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自甲午海戰之後，就已將自己的民族自信當口噴嚏一般"哈欠"了出去，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偷瞄一眼人家的臉色，生怕再使自己縫縫補補幾十回、好不容易蓋住自己一張大臉的"面子"破損個鳳毛麟角-一個中國人隨地扔紙屑的事情，都會光榮地晉升為洞察華夏民族的劣根性的大窗口。
四
辜鴻銘1903年春隨張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漢。
1907年，辜鴻銘攜妻帶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這次他在北京踏踏實實地住了下來。
在北京，辜鴻銘過了幾年平靜、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長，隨著武昌革命一聲槍響，辜鴻銘精神上構築的天朝王國的玻璃房上，留下一個圓溜溜的彈眼。曆史像是個健忘的婦女，面對中西方這兩個孿生的寶貝兒子，當西方已經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渾身是病，乞求精神療傷的時候，中國卻還在中世紀黑屋子的門檻前的泥湯子里滾。
超前的思想、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時空的錯位，給這位學界的星宿畫上了背時、保守的小丑妝。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辜鴻銘成了眾矢之的，更成了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活靶子。一個落後的文明古國，在挨打的時候，任憑辜鴻銘有三頭六臂，其失落、敗退在所難免。這個中西不同文化澆鑄的守舊漢，在近代中國與西方短兵相接的戰場上顧此失彼、分身乏術。
在辜鴻銘的腦子里，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支柱和群體記憶，中國的近代化不能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在大聲吶喊無望的時候，他變得怪戾起來，以極端的方式為中國傳統文化辯護。到了後來，辜鴻銘甚至把中國的封建國渣，諸如納妾、纏足、貞節牌坊等臭名昭著的東西，都視為寶貝，一再贊美。
他認為，中國女人的纏足，如同歐洲女人的"束腰"，都是為了追求美感。中國婦女用的長長的裹腳布，就是西方女孩用來捆腰的細細長長的鯨須。
辜鴻銘覺得中國男人納妾，就好比一個茶壺配四個茶碗，不會有四把茶壺配一個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權婦女當面質問辜鴻銘，為何替封建思想巧辯？辜鴻銘笑而不答，反問女士是坐洋車還是乘汽車而來？女士說乘汽車。他又問汽車幾個輪胎？女士答四個。接下來他又問車上幾個氣筒？女士不假思索說一個，結果逗得哄堂大笑。
針對一些洋佬對中國民族性的丑化、攻擊，他反唇相譏："英國佬的惡疾是兼有虛偽的傲慢；法國佬的毛病是可惡的偽善；德國佬的陰謀在于極端的自私；美國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國佬的痛患是殘暴。"
頗讓人費解的是，辜鴻銘這種情緒化的反擊，竟然比理性的抗議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為這個東方的文化辮帥騰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傳，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沒關系，但不能不看辜鴻銘。英國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訪辜鴻銘後，說此話一點兒也不假，期間，盡管他受到了搶白、奚落。
辜鴻銘認為："生活水平不是評價一個民族文明的合適尺度。今天美國生活水平比德國高，就不能說德國人沒有美國人文明。愛爾蘭土豆欠收，大不列顛貿易蕭條，可能會降低了這些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們不能由此就評判說他們已變得不文明。"
20世紀初，當西方列強叫囂著要中國拆毀大沽炮台時，他聲言："在中國存在著一個更強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能-除非搶。"
面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來戳著統治者的鼻尖罵。庚子年間，辜鴻銘寫詩為義和團的小伙子們鼓勁："來斟滿我的杯，灌滿我的缸；來跨上我的馬，招呼我的人；亮開旗幟開火吧，跟隨強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他公開宣稱，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像法國兄弟在1789年那樣，向全世界發出血的呼籲，呼籲中國人也應被當作人類對待……
有人說，辜鴻銘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領域，在古今中西之爭中演化出來的一個特殊而複雜的標本。也有人說辜鴻銘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歡中，產生的一個文化怪胎。還有人說辜鴻銘是西學泰斗、國學大師。但辜鴻銘卻說自己是中國兩個好人中的一個。他說："一個是蔡元培先生，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清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好人的標准是什麼？好人就是有原則，講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