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的迅速演變和隨即產生的華約解體使蘇聯領導人目瞪口呆，但是鑒于阿富汗的教訓，蘇聯領導人已經不可能再采取軍事入侵的手法進行干涉，只好全面潰退。對于很多持帝國傾向的蘇聯人，特別是軍方來說，這是一次恥辱的撤退，因而他們對改革產生了抵觸情緒；而極端民主派們則從東歐演變過程中看到了希望，加劇了對蘇共的進攻。東歐的演變也反作用于蘇聯政治進程：此後不久，蘇聯就取消了憲法第六條規定的蘇共領導地位條款，蘇聯正式進入多黨制時期。
東歐事件後，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抗急劇升溫，改革越來越艱難。戈爾巴喬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利加喬夫、雷日科夫都逐漸遠離了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這些人都是改革派。
任何改革都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困境：即國家的改革往往是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機而采取的不得已行動，官僚、精英階層支持改革的出發點是保護既得利益。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將不可避免地觸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們從改革的擁護者變為改革的反對者；官僚-精英階層的另一些人則希望趁改革之機進行投機，攫取最高權力。
戈爾巴喬夫痛苦地處于"極左"和"極右"的壓力之下，並因為誤判給自己增加了許多新敵人。葉利欽代表"極左"，保守官僚代表"極右"。作為一個改革者，戈爾巴喬夫遇到了和所有的改革者一樣都要碰到的尷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進的破壞性力量試圖"炸毀"政權本身，從而達到自我掌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勢力、既得利益者卻認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權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計地阻礙改革，或者干脆犧牲掉改革者本人。此時唯一能夠確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終掌握全局，並借助大眾的力量完成改革事業。然而，戈爾巴喬夫顯然不具備這種素質。
由于對改革態度、立場的截然不同，蘇共內部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綱領派"、"民主綱領派"和"主流派"三大勢力，絕大部分黨員還是跟著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走的。1990年蘇共召開二十八大的時候，三派斗爭日趨激烈，會後雖然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決議和新的黨綱，但這個決議不能滿足葉利欽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隨者宣布退黨。雖然形勢不容樂觀，但還有多達75%的代表選舉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
直到蘇共二十八大以後，戈爾巴喬夫才意識到要與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幟，然而為時已晚。由于蘇聯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在普通群眾看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期的生活改善，因而開始轉向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其中，多數轉向支持激進民主派（左派），少數轉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爾巴喬夫的"中派"應者寥寥。群眾的這種情緒分化在1991年舉行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中可以看得出來，此次選舉，葉利欽獲得了57.38%的選票，雷日科夫獲得17.29%，而戈爾巴喬夫支持的巴卡京只獲得3.47%的選票。
對于蘇共的前途，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謂精辟。他說：由于過去只有一個黨，一個意識形態，政治上積極的公民幾乎全在蘇共內部。多元化以後，蘇共必然分裂。右翼激進派認同資本主義，其理由是西方國家生活好；左翼激進派要求回到過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後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會主義改革派處境最為艱難，既要為過去的錯誤和今天的危機負責，還要建設無人建設過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最好是左、右兩個極端派都從蘇共分裂出去，一般情況下只會有人退黨，但黨不會垮；除非各共和國沒收蘇共財產，宣布蘇共非法。遺憾的是，僅僅一個月後，他的話就應驗了。
從赫魯曉夫"綜合征"到蘇共的政治"絕唱"：俄羅斯主權宣言。赫魯曉夫發動了改革，卻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趕下了台，扼殺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時期，蘇聯很多問題堆積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為另一個赫魯曉夫，一直是戈爾巴喬夫所警惕的問題。
對戈爾巴喬夫來說，葉利欽是敵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敵人；而保守派也是敵人，但他們是誰呢？當年把赫魯曉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蘇斯洛夫、謝列平、波德戈爾內、勃列日涅夫等人，誰在公開場合表明過他們是反對派？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戈爾巴喬夫對來自暗處的敵人，必須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進行到1989年年底以後，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如同走獨木橋般左右平衡，時而支持左派打擊右派，時而支持右派打擊左派，以艱難地推進他的改革，同時艱難地維持蘇共的權威。可以說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已經漸漸喪失了對局面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