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會就此散了。斯魯特和神父一起走進寒風料峭、星光燦爛的夜空下。斯魯特翻起衣領，說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練練筋骨。斯魯特心里原來尋思跟這個小胖子神父一起走興許走不快，不過他們兩人在枝干光禿禿的樹下邁開大步走過干涸的噴泉時，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靜寂的深夜里，斯魯特聽得見神父平勻的深呼吸。大鼻子里像小小的蒸汽機似的冒出熱氣。他們走了約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發。
“好了，我到家了，”斯魯特在自己公寓門口停步說，“謝謝你作陪。”
神父直盯著他的臉。“還有一些有關猶太人遭遇的檔案材料，你感興趣嗎？”這句話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國話說的。
“什麼？啊——我剛才在宴會上說過了，鄙國政府當然關心減輕猶太人苦難的問題。”
神父朝馬路對面一個暗沉沉的兒童小公園揮揮手，公園里空蕩蕩的一排排長凳間有秋千，有蹺蹺板。他們過了馬路，默默無聲地在公園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驟然一迭連聲地說，聲調那麼異樣、那麼憂傷、那麼緊張，斯魯特聽了不由停住腳步，大為震驚。神父抬頭看著他，在遠處一盞路燈的暗淡光線下，那張臉變了相。“斯魯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亞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親眼看著阿道夫·希特勒這個狗屎堆在街頭對著二十來個人演講。暴動失敗以後，一九二四年，我看見他在受審時大放厥詞。一九三六年，在納粹黨代會上，我又看見他對一百萬人演說。他始終是那麼一個狗屎堆。他從來沒改變過。直到今天也沒改變。同樣一只手撐在屁股上，同樣一只拳頭揮舞不休，同樣一個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語言，愚蠢而原始的念頭。然而他是德國的主宰。他是我國人民的凶神惡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禍星。”
忽然間神父又開步走了。斯魯特只得奔上幾步跟隨在他身邊。“你必須了解德國，斯魯特先生。”聲調冷靜些了。“這是另一個世界，我們是一個政治上缺乏經驗的民族，我們只知道服從上面的命令。那是我們曆史的產物，是一種持久的封建制度。我們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猶豫不決，是要崇尚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樂觀主義者呢，還是要偏重浪漫的實利主義的悲觀主義者呢？是要烏托邦的美妙幻想，還是要專制蠻橫的強權理論？到今天，我們基本上還不知所從，是要西方民主國家的放縱享樂主義呢，還是要東方布爾什維克的激進的無神論！”神父嘴里熟極而流地說出這些抽象的詞句，一邊張開兩臂做著手勢打比。“而這兩者之間，有多大的鴻溝，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這兩種現代思潮的人文主義都提出不信上帝。我們德國人心里都明白，這兩種論點都同樣過分簡單化和虛偽。在這一點上，我們算對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上當受騙。我們一直摸索著在現代生活中恢複愛和信仰，哦，還有基督。可是我們天真幼稚，我們受蒙蔽啦。一個反基督的惡魔欺騙了我們，他利用他那種野蠻的、偽宗教的民族主義，把我們引到通向地獄之路。何其不幸的是，我們的宗教狂熱和不動腦筋的一味盲從竟如此嚴重，簡直沒有個底。德國人真心渴望著獲得信仰、希望和一種站得住腳的現代形而上學，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是對這種渴望的極大歪曲。我們正在飲鴆止渴。假如不斬斷他的魔爪，結果將是個無法估量的大災難。”
一半因為神父這雙有力的手越握越緊，一半因為他這番熱情奔放的談話，斯魯特竟深深感動了，他說：“這番話我全信，你說得好。”
神父那圓溜溜的小腦袋點了點。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換成一副隨隨便便的口吻說：“你喜歡看電影嗎？我本人可是非常偏愛電影。我承認，這有點無謂浪費時間。”
“喜歡。我就愛看電影。”
“好極了。改天我們一起去看。”
外交官是經常有人找上門來送情報的，而電影院就是個通常的接頭地點。斯魯特倒從沒碰到過這等事。他弄得左右為難，只好閃爍其詞說：“再請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沒聽清楚。”
“我是馬丁神父。過幾天我們約好一起去看場電影吧。讓我給你打個電話。”
隔了半晌，斯魯特才點點頭。
為什麼點頭呢？此後萊斯里·斯魯特心里時常在琢磨，因為這件事決定了他下半輩子的命運。說起來，一是他有種代表美國的概念；二是他感到不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見，美國骨子里是同情猶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懷，認為自己竟會拒絕一個絕色猶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淺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膽怯怕事，他已經開始覺得這種膽怯的可惡了；五是他意識到盡管上回他向美聯社泄露明斯克文件這事害他丟了官，可是仍然不失為產生一種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後一點，也同其他幾點一樣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這幾點把他推進了一種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