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結束時，我必須暫停一下。隨著這一章，我那重重災難之鏈就以最初的環節開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顯貴的兩個人家生活過，雖然我不怎樣善于處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結識幾個人。特別是，在杜賓夫人家里，我認識了薩克森－哥特邦的儲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里我又認識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編印了一部很好的盧梭文集而知名文壇。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豐特親－蘇－波瓦去住一兩天，因為儲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們倆都去了。從范塞納監獄經過的時候，我一見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臉上的表情。晚飯時，儲君談起狄德羅被拘禁的事，男爵為了引我說話，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謹慎，我立刻為他辯護起來，其態度之激烈倒顯得我太不謹慎了。這種過分的熱心本是一個不幸的朋友引起來的，所以大家也都諒解，把話題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當時在座的還有兩個德國人，都是隨侍儲君的。一個是克魯卜飛爾先生，富有機智，是儲君的私人牧師，後來頂掉了男爵，成了儲君的保傅；另一個是個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暫充儲君的侍讀，等著另找職業，他的服裝寒素就說明他是急需找職業的。就從那天晚上起，克魯卜飛爾和我開始結識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結識，發展得就不這樣迅速：他不怎麼肯露頭角，絕沒有後來時運亨通時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起了音樂，他談得很好。我聽說他能用鋼琴伴奏，高興極了。飯後，主人叫拿樂譜來，我們就在儲君的鋼琴上演奏起來，搞了一整天。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份友誼，對于我，先是那麼甜蜜，後來又是那麼可悲。在這一點上，將來我要大談特談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聽到喜訊說狄德羅已經從城堡里出來了，可以在范塞納監獄的房屋和園子里活動，只要不出這個范圍，還准許他接見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麼難過啊！我因為有些要事，無法擺脫，在杜賓夫人家里羈留了兩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樣，之後，我就飛奔到我的朋友的懷抱中了。真是難以形容的時刻啊！他當時不是單獨一人，達朗貝和聖堂的司庫和他關在一起。可是我一進門，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個人，我一個箭步，一聲大叫，就把臉貼在他的臉上，緊緊把他抱住，只有眼淚和嗚咽，什麼話也沒有了。我激動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他掙脫我的臂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轉頭向那個教士，對他說：“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樣愛我。”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考慮不到這種利用我的激情來作自我表揚的態度，但是從那以後，我有時想到這件事，總覺得如果我處在狄德羅的地位，這絕不會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我發現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雖然現在這里已經相當舒適，還可以在園林里自由散步，而園林連圍牆都沒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盡往愁處想。毫無疑問，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惱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務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過一個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別熱。從巴黎到范塞納堡足有兩里約。我手頭不寬裕，不能雇馬車，所以我一人去時就步行，下午兩點鍾出發，快快地走，好早點到達。路邊的樹，依當地的風尚，剪得禿禿的，幾乎沒有一點蔭涼。我常常又熱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動彈不得了。為著走慢一點，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隨身帶一本書。有一天，我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志，邊走邊讀，忽然看到第戎學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個題目：《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有助于傷風敗俗還是敦風化俗》。
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雖然我對得到的印象還記得非常真切，但是詳細情形自從我在致德-馬勒賽爾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寫出之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是我的記憶力的一個奇特之點，值得說明一下。當我依賴它的時候，它就為我效勞，而一旦把內容付之筆墨，它就拋棄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經我寫出，就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個特點也體現在音樂里。在我學習音樂之前，我會背許多歌曲，而當我學會了讀譜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記不得了。我懷疑在我最愛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還能有一支記得完整的。
這件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納堡時神情激動得近乎發狂。狄德羅看出來了，我就給他說明了原因，並把我在一棵橡樹底下用鉛筆寫出的一段擬法伯利西烏斯的演說詞讀給他聽。他鼓勵我把我的思想放手發揮下去，寫出文章去應征。我照辦了，而且從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萬劫不複的境地。此後，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這一刹那的狂妄產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議的速度激揚起來，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對真理、對自由、對道德的熱愛窒息掉了；而最足驚人的是這種狂熱在我的心田里持續達四、五年之久，也許在任何別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樣激烈過。
我寫這篇講演，方式很奇特，後來我在別的著作里。也幾乎一直用這種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寫講稿上面。我閉著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腦子里翻來覆去，等到我對這段文章感到滿意的時候，我就把它存到腦海里，直到能落筆寫到紙上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費的時間，使我把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淨，到拿起筆來寫的時候，我擬好了的文章幾乎一點也想不起來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請勒-瓦瑟太太來權當秘書。在這以前，我已經把她和她的女兒、她的丈夫都搬到離我較近的地方來住了；就是她，為了讓我節省一個仆人，每天早晨來替我生爐子，做些雜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給她寫。這個辦法，我曾繼續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遺忘。
這篇講演寫好後，我拿給狄德羅看，他很滿意，並且指出了幾個應該修改的地方。然而，這篇作品雖然熱情洋溢，氣魄雄偉，卻完全缺乏邏輯與層次。在出自我的手筆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數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勻稱與諧和了。不過，不論你生來有多大才能，寫作藝術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到手的。
我把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沒有跟任何別人說過。自從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後，我和他來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鋼琴，這就做了我們聚會的場所，我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跟他圍在鋼琴旁邊度過了，我們從早到晚，或者毋甯說，從晚到早，無休無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誰要在杜賓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聽戲。我本來有意大利劇院的長期入場券，但是他不喜歡這個劇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錢跟他一起到法蘭西劇院去，這個劇院是他愛得入迷的。最後，有一種如此強烈的吸引力把我跟這個青年人連結起來，使得我跟他難以分離，連那可憐的姨媽我都疏遠了。所謂疏遠，也就是說跟她相處的時候少了些，因為我對她的依戀心情，這一輩子也沒有一時一刻衰減過。
我的空閑時間不多，不能兩頭兼顧，這就格外加強了我要跟戴萊絲住到一起來的念頭；我本來早就有這個念頭，只是她家人口眾多，特別是沒有錢置備家具，這就使我把這計劃一直擱了下來。這次出現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機會，我就利用上了。弗蘭格耶先生和杜賓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夠開支，主動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個金路易，而且杜賓夫人聽說我要自置家具，又幫了我一點忙。我們把戴萊絲原有的一點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內爾-聖奧諾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館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戶都是些正派人。我們盡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靜地、舒適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隱廬為止。
戴萊絲的父親是個老好人，十分溫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刑事犯檢察官”。這個綽號，格里姆後來又開著玩笑從母親頭上移到女兒頭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說不是不機靈；她甚至還以有上流社會的禮儀與風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詭秘的花言巧語叫我受不了；她教給女兒一些壞招，極力叫她在我面前裝假，又分別地奉承我的許多朋友，挑撥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跟我的關系。不過，她倒是個相當好的母親，因為這樣做于她自己是有好處的，她又為女兒掩蓋過失，從中得到利益。這個女人，雖然我對她小心照顧，無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禮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愛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她便成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過；我還是可以說，我在這六、七年之中，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載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萊絲的心是一顆天使的心。我們的感情隨著我們的親密而增加，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覺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們在一起時的樂趣是可以描寫出來的話，它們會以其簡單樸質而使人發笑的。我們在城外耳鬢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時，就闊氣地花上十個或八個蘇；我們當著那大窗口吃簡單的晚餐，面對面地坐在兩張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與窗口同寬的大木箱上。這時，窗台就是我們的桌子，我們呼吸著新鮮空氣，觀賞四周景物，看著過往行人，雖然在五層樓上，卻能一面吃著，一面恍若置身街道。這種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幾個櫻桃、一小塊奶餅、四品脫葡萄酒，可誰能描寫得出，誰能感覺得到這種晚餐的妙趣呢？友誼啊，信任啊，親密啊，靈魂的溫馨啊！你們所配的作料是多麼美妙呀！有時我們不知不覺地在那兒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媽媽提醒我們，真想不到時間已經那麼晚了。但是這些細節還是撇開不談吧，它們會顯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這樣說、這樣感覺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語所能描寫出來的。
差不多與此同時，我還有過一次較粗鄙的享樂，也是我應該引以自責的最後一次那樣的享樂。我曾說，克魯卜飛爾牧師是很可愛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亞于與格里姆，並且後來處得也同樣親密。他們兩個有時也在我家吃飯。這些便餐，雖然太簡單一點，卻被克魯卜飛爾的妙趣橫生、如癲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語腔調搞得熱熱鬧鬧的——格里姆那時還沒有成為法語純正癖者呢。我們的小飲宴不以口腹之樂為主，但是歡情洋溢足以補償其不足，我們彼此相處甚得，寸步不能相離。克魯卜飛爾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個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為他無力獨自養活她。有一天晚上，我們進咖啡館，遇到他正從咖啡館出來，要去那姑娘家進晚餐。我們嘲笑他。他報複得非常雅致，邀我們一起去姑娘家吃飯，轉而嘲笑我們。那個小可憐蟲似乎天性相當好，十分溫柔，還不很慣于她那一行，有個老鴇跟她在一起，極力訓練她。閑談和暢飲使我們樂而忘形。那位好克魯卜飛爾請客就要請得徹底，不能半途而廢：我們三人先後同那可憐的小丫頭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說他沒有碰她，說他所以和她呆那麼久，是故意叫我們著急，拿我們尋開心的。可是，如果他這次當真沒有碰她的話，也頗不象是由于有所顧忌，因為他在搬進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這聖-羅什區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從這個姑娘住的麻雀路出來，羞慚得和聖－普樂從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來一樣，我寫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萊絲根據某種征象。特別是根據我那種慌慌張張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麼虧心事，我為了減輕心頭負擔，馬上就一五一十對她明說了。幸虧我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來對她述說我的罪過，並且添油加醋。從那時起，他總是一有機會就不懷好意地向她提起這段往事：關于這一點，他是特別不應該的，因為我既然自覺自願地信任他，我就有權期待他不使我對此後悔。而對我的戴萊絲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沒有比這一次感覺更為深切的了。她嫌惡格里姆的作風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纏綿而動人的責備，並沒有發現任何憤恨的痕跡。
