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悲的是，俄羅斯耗費十年時間取得的民主成果實際上是很有限的：葉利欽建立的是大權獨攬的"總統集權制"，議會權力相對很小，無法形成真正的權力制衡；司法權從屬于執行權力，其獨立性受到嚴重干擾；輿論工具被權力和金錢所操縱；黨派利益、集團利益至上嚴重干擾了決策的科學化；國家的政治進程和經濟活動實際上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權力與金錢的交換、腐敗和利益的私相授受仍是社會普遍現象。這一切都說明，在一個既沒有民主經濟基礎，也沒有民主文化傳統的國度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真正健全的民主制。
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造成社會結構劇烈而巨大的變化，相當多的居民淪為赤貧階層，成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成為反對派的社會基礎。而靠政權扶持、培育起來的私有者階層從整體上說又十分軟弱、自私、貪婪，難以承擔支撐國家的重任。在這種情況下，激烈的政治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葉利欽時期政治斗爭無休無止的原因之所在。這種政治斗爭與其說是民主的反映，不如說是社會分裂的表現。
葉利欽是俄羅斯民族處于探索時期的總統，他的矛盾性實際表達了民族發展中的彷徨。俄羅斯人的悲劇在于，他們一夜間告別了過去，卻不知道今後路在何方；他們向往西方，卻不知道如何從此岸到達彼岸。
葉利欽是一個"黨派化"的總統。葉利欽"改造"俄羅斯的方案、所追求的目標，都說明他是一個有著鮮明政治色彩的總統。葉利欽作為蘇共的"叛逆者"，以徹底改造社會為己任，一方面加劇了社會政治斗爭，使他深陷黨派斗爭的旋渦，從而模糊了作為總統的社會職能；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徹底否定過去的選擇最終使他保住了權力。從這一點來看，與所有政治領袖人物一樣，葉利欽的錯誤和正確是並存的。對于一個處于探索期的民族來說，產生葉利欽這樣一位充滿錯誤和矛盾的領袖人物，恰好表現出身處探索期的民族的不成熟性。
葉利欽是一個"革命式"的總統。由于葉利欽事實上的黨派總統身份，使得他所堅持的改革戰略往往得不到多數黨派和議會多數的支持，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方式推行改革方針，即以國家政權的力量、以激進的方式迅速貫徹各項改革政策，並通過不斷改組政府來"校正"方向，使其不偏離他所認為的正確軌道。但是，這種"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式不能不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
葉利欽是一個"極權型"的總統。葉利欽雖然是俄羅斯"民主派"的領袖，但在國家政治決策甚至管理方面並沒有被"民主"束縛住手腳。新俄羅斯初期，當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對總統、政府形成掣肘時，他感覺到當初奪取政權時的民主口號無助于高層決策和對國家進行有效的管理。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依靠他所代表的社會政治力量，依靠他所掌握的國家政權和國家機器，于1993年一舉摧毀了殘存的蘇維埃制度，通過了新憲法，確立了總統集權體制，為他後來的政治作為奠定了法律基礎。在後來的執政年月里，葉利欽致力于加強國家最高權力，以政權的力量統一全民意志。盡管有時迫于反對派的壓力會做出一些讓步，但這些讓步無損于他統治的大局。
葉利欽是曆史的產物，他所以能夠屹立于俄羅斯政治舞台的巔峰長達八年而不倒，有三方面因素的綜合效應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一，從民意的角度看，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民主派"所依賴的不是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主要靠的是社會主流意識的支持。隨著轉軌代價日益沉重，越來越多的民眾對這條發展道路產生懷疑，社會主流意識開始分化。之所以沒有發生大的政治逆轉，葉利欽始終能夠處于主動地位並控制著全局，一方面是1993年俄羅斯憲法起到了保持政權結構穩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會主流意識的轉變是一個漸進過程，也就是說社會矛盾還沒有激化到使多數人轉變立場、引發革命的程度。
第二，從政治力量對比的層面看，除俄羅斯左派共產黨人外，沒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夠取代葉利欽。激進社會變革使社會分化，進而分裂為截然對立的兩大社會集團，大批陷入貧困的居民集合在左派共產黨人周圍，使俄共成為唯一能夠對葉利欽發起挑戰的政治力量。但是，俄共並沒有提出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而是緬懷過去，力圖恢複傳統制度。其他政治力量則因種種社會思潮的影響而處于一盤散沙狀態，他們對葉利欽的改革政策雖有非議，但不足以構成對他的挑戰。當大選來臨葉利欽同俄共為爭奪權力而激烈拼殺的時候，即當俄羅斯社會僅僅面臨著是繼續建立新制度還是恢複舊制度這兩種選擇的時候，這些政治力量以及社會多數人被迫團結在葉利欽周圍，從而保證了葉利欽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左派共產黨人給葉利欽"幫了大忙"，這使社會多數人除了葉利欽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