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複觀聽從碩儒錢穆的建議，"由日文進窺西方"是他進入學界的重要一步。他翻譯中村元的《中國人之思維方法》和萩原朔太郎的《詩的原理》的著作陸續出版，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反響。徐複觀的翻譯不是一種純粹的機械移植，而是向異域去"借光"，以此來將民族文化中蘊藏的財富更好的挖掘。
經過細致卓絕的努力，徐複觀在學問上進步可以用一日千里來形容。很快他的文章水平長進得讓人懷疑不是他所為，有人汙蔑式地猜測說："徐複觀的文章，是錢賓四、唐君毅這些先生們捉刀的。"一年後一些人又妄下結論說："徐複觀的文章寫得不壞，可惜只能寫政論，不能寫學術性的。"這種口吻不得不讓人覺得這是在妒忌這位學界新人，不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簡單道理。
徐複觀聽到這些風言風語，自知自己"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有拿出更有分量的東西才是最好的回擊。徐複觀從事研究是因為要了解問題而認真找材料，因找材料而沉下心來讀書，因讀書而開始衡斷當代的所謂學術，一天一天，他的精神就這樣被引導到另一方向去了。他在20世紀50年代前後的文章多屬于時事評論和學術隨筆，所以他把這類文字定名為"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段時期是徐複觀從政治到學術轉變的時期，他把從政的體驗逐漸轉化為對中國文化前途的體驗，把這些深切的關懷傾瀉在字里行間。
學術是最講究公道和平等的，但徐複觀分明感覺到有些人想"欺行霸市"，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識，便要獨斷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達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斷地加以踏平；每個人覺得自己就是知識的全體，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體。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徐複觀覺得像這種精神中的各個極權王國，若不設法把它們敞開，則人類的文化，個人的生命，都將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談文化、講思想的真正意義。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極權王國的形成其實都是一種共同的心理，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過分自卑感。
對于一些老于事故的學術老江湖，徐複觀無異于是鄉巴佬闖進了大觀園。無畏的他卻以在政治上的銳氣，一如既往地沖在學術探究的道路上。他寫作文風辛辣尖刻，整個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氣勢，在同別人論戰中，他任天而動從不示弱，字里行間充溢著噴之欲出的激情。不過事實勝于雄辯，等到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等著作問世後，閑言碎語便銷聲匿跡，謠言誹謗不攻自破，而徐複觀在學術界終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這本書是徐複觀奠定江湖地位的扛鼎之作，此書是關于先秦思想史的專著。在這里徐複觀首先提出了"憂患意識"這個詞語，很快就被學術界接受，現在廣泛流傳于學人的論述中，認為這四個字可以代表我們祖先的一種創造精神。徐複觀在著作中重新考證了《尚書》的史料價值；他詳細論述了孔孟、《中庸》、《易傳》、荀子、《大學》、墨子、老莊以及道家支派的人性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