這個絕好的女子，心地有多麼忠厚，頭腦就有多麼簡單，這就夠說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還是值得補寫出來。我曾告訴她說克魯卜飛爾是個牧師兼薩克森－哥特儲君的私人牧師。一個牧師，對她說來，是那麼獨特的一種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許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來，竟把克魯卜飛爾當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來聽她說教皇曾來看我，我以為她瘋了。我叫她解釋給我聽，然後，我就趕忙跑去把這個故事告訴格里姆和克魯卜飛爾。我們從此就把克魯卜飛爾稱之為教皇。我們又把麻雀路的那個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貞妮。這樣一來就笑得沒完沒了，笑得氣都喘不過來。有人硬說我曾在一封信中——這是借我自己的口說——說我平生只笑過兩次，這種人是不曾認識那個時代的我，也不認識少年時代的我的，否則，他們是絕不會想出這種話來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經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聽說它在第戎得獎了。這個消息又喚醒了我寫出那篇文章時的全部觀點，並且對這些觀點賦予了新的力量，終于使我的父親、我的祖國、以及普魯塔克在我童年時代灌輸到我心中的那種英雄主義與道德觀念的原始酵母開始發作起來了。從此我就覺得做一個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無視財富與物議而傲然自得，才是最偉大、最美好的。雖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對別人嗤笑的畏懼，阻止我立即照這些原則行事，阻止我與當時的信條公開決絕，我卻從此下定決心，只等到種種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確能勝利的時候，便毫不遲疑地付諸實踐。
當我正對人類的種種義務進行哲學探討的時候，有一件事又來促使我對自己的義務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萊絲第三次懷孕了。由于我對自己太真誠，由于我的內心太高傲，決不願拿我的行動來否定我的原則，我便開始檢討我的孩子們的前途以及我和他們母親的關系。我根據的是自然、正義和理性的法則，是宗教的法則——這個宗教是和它的創造者一樣純粹、神聖和永恒的，而人們卻裝模作樣，說要純化它，實際上把它反而玷汙了。人們用他們自己的公式，把它化為一種說空話的宗教，因為訂立條規而自己卻免除實踐的義務，自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辦到的事都—一規定出來。
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固然是估計錯了，我在這樣做時心靈的甯靜卻是再驚人不過的。如果我是那種天生的壞人，聽不到大自然的親切呼聲，內心里從來沒有萌發過任何真正的正義感和人道感，那麼，這種硬心腸倒是極其簡單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腸是那樣熱烈，感情是那樣銳敏；我是那樣易于鍾情，一鍾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強烈的控制，需要舍棄時又感到這麼心碎；我對人類生來就這麼親切，又這麼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我這麼痛恨任何類型的邪惡，又這麼不能記仇、害人，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沒有過；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邁的、可愛的東西又這麼心腸發軟，受到這麼強烈而甘美的感動——所有這一切竟能在同一個靈魂里，跟那種肆意踐踏最美好的義務的敗壞道德的行為協調起來嗎？不能，我感覺到不能，我大聲疾呼地說不能，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讓－雅克這一輩子也不曾有一時一刻是一個無情的、無心腸的人，一個失掉天性的父親。我可能是做錯了，卻不可能有這樣硬的心腸。如果我要陳述理由的話，那就說來話長。既然這些理由曾經能誘惑我，它們也就能誘惑很多別的人，我不願意讓將來可能讀到我這本書的青年人再去讓自己受到同樣錯誤的蒙蔽。我只想說明一點，那就是我的錯誤在于當我因為無力撫養我的幾個孩子而把他們交出去由國家教育的時候，當我准備讓他們成為工人、農民而不讓他們變成冒險家和財富追求者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做了一個公民和慈父所應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分子了。從那時起，我內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過去是想錯了；但是，我的理智卻從沒有給予我同樣的警告，我還時常感謝上蒼保佑了他們，使他們由于這樣的處理而免于遭到他們父親的命運，也免于遭到我萬一被迫遺棄他們時便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命運。如果我把他們撇給了埃皮奈夫人或盧森堡夫人——她們後來或出于友誼，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動機，都曾表示願意撫養他們，他們會不會就幸福些呢？至少，會不會被撫養成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斷定，人家會使他們怨恨他們的父母，也許還會出賣他們的父母：這就萬萬不如讓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為好。
因此我的第三個孩子又跟頭兩個一樣，被送到育嬰堂去了，後來的兩個仍然作了同樣的處理：我一共有過五個孩子。這種處理，當時在我看來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沒有公開地誇耀自己，完全是為著顧全母親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們倆之間的關系的人，我都告訴了，我告訴過狄德羅，告訴過格里姆，後來我又告訴過埃皮奈夫人，再往後，我還告訴過盧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訴他們的時候，都是毫不免強、坦白直率的，並不是出于無奈。我若想瞞過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為古安小姐為人篤實，嘴很緊，我完全信得過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關系而告知實情的是蒂埃里醫生，我那可憐的“姨媽”有一次難產，他曾來為她診治。總之，我對我的行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為我從來就不知道有什麼事要瞞過我的朋友，也因為實際上我對這件事看不出一點不對的地方。權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覺得我為我的孩子們選擇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說，我所認為的最好的前途。我過去恨不得，現在還是恨不得自己小時候也受到和他們一樣的教養。
當我這樣吐露衷腸的時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腸，但不是抱著同樣無私的目的。我曾把她們——她和她的女兒——介紹給杜賓夫人，杜賓夫人看我的情面，愛護她們無微不至。母親就把女兒的秘密全都告訴了杜賓夫人。杜賓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沒有告訴杜賓夫人我已經如何不顧自己收入微薄而盡力供養她們，所以杜賓夫人又另外予以供應。這種隆情厚誼，女兒受著母親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間一直瞞著我。只是到了退隱廬，在好幾砍傾談別的事情之後，她才把實情吐露出來。我那時並不知道杜賓夫人對我們的事了解得這麼一清二楚，因為她從來沒有向我作過絲毫透露；就是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她的媳婦舍農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樣知道我們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兒媳弗蘭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並且肚子里留不住話。她第二年就跟我談起了這件事，那時我已經離開她家了，這就迫使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給她寫了一封信，稿存函劄集。我在這封信里所陳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說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決定性的理由倒是來自這一方面的，我卻沒有說。
杜賓夫人的謹慎和舍農索夫人的友誼，我都是信得過的，我同樣也信得過弗蘭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蘭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傳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這個秘密從來只能被我私下告訴過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實上也只是我跟他們決裂之後才被泄漏出去的。單憑這一事實，人們就可以對他們作出評價：我不想推卸我所應受的譴責，我願意接受這種譴責，但是不願接受由于他們的邪惡而發出的譴責。我的罪過是大的，但只是一種錯誤：我忽視了我的義務，然而害人的念頭卻不曾鑽進我的心頭；我對于根本不曾見過的孩子的父愛自然不會強烈。但是，出賣朋友的信任，違背最神聖的許諾，把我們胸中的秘密公開出去，恣意敗壞一個受過我們欺騙而在離開我們的時候依然尊重我們的朋友的名譽，這一切就不是過失，而是靈魂的卑汙和丑惡了。
我曾許願寫我的懺悔錄，而不是寫我的辯護書；因此，關于這一點，我就說到這里為止吧。說真話在我，說公道話在讀者。我向讀者永遠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農索先生的結婚使我覺得他母親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個十分可愛的少婦，而在為杜賓先生辦理公文函件的人們之中，她對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羅什舒阿爾子爵夫人的獨生女，而羅什舒阿爾夫人則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過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進女兒的家門，還是我介紹的。但是他們兩人氣味不相投，這段結識無什麼結果。格里姆從那時起就一心巴結權勢了，他甯願跟母親做朋友，不願跟女兒做朋友，因為母親在上流社會交游甚廣，而女兒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陰謀，也不想攀高結貴。杜賓夫人在舍農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預期的順從，便讓她獨自一人在家里過著寂寞的日子，而舍農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許也以出身自豪，甯願放棄社交界的樂趣，幾乎獨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願受她生來就不習慣的那種管束。這種流放式的生活加強了我對她的感情，因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發現她喜愛空想，尋根問底，有時帶點兒詭辯色彩。她的談吐，絕不象是一個剛從女修院辦的學校出來的少婦，對于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還不到二十歲。她膚色白皙，光澤照人。如果她講究一點姿態的話，身段會是端莊而秀美的。她的頭發金黃帶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憐的媽媽青春時期的頭發，因而攪得我心緒十分不甯。但是，我給我自己制訂的、並且決心不惜任何犧牲予以遵守的那些嚴格的行為准則，保證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誘惑。整整一個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對面坐三、四個鍾頭，一本正經地教她做算術，拿我那些無窮無盡的數目字去討她的厭煩，沒有對她說過一句風流活，也沒有向她送過一個秋波。要是再過五、六年的話，我就沒有那麼聰明，或者說，也就沒有那麼傻氣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輩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愛情去戀愛。不是她，而是另外一個人將占有我的心靈的最初的同時也是最後的歎息。
自從我在杜賓夫人家里生活以來，我始終是滿足于我的現狀的，沒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願望。她和弗蘭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們的主動。這一年，弗蘭格耶先生因為一天比一天對我好，就想讓我再寬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財務總管，他的出納員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發了財，想退休了。弗蘭格耶先生就請我頂這個缺；為了勝任起見，我有幾個星期都經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學些必要的知識。但是也許因為我缺乏擔任這種職位的才能，也許因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個繼承人——不盡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識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亂了的賬目總是不能很好地鑽到我的頭腦里來。然而，我盡管未能得其精微，還能略知梗概，足夠把這一行干得順順當當的、我甚至開始履行職務了。我既管登記，又管庫存；我收支現款，簽收票據；雖然我對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興趣，可是年齡的成熟開始叫我老實了，我決計克服我的憎惡，用全副精力來干這一行。不幸當我已開始走上軌道的時候，弗蘭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間，他的金庫就由我一人負責了，當時庫里的現款其實也不過二萬五千到三萬法郎。這項信托給我的操勞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覺到我絕不是做出納員的材料，我毫不懷疑我在他公出時感到的那種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來後我患的那場大病。
我在我這部書的第一部里已經說過，我生下來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幾乎不斷地患尿閉症；我的蘇森姑姑負責照護我，她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壯的體質終于占了上風，在少年時期，我的健康完全穩定下來，以至于除了我敘述過的那次虛弱病以及稍微受熱就感到小便頻頻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歲都差不多沒有再發過我那初期的殘疾。這殘疾的第一次的複發是在我到達威尼斯的時候。旅行的勞累和那陣酷熱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觸了帕多瓦姑娘之後，以為沒有命了，結果卻並不曾有任何不適之處。我對我那徐麗埃妲是縈懷多于身體的戕害的，經過一度疲困之後，身體反倒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羅被捕以後，我在當時那種酷熱天氣下常跑范塞納堡，結果受了熱，才得了強烈的腎絞痛。打這場病以後，我就一直沒有能恢複我初期的健康了。
