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後，胡也頻第二次從關押處帶出信來，說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將會被移送到龍華警備司令部，而事實果真如此。經過多次努力，丁玲和沈從文最終趕到南京，在左恭的幫助下，由沈從文先去見國民黨中宣部長陳立夫，陳立夫提出來，如果胡也頻保釋後，能夠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辦法。沈從文把這一結果告訴丁玲，丁玲堅決地說："這辦不到，也頻不會同意這樣做！"于是，他們沒有再去見陳立夫，于當天晚上搭火車離開南京。也就是在這天晚上，胡也頻與"左聯五烈士"及其他同時被捕的二十多人，被敵人在上海龍華殺害了。胡也頻臨刑前穿的那件海虎絨袍子，是沈從文借給他穿的。
胡也頻犧牲後，丁玲一人帶著孩子，處境很危險，丁玲決定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親撫養，在沈從文的護送下，孩子被順利送回湖南常德。而沈從文耽誤了回武漢大學開學上課的日期，就此丟掉了飯碗。後來，丁玲在上海被捕，在青島大學任職的沈從文，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抗議和營救活動。
丁玲、胡也頻、沈從文，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一同怒放，獨自芬芳，各領風騷。
胡也頻的犧牲，使丁玲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變化，她急劇左轉投靠革命，在魯迅、瞿秋白的影響下，迅速成長起來。這一時期她的主要代表作有《韋護》、《水》等。
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押解至南京，在那里度過了三年多的幽囚歲月。
1936年9月，丁玲出獄後逃離南京，終于在同年11月到達陝北，重新樹起一塊新的路標牌。
四
1949年6月8日下午，丁玲奉命從沈陽入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住進東總布胡同22號。
丁玲對北京並不陌生：二十年代她與胡也頻在這里飽償過拮據的郁悶和蟄居的痛苦。三十年代，她從國民黨的牢籠中逃出，又秘密來過這里尋找黨組織。
這次來京，她不是兩手空空、東顧西盼地跨進新中國的門檻，丁玲是扛著-《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彭德懷速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來的。這些小說的重量只有"喝著魯迅、瞿秋白的奶"成長起來的丁玲能負荷。
自1932年入黨至1936年到達延安，丁玲在生死的兩極作往返彈跳。為共和國誕生整整奮斗了十三年後，她像一個剛被一刀切開的檸檬，噴出自負、霸道的香氣。
東總布胡同22號最靠北的一棟小樓上，一共住著三戶人家，朝東最大的一套住著沙可夫，陳企霞住西北面，丁玲一家住在西南面的一套房子里。這座房子別致、氣派，地面上鋪著花磚，樓梯上還鋪了地毯，衛生間里常年有熱水供應。
丁玲對優越的生活環境並不留戀，全國文代會開過後，她想立即回東北，下到工廠寫工人。在此之前，毛澤東問丁玲想不想做官，丁玲明確告訴主席，她的理想是創作。但就在會議期間，曾經在上海左聯、陝北共過事的周揚找到她，誠懇挽留丁玲留下來一起工作。經過周揚反複做工作，以及胡喬木的勸說，丁玲決定留在北京，盡管到這時，她仍然不喜歡做行政工作，腦子里還想著她的創作。
1951年春天，丁玲一家從東總布胡同搬至多福巷16號。
這是一處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在這座文聯宿舍的小院里，曾先後住過馬烽、康濯、邢野、陳淼等。丁玲的書房在北屋靠西的一間房子里，另兩間是她的會客廳。西廂房是丁玲和丈夫陳明的臥室，其他房子住著她的孩子和服務人員。
丁玲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受到了國家的格外器重。
1949年7月，丁玲當選全國文聯常委，中國文聯第一副主席。
1950年後，任全國文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1951年春，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
1953年，當選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會第二副主席。她還兼任過《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
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丁玲豔麗得像一抹鶴頂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