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勢力這樣強大而且這樣囂張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談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于子女對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對付桀傲不馴的子女，尤其是這些子女的行為偏偏又受到鄰居們的支持，工人們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們的父母或親戚，既不是政府大員，也不是社會聞人，因此他們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軍隊的刺刀。只有在學生領導之下，或者與學生合作時，工人才能表現較大的力量。
學生運動在校內享有教師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支持，因此勢力更見強大。此外還牽涉到其他的政治勢力。故而情形愈來愈複雜，聲勢也愈來愈浩大。學生運動自從民國八年開始以來，背後一直有教員在支持。就是滿清時代的首次學潮，也是教員支持的。
後來教員也發生罷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發放欠薪，情勢更趨複雜。北大以及其他七個國立大專學校的教員，一直不能按時領到薪水。他們常常兩三個月才能領到半個月的薪俸。他們一罷課，通常可以從教育部擠出半個月至一個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幾百位教員在大群學生簇擁之下，占據了整個教育部的辦公廳，要求發放欠薪。八個國立學校的校長也到了教育部，擔任居間調停的工作。教員與學生聯合起來，強迫馬鄰翼教育次長和八位校長一齊前往總統府，要求發薪水。這位次長走到教育部門口時，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繼續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邊的學生汪翰，馬上把自己的雨傘打開遞給他，並且很直率地說："喏，這把雨傘你拿去!"于是這位次長只好無可奈何地繼續前進，後面跟著八位心里同樣不怎麼樂意的校長。群眾走近總統府時，憲兵、警察趕緊關起大門。教員與學生在門外吵著要進去。忽然大門打開了，大群武裝憲警蜂擁而出，刺刀亂刺，槍把亂劈。上了年紀的教員和年輕的女學生紛紛跌到溝里，有的滿身泥濘，有的一臉血跡，叫的叫，哭的哭，亂成一片。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侮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這位馬教授後來被送到法國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教授的老母說：
"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麼道理?"
曾任省長的那位要員回答道："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靜下來，病房里其余的人卻幾乎笑出聲來了。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其他教員，也都因為這位要員的風趣而面露笑容。
這件事情總算這樣過去了。另有一次，教員們擁到財政部要求發放欠薪，部里的人一個個從後門溜走，結果留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學生們因為不滿政府應付某一強國的外交政策，沖進外交部打爛一面大鏡和好些精致的坐椅。學生、教員和工人聯合起來罷工罷課，反對北京政府和侵略中國權益的列強。多事的那幾年里，差不多沒有一個月不發生一兩次風潮，不是罷課就是罷工。
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是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二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時，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游行、示威或暴動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每次電話鈴聲一響，他就嚇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發。
我講這些話，決不是開玩笑。我記下這些往事以後，又做了場惡夢，有時看到青年男女橫尸北京街頭，有時又看到憲兵包圍北京大學要求交出群眾領袖。夢中驚醒之後，輾轉反側無法安枕，一閉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劇就重新出現。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園的柏樹下喝茶。這位老教授曾經說過一段話，頗足代表當時擾攘不安的情形。
"這里鬧風潮，那里鬧風潮，到處鬧風潮——昨天罷課，今天罷工，明天罷市，天天罷、罷、罷。校長先生，你預備怎麼辦?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結束。有人說，新的精神已經誕生，但是我說，舊日安甯的精神倒真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