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以後所有關于國家發展的言論加以總結的話，那就可以看到其中貫穿著這樣一條主線：在國際競爭中俄羅斯已經落伍並面臨嚴重危機，它已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必須盡快發展經濟，實現強國目標，這是一切工作都要服從的大局；而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放棄不切實際的民主幻想，結束政治紛爭，實現社會穩定；為此，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使之成為"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成為"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
普京為加速俄羅斯發展開出了藥方，這就是使國家政權體系高度一致，變得更有效和更有工作能力，利用政權的力量高屋建瓴地解決複雜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克服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俄羅斯複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也應該擁有這樣一個政權體系。"
那麼，如何才能使國家政權體系變得高度一致呢？其源頭實際上應當來自總統權力。俄羅斯是總統議會制國家，憲法賦予總統超大的權力，這成為普京最大的資源。現在需要做到的是使總統權力超越國家政權體系（行政、立法、司法)之上，形成凌駕之勢，即在不改變現有國體的情況下實現權力向總統的集中，實現總統相對集權統治。
普京執政後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問題是聯邦行政權力受到地方分立勢力的挑戰和聯邦會議的干擾，國家的有效管理遠遠沒有實現。所以加強中央權威一直是普京政治改革的重點。普京上台後不久，便在政治領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主要包括：堅決打擊車臣民族分裂主義，維護俄羅斯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實行總統駐聯邦區全權代表制度，確立中央對地方機構的監督；改組聯邦委員會，聯邦主體的行政長官和議長不再兼任聯邦委員會議員；廢除了同聯邦中央法律相抵觸的各類地方法律和法規，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空間；采取措施打擊寡頭勢力，剪除反對派，控制傳媒；頒布《政黨法》，利用"多數黨"來確立總統對議會的控制，等等。通過以上措施,基本扭轉了葉利欽時期府院兩派嚴重對立、地方諸侯權力膨脹、中央權威不斷弱化的局面，結束了過去幾年的政局混亂狀態，初步建立了以總統權力為核心的垂直權力體系，實現了對多數地方的控制。所以說，在普京任總統後的第一任期內，通過強化中央權力，開始出現俄羅斯學者稱之為"可控民主"的狀態。
2004年，普京以高票再次當選總統,標志著俄羅斯真正進入"可控民主"的普京時代。但普京連任後仍有一些地方領導人自恃有民意支持，對中央政令不理不睬。如何有效地控制地方的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2004年9月初，俄羅斯發生的別斯蘭人質事件為普京進一步加強中央的權力地位和垂直權力體系提供了契機。9月13日,普京在政府特別擴大會議提出了俄羅斯十多年來最為令人震撼的政治改革方案。2004年12月3日，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了普京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第一，聯邦主體領導人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改為由俄聯邦總統提名，地方議會確認，再由聯邦總統任命；第二，取消國家杜馬選舉中的單席位選區制，改為全部按政黨選舉產生，減少民主反對派"入圍"的可能性；第三，提高政黨進入國家杜馬的門坎，把入圍線從5%的得票率提高到7%；第四，將政黨注冊資格從1萬人增加到5萬人；第五，實行行政區劃調整，合並聯邦主體。此外，還通過加大反恐（清剿車臣非法武裝)力度、繼續"整肅"寡頭勢力、加強對石油天然氣和本國經濟命脈的控制等措施，確立了普京個人的無上權威。
俄羅斯出現新型權力結構：普京大權在握，高高在上；軍隊、國家安全部門和內務部等強力部門的支持是其權力基礎，廣大民意的支持是其社會基礎；通過聯邦政府和政權黨，普京確保了對官僚系統的控制。這一權力結構的核心是總統集權。通過打擊地方分立主義、反寡頭、控制輿論、壓制反對派、掌握議會多數和改組政府等措施，普京的權力已基本不受制約。普京執政的成績與其前任的劣績形成強烈反差，以致在廣大民眾中出現對他的個人崇拜。權力不受制約和個人崇拜使產生個人集權的條件趨于成熟。
隨著俄羅斯新型權力結構形成，總統集權的趨勢進一步增強，普京把政府、議會、各聯邦主體、主要政黨和媒體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實現了有一定限制的有序民主，即"可控民主"已基本形成。
"可控民主"：普京版"新權威"的詮釋與實證。"可控民主"是指國家大權相對集中在總統手里，使總統權力凌駕于其他社會權力之上，成為民主的操控者。
"可控民主"是普京的特殊統治術。"可控民主"的實質是"社會賦予由全民選舉產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國家首腦以最廣泛的權力"，既有民主的因素，又有集權的特點。"可控民主"保留了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則與制度，如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議會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等。同時，"可控民主"又強調權力的集中，這是它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最大的區別，又是與傳統集權政治最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