在我現在談的這個時期，也許由于為那個該死的金庫搞些討厭的工作，稍微累了一點，我的身體又垮了下來，比以前垮得還要厲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個星期，慘不堪言。杜賓夫人請名醫莫朗來給我診治，他雖然手術靈敏而又精細，卻使我受到難以置信的痛楚，並且始終不能用探條確診我的病根。他勸我找達朗看，達朗的探條軟些，果然插進患處了；但是莫朗向杜賓夫人報告我的病情時，說我至多只能活六個月。這種話，傳到我耳朵里來，就促使我對當時的處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為了我本來只感到憎惡的一個職務而受著拘束，犧牲掉這點余生的甯靜和樂趣，該是多麼愚蠢呀。而且，我已經抱定的那些嚴格的生活原則，和一個太不適合于這些原則的職位，怎麼能調和起來呢？做一個財務總管的出納員而來宣揚淡泊和安貧，這能說得過去嗎？這些想法隨著高燒在我的腦子里醞釀起來，盤根錯節，從此再也不能從我腦子里排遣掉；在病後休養時期，我就把我在高燒中所采取的這些決定又冷靜地肯定下來。我永遠拋棄任何發財和上進的計劃。我既決定在獨立和貧窮中度過我的余生，我就竭盡我靈魂的全力去掙斷時論的枷鎖，勇敢地做著我所認為善的一切，毫不顧忌別人的毀譽。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礙以及為戰勝障礙而所要作出的那種努力，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總算盡量做到了，並且超過了我自己原來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擺脫輿論的束縛一樣擺脫了友誼的束縛，我一定就把我這個計劃實現了——這個計劃也許是塵世上人所能設想的最偉大的計劃，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計劃；然而，我一面蔑視那庸俗的一群所謂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謬的評說，一面卻又聽憑我那些所謂朋友們的擺布，讓他們把我象小孩子一樣牽著走，而這些所謂的朋友們看我獨自走在一條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來了，他們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實際上卻努力使我成為笑柄。他們首先極力貶低我，以便最後達到敗壞我的名譽的目的。引起他們對我忌妒的，還不是我在文壇上的成名，而是我在這里開始的那種個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寫作藝術上出點鋒頭，也許他們還能原諒，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在行為上樹立一個似乎使他們寢食不安的榜樣。我生來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氣平易而又溫和，很容易產生友誼。在我默默無聞的時候，凡是認識我的人一直都愛我，我沒有一個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個朋友也沒有了。這是個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邊盡是自稱為朋友的人，他們利用這個名義給予他們的權利來把我拖到萬劫不複的地步。我這部回憶錄的後面部分將揭露這一可憎的陰謀，我在這里只說明這個陰謀的起源；人們不久就會看到這個陰謀怎樣結下第一個圈套的。
我想獨立生活，就必須有個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替人抄樂譜，按頁數計酬。如果有什麼更可靠的工作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我也會做的；但是這種技能既適合我的愛好，又唯一能使我不屈從于人而逐日獲得面包，我就認定了這個工作。我認為我從此不必再憂慮前途了，我把虛榮心也壓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納員一變而為樂譜抄繕人。我認為這項選擇給我帶來的好處很多，就毫無後悔之意，將來只有迫不得已時才丟開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還是要重理舊業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這個決心更易于實現了。文章一得獎，狄德羅就負責叫人把它印了出來。我還臥病在床的時候，他就寫了短函，報告我文章出版的情況和它所產生的效果。短函里說：“真是直沖九霄；這樣的成功還沒有前例呢。”這種社會大眾的賞識絕不是鑽營得來，而且又是對一個無名作者，這就使我對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對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時為止，盡管內心里有所感覺，總還是有些懷疑。我立刻看出，利用這個成功，對于我正准備執行的那個獨立生活的計劃，將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個在文壇上有點名聲的抄繕人，工作大概是不會缺乏的。
我的決心一旦下定，就寫一封短函給弗蘭格耶先生，通知他這件事，謝謝他和杜賓夫人的種種盛情，並且要求他們多多幫忙。弗蘭格耶一點也不明白我這封信的意思，以為我還在夢囈呢，便趕快跑到我家里來。但是他發現我太堅定了，無法挽回，就跑去告訴杜賓夫人，告訴所有的人，說我瘋了。他說他的，我做我的。我從服飾上開始實現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鍍金的飾物和白色的襪子，戴上一個圓假發，取下佩劍，把表賣掉，我心里異常高興地說；“謝天謝地；我以後不需要知道鍾點了。”弗蘭格耶先生很客氣，等了很久沒有把他的金庫交給別人。最後，他看我已經堅定不移，才把它交給達里巴爾先生了，達里巴爾先生以前是小舍農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書而在植物學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為大觀的改革是如何嚴峻，起初我還沒有把它推廣到我的內衣上來。我的內衣很漂亮，數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時的行裝的剩余，我對它特別愛好。由于講究乾淨，我曾把它變成了一種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許多錢。後來有人給我幫了一個大忙，使我擺脫了這種物質欲的束縛。聖誕節的前夕，當我的兩位女總督在做晚禱，我也在聽聖詩音樂會的時候，有人把閣樓的門撬開了，把里面剛洗過晾著的我們的全部內衣偷個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襯衫，都是上等細麻紗的，是我內衣櫃里的精華。鄰居中有人曾看見一個人從公寓里出去，帶了幾個大包，據他們描述的模樣，戴萊絲和我都懷疑是她的哥哥，他是眾所周知的大壞蛋。母親憤憤地否定這個懷疑，但是不管她怎樣說，證實這懷疑的跡象太多了，所以這種懷疑一直存在我們心里。我不敢作嚴密的調查，因為怕發現的事實超過我所願意知道的程度。這個哥哥從此不再到我家來了，最後完全失蹤了。我怨戴萊絲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這樣一個複雜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懇切地勸她趕快擺脫這麼一個危險的家庭。這件事把我愛漂亮內衣的癖好醫好了，從此以後，我只容很普通的內衣，這就跟我裝束的其余部分比較協調了。
這樣一來，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後我只想到如何使這種改革鞏固起來，持續下去；我極力把別人對我的非議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時怕人指責的顧慮拋到腦後。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決心也出了名，這給我招來許多主顧；因而我一開始營業就相當成功。然而，有好幾個原因使我不能達到在別的情況下可能達到的那麼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體不好，我剛害過的那場病還有些後遺症，一直沒能讓我恢複到原來那樣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賴的醫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後找過莫朗、達朗、愛爾維修斯、馬魯安、蒂埃里，他們都很有學問，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給我治病，卻並不能減輕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體力。我越是遵循他們的教導，我就越黃、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們嚇壞了，我根據他們的藥效來衡量我的病況，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連串的痛楚，又是尿閉，又是砂淋，又是結石。凡是能給別人減輕病痛的辦法，如湯藥，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劇我的病痛。我發現只有達朗的探條有點效力，能夠暫時減輕一下痛苦，我認為沒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錢買了大量探條存著，以備萬一達朗去世，我也終身有探條可用。在八九年當中，我經常用這種探條，連同存在手邊的一齊計算，我買探條的錢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顯然，這樣耗錢、這樣痛苦、這樣難受的治療，是不會讓我專心致志去工作的，不會讓一個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勁頭去謀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學方面的工作又構成了另一種分心，對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藝衛道士就不約而同地撲到我身上來了。我一看，那麼多的若斯先生連問題都沒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師的派頭來下斷語，我就拿起筆來，狠狠地教訓了他們幾個，使得沒有人敢支持他們。有個什麼戈蒂埃先生，南錫人，是第一個倒在我的筆下的。在我寫給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結結實實地教訓了一番。第二個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卻沒有肯跟我較量下去。承他那麼看得起我，我在答複他時不得不換個筆調，我采取了一種更加莊重的筆調，但同樣強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對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卻又充分駁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個耶穌會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里插過手。我就憑我的判斷，辨別出哪些是國王的手筆，哪些是僧侶的手筆；我毫不留情地抨擊所有耶穌會派的語句，順便還抓住了一個顛倒時代的錯誤，這個錯誤，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來的。這篇文章，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象我別的文章那樣出名，但直到現在為止，在它那一類型中是篇獨一無二的作品。我抓住這個送上門的機會，在這篇文章里使公眾知道，一個平頭百姓也能捍衛真理，乃至和一個君主抗衡。同時也很難選擇一種筆調，能比我為答複他而采取的筆調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總算很幸運，遇到這樣一個對手，我心里對他充滿著欽敬之忱，又能把這欽敬之忱向他表達出來而不失之于諂佞；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卻又始終不失身份。我的朋友們為我驚慌起來，以為我巴士底獄是坐定了。這種畏懼，我連片刻都不曾有過。我完全做對了。那位善良的國王看到我的答複之後說：“我領教了，再也不惹他了。”從那時候起，我就受到他種種不同的欽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幾次我將來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國和歐洲平平安安地流傳，沒有誰再從中尋找可指摘之處了。
不多時以後，我又有了另外一個文敵，是我沒有料想到的，就是里昂的那位博爾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對我很表好感，幫過我好幾次忙。我並沒有忘記他，但是由于懶，就把他疏忽了；我沒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給他，因為沒有現成的機會，這就是我的不是了；于是他就攻擊我，不過還算客氣，我也答複得同樣客氣。隨後他又進一步駁我，這就使我寫出了最後一篇答複，他對這篇答複沒有再說第二句話，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惡的敵人，抓住我倒黴的時候寫了些惡毒的謗書來攻擊我，而且為了加害于我，還特地跑了一趟倫敦。
這場筆戰使我忙得不可開交，浪費了許多抄樂譜的時間，于真理的闡揚既無多大補益，于我的錢囊更沒有帶來進項，當時我的書商叫比索，他付給我那些小冊子的報酬總是很少，常常一點都不給。就拿我第一篇文章為例吧，我就沒有得到一文錢：狄德羅是白送給他的。他為我的小冊子給我的那點錢也需要等候很久，一個蘇一個蘇地向他要。這時候，我抄樂譜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時干著兩個行業：這正是兩敗俱傷的辦法。
這兩種行業還在另一方面互相矛盾著，因為它們逼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時髦人物。我選定的職業又刺激著人們的好奇心，人們總是想認識一下這個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生活得自由自在，樂其所樂，別的什麼也不管。這樣一來，我的計劃全被破壞了。我的房間里總有客人，他們以種種不同的借口來侵占我的時間。女士們耍出種種手腕邀我做她們的座上客。我越粗聲厲氣地對人，人家就越發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絕掉呀。要拒絕就得招來無數的仇人，要敷衍就得聽人家擺布。不管我怎樣應付，一天里沒有一個鍾頭時間是屬于我的。
于是我感覺到，想過清貧而獨立的生活，並不總是象自己所想象的那麼容易。我願意靠我的手藝生活，公眾卻不願意。人們千方百計來彌補他們使我受到的時間損失。不久，我簡直要和傀儡戲里的滑稽小丑一樣，幾個錢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更屈辱人、更殘酷無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對此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拒絕一切大大小小的饋贈。對誰也不例外。這一切做法反而招來許多送禮的人，他們要有戰勝我的拒絕的光榮，不管我願意不願意，都要強迫我去領情。如果向他要的話，有的人連一個埃居也不會給我，現在卻不斷來麻煩我，向我送這樣，送那樣，一看所有的禮物都被我退回了，為著報複，便罵我的拒絕是傲慢，是擺架子。
很顯然，我所抱定的決心，我所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的。女兒呢，她雖然不計私利，卻擋不住聽從母親的指導；于是，就象果弗古爾先生稱呼她們的那樣，這兩位“女總督”拒絕饋贈就不老是象我那麼堅決了。雖然她們有許多事情瞞住了我，我還是看出了一些苗頭，這足使我判斷出我知道的還不是全部，因此我心里難過極了，倒不單是因為怕人家罵我串通作假(這是不難預料的)，主要地還是因為我在家里不能當家作主，連自己也不能自主。我請求，我苦勸，我發脾氣，都歸無效。媽媽說我是個一輩子改不了的嘮叨鬼，是個暴性子；她跟我的朋友們談起來，便老是喊喊喳喳、竊竊私議。在我的小家庭里，對我來說，什麼都是個謎，什麼都是秘密；為了免得天天跟她們鬧風波，家里有什麼事，我連打聽也不敢打聽了。要想擺脫所有這許多紛擾，就得有絕大的堅決意志，而我又辦不到。我只會嚷嚷，卻沒有行動：她們就讓我干嚷嚷，她們依然我行我素。
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纏，這種天天找上頭來的麻煩，終于使我感到呆在家里、住在巴黎是索然無味的了。當我的病痛容許我出門的時候，當我不是讓熟人抱著東奔西跑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出去散步，我想著我那龐大的思想體系，並且利用我經常帶在衣袋里的白紙本子和鉛筆，把想的東西寫出一點來。這就說明，我自己選定的職業所產生的意外煩惱怎樣又由于排愁遣悶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學這條路上來了；這也就說明，我怎樣把驅使我寫作的這份惱怒郁悶之氣帶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又助長了我這種惱怒郁悶之氣。我既沒有社交界的派頭，又不善于做出這副派頭，也不慣于受這種派頭的約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說地被拖到社交場中，于是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采取一種我所特有的派頭，免得我學一般的社交派頭。我那種愚蠢而掃興的羞澀怎麼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澀既出于害怕失禮，我就決心去踐踏禮俗，使我的膽子壯起來。害羞使我憤世嫉俗，我不懂得禮節，就裝作蔑視禮節。這種與我的新的生活原則相符合的粗魯的態度在我的靈魂里成了一種高尚的東西，化為無所畏懼的德性。而且我敢說，正因為它有這樣莊嚴的基礎，所以我這種粗魯的態度，本來是極端違背本性的一種努力做作，竟能維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長久。然而，盡管我的外表和幾句妙語使我在社會上享有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卻毫無疑義地老是唱不好這個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識把我這只野性難馴的熊牽著鼻子跑，就跟牽一只羔羊一樣，而且我的挖苦話也都是一些聽起來刺耳卻又是普遍的真理，我從來就不會對任何人說出一句得罪他的話。
