府卻同情中國留學生的革命運動，因此這些被禁的雜志仍舊不斷地從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營求厚利者再從上海把革命書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浙江高等學堂本身就到處有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雜志和書籍，有的描寫清兵入關時暴行，有的則描寫清廷的腐敗，有的則描寫清廷對滿人和漢人的不平等待遇。學生們如饑似渴地讀著這些書刊，幾乎沒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們。
事實上，清廷腐敗無能的實例，在校門之外就俯拾即是。杭州城牆之內就有一個滿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駐紮著監視漢人的"旗兵"。兩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劃出這個城中之城做為駐紮杭州的"旗兵"的營房。這些旗兵的子子孫孫一直就住在這里，名義上仍舊是軍人。滿漢通婚原則上是禁止的，但是滿人如果願意要漢人為妻是准許的，實際上這類婚姻很少就是了。太平軍圍城時，杭州的旗人全部被殺。內戰結束以後，原來駐紮湖北荊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駐杭州，來填補空缺。這些從荊州來的旗人當時還有健在的，而且說的湖北話。雖然他們多數已經去世，但是他們的子女仍舊住在那里，而且說他們父輩所說的方言。道地湖北人很容易察覺這些旗人的湖北口音。但是從第三代開始，他們就說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當時的浙江高等學堂里有十名旗人子弟。這幾位青年人對學校中的革命運動裝聾作啞，應付得很得當。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後裔，他甚至告訴我，他也贊成革清朝的命，因為他雖然是旗"兵"，卻不是滿人。
這些所謂旗兵，實際上絕對不是兵；他們和老百姓毫無區別。他們在所謂"兵營"里娶妻養子，對沖鋒陷陣的武事毫無所知。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有政府的俸餉而無所事事，他們過的是一種寄生生活，因之身體、智力和道德都日漸衰退。他們經常出入西湖湖濱的茶館，有的則按當時的習尚提著鳥籠到處游蕩，一般老百姓都敬而遠之。如果有人得罪他們，就隨時有挨揍的危險。這些墮落、腐化、驕傲的活榜樣，在青年學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的鄙夷。他們所引起的反感，比起革命宣傳的效果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從梁啟超獲得精神食糧，孫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則使我們的革命情緒不斷增漲。到了重要關頭，引發革命行動的就是這種情緒。後來時機成熟，理想和行動兼顧的孫中山先生終于決定性地戰勝主張君主立憲的新士大夫階級。
這就是浙江高等學堂的一般氣氛。其他學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對這一切活動都感興趣。我喜歡搜求消息，喜歡就所獲得的資料加以思考分析，同時也喜歡使自己感情奔放，參加行動。但是我常常適可而止。為求萬全，我仍舊准備參加科舉考試。除了革命，科舉似乎仍舊是參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徑，並且我覺得革命似乎遙遙無期，而且困難重重。我有時候非常膽小而怕羞，有時候卻又非常大膽而莽撞，因此我對自己的性格始終沒有自信。所以我的行動常常很謹慎，在采取確切的行動之前，喜歡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時，我總是考慮再三才能作決定。如果猶豫不決，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決定，我必定堅持到底。我一生犯過許多錯誤，但沒有犯不可挽回的錯誤。所以沒有讓時代潮流把我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