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感覺湧遍全身
讓我繼續歌唱八十年代。
那個年代，百廢待興之際，有一句特別有名的話，“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失血過久的肌體突然恢複了正常的血液循環，難免會興奮異常，流動加速。人們的讀書熱情就像六年不讓泡妞的拉塞爾·克羅被突然扔在梅格·瑞安面前一樣，怎能不荷爾之大蒙？
拿電影來說吧。1985年，北京舉行法國影展，一部反映原始人生活的藝術影片《火之戰》，因為據說“里面的演員都不穿衣服”而便得格外走俏，電影票被炒到了七十元一張，而那時我上寄宿高中一個月的生活費是十五元，這張票夠生活一個學期——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六塊錢買張D5，約等于一個麥香魚；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漢的一家音像資料館放映，大屏幕投影，畫質模糊得如同氣象云圖，配音糟糕得如同街女拉客，但仍是萬人空巷，成為那兩個星期內戀人之間的最佳禮物，文化人之間的最佳話題，多少人如醉如癡，感慨奧斯卡是多麼實至名歸——十五年後，當年那個連看三遍的漢子與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腳步，揪住街邊小店飄出的一縷音樂——“聽，《走出非洲》！”
拿書來說吧。看過憋到極限的山洪噴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為什麼一本《紅與黑》能讓那麼多人看得淚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醫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國攻打伊拉克更讓人們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個其姑媽是書店員工的同學能得到多少人的獻媚；你就能理解一個姑娘為什麼能讓你像個瘋子一樣寤寐思服心旌搖蕩——在十幾年後的這個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讀《天使，望故鄉》的樣子：頭發枯黃，腦袋埋在書里像個蝦米，戴著大大的眼鏡，嘴出神地抿緊，兩條長長的腿緊張地交結在一起，渾然不知世界的轉動，還有你的存在。
中斷的時間鏈條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還是舊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爭奪失去的時間，又在與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溫故，又在知新，那時候的中國，比誰都豐富，我們在用一天走別人幾年的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與師兄師姐們相比，我們這一代生逢其時，沒有被失去太多的時間，反倒是別人被壓縮的時間也釋放到我們的校園。知識大潮湧來的時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讀書的年齡，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讀書，有大把的書可以讀，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讀，世上還有比這更讓人愉快的事情嗎？
孟德斑鳩說：沒有。
至今想起來，仍是幸福的感覺湧遍全身。
從初中時看到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三冊刪節本《飄》，知道這是生活方式腐朽沒落的江青最愛看的外國小說，驚詫于書中“郝思嘉”、“衛希禮”的譯名開始，我就開始了尋寶之旅。就像段譽被喬峰帶到丐幫，杏子林中，商略平生義，四周高手如云，每一個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而我在書海里，見到每一本書都要說一聲“久仰”、“與君相見，幸何如哉”，然後一見如故，聯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蘭兌斯，我的威廉·曼徹斯特，我的《流放者歸來》，我的《伊甸園之門》，到買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體似篩糠時，這種探寶旅程達到了高潮。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廣場上，突然想俯下身親吻那片肮髒土地的時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窩里，赤身裸體，泣不成聲。
我的八十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崗位，一個月工資和獎金加起來是一百二十元，所以大家都哭著喊著要上夜班，這樣每月可以有五十元的夜班補助，很大一筆錢耶。
彙報這個帳目不是為了哭窮，而是為了顯富——兩年後，國家普調工資，我一個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你的工資是六七百元，可那會兒的書還是按照人們一二百元的工資水平定的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