《鄉村卜師》這部歌劇使我更加成為風頭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深受歡迎。這個劇本在我的一生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的故事是同我當時的交游聯系著的。為了使讀者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得詳細談一談。
我當時認識人相當多，但是只有兩個好朋友，他們是狄德羅和格里姆。我有一個願望，就是要把我所愛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們兩人那麼要好，他們倆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們倆建立了聯系，他們倆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結得比跟我還要密切。狄德羅認識的人數不勝數，但是格里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認識些人。我但願能為他多多介紹。我已經給他介紹了狄德羅，又給他介紹了果弗古爾。我又把他引進舍農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爾巴赫男爵家里——我跟霍爾巴赫男爵幾乎是不得已才結識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這倒是極其簡單的。但是他的朋友從來沒有一個成了我的朋友，這個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當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里的時候，他常請我們在伯爵家里吃飯，但是我從來沒有受到弗里森伯爵的任何友誼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親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非常親密，但他對我也跟弗里森伯爵對我一樣。其余的人，不論男女，凡是格里姆通過兩位伯爵的關系結識上的，對我也都是如此。只有雷納爾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雖然是格里姆的朋友，卻也是我的朋友。並且當我手頭拮據的時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過，我認識雷納爾神父早在格里姆認識他之前。某次他曾對我有過一個非常體貼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雖然不大，但是我始終不忘，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對他深有好感了。
這位雷納爾神父確實是個熱心的朋友。關于這一點，差不多就在我說的這個時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這件事就是跟這位格里姆有關的，當時他正與格里姆過往甚密。格里姆跟菲爾小姐來住了若干時日之後，突然起念要神魂顛倒地愛她，要把卡于薩克頂掉。而那位美人兒又偏要顯示堅貞，謝絕了這位新來的追求者。于是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劇。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誰也沒有聽說過的一種怪病。他在連續不斷的昏睡中度過了幾天幾夜，眼睛睜得大大的，脈搏正常，但是不說話、不吃、不動，有時似乎也聽見人家說話，可從來也不搭腔，連個示意動作也沒有。而且他既不煩躁，也無痛苦，也不發燒，躺在那兒就象死了一般。雷納爾神父和我輪班看護他。神父健壯些，身體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從來也不會兩個人都不在他跟前；一個不到，另一個就不走。弗里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納克請來。塞納克把他仔細檢查了一番，說什麼事兒也沒有，連藥方也沒有開。我為我的朋友著急，這就使我細心觀察醫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門時還面帶笑容呢。然而病人還是一連好幾天一動也不動，湯湯水水什麼都不進，只吃幾個蜜餞櫻桃，他咽得倒還順利，是我一個一個送到他舌頭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複了他往常那樣的生活，卻從來沒有跟我，據我所知，也沒有跟雷納爾神父，也沒有跟任何人，再談起過那次離奇的昏睡病，也沒有提到過生病期間我們對他的照顧。
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嘖嘖；如果一個歌劇女演員的薄情竟能使一個男子絕望而死，那才真是個新鮮的故事呢。這段美妙的癡情使格里姆成了風頭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認為是愛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跡。這種輿論使他在上流社會里大受歡迎，到處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遠了我。在他心目中，我這個朋友從來就是勉強充數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脫離我了，心里很難過，因為他那麼大張旗鼓地表示出來的熱烈感情正是我不聲不響地對他表示的。我很樂意看到他在社會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願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對他說：“格里姆，你把我疏遠了，我原諒你。將來當你在那轟轟烈烈的成功所給你的最初的陶醉過了之後，感覺到空虛的時候，我希望你回到我這里來，你隨時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就別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聽尊便；我等著你，”他說我說得對，就照我的話做了，並且做得那麼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見不到他的人影兒了。
在他跟埃皮奈夫人過往密切之前，我們兩個人主要是在霍爾巴赫男爵家里見面。這位男爵是個暴發戶的兒子，家有巨產，揮霍得很慷慨，在家里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學問和知識，也不愧置身于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來就跟狄德羅交結，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羅介紹，要和我結識。一種天然的嫌惡之情長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問我是什麼緣故，我對他說：“你太富了。”他依然堅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後還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終是抵抗不了人家的親切，而我沒有一次屈服于別人的親切而自己不吃虧的。
另有一個相識，在我一有資格攀附時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見他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是在會弗萊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相處得很好。我們不過同過一次席，他當天就走了，但是飯後我們談了一會。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談到我，並且談到我的歌劇《風流詩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會不愛有才的人。他對我早就頗有好感，並且邀我去看他。盡管我對他也早已傾慕，再加上這次見面，但是我的羞澀和疏懶一直使我沒去看他，我認為單憑他垂青而自己沒有一點表現，是沒有資格跟他攀交的。後來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獎飾之詞又傳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勵，就去看他，他也來看我。這樣我們彼此之間就開始有了交誼，這種交誼使我始終覺得他為人可親可愛，並且由于這種交誼，我才除了我自己內心所提供的證據之外，知道正直與節操有時是能與文學修養結合在一起的。
還有許多交往，沒有那麼持久，我在這里就不提了。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帶來的結果，等到好奇心一滿足，交往也就完結。我本來是個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見過我，明天就沒有什麼新鮮可看了。然而，卻有一位夫人這時要和我結識，友情比所有別的女人都維持得長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馬耳他大使弗魯萊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駐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從威尼斯回來時曾去看過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寫了一封信給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對我很友好。我有時在她家吃飯，在那里認識了好幾個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達克斯》和《巴爾恩維爾特》的作者，此後卻成了我的極凶惡的敵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麼別的原因，除非是因為他的父親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個人，而我恰恰就跟這個人同姓。
顯然，一個抄樂譜的人是應該從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礙我專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點時間大半都耗費在塗錯、刮錯或整頁整頁重抄上面了。這種討厭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熱烈地追求鄉村。我有好幾次跑到馬爾古西去住幾天，勒-瓦瑟太太認識這地方的助理司鐸，我們就在他家落腳，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們一起去了。助理司鐸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雖然不懂音樂，但他的那部分唱詞學得既快當又准確。我們在那里把時間全耗費在唱我在舍農索寫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據格里姆和助理司鐸瞎湊出來的一些唱詞，寫了兩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這毫無雜念的歡樂時刻所寫、所唱過的這些三重唱，我把它們和我的全部樂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許達溫浦小姐拿去當了卷發紙，但它們卻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對位都寫得很好。在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興地看到“姨媽”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興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這樣的短途旅行之後，我很快、很潦草地寫了一首詩贈給助理司鐸，人們將在我的文件里看到這首詩。
在離巴黎更近一點的地方，我還有另外一個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腳點，那就是繆沙爾先生家里。繆沙爾先生是我的同鄉，我的親戚，又是我的朋友，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風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過一些十分甯靜的時刻。繆沙爾先生原是個珠寶商，很通情達理，做買賣掙得了足夠的資財，又把獨生女嫁給票據經紀人的兒子、禦膳房總管瓦爾瑪來特先生以後，就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在晚年擺脫買賣和事務，在生活煩擾與死亡之間安排了一個休息與享受的間歇時期。這位老好的繆沙爾先生真是個實踐的哲學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愜意的房子里，在親手經營的一個很漂亮的園子里，無憂無慮地生活著。在挖掘園子的花壇時，他發現了大量貝類化石，以至他那興奮過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貝殼，最後他真以為宇宙都只是貝殼和貝殼的殘余，整個地球也只是含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著這種東西，想著他那些離奇的發現，便越想越興奮，這些思想最後在他腦子里簡直要形成體系了，也就是說形成瘋病了——如果不是死神來把他從他的朋友們手里奪走了的話。他的死，對于他的理智是個大幸事，但對于他的朋友們則是個大不幸，因為朋友們都喜愛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愜意不過的。他死在一種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個瘤，長在胃里，不斷地增大，使他吃不了東西，而人們卻久久找不出不能吃東西的原因。這個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幾年之後，終于把他餓死了。這個可憐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後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傷心。那時候，看他受苦的那種慘相而直到他最後一息都還不避開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兩個朋友了。他接待我們還是那麼高興，而他自己卻已經病到這樣程度：看到他請我們吃的飯食真是眼饞，可自己連吮幾滴很淡的茶都幾乎不可能，喝了後馬上還得吐出來。但是在這種痛苦的時間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給的許多優秀的朋友在一起度過了多少愉快的時刻啊！在這些朋友之中，第一應推普列伏神父。他為人極親切、純樸，他的心靈使他的作品生氣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氣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現，毫無他給作品塗上的那種憂郁色彩。還有普羅高普醫生，他是個慣得美人憐的小伊索。還有布朗熱，他是在死後發表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繆沙爾的思想體系擴展到整個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間有伏爾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時只是個樸實的女人，還沒有假充女才子呢。還有旺洛夫人，她當然不算美，但是嫵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還有就是瓦爾瑪來特夫人自己，她也會唱。人雖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麼自作多情的話，還是很可愛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繆沙爾先生的全都賓朋，這些賓朋使我相當愉快，如果不是繆沙爾先生帶著他那份貝殼迷跟我傾談，我還會更愉快些。我可以說，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六個多月當中，我的樂趣不亞于他本人。
他早就認為帕西的礦泉水對我的病體有益，勸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為著避開都市的喧囂，最後接受了他的意見，到帕西住了八、九天。這些日子之有益于我，主要是因為住在鄉下，而不是因為服用礦泉水。繆沙爾會拉大提琴，酷愛意大利音樂。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就寢前暢談意大利音樂，特別是談我們兩人都在意大利看過並且十分喜歡的那種喜歌劇。夜里，我睡不著，就淨想著怎樣才能讓法國人對這種體裁得出一個概念，因為《拉貢德之愛》根本不是這種歌劇。早晨，我一面散步，服用礦泉水，一面就倉卒地做了幾句似詩非詩的歌詞，配上我做詩時想起的歌曲。在花園的高處有一個圓頂小廳，我就在里面把詞和曲都草草寫出來了。早茶時，我情不自禁地把這些歌曲拿給繆沙爾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愛的迪韋爾努瓦小姐看。我草擬的這三段一個是獨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師的詠歎調《愛情感到不安便增長起來》，三是最後的二重唱《科蘭，我保證永遠……》等等。我絕沒想到這點東西是值得繼續寫下去的，要是沒有他們兩人的喝彩和鼓勵，我都要把我這點破紙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了；我寫出的很多東西至少跟這一樣好，卻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們卻極力鼓勵我，全劇六天工夫就寫完了，只欠幾行詩。全部譜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只要添點兒宣敘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這一切，我完成得那麼快，只三個星期我的全劇各幕各場都謄清了，達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間歌舞，這是很久以後才寫出來的。
