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經濟上的私有化。私有化也使社會發生嚴重的兩極分化，30%～40%居民生活水平處在貧困線之下，同時造成一批新的暴發戶和億萬富翁。俄國開始出現中產階級，新的官僚買辦階級和中產階級是葉利欽政權賴以存在的階級基礎。
7.對外政策轉向面向東西方的"雙頭鷹"政策。葉利欽及時地接過日里諾夫斯基首倡的民族主義口號，這對大國地位一落千丈的俄羅斯來說，是加強凝聚力的一項有效措施。
葉利欽的獨裁有其特點，大體上表現在對他所控制的權力機關的獨裁，是一種機制內的獨裁。而對老百姓來說，葉利欽給予了較大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是缺乏物質保證的自由。寡頭們壟斷了媒體，許多居民並不能真正行使這種自由。俄國人曆來有信奉好沙皇的傳統，實際上他們對不好不壞的沙皇也能接受和容忍，對暴君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也會暫時采取逆來順受的態度，而把希望寄托在未來。
葉利欽允諾給予自由民主，過富裕的生活。他在危急關頭所強調的一句話就是："我保證了你們的自由!目前對美好天堂的向往尚不可得，但將來一切會有的。"這種期待使廣大居民默默忍受暫時的苦難，他們都不希望回到過去的壞沙皇的時代去。在這種亂世，老百姓既希望有一個鐵腕人物來收拾殘局，又害怕重新回到過去大鎮壓的年代、人人自危的世界中去。因此，在1996年總統選舉第二輪的投票時，多數居民就在兩害相權中選取了葉利欽。
別爾嘉耶夫指出："俄羅斯人天性很極化。一方面是順從和放棄權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憐憫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殘酷無情；一方面熱愛自由，另一方面又傾向于被奴役。"這種極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說，成就了葉利欽的"新權威帝國"。
"民主"的想象止于"極權"：一種實用的統治謀略。2001年12月，葉利欽對俄羅斯電視台《明鏡》電視節目發表談話，對其八年的總統生涯做了自我評價，他說自己"作為俄羅斯的首任總統負有重大的曆史責任"，犯過"策略性"錯誤，"不是所有決定都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犯影響到俄羅斯曆史和其發展的戰略性錯誤"。
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總統辭職。對葉利欽上任時所承接的政治遺產與他離任時所留給其後任的"財富"這兩者進行比較，可提供另一個參照系，從中能夠看到葉利欽值得驕傲並可以留給後人的是什麼。正如曾任俄羅斯聯邦總統委員會成員的政治學家米格拉尼揚所說："葉利欽在離開自己位子時留給自己繼承人的，是一個多少已經得到鞏固的政權，是社會和政治精英集團的心態已發生有利于加強國家、軍隊和聯邦關系的轉折，是已經出現的要結束俄羅斯國家分散狀態的決心，是站在普京身後的一個在政治上相對團結的階層，這批人擁有占壓倒優勢的行政、金融資源,保證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這里還應加上一種政治資源，那就是杜馬中的大多數能支持執行權力機構和克里姆林宮，這種資源是葉利欽總統在他整個執政年代中都不曾有過的……在國家建制這個方面，葉利欽交到普京手里的機構體制要比他自己在1991年時得到的那個機構體制有效得多了。"這些就是葉利欽時期為數不多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社會政治領域。而在經濟上則很少有人能夠做出正面的舉證，正如普京上任時所說的"國家正處于其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曆史時期"，主要是指經濟大衰退以及由經濟狀況所引發的各種危機事態。
俄羅斯轉軌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整個國家發生了制度性、根本性變化。但是，衡量一種社會制度的變化是進步還是倒退，最基本的標准是看其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阻礙或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以此為標准，不難得出兩點基本的結論：第一，由于葉利欽時期社會變革付出的代價極其慘烈，這種變革總體上是不成功的；第二，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並沒有有效地促進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發展，相反，頻繁的政治斗爭對社會發展有著嚴重的負面效應。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對比蘇聯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大多數俄羅斯人不願意回到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出路的過去，僅此而已。然而，在世界各國經濟競爭和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現時代，一個國家耗費近十年的時間糾纏于政治斗爭，而任憑經濟長期衰退，就算它取得了某些政治變革成果，這些成果又有多少意義
葉利欽以一種激進的、革命的方式破壞了僵化的蘇維埃制度，試圖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制度，這種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也就是說，俄羅斯在較短時間里完成了破壞舊制度的任務，然而建立新制度的曆程卻異常艱難和漫長。在這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中社會付出了經濟下滑、國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