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勞動吶！這才叫為人民服務喃。"
他邊走邊叨念著，說給我聽，又像自語。
爸爸這一頭紮進塵封的博物館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幾二十本准備好好來寫的小說，恐怕沒指望了。在病中對著收音機獨坐的時候，他寫過許多詩，又隨手毀掉。那不過是寫囈語狂言吧？也說不定，那是他寫作生命熄滅前最後幾下爆燃，奇彩異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現？
上文是沈從文的兒子虎雛對往日的一段記憶。沈從文先前一直在做著的勞動，大概是沒人能了解其中意義的。文學不是搞社會調查，每天大量地寫時事新聞稿，也不是生物學家，要給每件事物去作解釋。文學于生活的關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說：水是什麼？沈從文在《抽象的抒情》里頭說了他身體里流動的那一泓，不是兩個氫一個氧合在一塊的一種透明液體；思想是什麼？翻動他的書，每頁紙之間都有一個思想沉沉地翻過身去，難道要解釋成"一種生物系統的氣壓變化"嗎？人們總是操之過急地看待一個人手頭上的工作，想對它的價值下評判，但他們有限的思維怎麼能夠追得上他已經觸到未來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滄桑的樹，思想的枝丫越是向著光明的天穹伸展，內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紮下去。
不過，就算不能再寫作了，他仍然選擇了人們不知道要到多少年以後才能對其用心恍然大悟的一項工作，兢兢業業地干。看來他已經認定了自己文人的身份，打定主意一輩子履行這個身份對世人應盡的責任。後來的文革，除了人情世故使他感到傷心難過之外，似乎已經不能再給他什麼滅頂之災，他一生追隨著美，美放任他小貓撲自己的尾巴似的，編排著他一個人的悲歡，也在最後必要的時刻，拯救了他。
1974年，文革接近尾聲，可72歲的沈從文卻流下了悲慟和憤懣的淚，他做了無數的學術專題，只有服飾史的研究在周總理的關心下進行著，其他門類的編著根本等不來一雙有興趣的眼睛。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兩麻袋的服飾史書稿清樣險些被送到造紙廠化漿。可盡管他再沒能力接駕一句無謂和冷淡，也終究還是沒有等來他渴盼的一聲應諾，先前的忍耐、倔犟和掙紮都使得他被外力更加狠地踹進了一間沒有鑰匙的地下室，這回，他的世界是真正被沉默和黑夜盤踞了。"無人接手，無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沈從文致館長信）還能要求這個已經看見墳尖的老頭再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他的心是一座一輩子都在被人隨時闖入的宮殿，安置在里頭的所有珍寶和藏品都被摔了個精光和粉碎，已經不知道有多少個凶手曾經在里頭酗酒和殘殺，他們都曾得意地嘲笑過這個鄉下人的愚昧和自負：不過是個肥皂泡泡，帶著漂亮的光亮和脆弱的形態，卻非要一個勁兒的往上升，想跟遙遠的星球對個話！已無從追究到底是哪張嘴將他吹破了，只知道"叭"地一聲，沒有了，可誰知道這張殘忍的嘴，這恐怖的凶手，吹散的是這個鄉下人腦髓，他的血和肉！
五
1978年，沈從文離開了曆史研究所，到了社科院曆史研究所，1980年之後，他先後住在兩處位于崇文門大街的社科院宿舍里，第一處在崇文門東交民巷口上，在新僑飯店隔壁（現在的前門東大街3號）。這里現在依然熱鬧非凡，而住在這里的人，對他的名字，現在一定是叫不出來了。人的生命看上去彼此緊密得血肉相連，實際上彼此疏途萬里，少了哪一個人，無論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有多重要的人，日子也還是會歡欣鼓舞地顛著往前跑，重重地揚起一陣塵土，又輕輕地分散了，落下了。
1983年，他在崇文門東大街22號的寓所中挨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對他而言"我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這應當是最悲切的豁達。（因為一切都來得太晚了，司機、汽車、高干樓，尷尬地給了一個已經沒有能力再利用這一切的人）
站在這所房子外，人們能看見老北京火車站的塔頂，沈從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鄉的車，遠遠地把這個鬧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後。不過，他也知足了，樓前不是有一截明城牆嗎？這竟然是北京城現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牆，這可真是老天和沈從文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不過，玩的是他，笑的，是遠沒有終結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