由于完成了這部作品，我太興奮了，渴望能聽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價關起門來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當年呂利一樣——據說他有一次叫人專為他一個人把《阿爾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不可能有這樣的樂趣而只能與公眾同樂，我就必須使我的作品被歌劇院接受。可惜它屬于一種全新的體裁，聽眾的耳朵毫不習慣，而且，《風流詩神》的失敗使我預料到，如果我把《鄉村卜師》一劇再拿我的名義送去，它還是注定要失敗的。杜克洛解決了我的困難，他負責把作品拿去試演，不讓人家知道作者是誰。為著不暴露我自己，排練時我沒有到場；連指導排練的“小提琴手”都只在全場歡呼、證明作品絕佳之後，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誰。凡是聽到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滿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場中，人們就不談別的事了。游樂總管大臣居利先生看過試演後，就要拿這部作品到宮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認為我的劇本一拿到宮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樣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劇本交給他。居利恃權強索，杜克洛堅持不肯。兩人的爭執變得十分劇烈，有一天在歌劇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們分開的話，他們倆要出去交手了。人家來找我，我就推給杜克洛先生去決定，因此還是得去找他。奧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最後認為應該向權力讓步，就把劇本拿出來，准備在楓丹白露演出。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時也是高老路子最遠的部分，就是宣敘曲。我的宣敘曲以嶄新的方式決定抑揚，與唱詞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這種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從慣了的耳朵聽了會起反感。我同意讓弗蘭格耶和熱利約特去另寫一套宣敘曲，我自己可不願插手進去。
一切都准備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們便建議我到楓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後一次的彩排。我跟菲爾小姐、格里姆，可能還有雷納爾神父，同乘一輛宮廷的車子去了。彩排還算過得去，比我原先預料的要令人滿意些。樂隊人數很多，是由歌劇院的樂隊和國王的樂隊合組而成的。熱利約特演科蘭，菲爾小姐演科萊特，居維烈演卜師，合唱隊就是歌劇院的合唱隊。我沒有說多少話。一切都由熱利約特主持，我不願意把他做過的事再來檢查一遍；而且，盡管我的表情嚴肅，在這一群人中間卻羞得簡直象個小學生一樣。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眾咖啡館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談昨晚的彩排，入場怎樣困難。有一個軍官說他沒費多大事就進去了，把場內情形從頭到尾敘述了一通，並把作者描寫一番，說他做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這段相當長的敘述說得那麼肯定、自然，里面卻沒有一句話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這次彩排談得那麼頭頭是道的那位先生，當時根本沒有在場，因為他說他看得那麼清楚的作者現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卻並不認識。在這個滑稽場面里，更離奇的是當時它在我心上所產生的效果。那個人有相當的年歲了，絕無狂妄、驕矜的態度和口吻；他的面貌顯得是個有地位的人，他的聖路易勳章也說明他曾經當過軍官。盡管他那麼不害羞，盡管我心里不願意，我對他還是很感興趣；他在那兒大撒其謊，我在這兒面紅耳赤，不敢抬頭看人，真是如坐針氈；我心里在想，有沒有辦法認為他是弄錯了，而不是存心撒謊呢？最後，我唯恐有人把我認出來，當面給他難堪，就一聲不響地趕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後低著頭打他面前走過，盡早跑了出去，這時在場的許多人還正在就他的敘述高談闊論著呢。到了街上我發現自己渾身是汗；我斷定，如果在我出門之前有人認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來的話，單憑我在想到那可憐的人的謊言被戳穿時心里那份難過的表情，人家就一定會看出我象個犯了罪的人那樣羞慚和局促不安。
我現在正處在平生那種最嚴重的關頭之一，很難只作單純的敘述，因為敘述本身就幾乎不可能不帶上一點或褒或貶的色彩。不過，我還是要嘗試一下，只說明我是怎樣做的，出于什麼動機，不加任何褒獎或譴責之詞。
那一天，我穿著跟我平常一樣的便服，滿臉胡須，假發蓬亂。我把這種不合時宜的裝束當作一種勇敢的表現，就這樣走進國王、王後、王室和整個朝廷都即將來臨的那個大廳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領進的那個包廂里，這是他自己的包廂。這是一個在舞台側旁的大包廂，面對著一個較高的小包廂，國王和蓬巴杜爾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貴婦人，只有我一個男的，我不懷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里好讓大家都看見。燈一亮，我看到我這樣裝束，在那麼多個個打扮得花團錦簇的人們中間，就開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問，我坐的是不是我該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當；我感到不安，但幾分鍾之後，我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對自己的問題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錯。”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也許來自騎虎難下者多，來自理直氣壯者少。我自言自語地說：“我坐的是我該坐的地方，因為我是在看我的劇本演出，我是被邀請來的，我也正是為此而寫這個劇本的，而且嚴格說來，誰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權享受我的勞動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時一樣，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如果我又開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時俗的見解低頭，不久就會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時俗見解的奴役了。為著永遠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應該在任何地方因為按照我選定的職業來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慚：我的外表是樸素的，不修邊幅，但也並不醃臢肋de；胡子本身也並不髒，因為它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而且按照時代和風尚，胡子有時還是一種裝飾呢。人們會認為我可笑無禮！嗨！那又有什麼關系？我應該學會經得起笑罵，只要這笑罵不是我應該受到的。”經過這一番自言自語之後，我就勇氣百倍了，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話，我能夠赴湯蹈火。但是，也許是由于國王在座的關系，也許是出于人心的自然趨向，我在以我為對象的那種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卻只有殷勤和禮貌。我大為感動了，乃至又為我自己，為我的劇本的成敗不安起來，生怕辜負這樣盛情的期待，因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著為我喝彩呢。我本來是有思想准備去對付譏嘲的，但是他們這種親熱的態度，我卻沒有料到，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開始演出時我象小孩子一樣直發抖。
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來了。就演員而論，演得並不好，但就音樂來說，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場真是純樸動人，從那時起我就聽到那些包廂里響起了驚奇歎賞的竊竊私議，在這一類劇本的演出中，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呢。這種繼續增高的激動情緒，很快就感染了全場，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這就是從效果本身來提高效果。在一對男女農民對話的那一場，這種效果達到了頂點。國王在場是不許鼓掌的，這就使每句台詞都聽得清清楚楚：劇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聽到四周有許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聲說：“真美啊。真好聽。沒有一個音符不打動你的心。”我把那麼多可愛的人全都感動了，這種樂趣使我自己也感動得要流出眼淚來；到第一段二重唱時，我的眼淚真忍不住了，同時我注意到哭的人也並不只是我一個。我有一陣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倫先生家里開音樂會的那一幕。這種回憶大有奴隸把桂冠捧上凱旋者頭上的那種滋味；但是這個回憶轉瞬即逝，我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著體味自身光榮的那種樂趣了。然而，我深信，在當時，性的沖動遠遠超過作為作者的虛榮心；毫無疑問，如果在場的都是男人，我就決不會象當時那樣不斷地渾身火熱，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盡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淚水。我曾見過一些劇本激起了更熱烈的贊賞之情，但是從沒見過這樣普遍、這樣美妙、這樣動人的陶醉攝住了整個劇場的觀眾，特別是在宮廷里，又是首場演出。凡是看到這個場面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因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
奧蒙公爵先生當晚打發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點鍾左右到離宮去，要我覲見國王。給我送這個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還補充一句說，他認為是要賜給我一份年金，國王要親自對我宣布。
誰會相信，緊接著這樣輝煌的日子後面的那一夜，對我竟是焦灼而又尷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覲見，我首先想到此後我需要常常往外跑，當晚看戲時，這種需要已經使我吃了不少苦頭，明天，我在長廊里或者在國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顯貴在一起，等候國王陛下走過，這種需要將會使我痛苦難當。這個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貴婦們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這種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難忍，忍不住就得鬧笑話，而我是甯死也不願鬧笑話的。只有嘗過這種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險的畏懼心情。
然後我又想象到了國王面前，被介紹給國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來，對我說話。在答話的時候就需要准確、鎮定。我這該死的靦腆，連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會使我手足無措，到了法國國王面前還會饒過我嗎？會使我在恰當的時候講出恰如其分的話嗎？我很想既不放棄我已經習慣的那種嚴肅的態度和口吻，同時又能表示出我對這樣一位偉大的君主所給的榮寵深知感戴，因此我就應該在堂皇而又恰當的頌詞中蘊藏一點偉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預先准備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須猜准他可能對我說些什麼話，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預先想好的話連一句也是想不起來的。這時候，當著滿朝文武的面，萬一在我慌亂之中又把我平時那些蠢話露出一句半句，我會成個什麼樣子呢？這種危險使我驚慌、害怕、顫抖，使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不讓自己出這個丑。
誠然，那筆可以說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丟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會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鎖。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氣也完蛋了。從此以後怎麼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一接受這筆年金，我就只得阿諛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而且誰能保證年金准能發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辦啊！又得向多少人懇求啊！為保持這筆年金，會比不要這筆年金添多少麻煩，招來多少不快。因此我覺得放棄這筆年金，就是采取一個合乎我的生活原則的決定，要實際，不要面子。我把我的決心告訴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對。對別的人，我只以健康為理由，當天早上就走了。
我這一走可轟動了，遭到了普遍的譴責。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眾口一辭，指責我的行動是出于愚蠢的驕傲。這使任何不會這樣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滿足。第二天，熱利約特給我寫了一個便箋，詳細說明了我的劇本的成功，以及國王自己怎樣看入了迷。他告訴我說；“國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國里最不入調的嗓子，一個勁兒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還說，不出半個月，《鄉村卜師》還要再演一次，這第二次的演出將在全體公眾面前證實初場的圓滿成功。
兩天後，晚上九時左右，我正走進埃皮奈夫人家，准備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門口看到一輛馬車迎面而來。有個人從馬車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車。我上去一看，原來是狄德羅。他跟我談起年金的事，顯出十分熱中的樣子，我簡直沒有料到，一個哲學家對這種問題會這樣熱中。他並不認為我不願覲見國王是什麼罪過，但認為我對年金那麼漠不關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對我說，如果單為我自己打算，不關心實利倒也罷了，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打算而不關心實利就不應該，我有責任不放棄用任何可能的正當方法為她們謀求生活費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說我已經拒絕了這筆年金，所以他堅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給我，我就該提出請求。並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它弄到手。盡管我感謝他的熱心，卻並不欣賞他那些至理名言，我們在這問題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爭吵。我們發生過的爭吵一直都是這一類的，他硬要我做他認為我應該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為我認為不應該做。
