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丁玲在中國的文化事業上開放的花期將近飽和之時，滿眼萬山紅遍的她怎麼也看不到，一張黑網已經埋伏在她的頭頂，自己命運里的好牌將被抽光用盡。
1955年12月15日，在繼文藝界打倒胡風後，中央批發中國作協黨組關于"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報告。
讓丁玲想不到的是，給她這個小女子扣上大帽子的是她的戰友加老鄉-周揚。
新中國成立初期，除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胡風反革命案"外，丁玲是最早受到沖擊的人。作為女性來講，她恐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被打倒的人。
丁玲在1955年蒙冤後，不斷的向黨申訴，她的《辨正書》印發後，許多文藝界的人認為"丁玲反黨集團"不能成立。中宣部在這時成立了以張際春為組長的調查小組，重新調查丁玲的問題。
這時，周恩來說話了，他對張際春講："丁玲和周揚之間有很深的成見，如果周揚參加丁玲的談話，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對立，效果不好。因此同丁玲談話時，都不必通知周揚。但每次談話的情況向周揚通報。"
1957年6月6日，作協黨組重新研究處理丁玲、陳企霞問題，周揚向丁玲表示歉意。
就在丁玲渴望"摘帽"的時間里，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1957年12月，丁玲被錯誤定性為"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
丁玲這次蒙冤，也是在周揚的組織下實施的。于是，丁玲與周揚從此據位冰火兩極。
五
1955年秋末，遭受政治打擊的丁玲，從准備回山西老家工作的馬烽那兒，自己掏三千元錢購得北京後海南岸大翔鳳胡同3號一所獨門小院。現在，院子還在，不過已成了民族文學雜志社的辦公場所，長年大門緊鎖。
這所房子有北房六間，東房兩間。丁玲在東北勞動改造前，把多福巷家中剩余的物品全部轉移過來，並請堂侄照看。
丁玲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後，她的愛人陳明受株連也被打成右派，下放黑龍江密山農場勞動改造。
1970年4月，北京軍管會派人到寶泉農場將丁玲和陳明"逮捕歸案"，在兩個女兵給她戴上手銬的一刹那，丁玲有了救命的感覺。在"文革"亂世中，像丁玲這樣的人，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在批斗、毆打中死去。
十二年前，丁玲為了"改造自己"自願來到北大荒。十二年後，她卻是戴著手銬離開的北大荒。
第二天晚上，車到北京，丁玲被一群軍人簇擁著，上了一輛小轎車，被押解到秦城監獄，與陳明被分別關進監獄的單人牢房，管理員要求她："睡覺要臉朝外，不准蒙頭。"
五年後，1975年5月20日，丁玲被釋放，安置到山西長治市郊區老頂山嶂頭村定居，每月發八十元生活費。丁玲與陳明把自己的稿費及其他節余的一萬元錢，為村里買了一台拖拉機。那時，一萬塊錢可不是小數字。
在這十幾年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像一叢文火，熱烘烘地烤著她被一層冰一層雪覆蓋著的心。丁玲對毛澤東的情感始終像早晨八九點的太陽，她堅持認為，毛澤東總有一天會明白過來，並替她說句公道話，但她一直沒有等到。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
1979年1月，經中組部批准，七十五歲的丁玲以治病為由回到北京。
從1958年到1979年，丁玲經曆了十二年北大荒風雪，五年囚禁，四年的農村生活，使她成為受左的錯誤迫害時間最長，創傷最深的女作家。
六
丁玲在1936年11月到延安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在這之前，她的中學同學楊開慧是毛澤東的第一個妻子。
毛澤東初見丁玲，很欣賞這位從國統區到延安的才女。毛澤東問丁玲想干什麼，丁玲說想當紅軍，到前線打仗去。毛澤東隨即安排丁玲隨楊尚昆奔赴前線。
1936年12月，跟隨彭德懷的部隊轉移的丁玲，在甘肅慶陽收到了一封毛澤東軍用電報，里面有毛澤東贈她的《臨江仙》詞一首："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回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手書《臨江仙》詞相贈，並又問她想干什麼事情，丁玲仍舊想當紅軍。毛澤東寫信給後方的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任命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
在延安，毛澤東經常找丁玲聊天，他們談過去的朋友，犧牲的革命同伴，以及出賣了黨和同志們的叛徒，他們說湖南的鄉情和名勝，也談舊文學和新文學。
1940年，毛澤東在審查丁玲曆史結論中，寫上"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也正是因為毛澤東的大筆一揮，才使丁玲在新中國成立後，因所謂的曆史問題屢遭厄運，但最後又總能討回清白。
1942年4月，延安已開始整風學習，在一次毛澤東主持的高級干部學習會上，曹軼歐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並上綱到了反黨高度，一位從前線回延安的將領也向丁玲開炮："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
主持會議的毛澤東作總結性發言時說："'三八節'有感雖然對黨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一樣，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這次又是毛澤東幫丁玲過了關。
1948年5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村與胡喬木、艾思奇、肖三夫婦在村外樹林子里散步時，毛澤東與肖三的夫人甘露談起丁玲時說："丁玲是個好同志，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毛澤東還曾親口對丁玲講過："你的名字是在魯、茅、郭一等的。"
1951年夏日的一個星期天，丁玲住在頤和園云松巢寫文章，到頤和園劃船的毛澤東聽說丁玲在頤和園後，在羅瑞卿的陪同下，到云松巢看望了丁玲。
毛澤東去世後，丁玲總是想著主席對她的恩澤，至于她後來所遭受的磨難，她從沒怨恨過。對丁玲來講，毛澤東是她精神上的導師、信仰上的領袖。毛澤東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過錯，同他一生中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相比，應該有孰輕孰重的掂量。
20世紀80年代，被平反昭雪後的丁玲，因積極宣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文藝方針，又被一些過不得安穩日子的人戴上了"紅衣主教"和"極左棍子"的帽子。十多年的人生災難，沒能改變丁玲什麼，她依然我行我素。
當"極左"盛行時，丁玲是"右派分子"，當"右"的東西吃香時，她又成了"左派"。
但無論如何，丁玲的直爽性格使她始終"在天上飛來飛去"，沈從文對丁玲做出的這個評語是中肯的。這兩位在患難中結交的朋友，從解放前的拔刀相助，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相互要好，再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最終決裂，實在讓人唏噓。曆史的強力意志同個人的道德意志肉搏之時，個人的犧牲是必然的。
丁玲是位女性，是位女作家，是位女政治家。人們對待女性的態度總是寬容的，曆史總是給予她們最厚道的待遇。
張愛玲，在23歲寫下《沉香屑》；丁玲，在23歲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她們繼而被刻錄在曆史的唱片上，不論過多久，一旦這聲音在空氣里悠悠地轉過身，依然動聽悅耳、神采飛揚。《丁玲全集》的出版，更使她的藝術生命獲得了永恒。
不過，曆史終歸是自私且虛榮的，它只能為她"獨辟一番境地"，卻不能容忍她攪亂曆史的慣有邏輯，顛覆它詭譎的運行。她們由蠟水燒成的翅膀，只夠在有限的高度擺弄風姿，一旦生出接近太陽的妄想，翅膀便被雄性特征明顯的陽光一竿子打掉了。
1986年3月4日，82歲高齡的丁玲在北京逝世。她說"她已成佛了"，此時，她的家位于北京複興門外大街22號，這也是丁玲在北京住過的最後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