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抗運動可說是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自從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以及其他科學觀念輸入中國以後，年輕一代的思想已經起了急劇的變化。十八世紀的個人觀念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同時並臨：個人自由表現于對舊制度的反抗；工業革命則表現于使中國舊行業日趨式微的舶來品。中國的舊有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制度尚待建設。
全國普遍顯現擾攘不安。貧窮、饑饉、瘟疫、貪汙、國際知識的貧乏以及外國侵略的壓力都是因素，青年學生不過是這場戰亂中的急先鋒而已，使全國學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無足輕重的墨水瓶，不是一個在教會學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學生，也不是一次學生與轎夫之間的齟齬而已。
我們離開那所教會學校以後，我們的學生會自行籌辦了一個學校，取名"改進學社"。這個名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章炳麟給我們起的。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聲郭橐，溢于堂外。他說，改進的意思是改良、進步。這當然是我們願意聽的。我們的妄想是，希望把這個學校辦得和牛津大學或者劍橋大學一樣，真是稚氣十足。但是不久我們就嘗到幻滅的滋味。不到半年學生就漸漸散了。結果只剩下幾個被選擔任職務的學生。當這幾位職員發現再沒有選舉他們的群眾時，他們也就另覓求學之所去了。
我自己進了浙江高等學堂。我原來的名字"夢熊"已經入了鬧事學生的黑名單，因此就改用"夢麟"注冊。我參加入學考試，幸被錄取。當時的高等學堂，正當罷課學潮之後重新改組，是一向有"學人之省"之稱的浙江省的最高學府。它的前身是求是書院。"求是"是前輩學者做學問的一貫態度。求是書院和紹興的中西學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課程中包括一些外國語和科學科目。後來新學科愈來愈見重要，所占時間也愈來愈多，求是書院終于發展為一種新式的學校，同時改名為浙江高等學堂。
這個學堂既然辦在省城，同時又由政府負擔經費，它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省文化運動的中心。它的課程和中西學堂很相似，不過功課比較深，科目比較多，先生教得比較好，全憑記憶的工作比較少。它已粗具現代學校的規模。
我自從進了紹興的中西學堂以後，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東邊有一點閃霎的亮光，我就摸到東邊；東邊亮光一閃而逝以後，我又連忙轉身撲向西邊。現在進了浙江高等學堂，眼前豁然開朗，對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較真切了。我開始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開始時似乎很難了解外國人民的所作所為，正如一個人試圖了解群眾行動時一樣困難。後來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發展。自然那只是一種粗枝大葉而且模模糊糊的了解。但是這一點了解已經鼓起我對西洋史的興趣，同時奠定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在浙江高等學堂里所接觸的知識非常廣泛。從課本里，從課外閱讀，以及師友的談話中，我對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知識日漸增長。我漸漸熟悉將近四千年的中國曆史，同時對于曆代興衰的原因也有了相當的了解。這是我後來對西洋史從事比較研究的一個基礎。
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更多：首先是一八九四年使台灣割讓于日本的中日戰爭，童年時代所看到的彩色圖畫曾使我對它產生錯誤的印象；其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那是我在中西學堂讀書時所發生的；再其次是一九00年的義和團戰爭，我在上海時曾經聽到許多關于義和團的消息；然後是一九0四年的日俄戰爭，我在杭州念書時正在進行。每一件事都有豐富的資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