我們分手時，時間很晚了。我要領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飯，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愛的人都聯合起來；出于這個願望我在不同的時機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帶到他的門口，而他卻給我們吃了閉門羹，總是不肯見他，而且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用鄙夷的語氣。只是在我跟她，後來又跟他鬧翻了之後，他們兩人才有了交情，他才開始在說起她的時候帶著欽敬的心情。
從那時候起，狄德羅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離間我那兩位“女總督”和我的關系了，他們暗示她們說，她們之所以不能更寬裕點，全是怪我不好，說她們跟著我是永遠不會有什麼好日子的。他們沒法叫她們離開我，答應憑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給她們找個食鹽分銷站、煙草公賣店之類的工作。他們還想把杜克洛和霍爾巴赫拖進他們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絕跟他們走。這整套把戲，我當時已經感到了一點，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後才弄清楚。我時常抱怨我的朋友們這種盲目而多事的熱忱，象我這樣病魔纏身，他們還要想方設法把我投進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們自以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實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給我帶來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歡節，《鄉村卜師》在巴黎演出了。在這以前，我抽空寫了前奏曲和幕間歌舞。這個幕間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樣，應該從頭到尾都是表演的動作，而且是用一個題材貫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場景。但是，當我把這個意見向歌劇院提出的時候，人家連聽都不肯聽，因此，只好照常例雜綴一些歌唱和舞蹈：這樣一來，這個穿插盡管充滿了許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劇減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熱利約特的宣敘曲取消了，恢複了我原來的那首，也就是現在印出的那首。這段宣敘曲，我承認是稍微法國化了一點，也就是說，被演員們拖得冗長了一點，然而它不但沒有使聽眾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絕不在詠歎調之下，聽眾甚至覺得至少寫得和詠歎調一樣好。我把我的劇本題獻給杜克洛，因為他是它的保護人。我並且聲明，這將是我唯一的題獻。但是我後來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題獻，不過，他應該認為他有了這個例外，比沒有這個例外還要光榮。
關于這個劇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軼事可說，不過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談，沒有空閑時間在這里多講了。也許有一天我在補編里還要談到這些軼事。然而，盡管如此，有一則軼事我卻不能不提一下，它與整個下文都可能有些關系。我有一天在霍爾巴赫男爵的書房里參觀他的樂譜。當我瀏覽了各種各樣的樂譜以後，他指著一部鋼琴曲的集子對我說：“這是人家特別為我寫的，都別有風味，也適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將來也永遠不會看到。你應該選一首用在你的幕間歌舞里去。”我腦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題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當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礙于情面，就選了一段牧歌，把它壓縮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萊特的女伴們上場時之用。幾個月後，當《鄉村卜師》還上演的時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發現許多人圍在他的鋼琴旁邊。格里姆一見我到，便立刻從他的鋼琴那兒站起來。我無意識地對他的語架看了一眼，發現正是霍爾巴赫男爵那個樂曲集，打開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並保證永遠不會離開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後，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舉行演奏會，我又看到那同一本樂曲集攤開在他的鋼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別人也好，從來都沒有談到過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時日以後有謠言散布出來，說我不是《鄉村卜師》的作者，我也不會在這里提起這件事情的。因為我從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音樂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樂辭典》，人們最後會說我根本不懂音樂。
在演出《鄉村卜師》以前的若干時候，巴黎來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劇的演員，人家讓他們在歌劇院舞台上演唱，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他們很拙劣，而樂隊當時也很糟糕，把他們演的劇本糟蹋得不成樣子，然而他們的演出還是使法國的歌劇大為遜色，一直到現在還沒能恢複過來。法國和意大利的兩種音樂，在同一天，同一個舞台上演奏，這就把法國人的耳門打開了：在聽了意大利音樂那活潑而強烈的曲調之後，沒有一個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們本國音樂的那種拖拉勁兒了；那些滑稽劇演員一演完，聽眾就走光了。人們迫不得已，只好改變次序，讓滑稽演員最後演出。那時正演《厄格勒》、《皮格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腳。只有《鄉村卜師》還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婦》)演出之後還有人聽。當我寫我那個短劇的時候，我腦子里是充滿了那一類曲子的，而我也是從這一類曲子當中得到了啟發。但是我萬萬想不到有人會把我們的短劇跟那一類曲子一個一個地核對。如果我是個剽竊手的話，那我該有多少剽竊行為被揭露出來，人家又該要費多少心機去揭露這些剽竊行為啊！然而，並無其事：他們費盡心機也沒有在我的音樂里找到任何別種音樂的最微小的痕跡。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謂原本比起來，都是嶄新的，正如我所創造的音樂的性質是嶄新的一樣。准要是讓蒙東維爾或拉莫也來經受一下這樣的考驗的話，恐怕他們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劇演員為意大利音樂贏得了一批十分熱烈的擁護者。整個巴黎分成兩派，比爭論國家大事或宗教問題都要激烈。一派權力大些，人數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貴婦人，他們支持法國音樂；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內行，一些有才華、有天才的人。這一支人馬在歌劇院里聚集在王後的包廂底下。另一派則充斥整個池座和正廳，但中心是在國王的包廂底下。當時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稱，什麼“國王之角”和“王後之角”，就是從這里出來的。爭論越來越熱烈，就產生了許多小冊子。“國王之角”想開玩笑，卻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諷；他們想說理，又被《論法國音樂的信》打垮了。這兩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寫的，後一篇是我寫的，是這場論爭後唯一存留下來的兩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經煙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盡管我予以否認——被當作游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致起來反對我，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這個小冊子所產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鬧糾紛的時候。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爭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著我的。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當時在宮廷里，問題只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范圍內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癡人說夢。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軼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
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著我派人保鏢，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並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絕我，以致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別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著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來。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系，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致社會公眾盡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罵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里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別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一個辦法。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複，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財產據為已有而已。
至于這部作品的經濟收益，雖然我只收到它在別人手里可能產生的四分之一，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夠我生活幾年，並且補充我抄繕工作的不足，因為抄繕工作一直是進行得不夠好的。我得到了國王的一百個金路易，又從美景宮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爾夫人的五十個金路易——在這次演出中，蓬巴杜爾夫人親自飾科蘭一角，——再加上歌劇院的五十個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劇本的五百法郎。這個短劇，一共只費了我五、六個星期的工夫，盡管我運氣不好，做事又笨拙，還是使我掙到了差不多和後來《愛彌兒》使我掙得的同樣多的錢，而《愛彌兒》卻費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勞動。不過我為這劇本給我造成的寬裕的經濟條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因為它給我招來了無窮的煩惱：它是許多在很久以後才爆發出來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從這個劇本取得成功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格里姆、狄德羅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文人從前的那種懇摯坦率，那種一見我就表現出來的興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談。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個堆的，彼此竊竊私語，我一人呆在那里不知跟誰說話才好。這種令人難堪的摒棄，我長久以來都豁達對之；由于霍爾巴赫夫人和藹可親，始終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種粗魯的態度還能忍受得了，我就忍著。但是有一天，他竟毫無道理、毫無借口、粗暴萬分地攻擊我。當時狄德羅和馬爾讓西都在場，狄德羅一聲也沒有吭，馬爾讓西後來時常對我說，他真佩服我當時回答的那種溫和態度和克制工夫。霍爾巴赫的這種失態等于下逐客令，我終于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回去了。雖然如此，我每談到他和他那一家人，總還是懷著尊敬的態度，而他一談起我來，卻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視的字眼，開口閉口都是“那個小學究”，不用任何別的稱呼，然而，他又說不出我對他或對他所關心的任何人有過任何對不起的地方。就這樣，他終于證實了我當初的那些預言和擔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會原諒我寫書的，並且會原諒我寫出極好的書，因為這種光榮並非他們所不能有的，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一出歌劇，更不能原諒我這出歌劇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走上這樣的道路，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光榮。只有一個杜克洛超脫于這種妒忌之上，他甚至對我更加友愛，並且把我引進季諾小姐家里，在那兒，正跟霍爾巴赫先生家里相反，我受到了尊重、優禮和愛戴。
正當歌劇院演《鄉村卜師》的時候，法蘭西喜劇院也在談它的作者，不過結果稍差一點。由于七、八年來我都沒有能使我的《納爾西斯》在意大利劇院演出，我也就討厭這個劇院了，覺得那些演員用法語演劇並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劇本拿給法國演員演，而不再給他們演。我把我這個願望對演員拉努說了，我跟拉努本來就認識，並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出色的人物，又是個作家。《納爾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負責使它作為無名氏的作品演出，並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場券，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是喜歡法蘭西劇院超過那另外兩個劇院的。劇本被鼓掌通過了，並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員們和很多其他的人並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誰。古桑和格蘭瓦爾兩位小姐飾多情女郎的角色；雖然，據我看，全劇的精神沒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說絕對演得不好。不過，我對觀眾的寬厚是很驚訝的，並且也很感動，他們竟有耐性安安靜靜地從頭聽到尾，甚至還容許它第二次演出，沒有絲毫不耐煩的表現。在我這方面，初演時就感到那麼厭煩，以致無法堅持到底。我一出劇院就鑽進普羅高普咖啡館，在那里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幾個人，他們大概也是和我一樣，厭煩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里公開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誠的認錯)，謙卑地、或者說自豪地承認了我是那個劇本的作者，並且說出了大家心里想說的話。寫了一個垮了台的壞劇本而且還公開承認自己是作者，這一行徑博得了大家的贊賞，而我也並不覺得怎樣難堪。我這種坦白承認的勇氣還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種補償。我現在仍然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直說出來的驕傲，實在多于不說出來的無謂的羞慚。這個劇本，演出雖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夠讀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來了。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這篇序里，開始闡述我的許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時為止所曾闡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機會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作品里把這些原理徹底地發揮出來了。我記得，就是在這個一七五三年，第戎學院發表了以《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為題的征文章程。這個大題目使我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很驚訝這個學院居然敢把這樣一個問題提出來。但是，它既然有這樣的勇氣提，我也就有這樣的勇氣寫，于是我就動手寫了。
