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領導意欲在文藝界推行曆史唯物主義，而身為"資產階級唯一比較大的學者"的胡適，自然成了首當其沖的靶子。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批評運動展開了，1951年11月，大陸發起了對胡適長期而密集的宣傳攻勢，對其學術思想和著作重新進行審查。一些學者紛紛著文與胡適劃清界限。
胡適自己卻樂觀地估計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他在給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的信中說："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他們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于溫習胡適的書。"可惜胡適只估計對了一半，這種局面在1954年後，迅速地擴大到全國各個領域。
在1954年9月，時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的李希凡和中學語文教師的藍翎合寫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發在《文史哲》上，文章從"政治與階級的視角"對俞平伯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評，矛頭直指俞的紅學研究。俞是胡適的得意弟子，他的學術研究直接承繼胡適，批俞的導火索會直接引爆胡適這個敏感的炸藥包。正如當時中宣部大會所闡述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乃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
胡適這時流亡在美國當寓公，可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來"隔岸觀火"，以"欣賞"的態度審視大洋彼岸的那場關于自己的"鬧劇"。開始他從朋友寄來的報紙里看到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他不覺得這些討論有什麼可怕的，以為這不過是指桑罵槐來隔靴搔癢。
沒想到這年10月，毛澤東讀到李、藍的文章後，並得知了他們遭受的"打壓"，認為這反映出以胡適為代表的思想仍有很大影響，于是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藝界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提出"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毛澤東這封信被冠以《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標題，作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出現于報端，實際上打響了批胡的信號彈，對胡適的大批判運動就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擴大開來。
對胡適的批判沒局限在"紅學"研究，而是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展開。在哲學思想領域，胡適被批判為"用實用主義對抗辯證唯物主義，用唯心史觀對抗唯物史觀，用改良主義對抗社會革命論，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否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胡適被認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產物，是徹頭徹尾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在曆史領域，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是重點批判對象，這種方法被認為"是反曆史、反科學的"。在文學領域，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點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考證都被批得一文不值。而胡適個人和人格也被批判得一無是處，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美國帝國主義一手造就的買辦洋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