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說，辮子是辜鴻銘的政治旗幟；也有人說，辮子是辜鴻銘的秉性符號；還有人說辮子是他思想的標識。
在民國初期，中國有三條背負沉重名聲的大辮子，一條牽引著帝國複辟的噩夢；一條七抹八拐纏地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最終結結實實地系上了個死疙瘩；還有一條則是一根牢實的繩索，牽扯兩頭的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碰撞與抗爭的民族氣力。他們三人在全國乃至宣統皇帝都將發辮"喀嚓"一聲了事之後，依舊蓄留發辮，宣稱效忠清室。張勳、王國維、辜鴻銘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尺度，辜鴻銘在之于民族陷入"失語"的困窘之時，拾起頸後涼颼颼、像蛇一般好壞難以分辨的"大辮子"，以此為通話工具，向著茫然無所知的時代喊破喉嚨。
二
張勳、王國維是在前清的養生池里長大的地地道道的"土鱉"，他們一根筋走到黑情有可原。但作為從遠洋潛上民族淺灘的"海龜"辜鴻銘，竟然死心塌地的與時代過不去，就讓人有點生疑了。
于是有人斷言，辜鴻銘蓄辮，是他叛逆的個性使然。他喜歡標新立異，以跟眾人對立為快。大家藐視的，他擁護；別人接受的，他反對。如果大家現在提倡留辮，那帶頭剪辮子的不是別人，肯定是辜鴻銘……
還有人認為，辜鴻銘的一系列反常行為，完全是為了尋求"另類"，故意炒作自己，以達到惹人耳目，好使自己出名。無數張樂呵呵地咧到耳朵根上的大嘴，往外噴灑著熱乎乎的口水，打濕了曆史的真相、模糊了進入曆史的關鍵字眼，原本明朗的花成了一團墨渣子。在張勳和王國維被口口相傳地物化為兩根朝代祭台上的大豬腿之後，辜鴻銘要麼被扣上前朝"遺老"的大帽子，一個妄想用幾根國學的豆芽菜炒出一桌讓外國人瞠目結舌的滿漢全席的衰老頭；要麼就是一個嘩眾取寵的庸俗之輩，辜鴻銘的名聲只能在這兩極之間做彈跳運動。人們總能輕易地對人下定義，用句型"他\她是一個……的人"將人無限豐富和矛盾的生命性框死，這極大程度上地造成了人們心目中"人"的缺失，只有大寫的符號、空洞的表述、幼稚且一相情願的判斷，對"人"的思考的能力還在蹣跚學步。"曆史凝聚而延傳下來，成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心理指向，積澱為主體在生活、實踐中非自覺、非理性的精神現象或行為過程和狀態"，國人大都有著一顆"關心"他人的熱心腸，對各色人等品頭論足的風氣在魏晉時期就勃然大旺，但是，如果所有對"人"的意義的討論和讀解僅僅是像電子詞典一般，輸上個人名就彈出來一堆言簡意賅、不容置疑的"大話"，那麼人們將永遠夠不著"人"的那兩道撇捺。
真正了解辜鴻銘及那段曆史的人知道，辜鴻銘不僅是因為耷拉在他後背上的那條辮子才讓西方人記住的。辜鴻銘在西方文化地位的奠定，絕不是靠當文化漢奸。相反，正是他那條不合時宜的發辮，使他在國人面前失去了他本應該得到的名聲。這位把中國文化不遺余力傳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師，正是因為辮子，使他在生前和死後一直被世人誤解，被由他人單向書寫的曆史錯怪。
辜鴻銘是一個藝高人膽大的江湖客，他一手握住西方文化思想的盾牌捍衛自己，一手又操著西方文化思想的利劍朝自己發動攻擊，自己的矛想捅穿自己的盾；自己的盾想打折自己的矛。
列夫·托爾斯泰一生同兩個中國人通過信，其中一個便是辜鴻銘。
美國著名學者，當代漢學家艾愷這樣評價："在戰時和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聖賢者的，是辜鴻銘，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
辜鴻銘精通英語等近十多門外語，偏要固執地稱贊漢語是世界第一優秀語言，而錢玄同這位國語大師，卻力挺"廢滅漢字"。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辜鴻銘不但要同西方文化列強厮殺，而且還要與堅持全盤西化的假洋鬼子斗爭。他精神負荷之重，身體處境之艱難，和阿拉法特確有一拼。這兩個人一位用頭巾、一位用辮子作為精神圖騰，"強聒而力持"本民族的傳統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