為著自由自在地思考這個重大的題目，我到聖－日爾曼去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萊絲和我們的女主人(她是個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個女友。我把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愜意的旅行之一。天氣十分晴明，這兩位善良的女人負責照顧一切，掌管開銷；戴萊絲和她們一起玩；我呢，不需要操一點心，到吃飯的時候就跟她們無拘無束地尋點樂趣。
每天其余的時間，我就鑽到樹林深處，在那里尋找並且找到了原始時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寫了原始時代的曆史。我掃盡人們所說的種種謊言，放膽把他們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把時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諸事物的進展都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然後，我拿人為的人和自然的人對比，向他們指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謂進化。我的靈魂被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揚起來了，直升騰至神明的境界；從那里我看到我的同類正盲目地循著他們充滿成見、謬誤、不幸和罪惡的路途前進，我以他們不能聽到的微弱聲音對他們疾呼：“你們這些愚頑者啊，你們總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都是來啟你們自身的呀！”
《論不平等》就是這些默想的結果。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羅的口味，並且他為這部作品所提的意見對于我也最為有益，但是這部作品在全歐洲卻只有很少的讀者能讀懂，而在能讀懂的讀者之中又沒有一個願意談論它。它是為著應征而寫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預先就已經料定它不會得獎，因為我深知各學院之設置獎金絕不是為著征求這種貨色的。
這次旅行和這次寫作對我的氣質和健康都有好處。我因苦于尿閉症而完全聽任醫生擺布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們沒有減輕我的痛楚，反而耗盡了我的精力，毀壞了我的體質。從聖－日爾曼回來後，我的體質增強了一些，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這種辦法去做，決心不管是痊愈還是死亡，反正不找醫生不吃藥，永遠跟醫藥絕緣。這樣，我就開始過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門，就安安靜靜地呆著，一有氣力走動，就走動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在一起，這種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們那些可恥的爭吵，寫的書那麼缺少真誠，在社交界中又是那麼一副專斷的神氣，凡此種種，對我來說，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們的交往中，我也太難發現篤實敦厚的氣氛、開誠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態度。所以，我恨透了這種喧囂的生活，開始熱切地盼望能到鄉間居住；即使我的職業不容許我長期鄉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點空閑時間在鄉間度過。有好幾個月，我吃過午飯的第一件事，就是獨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題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當時我和果弗古爾來往極其密切，他為了職務關系，不得不到日內瓦去跑一趟，勸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體不夠好，少不了女總督的照顧，因而決定她也同往，讓她母親看家。一切都安排停當，我們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啟程了。
我應該記下這次旅行，因為這是我活了四十二歲第一次經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與生俱來一直毫無保留地對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們包了一輛馬車，不換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時常下車步行。我們剛走了一半路程，戴萊絲就表示她極其厭惡獨自跟果弗古爾留在車里。每當我不顧她的懇求，還是要下車的時候，她也就下車步行。我把她這樣任性的脾氣罵了很久，甚至于堅決反對她下車，直到最後，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對我說明了。當我聽說我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態龍鍾，有腳氣病，又因追歡尋樂而斷傷了身體的朋友果弗古爾先生，竟然從我們出發的時候起就想敗壞一個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輕，而且還是屬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好象是從云端掉下來一樣。而他這種行為，用的手段又極其卑鄙，極其無恥，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錢包送給她，還拿了一本淫書給她讀，拿他隨身帶著的那些淫畫給她看，企圖借此挑動她。戴萊絲氣憤極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書從車窗里扔了出去；我還聽說，啟程的第一天，一陣劇烈的偏頭痛使我沒有吃晚飯就去睡了，他就利用這兩人相對的一段時間去勾引她，動手動腳，簡直象個色情狂，象只騷公羊，絕不象個受我信賴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麼驚人啊！這對我又是一件多麼未曾料到的傷心事啊！到那時為止，我一直以為友誼是與構成友誼的魅力的全部可愛而高貴的情感分不開的，現在我卻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誼和輕蔑結合起來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賴和尊敬，從我所愛的並且還以為被愛的一個人身上收回來了！那個老無賴還在我面前瞞著他那卑鄙齷齪的行為呢。為了不叫戴萊絲為難，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瞞著我對他的鄙視，把他一定不會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靈深處隱藏起來。你，友誼的甜美而神聖的幻象啊！果弗古爾第一個把你的紗幕在我的眼前揭開了。從那時起又有多少殘酷無情的手阻止這個紗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爾分了手，另走薩瓦那條路，因為我不忍心再從離媽媽那麼近的地方走過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況多麼慘啊，天哪！這是怎樣的墮落！她初期的那種美德怎麼就蕩然無存了？她是當年彭維爾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動人的華倫夫人嗎？我的心多麼難過啊！我看她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只有遷地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來跟我安安靜靜地一同生活，我願意和戴萊絲盡畢生之力使她能享點幸福，這次我又熱烈地重複這種請求，但是終歸無效。她死釘住她的年金，不聽我的話，而她那份年金，雖然照付不誤，她自己卻長久以來花不到一文錢了。我還是把我的錢分了一小部分給她，如果我不是絕對深知我分給她的錢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話，我本應該而且也一定會多分一點給她的。在我居住日內瓦時期，她到沙伯萊作了一次旅行，並且到格蘭日運河來看我。她沒有錢完成她的旅程，當時我身上又沒有那麼多錢，一小時後我叫戴萊絲拿去送給她。可憐的媽媽啊！讓我把她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現再大書一筆吧。她剩下的最後一件首飾就只有一個小戒指了，她把它從自己的手指上脫下來戴到戴萊絲的手指上，戴萊絲立即就又把它脫下來，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時灑著熱淚親吻著那只高貴的手。啊！這時正是我償債的適當時刻啊！我應該拋棄一切而跟她走，相依為命，直到她最後一息，同甘共苦，不問她遭遇如何。我卻沒有這樣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對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對她能有點好處。我為她嗟歎，卻沒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內疚之中，這個內疚是最強烈、最抱恨終身的。為此，我就理該受到從那時起不斷降到我頭上來的那些嚴厲的懲罰：願這些懲罰能把我的忘恩負義之罪全部抵償掉吧！這種忘恩負義是表現在我的行為上的，但是它卻如此深地刺傷了我的心，足見我這顆心從來也不是一個志恩負義者的心。
在離開巴黎以前，我已經把《論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獻詞草擬好了。我把這篇獻詞在尚貝里寫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寫于尚貝里，因為我想，為著避免一切挑剔，還是甯可不注明寫于法蘭西或寫于日內瓦為好。一到日內瓦，我就沉浸于驅使我回到日內瓦的那種共和主義的激情之中。這種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歡迎而更加高漲。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愛護，滿腔沸騰著愛國熱忱；但因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種宗教，從而被剝奪了公民權，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慚。于是我決心公開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樣的福音節，而教條內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強加解釋，那麼，在每一個國家里，只有統治者有權確定教義和這不可理解的教條，因此，公民的義務就是承認這個教條，遵從法律所規定的教義。我和百科全書派的人們往來，遠沒有動搖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對論爭與派系的天然憎惡而更加堅定了。我對人與宇宙的研究，到處都給我指出那主宰著人與宇宙的終極原因與智慧。幾年以來，我致力于研讀《聖經》，特別是福音書，早就使我鄙視最不配了解耶穌基督的人們所給予耶穌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釋。總之，哲學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擺脫了人們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認為對于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沒有兩種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認為，凡是與形式和紀律有關的一切，在每一個國度里都屬于法律的范圍。由于這個原理——這麼合情合理的、這麼富有社會性的、這麼和平的、卻又曾給我招來那麼殘酷迫害的原理——當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既要做公民，我就應該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國既定的教義。我決定這樣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務會議席前去受訊問。然而聖教法令對這一點卻是有明文規定的，不過人們居然願意為我通融辦理。他們指定了一個五、六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個別地聽我發表改宗聲明。不幸得很，佩爾得利奧牧師——他對人親切而又和藹，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對我說，大家以能聽到我在這個小集會中致詞為快。這種期待叫我害怕極了，以致我用了三個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備好的短小的演說詞，但到要宣讀的時候，慌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在這個會議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學生，審查委員們替我說話，我呆呆地回答著“是”或“不是”。然後，我就被納入教團，公民權恢複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載入了保安稅冊，這種保安稅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繳納的，我還參加了國民議會的一飲非常全體會議，從執行委員繆沙爾那里接受誓言。對國民議會和教務會議這次對我表示的那種種感情，以及全體官員、牧師和公民的那種種懇摯而客氣的態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離左右的好朋友德呂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別受到我自己內心傾向的驅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瑣事處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給他們些贍養費，然後再帶著戴萊絲回到日內瓦來，安度余生。
這樣一決定，我就把正經事都暫時停了下來，以便跟我的朋友們一直玩到啟程的時候。在所有這些游樂當中，最使我開心的是我和德呂克老頭、他的兒媳、他的兩個兒子以及我的戴萊絲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環湖游覽。我們用七天時間作了這一次環游，天氣是再好也不過的。我對湖那一邊引起我驚歎的許多風景都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幾年之後，我就在《新愛洛伊絲》里把這些景色描寫了下來。
我在日內瓦結識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經說過的德呂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師凡爾納——我在巴黎就已經認識他了，當時對他的估價比他後來的表現要高些；有佩爾得利奧先生——當時是鄉村牧師，今天是文學教授，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風，這是使我永遠懷念的，雖然他後來認為與我絕交就顯得是個漂亮角色；有雅拉貝爾先生——當時是物理學教授，後來當國民議會議員兼執行委員，我曾把我的《論不平等》的文章讀給他聽，不過沒有讀獻詞，他似乎非常歎賞；有呂蘭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經常通信，早先他甚至還托我為日內瓦圖書館買書；有凡爾宗教授——我對他，曾以種種事實表示我的依戀與信賴之忱，這些事實原該使他感動的，如果一個神學家能被事實感動的話，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樣，我一作這種表示之後，他就轉過臉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爾的助理和繼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頂掉果弗古爾。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頂掉了；有馬爾賽-德-麥齊埃爾——他原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以後又表示願做我的朋友，當年一度為祖國增光，後來做了戲劇作家，並且想當二百人議會的議員，因而就改變了思想作風，死後成為笑柄。但是在所有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藝，思想激烈，確實是個前途無量的青年。雖然他對我常常有點模棱兩可，雖然他跟我的許多最險惡的仇人都有聯系，我還是一直愛他，並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將做我死後的辯護人，並為他的朋友複仇。
