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底波瀾
1945年：“拒檢運動”全國響應
早在2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312名知識分子簽名、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對時局進言》，提出了包括廢止審查制度，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在內的六點建議。簽名者中既有左翼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知識分子，如費鞏等。國民黨當局惶惶不可終日，強迫華林、湯灝等簽名者公開登報聲明“並未參加”，拒絕更正的費鞏因此“失蹤”，慘遭殺戮，死不見尸。
4月1日是愚人節，有民盟背景、也有中共地下黨滲透的成都《華西晚報》就曾發表一條新聞，說抗戰即將勝利，重慶國民政府于當天宣布廢除新聞檢查。這是《華西晚報》借愚人節開玩笑為名，向新聞檢查制度發起挑戰。
浙江大學教授費鞏遭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後遇害
從1937年到1945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檔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種書刊遭查禁。從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國民黨中宣部和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檔案記載，被禁書刊達2000種以上。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統計，並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者。
8月7日，重慶《國訊》社未經國民黨當局檢查、自行出版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一書。接著，繼上一年曹禺、張申府、張靜廬等50多人提出“拒絕檢查、拒絕審查”之後，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慶雜志界拒檢聯合聲明，《憲政》月刊、《國訊》周刊、《中華論壇》（章伯鈞主編）、《民主世界》（孫科等主辦）、《民憲》半月刊（左舜生主編）、《民主與科學》（張西曼主編）、《中學生》（葉聖陶主編）、《中蘇文化》（侯外廬主編）、《現代婦女》（曹孟君主編）、《再生》、《新中華》、《東方雜志》、《文彙周報》、《戰時教育》、《國論》、《學生雜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雜志，都在聲明上簽了字。8月17日，就在《延安歸來》一書被當局搜禁後，拒檢聲明也公開發表，鄭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參與簽名的雜志不再送檢，並將這一決定函告國民黨中宣部、憲政實施協進會和國民參政會，由此揭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
當時整個戰時首都重慶的雜志也不過是三四十家而已，這麼多不同政治傾向、不同專業的刊物聯合拒絕惡劣的檢查制度確乎是一次空前的壯舉。其中《憲政》、《國訊》、《中華論壇》、《民主世界》、《民憲》、《中學生》、《再生》、《新中華》、《東方雜志》、《文彙周報》等十大雜志同時決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辦理登記手續、全部稿件都不送檢的《聯合增刊》。由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國訊書店等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也立即宣布堅決支持這一拒檢聲明。8月27日，重慶雜志社聯誼會集會，在拒檢聲明上簽字的雜志增至33家。8月31日，《國訊》、《憲政》等8家雜志負責人集會一致議定第二天起不再送審。
9月1日是記者節，《新華日報》發表激情四溢的評論《為筆的解放而斗爭》，抨擊了國民黨臭名昭著的原稿審查制度，熱切地呼喊“八年來緊緊束縛著新聞記者的手，從今天開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開始可以透出一點氣來了！”
《華西晚報》也在9月初發表社論《我們對于抗戰結束時期新聞事業的六項建議》，提出包括立即取消黨政機關出版特權、立即取消新聞檢查、釋放被捕的新聞記者、解除對抗戰時期被封閉的報刊禁令等在內的六點建議。遠在延安的《解放日報》迅速轉載了這篇社論。
經曆八年苦戰之後，日本終于投降了，重慶雜志界率先發起的“拒檢運動”得到全國各地的廣泛回應，在百年言論史上書寫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9月8日，成都《新中國日報》、《華西晚報》、《成都快報》、《大學月刊》、《天風周刊》《開明少年》、《現代周刊》、《大義周刊》及川康通訊社、自強通訊社、國訊社等16家報刊、通訊社隆重集會，聯名發表由葉聖陶執筆的《致重慶雜志界聯誼會公開信》，聲援拒檢運動，指出“八年來以戰時為借口的檢查制度，嚴重踐踏了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損害了中國新聞文化界的尊嚴和信譽。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一切鉗制言論自由的戰時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政府既無意及時采取措施，我們為了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當然有理由自動宣布檢查制度的死亡，”鄭重表示“共同高舉起言論自由的大旗，宣告檢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壓迫言論自由的法令與制度的死亡！”9月10日，在這一公開信上簽名的新聞出版機構增加到22家。
9月15日，重慶10家雜志的《聯合增刊》第一期由國訊書店出版發行。重慶20家雜志以及響應它們的成都同行通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從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審。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門出版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11個新聞出版機構集會響應重慶、成都的“拒檢運動”，成立“昆明雜志界出版界聯誼會”。
9月17日，成都27家新聞文化機構舉行聯誼座談會，當場成立永久性組織“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推選葉聖陶、黎澍、沈志遠等7人為執行委員，並發表爭取《發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發行的特許制度，實行備案辦法，取消新聞和圖書雜志的審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項主張，把這場聯署運動正式命名為“拒檢運動”。
桂林、西安等地新聞出版界相繼成立聯誼會，響應“拒檢運動”。四川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高校也響應拒檢。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單位，甚至學校的黑板報和學生組織的文學團體都紛紛通知國民黨中宣部，不再接受戰時檢查制度的束縛。在國民黨政府正式廢除新聞和出版檢查制度之前，各種非政府報刊和出版社已紛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10月4日，葉聖陶在重慶雜志聯誼會《聯合增刊》第二期發表《我們永不要圖書雜志審查制度》，在論證了“圖書雜志審查制度當然沒有存在的理由”之後，他指出：“我們不要這個制度，並不因為我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你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他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論都沒有被禁被刪，將來也永不會被禁被刪，我們還是不要這個制度。制度存在，總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著精神上的迫害，我們與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們受到迫害。”
早在這年3月29日、30日，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在接見、宴請“美國報紙主筆協會”代表時，就一再告訴他們：“中國新聞檢查制度並非永久性，在戰後大概將完全取消或在中國大部分地方取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更是“希望中國成為遠東言論自由的堡壘”。
直到9月22日，民間“拒檢運動”已成燎原之勢時，國民黨中常會才通過決議，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對新聞和圖書雜志的審查。次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消息，除收複區和戒嚴區，戰時新聞檢查制度和出版業審查制度都將于10月1日廢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個新聞出版機構聯合致函云南圖書雜志審查處，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審，同時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公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此後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無須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響出版時間。
9月28日，國防委員會公布《廢止出版檢查制度辦法》。9月3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布了《出版檢查明日廢除》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