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一樣充滿著改革和建設的精神，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我將在下一章加以敘述。省政府的建設計劃相當龐大，但是革命之後，此項計劃難免受經費支絀的限制。因此只能把工作集中在鋪築公路上面，幾年之內的確鋪了不少公路。省城本身也有許多道路經省政府指定拓寬或添建。兩年之後，杭州城內已經添築了許多寬闊的馬路。西湖沿岸和蘇堤也辟了馬路，直達西山各名勝，另有一條公路與上海銜接，招徠了不少度周末的游客。短短三年之內，杭州已經煥然一新了。市區之內，西湖之濱，以及湖邊山麓，新建洋房別墅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人口激增，商業也盛極一時。
各縣市也新建了許多電燈廠。若干鄉村里還裝設了蒸汽幫浦灌溉稻田。因為浙江是絲織業中心，政府開始提倡科學養蠶法，以科學方法培育蠶種，然後轉售給養蠶的人。頭一年里，科學蠶種曾經引起強烈的反對，因養蠶的人受了以傳統方法培育蠶種的人的影響，對于科學蠶種發生懷疑。但是事實勝于雄辯，第二年中，政府出產的新式蠶種已經供不應求。
為了改善田租制度，政府舉辦全省耕地調查，工作繼續了好幾年。浙江省所采用的辦法，與共產黨對農地所采的激烈手段適成對照。浙江省采取一種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辦法，也就是佃農付給地主的田租普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佃農通常以主要作物收獲的百分之五十付給地主田租，"二五減租"以後，佃農就只要付收成的百分之三七點五了。田租的租率已經維持了幾百年，計算方法各地互有差別，實行"二五減租"以後，有些地方的佃農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另一些地方，這個減租辦法卻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引起嚴重的糾紛。減租委員會所收受的訟案多如山積，全省各地普遍發生糾紛，減租辦法終于幾年之後放棄。推行減租最力的沈玄塵(定一)被暗殺，死因迄今未明。
不久之後，掃除文盲運動開始。經過六七年時間，除了普通的小學之外，短期的民眾識字班增加了幾千個。
省內的教育制度進行一次新試驗。國立浙江大學成立，由我擔任校長。浙大不但主持高等教育，並且主管全省公立學校。教育廳取消，浙大校長則成為省府委員。另外兩省也繼起仿效，各自成立大學。經過兩年的試驗，另外幾省發生內部糾紛和政治爭執，整個制度終于在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廢止，那時我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所以培植這個制度和埋葬這個制度的都是我自己。
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年，翌年膺任教育部長，同時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因此經常往返京杭之間。民國十八年，我辭去浙大校長兼職，在南京再住了一年，後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職。
我當時年壯氣盛，有決策，必貫徹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為勵精圖治，在人則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頗知紹興師爺化大為小化小為無的訣竅。今背道而馳，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難，政治革命更難，思想革命尤難，這是我所受的教訓。
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在南京當時電燈朦朧的深夜，看來似乎更覺顯明。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訟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厲聲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
我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回答說：
"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
第二天我就辭了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日："無大臣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