在這些往還酬酢之中，我繼續保持獨自散步的愛好和習一慣，我常在湖岸作相當遠的漫步，在這些漫步當中，我那勞動慣了的腦子總是沒有閑的時候。我琢磨著我已經訂好的《政治制度論》一書的綱要——不久我就要談到這部書；我又思考一部《瓦萊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劇的大綱——這篇悲劇的主題是盧克麗霞，雖然我是在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國戲劇中出現的時候大著膽子再讓她在舞台上出現，我仍然存著希望，壓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們。我同時又拿塔西陀來試手，把他的曆史第一卷譯了出來，譯文現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內瓦住了四個月之後，于十月間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經過里昂，省得又碰見果弗古爾。因為我預定的計劃是開春再回日內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複了我的生活習慣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閱我的《論不平等》的校樣。這部稿子是我委托書商雷伊在荷蘭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內瓦剛認識的新交。由于這部作品是獻給共和國的，而這篇獻詞又可能不中國民議會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獻詞在日內瓦產生的效果怎樣，然後再回日內瓦去。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這篇獻詞本是最純潔的愛國熱忱驅使我寫出來的，卻給我在國民議會中招來了許多敵人，在市民中招來了許多忌妒者。舒埃先生當時是首席執行委員，他給我寫了一封很客氣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輯里，甲劄第三號。從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呂克和雅拉貝爾，我得到了若干獎飾之詞；如此而已。我就沒有看到一個日內瓦人感謝我在這部作品里表現出來的由衷的熱忱。這種冷漠的態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憤憤不平。還記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賓夫人家吃飯，同席的有共和國代辦克羅姆蘭，還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當眾說，國民議會應該為這本書對我有所饋贈，並予以公開褒獎，否則它就有失體面。克羅姆蘭是個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險惡，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複，便做了一個可怕的鬼臉，逗得杜賓夫人笑了起來。這部作品為我掙得的唯一好處，除了滿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稱號，這個稱號是由我的許多朋友，接著又由公眾贈給我的。後來我又失掉了這個稱號，只是因為我太配享有這個稱號了。
然而，如果沒有對我的內心產生更大影響的某些動機的話，單是這個失敗是不會阻止我去執行退隱日內瓦的計劃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萊特府第原來缺少的那一翼側的房子添建起來，為此花了很大一筆錢。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這些工程，我們順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約四分之一里約的樣子，直走到花園的那個大蓄水池旁。這兒跟蒙莫朗西森林緊挨著，還有一片漂亮的菜園及一所破爛不堪的小房子，稱之為退隱廬。這個幽靜而十分可愛的地點，我在去日內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見時就注意到了，我曾在興奮之中不知不覺地冒出過這樣一句話：“啊！夫人，多麼美妙的住所啊！這才是為我天造地設的一個退隱地點呢。”埃皮奈夫人當時對我這句話沒有顯得怎樣在意。但是這次重來，我非常驚訝地看到，舊房子沒有了，換了一所幾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間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來埃皮奈夫人不聲不響地叫人做了這件事，並且花錢不多，只從府第工程抽出一點材料和幾個工人而已。舊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驚訝，便對我說：“我的狗熊啊，這就是你的退隱地點；你自己選了它，現在是友誼把它獻給你。我希望這份友誼能使你放棄你要離開我的那個殘酷無情的念頭。”我不相信我這一輩子曾經曆過比這更強烈、更愉快的感動：我的眼淚沾滿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雖然當時我沒有完全被征服，卻已經極端動搖了。埃皮奈夫人不願功敗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盡了方法，托盡了人，來爭取我，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還慫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來支持她，所以最後她勝利了，使我改變了決心。我放棄了返居祖國的計劃，決定並答應來退隱廬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著准備家具，等到一切齊全，開春就可以遷入了。
還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這個決心，那就是伏爾泰在日內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這個人會在日內瓦鬧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會在我的祖國碰到巴黎的那種氣氛、風尚和習俗，我又要不斷地論戰；而且在行動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膽小怕事的壞公民，別無他途。伏爾泰關于我的後一部作品寫給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複信里婉轉說明我的種種隱憂；那封信產生的結果把我的隱憂都證實了。從此，我認為日內瓦無可救藥了，而我也確實沒有想錯。如果我自覺有此能力的話，也許我應該去頂住那場狂風暴雨。但是我只是單獨一人，又羞澀，又極不善詞令，而要去對付一個目空一切、富敵王侯、既有大人先生們為他撐腰、又有口若懸河的辯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經成為女人和青年們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麼來呢？我擔心冒險犯難，徒勞無益，因而我聽從了我的和平的天性，聽從了我對安甯的愛好。這種對安甯的愛好，當年使我走錯了路，今天在這同一問題上還是使我走錯了路。如果我退隱到日內瓦，我能為我自己免掉許多大災大難；可是我懷疑，即使以我這全部熾烈的愛國熱忱，我又能為祖國做出什麼偉大而又有益的事來呢。
特龍香也差不多就是在這時候到日內瓦定居的，不久後到巴黎來闖江湖，賺了大批錢帶走了。他一到，就跟讓古爾騎士一起來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請他個別診治，但是就診的人太多，不容易擠進去。她找我設法。我就促特龍香去看她。他們倆就是這樣，在我的介紹之下，開始有了交誼，後來他們關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頭。我的命運一直就是這樣的；我一把彼此不相關的兩個朋友聯系起來，他們就准聯合起來反對我。不過，雖然特龍香一家在他們從那時就參預的那套使祖國淪于被奴役地位的陰謀之中，個個都把我恨之入骨，這醫生卻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對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內瓦後還寫信給我，建議我到日內瓦去任圖書館榮譽館長之職呢。但是我的決心已經下定了，這番盛意沒有使我動搖。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又一次拜訪了霍爾巴赫先生，因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爾巴赫夫人跟弗蘭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內瓦時去世的。狄德羅把霍爾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訴我的時候，說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動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懷念這位和藹可親的女人，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霍爾巴赫。這件喪事使我把他一切對不起人的作為都忘得一干二淨了；當我從日內瓦回來的時候，當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幾個朋友周游法國，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就去看他；後來還繼續去看他，直到我遷居退隱廬為止。在他那個小圈子里，人們一知道埃皮奈夫人——這時霍爾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來往——正在為我准備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頭上來了。他們揚言我需要人家捧場，需要都市的娛樂，連半個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數，讓他們說去，還是我行我素。霍爾巴赫先生免不了對我還是有點好處的，他給勒-瓦瑟老頭找到了一個可以安置的地方；老頭那時有八十多歲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個很大的累贅，一個勁兒請我把他打發走。他被送到一個慈善機關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離家之痛就把他送進了墳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們都不怎麼懷念他，但是戴萊絲疼愛老父，一直就抱恨終天，後悔不該讓老人以風蝕之年，遠離她而了此殘生。
差不多與此同時，有個客人來拜訪我。雖然他是我的一個舊相識，這次來訪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說我的朋友汪杜爾，他有一天早晨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突然來了。另外還有一個人跟他一起。我覺得他變得多麼厲害啊！早年的風韻完全沒有了，我只見他一副下流樣子，使我無法跟他放懷暢敘。也許是我的眼光變了，也許是酒色使他變得遲鈍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來是出于青春的光輝，而現在青春時期早已逝去了。我幾乎是無動于衷地接待了他，我們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後，我們往日交游的舊情又強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時代的回憶。我的青春是那麼溫馨地、那麼誠篤地獻給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現在這位女人的變化之大也不亞于他啊。還有那幸福時代的許多小故事，在托訥度過的那浪漫的一日，當時我是那麼天真、那麼酣暢地處在那兩個嫵媚可人的少女之間，她們對我的唯一恩賜就是讓我吻了一下她們的手。但是，盡管如此，她們卻給我留下了那麼強烈、那麼動人、那麼持久的悵惘；當年我是感到了一顆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蕩力量的，現在我相信它們是一去不複返了。所有那許多纏綿的回憶使我為已逝的青春、為永別了的青春狂熱，灑下了眼淚。唉！我對這種狂熱的不幸重來又該酒下多少眼淚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會給我帶來這麼多的痛苦！
在我離開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隱前的那個冬天，我還有過一件十分稱心的痛快事，我領略到了它的全部純潔意味。南錫學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幾部戲劇知名，這時又在呂內維爾當著波蘭國王的面演了一出劇。他在這個劇本里寫了一個竟敢執筆和國王較量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博得國王的青睞。斯塔尼斯拉夫為人豪邁，不歡喜諷刺，一看有人竟敢這樣在他面前評說時人，非常憤慨。特萊桑伯爵先生奉這位國王之命，寫信給達朗貝和我，通知我說，國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學士院。我回信懇求特萊桑先生在波蘭國王面前關說，為巴利索開恩。恩是開了，但特萊桑先生以國王名義通知我時，又補充說，這件事將在學士院的檔案上登記下來。我又複信說。這樣一來，不是開恩，倒反使一個懲罰傳于永世了。最後，由于我再三懇請，總算獲得了圓滿的結果：檔案上將不作任何記載，對這種事將不留下任何公開的痕跡。在辦理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不論是國王也好，是特萊桑也好，都對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頗感欣幸。我在這件事里感覺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們對一個人的尊敬，會在這個人的心靈里產生出一種比虛榮心所產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貴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經錄下了特萊桑先生的信和我的複函，原稿存甲劄，第九、十及十一號。
我完全知道，萬一我這些回憶錄將來得見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跡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傳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傳之未來的事還多著呢。我念念不忘地寫這部懺悔錄的偉大目標和把一切都全盤托出的這樣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心，將不容許我為某些細小的顧忌而意存規避，否則就會使我離開我的目標了。在我所處的這種離奇、獨特的環境中，我太應該對真理負責了，不能對別人再有所憐恤。要徹底認識我，就應該從我的一切方面來認識我，不管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我的懺悔必然和許多別人的懺悔聯系在一起；凡是與我有關的事，我都以同樣的坦率做這兩種懺悔，雖然我想對別人多加照顧，但是我不認為我應該對任何別人比對我自己要照顧得多些。我要永遠公平、真實，盡可能說別人的好處，只在與我有關的范圍內說別人的壞處，並且非不得已時不說。在我被置于這樣一種境況時，誰還有權利對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寫懺悔錄絕不是為著在我未死之前發表的，也不是在有關的人們未死之前發表的。如果我的命運和這部書的命運都能由我作主的話，這部書應該在我和他們死後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許多強有力的壓迫者由于對真理的畏懼而作了種種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跡掃除淨盡，這就使我為保留這些痕跡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確的權利和最嚴格的公理所容許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後應該湮沒無聞，那麼我就甯願不牽累別人，而毫無怨言地把一場不公平的、轉瞬即逝的奇恥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還要存留下去，那麼，我就應該努力使擁有這個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這個名字一同流傳下去——但應該是按真實情況，而不是按許多不公正的敵人處心積慮要描繪的那樣。