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性訥鈍，好談時務；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雖然他有著少年應試，一試即中秀才的光榮曆史，但自此後，科舉的道路再也沒有投遞給他一個善意的笑臉。科舉的坎坷失意，使王國維痛下決心另覓新路。
他一生所處的時代，如同他家鄉浩渺迷茫、大漲大落的錢塘大潮：甲午之戰、戊戌維新、庚子之變、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時的北伐戰爭，中間還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等幾出荒唐的雜耍戲。
1898年春天，王國維辭去了在家鄉的塾師之職，在同學徐家惺的引薦下，來到上海的十里夷場應聘汪康年主辦的《時務報》館。
《時務報》的創辦，成了維新派的一面旗幟，是變法由口號轉化成行動的一個標志，就如同後來的《新青年》啟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時務報》的刊行，使之成為"戊戌維新"緊攥在手中的指南針。不等王國維反應，一睜眼就已身在維新猛士的行列當中，這為他結交有識之士及後來的出洋留學提供了機遇。
然而，當王國維清醒過來才發現，如今的《時務報》不僅沒有主筆，原來聚集在報館內的一批俊傑也都早已離去，更沒有見到他仰慕已久的維新領袖梁啟超，他們直至二十多年後才在清華園里會面。
王國維一邊在《時務報》打工，一邊在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讀書。
東文學社學制三年，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日語專門學校，具備了後來外語專科學校的雛形。這個學社的開辦，一定程度上適應了那時不能負笈出洋的學子渴望學習外語的需要，並為稍後中國學生大批東渡日本留學著了先鞭。
盡管王國維為邊工邊讀忙得暈頭轉向，但他的視覺器官並沒有萎縮，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機四伏、社會的百孔千瘡，不是說變就變得了的。此時的王國維主張腳踏實地、少說多做，並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麼事情都寄托在光緒帝的"變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紙詔書中國就從此由弱變強，比如興辦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為。
可是王國維的思想在沒有被驗證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樣，只能存活在縫隙和褶層之中，因為沒有時代之光的輻射而更加扁平。
在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國維迷上了文哲之學。三個月後，皇帝被慈禧軟禁，譚嗣同等"六君子"被砍頭。曾給王國維那一代人帶來過希望的"維新變法"，像一座建在暴風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風雨，也免不了被雷電劈中，在大雨中燒個乾淨。
三
1900年，王國維在羅振玉的資助下赴日修數理之學，後因養病而回到海甯。
王國維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最早醒來的知識分子。他早已懂得，單憑引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不足以拯救這個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國求學，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學，試圖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將中國破落的思想殿堂沖刷乾淨。
王國維的學問，主要是通過私塾和課外自學打下了經史基礎；到上海後，就讀東文學社，為其後的"獨學"打下了外語基礎。他畢生的學術成就，則幾乎完全是從"獨學"中獲得的。
正是這有些落寞的"獨"，使王國維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倫理並不能給中國人以解脫"苦痛"的妙方，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蒼蠅拍下，所謂"平等"、所謂"博愛"的理想不過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憐蟲。
王國維與他同時代的嚴複、辜鴻銘等人，之所以由"變法維新"一變為"複古倒退"，由極端推崇"西洋學術"一變而倡導"東方文明"，這種前後自相矛盾的變化，其原因就在這里。王國維不願充當"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著長長的辮子，因為他對西方文化的障眼術早已了然于心。"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治療長在中國傳統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雜遝，十分擁擠，人流或急或緩向四面八方湧去，有幾股人流推擠出幾條通道，就同無家可歸的野狗那樣肮髒可厭，像乞丐那樣盲目又無理性，這里是一群中國人，在當今那繁榮興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們，他們走路的方式從容不迫，在人群嘈雜中，孤身自立，可以說，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無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沒有往前走，沒有向前去的意志，不過是不往那邊走而從這里過就是了，他們既是單一孤立的，處在人群之中對他們來說又從來不是孤立的，他們身在眾人之中又永遠是孑然自處。"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情人》當中對她所理解的中國人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