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評論》這塊陣地不僅是徐複觀個人進入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自留地，對慘淡經營流亡海外的新儒家也是方不可多得的大舞台。徐複觀在南京辦《學原》雜志時的故交錢穆、唐君毅、牟宗三諸位先生，此時都流亡在港台，悉數成為《民主評論》的主要撰稿人。錢穆飽含對中國文化的溫情，唐君毅以深純之筆開始了中國人文精神發掘，牟宗三質樸堅定地發揮道德的理想主義。他們在海外弘揚中國文化的志業宏願與《民主評論》的文化意識意氣相通，雜志繼續以這批"文化救國"的知識分子為中心。
《民主評論》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當時逃亡的人岌岌不可終日，很多人勸徐複觀不必再費這種力氣，但他卻以近乎頑固的信心，要從文化上撒下種子。一些人攻擊徐複觀是"拿國民黨的錢，來罵國民黨"。曾經一度因為經費和稿源問題，徐複觀差點打算停刊關門。但在新亞書院的錢穆、唐君毅一幫學人鼎力支持下，《民主評論》挺過了重重難關。新亞書院和《民主評論》發展是緊密相連互為條件的，當時錢穆、唐君毅等人這一時期一些重
要文章都是由《民主評論》傳出。這份刊物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從創刊開始一直到1966年9月才"油干燈盡"，前前後後長達18年之久。
在辦刊過程中，徐複觀與諸位先生經常討論時代和思想問題，激揚文字，指點江山，非常投機。徐複觀曾感慨"一無所有的生命，是彼此容易直感直通的生命"。這些流亡的學人欲在學界尋求救國之道，為中華文化保住一脈，他們幾位榮辱與共。
當時和徐複觀經常走在一起的有錢穆、張丕介、唐君毅諸位先生。錢穆當時是五十多歲，徐複觀和張丕介是四十多歲，唐君毅大概掛上四十的邊緣。幾位學人鑽研之余喜歡一起漫步太平山，錢穆游興一向很高，而且是善于談天的人。他談的半學術，半生活，偶爾也摻雜一點感慨和笑話，真是使人聽來娓娓不倦。徐複觀于學問有虔誠的謙虛，因為入行頗晚，初窺學問門徑，所以對錢穆、唐君毅兩人學問是由衷的欽佩，經常連對唐君毅的哲學漫談也聽得津津有味。對于錢穆這位學輩略高又在學界聲望早著的前輩學人，徐複觀不恥請他多加指點。錢穆倒也不吝賜教，在給當年徐複觀的信中，他對徐常常發表一些指導性意見。
如1952年錢穆致徐複觀信中說："吾兄有意向中國文化上追求，此事斷然是時代學要，盼勿為一時風氣搖惑。惟四十以後人做學問方法，應與四十以前人不同，因精力究不如四十以前，不得不看准路向，一意專精，切忌泛濫。"錢穆提議徐複觀可以發揮所長，一面可從日文進窺西方，一面可在本國儒學中，只一心在孔孟、易庸、程朱、陸王幾個重要點鑽研。錢穆眼力獨到地預言，以徐複觀的聰明才智，"不到五年，必可有一把柄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